虽然有些学生认为这位“教授顾问”跟政府走得太近，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他却跟政府相隔万里。冷战并非博弈论专家所说的那种公开的史诗般对决。公开的大多是假的，就像那种让我们幻想美苏之间子虚乌有的导弹差距的宣传，而真实的大多是暗藏的，就像情报机构之间的秘战。即便是消息最灵通的局外人也不过是对冷战的谎言与秘密略知一二。只有当基辛格进入政府内部，得见“机密”文件后，他才明白20世纪50年代自己对外交政策的评论大多是幼稚的，才明白自己大大低估了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奸诈狡猾。
世界范围的冷战更是如此：不妨将超级大国为统治第三世界发生的冲突称为“第三世界大战”。即便双方信誓旦旦地要摧毁对方的威胁足以为美国、苏联和分裂的欧洲带来“长期和平”，但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中东的大部地区却并非如此。在这些地区，超级大国之间的战争通常是以代理人的形式进行的，人员伤亡惨重，令人触目惊心。我们现在知道的情况比当时任何局外人知道的都多得多。不错，谁都知道，“二战”后大家竞相“去殖民化”，欧洲那些帝国灭亡的灭亡，解体的解体，苏联没少捞到好处。艾森豪威尔抱怨道：“世界上几乎每一个新生国家都很愿意接受共产主义或其他形式的独裁，不承认其他政府的政治统治。”这些“新国家”让他联想到一排多米诺骨牌即将接二连三地纷纷倒塌[7]。有时，这一过程似乎比20世纪30年代“横扫独裁者”还要来得迅猛。侵略朝鲜，鼓动菲律宾虎克党起义，全力推翻越南政府，试图颠覆老挝、柬埔寨和缅甸，几乎成功占领伊朗，在意大利动荡地区的里雅斯特浑水摸鱼，对危地马拉进行渗透……种种事例表明，苏联处处施压，妄图在它能够影响的每一个国家加速实行共产主义占领。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上任时可能还在讨论“解放”问题，仿佛可以用某种方式让苏联退回到过去，但他们很快意识到（凯南也这么说过，因为他曾被苏联这个另类国家驱逐出境，所以说的时候完全是幸灾乐祸的）只能遏制，别无选择。艾森豪威尔任职期间只有古巴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倒向了共产主义，而且也不是因为苏联方面没有下功夫。1961年1月，赫鲁晓夫明确许诺苏联支持“争取自由的民族战争”。他想借助去殖民化的浪潮把苏联塑造成所有革命者的盟友，把美国诬蔑为新帝国主义。我们太容易忘记这一策略是多么成功。美国不能再打几次朝鲜战争那样的战争，只能通过声势浩大的“灰色”和“黑色”宣传攻势以及隐秘的行动，去延缓苏联扩大影响的步伐。“二战”期间产生的心理战思想现在被运用到每一个易受影响的国家。
世界性冷战的地理范围十分辽阔。越南共和国充斥着美国新闻署[8]打造的反共文学；越南民主共和国遭到中情局培训过的破坏者和挑衅者的渗透；印度尼西亚、老挝和泰国成了宣传的海洋。同时，美国下大力气把巴基斯坦（与土耳其、伊朗和伊拉克一道）打造为“北部”亲西方世界国家，打击印度的中立主义势力。安插在埃及担任纳赛尔总统公共关系顾问的詹姆斯·艾克尔伯格其实是中情局特工。这是一场多媒体运动，不仅涉及经济军事援助，还涉及商贸交易会、交换项目、文化旅游、图书馆、移动影院和无线电广播。在这个方面，心理战与当前的商业广告潮流如出一辙：“托儿”在外交政策中跟在销售中一样有效。这样做的结果无疑有好有坏。美国力图在国外施加影响，但不仿效欧洲殖民主义，这种现象被一些作家捕捉，成为他们书中讽刺挖苦的对象，例如格雷厄姆·格林的《文静的美国人》（1955年）、莱德勒和伯迪克合著的《丑陋的美国人》（1957年）等。总统手下的国外信息活动委员会起草的一份报告抱怨道：“尽管我们提供了大量经济援助和军事支持……尽管我们有反殖民主义的传统，我们的好意得到别人的认可，我们的社会自由而多元，但我们却似乎越来越被人们与过去和现在境况中的一些负面形象联系起来，尤其年轻人更是这么认为的。”的确，要让独立国家接受美国的意愿很难。开罗电台拿了美元居然还谴责美国在欧洲的主要盟友。更糟糕的是，第三世界领导人（比如马来人、柔佛邮政工人工会秘书塞瓦·拉加）参加交换项目访问美国时，经常受到种族歧视。
劝说无效，自然采取颠覆手段。艾伦·杜勒斯及其同僚在“二战”期间学过颠覆之术，后来又观察了苏联无情颠覆东欧各国政府的情形，惊慌失措，认为美国可以如法炮制。因此，在杜勒斯的领导下，中情局“组织推翻了两个外国政府……推翻另外两个政府的企图未能得逞……至少考虑过（如果没有参与的话）谋杀几位外国领导人”。推翻穆罕默德·穆沙德实际上是英国的主意，因为他将英控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收归国有，但中情局很快介入，大大拓宽了政变所需经费的来源。由于1951年民选总统哈科沃·阿本斯上台后，将美资联合果品公司收归国有，因此美国出于商业利益考虑对危地马拉进行了干涉。中情局组织军变推翻阿本斯，还煞费苦心捏造他是克里姆林宫傀儡的谣言，到处扩散。这类行动被NSC–5412号文件证实，该文件于1954年3月15日被艾森豪威尔总统批准，授权艾伦·杜勒斯负责策划秘密行动，但必需保证获得白宫、国务院和国防部通过所谓的“特别小组”给予的批准。1959年1月古巴的卡斯特罗上台，很自然中情局又要着手实施推翻他的行动。精力充沛的理查德·比塞尔是策划组副组长，时刻准备采取刺杀手段，刺杀对象不仅有卡斯特罗，还有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拉斐尔·特鲁希略和刚果总理帕特里斯·卢蒙巴。虽然1960年刺杀特鲁希略和卢蒙巴的凶手不是中情局特务，但刺杀武器是中情局提供的。中情局可能很少考虑这种种秘密行动一旦公之于众（在一个新闻自由的社会，这种现象自然难以避免）会造成什么样的“反冲”。举证苏联克格勃在冷战期间也采取了同样卑鄙的手段恐怕也无法证明美国行为的正当性，尤其是美国瞄准的许多目标既是共产党国家，也是民族主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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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末的基辛格对第三世界大战知之甚少。他并不知道艾森豪威尔政府为了阻止共产主义蔓延采取了哪些或公正或龌龊的手段，而且还低估了自己的无知。但是，冷战的这一面越来越重要，他不是没有察觉。1958年7月，基辛格在美国广播公司和迈克·华莱士做了一档半小时的访谈节目，内容非常好。访谈中两人先谈到1957年有关大规模报复战略和有限战争相对优点的争议，后来主持人引开话题。这次谈话展示了基辛格在成功后变化有多大。他比第一次上电视时自信得多，在华莱士的问题比较尖锐的时候，基辛格间或露出狡黠的微笑，但讲到那些比较惊险的内容则一般都面无表情，沃尔特·马修在《核子战争》中饰演格罗特斯勒教授时将这种特质刻画得淋漓尽致。
华莱士：为了让大家更好地了解您对有限战争的建议，或许您能定义一下您理解的目前美国的军事政策。美国的军事政策是什么？
基辛格：美国目前的军事政策基于大规模报复原则，就是说如果苏联发动任何侵略，我们就威胁对其发动全面战争。这意味着我们的政策基于要毁灭全人类的那种威胁。这样做太危险，我想代价也太大。
华莱士：您显然认为这不对，认为其会危及美国安全。能否请您展开谈一谈。就因为您认为有危险，就因为代价大，就不值得吗？
基辛格：不值得。这将意味着每次出现危机，美国总统就要考虑某个目标的实现是否值得毁坏美国的城市。总统就要考虑是否值得用4 000万美国人的生命攻打贝鲁特或解决其他什么问题。实际上恐怕美国总统会认为不值得，而这样就会鼓动苏联侵略，一点一点地占领全世界。
华莱士：因为您认为苏联认为我们不愿或不能（当然是不愿）打全面战争？
基辛格：苏联会明白我们越来越不情愿进行这种战争，因而他们的任务就是向我们挑战，这种挑战似乎不值得我们跨出最后那一大步，但是这样日积月累下去会摧毁自由世界……我不建议美国主动开战。只有苏联先进攻才会出现要不要打仗的问题。然后，其实我们比苏联更怕全面战争，如果苏联先发动战争，他们会逐渐抓住自由世界的软肋而借机提条件，最后叫自由世界投降。我这些话都是基于一个假设，即我们愿意和苏联一样冒险。如果不这样，我们就输了，我认为我们必须面对这种现实……
华莱士：那么您认为应该重新进行评估美国战略，从而恢复战争这种可用的政策工具吗？
基辛格：美国战略必须面对一个事实：它可能遭遇战争，如果苏联对我们发动侵略战争而我们不愿抵抗，那将意味着我们要失去自由。所以说到底这是一个价值选择问题。从这个方面看，是的，我认为我们必须把战争当作一种可以使用的政策工具。
然而，后来华莱士追问基辛格，问他喜欢的那种有限战争究竟会是怎么个打法，能不能举例说明，这时谈话出现了新的突破。基辛格不失时机地提出了一个人们眼下关注的场景，“以苏联侵略，比如入侵伊拉克为例”。这个时候离泛阿拉伯军官推翻伊拉克哈希姆王朝恰好24小时。基辛格认为，伊拉克正是那种没有美国常规军防守的地方。“如果我们能多几个师的兵力，如果我们有空运能力，那么……我们可以空运几个师过去，跟当地部队一起防守”。华莱士指责他只会提出“战争政策”，提不出任何“积极的和平政策”，基辛格严厉批评说这种二分法是错误的。
基辛格：防守政策对维护和平非常重要。当然，它们不会解决世界上的政治问题。它们只能给我们提供一种掩护，有了这种掩护我们才能采取建设性的办法。眼下有件事很重要，我们认同席卷全世界的声势浩大的革命，我们对建设自由世界有一种观念，而这种观念不仅仅建立在保卫世界、反对共产主义上，还有其他的动机。我们必须让大家明白的是我们赞成什么，而不是我们反对什么。如果我们更清楚想要创造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如果我们能让别人也知道这种观念，那么我们就不会总显得那么固执、好战，那么我们就会认同积极的措施，而不是仅仅搞什么军事结盟。
华莱士再次追问具体问题，提到新闻里的另一个国家：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利亚。当时已经是该国暴动的第四年，其再经过4年的流血牺牲终将实现独立。基辛格的回答依然是发人深省的：
基辛格：一般来说，我们应该反对殖民政权。另一方面，我们应该想出一些办法……独立的阿尔及利亚很难作为一个纯粹的独立国家存在。这个时期有个很可笑的地方，一方面你希望出现越来越多的主权国家，另一方面，不再有完全独立的国家这回事。因此，有件事一直吸引着我：我们可以倡导建立一个在经济上或是在其他发展项目上联合起来的北非联邦，阿尔及利亚可以在这个联邦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而不是成为一个纯粹的独立国家。
可以邀请纳赛尔新成立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1958年早些时候通过合组埃及和叙利亚而成立）加入吗？基辛格认为不能，补充说“美国政策对纳赛尔还没有亲善到跟他交朋友的地步，但也没有排斥到镇压他……，然而，我想说伊本·沙特不能代表我们在中东认同的那种势力”，他说的是沙特国王，此君喜欢伊斯兰教法，不喜欢世俗的泛阿拉伯主义，就是这种信仰曾让他下令暗杀纳赛尔，不过行动最终失败了。
在很多问题上，洛克菲勒对基辛格的影响显而易见：他不仅对殖民政权充满敌意，绝不妥协，而且对建立联邦政府的解决方案充满热情。但是，毫无疑问，基辛格同时也展示了自己独特的理想主义观点。华莱士问他是否认为美国能“在一个实现完全社会主义革命的世界”生存，基辛格发自肺腑地回答道：
基辛格：这个嘛，你看，你可以认为认同社会主义和革命不是件很好的事。你完全可以认为一个资本主义社会，或者我觉得更有意思的是，一个自由社会比19世纪的社会主义更具革命性，这恰好说明我们现有的一个问题。我认为我们应该在世界上发动精神攻势。我们应该认同革命。……即便是我们已采取了建设性措施，我们也应该说如果自由得到解放的话，它可以实现很多的目标……我们总是根据共产主义威胁而不是我们受内心驱使想做的事来证明这些目标的合理性。比如，我认为我们对拉丁美洲的暴乱所做的回应是非常不合适的（他是指1957年5月，副总统尼克松访问秘鲁和委内瑞拉引起当地人游行示威）。我们不应说“这些是共产党挑拨的，我们必须防止拉丁美洲赤化”，我们应该这么说：“这让我们想到了自己的职责。我们就是想做这些事，出于我们所代表的价值，而不是因为我们想打败共产党”。
这绝不是现实主义的语言。事实上，基辛格特意严厉斥责了杜勒斯国务卿，说他“在外交政策的操作上毫无定性，在外交政策的协商问题上起伏不定，没有成功地展现我们所代表的深层价值，经常在国外造成严重的不信任”。
访谈中只有一次基辛格语焉不详，那是在即将结束讨论而转向国内政策的时候。华莱士援引基辛格对另一位美国广播公司记者说的一句话：“我们的政府是老人政府，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基辛格则面带微笑坚持自己的立场。
基辛格：我说过这个话。我认为我指的这些群体成员都是很善良、很真诚、很爱国的人。他们的问题在于，他们认为自己成长的世界是正常的世界。他们倾向于在出现危机的时候让局势缓和，然后等待……期待正常势力再次显现。因此，他们执行政策就有点儿像，嗯，也许像小城市的银行家，以为形势好的时候总能赚点儿利息。
但是华莱士问他认同下一代的哪个政治家时，基辛格却闪烁其词，只是说在两个政党中都没有察觉出“任何了不起的道德活力”。于是有了以下对话。
华莱士：基辛格博士，公共领域中有谁是您崇拜的、指望其将来领导美国的？
基辛格：这个嘛，我要说，首先，我今天是作为无党派人士来这里的，我是个自由派。在这个问题上我不代表任何派别。这要具体而论。史蒂文森先生说的很多话我都很尊敬，尽管我在其他一些问题上与艾奇逊先生的看法很不相同但对他的许多话我也很尊敬。这个……在野党很难证明它的能力。
华莱士：但是您没有马上想到哪个共和党人，具有我们需要的那种理解力在当前领导我们。
基辛格：我不喜欢谈名人。我认为尼克松先生最近的讲话表现出他对当前的局势有一定认识。但是如果你问我，我还是不愿意谈名人。
一个在公众心目中已经跟纳尔逊·洛克菲勒关系很深厚的人居然说出这种话来，着实奇怪。亨利·基辛格的政治教育才刚刚起步，并且前路漫漫路漫漫。
[1] 这里提及的尼古劳斯·桑巴特，是著名的历史社会学家维尔纳·桑巴特放荡不羁的儿子。老桑巴特的博士论文是写圣西门的，而圣西门是个半社会主义、半精英工业乌托邦精神的贵族预言家。
[2] 1英亩 ≈ 4047平方米——编者注。
[3] 吕布豪森是洛克菲勒在达特茅斯上学时的室友。基辛格觉得吕布豪森人微言轻，并不待见他。两个人之间常剑拔弩张。
[4] 洛克菲勒在成为纽约州州长之时结束了与汉克斯的关系。不过，他很快又与一位叫玛格丽塔·墨菲的女士有染，她是为他的竞选之事工作的一位家族的朋友，加入了他在奥尔巴尼的团队。与汉克斯不同，墨菲已婚。1962年，洛克菲勒的妻子提出离婚，次年墨菲和丈夫也离婚了。一个月之后，他们便结婚了。在这段时间，汉克斯被诊断出患上癌症，接受了乳房和子宫切除手术。
[5] 爱泼斯坦也是一位从纳粹德国逃难至美国的移民，当时他刚出版了自己的著名传记作品《魏玛政治家马提亚·埃茨贝格尔》。
[6] 组织帕格沃什会议是为了回应于1955年发布的、旨在呼吁科学家们共同评估和反击由“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引发的危险的《罗素–爱因斯坦宣言》。
[7] 艾森豪威尔第一次提到多米诺理论是在法国于奠边府溃败之后的一次记者会上：“你搭起了成排的多米诺骨牌。之后你推倒了第一块……那么对最后一块骨牌而言，它必然会很快就倒下。”这有些奇怪，因为他并没有做什么去阻止法国的多米诺骨牌倒下。
[8] 美国新闻署（USIA）成立于艾森豪威尔总统任职期间的1953年，当时其海外的分支机构为美国新闻处（USIS）。
卷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