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活反应
我希望铁幕不要存在于实用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之间，我也希望如果铁幕存在于实用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之间，实用主义者不会赢得无条件胜利……我们要自问的不是我们正在做什么，而是我们必须做什么，不是我们处于何方，而是我们要去往何方。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那些不易用证据展示的东西最终正是指导国家安全政策实践的东西，而我们用来解决日常问题的那些聪明分析在某种意义上就如同柏拉图洞穴中的影子一样虚幻。
——亨利·基辛格，1963年7月
我对柏林计划的贡献就像是看球的人在边线上大喊大叫、说三道四。
——亨利·基辛格对阿瑟·施莱辛格说的话，1961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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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F.肯尼迪在美国人的集体记忆中占有独特地位。2013年11月进行的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74%的美国人认为他是杰出或中等水平以上的总统，而罗纳德·里根的支持率是61%，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为49%，林登·约翰逊为30%，理查德·尼克松的支持率最低，仅为15%。在2011年的一次民意测验中，11%的美国人提名肯尼迪为最伟大的美国总统，而艾森豪威尔的支持率仅为1%，约翰逊和尼克松更是不到0.5%。尽管肯尼迪遇刺令公众极为感兴趣，但他名气大不全是因为此事。大多数美国人坚信肯尼迪政府是理想主义的政府，而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的政府过于讲究现实主义，已经到了没有原则的地步。肯尼迪在就职演说中宣称：“让所有国家知道，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承受一切负担，面对一切困苦，支持一切朋友，反对一切敌人，确保自由之存在与成功。”肯尼迪慷慨激昂的演讲内容至今仍有人引用；相比之下，没人记得尼克松首次就职演说中那崇高的誓言：“带领世界最终走出混乱的山谷，踏上文明曙光初现以来人类梦寐以求的和平高地。”肯尼迪和尼克松，这两个政敌的命运可谓有着天壤之别：一个被刺杀、举世震惊，一个辞职、颜面丧尽，两人代表了美国政治的两个极端。令人费解的是，有个人，基辛格，曾为这两位总统都效过力。再有，至少在基辛格看来，肯尼迪不是理想主义者，他自己才是理想主义者。
曾有相当多的哈佛学者到华盛顿为肯尼迪效力，基辛格不过是其中之一。不同之处在于他一直对洛克菲勒忠心耿耿。这样就带来两个明显的后果。首先，基辛格不能得到政府其他成员的全部信任，包括他的直接上司麦乔治·邦迪。其次，在关键外交政策问题，尤其是欧洲外交政策问题上，他跟大多数人的意见显然不同。引人注目的是，（先是私下，后来在公开场合）批评肯尼迪政府的现实主义的是基辛格，敦促纳尔逊·洛克菲勒在肯尼迪任期的两个最易激化矛盾冲突的外交政策问题（德国和古巴问题）上采取更加理想主义化立场的，也是基辛格。
很难想象有哪两个城市像1961年的柏林和哈瓦那一样大相径庭：一个是寒冷的普鲁士工业大都市，16年前的那场全面战争让它至今满目疮痍；另一个是热带殖民地首都，只有几栋新的苏式高楼和几门高射炮能彰显出政府的革命性。然而就是在这两个迥然不同的地方，肯尼迪总统就职演说中那漂亮激昂的承诺将得到最终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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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哈伯斯塔姆称哈佛学者是“最优秀的、最聪明的”，无意间引用了雪莱的诗。当时媒体喜欢说他们是“神童”或“智囊团”。副总统林登·约翰逊毕业于得克萨斯州西南师范学院，他只把这些人称为“哈佛的人”。哈佛大学有50多名教师跑去为艾森豪威尔政府效力，其中不仅有邦迪、基辛格，还有阿奇博尔德·考克斯、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卡尔·凯森、亨利·罗恩和阿瑟·施莱辛格。难怪总统的母校被有些人视为“第四政府部门”。要是鲍伊和谢林也接受邀请到华盛顿工作，国际事务中心就几乎见不到一名资深研究员了。但是，即便是那些留在剑桥市的人也感到自己获得了权势。正如邦迪所说：“哈佛的人实际上比就在华盛顿特区工作的很多人还接近政府的执政过程。”艾森豪威尔在离职演说中告诫美国要防止“军事–工业复合体”[1]的崛起。在肯尼迪政府，压倒一切的则是“学术–知识复合体”。
尽管大家都知道基辛格和洛克菲勒过从甚密，但早在1958年12月，肯尼迪竞选班子就去找了基辛格。是给肯尼迪写演讲稿的内布拉斯加州律师特德·索伦森邀请他（按肯尼迪随后致信基辛格所说）“谈谈接下来几个月必须解决的长期问题和立场问题……尤其是武器的重新评估问题以及淡化处理中程弹道导弹、海外军事基地问题等”。基辛格回复他将“很高兴为公共政策发展建言”，但要求见面“交流思想”以便“明确问题”。1959年2月15日，两人在波士顿哈佛俱乐部见面共享午餐，“谈了一下国防和外交政策问题”。后来肯尼迪征求基辛格关于一篇谈“导弹项目”的文章的意见，文章认为建造30艘装备了北极星导弹的核潜艇可以缩小美苏导弹差距。（基辛格表示怀疑。）后来，肯尼迪问基辛格怎么看待德国问题，他颇具先见之明地说他“感到德国问题非常重要”。
迟早这种示好会公之于众。果然，一年后，1959年12月11日，《波士顿环球报》爆料说肯尼迪正在招兵买马成立“一个大学智囊团”，成员是哈佛、麻省理工和阿默斯特三所大学的15名学者，基辛格是其中之一[2]。哈佛法学院的艾布拉姆·蔡斯后来回忆，报纸报道只有一个错误，即夸大了该组织的架构和凝聚力。上文讲过基辛格匆忙宽慰他那些奥尔巴尼的朋友说自己不会抛弃洛克菲勒。他也许还可以加一句，还有两位共和党教授也参与了。但是，基辛格对《波士顿环球报》东家的乘龙快婿萨利·考克斯·泰勒承认：
报纸的报道基本正确……去年我跟肯尼迪派的一些人见过两次面，就一些重要问题发表了看法。
我有异议的不是报道，而是我认为肯尼迪想把我和他连在一起。我跟他和他的工作人员说过无数次，如果纳尔逊不参加竞选，我不会支持任何人。他们好几次邀请我到政府任职，我都拒绝了。
一个新的时代即将来临。一场巨大的社会文化动荡已经开始萌动，基辛格和同时代人很难视而不见。他在《选择的必要》一书中简洁地写道：“我们这一代人将生活在变化之中。我们所处的常态就是现实动荡。我们行动的成功不能用短期的平静来衡量……20世纪60年代需要英雄壮举。”基辛格与那些已经开始建立“反主流文化”的人有一个区别：他认为即将到来的动荡可能是地缘政治的剧变。
1960年年初，罗伯特·齐默曼即将从明尼苏达大学退学，改名为鲍勃·迪伦，搬到格林尼治村。大约与此同时，亨利·基辛格警告说新时代“可能是一个有重大危险的时代”。迪伦很快将在他的歌曲《暴雨》中唱出同代人对核辐射的极度恐慌。基辛格更爱使用安全研究的直白语言，警告说导弹差距扩大将会导致苏联突袭。在此将这两人相提并论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但他俩的恐惧不是如出一辙吗？《答案在风中飘扬》这首歌也写于1962年，迪伦在歌中用非常简单的语言说明了时代的中心问题：“有些人要生活多少年，才能过上自由的生活？”反对殖民主义的人经常唱这首歌，主张黑人民权的人也经常唱。但是基辛格也能传达基本相同的思想，不过他用的是散文，不是诗歌：“为人为己我们不仅有志于物质进步。我们还希望我们信仰的民主原则得到运用。我们尊重一个政府，不主要是因为它治理有效，而是因为它保证人民的自由和尊严。”基辛格在和哈佛大学最忠实的肯尼迪支持者阿瑟·施莱辛格讨论临近的大选时，表示希望肯尼迪的胜利将意味着“往前跳一大步……一种新的氛围、一个新的世界。如果肯尼迪只说自己在操控现状上胜过尼克松，他就输了。”
就普选而言，1960年总统竞选中两位候选人的得票数是20世纪竞选人之间最接近的。竞选还剩两周时，基辛格就说肯尼迪“必定”获胜，这话也说得太满了。不错，肯尼迪在电视辩论中的表现远胜尼克松，肯尼迪在下午的欢爱之后，容光焕发，而尼克松则胡子拉碴、冷汗直冒。但在实质问题上两人旗鼓相当。肯尼迪指责尼克松所在的政府“丢了”古巴，但又认定政府应将金门、马祖归还北京，难以自圆其说。而尼克松则一个劲儿地挖苦想侵略古巴的观点，尽管他此前一直力劝艾森豪威尔支持这种观点。外交政策方面谁也没有明显胜出，但有件事影响比较大，当被问到为何在亚特兰大关押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时，尼克松支支吾吾，结果失去了相当多的黑人选票。（竞选伙伴亨利·卡伯特·洛奇发誓将来会有一位非白人内阁成员，但信者寥寥。）即便如此，尼克松赢的州数多于肯尼迪，最终仅以不到113 000张选票（不足0.2%）的微弱劣势输掉普选。在伊利诺伊和得克萨斯等关键州，弄虚作假之风猖獗，理应对相关人等进行长时间法律质疑甚至刑事定罪。不过，尼克松虽然在政治上是出了名的心狠手辣，却并未对选举结果加以反驳——正如他拒绝在竞选中打宗教牌一样，因此，肯尼迪以极微弱的优势成为美国首位罗马天主教总统。
数日之后，肯尼迪的过渡团队联系基辛格，向他征求国务卿人选的意见。基辛格再次感到左右为难。这是先前示好的延续，还是在全国范围内发出的多封征求意见的信之一呢？难道肯尼迪真的想不出一个人来担任政府中这个最重要的职位？基辛格在回信中先是啰里吧唆讲了一大堆，警告肯尼迪政府可能面对“美国历史上一些最严重的外交政策危机”。
会出现柏林危机。伊朗等国家随时会垮台。非洲新国家在独立的过程中还会遇到新的动荡……卡斯特罗主义可能在拉丁美洲蔓延……我跟哈佛同人的看法不同，我认为新政府的任务不仅仅是在世界范围内实施新政准则，要复杂得多……世界主要地区不仅经济、社会秩序紊乱，而且缺乏一切政治框架。有争议的不仅是经济问题，还包括政治合法性。
他最后推荐了三次都未得到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阿德莱·史蒂文森。然而，基辛格经过思考，决定不寄出这份文件。于是，他写了封短信，推荐了已经是肯尼迪外交政策顾问之一的切斯特·鲍尔斯。最终，鲍尔斯被任命为副国务卿，成为国务院的二号人物；肯尼迪选用迪安·腊斯克为美国国务院所在地雾谷[3]的最高长官。
腊斯克曾在杜鲁门政府任助理国务卿，负责远东事务，但在艾森豪威尔任职期间主要管理洛克菲勒基金会。肯尼迪让他主持国务院、道格拉斯·狄龙掌管财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掌管国防，这么安排是在发出一个信号：他的幕僚既业务熟练又能代表两党。（狄龙和麦克纳马拉都是有私企经营经验的共和党人。）这在学术上和政治上都讲得通。毕竟，肯尼迪和洛克菲勒以很相似的方式批评过艾森豪威尔，说他不仅过于依赖“全面”核战争威胁，而且在许多国内问题上有疏忽的罪责。的确，政府与哈佛的关系重要，但新政府与洛克菲勒特殊研究项目的联系也几乎同等重要：对政府的很多批评首先就是从该项目传出的。负责撰写洛克菲勒特殊研究报告的210名专家、顾问和作者中至少有26人成了肯尼迪政府的官员，其中不仅有腊斯克和鲍尔斯，还有罗斯韦尔·吉尔帕特里克（他当了国防部副部长）、哈伦·克利夫兰（任助理国务卿）、沃尔特·罗斯托（任副国家安全顾问）。因此，特殊研究项目的主持人也应邀出任政府官员就不足为奇了。说来也巧，肯尼迪就职第二天，政府机构仍在组建中，《纽约客》发表了一篇热烈的书评，评价《选择的必要》。书评人是撰写该杂志每周一封“华盛顿来信”的理查德·罗维尔，他介绍基辛格“可能是对美国军事外交政策最有影响力的批评家”，介绍说这本书是决策者的“基本文本”。肯尼迪本人直到1963年才有空看这本书，但他显然看到了书评。而基辛格也很佩服肯尼迪的就职演说。他对阿瑟·施莱辛格说：“我认为很棒。从私心出发，尽管你去政府任职会使我成为一名正式登记的民主党人，但我还是希望传言是假的。”
虽然基辛格在听说施莱辛格得到白宫任职后心中涌起一股妒意，但时隔不久他就等到了白宫的召唤。讽刺的是，收到邀请信的时候他正下榻于洛克菲勒宫殿：维尔京群岛肯尼湾，这是由劳伦斯·洛克菲勒开发的一处豪华别墅。信是1961年1月28日写的，写信人是基辛格的哈佛老板、文理学院院长邦迪。
总统让我跟你尽早讨论你来任职的可能性。在他看来，当前情况下只有一个难题，想要你的政府部门不止一个。他不想干预任何具体部门的需要，但他想让你知道如果你有兴趣，他本人希望你加入一个由我和沃尔特·罗斯托建立的小组，直接听命于他。
2月5日出了新闻。《波士顿环球报》报道：“基辛格博士星期五面见总统，并在城里过夜。”对他的“重要任命”将是“负责国际政治与战略领域”。
正如邦迪在信中暗示的那样，政府内部各部门[4]的确有点抢儿着要他的意思。腊斯克也主动提出给基辛格安排个国务院的职位，但是邦迪已经明确提出要安排他当白宫顾问，对他说“将来可以直接与你共事”，所以基辛格很快谢绝了腊斯克的邀请。然而基辛格似乎犹豫了，原因下面再说。2月8日，他对邦迪说：“你和总统考虑的委任既有挑战性又很微妙。”问题不在于参与不参与，而在于如何参与。尽管他感到“很荣幸……应邀加入政府部门，政府的氛围、任命和行动都令我深为佩服”，尽管他“相信我最感兴趣的领域——外交与国家安全政策领域，在接下来的4年将决定国家，或是民主思想的未来”，他还是借口说哈佛的工作“可能会导致我突然离开”。因此，他要求做兼职。这样他也有时间“整体考虑一下环境，做出卓有成效的贡献”。
刚过一个星期，基辛格就回到华盛顿和邦迪研究细节问题。他们最后同意“任命他为顾问……总体负责武器和政策领域，具体负责考虑德国问题的所有环节”。邦迪说这份工作有点儿像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委员做的事，“遇到特殊问题就把委员们召来提出建议，有事才需要来，不用事先安排”。最后达成一致，基辛格在春季学期每月来华盛顿工作约一星期，暑期从5月中旬到8月底都留在这里，6月除外，因为他已经定好去欧洲访问。假如兼职行不通，他们就“重新考虑全职问题”。2月27日任命宣布。洛克菲勒的得力干将似乎就这么叛变到了民主党那边。
由于后来基辛格和邦迪的关系恶化了，所以人们不禁要问邦迪为什么这么做。出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即国家安全顾问后，邦迪完全有理由相信自己能在制定外交政策时发挥主导作用[5]。那么，为何还要引进一个洛克菲勒当上总统后将会发挥同样作用的人，而且这个人无疑对当时的至少一个重大问题了解得更深入？答案是想要基辛格并且希望他做专职的是肯尼迪，而不是邦迪。事实上，正是邦迪说服基辛格要求只做兼职。
然而，基辛格谢绝全职也有自己的道理。他和洛克菲勒关系这么深厚，显然不可能全心全意效忠这个他希望洛克菲勒在1964年总统竞选中挑战的人。由于媒体已经报道，基辛格别无选择，只能将自己和肯尼迪的谈判和盘托出。没想到洛克菲勒反倒责怪他婆婆妈妈，基辛格又是钦佩又是震惊。（他后来告诉施莱辛格：“他劝我什么职位都接受，只要能真正出力。他还说，尽管我离开他对他个人而言是个打击，但他希望肯尼迪成功，因为肯尼迪的成功就是我们大家的成功，而且他不愿猜测国家灾难的后果。”）因此，基辛格若做兼职，他自己和邦迪皆大欢喜。在做兼职还是做专职的谈判过程中，基辛格写信给洛克菲勒，热情洋溢地感谢他“对最近几星期我不得已做出的决定……表示理解”。由于总统本人有可能向他咨询，同时他还可以为这个大家希望在下次竞选中挑战肯尼迪的人出谋划策，因此他得以亲身体验在最高领导层工作的挑战。担任白宫顾问期间，基辛格仍然会为洛克菲勒的事务献计献策。
当然了，对于洛克菲勒纽约市研究所里绰号为“娘子军”的女研究员们来说，这段时期非常艰难。琼·戈德思韦特和同事们因为1961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洛克菲勒对她们的工作几乎完全不理不睬而十分失望。戈德思韦特和基辛格依然经常琢磨建立大西洋联盟的事，这也一直是洛基热衷的话题。但是，1961年4月，洛克菲勒决定“将进一步行动……搁置起来”，似乎当纽约州州长要应对的事就够他忙活的了。然而，洛克菲勒的研究人员依然在诸多事情上追踪肯尼迪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洛克菲勒还在招募新“娘子军”，例如当时刚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博士（研究维希法国的天主教）的南希·马金尼斯就是夏季招来的。基辛格新官上任，很少在纽约，但他依旧监督外交政策方面的工作，指导戈德思韦特及其同事准备“两个月一次的总结，内容涉及……国防、柏林、拉丁美洲、民防、北约、伊朗、对外援助、武器控制以及越南共和国”等问题。
在白宫兼职后，基辛格依然对洛克菲勒忠心耿耿，其忠心的程度可以从一次会议笔记看出。1961年4月30日，在塔里敦洛克菲勒的住宅召开了一次头脑风暴会议，基辛格和洛克菲勒演讲稿的起草人、特别助理休·莫罗想研究解决洛克菲勒最广泛意义上的外交政策立场问题。尽管是莫罗做的笔记，但无疑大部分话都是基辛格说的。讨论中出现了三个明显的主题：第一，重新将有限核战争视为一个可选方案；第二，无论苏联侵犯何处，都要与之对抗；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制定美国外交政策需要奉行理想主义。这份文件突出说明基辛格坚持认为外交政策必须具有道德基础，值得详尽引用。
按照新兴的和平运动，或者库布里克导演的《奇爱博士》的标准，认为准备使用核武器是一种道德行为的观点自然是奇谈怪论。但是，这种看法忽略了一个基本假设：如果不使用核武器，苏联可能将不可避免地赢得冷战胜利。
核武器只起到平衡作用。大谈核浩劫相当于抽我们的脚筋。我们必须准备使用核武器，但也要建设常规部队……
如果没有核武器，民主的犹太–基督教力量今天将不会存在。核武器，并不一定会变成核威胁，它保护了文明。
恢复核武器试验——让核武器纯净、可用于战术目的。
根据莫罗的笔记，反对试验中子弹[6]是基于“完全建构出的道德观念”。一个月后，基辛格写信给洛克菲勒说：“西方最大的难题是追求能保护我们价值的那种和平。当然，我们也能靠投降来换取和平。然而，为了保护我们的价值，我们可能需要面对一种看似自相矛盾的现象。我们必须尽可能光明正大地全力避免战争。同时，我们也不能将核武器污名化，为共产党创造核讹诈的条件。”
同样，塔里敦的第二次讨论（将古巴、老挝、越南共和国、柏林和伊朗视为国家政策层面的试验点）很难赢得反战歌曲的作者们的共鸣。然而，笔记清楚地表明，将这些地方输给共产党政府将是比反击还大的罪恶。
我们无法允许自由地区进一步缩小。我们必须守住这里。我们快到了无法回头的地步——就像一个人在滑雪道上滑了一半即将起跳时因滑得太快而停不下来……
如果我们不守住古巴、老挝和柏林，我们会大大打击自由世界团体的信心，到头来会没有人支持我们……
我们必须在全世界组织和培养民主领导人……
在西半球警察力量缺乏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在美国行使警察权力，直到这样的力量出现……
我们不能要求万事俱备才开始行动。我们不能首先把所有人都变成民主人士……让我们面对我们该支持谁的问题；让我们保卫那些混蛋，以后再慢慢改造他们……
单单去年一年越南就有9 000人伤亡……
对政府内部的颠覆行动比公开军事威胁更危险。共产党从内部建立了权力堡垒，然后说如果你们进去，我们就进去——同时又输送游击队和保障物资。恐吓民选政府。赫鲁晓夫告诉我们他会这么做。我们怎么就不当回事呢……
我们没有把这一全套技术（共产党的渗透和颠覆）用于国内政治问题和外交政策。因为不涉及公开军事行动，所以我们依照道德观念就不予反对，然而我们应该反对。
这里，尽管这些话朴实无华，但是莫罗的笔记说得很清楚，扮演警察的角色必然要跟一些讨厌的“混蛋”结盟，尤其是统治越南共和国的那些人。不过，这种妥协与共产党的胜利相比是一种小恶。这里就是问题的关键。如果共产党统治意味着数以千万计的死亡，那么战争中出现数以万计的死亡从道德上讲就是合理的。
我们不要再拿自己开道德玩笑了。消除癌细胞就像警察逼近一伙歹徒、像大夫开刀切除恶性肿瘤一样，谈不上什么违背道德原则。
我们不要再拿美国人民开玩笑了……我们的军事行动不是一个战争与和平的问题，而是保护法律、秩序和正义的问题……
尊严与人性——我们没有一种尊严感和人性感；我们见谁骗谁，然后搬出一条道德声明。这种超级正直的道德导致我们的社会变得小气、内向、神经质……
画一幅画吧，瞧瞧世界是怎么看我们的：我们是不道德的。苏联人在干的事我们统统也在干，还想给自己找道德借口，说我们做得还不够漂亮……
世界上大多数人认为我们是咏唱赞美歌的伪君子，他们讲得很有道理……我们认为1 000人进攻而战败是道德的，但是10 000个人进攻而打胜了则不道德……我们经常把自己置于一种位置，保证我们获得安全和自由所需的东西被看作不道德……
“信仰、希望和爱，这三样里面最伟大的是爱。”
我们需要一种更深刻的道德目标，我们需要甘心冒险。
价值、主张、支持观念的政策，还有起支持作用的机制与工具……外交政策不是自身的目的……我们必须制定政策，不要到谈判的时候再讨价还价。
这是一种信念，尽管这是一个写演讲稿的人为未来的总统匆匆勾勒出的一种信念。即便基辛格收了肯尼迪的顾问费，他还是力劝洛克菲勒“扮演国家的良知”，向他保证“为了帮你，你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如果一个民主国家的领导人不愿面对人民、完成必须完成的任务，那么这个国家就无法生存”。当然，在冷战时期这样的思想并不是非主流思想。赫鲁晓夫本人在肯尼迪就职前两星期就公然主张，第三世界民族解放战争将是在世界上传播共产主义的最佳途径。1963年，肯尼迪在盐湖城演讲时说明，自己的核心目标之一是“支持民族独立，这样一个集团就无法赢得足够的权力并最终战胜我们”。这实际上是他就职演说的核心思想[7]。沃尔特·罗斯托也从“原则上”反对“一种不对等，即让共产党进入自由社区而不做出任何回击”。然而，基辛格非常怀疑肯尼迪政府能否说到做到。下文我们将看到，他在很多方面低估了肯尼迪这位总统。不过，他的根本性见解后来被证明是正确的：实用主义一般会支配教条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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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看，肯尼迪政府比上届政府更精简、灵活，有利于肯尼迪制定政策、做出决定。肯尼迪看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学者理查德·纽斯塔德的新著《总统的权力》和参议员亨利·“勺子”·杰克逊领导的国家政策机制小组委员会提交的中期报告，受到了启发，轻巧地解散了艾森豪威尔的复杂官僚机构。计划委员会和行动协调委员会也双双被废除，由此消除了计划与行动在军事上的区别。邦迪是国家安全顾问，要密切配合总统工作，他主要依靠自己的小工作班子，也就是十多个“神童”。这些人又按区域分为若干个小组，对应国务院的机构设置，一旦有需要就撰写简练的分析性的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肯尼迪本人不大喜欢跟全体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开会，而更喜欢和邦迪、国防部部长、国务卿、中情局局长以及副总统开例会。遇到特殊问题就设立跨部门“工作组”，这个时候国务院常常靠边站。如果出现危机，如1962年古巴危机，总统点名成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就成为肯尼迪的“厨房内阁”。邦迪想象得到，在艾森豪威尔的任期内，一个臃肿的官僚机构将一些共识性的立场交给老朽的总统核准是什么情形，于是着手为肯尼迪提供一些有意义的选择。
肯尼迪的白宫实际运作情况跟纽斯塔德和杰克逊宏伟的重新设计有相当大的出入。新体制实际上让国家安全顾问借靠近总统之便而比国务卿享有更大优势，尤其是腊斯克坚持“国务卿的工作就是按总统意见办事”，而邦迪的位置大大有利于他去揣度总统的心思。他和那帮“神童”虽然不够老练，但一开始他们就力图建立起自身对中情局和国防部的支配地位。白宫本身也是个忙乱场所，并不是所有部门都行事有效。白宫新闻秘书皮埃尔·塞林格曾生动描述他和工作人员挤在“比两个车库大不了多少”的小办公室里，把通信用的电传打字机“装在卫生间的水管中间”。两天一次的新闻发布会就像是“纽约地铁的晚高峰”，而白宫记者办公室就在大厅对面，真是“丢人”，桌子上“乱七八糟地堆放着旧报纸、扑克牌和药瓶”，地板就像是“刚举办过抛彩带迎宾式的百老汇”。这种脏乱的场景与总统办公室仅相隔约23米。然而，尽管记者团与椭圆形办公室仅一步之遥，但他们对总统出格的风流行为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从表面看，肯尼迪的婚姻像是童话故事。他和美丽的杰姬于1953年结婚，而她正是杂志编辑的梦中佳偶。他们育有一儿一女，是战后完美的小家庭。实际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肯尼迪有无数的婚外恋。情妇包括：中情局特工科德·迈耶的前妻、本·布拉德利（时任《新闻周刊》华盛顿办事处主任）的弟媳玛丽·平肖·迈耶，19岁的白宫实习生米米·奥尔福德，很可能还有影星马琳·迪特里希和玛丽莲·梦露。肯尼迪最具争议的情妇是朱迪·坎贝尔：坎贝尔另外的情人还包括芝加哥犯罪团伙头目山姆·詹卡纳及其死党约翰尼·罗塞利。这些人及其他“新潮宝贝”都是总统的所爱。内阁秘书弗雷德·达顿抱怨道：“我们是一帮处女，他就像上帝，想睡谁睡谁，想什么时候睡就什么时候睡。”这一切中情局局长J.埃德加·胡佛都知道，而肯尼迪核心集团的人也都知道，尤其是他的秘书伊芙琳·林肯[8]。报纸却一个字都不报道。
自然，那是20世纪60年代，人们的观念刚开始发生变化。离婚率在战后跌至2.1‰的低点，随后又开始出现为期20年的上升，至1979年达到5.3‰。20世纪50年代跟随纳尔逊·洛克菲勒工作的人也很难对他的风流韵事视而不见。1962年3月，基辛格当然知道洛克菲勒和哈皮·墨菲有染，当时洛克菲勒刚跟第一位妻子玛丽离婚不久。基辛格没料到一年后墨菲竟和丈夫离婚，也没料到她第一次婚姻宣告无效后才一个月就和洛克菲勒结了婚。基辛格忧心忡忡地对阿瑟·施莱辛格肯定地说，墨菲“跟纳尔逊结婚会很失望、不开心；他这个人表面看起来和蔼可亲，实际上很孤独、清高、冷漠，她会发现自己像第一位洛克菲勒太太一样不能走进他的生活”。
基辛格的判断不可能不受到自己也几乎同时经受的婚姻破裂的影响。基辛格夫妇虽然于1961年9月生了第二个孩子戴维，但是两人已经疏远多年。结婚这么多年，安妮总是动不动就吃醋，丈夫经常去华盛顿和其他地方更加深了她的不安全感。她认定基辛格有外遇，翻他的衣服口袋找证据，但没找到，基辛格可不是肯尼迪。为了减少摩擦，基辛格说自己“在自家的车库上面修了个书房，远离一切烦恼”。到1962年11月，他经常不在剑桥，父亲开玩笑说：“用德国军人的话说，这叫‘不宜服役’。”孩子们和妈妈第一次去纽约的爷爷奶奶家时，爸爸也没去。1963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安妮怀疑他不忠，两人又吵了一架，基辛格情绪失控。一气之下，基辛格离家出走，再也没回去。不久，夫妻二人决定分居，安妮带着子女还住剑桥，基辛格搬到波士顿风景最优美的贝肯山的一套单身公寓。
基辛格跟弟弟不同，想过一种传统的家庭生活，娶一位华盛顿高地正统德裔犹太人社区的姑娘。基辛格从被占领的德国返回美国之前决心要做许多事，而他这么做，那些决心算是白下了。他这么做是因为他爱父母、尊敬父母，尽管他已失去自己的宗教信仰。这种妥协失败了——这样的妥协往往都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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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迪总统任职的头一年，白宫处处纪律涣散，他的行动磕磕绊绊或许也就在所难免。绊脚石正是离佛罗里达海岸90英里的古巴岛。1959年年初，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游击队夺取了古巴政权，而古巴自西奥多·罗斯福当政以来就是美国非正式的附属地。卡斯特罗是一位很有个人魅力的民族主义分子，那年春天访美，尤其是他在哈佛大学军人球场对万名观众发表了洋洋洒洒的演讲，受到媒体追捧。（邦迪在演讲前代表法学院论坛和哈佛大学介绍了卡斯特罗，简直无法掩饰对这个加勒比海盗煽动分子及其胡子拉碴的随行人员的厌恶。）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卡斯特罗打算和苏联结盟，加上古巴前政府流亡海外的支持者游说成效越来越明显，中情局的艾伦·杜勒斯和理查德·比斯尔决定必须使卡斯特罗下台。说到秘密行动，比斯尔对自己的一套技巧信心十足。他起草了一份颠覆古巴政权的计划，包括建立一支政治反对势力、组织一场持续的宣传活动、派一支准军事部队入侵古巴，最好能争取古巴内部反对卡斯特罗的武装力量的支持。对多数美国选民而言，古巴问题不是1960年大选的关键问题，但是10月，古巴问题却成为竞选辩论的焦点；有报道称，肯尼迪赞成“美国干预古巴”，尼克松虚情假意地斥之为“可能是他在竞选过程中提出的最危险的不负责任的建议”。肯尼迪赶紧公开否认打算使用“赤裸裸的武力”。然而，竞选胜利后不久，他就听取了比斯尔发动“冥王星行动”计划的建议，尽管心存疑虑，但也并未打算取消。
该行动后来改名为萨帕塔，部队决定在猪湾登陆，不在古巴的特立尼达港登陆，但行动最终失败了，注定失败的原因有四点。首先，中情局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无法就可行的入侵计划达成一致。（前者主张使用游击队，后者想调用常规部队。）其次，这本该是“秘密”行动，但无论是卡斯特罗政权还是美国媒体却早就得到消息、全程知悉，因此毫无突袭可言。再次，美国政府内部那些心存怀疑的人，尤其是阿瑟·施莱辛格和切斯特·鲍尔斯，没能使公众信服，因为支持比斯尔的人腊斯克、麦克纳马拉、莱曼·莱姆尼策（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都比他们职位高。应肯尼迪要求，施莱辛格还要起草白皮书以解释干预的合理性。最后，这一点也很关键，有相当多的证据证明行动失败的可能性很大，但总统本人却视若无睹，坚持相信艾森豪威尔政府遗留下来的那些专家，相信自己迄今为止的好运。那些有疑心的人完全可以放心，这次行动考虑不周，火力指向哪里都达不到目标，根本不可能成功。最后还是肯尼迪总统本人拒绝考虑美国部队直接参与入侵行动，取消了对卡斯特罗空军的第二次打击，拒绝在行动失败后予以空中支援。4名美军飞行员在行动中丧生。三天激战下来，100多名古巴流亡分子被击毙，1 200人被捕，其中很多人在偷袭失败后被处死，被一起处死的还有一些当地支持政变的卡斯特罗反对者。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告诉《新闻周刊》记者，他不认为美国对这次惨败负有任何责任：“武力在这个世界上是一种赤裸裸的残忍的东西，如果你要使用武力，就必须准备好坚持到底。”
最优秀的、最聪明的人造成了令人沮丧的灾难。肯尼迪气冲冲地说：“这次我们真的搞砸了。中情局和国防部的那帮人怎么会出这么大的错？”施莱辛格在日记中写道：“说明这届政府不过是艾森豪威尔–杜勒斯那段过去的延续。我们不光看起来像帝国主义者，我们还像是无能的帝国主义者，这更糟糕；而且我们还像是愚蠢的、无能的帝国主义者，这是最糟糕的。”尽管肯尼迪公开为这起惨败承担责任，但幕后还是有很多人被牺牲了。在麦斯威尔·泰勒将军的研究小组提交了一份证据确凿的报告之后，杜勒斯和比斯尔被逐出中情局，原子能委员会主席约翰·麦科恩被任命为中情局局长。1962年10月，泰勒接任莱姆尼策成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受之有愧的赢家是邦迪，他最大的过错是没有说明一个重要问题：失败的危险远远超出干脆取消行动。正是他一意孤行解散艾森豪威尔的“文件作坊”，正是他一口咬定用不了十几个“神童”就能取代老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更不要说国务院。然而，事情过后，邦迪的权力反倒有增无减。国家安全委员会搬到了白宫西翼的地下室，从今往后要找总统，谁也不如它的成员方便。国家安全委员会隔壁的保龄球场被改成了形势分析室（实际上有两间办公室），意在强调决策过程，这是以前所没有的，打造一个“漏斗，让全国所有安全机构的一切机密情报都流入其中”。
正是在这场旋涡之中，基辛格走马上任，做兼职白宫顾问，他几乎对古巴事件浑然不觉，大多数时间住在远离华盛顿的剑桥。偶尔会有中情局通讯员送来绝密资料，存放在他神学街办公室那个专门购置的保险箱里。邦迪给他下达第一个任务后，他就埋头对美国国防政策进行全面修订，这是他多年的主张，也是肯尼迪竞选的重要内容。基辛格应邀到首都去“一两天”，他感到很诧异的是，有人来问他怎么看待补充军事预算这件事。他像一下子就被扔进深水区里，后来他回忆道：
我一到……就给我一大堆材料，里面有50份不同的建议，还有一份说明性文件。两个专门工作组做的工作都在这里，每个小组都忙活了一个半月。我拿到的这份报告是要讲两个小时的，每次连续讲半小时。他们让我半小时内准备一份评论备忘录，并和邦迪见面进行初步评审。我没法跟报告作者讨论他们的想法，也不知道里面什么内容是总统关心的问题。最后，我一直熬到凌晨4点，写了一份报告备忘录，后来给人拿走了。
在这种情况下写作，基辛格必须讲究学术细节。国防部承认克劳塞维茨式的全面战争和有限战争的传统区别，这很好。但似乎没有把握住有限遏制和反击力的差别：有限遏制理论断言“有些形式或所有形式的侵略……可以通过用苏联不可接受的破坏方式来威胁它以进行遏制”，这样“传统意义上的胜利就避免成为惩罚能力”；反击力则要么是指“遭受首次打击后仍然能赢的强大报复性力量（基辛格认为这毫无意义），要么是指“一种能先发制人取得胜利的报复性力量”。
如果华盛顿的人读到哈佛–麻省理工武器控制研讨会发出的这份公文，没有人会认可。于是基辛格又接到第二个任务：评论特德·索伦森对“灵活反应”概念所做的备忘录，准备提出肯尼迪政府新的国防战略。在此，基辛格再次采取强硬路线：为什么总统要提议放弃“预防性战争、先发制人的战争或任何其他大规模首次打击策略”？为什么要不求回报地排除这些选择？
为了掌握主动权，基辛格就“主要国防选择”给肯尼迪起草了一份篇幅很长、内容很复杂的备忘录，详细说明为什么反对二次反击力战略，为什么支持或反对首次打击，以及为什么支持或反对有限遏制。跟往常一样，他的主要论点是过分依赖核遏制是危险的，因为除了毁灭性的苏联首次打击以外，鲜有问题似乎值得发动全面战争。需要“大幅加强自由世界的有限战争实力”，这样美国及其盟国就依然能够“在局部进行干预”。但是他换了一种方式来说明这个问题。不错，进一步强调常规部队建设必定带有危险。它可能“引起盟国恐慌，或者诱使苏联鲁莽行事……我们必须小心，不要给人留下一种印象：我们宁愿意被常规部队打败，也不愿使用核武器”。但是，不建设常规部队则危险更大：发生冲突后，总统会“失去决定使用核武器的控制权”，让喜欢开枪的军队掌握主动权。在此，基辛格拿“一战”爆发进行比较，说明“让军队制定基于‘纯粹’战略考虑的计划是很危险的……‘一战’之所以不可避免，部分原因是谁都不懂该如何结束动员状态”。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基辛格读过这份文件。不过，如果他读了，很可能表示同意。尽管芭芭拉·塔奇曼的《八月炮火》还未出版，但猪湾事件已经让肯尼迪尝到受军事策划者摆布的滋味了。到下次古巴危机出现的时候，他一定心事重重，担心泰勒将军后来所称的“按时间表打仗”这种意向。
20世纪60年代学者型战略家的最大缺陷在于喜欢抽象思维，在博弈论的逻辑上走极端。基辛格恰恰相反，渴望将核时代的窘境化抽象为具体。他抱怨道：“我们的规划大多考虑的是末日之战的那种军事力量，希望毕其功于一役。如果上述分析正确，我们应该更多地考虑局部危机在一段时间内是如何发展的，尤其是半个月后局势会怎么发展，一个月、一个半月……之后又是什么局势。”然而，对基辛格来说，古巴和老挝（美国怀疑老挝也会倒向苏联）都是未知领域。在他看来，超级大国争斗的主战场在欧洲、具体而言在德国是不证自明的。在德国问题上他感到自己最有发言权。因为在那些“神童”当中没人比基辛格更了解德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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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柏林危机人们到现在都还记得，但不如次年古巴危机那么影响深远。然而，从诸多方面看，柏林危机更严重。因为美国在德国问题上的立场相当软弱。正因如此，肯尼迪政府更愿意在柏林问题上进行核威胁。不过，赫鲁晓夫认为，德国前首都的地位只不过是稍有变化，美国不一定会铤而走险。1961年6月，赫鲁晓夫和1958年11月一样，发出最后通牒，限令三个西方国家在三个月内从柏林撤军。他想和民主德国单独签署和平协议，从此控制人们在该市的出入权。这位苏联领导人有两个主要考虑：第一，阻止移民从东柏林流入西柏林，因为这种流动威胁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存在；第二，阻止联邦德国的军事力量复活，他担心联邦德国自身会变成一个核大国。至于他的第一个考虑是不是想检验美国的决心还很难说清楚。
肯尼迪在竞选后很快得知苏联“压力很大，要解决柏林问题，以及阻止难民从铁幕之后移往西方”。但是美国的立场比较复杂，因为欧洲的一些（虽然不是所有）盟国不肯让步。英国支持柏林成为自由城市，但法国不同意。戴高乐在巴黎对肯尼迪说：“任何从柏林的撤退、任何地位的改变、任何撤军、设置任何交通通信方面的新障碍，都意味着失败。”正如欧洲盟军最高司令诺斯塔德将军所言，问题是任何“因柏林问题而发动的战争都将是核战争，或者迅即成为不光彩的失败”。理由似乎是明摆着的：西方根本没有机会就柏林问题打常规战争，因为周边的苏联红军人多势众，数量远远超出西方军队。
柏林危机的处理和猪湾事件很不一样。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官员联合组成了柏林问题小组，协调人是助理国务卿福伊·科勒、助理国防部部长保罗·尼采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代表戴维·格雷少将。但是柏林本身的局势不同寻常。美国驻柏林的指挥官在政治上要向美国驻西德大使汇报，但对于军事问题得向海德堡的一位四星上将汇报，再由上将向驻巴黎的诺斯塔德将军报告。诺斯塔德将军不仅是欧洲盟军最高司令，还是1958年11月西方三国为保卫柏林建立的秘密军事组织“活橡树”的指挥官。令局势更为复杂的是，1961年8月，肯尼迪派卢修斯·克莱将军（战后德国美占区前总督）作为自己的私人代表出访柏林。美国驻苏联大使卢埃林·汤普森及时向肯尼迪总统传递信息：他敏锐地发现民主德国有可能“封锁扇形边界，防止他们认为不可容忍的持续不断的难民穿过柏林事件的发生”。然而，在华盛顿，他很快感受到了压力，反对势力在这件事上也不让步。极力要求美国采取强硬立场的就有基辛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