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基辛格已经与邦迪分道扬镳，但意大利媒体依然宣传他是“肯尼迪总统军事事务特别顾问”。事实上，前面提到，基辛格不过是给邦迪发一些会谈纪要，其中包括与斯派达尔谈话的细节，虽然据基辛格自己说，将军讲的内容都“非常机密”，“请我绝不要外传”。基辛格访欧归来，给邦迪写信时还是带着一种积极的口吻。他承认：“我在很多情况下和政府的看法不一致。但是，我相信美国在拿骚会谈时提出给法国提供北极星导弹是经过认真考虑的。当然，会有很多技术问题有待解决。然而我看只要法国在会谈时开诚布公，有所妥协，问题终究是可以解决的。”相反，基辛格给洛克菲勒写信时措辞非常激烈。说肯尼迪政府的欧洲政策“一团糟”，因为它“稀奇古怪、摇摆不定”。他现在把握十足地得出结论，多边核力量注定失败，因为欧洲人知道，在“多边”这个字眼背后，美国对北约战略的掌控程度在日益提升。故而，“我们应该将欧洲核部队的内部组织交给欧洲人自己去设计，我们的目标应该是让自己的核部队和欧洲的这支部队协调起来”。
这一次，基辛格又像往常一样借《外交事务》的版面阐述自己的新立场。他的文章《联盟承受的压力》从独具特色的心理角度，解释德法为何对美国外交政策不再抱有幻想。就德国而言，柏林问题很严峻，“不仅仅是因为柏林这座城市外表上很脆弱，而且因为整个德国在心理上很脆弱”。肯尼迪政府实际上是让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平起平坐，由此在进入西柏林的问题上和苏联达成交易。但是“没有一位德国政治领导人会永久接受共产党用枪支镇压1 700万德国人民”，所以即便美国的建议切实可行，德国人也不会接受。法国的情况也一样，“一个本质上的政治、心理问题，我们却主要当作技术问题来对待……这表明我们根本不懂我们的一些欧洲盟友的心理，它们担心自己的生杀大权竟然完全掌握在3 000英里之外的决策者手里”。对德法两国人民心理的误导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那就是“鼓励法德达成友好协议”。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设想的多边核力量目标不可能实现。最好是“敦促欧洲为各国部队建立一个政治控制机构，然后让我们的战略部队与之协调”，同时，建立某种形式的“大西洋协调组织”。
基辛格在描述阿登纳和戴高乐战略思想特征的过程中，再次谈到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差别。显而易见，这两人都不是理想主义者。（实际上，基辛格还记得，德罗斯对他说过：“戴高乐认为，国家是没有感情的魔鬼，做什么都只顾自身利益。”）戴高乐和阿登纳都是极端现实主义者。不过，“他们的现实是对未来的设想，或者是对他们希望实现的世界结构的设想”。
我们许多决策者的做法过于实际，在很多欧洲人看来具有潜在的不稳定性。正如欧洲人的概念倾向在美国官员眼里都显得太刻板、太理论化一样……阿登纳和戴高乐的下一代人会和他们在美国的同代人一样陷入一种危险：颂扬技术、贬低目标。但是，大西洋两岸的我们都要记住，实际上存在两种现实主义者：一种人操纵事实，一种人创造事实。西方需要的正是能够创造自身现实的那种人。
与这种有远见的现实主义思想背道而驰的是麦克纳马拉支持的技术简化论。在《记者》上发表的一篇类似文章中，基辛格在自己的思想战役中开辟了一个新前线：攻击兰德公司，尤其是艾伯特·沃尔施泰特。沃尔施泰特主张，核恐怖均势是“微妙的”，即便苏联突袭美国，美国也能取胜，只要美国仍然具有摧毁苏联剩余核力量的能力。麦克纳马拉和吉尔帕特里克两人都持这种观点，他们推定的结论是，唯一重要的就是美国的战略报复力。所有其他核力量，无论战术导弹，还是英法核威慑，统统无关紧要。因此，“联盟的所有核武器都要置于严密的掌控之下，实际上就是单一指挥之下，其实也就是由美国指挥”。在基辛格看来，北约的“核困境”有两方面问题。第一，一段时间以后苏联可能采用、实施同样的原则，这样就减少了麦克纳马拉所声称的优势。第二，坚持美国垄断核武器会出现美方不想看到的后果：疏远美国在欧洲的主要盟国。呼吁建设多边核力量，但实际上是想让所有核力量归美国指挥，这只能说明美国没有诚意。与此同时要求欧洲国家建设常规部队是毫无意义的。基辛格讽刺道：“欧洲到处都是证明人类预见不可靠的遗迹，生活在这样的大陆上，他们从骨子里感到历史要比系统分析更复杂。”
基辛格“呼吁接受英法两国的努力，鼓励先开展一个法英项目，最终开展一个欧洲项目”，此言一出，引起广泛争议，众说纷纭。他的哈佛同事、亲法派斯坦利·霍夫曼很开心。他热情洋溢地说：“你举世无双、天下无敌。华盛顿那里的人能听你的意见就好了。”但是，基辛格写道，“华盛顿那里”，读过他文章而跟他“交朋友的人不是太多”。亨利·欧文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交了一篇评论，认为建设多边核力量的要义就是抵抗德国“想扮演一个核国家角色”的压力，而基辛格的计划只会加大这种压力。公众中反驳声最高的是罗伯特·鲍伊，他是基辛格在国际事务中心名义上的老板，坚决反对建设多边核力量。欧文和鲍伊两人似乎都没有理会基辛格的核心观点。鲍伊对施莱辛格说：“我们的方法目前还没能在欧洲建立真正的信心，这是大事，我个人的具体办法算不了什么。”他准备为以前的同事辩护，反驳法国关于美国“撒谎、不诚实”的指控。他甚至准备把自己1963年5月访问波恩的谈话通报给国务院。正如他对邦迪所言，“我和政府的分歧不出国门”。但是他一直相信政府的欧洲政策从根本上说“考虑欠妥”。
基辛格说的话能够被理解为洛克菲勒说的话吗？伦敦《观察家报》记者如是问道。基辛格傲然否认：
我发表的公共声明我一个人负责。洛克菲勒州长和他的所有助手都不知道我在写文章。先前的文本，无论是初稿、校样还是打印稿，他们都没见过。文章发表后他们也没跟我讨论。
在这方面，我们只是按程序来，我们长达10多年的友谊都是这么过来的。洛克菲勒州长和他的所有助手从未直接或间接影响我写文章。文章发表我也从不提前通知他们。双方都认为，操纵思想是一种耻辱，教授的主要责任是说真话。
一个月后，在美国商会的小组讨论上出现了类似的一幕。对阵双方一方是基辛格和明尼苏达州共和党国会议员沃尔特·贾德，另一方是康涅狄格州民主党议员托马斯·多德。电视节目《面对新闻界》主持人劳伦斯·斯皮瓦克介绍基辛格是“洛克菲勒的发言人”，基辛格生硬地回答：
我今天来录节目是以哈佛大学教授的身份，而不是洛克菲勒州长发言人的身份。洛克菲勒州长是我朋友，我崇拜他。他征求我的意见，我会说出我的意见。然而，我在商会前亮相是以我国际关系教授的身份，我说的任何话都不应被视为反映他人观点。
这种疏远似乎与事实不符。到目前为止，洛克菲勒在大多数外交政策问题上都是严格依据基辛格草拟的文件来执行的。他4月25日对报纸出版商协会做的报告基本上就是基辛格两篇讨论欧洲的文章的摘要，因为他主张“建立一个最高层次的永久组织，探讨增强北大西洋周边国家凝聚力的方法”。这段时间他常对记者说的一番话也带有基辛格风格：“人可以被理想和价值观打动，仅仅是冷冰冰的算计打动不了人。将来不会自己走来，而要用现在的眼光、胆量和勇气组合而成。”他和洛克菲勒经常联系。1962年4月，他对州长说：“我们要直面这个问题，无论我们是否准备接受欧洲出现一个独立的核问题决策中心，并通过政治协商途径使他们的行动与我们的保持一致。我们现在的路线……倾向于让欧洲去除核武器。我担心这终究会产生中立主义。”基辛格现在是下大力气研究洛克菲勒的政策立场，为计划中的1964年总统竞选做准备。
不过，从战术上说，这么早就公开承认是洛克菲勒的人没有意义。保守的亚利桑那州议员巴里·戈德华特对洛克菲勒的挑衅已经开始越发猖狂[3]。威斯康星州国会议员梅尔文·莱尔德是戈德华特的支持者，但“未对外宣布”，他邀请基辛格给论文集《保守派文献》投稿，基辛格就把写欧洲的两篇文章糅合起来并加以精简，写成《西方联盟的团结要素》一文。而且，无论是洛克菲勒，还是戈德华特，在1964年总统竞选中击败肯尼迪的可能性似乎都很小。1963年5月，基辛格再次访问波恩，对阿登纳说：“实际上，总统的任期是8年。如果不出现难以想象的灾难……肯尼迪总统会再次当选。”
无论如何，尽管基辛格继续被人称为白宫顾问，但他照样在大西洋彼岸的权力中心穿行。哈佛的课一上完，他又回到欧洲，会见德国、法国、比利时和英国的主要决策者。人们对多边核力量的意见还是众说纷纭。比利时国防部部长保罗–威廉·塞格尔表示，比利时愿意加入，“这样德国就不会发展自己的核武器”。阿登纳说，德国会加入，“这样就不会跟美国失去联系”。但是，因为《明镜周刊》事件引咎辞职的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却另有看法：在他看来，多边核力量是“骗人的玩意儿”。英国上任印度总督、现任国防部部长蒙巴顿爵士更直率，他对基辛格说，多边核力量是“一句屁话”。具体而言，“他一辈子指挥过那么多舰艇，知道要把不同国籍的船员编排在一起完全是异想天开”。劳动党的影子国防部部长德尼斯·希利也毫不留情。然而，最负面的是法国人的意见。斯特林和德罗斯警告说，戴高乐正采取果断措施，减少法军中加入北约的士兵人数。这些看法及其他一些看法基辛格都转达给了邦迪，只加了一句评语，让他处理法国情报时要“特别谨慎”。
虽然有人攻击约翰·F.肯尼迪，但是他依然能在战略失败的险境中夺取政治胜利。美国政府对柏林问题的处理不够理想；它向苏联让步了；它任由柏林在过时的四国协议中一分为二，直到1989年才结束分裂局面。然而，1963年6月，肯尼迪应维利·勃兰特邀请访问柏林，没想到却做了一场他政治生涯中最伟大的演讲。像数百万德国人一样，实业家库尔特·比伦巴赫听了6月26日肯尼迪在西柏林议会所在地舍恩贝格市政厅发表的演讲，被深深打动了。肯尼迪对那些视共产党为“未来浪潮”的人发出挑战，“让他们到柏林来吧！”那种激动人心的效果在洛克菲勒以前的演讲中从来没有，以后也绝不会有。主要观点可谓表达得淋漓尽致。他对柏林墙的鄙夷散发着活力。他谈到古罗马，实际上是在巧妙地称赞跨越大西洋的美式和平。他宣称他的最终目标不仅是柏林统一，而且是德国统一，这不仅具有煽动性，而且显然是发自肺腑的。比伦巴赫对基辛格说，“这场演讲深深打动了大众，这种场面他几十年就见过这一次”，而且，“对法国人的诱惑起到一种免疫作用”。（基辛格在给施莱辛格的信的附言中嘲讽地写道：“我不是很确定自己是否喜欢这种‘几十年一见’的影响，但我们应该是不能样样如意吧！”）
肯尼迪的所作所为别人很难仿效，但洛克菲勒还是仿效了，几个月后，他踏上了为期两周的欧洲之旅，这是基辛格的建议，这次访问基辛格也随行。（这次旅行时间恰逢哈佛开学，基辛格请求媒体不要报道，“免得学校管理委员会好奇，一名教员和一位政界人物到欧洲公费旅游是怎么回事”。）然而，令人玩味的是，两人没去德国。实际上，他们是特意回避见到基辛格在当白宫顾问时见过的那些人。（基辛格后来对腊斯克说明原因，这么做是“避免给政府带来任何可能的尴尬”，“也涉及某种微妙的荣誉问题”。）
洛克菲勒的问题不仅仅是肯尼迪比他会演讲，也不是肯尼迪更善于利用基辛格在欧洲的关系。问题是肯尼迪将一些重要的外交问题处理得很成功。1961年8月，苏联恢复大气层核试验以后，肯尼迪不听邦迪的建议，也恢复了大气层核试验。然而，与此同时，肯尼迪提议禁止由国家监察制度监督下的大气层核试验。基辛格起初力劝洛克菲勒不要就此表态，但经过思考，他和特勒决定最好支持肯尼迪的提议。从1962年8月到1963年7月，洛克菲勒和团队一直在这个问题上苦苦挣扎。1963年1月，洛克菲勒发布了一则声明，警告人们当心长期单边禁核，但是引来大量带有敌意的回信，因此感到很伤心。4个月后，基辛格又提出一种方案，“设置核辐射上限，给各个国家设定配额”，但这样显然太过复杂，政治上行不通。除了特勒，洛克菲勒又提拔了一些人才，如兰德公司的斯坦利·霍夫曼、伯纳德·布罗迪和马尔科姆·霍格，甚至还提拔了沃尔特·罗斯托。最终，等赫鲁晓夫出乎意料地不再反对肯尼迪的提议之后，洛克菲勒勉强决定支持部分禁止核试验，即禁止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核试验，但不禁止地下核试验。
各方除了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外，还开通了美苏领导人热线，恢复了在日内瓦举行的裁军会谈，至此，缓和的想法已然成为现实，很难再反对。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记者的采访中，洛克菲勒将肯尼迪的问题和盘托出，有古巴问题、北约问题、拉丁美洲问题、海外援助问题，甚至越南问题，指责他“优柔寡断、摇摆不定、软弱无能”。然而，下文将看到，肯尼迪似乎并非是在美国对越南共和国的承诺问题上打退堂鼓。情况恰恰相反。此外，洛克菲勒还攻击肯尼迪在意大利“向左派敞开怀抱”：范范尼试图让左派分子进入自己国家的和美国的政府，肯尼迪表示支持。但是他声称此举为共产党夺权打开方便之门，“会引发灾难”，这也是夸大其词。洛克菲勒唯一向前看的办法似乎是“打击政府整体上的玩世不恭和含糊其词”。11月21日总统竞选的“宣传资料”表明，“洛克菲勒州长认为肯尼迪政府‘不知所措，万事都靠权宜之计’”。“政府有那么多博学之士，怎么还步履维艰、危机频繁？”答案是，“对国际政治本质缺乏理解”，“倾向于看重权宜之计，不讲原则”。
现在不必再遮遮掩掩的了。基辛格在《华盛顿邮报》上已经被称为“洛基的军事顾问”。但是竞选活动进行得极不顺利。特勒从加州发来消息说洛克菲勒“完了”，基辛格得知后只能回答，“对现在出现的情况我和你一样非常厌恶”。距共和党在新罕布什尔州的首轮初选还有4个月，基辛格的生活已经“乱作一团、无法形容”。不过，根据基辛格的判断，在加州这个大州，洛克菲勒“几乎完全不为人知，私生活除外”。西岸的共和党人大多数“支持戈德华特”，“但如果他们知道州长支持谁，也不是无法改变”。基辛格希望在总统竞选正式开始之前，自己能和洛克菲勒核心集团一道完全确立洛克菲勒的真正立场。不过，目前还没做到。
6
1963年11月22日，约翰·F.肯尼迪在达拉斯被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刺杀，改变了美国历史进程，究竟有哪些改变，谁也无法确定。肯尼迪在第二个总统任期内可能不会像约翰逊政府那样让越战升级——甚至可能撤兵而不是增兵，让情况出现逆转；肯尼迪去世的时候，越南已经有1.2万名美方人员。政府很可能不会大胆通过民权法案和“大社会”立法这两项约翰逊政府在内政上最重大的成就[4]。在其他方面，肯定会有连续性。肯尼迪突然死于非命，肯定未来若干年都很难再有人批评他在总统任期内所做的工作。同时，那些老是批评他外交政策的人也会三缄其口，尽管是暂时的。基辛格得知噩耗，给邦迪发电报：“值此悲痛时刻，希望你知道我在想念你，此致深切同情。”当然，这些话语很平淡，甚至很虚假。不过有件事也许值得一提：三年来，虽然邦迪让基辛格承受了许多挫折和失望，但基辛格依然认为有必要发唁电。
肯尼迪逝世后，竞选活动暂停了一个月，基辛格有时间来思考洛克菲勒的最佳应对策略。有意思的是，他在起草的文件中明确声称支持民权运动。基辛格写道：“对我们共和党的成员们，我要说……我们必须走在民权斗争的前列。我们必须当排头兵，为每个人争取更好的教育条件、一个安定的家、一个健康的身体。”总统遭受“无谓的暴力攻击”，全国人民“深感震惊”。但是，“我们知道，人可以消亡，但制度会继续存在。任何子弹都无法摧毁我们的宪法进程……我们遭受了损失，但是生活仍将继续”。基辛格认为形势已经很明朗了，在外交政策问题上，洛克菲勒无法压过强烈反对“倒退”、与一切共产党政权不共戴天的强硬派戈德华特。不过这样就会在公开辩论阶段产生具有决定性的重大差距。如果至少一时之间还无法批评肯尼迪，那么就没有机会对灵活反应战略的成绩进行评估。基辛格对灵活反应战略缺陷所做的分析，不管是战略性的还是战术性的，只能搁置起来；美国就柏林问题和古巴问题做出的让步只能置之不理；反击力原则涉及的矛盾只能放置一边。
肯尼迪在位期间，担心常规战争升级为核战争的美国没有为柏林问题打常规战争，也没有为古巴问题打常规战争。但是缓和政策降低了这种升级的风险。可笑的是，美国要打的常规战争，即约翰·F.肯尼迪已经准备要打的、20世纪60年代后面几年将残酷地升级的常规战争的地点，既不是具有战略枢纽地位的柏林，也不是美国的近邻古巴，而是遥远的、战略意义不大的法国前殖民地：越南。
[1] 这些主要顾问后来集中在一个名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的机构，其核心成员包括：肯尼迪总统、约翰逊副总统、国务卿腊斯克、财政部部长道格拉斯·狄龙、国防部部长麦克纳马拉、司法部部长肯尼迪、中央情报局局长麦科恩、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斯韦尔·泰勒，大使卢埃林·汤普森，以及特别助理邦迪。并且，还有超过20位其他官员会在必要时也参加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的会议。
[2] 这是指在安东尼·特罗洛普的两部小说《美国参议员》和《约翰·卡尔迪加特》中，有一个随意的姿势被有意误解为求婚。在这件事情上，肯尼迪兄弟在回应赫鲁晓夫的两个提议时采取了最利于自身的方式，但最终还是忽略了第二个提议。
[3] 尽管戈德华特并非强硬的社会保守派——他后来抵抗基督教教徒要求禁止堕胎和同性恋带来的压力，但他在竞选中获得共和党提名是受益于洛克菲勒被离婚和再婚丑闻缠身。更为本质的是，戈德华特的反新政经济的自由主义立场与洛克菲勒作为纽约州州长的税收和开支政策针锋相对。
[4] 那种更不激进的内政项目最终的命运更是难以想象。在史蒂芬·金的虚构历史小说《11/22/63》当中，再度当选的肯尼迪发现自己正领导着全国反击民权运动，结果亚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莱士1968年当选美国总统。华莱士随后因使用核武器而导致越战升级，造成了灾难性后果。
卷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