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兵越南
我反对越战，而基辛格支持越战。
——汉斯·摩根索，1969年
奥里娅娜·法拉奇：但您不觉得越战毫无作用吗，基辛格博士？
亨利·基辛格：这一点我同意。
——1972年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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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美国灰溜溜地从西贡撤走了最后一名士兵。10年后，记者约瑟夫·莱利维尔德敏锐地评论道：“我们在谈论越南的时候，很少谈论越南这个国家，或越南人民的生活状况。我们通常都在谈论自己。这些年很可能都是这么回事，我们国家的领导人之所以难以制定一个适合美国和美国活动范围的策略，这是一个显著原因。”美国在越南令人吃惊的失败，个中缘由不一而足，但事实使人感到震惊。当时，美国人口是越南的6倍，经济总量更是达到越南的77倍。1964年，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看，除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全世界仅有十几个国家比越南贫穷，而美国是全球第二富国，仅次于瑞士。美越两国技术上的差距，特别是军事领域的差距，可谓难以填平，简直就无法衡量。难怪不仅参加过越战的官兵认为越战是一次创伤，而且那一代所有的美国人都有同感。
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在整个军事升级阶段担任美国国防部部长，回首往事时他羞愧难当：在至少6个美国没有处理好的问题上，他难辞其咎。东南亚条约组织1954年就成立了，美国却没有与这些盟国协商；美国没有想到一个武装起来的民族居然能抗击装备精良的美军并赢得胜利；美国没有看到国家建设时期对经济、军事的援助是有限的；美国没有捍卫越南共和国政权的民主原则；没有理解动用武力和达到政治目的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最要命的是，美国决策过程本身失败了。决策者们“没有提出根本性问题，没有解决政策选择的问题，没有处理好这些问题却浑然不觉”。之所以会这样，麦克纳马拉认为一是时间紧迫，二是政府内部缺乏制度记忆，三是“对越南进行干预的决策过程逐步推进，一旦决策已定，便没有机会打退堂鼓”。
在先前的肯尼迪–约翰逊时期，另一位饱受诟病的官员是麦乔治·邦迪。1967年5月，在卸任国家安全顾问、出任福特基金会主席一年后，邦迪写了一份备忘录，信心满满地对约翰逊总统说：“越南共和国没有输，也不会输。这是事实，一个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和美国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实。”将近30年后，邦迪在这句话边上加了一个简单的注释：“麦乔治·邦迪大错特错。”他对美国失败的解释是从根本上低估了“敌人的耐性”。
正如约翰·加迪斯所说，对越南的这次干预是美国“灵活反应”战略的必然结果。不必对艾森豪威尔的“多米诺理论”照单全收，美国方面“真心以为”（1961年8月沃尔特·罗斯托就是这么对博比·肯尼迪说的）“要拯救东南亚、尽可能地降低美国卷入深度军事纠纷的概率”，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让“总统尽快做出大胆的决定”。此外，灵活反应意味着使用武力要精准：如果威胁不大，干预的力度也不用大，如果威胁比想象的大，可以径直增加军事压力，就像调高越战时期家家户户都有的晶体管收音机的音量一样。但实际结果呢，“不是‘微调’，而是笨手笨脚、反应过度，不是协调，而是失调，不是战略精确，而是最终的战略真空”。
五角大楼养着一大批技术专家，都学过系统分析，深信战争胜利的步伐是可以精确计算的，就像计算通用汽车公司工厂的汽车产量一样。像沃尔特·罗斯托一样的顽固分子奉行让美国军事卷入升级的策略，他们有严重的“证实性偏见”（行为心理学术语），即“脑子里有一种自动过滤的机制，只接受强化现有观念的数据，对相反的证据，无论多么有说服力，都会无一例外地完全拒绝”。毫无疑问，以后会不断有人著书来说明美国其实是有能力打赢越战的。书中会重点介绍军事行动的胜利，而对一次次行动背后的重大战略性误判闭口不谈。克劳塞维茨教导我们，“战争不仅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继续，也是一种实现政治交往的手段”。（《战争论》第一篇第一章）。由此看来，在越战问题上，说美国政治上失败但军事上胜利了的这类观点统统站不住脚。
很久以来有这样一种说法（汉斯·摩根索在1969年首次提出），基辛格在20世纪60年代是“支持”越战的，这也是尼克松总统之所以任命他为国家安全顾问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诚然，起初基辛格像麦克纳马拉、邦迪和罗斯托一样，认为美国需要帮助越南共和国政府抵抗共产党入侵，但与这些同僚们相比，他很早就意识到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弄巧成拙了。在为数不多被要求露面的公开场合，他是捍卫约翰逊政府的。但在私底下，档案记录表明他对政府的批评非常严厉。为什么不公开批评？因为他不喜欢当旁观者，说风凉话。基辛格去过越南三次，第一次是在1965年。每次去越南，他都想加深对越战的理解，想挽救越南局势。起先，他建议完善美国反叛乱战略，后来还寻求在越南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之间达成某种平等条约，动用了许多可间接影响河内的交际渠道，比如法国和苏联，而学者们以前从未认识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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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战起源可追溯到1956年。当然，我们始终要记住一点，美国的行动路线在1956年至1965年间可能随时改变。1965年很关键，因为就在那一年，约翰逊总统增加了驻越美军的数量，而如果不增派部队，美国单方面撤军的代价不会太大。
艾森豪威尔上任后，决定不支持1954年签署的日内瓦协议[1]，同时又害怕共产党取得胜利，于是对越南共和国政府取消原定于1956年7月的选举的决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实际上意味着美国可以无限制地在军事和经济上支持越南共和国总统吴庭艳和他的主要顾问——他的弟弟吴廷瑈。兄弟二人联合操纵全民公决，把保大皇帝拉下了马。而在美国人看来，此二人控制的天主教保守政权极为腐败、极为落后。
美国决策者在越南问题上畏首畏尾，部分原因是大家都知道，艾森豪威尔对越南的邻国老挝的态度过于温和。对老挝，美国不必施加很大压力，只要不让共产党领导的巴特寮执政就够了，不必制止梭发那·富马首相领导的中立政府接受大量包括武器在内的苏联援助。老挝接受苏联武器，主要目的是“想肃清该地区的各种国际干预，保持该国中立”。于是，出现了常见的冷战僵持局面，两个超级大国都往老挝投入大量资金，苏联支持富马，而美国则支持反对派富米将军。1960年，老挝发生军事政变，眼看富米就要取代富马，不料越南民主共和国频频入侵，很快将老挝的大部分国土变成一条援助越南共和国共产党的物资通道（“胡志明小道”）。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即将卸任时告诫肯尼迪，老挝解体是“美国面临的最大问题”，可能需要军事干预。
1961年春，美国已着手向老挝派遣一部分以美军为首的维和部队。但这只是一种假象。刚刚经历过猪湾事件的肯尼迪心有余悸，所以，当英国提议在日内瓦召开国际会议，讨论在老挝建立一个还是以富马为主但又吸纳巴特寮成员的具有广泛基础的中立政府的问题时，肯尼迪满口答应。虽然麦克纳马拉和邦迪持保留意见，但是埃夫里尔·哈里曼说服总统，即便由共产党领导，成立中立政府也比打内战强。归根结底，肯尼迪认为老挝“对大国而言不值一提”，而赫鲁晓夫则气定神闲地等待老挝“像熟苹果一样落入怀中”。
1961年1月9日，肯尼迪就老挝问题咨询副国家安全顾问沃尔特·罗斯托，罗斯托告诉他，“我对情况还不十分了解，无法判断”。也不知为什么，罗斯托对越南问题信心十足，跟总统谈起来毫不拘谨。同年晚些时候他又说：“当然，我们在越南脱不了身；当然，我们要信守对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承诺。”罗斯托早就有一种看法，如果炮轰越南民主共和国，这个经济弱国必败无疑。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罗伯特·科默也有同感：“面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不断入侵，美国必须认真调整自己的反应，警告共产党，美国坚决支持由非共产党掌权的越南共和国，若共产党对越南共和国增加哪怕一丁点儿压力，美国都愿意而且能够进行军事报复；如果共产党坚持施压，我们将加强军事报复。”1961年5月，国家安全委员会达成共识：美国坚决支持非共产党执政的越南共和国的立场是根本的，不可改变的。5月11日的美国国家安全局52号备忘录明确指出，美国的政策目标是“制止共产党占领越南共和国；在该国建立一个独立的、逐步民主化的社会；为实现这一目标，加速开展一系列隐蔽而相互支持的军事、政治、经济和心理行动”。该备忘录同时授权国防部，“一旦需要出兵越南，可全面调查驻越部队的人数和结构”。
1961年10月，罗斯托与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访问越南，由此成为“主战派”魁首。助理国务卿埃夫里尔·哈里曼提议像对待老挝问题一样，通过谈判方式解决越南问题。罗斯托厉声答道：
如果我们推迟对越行动，和共产党谈判，那么越南和整个东南亚必定会说我们胆小怕事。上次处理老挝问题时，就有人说美国不愿对抗共产党，再这么做，我们的懦弱形象就板上钉钉了。世界将会出现恐慌和混乱……况且共产党还在不断渗透，如果我们现在谈判，别人会说我们比处理老挝问题时还软弱。
当时，一大帮顾问、专家和军事教官即将被派往越南帮助吴庭艳的西贡政府，泰勒和罗斯托联名建议派遣8 000名士兵随行，这得到麦克纳马拉和一些国防部官员（尤其是罗伯特·约翰逊）的支持。国务卿腊斯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阻止了这一建议。麦乔治·邦迪也逐渐认为，“有必要出于军事目的而不是为了鼓舞士气，派遣少量美国作战部队援救越南共和国”。他对肯尼迪说，这件事已经“成为考验我们意志的一块试金石”。在古巴导弹问题上，美国直接对抗的方式取得了明显的成功，给主战派壮了胆，腊斯克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罗斯托想用实施空中打击的好处来说服腊斯克，他解释道：“冷战经验说来说去就一条，最近的古巴危机也不例外：我们升级行动，而共产党不会。”
简言之，干预越南体现了灵活反应策略。在“国家安全基本政策报告”（1962年3月）中，罗斯托向肯尼迪总统表明，“共产党的思想和工作习惯中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东西——危言耸听，如果想让他们捞不到一点儿好处，就要多考虑对策，明的暗的都要有。”反之，他说如果丢失大量领土，“美国要创造出一种理想的世界环境就比较困难……会在非共产党政权和人民中间滋生一种失败思想，或者会令美国人民灰心丧气”。当然，美国也有不同的声音。J.K.加尔布雷思说：“后果很危险，如果美国取代法国成为越南的殖民者，最终会像法国一样付出血的代价”。就连麦克阿瑟将军也告诫肯尼迪总统：“亚洲问题永远也解决不好，就算派去100万美国步兵，依然会发现自己四面受敌，寡不敌众。”但反对也没用，在肯尼迪遇刺、约翰逊继任总统之前，美国已经占领战略村，毁掉林木上的树叶，准备好对越开战了。
基辛格是一个坚决反对共产党当权的理想派，提倡“有限战争”，所以外界可能以为他在越南问题上会支持走强硬路线。起初他评论越南问题时确实是一副强硬口吻。早在1961年6月，基辛格就斥责沃尔特·李普曼“言不由衷”，说“我们不应卷入东南亚事务，否则会削弱金门、马祖和柏林的防御力量”。1962年2月，他谈到老挝问题时“发表了一种离经叛道的看法，连许多军界人士都不同意……他说，老挝是个打常规战争的好地方”。
如果我们的空军还有些能力，我看不出中国怎么能在唯一可用的大路上布下重兵。我有一个个人的观点，如果你问我什么地区可以打常规战争，那我认为首先侵略者在这个地区只能有一两条交通线路，而可用的工业资源又遥不可及，并且这个地方不适合大规模作战，因此老挝倒是一个不错的地方。
说这番话的时候，基辛格已经离开肯尼迪政府，重操旧业，当上纳尔逊·洛克菲勒的顾问。1962年2月，在洛克菲勒还没上电视发表讲话之前，基辛格发过一份简报，再次表明其立场是有条件的。有人问到一个老套的问题：“您同意美国在越南共和国的行动吗？”基辛格写道：
人类历史证明，想打败游击队根本没有省钱又省事的办法。越南共和国自1954年独立以来，一直遭受越共攻击，饱受其苦。要想打败越共，只能靠出动足够的兵力。希望我们明白这一点，并且已经下定决心：只有动用足够的兵力才能消灭游击队；我们不能满足于仅仅维持不安宁的和平。
然而，仅靠外在的安全还不能解决问题。要想实现政治经济稳定，越南共和国人民必须对政府怀有长久的信念……
肯尼迪政府主张先改革政府，再提供额外援助，很遗憾他们似乎在反其道而行之：现在政府正在提供援助，我们却看不到重大改革的迹象。
洛克菲勒准备再次竞选美国总统，很多人为他起草重要的立场文件，但显然基辛格对1962年4月起草的越南问题文件提出了一些重大修改，再次强调打游击战的困难：
1.美国目前的军事计划好像并非全心投入，也不够完备，可以说是行动方案的漏洞大全。这个计划会把我们一步步引入战争的泥潭，如果现在采取果断行动，战争是可以避免的。
2.加大对越南共和国的军事压力会有风险。但是，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如果我们不在越南共和国使用武力，就必须到东南亚其他地区开辟战场，而那些地区的条件可能更糟。
3.许多人有人担心说如果美国大幅增加对越军事援助，将会引发一场大战。然而，我们必须要考虑，当前不断增加的使用小规模军事力量的次数会导致冲突升级。只控制游击队而不打败游击队才是最糟糕的方案。这么做十有八九会酿成一场大战。
同样，基辛格建议洛克菲勒强调一点：在老挝问题上，苏联已经占了上风，老挝现已沦落为“往越南共和国运送物资的过道”。1962年5月的一份立场文件甚至建议“美国承诺出兵老挝”，这种观点跟基辛格对越南问题的看法如出一辙，“……如果我们不保卫老挝，那么可能以后我们必须在其他国家、在更为恶劣的条件下开战……要么必须下决心保卫老挝，心甘情愿地投入足够的兵力，要么必须愿意后退，在越南共和国、柬埔寨和泰国划定我们的防线”。基辛格在此提出警告，如果现在行动不力，会导致将来另一个地方在“更恶劣的条件下”发生一场“大战”，这与全盘支持肯尼迪政府的立场不可同日而语。
1963年秋，肯尼迪的政策遭遇危机。当时，肯尼迪已经认识到，正如10月2日他的新闻发言人所说，“到1965年年底，美国在越主要军事任务可以结束……今年年底，1 000名军事人员可以撤离”，当时驻越美军共计16 700余人。这就是麦克纳马拉建议的“撤离越南的办法”，麦克纳马拉是在与马克斯韦尔·泰勒（时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访越后提出该建议的。10月11日的国家安全局263号备忘录明确提到“实施”从越南“撤军的计划”。问题出在哪儿？“肯尼迪遇刺了”的回答过于简单，因为它忽略了1962年8月就已开始在西贡发生的一系列灾难性事件。当时，美国国务院掌管东亚事务的罗杰·希尔斯曼起草了一份发给美国驻越大使的电报，电报声明吴庭艳总统必须“除掉”弟弟吴廷瑈，否则将失去美国的支持。埃夫里尔·哈里曼审查通过了电文，里面还有一句威胁的话：“如果你使尽浑身解数，吴庭艳还是顽固不化、拒绝行动，那么我们必须面对‘除掉’吴庭艳的可能性。”
当时正值盛夏。肯尼迪总统在海厄尼斯港。腊斯克在联合国。麦克纳马拉、邦迪和麦科恩都不在华盛顿。腊斯克手下的二号人物乔治·鲍尔正在和亚历克西斯·约翰逊打高尔夫球。不过哈里曼和希尔斯曼还是找到了他们俩，希望鲍尔能批准电文。尽管鲍尔是肯尼迪政府中的主和派，但他根本不把吴氏兄弟放在眼里。他草草给腊斯克打了个电话，然后打电话向肯尼迪请示，话说得轻描淡写，两人在电话里“从头到尾研究了一番”。肯尼迪指示，这份电报可以发，前提是罗斯韦尔·吉尔帕特里克要代表国防部同意。吉尔帕特里克以为总统已经同意，便毫不犹豫地同意了。麦克纳马拉和泰勒得知后火冒三丈，腊斯克马上发电报给越南要求撤回总统指示。（肯尼迪恼羞成怒，对记者查尔斯·巴特利特感叹道：“天哪！我的政府要垮台了。”）然而，这位刚刚到任的驻越大使原本就看不起吴氏兄弟，自会从中推断出政府的态度。
小亨利·卡伯特·洛奇1960年曾任尼克松的竞选助手。肯尼迪想了很多办法向共和党温和派示好，任命洛奇为驻越南共和国大使就是其中之一。这个决定是错误的。基辛格喜欢洛奇，但也知道他的思维和脾气有缺陷。在西贡，洛奇喜欢向来访者显摆其随身携带的手枪。他得知吴廷瑈吸毒感到很震惊，在得知吴廷瑈的夫人专横跋扈后更是惊诧不已。洛奇总想找机会下手，如果对吴庭艳来一场政变，岂不正好了此心愿？8月24日电报撤回之后，洛奇向腊斯克抗议，强烈要求尽快取消对吴庭艳政府的援助。政变的谣言在西贡不胫而走，肯尼迪总统计上心来。10月6日，他发电报给洛奇，“美国不会阻止政变”。
11月1日，吴庭艳打电话给洛奇，说手下的将军们威胁他。洛奇回答说，华盛顿现在是凌晨四点半，“美国政府不可能表态”，不过如果“我能为您的生命安全”效犬马之劳，“请打电话给我”。吴庭艳、吴廷瑈双双被击毙，他们的双手被绑在背后，尸体被肢解。政变策划者称两人是自杀，真是可笑！泰勒说，肯尼迪总统得知这一消息，“腾地一下站了起来，冲出办公室，满脸写着震惊和沮丧”。真会演戏！肯尼迪的国务卿承认，发动政变的命令差不多就是总统下的！事隔两年，洛奇在西贡见到基辛格，跟他说政变的事肯尼迪总统不光早就知道，而且一手策划。基辛格直白地回答：“我想现在的许多困难就是在那个时候埋下了祸根。”
推翻吴庭艳不仅是彻头彻尾的犯罪行为，而且在战略上也是一大败笔。这次政变根本没有让越南共和国更坚挺，恰恰相反，越南共和国对美国的依赖性更强了。肯尼迪最后采取了一些决绝行动，把原来说要减兵的话撤回，现在他实际上表明了一种态度：西贡政府完全是美国的一个工具，就像布达佩斯政府就是苏联的工具一样。现任政府之所以掌权，是因为他们在超级大国支持下发动了血腥政变。
政变发生后，跟大多数观察家不同，基辛格认为这个错误很严重。早在1963年9月，基辛格便恳求洛克菲勒谴责肯尼迪“公然怂恿军变，不然就削弱现任政府”。一个月后，基辛格斥责道，“政府有一种可怜的做派：用新闻稿指挥政策，将公关把戏与外交手段混为一谈”，“肯尼迪政府几次公开抨击吴庭艳政府”，不过是为这种做派提供了几个新例子而已：
任何游击战的主要目的都是想杀杀现任政府的锐气。我们削弱吴庭艳政权实际上是帮了越共的忙。还有，我们一方面反对世界上的兵变，一方面又怂恿越南共和国对吴庭艳政府搞军变，这说得过去吗……
国防部部长麦克纳马拉发布公告，说今年年底美国将撤军1 000人，到1965年撤回全部军队，越共一定很开心。共产党以为这肯定证实了一个道理：只要他们坚持的时间够长，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显而易见，基辛格并不主张在这个阶段从越南撤军。他依然坚信一个策略：在游击战中打败越共。但是，他比肯尼迪政府的任何官员都更明白一个道理：这场战争并非仅靠火力便可以取胜，这是一场心理战，从这点来看，削弱吴庭艳政府无异于自讨苦吃。
吴庭艳被害的消息传来，基辛格很愤慨。一气之下，1963年11月6日，他给洛克菲勒写信表明自己的几点看法：
1）关于越南问题，存在一种隐隐的道德不安，我感到必须有人加以澄清。
2）我们的政策很可耻，你这个国家领导人如果能头一个站出来抗议，那将是大功一件。
3）据我看越南局势会恶化，这一点千万要告诫国人。
4）你不仅能伸张正义，同时还能团结许多共和党人。
你可以反驳说洛奇无疑会支持肯尼迪政府。但如果我们真把这当回事，以后就再也无权谈论越南问题了，要知道，越南问题是我们最有发言权的问题之一。
基辛格深信这次美国犯了一个大错，于是急匆匆地为洛克菲勒起草了一份如果发表了一定会重新定义人们对越南问题的争议的声明。
一个最初是在美国的大力支持下建立的盟国政府被我国政府暗中支持的军变推翻了。两位领导人遇害……一个军事独裁政府堂而皇之地成立了。美国政策居然引致这种手法，对此我深感忧虑。美国的尊严和道德观要求做事不能不择手段……试想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这些军事集团有可能发动军变吗？如果我们让这些军事集团领导人明白美国对不到一个月前国防部部长麦克纳马拉与他们会谈时说的军变的厌恶并非局限于拉美地区，他们还会进行颠覆活动吗？
基辛格是在拿越南和在苏联支持下成立了中立联合政府的老挝做比较。两国局势都不能令美国的其他盟国感到振奋，但越南问题更令人揪心。“因为吴庭艳政府不是一般的政府。1955年吴庭艳政府得以成立主要归功于美国，美国也一直支持该政府在国家分裂的情况下奋力建设一个独立国家”。但现在吴庭艳下台了，有人却说“吴庭艳政府是和共产党游击队打仗打败了，而美国政府却一再喜气洋洋地报道吴庭艳政府如何战胜越共，两种说法正好相反，叫人听了好生奇怪”。基辛格是“局外人”，不想“判断吴庭艳政府会不会打仗”，但他能明确指出“不论谁执政，美国对越南共和国采取有效政策时都会遇到的那些客观障碍”。一是开放老越边境有利于“游击队的渗透”，二是游击队有“特权庇护所”提供的外部支持，打起仗来有先天优势。现在可以再加上第三个——吴庭艳未曾面临的障碍：“美国傀儡”的形象，因为“这种形象会削弱民众的支持，而要想打赢游击战民众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事实上，奇怪的是，“新政府比旧政府强大多了，却很难打交道”，因为“谁都知道美国跟越南政府有牵连，但是我们却无法对新政府施加压力”。总而言之，美国解决了一时之急，却牺牲了原则。基辛格最后写了一段话，再次表明他是理想派，不同于肯尼迪政府那些厚颜无耻的实用派：
和美国正式结盟的两位领导人遇害了，如果美国政府与这一事件有关，没有一个美国人会感到骄傲。我不希望别人认为美国是为了一己之利而动用武力。我们的优势是恪守原则，不是操纵别人。我们的历史作用向来是认同人类的理想和最深切的希望。如果我们丧失这一优势，暂时的成功将会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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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登·约翰逊可不是什么好人。在1960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排名中，肯尼迪把他排到二号，殊不知他已经让手下去摸清了近100年有多少总统在任职期间死亡。结果是18个里面有5个。他对克莱尔·布思·卢斯说：“克莱尔，我查过了，总统在任职期间死亡的比例超过1/4。亲爱的，我就喜欢赌，这次是我唯一的机会。”约翰逊不仅卑鄙而且腐败，这是记者们调查他的朋友博比·贝克的商业活动时发现的。他还是个酒鬼，跟他父亲一样，他最爱顺风威士忌加冰块，堪比他对咖啡、雪茄的癖好。直到1955年他心脏病发作后才戒烟。政治生涯早期，他喝的酒比较淡，说是会“喝酒乱性”。但是他的其他爱好照样也会乱性。在他的办公室，客人喝的酒水始终是寻常度数的，他的则不然。只有到了得克萨斯州自己的牧场他才会豪饮。然而，当他爬到事业顶端后，他在华盛顿的饮酒量又增加了。一名记者回忆道，“我以前也见过别人吃饭时抽烟喝酒”，但是约翰逊“就像是不要命似的”。有朝一日会有人好好研究一下午餐时间饮酒在越战升级中的作用——尽管至少有一个和约翰逊共进午餐的人说，他平常星期二中午和资深顾问进餐时滴酒不沾。
约翰逊最大的特点就是有本事让人就范，这是在参议院中练出来的。诺曼·梅勒接触过很多人，他对约翰·F.肯尼迪那种冷静或超然印象很深。约翰逊身上没有丝毫的冷静或超然，他喜欢把意志强加于人，见面就死命握手，恨不得把你的手握碎。博比·肯尼迪越来越恨他，认为约翰逊“下流、残酷、歹毒——怎么看都像是禽兽”。但是，即便是那些崇拜他的人一定也很好奇，这个横行霸道的家伙怎么就能做到那么谨慎，居然身居总统高位也没被神枪手给打死。
起初，约翰逊满足于继续推行肯尼迪口是心非的政策。在越南问题上他最早的声明含糊其词，这一点谁都清楚。美国对越南共和国的政策，“重点”和“首要目标”依然是“帮助那里的新政府打赢越共叛乱分子”，但同时还有一个目标，撤回1 000名军人。这也是273号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的精要所在，尽管这样一来，“在离老挝境内50英里的区域发生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会更大。肯尼迪的外交政策团队完好无损，政府甚至动员邦迪的老母亲说服儿子留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乔治·鲍尔认为约翰逊对肯尼迪总统遗留的国内立法计划比较上心，不大关注“突然冒出来的越南问题”。但是，1963年12月，越南共和国方面传来的消息越来越糟糕，麦克纳马拉警告说越南共和国“最多保持中立，很可能变成共产党的天下”后，约翰逊才开始焦虑不安。与肯尼迪相比，约翰逊更加认为外交政策是国内政策的一种延续。他问道：“你希望看到另一个中国吗？”1949年毛泽东打败蒋介石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共和党曾奚落杜鲁门总统，对约翰逊而言，那一幕还历历在目。他对奈特–里德报业的约翰·奈特解释道：“如果我决定逃跑，让多米诺骨牌一张张倒下去……我的天啊，那他们当年说我们对中国见死不救的话今天就真的兑现了”。
说句公道话，约翰逊考虑内政也无可厚非。1964年是竞选年，选民投票的日子离肯尼迪遇刺还不到一年，但他不想靠同情票取胜。他最希望共和党内部出现分歧，乱作一团，结局果真如此。洛克菲勒再次成为具有自由倾向的东北部地区所谓的“当权派”的总统候选人。挑战者巴里·戈德华特，原本是亚利桑那州的一名飞行员，1952年入选参议院，至多就是个冷酷无情的保守派。（他曾主张“到克里姆林宫的男厕所游说”，希望废除新政。）戈德华特跟尼克松不同，是右派意识形态的宠儿。戈德华特草案委员会的发起人有三位：得克萨斯州共和党主席彼得·奥唐奈、青年共和党领袖F.克利夫顿·怀特和《国家评论》的威廉·拉什。这三人都认为尼克松是个见风使舵的投机者。
共和党呼声最高的两位竞选者各有所长。洛克菲勒有钱，戈德华特有一大帮急不可耐的年轻“郊区勇士”：他们准备在美国各地挨家挨户敲门游说，人手一份请人代笔的戈德华特竞选宣言《一个保守派的良心》，里面有很多令人兴奋的东西，例如精简政府、加强各州的权力（反对民权）[2]以及与共产党“不共戴天”。但是，两者各有严重的弱点。戈德华特习惯信口开河——被记录在案，无论对民权还是冷战，他都喜欢发表极端的甚至是荒诞不经的言论。洛克菲勒的软肋是他的私生活。如果参与竞赛的只有两个选手，洛克菲勒有可能获胜，尽管他离婚之后又结婚，还刚添了个小宝宝。但是，事情绝非那么简单。尼克松虽已主动放弃竞选，但又像洛克菲勒4年前那样频频暗示如果共和党领导人指派，他也会接受提名。亨利·卡伯特·洛奇虽人在西贡，但由于受艾森豪威尔怂恿，也入围了共和党候选人名单。宾夕法尼亚州州长威廉·W.斯克兰顿同样入围，也是因为艾森豪威尔的鼓动；其实艾森豪威尔从不支持任何候选人，他也没这个资格。最后，密歇根州州长乔治·罗姆尼也同样入围。直接结果是，这些额外的候选人对洛克菲勒造成了致命影响。
为了赢得共和党内部总统候选人提名，洛克菲勒做了大量工作，但大多考虑不周。1963年夏，他强烈谴责“极端分子”——“伯奇主义者和其他极右分子”包括“写恐吓信、写文章宣泄诽谤和仇恨、采取暴力和怪诞战术、以爆炸相威胁并实施爆炸、用共产党和纳粹的手段渗透和颠覆现有政权”在内的可耻行径。总之，这些人采取的都是极权主义战术。但他对极端分子的谴责不起作用：戈德华特的得票率在上升。洛克菲勒同时完全低估了自己的婚姻闹剧对核心选民的影响。第一轮初选的重镇新罕布什尔州的乡村地区还没有进入“60年代”，这里的人还抱着老观念，认为“男人喜新厌旧”是不可靠的。而且，他还错在担心尼克松——尽管基辛格建议“完全不用管尼克松，除非他宣称参加竞选”，殊不知他真正的威胁是不在国内的洛奇。热心的支持者为洛奇举行的补提名投票非常成功，最后洛奇以巨大优势赢得该州初选，洛克菲勒从此一蹶不振。（基辛格后来“责备洛奇没有退出新罕布什尔州的竞选，强烈要求其支持者支持洛克菲勒”。洛奇说没想到自己会赢得那么多选票。）
常识告诉我们所有政治都是地方性的，而新罕布什尔州这种地方的党派初选可谓是最具地方性的政治现象。的确，在选民的优先事务清单上，与社保和民权等国内经济事务相比，外交政策问题是排在末位的。但是，戈德华特却不遗余力地在国际事务上挑衅洛克菲勒。他说洛克菲勒支持政府把麦子卖给苏联是政治上的“跟风”。他做客《面对新闻界》时表示，美国应该收回外交上对苏联的支持。他主张将古巴流亡分子武装起来再次入侵他们的祖国。他呼吁政府撕毁禁核条约。他建议危急时刻北约指挥官应该有权使用战术核武器，不用请示总统。他提出修改《联合国宪章》，让苏联无权否决安理会决议。他甚至诽谤美国核导弹的“可靠性”。
洛克菲勒的首席外交政策顾问基辛格忙不迭地一一予以迎头痛击。这活儿可不那么省心。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找到乔治·基斯佳科夫斯基这样的重量级专家给洛克菲勒介绍太空竞赛等国际事务。不过戈德华特似乎找到《幽默》杂志的阿尔弗雷德·E.诺伊曼了解科学情报。（“什么？我有什么担心的？”）问题是，基辛格发现有些问题两人其实持同样的看法。不过，两人不一致的地方是，洛克菲勒和《纽约时报》看法相同。洛克菲勒说戈德华特的较极端立场“不负责任”“危险”“激进”，共和党选民不大买账。他对《纽约时报》记者说：“我认为本届政府外交政策的失败不应该到贸然交战中去找答案。”然而，1964年，很多共和党人就是相信要交战。
基辛格认为，洛克菲勒应该在越南问题上亮明立场。右有戈德华特，他主张“扩大战场，打到越南民主共和国去”，他思及要是10年前美国在河内扔一枚轻型原子弹就好了。左有约翰逊，依然奉行明显自相矛盾的政策，一方面加强对西贡的控制，一方面又承诺撤军。选民们举棋不定。1964年年初进行过一次针对共和党和有共和党倾向的选民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虽然有46%的人认为在越南已经做得差不多了，但12%的人还想再推进一些，22%的人认为可以缓和一点，20%的人不知如何是好。就全体选民而言，只有大约1/3的人希望美国加大力度。好笑的是，林登·约翰逊在“让美国停战”问题上的净支持率是68%。
早在1963年10月，基辛格就开始不停地向洛克菲勒灌输越南问题新主张，规劝他跟其他候选人区别开来，利用公众举棋不定的心理。他应该主张在这个时候迫使中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进攻性政策施以限制”。洛克菲勒应该指出老挝和柬埔寨之间存在令人不安的相似性；柬埔寨这个弱国正在被用来为越共提供给养，有可能最后“中立”。1964年1月16日，罗德·珀金斯和基辛格拿出一份声明草案，声明中洛克菲勒将呼吁约翰逊“坦白地告诉美国人民，美国在东南亚的政策和目标到底是什么”。这一次也不是呼吁撤退，恰恰相反，其指导思想依然是“如果我们不在越南打败共产党游击队，共产党将会遍及整个东南亚”。不过，基辛格此时冒着暗示战争将进一步升级的危险，希望洛克菲勒能让约翰逊承认战争进展不顺利，并希望洛克菲勒指出战争之所以进展不顺利，是因为越共具有先天的优势：游击队能得到外来支持。
基辛格说得一点儿没错，洛克菲勒要想在共和党提名竞选中胜出悬而又悬。在越南问题上采取更为批判性的立场是否有用还另当别论，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最要命的是基辛格早在吴庭艳被政变推翻前就和肯尼迪、约翰逊两人分道扬镳了。可惜，支持洛克菲勒竞选活动的专业政治人士却认为他的建议过于冒险。1月16日的越南问题声明八易其稿，1月29日发布后却被付之一炬。第二份更正式的声明改了两稿，不顾基辛格的“明确反对”，于2月23日发表。第三份没用上。直到4月26日，洛克菲勒才发表了一份基辛格满意的越南问题声明。早在三个月之前，基辛格就深信这是对民主党政策很具前瞻性的批评。他坚信，无论从竞选战略还是宏观战略来看，拖延都是一种失误。基辛格说道：“外交政策领域是你和政府差别最明显的地方，要利用好这点，这样戈德华特说你像民主党的企图便无法得逞。”
1964年2月初，基辛格和洛克菲勒共进晚餐时，就竞选问题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基辛格回到餐桌，决定用朴实无华的方式袒露心迹。他说：“你的主要对手不是戈德华特，而是几匹所谓的‘黑马’：斯克兰顿、洛奇、尼克松。戈德华特会自行毁灭。”至于约翰逊，“他的软肋是外交政策。在这方面他没什么天赋。他继承的遗产一团糟。很多危机他都无法控制。他的顾问正是造成现有危机的那帮人”。然而，尽管基辛格多次想“谈谈越南问题声明”，但洛克菲勒的其他顾问却处心积虑地阻挠。竞选小组随意发布了一些联合国、太空竞赛等方面的文件，全然不顾整体战略。基辛格抱怨道：“目前的做法过于强调短期公关问题，牺牲了基本的道德关怀，道德关怀才是你的主要目标。你若极其在意明天的头版头条，那么能否在从今以后的半年内一马当先就很成问题。”“你对美国能做的最大贡献，就是提倡那些代表你深切信仰的计划。你的职责履行得好不好，明天的社论说了不算，三五年后的社论说了才算。只有抱着这样的态度才能扭转价值观和思想上的失败，这种失败我们战后的许许多多政策都遭遇过。”
这份备忘录数天之内几易其稿，每次重写都会标明“高度私密与机密”，每次最后都建议洛克菲勒成立“一个负责协调战略、实务和形象的高级顾问小组”。最后定稿时，基辛格附上一封信，请求洛克菲勒不要给手下任何人看，还附上一份有关罗德·珀金斯的含糊其词的材料[3]。洛克菲勒采纳了他的建议，很快成立了一个6人“核心小组”，基辛格和珀金斯都是成员。
基辛格现在是一门心思打共和党提名战。他主动提出代表洛克菲勒到西海岸演说（尽管他警告说“一般说来，我在无政治倾向的环境下讲得好，在有政治倾向的环境下讲得不好”。）他反对聘用记者唐·怀特黑德（“这个一流的政治妓女”）于最后关头在马萨诸塞州发起挑战。他主张抓住约翰逊敏感的弱点，说如果能“彻底激怒他”，就能在政治上占很大优势。不过，在内容问题上他始终如一。1月24日他写道：“我认为越南局势一团糟，不过我想，要不了多久约翰逊就会采取行动。我强烈建议我们在这方面确立领先地位。”洛克菲勒比他了解拉丁美洲，出于对洛克菲勒的尊重，他愿意把对政府政策的批评扩大到古巴、巴西甚至巴拿马等拉美国家，宣称政府整体上存在“领导力差距”。不过，在竞选小组为洛克菲勒于新罕布什尔州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准备的答词中，越南问题是一个笑点：“古巴是共产党的堡垒，巴拿马乱作一团。老挝在竹幕统治下日益衰退，柬埔寨可能亦步亦趋，而越南共产党显然就要打胜仗了。”
然而，基辛格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是孤军作战。一直到1964年3月17日，洛克菲勒阵营还没有就越南问题达成一致，只不过强调“越南共和国对整个东南亚很重要”，“美国政策混乱……造成人心涣散”。早在2月24日，基辛格就不耐烦地声称他不再相信“所谓正确政策的理解和批准这些声明的人的想法会不谋而合”。4月，基辛格宣称，竞选都进行半年了，洛克菲勒却还没有对越南和古巴这两个“我们最大的外事问题”发表重大声明，沮丧之余，他派道格·贝利去找美国海外情报局的道夫·德勒格和唐纳德·罗克兰了解越南方面的情况。两人对越南局势的看法更加坚定了基辛格的信念：对越共的作战出了很大问题，越战已经演变成一场区域性冲突，老挝和柬埔寨两国也卷入其中，而越南民主共和国则成功地在苏中争斗中坐收渔利，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援助。
这么做无济于事。4月26日，在越南问题辩论中，洛克菲勒呼吁美国对越共在老挝、柬埔寨的供给线予以空中打击（基辛格早就认为必须采取这一军事行动），但这种迟来的干预收效甚微。4月14日，戈德华特在伊利诺伊州获胜，一周后洛奇拿下新泽西州，28日又拿下他的家乡马萨诸塞州。同一天，斯克兰顿在宾夕法尼亚州取胜。戈德华特势如破竹，一连拿下佐治亚州、得克萨斯州和田纳西州，接着又将印第安纳州和内布拉斯加州收入囊中。洛克菲勒首战告捷是在西弗吉尼亚州，没想到千万富翁居然能在这个州获胜。至此，洛克菲勒在选举代表人票数上已远远落后，言谈之间已经开始表示他参加竞选的唯一目的是让戈德华特居于“主流”。尽管5月15日他又赢得了俄勒冈州（这对洛奇而言是一个大逆转，因为直到4月中旬他都似乎锐不可当），却在6月2日具有决定性的加州初选中以微弱劣势被戈德华特击败。
从一个方面看，洛克菲勒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戈德华特那成百上千的保守派志愿者打出了一张王牌：按照乔治·欣曼的策略编制了一份无懈可击的加利福尼亚精英代表名单。但问题是饱受争议的洛克菲勒再婚事件刚过一年，5月30日小纳尔逊就出生了，如果竞选重来一次，老纳尔逊的候选人提名照样会让别人拿走。（正如洛奇后来所言，“只有洛克菲勒这样的富翁才会以为一年当中既能拥有甜蜜的爱情，又能获得总统候选人提名”。）几周后一名资深记者告诉基辛格：“洛克菲勒输掉加州初选，一方面是因为生了个儿子，一方面是因为其竞选内容华而不实。”第二个缺陷基辛格曾设法纠正，却没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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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菲勒认输后，基辛格很动情。他亲笔写了一封信寄给洛克菲勒，说“我最钦佩你在那痛彻心扉的几周，独自一人为原则而战。如果共和党和我们的两党制度得以保全，主要功劳归你”。这可能看起来有些夸大其词，也许只是给他战败的恩人打气。然而，如果你低估了这时的基辛格的紧张和兴奋之情，那就错了。7月，共和党1964年全国代表大会在旧金山的牛宫举行，基辛格还是头一次参加这种盛会。他还从未与美国民主进程如此近距离地接触过，会议室里烟雾弥漫，会议厅中人头攒动。这次经历给他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记录在一篇标注着“私密加机密”的日记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