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基辛格重提有限核战争还不是文章中最有争议的观点。他同时建议“统一单独指挥欧洲大陆的原子武器”，他甚至为法国追求自己的核能力辩护，说“不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毫无意义”。政府似乎想让欧洲“将常规军统一起来进行联合指挥，更多地依赖常规防御；只有一个伙伴国对回应苏联核威胁的手段保持垄断，且能在使用核武器上自由行动”。他重申先前的观点，政府设想的多边核力量“会大大提高枪支的保险系数，但不会增加扳机的数量”（换言之，在使用武器问题上只会增加大量障碍），表示强烈支持“将欧洲原子力量和现有的英法核力量合并”，不用美国行使否决权。最后他说支持法国打击力可能是促成此事的最佳途径。
作者可能没有对这篇内容庞杂的文章发表之后会引起多大的反响抱期望。他对施莱辛格几乎是赔礼道歉地说，“这是我写得最辛苦的一篇文章，之所以费劲写，是因为我以其他方式表达意见都徒劳无益”。《华盛顿邮报》记者查默斯·罗伯茨慧眼识珠，马上发了《肯尼迪助手建议支持法国发展原子力量》。这无疑给白宫新闻秘书出了一道难题：如何确认基辛格的身份？皮埃尔·塞林格很尴尬，他否认基辛格是总统的“兼职顾问”（《华盛顿邮报》是这么报道的），但也只好承认基辛格还是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然而，“今年他还没见过总统。年内他完成了一项秘密使命。那项使命跟他在《外交事务》上发表的文章毫无关系。在（法国原子力量）这个问题上，他没有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过任何建议”。
政府内部一片惊慌。一份对基辛格文章的官方评论认为，如果就柏林问题打常规战，组建30个师的目标有一定道理，预计有限核战争仅限于欧洲范围在政治上是一种危险的看法，因为欧洲会认为美国想“从核攻击的危险中脱身，让伙伴国当炮灰”。无论如何，这种战争即便不升级为全面战争，也需要比欧洲现有核力量规模大得多的核力量。
这件事不仅仅是个学术问题。1962年4月，美国建议将进入柏林问题国际化（从而结束战后的四国共管格局）的消息被透露给联邦德国媒体。建立一个国际进入机构，让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平起平坐，这种想法遭到强烈反对，结果计划胎死腹中。7月5日，赫鲁晓夫致信肯尼迪，要求将西柏林的西方驻军一半换为华沙条约国或中立国部队。三周后，卢埃林·汤普森最后一次以美国驻俄罗斯大使身份会见赫鲁晓夫，对方告诉他此事如再拖延，“莫斯科无法接受……事关苏联声誉……柏林问题必须很快解决，必须很快就签署和平条约”。白宫更是乱作一团。总统想知道，为什么“在战术核武器使用上美国和我们的盟国分歧”如此之大？肯尼迪“会同意欧洲看法：如果苏联对欧洲发动大规模进攻，我们无疑将对首批越界苏军使用核武器”。但如果就柏林问题打起来，小规模冲突中不可能使用核武器。肯尼迪前思后想，建议通知欧洲盟国“如果它们能组建30个师，我们就答应提前使用战术核武器”。但麦克纳马拉提出异议。如果美国“答应提前使用核武器，我们的盟国会说那就没必要建30个师，就像基辛格在《外交事务》7月号那篇文章中说的那样”。他和腊斯克同意基辛格的看法，“盟国不愿建设常规部队出于两个基本考虑：它们认为核战略最有希望起到遏制作用，而且它们也不想花钱”。基辛格可能很少在白宫露面——这是邦迪一直以来的心愿，但这不等于白宫忽视了他。
在德国，基辛格也掀起了轩然大波。德国国防部部长施特劳斯亲自写信对基辛格说，他的建议不“实际”（“他还是老一套。”基辛格说）。基辛格到巴德戈德斯贝格的战略研究所开会，见到德国联邦议会的外事发言人卡尔–特奥多尔·楚·古滕贝格，他坚决反对增加75 000名联邦国防军人，说这“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并表示了和施特劳斯同样的担心：美国“在削弱”战术核武器。一场危机正在德国酝酿，尽管最终证明那不是地缘政治危机，而是国内政治危机。社民党议员赫伯特·维纳预感前景不妙，忧心忡忡。他对基辛格说：“柏林输掉了。这几年政策的结局意味着柏林迟早会完蛋。”他解释说，问题的根源在于美国对柏林的兴趣“必定……纯粹是法律上的”，而德国的兴趣是道义上的。“我们绝不会接受这堵墙，”他几乎叫了起来，“我们绝不会接受东边的集中营。”他预料“未来两三年德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会增长”。
很多现在自称亲美派的人将会反对我们。他说，这也是阿登纳倒台后不可避免的后果。他唯一的希望是看到基督教民主联盟和社会民主党联合起来。他说尴尬的是基督教民主联盟一旦（与其他组织）联合可能就毁了，社民党如果继续对立也会垮掉。无论如何，如果两党继续分裂，德国民主势力将终结。他认为在美国建议走漏风声以后，德国的反应表明民族主义在复苏。他说右派不可能掌握所有的民族感情。
至于民主德国，维纳认为联邦德国要尽一份责任。基辛格回忆说：“如果他能做主，他会呼吁所有民主德国人不计后果放弃苏占区领土。我问这是否意味着波兰边境会移至易北河。他说人的问题更重要。”前文说过，基辛格自己一直很担心德国内政出现这种变化，所以他必然能够理解维纳的担忧。然而，他的一个重要见解是基督教民主联盟和社会民主党之间的“大联合”即将出现。由于《明镜周刊》[11]报道了施特劳斯的国防政策，年底之前维纳就要开始就这种联合进行谈判，谈判对手正是楚·古滕贝格。
总之，基辛格的情报质量很高。然而，这些情报没有再送给邦迪。美国驻联邦德国大使馆迷惑不解。邦迪的那些驻德国侦察兵抱怨道：“虽然基辛格教授找使馆要车、要秘书，要这要那，而且会见了很多德国要人，他却从不把活动信息报告给大使馆。”事实上，基辛格的确把会议纪要让一同出席大会的赫尔穆特·索南费尔特[12]转交给了国务院。但是在其他很多方面他现在是前顾问了。9个月前他还与总统共进午餐。现在他只能找施莱辛格，请其安排肯尼迪在玫瑰园接见他的国际研讨会代表。1962年8月19日，施莱辛格亲临国际研讨会，发表演讲。他一脸苦笑地告诉与会代表，美国总统现在的权力不如以前了，因为现在有四个政府机构：立法、司法、总统和“行政（官僚机构）”。新的机构，即官僚机构，有“无限能力削弱、拖延、阻止、抵制和破坏总统旨意”。施莱辛格已经在怀念肯尼迪总统府早期的岁月，言语都有失检点了。“1961年是随心所欲的一年……一旦有什么想法就可以自由行动，一旦发现有什么问题就赶紧干预。但是现在政府又开始出现僵化的情况了；媒体、国会和（不言而喻）官僚机构开始伏击支持新边疆政策的人，将他们一个个干掉。而旧的延续性，即艾森豪威尔–杜勒斯延续性开始卷土重来”。
仿佛是要说明这个问题，一个月后基辛格收到一封措辞讲究的信，写信的正是邦迪。信中提议“友好分手”：“我对你所处之位的印象是，老是聘你当顾问让你的处境有些尴尬。我知道你为了走一条谨慎之路付出了很大努力，但实际上也存在这样一个情况，偶尔也有人问我们你公开声明的那些意见是否也多少反映了白宫意见。”然而，如果“你想随时私下表达某些具体观点”，而他没有“为你留着白宫的门”，那么他就不是邦迪。此外，他补充道：“我们希望能够不时征求你的非正式意见。”
基辛格的回答直截了当。他“很久以来都担心自己对美国政策某些方面的公开声明可能被误解为白宫的‘试探性言论’”。正因如此，前一年他才三番五次想要辞职：“那个时候，你的看法有所不同。在你的极力要求下，我答应完成两件事，有一件根本就没做。当时你认为我的顾问身份和公共争议参与者的身份有区别，而这种区别显然不起作用，所以现在你同意我的看法，我也就安心了。”邦迪的最后一句话可谓是官僚委婉语的杰作。他写道，他们分手是“生活现实发展到特定情况下的一种必要认可”。今天重读这封信，你怎么也不会猜到，从邦迪的第一封信开始，到他的第二封信为止，肯尼迪政府就将美国带到了核灾难的边缘，冷战期间的美国从未离核灾难这么近过。
[1] 她在手术后活了下来，但因为手术造成了永久性脑损伤，在医院里度过漫长余生。
[2] 具体而言，1962年，苏联有20枚洲际弹道导弹，而美国至少有180枚。苏联有200架远程轰炸机，而美国有630架。苏联仅有6艘潜艇，可以在海上发射最多3枚弹道导弹，而美国有12艘北极星潜艇，每艘皆可运载12枚战术核导弹。可见，20世纪50年代末的“导弹差距”恐慌是多么可笑，至少从远程导弹来看是如此。
[3]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是1958年由埃及与叙利亚合组的泛阿拉伯国家。1961年，叙利亚退出，而埃及仍保留了这个国名直到1971年。
[4] 斯特林将军退休之后，成为美国诺思罗普防务公司的顾问。
[5] 汉斯·海因里希·赫瓦尔特·冯·比滕费尔德是一位贵族出身的德国外交官，他自1927年起便为自己国家的外交事务奔忙，直到1977年退休。吕布克在战争期间替阿尔贝特·施佩尔工作，他肯定很清楚在佩内明德空军基地使用奴隶的情况；当吕布克在第三帝国的真实身份被曝光后，他不得不在1969年辞职。
[6] 基辛格是对的。与库尔曼–斯图姆和埃里希·蒙德不同，阿肯巴克自1937年起便是纳粹党成员。在战争期间，作为驻巴黎的德国大使馆政治部门的负责人，阿肯巴克直接参与了将法国的犹太人驱逐并送往死亡集中营的行动。
[7] 基辛格后来想起阿登纳曾问他：“你在政府部门工作了多长时间？”基辛格回答说大约是一生中1/4的时间。“那么，”阿登纳说，“我可以说3/4的时候你会跟我说实话。”
[8] 多勃雷宁的父亲是一个管道工人，他于1946年开始了自己的外交生涯，1957年短暂地担任过联合国副秘书长。他担任苏联驻美国大使直至1986年，历经6位美国总统，或许是基辛格唯一最重要的外国对话者。
[9] 在此基辛格的确错了。自1959年以来核潜艇的发展在国际局势从冷战一触即发转向平衡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这种平衡在后来被哈得孙研究所的唐纳德·布伦南称作“确保相互摧毁”。关键在于核导弹潜艇事实上是不可能被发现和摧毁的。任何先发制人的打击必然会遇到来自海浪之下的毁灭性反击。
[10] 这首歌谣的原词为“Sleep, baby, sleep, in peace may you slumber,/No danger lurks,your sleep to encumber, /we’ve got the missiles, peace to determine, /And one of the fingers on the button will be German.”
[11] 1962年10月8日，该杂志报道联邦德国国防军几乎做好了应对苏联最终进攻的准备，这使得施特劳斯下令逮捕杂志的发行人、总编辑和撰写这篇报道的记者。当最终证明施特劳斯的行动是非法的之后，德国自由民主党威胁推翻阿登纳政府。施特劳斯被迫辞职；而大联合在接下来的4年中也没有实现。
[12] 索南费尔特像基辛格一样，出生于德国的一户犹太人家（1926年），他1938年离开德国，而后为美国军队服役。他1952年进入国务院。1963年，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情报研究局苏联分部的领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