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大会还有一个星期时基辛格就来到旧金山。他和洛克菲勒竞选团队的成员都不抱多大希望，但他们的老板一直满怀信心，以为自己可以多少制约一下戈德华特，想着要是能在共和党的这个平台上将这个思想比较极端的候选人肃清该多好。严格来说，还必须投票确认戈德华特为候选人，因为斯克兰顿还在竞争，不过结局已确定无疑。开完第一场会，基辛格写道：“整体气氛比较沮丧。洛克菲勒的表现令人失望。事实上，会议没开好，每个到场的人都有自己的遗憾和说法。”他对其他落选者的表现并不上心：斯克兰顿没有章法、不够果断；罗姆尼衣冠楚楚，但空虚、自负；洛奇妄自尊大、腹中空空。“这些人没有一个……有道德勇气讨论原则问题，一个个都觉得能来这里要么是意料之外的，要么至少也是因为1968年在戈德华特之后成了假定后继者”。基辛格全力主张摆明立场，敦促洛克菲勒“表示不希望人们鼓掌通过将林肯总统的党派交托给戈德华特的提议”，如果大会不满足他的最低要求，就强行要求在会上举行辩论。要求有三：“一、维护美国在联合国的成员国地位；二、继续认可苏联；三、不能授权决定使用核武器。”他对反应冷淡的珀金斯说：“反对戈德华特的团队不是在为共和党代表大会竞选，而是在为历史竞选。”基辛格这次最大的贡献，是设法要求大会修改戈德华特提出的建议，即授权北约指挥官控制核武器的政纲条款。他花费大量时间打电话、跟人见面，力图团结艾森豪威尔政府中原来的那批官员，尤其是艾伦·杜勒斯、托马斯·盖茨、克里斯蒂安·赫脱、约翰·麦克洛伊，甚至还有艾森豪威尔的弟弟弥尔顿。结果，前总统退出了对峙，斯克兰顿临阵畏缩，而罗姆尼则彻底倒戈。
这次大会的几乎每个环节都让基辛格感到害怕。梅尔·莱尔德主持政纲草拟委员会，满以为戈德华特会取胜，“不停地把玩他的指节铜环”。还有些“无为、无能、自私……的所谓的温和派”，最糟糕的是，各方意见不统一。还有艾森豪威尔政府的那些老家伙，狡猾透顶，根本不搭理基辛格提出的任何原则。最可怕的是戈德华特的支持者。基辛格发现，这些人根本不是“穿网球鞋的老女人和退休上校”，而是“聪明的、充满激情的年轻人”，他们“特别讲究语义纯粹……紧张、能干、毫无幽默感、极其不安”。基辛格有一种不祥之感，想起了自己小时候在德国参加的政治活动。7月9日他写道：“温和派今天的行为就是典型的摇摆不定。他们的整个做派让人想到面临希特勒的民主党派——不愿相信他们的对手是认真的，一般下小赌注，忽略基本问题。”相反，“戈德华特的支持者都是中产阶级，‘值得尊敬’。他们感到被人威胁，有一种不安全感。他们渴望那种全情投入的安全感。无论戈德华特的‘真实’观点是怎样的，他的活动从表面看类似于欧洲纳粹主义”。最让基辛格心惊胆战的是，7月13日那个周一的上午他见到了戈德华特的一个支持者。头天晚上，基辛格和洛克菲勒、斯克兰顿、洛奇等人开会开到很晚，想就核武器条款修改稿的措辞达成一致。基辛格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离开会议室时，戈德华特手下的一个人清点人数。名单上没有我的名字。但是他认识我，说‘基辛格，别以为我们会忘记你的名字’。”一个从纳粹德国出来的难民听了这话真是感到阵阵寒意。[4]
当天晚些时候大会开幕。会场一片混乱，这里以前叫加利福尼亚州家畜展示场，真是名不虚传。温和派虽然败下阵来，但还是坚持提议修订纲领中的三项条款：总统控制核武器、民权（戈德华特拐弯抹角地表示反对）以及“极端主义”。但每次交锋都败北。大会的计划也变了，结果修正案的辩论直到晚上9点才开始，东海岸的电视观众压根看不到。洛克菲勒的支持者寡不敌众，他们分配到的座位都在离大会主席台很远的角落里。据基辛格估计，负责门迎和引路的3/4的人都是“明目张胆地戴着戈德华特徽章的支持者”；甚至有警察公然到场支持“巴里”。大会主席、肯塔基州州议员思拉斯顿·莫顿对任何阻挠预定候选人的人公开表示蔑视。最可笑的是，戈德华特手下那帮人的滑稽举动，都是由其竞选活动策划人克利夫·怀特在会议厅后面的绿白相间的通信拖车里用对讲机统一指挥的。
但是，让基辛格最害怕的是众人的自发行为。他拿到一张票坐在斯克兰顿的包厢里，占了两个座位，目睹了现代党派大会最不规矩的一次会议。
我即刻感到大部分代表以及所有观众的疯狂、激情和热切。那气氛更像是一场复兴布道会，而不是政治大会。显然，一场革命正在酝酿。观众和代表都不是来参加一种传统意义上的胜利集会。他们是来庆祝胜利。他们希望打垮对手，而不是团结对手……今天晚上的牛宫真是险象环生、难以言喻。巴里、巴里的呐喊声响彻会议厅。
艾森豪威尔在开幕词里用种族歧视的口吻提到携带弹簧小折刀的罪犯[5]，“大多代表以为这是在委婉地批评民权运动，这样一来，后来再有谁谈到民权运动，他们都会狂热地鼓掌”。约翰·古德温·托尔议员念出党纲里那些呼吁“解放”波罗的海国家、解散南斯拉夫的条款时，会场上发出疯狂的欢呼声。但是，当洛克菲勒朗读在那天上午达成一致的发言稿支持极端主义修正案时，会议气氛跌到了谷底：
共和党完全尊重负责任的批评，捍卫民主进程中的异议权。但是，我们拒绝约翰·伯奇协会、三K党和共产党等组织的言行，因为它们试图渗透到我们党内的责任岗位，或者依附于党的候选人，从而败坏我党名声。
洛克菲勒演讲时，不少人在那里喝倒彩。他讲到“打手队和纳粹手段”这个词组，嘘声一片，盖过他的声音。有好几分钟，人群中不停地高喊“我们需要巴里！”那声音几乎完全淹没了他的发言。洛克菲勒毫不畏惧，继续发言，谴责“包括共产党、三K党以及约翰·伯奇协会成员在内的一切激进和迂腐的少数派”，呼吁共和党“不仅要拒绝左派的极端主义，也要拒绝右派的极端主义”。这番话赢得了纽约州和新罕布什尔州代表的忠实掌声，但当洛克菲勒批评“外来”右翼“少数派”、声明自己相信“共和党的自由主义”时，会场上其他人喝倒彩的声音越来越大。最后，他说出“极端主义威胁”这个词语，支持戈德华特的人简直发狂了，又是摁喇叭，又是喊口号，一片喧闹，那声音震耳欲聋。演讲末了，洛克菲勒对那些闹事者丢下一句“公然以个人暴力相威胁”，愤然离开讲台。好在大多数美国人这时已关掉电视。这种广告对一个政党来说真是太糟糕了，反对者正求之不得。事实上，克利夫·怀特也控制不了自己的人。
基辛格被吓呆了：
后来我看了电视重播，几乎都看不到当时牛宫里弥漫的那种恶毒、邪恶、歇斯底里的仇恨。主持人介绍纳尔逊·洛克菲勒时只说他是州长，没加任何形容词，他还没开口，起哄声、嘲笑声和嘘声已经持续了几分钟，主持人根本不制止。洛克菲勒发表声明的时候，每说几个词都会被一阵恶心、卑鄙而恶毒的喧闹声打断，主持人根本控制不了局面。
后来的场面也是闹哄哄的，反极端主义的修正案被否决也就毫不奇怪了。罗姆尼提出的比较缓和的修正案也被否决，民权修正案也被否决，基辛格劳神费力、精心措辞的核管理局修正案同样被否决。
大会的高潮是戈德华特发表的浮夸的提名演讲。观众听了演讲大多热血沸腾，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为戈德华特量身定制的词句。演讲稿的作者哈利·雅法，是一位从保守角度重新解读林肯的著名学者。戈德华特厉声说道：“我要提醒大家，捍卫自由的极端主义不是坏事。请允许我提醒大家，追求正义的时候节制不是好事。”（对此并不是人人叫好。一名记者听了很惊讶，嘟囔道：“天啊，巴里·戈德华特就这样去参加竞选吗？”而理查德·尼克松一脸木然，没有鼓掌。）从很多方面来看，这次演讲意味深长。戈德华特关于“集体主义泥沼”和“共产党恃强凌弱”的讽刺毫无新意。不过，他在外交政策方面讲的几句话正是有意刺激林登·约翰逊：“昨天是朝鲜，今晚是越南……我们已经在越南开战了。（掌声）然而，总统虽然是三军总司令，却不愿说……我们的目标是不是要打胜仗。”会议厅外面的敌对群众也值得注意。多达4万的民权示威者占领了市政厅广场，谴责戈德华特是又一个希特勒。
自由派媒体是戈德华特的支持者最中意的炮轰对象。报纸对大会的报道也予以还击。有些报纸显然不知道戈德华特家族具有犹太血统，居然报道他即将在会后去贝希特斯加登——希特勒在阿尔卑斯山的避暑休闲之地。《生活》杂志说会上出现了“一股狂热潮流”。专栏作家德鲁·皮尔森察觉到“法西斯主义气息”。一个在场的共和党成员比较认同这种说法。基辛格对自己目睹的一切毫不怀疑：
牛宫那种欢呼的狂热令人联想起纳粹时代……那些支持戈德华特的人都是中产阶级，活动十分猖獗：他们是技术官僚，被一种近乎狂热的热情所驱动。他们是自由暴露那一代人，是许许多多自高自大、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他们有信仰，没有党派。那些佩戴亨特利和布林克利[6]徽章的代表在场内到处走是一种新现象。有一个代表对我说：“不好意思，我的徽章不够大，不能把霍华德·K.史密斯和东部所有报纸都印上去。”这是一种新型代表。这种组织一旦成立便很难清除。它会成为后10年很可能出现的所有危机的剩余遗产继承者……戈德华特的胜利是美国政治中的新现象，它是欧洲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政党的胜利。谁也无法预测其结局，因为没有先例。
报纸纷纷对这出“悲喜剧”进行报道，引起了基辛格父亲的警觉。老先生当时在瑞士的阿尔卑斯山度假，他给儿子写信，警告说如果“此人”在“不满分子”和“反动分子”的帮助下获得11月大选的胜利，那“将是美国的悲剧，也是全世界的悲剧”。不过，他儿子明白同时还会有其他危险。一股同等的对立势力也有可能汇聚到政治左派。他富有前瞻性地写道：“我们前面可能出现的情况已经在牛宫有所体现。”室外有纠察队呼吁越南中立、解散北约，还有争取种族平等大会的示威者。室内是右派极端分子。
几天后他对英国历史学家迈克尔·霍华德说，参加这次会议“是一种惨痛的经历……任何新闻报道恐怕都难以尽述”。霍华德表示同情。这种亲身政治经历值得人们“引以为戒”。他写道：“我们这些学者只是在理论上对非理性的力量有所了解，实际生活中碰上了会叫人非常难受。对那些成功掌握这种力量的政治家，你会更加尊敬。”但是霍华德把戈德华特的支持者与当时在英国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核裁军运动相提并论并不恰当。美国发生的事情比较特殊，基辛格仔细一想，认为这跟肯尼迪时代知识分子背信弃义不无关系。那时候，常春藤高校最优秀、最聪明的人对华盛顿趋之若鹜，以为自由派计划具有不可动摇的正确性。
每个民主国家都要尊重多样性。但是它们必须明白多样性的意义何在。宽容不能等同于道德中立。相反，如果相对论四处蔓延，伪价值会取代被毁灭的真价值。人不能靠陈旧的口号和自以为是的祈祷来生活。20世纪30年代人类还没有明了全部真相。我的很多同事（我可能也是如此）对那些不如我们见多识广的人采取一种自鸣得意、居高临下的态度，这样必然会产生一种感情真空……发生戈德华特现象之后，两党都有责任深刻反省。两党都应扪心自问的是为什么有了和平和繁荣还不够以及为什么在生活富裕时期中产阶级会出现极端行为。他们必须考虑一点，如果民主社会对多样性的尊重不是建立在强烈的目标意识之上，那么这样的社会不可能存在下去。
可悲的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那些统治者深信越南战争可以提供这种目标意识。约翰逊政府引起的越战升级带来了灾难性后果，正因如此，在后来的15年中，即便从选举角度看，戈德华特支持者的人数大大超出左派极端分子，在美国政治剧中饰演主角的似乎也不是牛宫里面的极端分子，而是牛宫外面的极端分子。
5
政府宣传者及政府左派辩护者常说，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根本不是美国侵略的无辜牺牲品。1963年12月，也就是约翰逊总统做出往越南大规模发兵的重大决定前一年半，越南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通过如下决议：“如果我们不打败敌军，我们无法……取得革命的胜利。因此，武装斗争具有直接而决定性的作用。”1964年9月，河内政权派遣越南人民军正规军南下胡志明小道；6个月后，约翰逊才派海军陆战队登陆越南岘港。这次战争的目的，在1965年3月第十二次全会决议中被提及，是“打败……美帝国主义者，保卫北方，解放南方，完成全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因此，也就不难理解1964年8月2日和4日，美国驱逐舰“马多克斯”号在北部湾遭到越南民主共和国鱼雷艇攻击了。约翰逊总统指责越南民主共和国“公开侵略”也不无道理。他要求国会“授权自己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击退对美国军队的任何武装进攻，以预防进一步侵略”，这么做也合情合理。
约翰逊总统向国会隐瞒了一点，“北部湾事件”的直接起因是34–A作战计划——越南共和国突击队在越南民主共和国沿岸发起攻击的计划（该计划由美国国防部策划，得到中情局支持），同时美国海军执行侦察任务。1964年8月2日，美国驱逐舰驶入国际海域，的确遭到了越南民主共和国巡逻的鱼雷艇攻击，航空母舰“提康德罗加”号派出的空中支持可以为证。因此，约翰逊完全有权派美国驱逐舰“特纳·乔伊”号与“马多克斯”号一道巡逻。比较令人怀疑的是8月4日约翰逊和其他政府要员在得知互相矛盾的报道后所采取的处理办法。两艘军舰都报道再次遭到越军鱼雷艇的攻击，它们也还以炮击，而美军执行空中支持的飞行员“却什么也看不见，只见到黑水和美军火力”。“马多克斯”号司令官迅速给火奴鲁鲁指挥部发送了紧急电文，“责备天气反常，影响雷达和心情迫切的声纳兵”，尽管他后来又换了一套说辞。只有一条截获的信号情报表示越南民主共和国军队真的发动了攻击。然而，约翰逊和麦克纳马拉却以此为由，针对约翰逊所说的“对美国武装部队多次采取暴力行动”施加报复，进行了首次空中打击。
约翰逊就是约翰逊。他本来不希望在竞选中谈论越南问题，实际上他打算削减1965年的国防开支。但是计划不如变化，良机不可坐失。那天他正跟国会领导人一道用早餐，突然收到越军第二次攻击的初步报告。他厉声道：“告诉你我的想法是什么，我不但要把炮轰‘马多克斯’号的那些鱼雷艇摧毁，还要把码头上的一切全部摧毁。我要把整个工程给摧毁。我要让他们好好尝尝我的厉害。”机会来了，他要令人信服地反驳戈德华特在旧金山提出的指控：政府在越南问题上很软弱。在8月4日对全国人民演讲的前夕，他打电话给戈德华特，请他支持“尽可能将所有鱼雷艇除掉，将它们所有的基座都清除”。一个非常爱国的人怎么会说不呢？从狭隘的选举角度看，约翰逊做得一点儿都不错。从宪法上看，他不需要北部湾决议。不过这样一来他更有力量对付国会。正如约翰逊亲口所言，它“就像奶奶的睡衣，无所不包”。只有俄勒冈州议员沃尔特·摩斯和阿拉斯加州议员欧内斯特·格伦林投票反对总统在越南问题上搞一言堂。这也是共和党的一种聪明的竞选策略，即让约翰逊代表“正面反应”，而戈德华特则代表“负面反应”。结果是约翰逊大获全胜，获得美国竞选历史上最多的选票。就连基辛格也投了他一票。他上个月参加共和党大会后满腔怒火，竞选前夕还发表了一篇文章严厉批评戈德华特。
约翰逊不费吹灰之力就把戈德华特描绘成“一个就像水果蛋糕一样古怪的疯子”、“一个狂热的疯子和”和“一条疯狗”。这位共和党候选人有充足的证据证明自己判断力很差。约翰逊声称“想往每个人身上扔原子弹”，实际上，有人就根据这句话拍了一条历史上最成功的批评广告——那条著名的广告，描述的是一个叫黛西的小女孩在原子弹轰炸中被焚烧。不过，1964年共和党输掉的不光是总统竞选。他们在众议院也失去了36个席位，让民主党赢得了1945年以来众议院数量最多的多数席位。共和党在参议院也丢了两个席位，结果又是民主党赢得了多数席位（68∶32），这也是民主党战后参议院席位最多的一次。此时共和党的命运跌至低谷。就连共和党的自由派成员，例如纳尔逊·洛克菲勒，此时也很容易偏向左派：博比·肯尼迪辞掉了司法部部长一职（因为他请求约翰逊把自己提升为副总统或国务卿，遭到拒绝），洛克菲勒很担心他会来竞选纽约州州长。民主党在竞选中取胜，在两方面加强了约翰逊的权力。一来他颁布了一系列自由派法律：选举法、医疗保健法、医疗补助法以及消费者保护法和环境保护法。二来他在越南政策上的所有政治限制似乎被悉数解除。越南战争最惨烈之时，也就是民主党最强大之际。可笑的是，约翰逊之所以往越南增派援兵，其中一个原因是害怕人们会因他曾镇压的一场保守运动而说他“软弱”。
踏上地狱台阶的理由千千万，通往地狱的台阶万万千。9月7日，约翰逊下令，只要越南民主共和国攻打美国部队，美国部队就“以牙还牙”，进行报复性空中打击。然而，当越共攻打美国在越南边和市的空军基地时，他要求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组（组长是时任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麦乔治·邦迪的兄弟威廉）考虑另外两种方案：李梅属意的那种猛烈的空中打击或者沃尔特·罗斯托提倡的那种地毯式轰炸。第二种方案轻易胜出，于是1965年3月开始了“滚雷行动”的第一阶段——这场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轰炸战持续了8年，中间偶有停顿。同月，美军第一批部队在越南岘港附近登陆。4月1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决定调用这些部队直接攻打越共。到1965年5月，47 000名美军战士已抵达越南。6月7日，威斯特摩兰“要求”将在越美军增加到44个营，这样在越美军总人数年底将增至175 000人。尽管麦克纳马拉称之为“鲁莽到愚蠢的地步”，但仍然支持将美军总数提高到100 000人。
决定让越南战争以一种“缓慢上升的节奏”（国安局328号备忘录的原话）升级而没有设计退出战略，这是美国在冷战期间犯下的最大战略错误。从一开始，约翰逊对此就有疑虑，政府的其他成员，尤其是乔治·鲍尔，也对这一点表示怀疑。首先，美国的直接行动似乎是对付越南共和国长期不稳定局面最简单的办法，越南共和国的那些“争论不休的政客”似乎很难仅凭自己的力量打胜仗。阮庆将军试图夺权，但因为学生和僧人上街游行，未能得逞。不过出动军队后他又很快上台。政府经受住又一次政变，成立了国家高级议会，起草了宪法，建立了以西贡前市长陈文香为总理的平民政府。正如鲍尔后来所言，“那里出现了一系列肮脏的政变，感觉越南共和国的整个政治体制行将崩溃，如果我们不想让这个破玩意儿垮掉，必须采取非常公正、非常积极的措施”。美军轰炸越共算是“帮了越南共和国大忙”。
其次，威廉·威斯特摩兰将军指挥的军队向约翰逊承诺“只打有限战争、达到有限的目标、使用有限的手段、动用有限的资源”。约翰逊认为如果付出太多（尤其是如果入侵越南民主共和国）有可能把中国牵扯进来，他总是担心朝鲜战争再度上演。事实上，也正因如此，李梅认为全力以赴便毫无希望。但是，威斯特摩兰中意的“搜索–歼灭”战略实际上损耗性大，结果美军伤亡惨重，士气低沉[7]。陆军参谋长哈罗德·K.约翰逊及其副手克赖顿·艾布拉姆斯提出另一种方案，支持美军清剿、占领一些重点村，而将大部分作战任务留给越南共和国，但该方案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
再次，现在美国国内项目发展很快，为了不危及国内项目，约翰逊只能让军事力量“缓慢增长”。事实上，尽管民主党把持了国会，但政府在福利和民权事务上的行动太快，他都有些力不从心了。6月30日，他建议给贫困家庭发放租房补贴的提案险些被否决；7月底要开会审议的投票权和医保法案看起来也不堪一击。财政上保守的共和党和南部各州的民主党结成联盟，威胁着“大社会”蓝图。因此，约翰逊不敢要求国会答应越战升级必须满足的条件：一项新决议、授权他征召预备军人、一笔巨额追加拨款以及增加税收。约翰逊没有在黄金时段上电视发表讲话，而是在一次中午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非正式地宣布将调动更多部队，一口咬定这样做“不意味着政策会出现任何变动”。正如他对麦克纳马拉解释时所言，如果他“对国会……提出更多要求……我们的国内立法计划就会化为泡影”。约翰逊决定不让国会有机会在枪炮和黄油之间做选择，因为他们很可能选择前者。在此问题上，他得到参议院多数派领导人麦克·曼斯菲尔德的支持。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可怜的是那些对战争升级持怀疑态度的人没能证明自己有理。有人说是约翰逊不让在国会辩论，其实不然。根据近几任总统的标准，1965年的国会辩论是相当自由的，大家都能畅所欲言。1965年4月2日的国会备忘录中记载，约翰·麦科恩准确预言“各种因素会增加军方的压力，以期制止轰炸，其中包括美国民众、媒体、联合国和世界舆论”，并准确推测越南民主共和国就“指望出现这种情况”。他还警告道，即便“美国保证不断增加人员”，政府也将发现“这项军事行动让自己陷入丛林战的泥淖，无法取胜，要从中抽身也极其困难”。另一个早就对此持怀疑态度的是国防部副部长约翰·T.麦克诺顿。1965年春，他访问西贡后回国，郁郁寡欢。他认为“美国是一名‘良医’，而越南这位病人已经无可救药，治不了了”。1965年6月，他直言不讳地说：“黄种人的问题应该由黄种人解决。”早在1965年5月17日，克拉克·克利福德就警告过，如果投入大量地面部队，那么美国会“陷入泥潭”。7月23日，他在戴维营对约翰逊总统说：“我讨厌这场战争。我认为我们赢不了……它会毁了我们。5年牺牲5万人，耗费数千亿美元——这还不仅是美国的事。”乔治·鲍尔战后在法国生活过，他比大多数美国官员都了解法国人的感受。他认为越南完全是个“很差劲的国家”。他也怀疑“逐渐升级”的提法。7月21日，在白宫举行的一次重要会议上，鲍尔毫不含糊地主张“减少我们的损失”，道理很简单，因为“大国打不过游击队”。往越南增派部队犹如“给癌症晚期病人进行钴放射治疗”。的确，这将意味着失去越南。但是，“最沉重的打击莫过于让世人知晓世界头号强国居然打不过游击队”。
种种预测后来一一成真。不过，鲍尔事后承认：“我当时有一种宿命感，因此不会制止事态发展。该发生的终究会发生。这种事一旦开了头，就像人喝了点儿酒一样，之后肯定还想喝，你都身不由己。”相反，罗斯托一直都很乐观，不断安慰约翰逊美军会打赢越战。而麦克纳马拉却踏上一条错误道路，不仅名声遭受致命打击，下半辈子也不得安宁。正是他在1965年7月的重要辩论会上力排众议，重新推出多米诺理论，预言美国在越南的失败将导致“共产党统治”不仅横行“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和马来西亚”，也可能殃及日本和印度。他悲观地警告：“巴基斯坦将进一步靠近中国。希腊、土耳其将趋向中立。共产党在非洲的活动将变本加厉。”
因此，很多人预言美国一旦失去越南，便将失去第三世界。在这种心态下，美国出手了。
6
基辛格对越战升级的重大决定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是纳尔逊·洛克菲勒的主要外交政策顾问，而洛克菲勒两次竞选共和党候选人提名都失败了，那次参加共和党大会发表演讲抨击极端主义时甚至被一帮暴徒的咆哮声所淹没。这显然是基辛格的错。林登·约翰逊总统跟肯尼迪总统不一样，像基辛格这样忠于竞争对手的顾问他压根就不用。
无论如何，即便约翰逊不会考虑将美军从越南撤回的脱身战略，基辛格却一直在盘算自己的脱身战略。1964年8月，他和安妮在内华达州的里诺办完离婚手续。即便他们这么“快速地”结束了婚姻，但也难免耗时费神。这段时期前后，他曾抱怨自己的生活“极其忙乱”，“叫人难以相信”，因为“既存在个人问题，工作上也前途未卜”。基辛格原来住在剑桥的家里，现在要搬出来，要从特意在车库上面建的书房里搬走所有的书和文件，这可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事。最大的问题自然是孩子，两人离婚的时候大的孩子5岁，小的才3岁，但他们也知道父母之间出现了难以弥合的裂缝。事实上，有时生活就是这样，离婚后他照顾孩子更周到了，因为他现在跟伊丽莎白和戴维住在一起，不能不全心全意地照料他们。
离婚后基辛格和父母的关系也更近了。1964年2月，他父亲写信感谢他买的寿礼：“我喜欢你字里行间流露的那种温暖。”
我很开心你似乎对我和你妈妈不再有怨恨之情了，以前有一段时间你显然是怨我们的。
亨利，请你相信我，我和你妈妈都能体会你现在的不幸。做父母的不希望你为了我们做出一个不能让你最终幸福的决定。这么漂亮的一栋房子、那么棒的一个书房，家里的一切都舒舒服服的，现在要放弃，心里一定很难过，难以割舍，这一点我们非常能够理解……
只有你自己才能判断，你最需要什么。老天啊，求求你，但愿你能很快想办法过上一种内心满足、幸福的生活。
你负担很重，目前经济很拮据……我们对你深表同情，但求能帮上你。
尽管当父亲的在经济上帮不上忙，但路易斯·基辛格却设法在感情上支持两个儿子。尤其是他设法让两个孩子继承德国犹太人的习俗。光明节到了，父亲一般都会给儿子们买些德国作曲家的黑胶唱片：有由卡拉扬指挥的柏林爱乐乐团演奏的贝多芬第八、第九交响曲；有舒伯特第五、第八（未完成）交响曲；有舒曼的莱茵河交响曲；还有伯恩斯坦指挥、纽约爱乐乐团演奏的马勒第二交响曲。第二年，又给他俩买了录制了两部海顿的交响曲和莫扎特的交响协奏曲的唱片。与此同时，父亲还规劝两个儿子让子女“到希伯来语学校接受犹太教教育”。但是，令老父亲极为伤心的是，兄弟两人（弟弟更甚）毅然决然地要过世俗的美国生活。
离婚的确代价不菲，但也的确值得。基辛格现在搬到了波士顿灯塔街419号的一套雅致公寓里。他还经常往纽约、华盛顿跑，有时候也就是想换换环境，并不都是去办事。父亲知道基辛格喜欢音乐，无疑希望他能去卡内基音乐厅，不料他却买票去观看泽罗·莫斯苔主演的音乐闹剧《春光满古城》。这个时候，基辛格的幽默感越来越外露了。他对洛克菲勒新招的一位助手说：“我只讽刺我很喜欢、很尊敬的人。”这种俏皮话在聚会时很受欢迎。他现在频频出入社交场合，他父亲不以为然。基辛格42岁生日的前两天，父亲写信说很遗憾他不能来和父母吃饭，因为以前他们家孩子过生日一般都会和父母在家吃饭。父母原想给他打电话，但“我猜你不希望我给你打电话，让参加鸡尾酒会的客人都知道那天是你的生日”，于是作罢。其他人也发现这段时期基辛格变了。托马斯·谢林曾在伦敦向一位同事介绍基辛格，说他“肥胖、个子矮、面色苍白、病恹恹的”。但是，一次基辛格去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开会，抵达希思罗机场时，人们看到的远不像谢林所言。他瘦了，面庞黝黑，西装笔挺，完全可以拍广告了。弗兰克·林赛的夫人玛戈特也看到他了。原来基辛格“并不爱笑”，现在瘦下来了，“很风趣、爱聊天”。
父亲虽然对基辛格新的生活方式颇有微词，但谈到儿子的成就时却抑制不住自豪的情绪。父亲开心地说道“上次安息日布道，我们社区教堂的哥德堡拉比提到你，还引了你新书中的几句话。”1965年12月，基辛格出席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主办的越南问题电视辩论会，父亲更是赞赏有加：
不管是在街上，在家里，还是在地铁上，总有人打来电话，或者主动跟我说话。德国犹太人都很骄傲，“他们”中的一分子居然能代表美国，有些人很欣赏你能解释美国政策，但所有人都佩服你的表现，连那些不同意美国出兵越南的人也佩服你。今天就有个律师跟我说：你儿子太棒了！我也很高兴，你说话很有节制，不像是那种战争狂。
基辛格回信向父母保证，二老去瑞士度假一定会享受隆重礼遇。
前面说过，几乎无论怎么看，基辛格参加1964年共和党大会都是一次惨痛的经历。虽然会场被戈德华特之流弄得乌烟瘴气，但基辛格却得到一个意外的惊喜：正是因为这次大会，在旧金山的一个夏日，基辛格首次邂逅了南希·马金尼斯。她美丽、聪明，而且相对于基辛格而言身材更修长，她是法国历史专家，三年前就开始为洛克菲勒做些兼职工作。两人的激情在旧金山点燃，慢慢地燃烧。到了1967年1月18日，基辛格写信请她做外交政策研究员的全职工作。他在信尾写道：“现在请允许我说一句，如能再次与您交往，我将很高兴。”现在我们知道，实际上在1964年共和党大会召开后不久，两人就擦出了爱的火花。基辛格被迷得神魂颠倒，开会时在会议厅一排排地找她。然而，基辛格刚刚离婚，再说，若自己这个大儿子将来跟不信犹太教的女人结婚，父母可能不喜欢，所以两人决定暂时对这段感情保密。
7
1965年12月，父亲路易斯·基辛格看到儿子上电视，压根儿没想到基辛格能再次参加美国外交政策的公众辩论多么不容易——不仅仅是再次参加公众辩论，而且是再次参加决策过程。有人可能会想，基辛格在越南问题上对肯尼迪和约翰逊两届政府都持强烈的批判态度，要重新进入决策层一定很艰难。其实不然，从一个方面看反倒是更容易了。1965年7月的几场重要辩论会上，麦克纳马拉的关键立场实际上是多米诺效应的翻版：美国在越南打败仗会产生连锁反应，世界各地的共产党会更加有恃无恐地起义。无独有偶，基辛格也得出类似结论。1964年9月，他为洛克菲勒起草了一份发言稿，依然是以批评的形式指责政府“误解共产党挑衅”，在越南问题上“糊里糊涂，摇摆不定，不够坦率”，不料这为他在华盛顿的重新崛起铺平了道路。
艾森豪威尔的多米诺效应暗示共产党会越过边界，像部队一样从一个国家行进到另一个国家。不过基辛格现在提出了一个不同的构想、一个更新的想法，更适合这个有洲际飞机和导弹的时代。
面对共产党在老挝、越南的发展，美国优柔寡断，不敢展示出强硬和毫不动摇的一面，因此我们的东南亚条约组织盟国中立化的趋势就越发显著……但有一点应该也很清楚，印尼总统苏加诺侵略他国，美国没能让他付出代价，所以后来才冒出个纳赛尔。我们在柏林墙问题上表现软弱，结果，古巴导弹危机又对我们的实力进行了一次检验。
孤立的问题、孤立的国家不复存在。再不会有单一的、简单的解决办法。每一个事件都会产生世界性影响。
这种全球化的暗示引人注目，因此在后来的政治生涯中，基辛格多次提到一种悖论：“现代科技创造了由不同民族组成的共同体，而政治观念和工具却依然局限于民族国家……世界历史发展到今天，民族国家已经无法独立存在下去，而偏偏此时迎来了民族自决的胜利。”易言之，后殖民世界的政治分裂与增进国际团结、加强国家间联系的科技、经济趋势背道而驰。基辛格认为，这意味着必须建立国际秩序的新的“更宽泛的结构”。
基辛格始终比那些他批评的人理想化。原则上说，他跟威尔逊总统一样支持建立“一个包含安全与发展的世界体系”。但是这却遭到“敌对势力的阻挠”。因此，“我国外交政策面临的巨大挑战”必须是建立一个“自由国家联盟”。为此，第一步是“建立一个负责为西方的未来研究制定共同的谈判立场和共同政策的北约中最高层次的永久性组织”。这样的机构可以“向全世界宣告，无论是马来西亚、越南共和国、泰国、委内瑞拉的受害者，还是中东的受害者，都能期望得到我们的支持”。毫无疑问，这个机构也会促进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不过基辛格明确表示，他的期望远不止于此：
效率绝不是自由国家人民追求的唯一目标。
无论观念有多么虚妄，我们都不能空谈物质财富来跟它们斗。所有人都希望拥有价值观，因为只有有了价值观他们的生活才有意义。
我们应该大大方方地宣称，我们要矢志不渝地追求一个目标，让民主成为未来的潮流。
?我们要让它对于美国国土上所有公民而言成为现实；
?我们要向世界昭示一个信仰，一个有益于实现世界各地人类价值的信仰；
?我们要用精神而不是物质衡量它的价值；
?我们要在它里面找到它赋予我们祖先想象力、主动性和勤劳品质的缘由。
这种夸大的言辞自然是为洛克菲勒准备的[8]，但至少表面上跟约翰逊及其国家安全团队为越战升级的辩护之词是吻合的。（这里有一个明显区别：他们的行动没有得到任何欧洲国家的支持。不过，这个暂时不说也罢。）
1965年春，基辛格开始行动，频频邀请政府前任和现任官员讲演，请他们吃饭，给他们写信表示鼓励。他邀请麦克纳马拉到国防政策研讨会就反叛乱战争做一个“比较随意的互动”。[9]他邀请时任纽约州议员的罗伯特·肯尼迪吃饭。3月30日，基辛格写信宽慰邦迪说：“我认为我们目前在越南问题上采取的行动在根本上是正确的，政府敢作敢为，我深表敬佩。”两个星期后，邦迪回信致谢，并说基辛格这么支持政府，恐怕“在我们那些哈佛的朋友当中有点儿曲高和寡”。基辛格发现时机到了。第二天他回信说：
就算被人误解，我还是要说，我认为总统在演讲中提到的越南计划完全正确：刚柔并济，恰到好处。我这么说是因为您以前在哈佛的一些同事喜欢挑毛病，这会引起误导，让人以为你们全都是一个想法。我会找机会尽早陈述自己的观点。
话说到这个份上，前嫌尽释。4月30日，邦迪在信中写道：“少数人想知道是不是有些德高望重的教授支持我们，我经常提到你，但他们似乎不信。”基辛格适时重申自己“坚决支持政府的越南政策”，谴责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成员的“无礼批评”。该荣誉学会曾邀请邦迪参加一个极端的“讨论会”，遭到拒绝，于是就指责邦迪“鄙视外行的、学术性的批评”。
然而，自从基辛格担任肯尼迪政府兼职顾问惨遭失败以来，为他谋得一份政府工作的是一位共和党人，不是民主党人。亨利·卡伯特·洛奇虽然未能成功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还是再次被约翰逊任命为美国驻越大使，对此决定基辛格表示热烈欢迎。基辛格发动魅力攻势，邀请洛奇给国防政策研讨会演讲，但由于越南内政局势再度恶化，他被迫取消演讲。然而，还有一个洛奇可以演讲，那就是美国驻越大使的长子乔治，他当时是哈佛商学院的一名年轻教授，出版过一部发展中国家劳工方面的著作。1962年，基辛格曾支持洛奇家的长子与30岁的爱德华·肯尼迪竞争马萨诸塞州的两个参议院席位之一，不过后来事情没成。（当时，基辛格半开玩笑地对南希·汉克斯说，跟肯尼迪家族的人作对恐怕“我8年的政治生涯会玩完”。）现在基辛格想找一个优秀的年轻学者到国际研讨会做几次演讲，题目是“美国国内迅速加剧的代际冲突”，他一下就想到了洛奇。两人中午在世纪俱乐部吃饭商量。不料，洛奇还有更好的想法，他和基辛格主动要求去越南工作，比如给洛奇的父亲当顾问。
基辛格不假思索，一口答应。他马上向学校申请了一年的学术假，校方批准了。（要不是邦迪恳求他推迟一个月，洛奇也发电报说10月“很好”，他可能立刻就动身去了西贡。）然而，我们还不能简单地说他这么做是因为胸怀大志，因为驻越大使的特别顾问根本不是什么高位。再说了，下文也会谈到，这份工作不无危险；这段时期，越共对西贡的攻击一天比一天频繁，他父母为此十分担忧，祈祷他平安无事。一些哈佛同事公开表示怀疑。托马斯·谢林嘲讽地对《哈佛深红报》记者说：“哈佛的人谁都不知道基辛格是要穿行在西贡市外的丛林里，还是龟缩在航空母舰上。”有少数同事，比如斯坦利·霍夫曼，显然很好奇，基辛格从越南回来后追着他问这问那。但是，大多数人深信越南民主共和国（用基辛格自己的话说）是“贫穷的、被人利用的、无辜的牺牲品”，到西贡工作是与魔鬼打交道。1965年夏，人们的情绪是何等黯然，看看三位参加国际研讨会的法国学员在《哈佛深红报》发表的谴责美国政策的文章即可见一斑。文章认为，美国像20世纪50年代的法国一样，认定自己是在为自由而战，纯属自己骗自己。实际上，它们是在有效捍卫“地方政府的封建制度、对农民的压迫及领导阶层的腐败”。
我们应该考虑一个现象，越南遭受战争蹂躏长达20多年，原因只有一个：国外列强不支持大多数越南人民所期待的社会制度的变革……一些大国必须承认，无论形式如何，每个国家必须自行选择自己的命运和政治形式。
基辛格帮助美国政府在越南共和国的代表可能是带有目的的，但不是想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那些哈佛同事当中扬名。他的真实动机似乎很直接。到1965年夏，越南问题不仅是美国面对的最大的外交政策挑战，而且是唯一挑战，他渴望深入了解。
基辛格从未去过越南。他对越南历史知之甚少，对越南语一窍不通。但是，1965年8月，他着手准备踏上前往西贡的漫长而艰辛的旅程时，已经明白一件事：这场战争靠军事手段是打不赢的。唯一值得讨论的问题是如何谈判以达成和解。
他注定要苦战8年时间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1] 根据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最终达成的协议，法国同意从印度支那撤军，该地区划分成三个国家：老挝、柬埔寨、越南。越南以北纬17度线为临时军事分界线，直到举行民主选举，在其后实现统一。然而，美国并未签署协议，因此选举最终也未进行。尽管日内瓦会议的美方代表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表面上承诺华盛顿会予以支持，但实际上美国支持吴庭艳宣告越南共和国成为独立国家。
[2] 戈德华特对1964年的《民权法案》投了反对票，理由是第二章和第七章不恰当地扩大了联邦政府在商业领域的权力。
[3] “他优先考虑的东西常常非我所思。他的自由派倾向十分明显，而且在执行那些他以为是你想做的事情的时候非常咄咄逼人。他的坚持有时候让我十分紧张。”
[4] 还是在那一天，晚些时候，基辛格“在街上被共和党人克莱格·霍斯默搭讪，他是美国原子能联合委员会内部资深的共和党成员。他走到我面前，说‘我注意到你转向了敌人那一边’”。而基辛格此前从未见过霍斯默。
[5] 艾森豪威尔说道：“不要对那些罪犯同情心泛滥，这些人带着弹簧小折刀和非法枪械走在街上，目标是无助的‘猎物’，这些罪犯竟然突然就被谅解了，他们成了那种贫苦的弱势群体，因为社会的同情或太多法庭的松懈和软弱，他们获得了原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