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正在竭尽全力破坏大西洋地区的政治后方，摧毁那些它赖以建立西方安全体系的国家的自信。他说几周后将拜访戴高乐，强烈要求他推进欧洲政治联盟的成立。单纯的经济联盟远远不够，单一民族国家也是不够的。
很难得的是，基辛格听到来自这么多政党、这么多年龄层的人的观点。埃贡·巴尔基本上跟施特劳斯和阿登纳一样，对不扩散条约很悲观，只是在他看来，这不过是又在主张把联邦德国作为“东西方之间的桥梁”[3]，给该条约明显针对的瑞典、日本和印度等国家增加一个伙伴。德国联邦议院社民党新任主席赫尔穆特·施密特也持同样观点：在他看来，美国“为了自身利益希望缓和，但有可能牺牲一个关系最密切的盟国……北约的目标正在加速实现”。如果美国着手设计一项政策，巩固基督教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新联盟（该联盟是两个月前随着总理库尔特·格奥尔格·基辛格领导的大联盟的成立而成立的），《核不扩散条约》可能就是最佳政策了。
总之，联邦德国不能为美国提供任何帮助，至少是在越南问题上。基辛格在德国会见了那么多人，结果只落得心灰意冷。他回国后向约翰·麦克诺顿报告：“我不确定这些谈话是否真实反映了今天波恩的那种自怜和初期民族主义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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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辛格只在一个方面赞同联邦德国发展的方向。正如他首次会晤埃贡·巴尔时所言，“新东方政策的整个想法让我感觉很像是戴高乐的想法。巴尔回答，勃兰特迷恋戴高乐”。这再次说明巴黎是关键。谈到德国问题以外的事情，柏林和波恩的政要说得很少。1965年，联邦德国部长海因里希·克罗内（基辛格称之为“阿登纳的最亲密的知己、德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提出那种典型、乏味的担心……美国在东南亚投入太多资源，可能不会对欧洲很感兴趣”。正如基辛格对玛利昂·登霍夫所言，有一段时间他“对美国这么重视纯粹的德美关系感到疑虑”。联邦德国过多地考虑自己的事，不可能给美国很多回报。因此关键还在于法国。
早在1964年7月，基辛格就与众不同地开始对戴高乐表示同情。那年，他在《外交事务》上发表了一篇深刻的批评文章，分析大西洋联盟的问题何在，文章中就阐述了戴高乐主义。近20年来，核武器发展突飞猛进，现存核武器数量更多、毁灭性更强，但从未被使用过，在这种形势下，政治独立的“新精神”和“多中心主义”完全可以理解。遏制的一大成功就在于不可避免地让美欧关系更松弛，因为世界末日大战的威胁似乎变小了。基辛格认为：“戴高乐根本不怀疑美国对欧洲的军事承诺，其实他信心百倍，不去考虑政治独立的威胁。”无论如何，法国要批评约翰逊政府的政策合理合法。多边核力量是个噱头。这个计划“从根本上讲是一个手段，目的在于让大家接受美国的核霸权”。根据灵活反应理论，欧洲应该默许“美国独家控制核战略”，只能建设自己的常规部队。但是，“戴高乐却染指北约这个关键问题。在没有共同外交政策（至少是一个各方都接受的分歧范围）的情况下，设计一个共同战略可能徒劳无益”。基辛格不仅同意戴高乐早先的提议，整理一份大国“名录”，也赞同法国提出的欧洲统一观，前提是召开外长和内阁各部门官员参与的制度化会议，而不是搞德国式联盟制，尤其是因为后者“最便于英国参与”。这些评论表明，尽管洛克菲勒计划建立欧美联邦制以解决北约问题，基辛格却从未完全信服。
基辛格写了一篇故意挑衅的文章，题为“幻想家”，指责美国人“误解”戴高乐。就连玛利昂·登霍夫这种与他志趣相投的人看了也很不舒服。（她很厌恶这篇文章，读了一部分就搁下了。）他对她说：“尽管我很不赞同他的一些答案，但是他提了一些极为重要的问题。”基辛格试图自己找答案，1965年就出了一本书《麻烦的伙伴关系》。这本书的献词页上说献给他的两个孩子，而本书是在基辛格于1964年3月外交关系协会所做的三个系列演讲的基础上写成的，由该协会赞助出版，同时出版的还有两本书，一本是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的《分裂的另一种选择》，另一本是蒂莫西·W.斯坦利的《转型期的北约：大西洋联盟的未来》。基辛格的这本书写得很仓促。即便年轻的彼得·罗德曼提供了“特别巨大的”研究帮助，托马斯·谢林提出了“犀利的高见”，也无法弥补行文的仓促（有几处把“英国人”拼错了，至少有一个地方明显是要说“法美”，却写成“法德”）。好几个章节都脱胎于早先发表的文章，所以谈论大西洋联盟的部分不能完全自圆其说。不过，有一个重要观点讲得很好：美国必须更加郑重其事地看待戴高乐主义。“美国称霸、欧洲无能”的日子已经结束，却留下了遗产，一方面是美国“自以为是、没有耐心”，另一方面是欧洲“爱发牢骚、缺乏安全感”。现在美国控制了核战略，美苏玩起了缓和，在这种现实条件下，“政治独立风险小，潜在的好处相当大”：戴高乐是头一个意识到这一点的欧洲领导人。
基辛格专门讨论戴高乐的那一章表明，这个时期他在思想上把戴高乐与俾斯麦相提并论是多么重要。美国人（尤其是国务院的乔治·鲍尔）已经开始认识到应该把欧洲统一为欧洲联邦合众国，因为这样的政治实体才能更好地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伙伴，但是戴高乐已经把它看穿了。他虽然诚心希望欧洲统一，但他只想看到民族国家联盟：一个不再依赖美国来保护自身安全的联盟。基辛格赞成这种远见：
尽管戴高乐做事经常给人感觉他是为反对美国政策而反对，但是他其实有更深的教育目的：教育法国人民或许还有欧洲人民要有一种独立自主的态度……他的外交风格跟俾斯麦一样，因为俾斯麦就是在锲而不舍地寻找他认定的普鲁士的应有地位，但找到以后又通过谨慎、克制和节制来保护新的平衡。
基辛格在书中对戴高乐总统的所有行动都表示支持，包括那些激怒华盛顿的举动。因此，戴高乐拒绝英国加入欧共体做得对，1963年签订法德合作协议确立法国是“联邦共和国利益的保护者”做得对，坚持法国寻求独立核遏制力量做得对（“拿出火险保单并不表示喜欢火灾”），拒绝多边核力量计划做得对。基辛格新近提出成立“北约理事会执行委员会，由美国、英国、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意大利和小国轮值代表组成”，基本上就是对戴高乐正在酝酿的三方名录思想的一个改进。唯一的隐患在于，戴高乐可能像俾斯麦一样，人一死，建立的机构也就消亡了。
政治家必须从现有材料开始。如果他有很多好的想法，但环境无力接受，他的见解再有效也终究会失败。如果他的做派叫人难以接受，那么他是对是错都无关紧要。伟人只有铭记他们的成就必须靠可能跟随他们、天赋不如他们的个人来维持，才能真正有所建树。如果一个机构只有每代都出一个伟人来保护，那么这样的结构天生就很脆弱。这可能就是戴高乐成功的报应。
有些书成功，是时机把握得好。《核武器与对外政策》就是这样。但是，《麻烦的伙伴关系》的时机把握得很不好。他父亲用地地道道的德国式不够得体的语气写道：“可惜这本书出版的时候，人们所有的注意力都在亚洲那边，不在欧洲这边。”不过，书评倒是很友善。《纽约时报》的书评出自资深记者德鲁·米德尔顿，他驻德国6年，刚刚期满回国。他以万事通那种老练的倒拍马屁的口吻写道：“基辛格先生是专家，很多时候他似乎是写给其他专家看的。”不过，整体上他支持基辛格对多边核力量的批评和对德国困境最新说法的分析。伯纳德·布罗迪很喜欢这本书，写了两篇书评，称之为“可能是到目前为止基辛格最好的一本书，也是我知道的有关大西洋联盟的最好的一本书”。另一位评论者赞扬基辛格“对政治现实很敏感”。最严重的批评也许是说基辛格似乎完全忽视了美欧关系中的经济问题。书中只字未提总部在巴黎的经合组织，完全不提诸如“对不发达国家的援助、国际货币流动性的复杂性、贸易关系和关贸总协定”等内容。然而，这本书最明显的弱点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那就是基辛格的设想和戴高乐在他那宏伟但日渐被孤立的爱丽舍宫中设想的现实根本不相容：基辛格设想的是“能让内部的北大西洋沿岸的所有国家都能实现愿望的大西洋联邦”。等到基辛格被叫到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为大西洋联盟作证时（那时书已出版整整一年），《麻烦的伙伴关系》已经过气，伙伴关系也变得更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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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对大西洋联盟的绝望有各种表现。1965年巴黎各界的普遍情绪都带有总统那种傲慢的色彩。5月，法国外交部全权公使让·德拉格朗维尔告诉基辛格：
戴高乐决心削弱美国对北约的统治，也许要把北约变成老式传统联盟。今年大部分时间他将为德拉格朗维尔担心的更持续的攻击建立基础……在他的印象中，戴高乐想要扰乱欧洲的美国驻军，直到我们减少兵力，只需能维护眼下的安全就行，不想让我们建立一个戴高乐认为的旨在政治上统治欧洲的机构……简言之，戴高乐政策目前的主要目的就是降低美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他听戴高乐说“我们要在越南刺破美国气球”。
德拉格朗维尔承认“对西方的趋势感到绝望”，“尤其是法国政策”。戴高乐不仅很想“刺破美国气球”，他还决定阻止欧洲向联邦制方向进一步发展，最惊人的是，他还要直接跟苏联谈“两个德国”问题（戴高乐特意跟葛罗米柯说过）：“两个德国……对不起，我是指美国占领的德国地区和苏联占领的德国地区。”基辛格惊呆了。他对德拉格朗维尔说：“只要我认为戴高乐是个西方人，我就会同情他的所作所为，甚至认为他的行为符合所有盟国的长远利益。现在我有些怀疑。”
上文说过，一年之内，戴高乐将法国拽出了统一的北约指挥部。不难预测他会拒绝在《核不扩散条约》上签字。1967年1月，基辛格再访巴黎，德拉格朗维尔又跟他说戴高乐如何发疯，基辛格听得津津有味：
正式文件中记载的法国官方说法是世界将分为三极。一个中心在华盛顿，一个在主导东亚的北京，第三个就是莫斯科和巴黎支配的欧洲……因此，柯西金来访，戴高乐跟他说：“我们必须不断地观察德国，如果有必要我们一天见两次都行……美国在欧洲一天比一天不受人待见。我们就是要这样来一起建设欧洲。”柯西金回答：“我听说你是这么想的，但我要当面听你说出来。”
然而与此同时，戴高乐正设法利用“一种如有必要也可以煽动的厌美情绪建设一个自治的欧洲……戴高乐告诉联邦德国总理库尔特·格奥尔格·基辛格，他不过是提早一步走在了一条基辛格迟早要走的路上。”在德拉格朗维尔看来，“疯了，因为法国将是德国这种政策的第一个牺牲品”。最后是亚洲，“法国政策不会采取任何行动挑衅北京在东亚的地位”。
德拉格朗维尔说，我们必须面对现实，法国在越南问题上不会保持中立。他听法国外长顾夫·德姆维尔说必须要在东南亚教训一下美国，这样美国就不会在其他地区装腔作势了。法国官员频频会晤胡志明，强烈要求他采取更灵活的方式，这让美国人难以应付。同时，法国极力要求民族解放阵线成立正式政府以寻求认可。
于是，在此就能发现为何基辛格最终重拾对这位法国俾斯麦的崇拜。不仅是因为他坚决反对美国的缓和大战略，设法重建“一战”以前的老式法俄联盟，也不仅是他坚决引诱联邦德国离开美国怀抱，同时制止英国加入欧共体。最可怕的是，他积极帮助越南民主共和国打败在越南的美军。他这么做的动机就是要地地道道地推动俾斯麦式的世界分裂出现，让中国主导东亚、美国困守西半球、法国在泛欧洲伙伴关系中与苏联重掌霸权。如果通往河内之路不经巴黎而经北京怎么办？
戴高乐虽然对意识形态漠不关心，但他比大多数人都精明，早就预见到中苏会分裂，想到法国可以浑水摸鱼。亨利·基辛格也想到了。在1961年出版的《选择的必要》一书中，基辛格直接谈到“一个经常提到的看法”，即“我们开展外交工作要制造共产党治下的中国和苏联不和”。然而，他还是持怀疑态度：“当然，不能忽视两国有可能出现不和。如果真有此事，我们应该善加利用，不用固执地强迫往昔的伙伴建立新联盟。不过，这跟主张我们可以促成他国不睦有天壤之别。”
渐渐为人所知的恐怖均势可能在领导6亿人口的中国领导人看来没那么可怕。即便是在人口中心地区公开开战，中国也会觉得可以承受，或许还认为这是称霸世界的最佳手段。
1962年2月，有人问基辛格：“哪一个对和平威胁更大——苏联还是中国？”基辛格的回答模棱两可：
我想说从长远来看中国可能比苏联更容易扩张。与此同时，最近大多数危机都是苏联一手指挥的……我的看法是两者都会威胁世界和平，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共产主义思想……
从战术来看，中国可能更危险；从潜力来看，苏联更危险，两者之间的争议有点像是两个人争论是先杀人后拿走钱包，还是不用给你当头一棒就拎走钱包。总之你的钱包没了。
两个月后，人们撰写纳尔逊·洛克菲勒的立场文件，文件这样开头：“我们的政策……应该是检验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是否有意改善美中关系。”基辛格修改了语句，设法让表达变得强硬起来：
我们要设法如果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同意放弃在台湾海峡动用武力，我们可以考虑开放非官方联系渠道……记者、学生、游客，等等。
如果使用这些手段有进展，我们要设法可以建立商务联系，首先放弃武器禁运现在对苏联集团成员国实行什么限制，将来也对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实行什么限制。
如果共产党领导的中国证明自己是一个有责任心的国际社会成员，同意武器控制，中国加入联合国的问题就可以（在“两个中国”方案基础上）重新讨论。
这就成为洛克菲勒的路线。除非北京放弃在东南亚和台湾海峡实行“好战的扩张主义外交政策”，不然美国不会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基辛格认为，法国决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应该“遭到谴责”。
后来，基辛格和尼克松都意识到，美国对中国开放能带来冷战时期的外交革命，基辛格也有了新的想法，不过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基辛格的立场是西方在共产党内部分裂上捞不到什么好处……实际上，这种分裂有可能简化我们的问题，也容易让我们的问题更加复杂”。1964年10月，基辛格为洛克菲勒起草一份演讲稿，他认为“中苏分裂削弱了共产主义，世界各地都建立了敌对派系……‘大西洋世界’可以针对不同的共产党政权采取不同的办法，加深共产党世界的分裂”。然而，新形势也有新危险。“从今以后，西方面对的将不再是时而敌对、时而和平共处的局面，而是同时面对两种局面。”再者，共产党分裂后，“对西方双边办法也产生了很大诱惑”。这可能“让共产党坐山观虎斗，乘机逃避困难”。很难相信基辛格看了赫伯特·魏纳的报告无动于衷。报告中说，“苏联驻民主德国大使告诉魏纳，中国不再是共产党国家，而是‘纳粹’国家——这是苏联词汇里最恶毒的一个词。”当时中国正在搞“文化大革命”，出自中国的报告没有一份能让人对中国领导人在国际关系中的未来作用表示乐观。
唯一暗示基辛格未来立场的，是他1966年发表的论文《国内结构与外交政策》中的一段话。他说：
尽管中国依然比苏联“在意识形态上狂热”，但有趣的是，他们的权力结构可能对新的违背常规的做法更宽容。战术固执和思想活力不应与结构僵化混为一谈。因为领导层的制度是建立在超越官僚权力的威望之上，所以还不至于处处听任行政结构的摆布。如果领导层有变，或者领导层态度调整了，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有可能比那些制度更健全的共产党国家出现大得多的政策变化。
这就是基辛格常说的“猜测问题”的一个典型例子，他再次用1936年希特勒的例子加以阐述。
如果行动范围很广，行动时牵扯的知识就很少，很模糊。如果能得到有关知识，影响事态发展的能力常常又降到最小。由于在制定外交政策时必须根据估计来采取行动，而估计的时候又无法证明估计对不对，因此猜测因素在革命时期最为重要。那时，旧秩序显然在解体，而新秩序是什么样子也很不确定。因此，一切都取决于对未来的某种构想。
但是中国的未来是什么？戴高乐也许是法国的俾斯麦，而中国领导人的行为在1966年很难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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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辛格研究俾斯麦和戴高乐之后，发现自己的理想主义遭到挑战。平生第一次，他不得不考虑一种可能性：只有采取现实主义策略，以纯粹的权力关系计算为基础（纯粹的意思是在道德上冷漠、思想上中立），才能将美国从荒谬的越南困境中解救出来。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竟然不能战胜第三世界的一个小小的共和国。目前还有一个限制——俾斯麦超越了，但戴高乐却因之在1969年陷入低谷，那就是内政。1966年，基辛格在《代达罗斯》杂志上发表文章《国内结构与外交政策》，提出决策过程的几点洞见，他要是坐在哈佛大学的书房里，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来。
基辛格认为，第一个问题是官僚机构。官僚机构“故意将一个问题的有关因素简化为普通作业的标准”。只有“当官僚机构认定日常的工作不能解决一些重大问题，或者它规定的行动模式不能用来解决某个问题时”，官僚机构才成为问题。此时，官僚机构开始吸收高层管理者的能量，“调和预期和现实的差异”。注意力“从选择行为（治国术的终极考验）转移到积累事实”，而计划则沦为“将熟悉的情况投射到未来”。
第二个问题是应该取得结果的时间段越来越短，或者用基辛格的话来说，“衡量政府成功的时间段比决定历史成就的时间段要短得多”。领导人做决定都很仓促，有压力，决策者如何决定往往跟情况通报是否具有“戏剧性”成效有关。但是，“并不是听起来合理就正确，很多正确的事情第一次讲时可能听起来并不合理”。
第三个问题也引发了“官僚机构竞争”成为做决定的唯一手段的倾向，或者说“官僚机构的不同分支制定一系列非侵略性条约，因而决策者也就沦为仁爱的宪政君主”。因此，总统外交政策演讲的主要意义可能就是“平息华盛顿的内部争议”。同样，总统可能将职责移交给特使或公使，从而绕开官僚机构。
第四个问题，也是最后一个问题，基辛格是在一年后的一篇文章中补充的，那就是许多国家在当高官的要求和当好官所需要的素质之间出现了一条鸿沟：
如果身居高位必须经过无休止的斗争，那么领导人可能到了高位就不行了、创造性枯竭了，或者他们倾向于在位时仍然使用爬上高位的那些手段。一旦政治领导人将主要精力放在争权上，一旦他们决定当官第一、办事第二，那么他们维护权力的技能必然是短期的、操纵他人的。
如果每一个现代国家大体上沿着这种路线制定外交政策，即便不存在思想分裂，“跟其他国家进行有意义的洽谈”的可能性也不大。“官僚实用型”国家（例如美国）想与“意识形态型”国家（苏联和中国）、“革命魅力型”国家（例如古巴）做生意，最终能达成一致，真是匪夷所思。
虽然是以拐弯抹角的方式，基辛格还是说出了结论：由此就出现了越南问题。一边是美国，美国谈判者一般“对谈判桌上的要求极其敏感——有时都不顾长远打算”。在内部讨论中，“美国谈判者经常会提倡最大程度的让步，他们的法治背景诱使他们在华盛顿和正在谈判的国家之间充当调解人”，奉行“如果双方出现分歧，通常真理是在中间某个位置”的准则。这种墨守成规与“低估历史因素的作用”齐头并进。（“美国领导集团处理技术问题能力很强，但把握历史进程则低能得很。”）另一边是越南。与罗斯托这种乐天派相反，“河内领导人不是很想提高国民生产总值……因为这只能通过缓慢、痛苦、技术性强的手段才能实现，不像独立斗争那么具有英雄气概”。“他们相信冒险的外国政策不会危害经济发展前景，甚至还可能促进经济发展”，原因之一是超级大国之间的竞争必然导致一方不提供经济援助也会有另一方提供经济援助。（“他们的外交政策越冒失，主要竞争者就越有可能拉拢他们。”）
场景已布置停当。两个对手的行动方式天差地别，跟各自声称的目标也大相径庭。现在该想办法把他们撮合到一起了。基辛格现在总算明白，要实现这一目标，再去西贡没有意义。为了寻求越南和平，他四处奔波，跑华沙，跑越南，跑布拉格，不过头一站是巴黎。
[1] 这些手书的添加成分在原稿中实际上全为英文大写。
[2] 这里提到的人有德国总理路德维希·艾哈德、外交部部长格哈德·施罗德、柏林市市长和社民党总理候选人维利·勃兰特、社民党的议会领袖弗里茨·埃勒尔、自由民主党领导人和副总理埃里希·蒙德。
[3] 当基辛格回复说“总存在一种危险就是桥梁是人人都能走过的东西”时，巴尔有充足的理由来取消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