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基辛格交谈过的大多数美国人远不如威斯特摩兰将军和他军事援助指挥部的发言人们那么乐观。兰斯代尔显然受到排斥，但至少他很坦率，可能也正是这个原因他才遭到排斥的吧。他对基辛格说：“我认为越南的情况比自己料想的糟糕得多。”越南政府“完全不能称作任何正常意义上的政府”——他们的令状“几乎都出不了西贡”。至于军队的那些平定报告，“都是基于形式主义的标准，跟争端数量和大部队作战有关”。现在还没有解决的真正问题是，“组织严密的越共政治机构渗透到了越南生活的方方面面，像事实政府一样存在于每一个乡村”。按照兰斯代尔的看法，消灭越共政治机构至少需要5年。基辛格从中情局越南站站长戈登·乔根森那里听到的分析也大致类似。虽然官方报道表示只有1/4的人口归越共统治，但实际上这个比例接近一半，“因为越共是晚上在村子里行动，而且是有选择地强加自己的意志”。基辛格还是提了那个经常让人不愉快的问题：是否有“任何迹象表明，在美国建立基地的地区，越共统治在遭到冲击”。答案是没有。要想在村子里赢得对越共的政治斗争，还需要“采取谨慎、艰苦、细致的行动”，但这也至少要3年。基辛格天真地问，越共成员到底是什么人？“他们说知道省一级的越共，但不知道区一级或作战时越共的名称，很多时候只知道番号。”基辛格在顺化见到一些中情局特工，他们更悲观。据他们掌握的情报，省里80%的人口晚上归越共统治，而在被认为已平定的村子里，“当局者和保护他们的部队躲在家里，祈祷越共不要打他们”。无法核实到底有没有基于结束渗透的和平协议。签订停火协议只能意味着失败。
在华盛顿，政府各部门互相指责，西贡也是。中情局“指责部队太迂腐……行动迟缓得很，谨慎得很，从越共方面看也很容易预测”，而大使馆指责中情局“花时间搞什么农村重建工作以证明自身存在的合理性”。然而，使馆政治处的人大多一致同意中情局的观点：跟越南谈判是错误的，会事与愿违。哈比卜和他的20人小组对基辛格说：“如果阮高祺要谈判，三天之内就会发生政变……如果民族解放阵线得到正式认可，很快就能取代政府……如果越共实行任何大赦，可自由参政，那将导致失败……至少需要9个月才能成立一个比较稳定的政府，我们才能够跟他们提谈判的事……需要三到五年才能让政治机构强大起来，有能力跟共产党和平竞争。”低级军官也不那么乐观。波来古的一名军官对基辛格说：“他们设法从20英里外的波来古往波莱梅调了6个营或者说2个团。待他们打过来我们才知道。那里地形很复杂，根本控制不了渗透路线。我问信息情报官，他们认为制止渗透需要多长时间，他们说少则5年，很可能要10年。”
动身之前，基辛格就不满美国人对越南有很大偏见，到了越南也是如此。在中情局越南站站长眼里，“越南人是世界上最阴险的人”，相比之下，“中国人规规矩矩，直截了当，堪为楷模”。美国大使馆哈比卜的团队认为，“你跟越南共和国人说什么他们都不信，总以为什么事都有点儿不光明正大”。总是一脸疲惫的美国驻顺化领事沃尔特·伦迪干脆说在越南“什么事都会发生”，用基辛格的话说，“他已经认同越南人的态度……生活中无奇不有”。但是，基辛格也见过一些越南人，他的反应完全不同。他说道：“一般越南人都很有尊严。从未见过印度人那种肮脏和……狂热。从未见过粗野的越南人。这个国家的人很强悍，不一般，虽说不一定长得很好看。”只要见到越南人，基辛格都表示敬意，这一点大家都看在眼里。回国那天，越南共和国外长主动到机场送行。（可惜送行的人多，基辛格没看见。）
基辛格之所以对越南印象好，是因为他和政府官员、非共产党反对派成员见过十几次面。他们跟基辛格谈话都很坦诚，很少耍滑头。有一个人说出了越南共和国很多人的心声：“如果实现了和平，你们会突然对我们失去兴趣，让我们自己顾自己；你们会减少援助，把美国人撤走，那我们怎么办？”教育专员陈玉宁不客气地问，“美国政府正设法成立一个愿意跟越南民主共和国谈判的平民政府，现在美国政府施加经济压力，就是为了造成这种转变”，有没有这回事？这些问题都问得很好。甚至在早期阶段，越南共和国政府就知道（麦克诺顿说过这话），谈判对他们不会是什么好事。
一次，阮高祺总理在芽庄陪基辛格吃午饭，对他说越南共和国一直在两个方面很薄弱。首先，国家在政治上分裂，这是“多年的地方主义和宗教差异”造成的。（当然，唯一能弥合这些分裂的就是军队。）其次，“政府还没有想出办法在农村大部地区和越共竞争，不是因为越共得人心，而是他们的组织很残酷”。因此，即便是“宣布接受谈判也会大大削弱抵制共产党的勇气和意志，甚至最后越南共和国军队会无心交战，‘很多士兵卷铺盖回家’”。而且，如果签订停火协议，“越共只会进一步巩固对现有管辖地区的统治”，实际上是隔离了越南共和国。
越南部长当中基辛格印象最深的是外交部部长陈文涂，“人很瘦小，像受过良好教育的越南人那样很秀气，简直可以说很轻灵”。他也强调越南共和国内部存在分歧，尤其是南方人和北方人不和，他担心只有像印度国大党那样的组织才能消除这种分歧。基辛格问他“是否认为民族解放阵线中有一些民族主义成员可以争取过来”。陈文涂毫不隐晦地回答：“民族解放阵线就是越共，两者毫无区别。”基辛格又问：“跟他们谈判究竟有没有意义？”，而“对方完全拒绝跟他们谈判，说一谈判越南就完了”。
我问陈文涂战争的结局会如何。他说现在绝对不是谈判的时候。越南还没有做好谈判的准备，而且……越南共和国政府在政治竞争中也无法面对越共。他们需要很多年才能恢复被击碎的整个社会结构。
陈文涂后来又和基辛格见过一面，那是基辛格回美国前不久。他明确表示，越南政府不受《日内瓦协议》约束，绝不会承诺通过竞选实现统一。他说，“统一是很遥远的事……在一段时间内，应该维持越南分为两个独立国家的局面”，意思是说“越南共和国必须保留监管自己领土的权利……有权对境内的叛乱分子采取行动，不受越南民主共和国阻碍。如果越南民主共和国撤走自己的部队，不再支援越南南方的共产党，事情就好办。那么我们就可以考虑停止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
还有一次见面的时候，负责农村重建的部长详细说明了在农村“恢复民政统治”的困难。“问题是越共10年前就往农村渗透，已经在越南全国各地建好基础设施。现在政府需要从越共10年前开始渗透的地方着手，设法把农村从越共手里夺回来。”出现难民危机以后，解决这件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第一步兵师师长阮文川将军在顺化告诉基辛格，那些逃避战乱跑到南方的人正变成越共招募的对象，被用来“煽动骚乱和暴动”。
基辛格与范春诏少将会晤时发现，越南共和国军人政权对自己的目标认识不清，只知道大体上维持现状。范春诏认为，政府需要“提出一个‘新的主义’，与共产主义并立，供老百姓选择”，但他“很坦率地声明，希望在基辛格离开越南之前从他那里得到一些启示，因为很显然他在考虑如何制定自己的政策原则”。要想从美国大使那里得到一点儿启示显然希望渺茫。一次，洛奇宴请外交部部长陈文涂，席间基辛格听了大使的谈话感到简直难以置信。洛奇喋喋不休地说：“美国竞选制度在越南同样可行，即便目前是南北分裂的状态，美国也不是没听说过。”哈比卜表示，韩国的竞选制度可能更好。（尽管朴正熙发动军变夺权，议会选举也已经在1963年举行了。）基辛格在笔记中写道，谈话过程中，“陈文涂就坐在那里，一脸顺从的表情，而洛奇和哈比卜则不停地争论越共是否已经控制了越南一半以上的人口，以及究竟是实行马萨诸塞州的选举制度好，还是实行韩国的选举制度好”。
这就引出一个明显问题：如果现存越南军事政府一致反对任何形式的谈判，那么越南共和国是否有其他人愿意妥协？答案好像是否定的。资深平民政治家潘辉括那年曾短期担任过总理，他“非常强烈地表示，完全、绝对相信越南共和国非共产党势力完全没有准备和共产党少数派进行和平的政治对抗”。他对和平没有丝毫兴趣，敦促美国“加强”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空袭和在越南共和国的地面战争。“当我们的军事行动粉碎了共产党最后一丝胜利的希望，他们就会讲和。”基辛格追问该如何谈判，潘辉括“很干脆地说他首推越南共和国政府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进行双边会谈，尽量不要大张旗鼓”。但如果所有可识别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军队不从越南共和国撤走，美国就不应停止轰炸。社会福利部前部长陈光顺也不大肯妥协。越南共和国根本没有通过谈判签订和平协议的社会凝聚力。必须进行一场“社会革命”才能改变这种局面。基辛格会晤过很多人，只有陈光顺接受美国与河内进行秘密双边谈判。对此基辛格回答说：“我强烈反对美国这么做，不能像这样把小国家当枪使，和另一方的任何讨论都必须有越南政府参与。”越南共和国一定会以为基辛格很天真（或者很虚假）。前副总理陈文轩对基辛格说，河内和西贡已经在保持经常性接触了。
西贡以外……他肯定双方有很多交流。在巴黎也有许多通过第三方进行的联系。（他不排除自己有可能以这种方式与民族解放阵线的代表接触，而且，实际上他的一些朋友也有这种联系。）在巴黎，与双方都是盟友的越南人可以自由见面，从而“交流思想”。对这种交流没有实际限制，这种交流一直都在进行。
的确，这番话令人深思。
基辛格并不局限于会晤政治家和将军。他了解到越南共和国社会的宗教构成很复杂，所以也会见了一些天主教、佛教领袖。胡文愉神父对越南政治和越战都不看好，认为根本不可能打败越共。越南共和国佛教研究协会主席的预测让基辛格大吃一惊：“要么共产党会同意签署一项类似于1954年《日内瓦协议》的和平协议，要么越战会愈演愈烈，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毕竟越战终未演变成第三次世界大战，只有在这一点上约翰逊的政策才算是成功的。）另一位佛教领袖释智广提出忠告，“美军轰炸越南不如轰炸中国”，后又补充，“越南共和国什么事都涉及腐败，都凭关系，这个社会烂透了”。有时候基辛格走马灯似的访谈就像是一场竞赛，他要看看到底哪个专家最悲观。头号种子是一家日报的老板邓文充，他说西贡政府“是一帮军阀，只能代表自己的人”，“没有任何群众基础，不亲民”。
基辛格准备离开越南了，心情十分沉重。美国在越南的整个困境在顺化大学校长裴祥训的长篇大论的批评中总结得很好。基辛格在笔记中写道：
大学是美国出资修建的，他却从不领情。相反，他抱怨建筑风格和越南传统不一致……有一次我们谈到美国援助这个大问题，我说有些美国人认为，美国对越南的资助应该主要是在经济领域，经济援助将促成相互理解。此时，校长就说普通越南人现在得到的唯一美国援助就是子弹和炮弹。美国造成的破坏那么大，再怎么出钱建设和重建都是理所应当的。
基辛格马上就要动身了。
7
最好不要讥笑记者。同样，最好不要跟他们说真心话。1962年基辛格访问巴基斯坦，初次尝到媒体的厉害。他有几句话没说好，捅了娄子，被狠狠教训了一顿。所以，1965年访问越南，他想方设法避开记者。不过，11月1日，洛奇大使和使馆主要发言人巴里·佐西安苦苦相求，基辛格心软了。他答应中午到佐西安家吃饭，佐西安也邀请了驻西贡的主要美国记者。出席午餐会的有《芝加哥每日新闻》记者凯斯·比奇、美国广播公司的马尔科姆·布朗、《巴尔的摩太阳报》的彼得·孔帕、《纽约时报》的查尔斯·莫尔、《华盛顿邮报》的约翰·马弗尔、《纽约客》的罗伯特·沙普利、《新闻周刊》的威廉·图伊。最后到场的是《洛杉矶时报》的杰克·图伊。图伊是迪安·腊斯克的小舅子，而基辛格在腊斯克掌管的国务院当顾问，按理说这个人最不可能造成什么威胁。但事实上，偏偏就是这个图伊险些断送基辛格回政府部门工作的大好前程。
午餐过后，图伊立即撰写了一篇报道，第二天见报，标题是“约翰逊特使发现越南政权岌岌可危”。
据最近来访的白宫使者报道，越南共和国政府现任领导人在政治上几乎是完全不成熟的，缺乏无私的政治动机。
这种情况越南领导人自己不会说，是著名政治学家亨利·基辛格教授和华盛顿律师、总统顾问克拉克·克利福德调查的结果。两人最近访问了西贡。
美国对越南共和国的政治政策将何去何从？克利福德和基辛格受约翰逊总统委派，来此开展独立评估。
有权威报道称，基辛格将告知白宫，这里还没有一个有凝聚力的国民政府，主要原因在于国家领导人中无人真正效忠国家。基辛格的研究表明，这里的人忠于家庭，忠于家族，但对国家却毫无责任感。
然后，报道详细批评阮高祺政府执政腐败、错误处理难民问题、鄙视农民。图伊使尽浑身解数，把自己的意见强加在基辛格身上。他写道：“尽管基辛格目前尚未表明对当前美国援助趋势的反应，但他已经知道，这里的许多美国决策者认为，现在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越南政界正当其时……据悉，基辛格已经听到大量希望改变美国态度的建议，各方都在施加压力，旨在纠正越南政府的某些错误。据说，他不辞劳苦听取了大量不同意见。”
基辛格倾听着。自从他应约翰逊总统要求来此访问，外交观察家们就在观察他，见他乐意倾听，都表示佩服……
基辛格来访期间，和他交往最密切的人认为他会把一个结论带回国……越南政府工作不力，只是表面上很稳定。
同样的报道也发表在《华盛顿邮报》上，标题是“约翰逊总统特使发现西贡在政治上几乎完全不成熟”。
基辛格惊呆了。从西贡动身之前，他怒气冲冲地给华盛顿拍了两封电报，强烈否认这篇报道正确反映了他的观点。但是后来的情况更糟。一到旧金山，他“惊奇地”读到一篇由白宫发出的有关他访问越南的声明（撰稿人是比尔·莫耶斯）。声明否认他此行具有官方身份。基辛格忍无可忍，匆匆给邦迪写了封两页的信：
我是下定决心悄悄地、谨小慎微地执行三年来的第一个官方任务。因此，在越南期间我拒绝与媒体见面。最后，倒数第二天，在大使和佐西安的执意要求下，我还是见了几名记者，说好了由他们告诉我对越南的看法。我怀疑那顿午餐我总共只说了三句话……报道说那些观点是我的，纯属……捏造。
在越南逗留期间，我千方百计执行政府政策。出于对西贡政府的尊敬，我竭力强调政府稳定的重要性……我在批评一些现象时，并未说白宫可能无意中削弱了我所说内容的可信度。我去越南是政府委派的，在越南期间，我是在大使馆的办公室里办公的，我不知道越南人看到我是以非官方身份访问越南的声明会怎么想。
基辛格承认，他对越南局势的看法不像他去之前想象的那么“令人振奋”。但是，问题不在于西贡政府很软弱，那只是“一个表象”。不管怎么说，当前政府“跟任何有可能出现的政府一样好”。他弄不懂为什么转眼之间白宫要跟一个“一贯支持政府越南政策的”人断绝关系。他很气愤，也很伤心，要求白宫发表声明正式更正。
我们无从得知为什么基辛格认为自己能不受约翰逊政府不正之风的影响。他在白宫和西贡不是耳闻目睹了吗？尤其是不同政府部门之间互相推诿，认为越南局势恶化与己无关的现象。邦迪无疑心想：“瞧瞧，又来了！”他把基辛格这封“气愤的批评信”转给弟弟威廉，也不表态。好在基辛格在越南和所有人见面时，西贡大使馆的人都在场，随后洛奇发来电报为基辛格的行为辩护。不过，要白宫发表更正声明，休想！于是，基辛格决定自己公开发表声明予以否认。他还强迫邦迪替他洗刷“至少是不谨慎，或许是不忠实”的罪名，要求邦迪跟他尊敬的一些人谈话，包括《外交事务》编辑汉密尔顿·费什·阿姆斯特朗。（邦迪帮了他这个忙。）其他方面只有一点他感到满意，他收到莫耶斯的一封信，信中说他的声明给基辛格造成了“尴尬”，对此表示“遗憾”。11月11日，基辛格去了趟华盛顿，他向洛奇汇报说“图伊的报道风波已经平息”。
图伊在报道中也提到了克拉克·克利福德的名字，似乎想暗示克利福德也认同基辛格的那些负面意见。约翰逊简直都要“发疯了”，因为谁也无法否认克利福德是要直接向总统汇报的。基辛格给克利福德写了封长信为自己辩护。不过两人有一个根本区别：基辛格和媒体的那些人吃过午饭，克利福德并没有。据基辛格说，他在佐西安家是这么开始讨论的：
我觉得在没跟大使汇报之前就说出任何结论不妥当。实际上，我还在整理自己对这里的印象。然而，如果那些经验丰富的人能谈谈对越南局势的看法，尤其是有关加强政府法制性和延续性的看法，我将非常感谢。后来，整个午餐期间，我的的确确什么也没说，只是听那些记者在那里高谈阔论，记者在一起通常都是如此。
他甚至连克利福德的名字也未提。他回忆午餐时说：“媒体大骂西贡政府，我感到震惊。”他“深表歉意”，“也很灰心，被震动了，因为我想帮帮政府，帮帮洛奇大使，却落得如此尴尬的下场。这几天我一直在苦苦问自己，如果不那么办又能怎么样？我依然弄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有两种说法。克利福德说，基辛格参加的那次午餐会图伊去晚了，没人跟他说谈话内容不宜公开发表。然而，佐西安回忆的却不是这样。他后来跟沃尔特·艾萨克森说：“亨利说了很多话，对西贡领导人的态度很悲观，说他们不得人心，很腐败。要我说，图伊的报道是准确的。亨利也的确很悲观。”换句话说，基辛格这次又失误了，跟媒体人讲话太坦率。这个解释似乎比较合理，因为尽管他告诉克利福德，说他在给洛奇大使的报告里说过，他自己的看法跟图伊强加给他的观点“完全不同、截然相反”，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前文提到，基辛格写文章谈到越南之行，几乎没有一个字表示“深信西贡政治稳定”。情况恰恰相反。他犯了一个常见错误：先向记者透露自己的真实想法，然后拼命否认，结果只能是欲盖弥彰。
8
究竟该怎么处理越南问题？回国后基辛格向各部门汇报了情况，听取情况汇报的有国务院的威廉·邦迪、亚历克西斯·约翰逊和伦纳德·昂格尔，有国防部的麦克纳马拉、麦克诺顿和亚尔莫林斯基，还有中情局的雷伯恩和他手下的高层工作人员。一开始，他感觉是在和入职白宫比他早的克利福德较劲。基辛格向洛奇报告说：“克利福德动身前，是极端的温和派。回国以后，他总是说‘无条件谈判’这个说法从外交上看不明智，从政治上看不慎重。克利福德认为，我们需要一个更加强调结果、强调共产党让步的口号。套用一句俗话：剽窃是最真诚的恭维。”听越南共和国政府曾这么劝过基辛格：一味跟越南民主共和国方面谈和谈是不够的，实际上肯定还有危险。华盛顿尽管口头说希望谈判，但“思想上并没有做好准备”。他出访越南还得出一个主要结论，中情局的平定计划（说得好听，实际上那就是想将越共从现在占领的村庄赶走的平叛战役）需要逐步展开，如果仓促扩大人民行动队，即忠于西贡的反越共干部，可能“破坏整个计划”。
基辛格现在把自己看作西贡安插在华盛顿的人。他发给洛奇的报告很受欢迎，“睿智而有益”。威廉·波特极力劝他“密切关注这个问题”，还说“我们需要你”。菲利普·哈比卜说他的访问“带来了一阵凉爽的清风”，请他第二年夏天再来。他写道：“其他项目连一半的精彩程度都赶不上，包括你负责的那场好戏，”这可能是指基辛格操办的国际研讨会。“这就是一个赌场，赌钱的人谁也舍不得离开。”哈比卜迫切希望看到基辛格写给洛奇的最终报告——“还是这份报告很可怕，老板不让我这种爱打听的人看到？”答案是基辛格写的越南问题报告十分可怕，他都不敢送给洛奇。基辛格手上只留了一份“草稿”，清楚表明他首次访问越南之后，他的看法是多么消极。报告强烈控诉了美国的艰难处境，唯一比较缓和的地方就是基辛格希望有办法叫洛奇能够接受。
基辛格写道，军事局势可以改善，甚至军方“过于乐观的”预测也有可能兑现。然而，越南打了20年内战，越共分步骤地暗杀高官的行动持续了10年，两年来西贡的政治动乱从未消停，目前是百废待兴，要想成功必须“有能力建立一个政治机构来填补种种空白”。西贡政府“岌岌可危”，缺乏凝聚力，在农村的威信“还很低”，中央官僚机构“臃肿”。
在越南的各个省份，内战和西贡的政治动乱都让人意志消沉，了无生气。暗杀、各方的无能和政府变更都看重规避风险。从西贡到各省份，如果你了解项目的执行情况，会惊讶地发现很多项目已草草收场，而对于那些还没有完成的项目，从它们残余的部分来看，根本无关紧要……很多动静很大的项目启动后却失败了，结果全国上下都是一种放任消沉、士气低落的局面。
这一弱点是越南问题的关键，因为它说明了为何打败越共极其困难；基辛格现在认为越共夜间控制的农村地盘占全国面积的85%。实际上，基辛格怀疑“政府现在能在许多地方存在下去，只不过是跟越共有个心照不宣的协议：双方和平共处，你不犯我，我不犯你”。在这些地区，平叛就像是“一场职业摔跤比赛”。在其他地区，越南共和国的军团司令“享有自治权，各霸一方，就像军阀一样”。省级政府是“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说是在帮忙，实际上更可能是在帮倒忙。基辛格写道：“我们的官僚机构爆炸式地发展，援助项目也就一再增加。”结果是压制、削弱了越南共和国政权自己的计划。按亚历克西斯·约翰逊的设想，美国援助是消防栓，越南共和国的国家治理能力就像是花园里的水管。基辛格浏览了美国涉及越南共和国事务的所有机构名单，并根据自己的观察来排名，首先是隶属于美国国际开发署的美国援外使团。他认为该机构的高层“很棒”，但各省的那些办事员团队是“最无能的美国团队”，其“不断扩大的”官僚机构在全国实施雄心勃勃的开发项目，这些项目不仅越南官僚机构无法承受，而且，在越共控制地区，简直就是“为共产党增加税收”。中情局越南站站长给基辛格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是凭借“越共机制的渗透力整体很弱……仅有30%左右的平定部队在真正发挥原定的作用”这样的言论。美国驻越南共和国军事援助司令部，也就是威斯特摩兰将军指挥的军事组织，正设法“同时开展很多工作”；该组织的作风极为官僚，并且过于注重“可以量化的”结果。因此，也就“忽视了无形素质方面的一些工作，比如发掘当地领导小组”。尤其是该组织缺乏有效实施平定的能力，或者按基辛格客气的说法就是，“10多年作战训练中培养的特殊素质，不包括在不稳定的复杂环境下鉴别政治判断的能力”。
相反，基辛格很欣赏兰斯代尔，称赞他“是一位对付亚洲人的艺术家……很有耐心，有感召力，想象力丰富”。对他的年轻团队也称赞有加，其中包括哈佛博弈论专家丹尼尔·埃尔斯伯格，他最早对国家安全问题感兴趣是因为参加了基辛格主办的国防政策研讨会。不过，“他们的气质带有艺术性，很个性化”（基辛格的措辞很漂亮），跟其他机构合不来。同时，他精明地发现兰斯代尔夸大了60年代的越南和50年代的菲律宾（他协助菲律宾政府平定了虎克党暴乱）之间的相似性。最后，基辛格分析了美国大使馆。可能也难免吧，考虑到他预计的读者，他对美国大使馆的评价比较积极，说这是“我见过的不是最强也是最强之一的美国使团”。不过，他也提出批评，尤其是驻西贡大使馆偏向开展多个不同的项目，这些项目“设计时彼此孤立，跟国家小组所有成员普遍接受的总体标准不是完全相关”，而是根据“西贡个别人或某个省级官员的个人偏好”。
基辛格对美国援助的整体评价不仅精明，而且犀利。很简单，可悲的是部门之间缺乏合作：
因为各机构首先急于推行自己的项目，所以实际上它们一般都通过一系列非侵略协议来运作。除非一个机构的项目直接侵犯到使团的另一个项目，否则大家都会注意不去发难，怕自己的宝贝项目遭到大会审查。这么做可以避免直接竞争，但同时也导致官僚机构臃肿，造成一种倾向：设法回避选择，能上马的都上马。由于可用的资源稀缺，尤其是缺乏训练有素的人，这样一来，结果必然令人失望。
美国的一大难题是要设法“在内战期间在一个分裂的社会基础上建立一个国家”。但是知行之间总有差异，因为“越南平民政府在各省毫无统管作用，而美国总想在太短时间、太大范围内开展太多工作”。基辛格竭尽全力，最后提出几点积极建议：更细心地调整一些试点项目；项目一旦上马就要善始善终；彻底盘点各省人力；成立一个由各机构副职领导组成的项目审查委员会。不过他的最佳想法最为简单。现在该有人绘制一份越南共和国地图，“一份关乎平民人口而不是军队的安全形势图”。现在也不宜再提“平定”二字。基辛格认为：“这个字眼听起来有一种极其消极甚至居高临下的味道，很容易让人想到殖民战争时期对‘当地人’的平定。”这的确太容易让人抚今思昔，格雷厄姆·格林早就预见到了。
基辛格的报告草稿总体来看批评得太激烈，不好意思公开。两天后他把修改稿发给洛奇，这次他大刀阔斧地改了一遍，删除了一些比较严厉的批评，结论也略有不同，其中有一份恪尽职守的声明，显然是初稿中没有的：“我深信越南问题是我国大业的关键，成败与否将决定我国未来几十年在世界上的作用。”改完报告，基辛格又补充两点：能否建一个越南的和平工作队来解决“学生和知识分子整体上对越战不够投入的问题”，送他们到农村协助平定工作？为了达到同样的目的，难道就不能在越南共和国和美国大学之间建立“密切关系”吗？
基辛格说对了一点：“美国面临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提出一种能赢得公众尤其是知识分子支持的理念……一个大家能肯定、不会拒绝的东西”。眼看1965年接近尾声，如果他真的以为借助哈佛大学和顺化大学之间的学术交流能诞生出这种理念，那他就是痴人说梦。两所大学都已经严重偏离了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