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对他的问题最好的答复就是我下周去华盛顿参加几次德国问题座谈会。柏林问题很复杂，势必众说纷纭，但是如果我不想支持我国政策的主要路线，我是不会跑到首都去的。至于我和白宫合作的程度，这主要是一个技术问题，跟我在哈佛的义务和我能在华盛顿承担何种责任有关。
看来，基辛格在白宫的首次表现就这样在一片抱怨声中结束了。他也无法再接触到机密材料了，中情局放在他剑桥办公室的保险箱也被搬走了。柏林危机最危急的时候，他依然离白宫战情室很遥远——确切地说，他是在杜克大学做报告。然而，由于没有任何公开声明，世人依旧认为他是“肯尼迪的助手”和“总统特别顾问”。
柏林问题的高潮发生在1961年10月27日，星期五。正如基辛格所料，苏联授权民主德国边防警察要求盟国居民出示证件之后才能驱车进入苏联占领区。克莱为了掌握主动权，决定抵制这种有违常规的做法，安排武装人员护送外交官进入东柏林。于是双方都在柏林中心部署了坦克。27日夜，在弗里德里希大街查理检查站破烂不堪的哨所两边，美苏各自调集了10辆坦克，美军是M48坦克，苏军是T55坦克。双方部队均荷枪实弹，相距仅约146米。午夜时分，肯尼迪守在华盛顿的电话旁，克莱向他报告又有20辆苏联坦克开过来。柏林城内的美军坦克总共只有30辆。这是冷战时期决定性的时刻之一，也是冷战时期最离奇的时刻之一，因为从弗里德里希大街地下车站出来的柏林人发现他们很可能就处在世界大决战的中心。
克莱对亲身经历的柏林空运记忆犹新，他肯定苏联此番行动是虚张声势。从我们现在对赫鲁晓夫了解的情况来看，他的猜测八九不离十。然而，肯尼迪及其顾问再次退却。总统秘密地派他的弟弟、司法部部长罗伯特·肯尼迪通知温和的苏联间谍格奥尔基·博利沙科夫：“如果苏联坦克开走，美国坦克也将在20分钟内开走。”与此同时，迪安·腊斯克指示克莱，“美军进入柏林不是美国的重大利益之所在，不必坚决诉诸武力并提供保护”。第二天上午10点30分，苏联坦克撤退，半小时后美军坦克也撤退。在苏共第22届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不失时机地宣布他要取消对柏林的最后通牒。大家心照不宣，美英法三国官员依然享有出入柏林苏联占领区的权利。
柏林危机结束了，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一个重要的先例。肯尼迪不愿冒险打核战争，而是准备通过侧面渠道做出让步，只要没人看见他公开退缩就行。这就是活生生的现实主义。
7
柏林危机过后，肯尼迪调整了他的外交政策团队，史称“感恩节大屠杀”。切斯特·鲍尔斯卸任，腊斯克的副手换成了乔治·鲍尔；罗斯托调任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卡尔·凯森调到国家安全委员会做邦迪的副手；迈克尔·福雷斯特尔和罗伯特·科默成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分别负责越南和中东事务。这里出现一个问题：即便美国的生死存亡看来系于柏林问题之上，邦迪偏偏很少真正倚赖他的哈佛同事、一位地道的德国问题专家，为什么？真的像基辛格对施莱辛格抱怨的那样，这只是一个“个人竞争”问题吗？答案是，邦迪决定从一开始就让基辛格与总统保持一段安全距离，这其实另有原因。基辛格辞职时施莱辛格曾无意中透露过。原因在于他们还是把基辛格看成洛克菲勒的人——而纳尔逊·洛克菲勒依然是1964年最有可能挑战肯尼迪总统职位的人。
基辛格为了否认对肯尼迪不忠，煞费苦心。他力劝施莱辛格对肯尼迪说：“尽管基辛格过去给洛克菲勒州长做过顾问，但他在担任白宫顾问期间从未给洛克菲勒提过建议，现在也不打算这么做。他认为外交政策由民主党政府处理比共和党政府处理要好。”罗德·珀金斯让他为洛克菲勒起草一份演讲稿，“评论、批评肯尼迪政府的外交政策”，基辛格拒绝了，因为“只要我还是白宫顾问，和政府保持着一种关系——无论是多么微弱的关系，那么要我攻击政府是不合适的”。然而，他对洛克菲勒的解释却极为清晰地表明了他对肯尼迪是多么失望：
我深深感到国家灾难迫在眉睫。我们的德国政策削弱了阿登纳的地位，要不了几年，德国不是民族主义就是中立主义。15年来的大西洋区域合作的成果也岌岌可危。我们的道德资本惨遭挥霍，北大西洋共同体很快就会变成一场虚幻的梦。我们不果断，没有目标，所以苏联就不妥协。我们的裁军立场也只是装装样子，徒有其表。我们的行政手段混乱不堪，冷酷无情，所以许多工作人员没有工作热情。我们在不发达地区的言论变来变去，叫人难以摆脱美国犹豫不决、国势衰落的印象。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我预计美国不仅要遭遇外交政策上的挫折，而且还要出现惨败。在东南亚、刚果、伊朗和拉丁美洲，我们的优势极其微弱，稍有不慎就会彻底失败。
此外，基辛格表明“一旦现有的柏林决定不可改变，而这些决定跟我想象的一样”，他马上就“割断”与政府“所剩无多的联系”。尽管他不能起草直接攻击肯尼迪政府的演讲稿，但他准备在其他各个方面助洛克菲勒一臂之力。
我将很开心能和你随时见面，告知你我对时事的看法。我将很高兴为你的研究团队核查事实的准确性。我会很乐意浏览戈德金讲座的讲稿（洛克菲勒答应在哈佛大学做讲座，讲他最喜欢的题目：联邦政治）。只要我们最杰出的公民之一、和我友谊深厚的人需要我的判断，我什么都可以做……共和党没有提名你做总统候选人真是可悲。我相信你，期待不久之后便能够毫无保留地与你合作。
第二天，他答应“11月中旬以前”，将“我们讨论过的两份备忘录”寄给洛克菲勒，“一份是讨论自由世界的政治结构问题，一份讨论该采取何种措施让自由这个概念有意义”。
基辛格11月3日致信肯尼迪正式提出辞职以后，又开始心安理得地为洛克菲勒效力。一个月后，他为洛克菲勒起草了一份核试验的文件。之后，在同一个月，他草拟了一份有关“自由本质”的文件，很可能就是洛克菲勒的戈德金讲座讲稿。到1962年年初，他又重新开始就所有外交政策问题为洛克菲勒做顾问。他不在，纽约研究办公室的士气便一落千丈。琼·戈德思韦特抱怨她一点儿也不清楚，自己的工作目标是否有两个：“一个只是为纳尔逊·洛克菲勒提供政治弹药击败肯尼迪，赢得1964年大选；另一个是除此以外，还要帮助他了解一旦当选必须应付的一些问题，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他积极发展项目、提出建议。”（她补充道：“说实话，能不能做到第二点我深表怀疑。”）为了提高工作效率，珀金斯和基辛格决定任命一名新的研究小组负责人，先是让《哈佛深红报》前执行编辑杰伊·艾斯林来做，后来又请纽约州代表、国会女议员杰西卡·韦斯做。戈德思韦特和玛丽·博兰见没有提拔自己，便双双辞职。直接后果是基辛格的工作量激增。到1962年3月，他经常“就整体国家政策……与州长谈话”。
但是又出现一个问题。基辛格回到洛克菲勒阵营不到一年，邦迪和凯森请求他恢复原先作为华盛顿和波恩之间交流渠道的角色。于是基辛格只好再度写信说明自己为谁尽忠职守，这次是写给珀金斯。他在信中解释，邦迪希望他承担“与我们的北约规划相关的一份特殊使命”。
不过除了那份我一个星期就完成了的使命，从10月底以后我就与政府没有任何关系了。
我在履行上述使命期间，又以顾问身份成为政府一员。其中的情况非常复杂，很难解释他们是怎么操作的。他们对“新边疆”（这是肯尼迪在1960年民主党大会上做总统提名演讲时提出的一个口号）的政治技术问题进行了相当有趣的评论。
我讲得这么详细是想让你完全明白一点，尽管这种事只出现过一次，但是我感到以后白宫再有什么具体问题找我，我可能有责任回答。而如果出现这种事情，碰到同样的具体问题，我将不能参与为州长起草立场文件的工作。
这不是什么迫切问题，因为我说过，我和政府的联系很薄弱，我打算就让它这么薄弱下去。但正因为现在不存在任何问题，所以我必须表明：只要涉及我接触过政府情报的问题，在此后一段合理的时限内，我将无法为州长效力。当然，以后当我须判断要不要为白宫承担任何具体任务时也会谨记这一点。
我想表达的主要观点是，我相信我们处于深重的国家危机之中，只要国家征求我的意见，只要我认为自己的话有点儿作用，我都会责无旁贷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一点我几乎不必补充，纳尔逊始终都能向我提出特殊要求，因为我和他有着深厚的友谊，因为我对他忠心耿耿。
“灵活反应”是肯尼迪政府的标志性思想之一。这个词语用在基辛格身上也很恰当，因为他一方面试图在肯尼迪政府中发挥作用，另一方面也与其最知名的政敌之一保持着联系。灵活反应作为军事战略的缺点在柏林危机中暴露无遗；最终肯尼迪就是不信可以跟苏联打有限战争，而这种战争不会很快升级为全面核战。由于缺少可靠的军事选择，他和赫鲁晓夫达成的协议不止一份，而是两份——致使柏林被一堵可怕的墙一分为二，这堵墙构成的“死亡地带”在其28年的历史中夺去了122~238人的生命。
柏林危机也表明，想在美国联邦政府行政部门立足，靠灵活反应是靠不住的。在此，区别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或者用基辛格这个时候喜欢的说法，实用主义和教条主义）再次显示了其重大意义。前文说过，在德国问题这个核心问题上，基辛格是理想主义者，他坚持运用威尔逊总统所倡导的民族自决原则。肯尼迪是实用主义者：虽然基辛格强烈反对修筑柏林墙和由民主德国控制西柏林的出入权，但肯尼迪却一再让步。现在看来，我们可能要感谢我们的幸运星，当时在战情室占主导地位的是实用主义，而不是理想主义。无疑，肯尼迪愿意在柏林城里筑道墙，而基辛格更愿意为柏林问题打一仗。
然而，基辛格也有他实用主义的一面。他像自己的导师比尔·艾略特一样渴望进入权力中心。但是，他一方面想应民主党总统之邀进入权力中心，另一方面口袋里又揣着一张门票，打算他日进入共和党政府，这一招也太现实了，所以行不通。邦迪给基辛格好好上了一课，让他知道了白宫里是怎么玩弄权术的。这也无可厚非，我们可以说他是不想让自己的门生发挥重要作用。邦迪这么做教会他一点：接近总统不是美国政治中最重要的事，而是唯一的事——不能接近总统，就算是哈佛最优秀、最聪明的神童也注定无能为力。不幸的是，基辛格的下一个教训，即记者提问这一政治中最具欺骗性的危险也几乎同样令其痛苦不堪。
[1] 艾森豪威尔本来是打算提出“军事–工业–国会复合体”，以表明自己对某些国会议员（包括后来接替他而成为美国总统的人）坚持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追上与苏联之间的“导弹差距”这种想法的沮丧情绪。但在最后一分钟，他还是删去了“国会”。
[2] 其他的哈佛教员还包括：萨姆·比尔斯（行政学）、艾布拉姆·蔡斯（法学）、阿奇博尔德·考克斯（法学）、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经济学）、弗雷德·霍尔伯特（行政学）、小马克·德沃夫·霍韦（法学）、巴顿·里奇（法学）以及小阿瑟·施莱辛格（历史学）。这篇文章里还提到5位麻省理工的教员——戴维·弗里施、马丁·迈尔顿、卢西恩·派伊、沃尔特·罗斯托和罗伯特·伍德。此外还有来自阿默斯特的厄尔·莱瑟姆，他当时在哈佛大学访学。不过，《波士顿环球时报》还漏掉了一位肯尼迪咨询过的哈佛法学院教授：小阿瑟·萨瑟兰。
[3] 华盛顿的美国国务院所在地，原计划作为陆军部办公楼。
[4] 原文中的“Beltway”，是美国第495号州际公路，是环首都华盛顿市的高速公路，于1961年12月开通。在此以这条路代指政府部门。
[5] 然而，这一点毫无疑问是无法保证的。这个职位是在保罗·尼采拒绝之后才给邦迪的，因为尼采误以为在一个主要部门的高级职位上会有更大的影响力。
[6] 中子弹于1958年开始研发，是一种“加强辐射”武器。经过核聚变而释放出的中子对于中子弹爆炸范围内的人而言是致命的；由于与氢弹相比，中子弹爆炸的效果和释放出的热能较小，因此中子弹对建筑物和基础设施的毁坏程度也较小。
[7] “对那些我们欢迎加入自由阵营的新国家，我们恪守自己的誓言：绝不让一种更为残酷的暴政来取代一种消失的殖民统治……让我们所有的邻国都知道，我们会和它们一道去抵抗在美洲任何一个地方发生的侵略和颠覆活动……最后，对于那些成为我们敌人的国家，我们以要求取代誓言：双方都努力开启新的寻求和平之旅……我们不敢以示弱去诱惑他们。只有当我们的武器装备无疑很强大之时，我们才能毫无疑问地确信永远不会使用武力。”
[8] 对于林肯夫人，总统曾这样讲：“如果我打电话告诉她，我刚刚砍下了杰姬的头，想要扔掉，这位忠实的秘书会立即带着一个尺寸合适的帽盒出现。”
[9] 1962年5月25日，基辛格（曾对施莱辛格）形容比伦巴赫是“那种常常指责他人、脾气暴躁的德国人”，但是，“仍是一个有些影响力的人。他管理过蒂森集团。尽管当年老蒂森资助过希特勒，但在纳粹统治期间，比伦巴赫一直在流亡。他是总理的朋友，总理曾派他去往英语国家，探听它们的态度，总理误以为比伦巴赫对付美国人有一套特殊办法。”
[10] 基辛格曾经因玛丽昂·登霍夫“以极大的耐心坚持听完了我的德语演讲”而向她表示祝贺。
[11] 法国于1960年2月13日在阿尔及利亚南部成功引爆了核弹。
[12] 这里是指魏玛共和国与苏联于1922年签订的《拉巴洛条约》。这是在两次战争之间的德国政府为摆脱《凡尔赛条约》的约束而与莫斯科方面达成的协议之一。基辛格后来还提出了反对维利·勃兰特“东方政策”的相似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