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四国会议即将召开，这次看似可以实现的目标就是签订禁止核试验协议。苏联接受了美国暂停大气层核试验和地下大型核试验的建议。尚需商讨确认的只有冻结期限和现场视察的次数。但是这次巴黎会谈最终失败，因为5月1日（公共假日，天上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中情局派加里·鲍尔斯驾驶U–2侦察机从巴基斯坦起飞前往苏联领空侦察，被苏联军方击落。艾森豪威尔是对的，这真是“愚蠢、一团糟”。基辛格忙得不可开交，一方面要让洛克菲勒了解仍未平息的柏林危机的最新进展，一方面还要解释禁止核试验的一些技术性问题。巴黎会议失败又为基辛格提供了反对艾森豪威尔政策的新机遇。基辛格暗中支持“导弹差距”论，他告诉洛克菲勒，“导弹上的劣势不值得担心，值得担心的是整个报复性武力体系的脆弱性”，具体来说，就是不够分散、防备不严、难以阻止苏联突袭。即便差距补上了，也会因为“相互的脆弱性”而产生不稳定的平衡。在早先的批评言论中，基辛格拿20世纪30年代做了对比，现在他要再往后退，谈谈“一战”的起源。
如果经过若干年后，大家清楚地看到我们的威胁与反威胁僵局总是通过某方的退让来打破的，那么这种安全意识有可能引起最后的摊牌。毕竟，引发“一战”的危机跟无数其他通过战争威胁解决的危机相比，似乎一开始并没有任何区别。而一旦战争爆发，则意味各方决定为一个比较琐碎的问题发动全面战争，而不去考虑其他办法。
解决办法大家都熟悉：将“投降与末日大战”之间军事方案的范围最大化，加强美国与北约其他国家之间的联系，将部分英美报复性力量交给北约控制。到1960年6月，基辛格不再讨论“‘导弹’差距会不会在1960—1964年出现”，唯一的问题是这会导致苏联的突然打击还是仅仅“逐步侵蚀自由世界……柏林危机不过是这种侵蚀的先兆”。
这时，基辛格的时机把握得比较好。巴黎峰会失败，公众情绪又回到人造卫星上天后的那种惊恐。现在，洛克菲勒和肯尼迪双双对观众和记者说，必须提高国防开支才能弥补导弹差距、找到大规模报复以外的办法。尼克松遭到两面排挤，他说自己已成为“众矢之的”，但如果不委婉指责艾森豪威尔，他就无法承认批评者是对的。洛克菲勒的问题更大：他要在共和党召开大会之前一下子蹿到尼克松前面是必须得到艾森豪威尔同意的，但如果他在总统自认为最擅长的领域上严苛批评，他怎么能如愿以偿？有件事让基辛格很恼火，1960年6月他本来要到德国做一次报酬优厚的巡回演讲，可是为了能给洛克菲勒介绍情况，只好取消。洛克菲勒要向他“就外交政策事务做最后的咨询”，因此基辛格被安排和珀金斯一道管理一个研究团队，温习团队拟定的一些立场文件。基辛格怂恿洛克菲勒考虑一些想法，其中之一是建立北大西洋联盟，这是爱德华·特勒给他的建议。6月8日，洛克菲勒扔出炸弹：对尼克松的竞选资格提出浮夸的“铅弹控诉”，演讲稿主要由埃米特·休斯起草，有些句子看得出来是基辛格的手笔（“如今美国的地位比15年前“二战”结束时不知差到哪里去了”），要想惹恼艾森豪威尔，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说辞了。洛克菲勒火上浇油，问艾森豪威尔自己要不要竞选，对方未予理睬，过了两天才不客气地告诉他，“他不认为”在国家安全问题上“给民众造成不必要的恐慌是正确的”。他忠告洛克菲勒不要再去参加竞选；别人会嘲笑他“一会儿走，一会儿留，留了又走，何时是个头”。
凭借这些好笑的错误，基辛格费尽心机保护自己的公开独立立场。不管是上埃莉诺·罗斯福的节目《人类的前景》还是接受《纽约时报》采访，他都不是以洛克菲勒顾问的身份，而是以他个人的身份。1960年7月是一个关键时期，共和党大会在芝加哥召开，同月基辛格在《外交事务》上又发了一篇文章《武器控制、视察与突袭》。这篇文章反对裁军，主张加强遏制，“不是通过数字，而是通过机动性或强化美国报复性武力”。基辛格认为：“可靠的武器控制措施”，其目的“必须是不带感情色彩地决定不去消除报复性武力，而要保持报复性武力之间的平衡”。减少核武器数量这个办法并不像主张裁军者想象的那样绝对可靠。就连视察系统或监督系统也有其局限性：任何这种系统都必须“足够可靠，能阻止有可能破坏战略平衡的逃避发生，但也不能拥有强到足以破坏报复性武力安全的渗透性”。最后，如果一方在导弹防御上取得技术突破，那么，基辛格自己喜欢的办法——“稳定进攻性武器数量”（换言之，互相遏制）也将失去作用。如果有哪个政治家用这篇论述晦涩、论调极其悲观的文章做他的竞选演讲稿，那他很快就会发现听众全跑光了。
事实上，基辛格真心实意地想保留自己作为一个学术思想家的独立性。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刊《代达罗斯》编委会无视美国总统竞选，邀请了20位顶尖权威（大多是哈佛–麻省理工武器控制研讨会委员）给“核武器与武器控制”专号写稿。基辛格也在其中，他借机玩了一个最不具政治特色的花样：180度大转弯。他写道：“有几件事促使我改变对常规武力和核武力的看法，相比之下现在我更看重常规武力。”其中一件是“我国军队内部和联盟内部对有限核战争本质的分歧”，这种分歧让我“怀疑我们是否知道如何限制核战争”。
由于没有任何国家有过战术使用核武器的经验，因此判断失误的可能性很大。不由自主地使用和常规战一样的目标系统因而导致惨重伤亡的情况极有可能发生。军事行动的步伐可能快过谈判的步伐。由于没有先例指导，双方将在黑暗中摸索行动。
这是基辛格立场上的一个相当大的转变，等于否定了自己三年前出版的畅销书的中心思想。其实这种调整不无道理，因为现在情况不同了，出现了远程导弹，苏联军火库也在迅速发展。基辛格显然也在一直倾听联邦德国政治家的观点。他承认：“如果苏联攻打联邦德国，造成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灭亡，就算它在某个时候退回到出发点，那也已经大赚一把了。”就德国而言，如果战争消除了争议地区，回到原来状况对共产党或许更有利。无论怎样，公众对使用核武器的厌恶程度在提高，而非降低。在这种情况下，唯一合理的行动方案就是增加西方的常规武器产能。基辛格再次提出一个新的指挥结构，但这次不是像原来说的分成战术军和战略军，他提议分成常规战指挥和核战指挥。现在核武器成了有限战争的最后一招，而不是在有限战争最早的策略。
有时候大转变是学术诚信的一种证明。据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曾说过：“我得到的信息一变，我就改变我的结论。先生您呢？”1957年以来核武器竞赛的事实的确发生了变化。尽管对于一个兼职政治顾问来说，这种前后矛盾有其不利的一面，但至少增加常规军必然导致的军费开支增长是基辛格现在希望看到的。这种观点的显著优势在于其与两位总统候选人的观点都不谋而合；如果尼克松不受到忠于艾森豪威尔的约束，很可能他也会接受。
基辛格回到哈佛后为洛克菲勒耗费了大量时间，做了大量工作。他写稿，请人写文件表明立场，待他们写好了自己再编辑，而且在洛克菲勒需要他时随叫随到。但是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洛克菲勒成为共和党候选人的机会一天比一天小。这一切的努力就都白费了吗？少数学者（有些是完美主义者，有些是胆小鬼）习惯留着草稿不发表。下文将谈到，基辛格后来有一整部书稿都扔在抽屉里沾灰。但1960年，他还不愿意将三年来积攒的这些文章和表明立场的文件搁置一旁、不闻不问。结果就出了一本书，即《选择的必要》，书名很合适。表面上看，这本书是他最近就美国外交政策各方面情况所写文章的汇编，但它不仅微妙地说明了历史进程与政策制定的关系，而且还委婉地劝诫下任总统从不同行动方案中做出选择。不受任何候选人影响、独立提出自己建议的基辛格当然可以不用做出选择。事实上，基辛格坚持以国际事务中心“赞助”的名义出版著作，而不是直接以国际事务中心的名义（后者意味着跟哈佛大学出版社签订的出版合同中的稿费会更少），他对独立性的坚持有些过头了，罗伯特·鲍伊十分恼怒。
任何把过去的文章整理成连续章节出版的著作都有前后不连贯的可能，任何以前出过畅销书的作者都知道评论者这次又会说些什么。沃尔特·米里斯在《纽约时报》发文批评基辛格“用不复存在的愚蠢现象指责我们，有点儿过于喜欢白费力气”。米里斯认为这本书“用很长的篇幅展示美国无法‘为自己’定义一种与我们价值观一致又足以保证我们安全的和平”，最后说道，“他强调‘选择的必要’，却没有提供任何可选之物”。L.W.马丁在《政治科学季刊》发文指出，该书对“近期战略争议做了有时虽显冗长但却合理的阐述”，还说“他需要攻击一些人，零散的鸣谢主要也是针对那些他要打压的人”。埃斯蒙德·赖特在为查塔姆研究所撰写的报告中写道：“火花飞溅，照亮了天空。但是无论对学者还是对政治家而言，书中都没有一个清晰的蓝图。尽管作者呼吁分析要敏锐、行动要灵活，但他的立场是固定的、僵硬的，就像马基雅维利向君主陈述思想与观点，保护共和国不受顽敌侵犯。”该书也许可说是“思维敏锐、思想深刻”，但同时也“相当沉闷”。
这些评价现在看起来很离谱。当然，《选择的必要》是“导弹差距”时代的产物。其出发点是惊人地声称无论杜鲁门还是艾森豪威尔都没能巩固美国的战后立场，“如果我们的立场再这么退化下去，再过15年……我们就会沦为美国堡垒，在这个世界上可有可无”。美国缺乏战略原则和连贯的军事政策；其武器控制行动与其核战略矛盾；其联盟支离破碎；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项目没有发挥作用。结果，其“生存的边缘”“进一步缩小，非常危险”；说实话，真的存在一种“悲剧”的可能——引发“国家灾难”的可能。美国存在遭受苏联突袭的“致命危险”。西方世界“麻烦大了”。这些言论在那时似乎是危言耸听，尤其是近期又出现一些关于艾森豪威尔的研究成果。事实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特文宁将军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协会的一次秘密会议（而基辛格出席了）上说，1959年2月还没有出现美苏导弹差距——这是根据U–2侦察机航拍照片做出的判断。到1961年，中情局已经近乎完全确定苏联不太能会有洲际弹道导弹，在核武器竞赛中仍然稍落后于美国。同时我们也知道，虽然苏联很乐意在第三世界，如古巴、刚果等国家，寻找推行边缘政策的机会，但是赫鲁晓夫并非真心实意想为这些落后闭塞地区打全面战争。但在下文中我们将看到，基辛格丝毫没有夸大危险，两个军备实力日益强大的超级大国有可能最后因为外交上的错误估计，就柏林问题发动战争，正如1914年列强向波斯尼亚和比利时发动战争一样。而且基辛格对西方许多评论员的嘲讽也相当正确：有些人抱有不切实际的希望，以为苏联体制会很快自由化；有些人则天真地看待与苏联的谈判，好像这样苏联就会最后让步，或者很容易在两国初始立场之间的某个点上达成妥协。
从现在来看，基辛格的具体政策建议更引人注目，因为几乎所有的建议在20世纪60年代都被采纳了（尽管我们要补充一句，那些建议不全都是他一个人的主意）。他再次主张，要应对苏联导弹突袭的可能性，必须通过“分散、强化，尤其是机动性”来增强美国的二次打击能力。这一点被采纳了。还有，基辛格否认了自己先前有关有限核战争的观点，主张美国增强常规力量，这样非核部队就能被用于对抗苏联在局部地区的“诡计”。这个建议也多多少少被采纳了。他主张美国应强烈要求在稳定的东部边界奥得河–尼斯河线基础上实现德国统一[9]，沿线双方军事力量同等削减。尽管到1990年才最终实现，但这也成了美国的政策目标。他主张签署国际核不扩散协议，对拥核国家和非核国家都有约束力，由国际原子能机构下属的一个世界观察机构来实施，国际原子能机构对所有裂变物质负责。实际上，该协议于1968年首次签署。而且，“他敦促超级大国通过谈判削减核产量、减少核储备，当然前提是设计出合适的控制方案”，正是这一路线引出了后来的战略武器限制谈判。唯一打了水漂的建议是“增强北约政治凝聚力，开始采用一种联邦制度”，然后将核武器储备置于其单独掌控之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是基辛格出版《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之后着力宣传的观点（也许是因为这是洛克菲勒最中意的观点吧）。
然而，《选择的必要》最精彩的章节不是聚焦于政策的部分，而是探讨哲学的部分。在颇具启发性的一章“论政治演变：西方、共产主义与新国家”中，作者先跟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和亚瑟·刘易斯论战，然后与卡里尔·哈斯金斯对话：基辛格针对经济学家提出的苏联制度将因经济发展朝自由化方向演变的假设，阐述了他的新式历史哲学。他同意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一定会变。
但是这种转变的性质绝不是预先注定的。它能朝自由化发展，但也能带来小说《1984》中的那种灰色梦魇。它能提升自由，也能完善奴隶制工具。而且，单纯的转变本身还不是我们这代人唯一关心的问题。同样重要的是时间尺度，即何时出现。毕竟，迦太基灭亡150年后，罗马转变成一个和平的现状型国家对于迦太基来说没有丝毫安慰作用。
基辛格明智地指出：“演变过程并不像后人以为的那样进行得很顺利，方向也不是那么清晰。西方多元主义是成百上千个选择的结果，任何选择的改变都有可能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强调个人良知，当然无意鼓励多元主义。实际上，欧洲最终出现民主是个性多样化的结果：希腊–罗马遗产、基督教的政教分离、国家的多样化以及“宗教战争的僵局强制将宽容作为一种实际需要”。用基辛格的话来说：
工业化绝不是这些因素中最重要的。如果缺少其他因素中的任何一个，西方政治演变的道路可能彻底不同……只有在后人看来演变才不可避免。历史学家……只研究成功的因素，而且是那些明显的成功因素。他们无从得知对当事人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即决定成败的选择因素。
在基辛格看来，历史过程与自然的历史有着根本性区别。
演变不是走直线而是经过一系列复杂的变化。在道路的每一步都有转折点和交叉路口，无论好坏都得选择。控制决策的条件可能非常微妙。事后看来，那种选择可能是近乎随意的，或者在当时情况下是唯一的。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选择都是所有以前的转折，即对历史、传统或价值观的反思与需要生存的直接压力相互作用的结果。
基辛格同样意识到演变有可能引起“僵硬”和“僵化”，那是衰落的先兆。他认为“国家的衰亡”，是因为“内部僵化，同时那种改变周边环境的道德能力和物质能力衰退……如果在图尔打败阿拉伯人的武士们因为相信历史上基督教必胜而投降，西方历史又会是什么样的光景？中欧今天就将是伊斯兰教的天下”。
严肃的历史思想家应该像基辛格一样相信“选择的必要”，因而相信反事实的合理性。那些更相信历史决定论的人不是过于倚赖意识形态就是想象力贫乏。然而，该章节最突出的内容还不是坚持偶然性在历史演变中的作用，而是基辛格对美国在第三世界的政策所做的推测。他写道：“除非我们让新国家理解自由和尊重人的尊严等观念，否则我们在中立地区大肆吹嘘我们和共产党的经济竞争将毫无意义。”基辛格跟许多同时代的人一样，夸大了苏联赢得产出增长竞赛的能力。但是他说得极其夸张，西方宣称优越性必须基于人的尊严而不是生产力。民主之所以能在西方发挥作用，是因为西方对政府权力有某些特殊的限制，比如法治，比如普通人“相信政治不重要”。因此，“除非我们努力维护保护人的尊严的制度，否则自由的前途将十分暗淡”。这再次表明，写作时的基辛格不是现实主义者而是自由主义者。第三世界冷战竞争的目标不是赢得对立经济发展模式的竞争，而首先是“填补……精神空虚”，因为“被共产党用自夸的马克思主义物质性改造思想的人不少，被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神学性改造思想的更是大有人在”。
7
通常都是这样，说来说去最后都归结到财政政策。洛克菲勒和肯尼迪两人都强烈要求提高国防预算、增加对外援助开支，他们阐述的理由经常跟基辛格《选择的必要》里谈的差不多。尼克松也按捺不住，想表达同样的观点，但又说不出口，只怕更加疏远艾森豪威尔。可以想象这个时候基辛格有多么困惑，他得到尼克松的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库什曼将军透露的一份文件：白宫发布的一份1961年财政年度国防预算指令。文件承诺减少国防开支，库什曼抱怨道，看起来“像是峰会惨败从未发生过”。他把文件送给基辛格“是因为我从心底里相信，你能够影响这个人；尽管他有一些毛病，但他有很多的优秀品质，能够领导我们走出现状。如果他用这种材料予以狠狠反击，他就会当上总统，或许民主党也会投他的票”。文件不是密件，但盖有“仅供官方使用”的印戳，可以从副总统办公室职员那里查到记录，说明基辛格可以引用但不能给任何人看。
基辛格不可能知道这是为他和洛克菲勒设下的陷阱，还是真心实意的示好。结果证明是后者。早在5月尼克松就得出结论：轻轻松松通过无人竞争的初选拿到共和党提名实际上是件坏事；报纸对肯尼迪在与休伯特·汉弗莱激战中获胜的报道永远多于对自己的报道。洛克菲勒后来又要重新竞选共和党提名，对尼克松根本构不成严重威胁。过去党派大会上出现过几次支持大潮让提名竞争翻转（最近一次是1952年阿德莱·史蒂文森被“选”为民主党候选人），但让他也体验一次这种支持大潮怕是纯属空想。但是现在尼克松想到，让洛克菲勒做他的竞选伙伴将巩固他在民众思想开明的美国东北部的地位；至少，在党派大会之前让洛克菲勒参加竞选能在最后跟肯尼迪一决胜负之前，展示尼克松团结内部的能力。7月22日，芝加哥召开共和党大会前两天，副总统尼克松秘密飞往纽约，与洛克菲勒在第五大道的寓所共进晚餐。尼克松坦率说明自己对选举的估计，表明愿将副总统的位置留给对方，并承诺一旦他获胜，将增加副总统职位的分量。洛克菲勒后来告诉基辛格，尼克松承诺如果他愿意做竞选伙伴，就让他：一、口授政治纲领；二、完全控制外交政策；三、负责纽约州的赞助事宜。不出客人所料，洛克菲勒拒绝接受，然后拿出一份“原则”声明，并说如果尼克松要得到他的支持，这份声明必须出现在党纲里。洛克菲勒有阅读障碍，埃米特·休斯从芝加哥打来长途电话帮忙解释附属细则。
尼克松决心要争取到洛克菲勒的支持，什么条件都答应，就连大西洋联盟的提议也答应。关键是国防预算，洛克菲勒希望增加35亿美元或提高9个百分点。尼克松知道艾森豪威尔无论如何都不会答应。他们没能确定数额，最后就这样的措辞达成了一致：“美国能够承受而且必须提供所增加的开支，以充分实施这个必要项目，增强我国国防实力。美国安全没有价格上限。”到凌晨三点半，“第五大道协议”的最后四点得到了纲领委员会主席查尔斯·珀西的认可。事发后这成了重大新闻，但这次幕后交易对双方都没有多大好处。艾森豪威尔指责洛克菲勒的行为是“个人背叛”，指责尼克松“否认”政府记录。保守派煽动者巴里·戈德华特看到大纲里竟然加入了民权方面的自由派言论而大惊失色，谴责这是“共和党的慕尼黑”。尼克松迁就了艾森豪威尔，但没有向戈德华特低头。民权方面的条目还在，但对国防方面的措辞进一步温和了。定稿写道：“美国可以而且必须提供所需一切来保证自身安全，提供必要增长的开支以满足新形势的需要……提供多了是浪费，提供少了将造成灾难。”这时轮到洛克菲勒不得不低头。他的当选梦破灭了，共和党大会上他半是不甘地投了“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的支持票。
对这种结局，基辛格毫不奇怪。他没有参加芝加哥大会是明智之举。然而，8月，他去了一趟位于缅因州海豹湾的洛克菲勒避暑山庄，“向他解释秋季选举为什么不能帮他”。施莱辛格记了日记，原因很清楚：“亨利说他不会干任何有助于尼克松的事。”洛克菲勒跟基辛格一样很厌恶尼克松：“就像亨利说的那样，把一个词断成两个部分说，‘他讨——厌尼克松’。”但事情已成定局。他必须代表这个他讨厌但不得不支持的人参加竞选，洛克菲勒“显得情绪低落、意志消沉……”，因为“芝加哥方面反应不热烈叫他很失望”。基辛格才不会勉强自己。共和党国家委员会和尼克松的竞选班子找他咨询，他跟他们说第二天去日本，所以没空。1960年时他对尼克松的反感由此可见一斑。
基辛格对洛克菲勒忠心耿耿，依然认为自己是他最杰出的顾问。（1960年11月，他对罗德·珀金斯说：“我记得外交政策方面一有问题，州长必然首先联系我。”）他继续忙活区域联盟的事，不过他越来越怀疑实际上要建的是两个联盟，一个是北大西洋联盟，一个是西半球联盟。而且他反复规劝洛克菲勒要开始为1964年更好地获得提名奠定基础，甚至提到“几个祝你好运的人”的名字：有纽约参议员雅各布·K.贾维茨，还有中西部报业老板约翰·考尔斯。实际上，基辛格对美国国内政治的机巧机制感兴趣可以说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到1960年12月，他就每周到奥尔巴尼跟洛克菲勒的高级职员一起开会，“制定未来4年的战略”。早在1961年1月，他就建议洛克菲勒，面对民主党有可能对他的州长职位提出挑战，应该先行一步，“周密思考肯尼迪可能采取的各种行动、他可能联系的机构、他可能以何种方式动用家族势力、老家伙肯尼迪在金融界有何影响等”。
1961年2月末，基辛格给洛克菲勒写了封长信，教他如何为1964年总统竞选做最佳准备：“到那时你也许会选择不竞选总统，要么因为肯尼迪要施行的政策和你的基本一致，要么因为共和党候选人可能不过是一只要牺牲掉的羊羔……然而，我大胆猜想我们不妨置身于危机之中，国家将迫切需要你的贡献。”这一次，洛克菲勒必须吸取1959—1960年的教训：当时有人批评他这个纽约州州长玩忽职守，实际上是花在建设国家机构上的时间不够。这封信可不同寻常：正好19天以前有新闻报道，基辛格正考虑进入自己向洛克菲勒说的三年后要竞争的对手、去年11月险胜讨厌鬼理查德·尼克松的肯尼迪的政府任职。
在基辛格看来，洛克菲勒似乎是民主社会贵族精神的化身。正如他对卡里尔·哈斯金斯所说（为了在《选择的必要》中发表，这一段语气明显改得缓和了）：
在我看来，非常成功的民主社会基本上就是贵族社会（我们可以证明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是靠建国先贤们的道德资本在生活，我们还有一部书面的宪法，它本身就是一种保守力量）。贵族社会，更恰当地说是一个社会价值观受到贵族观念影响的社会鼓励自我节制，而其原因并非是贵族的道德水准更高、更无私。实际上是因为他们的关系结构和精神促使他们反对个人卓越，因而反对专制统治。而且他们通过与平等民主主义的专制相对的素质观念让自己的言行合理化。
基辛格像他昔日的导师弗里茨·克雷默一样，对在华盛顿见到的大量现象深恶痛绝，尤其是政府官僚机构的那种僵硬化倾向。1956年克雷默几乎是歇斯底里地在信中谈到自己的失意，比如坐在五角大楼写一些“刨根问底的分析性研究、深刻的政治评论甚至是‘绝顶聪明’的文章”，而年轻的匈牙利人却在布达佩斯的街道上与共产党作战。对此基辛格自然深有同感：
我们非常了解历史并非真是用钢笔写出来的、用印刷机的墨印出来的。是啊，没错，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所作所为非常漂亮地文饰一番。我们的记录、我们的评论文章不正是争取他人支持的重要武器吗？是的，将心比心，我们知道，事实上别人采用我们希望他们采用的大胆而有想象力的政策，不是因为他们在思想上被我们充分的论据说服了，而是因为他们的心被我们打动了。而我们就这么坐着，我们这些训练过度的政治学家，不是冒着生命危险宣扬新的信仰，而是像律师和教授一样辩论。我们兢兢业业地抱着一种干巴生涩的文风，我们写出的文字不带一丝一毫的感情。
即便受干巴生涩的文风影响，理想主义者基辛格仍然渴望追随英雄领袖。正如他对施莱辛格所说：“我们需要有人带我们往前跳出一大步，不仅仅是对现有倾向进行改善，而是创造出一种新气氛、一个新世界。”
然而，克雷默比基辛格更担心自己的爱徒为了给那个他称为“纳洛”（即纳尔逊·洛克菲勒）的贵族当顾问，已经做出了让步。1957年12月，克雷默给基辛格写了一封语重心长的长信，规劝他要记住自己“保持自我的利他的（绝非以自我为中心的）职责”。
纳洛……不明白你在20世纪中期……代表什么。他收藏珍稀绘画；他绝不会想到去烧毁；这种野蛮行为于他是难以想象的。但是人类身上并没有被专家贴上标签，说他们价值几何，因此在这个用事实和数字来衡量价值的时代，危险是那么的严重，那些无可替代的人被烧成灰，轻易拿来做燃料，尤其是那些已经被大自然点燃的人，反正他们已经身处烈焰之中。资产阶级者的危险不大，因为他们很难烧得着；但是其他人——那些少数派，稀有者燃烧起来会是多么壮观啊！
克雷默再清楚不过了，他要写的内容会刺痛基辛格。也许他会想，要是多年前两人没有在克莱本营见面会更好。他写道：“我为你的成功感到骄傲。不光是我，还有其他许多人都指望你。你代表的已经远远不是你自己。”
但是你的成功不能毁了你的内心、你的身体……有价值的人不能让自己被“别人”给毁了，无论这些人多么“好心”，多么和蔼可亲，各方面多么超乎常人，也无论他们的“崇拜”、他们善意的不解是不是毁灭你的主要动机……
我已经在克莱本营和帕伦堡营跟你说过，独立的秘诀在于独立行动；人甚至不用志在成功。你不要，你永远都不要指望事情最终会变“好”。只有当你真的不“算计”了，你才会享有一种将你跟小人区别开来、让你不受到任何欺骗的自由。到目前为止你一直在坚持这一点，所以我非常地信任你。不过现在事情又简单了。你要抵制胸怀大志者最常遇见的诱惑，比如贪婪，还有学术阴谋。现在陷阱就在你自己的性格里。可以说，现在诱惑你的是你自己最深刻的原则：全心全意、恪尽职守。不过，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任务在前面等着你。
1961年年初，当基辛格准备回应盼望已久的权力中心的召唤时，真该回忆、深思克雷默此番告诫的含义。
[1] 具体例子可见约翰·肯尼迪于1958年8月14日在参议院所做的演讲：“我们已经培养了基辛格提出的马奇诺防线精神。”在此，肯尼迪认为并无解释基辛格是谁的必要。
[2] 基辛格与伯爵夫人建立了一生的友谊。直到夫人75岁生日时（那时他们已经认识30年了）她才建议他用更亲切一点儿的称谓“你”来取代“您”。
[3] 1955年，苏联、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匈牙利、波兰和罗马尼亚针对美英法决定吸收联邦德国加入北约一事，在华沙签订了《友好互助合作条约》。本来，联邦德国是要加入欧洲防务共同体的，但是法国国民议会拒绝批准1952年的《欧洲防务集团条约》，此事便作罢。
[4] 5种方案是：1）美、英、法力量撤回到威悉河一线，而苏联军队撤到维斯瓦河。在威悉河与奥得河之间，德国只准保存防御性军备，而波兰力量得限制在奥得河和维斯瓦河之间；2）……应当对处于莱茵河与联邦共和国东部边界之间的北约力量进行一定限制，同样应当对华约力量中的东德卫星国进行限制，这样就能使双方的军事实力大体上在数量上一致；3）或者，北约和苏联力量可以从易北河附近回撤，比如说，100英里。可以在莱茵河与奥得河之间建立起控制体系；4）……德国的中立可以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中立化同时推进；5）我们应当在奥得河沿岸划定一条分界线，让华约与北约力量同时撤退同样的距离，这样可以留出一个由平衡的德国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防御力量控制下的缓冲区，从而使该区域处于监控体系之下。
[5] 是对欧洲西北沿海地区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国的统称。——编者注
[6] 尼克松很精明，他说设立两个“超级顾问”职位，公众会越发以为“这个总统不像其他总统那么勤政”。而这一点就足以扼杀这个提议了。
[7] 马克·菲尼曾明确暗示过，尼克松是莎翁笔下伊阿古、马伏里奥和查理德三世的结合体，但是这些人格特征在1960年表现得不是很明显。问题是，“水门事件”和主动请辞已经让尼克松声名扫地，因此人们很难记住堕落之前的尼克松是什么形象。
[8] SIOP为Single Integrated Operational Plan的首字母缩写，意为“统一作战行动计划”。
[9]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民主德国-波兰边界线大体上是沿着奥得河和尼斯河划定的。这意味着民主德国将失去历史上为普鲁士王国属地的大片土地。对许多德国人（不仅是前纳粹分子和影响甚大的“流亡者联盟”成员，而言，这是不可接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