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河内
亨利最后说：“我不信暂且不炸这座农业实力为五级的首都10英里以内的范围的目标，美国安全就会受到威胁。”约翰逊怒目而视，说：“好吧，我们就按教授说的办。不过（他瞪着基辛格）要是这招不管用，我就亲手割掉你的睾丸。”
——1967年12月，阿瑟·施莱辛格日记
攀登高峰足以令人热情满腔。大家一定能想象西西弗很幸福。
——阿尔贝·加缪，《西西弗的神话》（194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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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捕鼠器》和塞缪尔·贝克特的《等待戈多》是冷战时期戏剧的两极。两剧首演就相隔几个月——《捕鼠器》于1952年10月在诺丁汉首演，《等待戈多》于1953年1月在巴黎首演，但两部作品似乎处处对立。不错，两者都是神秘剧，上演后都经久不衰，不过相似之处也就到此为止。在克里斯蒂那部戏里，杀害莫林·里昂和博伊尔太太的凶手到底是谁的真相，直到第二幕末尾才出现令观众满意的“转机”，谜底才被揭开。在贝克特的戏剧里，我们从未明白为何爱斯特拉贡和弗拉基米尔（或者“戈戈”和“狄狄”，戏里两人是这么相称的）等待戈多。其实，两人是什么人，有什么关系，也没有交代。《捕鼠器》有动作，包括一次谋杀（尽管是在场景中灯光暗淡时出现的）。而《等待戈多》呢，《哈佛深红报》评论员抱怨说：“几乎没什么动作，只有等待、谈话，谈话也是为了让等待过得更快……戈戈说，‘我不能再这么等下去’，狄狄回答，‘你就是那么想的’。那就是戏剧要表达的观点。”
1967年的外交史乍一看很像贝克特的戏剧，而不是克里斯蒂的戏剧。一天又一天，基辛格干坐在巴黎等待，不是等待戈多，是等待越南民主共和国在巴黎的代表马文保。不过两人从未谋面。尽管那段时间出现的对话不像贝克特剧中那样都是废话，但有时候也跟剧中差不多一样晦涩。基辛格发了无数封电报，打了无数个电话，会见了无数人，到处寻觅能让马文保上台的咒语，好开始华盛顿与河内之间的直接谈判——或者说“会谈”；在他看来，要结束越战只有这个办法。东南亚和平一度仿佛系于两个法语词的差别之上，一个是pourraient（他们也许可以），一个是peuvent（他们可以）。
然而，现在我们可以看出，1967年在巴黎上演的那部戏其实是部旧式侦探小说，杀人者到底是谁，观众一直蒙在鼓里，谜底是什么不仅剧终时还不知道，大半个世纪过去了人们也还是不知道。这段时间的大多数时候，历史学家在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等人的鼓动下，倾向于认为是美国“干掉了”那个史称“宾夕法尼亚”的和平计划，还有此前的“金盏花”计划（见下文）。林登·约翰逊总统出言不逊、性格粗鲁，自始至终都是主犯，而过于自负的沃尔特·罗斯托和过于刻板的迪安·腊斯克则是双手沾满鲜血的帮凶。杀人武器就是B–52轰炸机，偏偏在最不合时宜的时候竭尽全力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狂轰滥炸。基辛格曾在《重建的世界》中说明，外交艺术就是“保持武力威胁的可能性，保持其范围的模糊性，万不得已才诉诸行动”，因为一旦“兑现”而证明无效，谈判立场就彻底毁灭了。人们通常认为约翰逊及其顾问是罪魁祸首，但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事实上，这出戏里的恶棍正是英俊潇洒的马文保先生。
根据《时代周刊》的描述，“越南民主共和国驻巴黎代表头发花白、穿着入时、稍显肥胖；因为他性感迷人、和蔼机智，女主人们都很开心，经常好吃好喝地招待他”。他很有艺术品位，说一口标准的法语，动不动抛出几句巴尔扎克的话。马文保“烟瘾很大、爱喝浓茶”，在韦里耶街的办公室招待来客。办公室位于巴黎六区，环境宜人，临近卢森堡公园，“走不远就到了爱丽丝·托克拉斯和格特鲁德·斯坦招待众多粉丝的房子”。马文保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现代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参加过将法国赶出印度支那的越南独立同盟会战役，宣传经验丰富，否定西方帝国主义而肯定专制残忍的法国政府是他的拿手好戏。基辛格在研究俾斯麦、崇拜戴高乐的过程中，一直在下功夫深入了解玩弄权术者的心理。但是，他怎么也想不到马文保是那么狡猾奸诈。目前这种停滞要么会让美国陷入没完没了的僵局，要么会让美国铤而走险扩大战况，基辛格想结束这种局面，压根儿没察觉到越南民主共和国一开始就在以一种嘲笑的心理玩弄他。
现在我们从越南方面得知，1967年河内政权根本无意讲和。同时，我们还知道马文保及其同伙不仅仅是在拖延时间。他们召开长达几个月的所谓的“有关会谈的会谈”，实际上是在和约翰逊政府打心理战，是想借强硬派和温和派的分裂来浑水摸鱼。不仅如此，他们还在娴熟地掩盖一场精心酝酿的大战计划，希望这一战越南大获全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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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65年秋开始，基辛格三访越南共和国，其间不乏惊心动魄的时刻，一年时间下来，他就成了越南问题专家。经过三进三出，他深信美国必须通过外交手段才能脱身。显然，美国不能指望在越南游击队有外援的情况下，在可以接受的时限内，以可以接受的代价打赢这场战争。更糟糕的是，鲜有迹象表明美国设法保护的越南共和国政府有能力接受保护，实际上它根本不值得保护。因此，基辛格的作用要改变了。刚开始他的问题是：美军的作战能力可以提高吗？西贡能够强大吗？现在问题变成：美国怎么样才能不受羞辱地撤出？从1966年8月到将近9年后西贡沦陷，基辛格在这个问题上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应该承认，一开始这就是个无法完成的任务。但是，体面和平的主要绊脚石不是有时大家想的国内的反战运动，而是越南民主共和国不屈不挠的反抗：无论伤亡多么惨重，不大获全胜、不在共产党领导下统一两个“越南”决不罢休。
1966年8月17日，基辛格开始了他西西弗式的苦差事。首先，虽然他现已不担任正式顾问之职，但威廉·邦迪及其特别助理丹尼尔·戴维森给他派了个苦差：西方和苏联集团学者即将在波兰召开帕格沃什会议，基辛格要在会上说明美国与河内会谈的理由。第二天，埃夫里尔·哈里曼任主席的谈判委员会得出结论，基辛格也是与法国前部长让·圣特尼[1]谈判的“合适人选”，因为据说此人见过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范文同。约翰逊政府的立场初看直截了当：“一旦越南共和国获得独立，美国立即撤军。”当年10月亚洲领导人峰会在马尼拉召开，会上约翰逊总统明确表示，他不希望保留美军在越南共和国的永久基地。基辛格逐渐意识到，问题是哪个或哪些主要国家在多大程度上能说服或诱使越南民主共和国在此基础上接受和平协议。初步证据显示美苏“都有兴趣制止中国大陆势力在东南亚扩张”。还有一件事很明显，法国跟河内的关系非常好，很难想象戴高乐会向美国伸出援手。
基辛格逐渐发现，进行和平试探不是件容易的事。第一，找到合适的中间人很难。找到不止一个中间人从理论上虽说很高明，但实际上一个渠道有可能被另一个渠道抵消或堵塞。第二，必须保密——除非事情办成了，否则谁都不愿意《纽约时报》大肆报道，但保密也会碍事，要在战事牵涉的所有美国部门之间进行协调比较费劲。第三，正如基辛格在文章《国内结构与外交政策》中所说，所有参与者都要考虑自己的内政：不仅涉及公众舆论，还涉及对立党派、派系或利益团体。第四，会出现外交的常见病：参与谈判的人运用多种语言（捷克语、英语、法语、波兰语、俄语和越南语都有），一些重要概念有可能在翻译时丢失。第五，谈判文件会引出许许多多的利益博弈，这些文件必须精心拟定，不光要供谈判使用，还要影响将来的历史学家并通过他们影响子孙后代，所以有些话说出来是为了存档，不是为了眼前的迫切原因。最后，事实证明也很重要，还有一个未知信息量的问题，用威廉·邦迪的话来说就是“河内在想些什么”。尽管中情局动用了各种资源，美国还是很难发现实情。由于缺乏可靠信息，他们一般都会从赤裸裸的事实（他们自己的破坏力远远大于敌人）中推导出错误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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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波特是波罗的海海岸的一个比较荒凉的度假胜地，原属普鲁士，现归波兰。1966年帕格沃什会议就在此地召开，也是在此地，一次乘船去往格但斯克港的途中，基辛格得知了中苏分歧到底有多大。苏联数学家斯坦尼斯拉夫·埃梅尔雅诺夫对他说，红卫兵一下子就让他想到了希特勒青年团。美国和苏联都有防止中国扩张的兴趣。基辛格乘机插话：“我说如果真是这样，我就不明白苏联怎么不情愿帮忙结束越战。”埃梅尔雅诺夫说我们要有耐心。自从赫鲁晓夫发表去斯大林化演讲以后，他还没见到苏联政府像现在这么困惑过。有些斯大林分子看到越战来了，他们就有机会卷土重来，有些斯大林分子则不知如何是好。基辛格会后跟苏联代表团其他成员也谈过，他们的说法也大同小异。9月16日，尼古拉·塔连斯基将军对他说：
世界上真正的危险是中国。美国和苏联为越南打起来岂不是笑话？真正问题在于不要让东南亚落入中国手中。“如果他们有两枚核弹可用，是都用来打我们呢还是用一枚打你们？”……的确，还是有些军人以为会打起仗来；苏联人想到党派之战就会不由自主地同情越共。然而，美苏和平依然很重要，可以阻止中国独霸天下，也可以让苏联继续发展消费工业。
不过，两天前苏联外交官弗拉基米尔·舒斯托夫承认，美国“太高估莫斯科对河内的影响了”。而且，“中国局势让莫斯科步履维艰”。这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在帕格沃什会议上，苏联发言人改用他们传统的“过激的、很情绪化的语言”谴责美帝国主义在东南亚和其他地区的行径了。舒斯托夫对基辛格明确表示，莫斯科在缓和阶段的当务之急是推进《核不扩散条约》的履行，他们打算通过该条约将德国永远排除在拥核国家名单之外。越南问题他们看得很轻。其实，美国立场之所以时不时显得很软弱，正是因为苏联觉得越南微不足道。苏联往河内运送武器、派顾问不是因为在意越南，而是因为以这种方式牵制美国的资源成本不高，因为不这么做越南就有可能成为中国的附庸国。
苏联早先暗示他们东欧的一个卫星国可能更有条件帮助越南民主共和国。基辛格还记在心上，从索波特来到华沙，在美国使馆和波兰驻美国使馆的前参赞马里安·多布罗谢尔斯基共进午餐。多布罗谢尔斯基现在是类似于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的波兰机构的负责人。他是研究查尔斯·皮尔士哲学的权威，他宽慰基辛格说“河内需要和平”。他重复了苏联代表在索波特说的那番话，认为河内执意将越共当作越南共和国的唯一合法代表（四条中的第三条）不过是“讨价还价的第一招”。更重要的是，他说“如果美国逐渐减少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轰炸，最终彻底停止，河内会礼尚往来，停止向越南共和国渗透”。具体而言，基辛格在自己的会谈纪要中写道：“我们应该一连两个星期停止轰炸，也不用宣布。然后我们可以观察路上所谓的渗透停止了没有。如果没有就重新轰炸。他认为渗透会停止。”
第二天基辛格在布拉格又听到一些消息，更有意思。捷克斯洛伐克科学家在帕格沃什会议上表现出的强烈同情心，给基辛格留下深刻印象。著名微生物学家、中央生物研究所所长、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伊万·马利克在午餐时对他说：“捷克斯洛伐克做梦都想越战结束，因为战争只会妨碍欧洲矛盾的缓和。”但是形势“艰难”。去年2月，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曾悄悄敦促越南民主共和国谈判，结果遭到“断然拒绝”。基辛格、保罗·多蒂和马歇尔·舒尔曼以参加“中欧问题讨论”为由，前往布拉格会见捷克斯洛伐克驻德国情报站前站长、时任捷克斯洛伐克国际政治与经济研究所所长的安东尼·什奈达雷克。19日晚餐之后，什奈达雷克告诉基辛格，一个捷克斯洛伐克高层代表团第二天去河内，意在“尽最大努力迫使河内接受一个和平解决方案”。然而，他也坦言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行动自由很有限：
捷克斯洛伐克最多只能在越南问题上让苏联不开心。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举行华沙条约会议期间，捷克斯洛伐克强烈要求制约越南，和苏联闹僵了。他跟我说的一切都可能被苏联否定，因为捷克斯洛伐克不能因为越南问题失去苏联在中欧的支持。捷克斯洛伐克根本拿不准苏联想不想和平解决越战。矛盾缓和了，苏联对中欧的控制也许就松动了，对这一点苏联很不安。
至于河内，捷克斯洛伐克所有的外交报告、党派报告都说它极其顽固。
捷克斯洛伐克想知道美国寻求和平到底有多诚心——“还是说提出和谈只是放烟雾弹，其实是想继续升级战争？”还有就是中间人能起什么作用。基辛格回答华盛顿“是毫无疑问诚心寻求体面和平”，“一定要用到”第三方。什奈达雷克于是又抛过来三个问题，显然是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直接搬过来的：
（1）如果美国肯停止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也会停止渗透，那么美国在越南共和国集结的军队怎么办？
（2）除了成立联合政府，还有什么其他手段保证不会让民族解放阵线成员遭受印尼共产党那样的命运？
（3）捷克斯洛伐克如何将河内之行的结果通报给美国？
基辛格显然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只能现编。他说，虽然美国“无法停止重新补给、轮换人员”，他倒真的觉得“对部队数量增长问题提出一些限制”是“一个合适的讨论话题”，国际担保问题也是。但当基辛格建议到美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进一步交流时，什奈达雷克纠正说，捷克斯洛伐克注意到苏联态度暧昧，“中央委员会不希望和美国进行任何正式联系，这方面的谈话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换句话说，他希望基辛格做捷克斯洛伐克和美国的秘密交流渠道。
10天后，基辛格和什奈达雷克在维也纳又见面了，两人都出席了总部设在伦敦的战略研究所的年会[2]。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经过莫斯科访问了河内，结果很灰心。他报告说，苏联“似乎极为困惑”。起初他以为“越战妨碍了苏联想看到的缓和局面”。现在他开始琢磨“苏联是不是真的想缓和矛盾，即他们对结束越战是不是真的很感兴趣”。
苏联以为，美国在越南这滩烂泥里越陷越深。美国迟早会厌倦，到那时美国能接受的条件将比现在想象到的多得多。我打断说越战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军事上对美国都没有任何压力，我们可以无期限地打下去……然而，苏联答复说就算到情况明朗的时候，美国也从未打过这么长时间的仗。他们指望美国人会产生心理疲惫。
因此，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访问河内，想让越南民主共和国“朝更和平的方向”发展却遭到冷遇，也就可想而知了。“布拉格代表团感觉，民族解放阵线内部亲河内派和亲北京派之间正在展开一场重大较量……显然苏联想利用越南民主共和国阻碍中国扩张，不想看到越南民主共和国被削弱得太惨。”
基辛格指出：“在这方面，美国和苏联的利益似乎并不矛盾。”什奈达雷克解释：“这就是苏联左右为难的另一个问题；他们不愿承认和美国有相同利益，怕因此经常遭到攻击。”的确，东南亚危机可能最终成为“莫斯科进一步控制东欧的方便借口”。捷克斯洛伐克已经在酝酿改革，因为1963年亚历山大·杜布切克被任命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基辛格何曾想到，他和什奈达雷克推心置腹的谈话暗示着“布拉格之春”即将到来，捷克斯洛伐克已经怀疑苏联不会接受这场政治解冻。
到1966年年底，至少有4组人马在各自行动，由于哈里曼依然认为苏联是“启动谈判的最大希望所在”，因此有3组人马将重点放在苏联，所有行动都是秘密进行的。正如基辛格在维也纳会议上对一位英国代表所言，“知道谈判前景的人越多，尤其是有能力提供帮助的朋友好心提供的帮助越多，出现真正谈判的可能性就越小”。实际上，基辛格“暗示华盛顿目前的倾向是秘密进行小规模的谈判”。问题在于，有人知道全盘活动但他不知情。他知道什奈达雷克，知道圣特尼，但对代号“金盏花”和“葵花”的和平行动一无所知。
“金盏花”行动始于1966年6月，当时国际管制委员会的波兰代表雅努什·莱万多夫斯基找到意大利驻越南共和国大使乔瓦尼·D.奥兰迪，声称受人所托传达范文同的一条“非常具体的和平建议”。11月，奥兰迪在意大利与哈里曼见面，赞扬莱万多夫斯基“是个可靠的渠道和报道准确的记者”。因此，那时依然是美国驻越南共和国大使的亨利·卡伯特·洛奇得到总统授权，在奥兰迪住所与奥兰迪和莱万多夫斯基会晤，详细介绍了美国最新提议的“甲阶段–乙阶段”计划，据此，华盛顿和河内将同意采取一种“合理的降级措施”，分两步走。第一步是美国暂停轰炸。第一步走完了，过“一段合适的时间”再走第二步，就是采取事先商量好的一系列步骤。洛奇一五一十地讲给莱万多夫斯基听，希望对方把他的话忠实、准确地传达给河内。按照预定计划，这条渠道走莫斯科，更确切地说是走索菲亚，在那里波兰外长亚当·拉帕茨基向苏联新任领导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汇报了情况[3]。然后，勃列日涅夫把谈判事宜告诉越南民主共和国外长阮维桢。勃列日涅夫神采飞扬地对阮维桢说：“这可是美国提出的最佳条件。”“很难预料结果会怎么样，不过形势很好：美国处在十字路口，越南处在十字路口，中国忙着搞‘文化革命’。”
越南民主共和国似乎有兴趣。阮维桢对拉帕茨基说：“得知提议内容的人都情不自禁地表达某种惊奇感。”他取消原定去布达佩斯的访问，直飞莫斯科，会见另一位政治局委员黎笋。莱万多夫斯基回到河内，又会晤范文同，范文同告诉他，如果美国政府现在“准备好确认洛奇大使和莱万多夫斯基大使会谈时表达的意见，他们也将直接与越南民主共和国驻波兰大使会谈予以确认”。莱万多夫斯基兴冲冲地赶回西贡给洛奇报信，洛奇又把这个明显突破转达给华盛顿。
美国历史学家，尤其是詹姆斯·赫什伯格，责备美国“谋害了”金盏花计划。要是国务院不对洛奇要求莱万多夫斯基告诉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有点儿自由而随意的“十条”吹毛求疵，硬说“有几个具体问题会出现解释上的重大差别”，情况可能就不一样了。如果约翰逊不下令重新轰炸，打击河内郊外的文奠车辆站和安远铁路调车场，“金盏花”没准就开花了。的确是美国加大了波兰行动的难度。首先，他们把雅努什·莱万多夫斯基误认为是波兰负责联合国事务的外交部官员波格丹·莱万多夫斯基。其次，华沙会晤显然也出现了混乱。12月6日，美国驻波兰大使约翰·A.格罗诺斯基理应会晤两名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一位是越南民主共和国驻波兰大使，另一位是特使阮庭芳。不过，格罗诺斯基以为越南没准备好，根本就没到场。总之，事情已经很清楚，秘密谈判的最大问题在于，正因为是秘密谈判，所以实情无法被告知身在越南的威斯特摩兰将军和他手下的指挥官。
然而，我们有理由怀疑华盛顿谋害了“金盏花”的说法。谈到洛奇的看法，他阐述美方理由时语气简直缓和得不能再缓和了，这从波兰人的记录上看得很清楚。他对莱万多夫斯基说：
我知道开始前必须停止轰炸，而且停止轰炸还不能讲条件。如果美国确定停止轰炸后能真正向谈判迈进，美国将“随时”停止。美国明白河内不会接受一种情形：把停止轰炸说成美国胜利，因为若那样的话，越南民主共和国就会把轰炸视为迫使越南谈判的手段。因此，美国会准备接受无条件停止轰炸，过一段时间之后再开始会谈……
美方知道民族解放阵线和河内完全有理由不信任美国。美国准备考虑，也有可能采取某些具体措施，让越南相信他们真的希望结束这场冲突。
第二天洛奇透露了更多信息，他告诉莱万多夫斯基，美国即将明确6个月的撤军期限，因为“一位‘东欧人士’告诉他们这样谈判会更容易”。只要越南保持中立，美国不会干预将来越南共和国的选举，会把“越南统一问题……留给越南人自己决定”。洛奇最后说道，华盛顿准备“慎重考虑所有正式与非正式但却具体的建议。大家不要以为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提出的4条说一句‘可以！’就完了”。
苏联同意了。波兰也同意了。拉帕茨基写道：“可以公正地得出一个结论”，美国“这次表现出的弹性前所未有，也许他们最多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了”。然而，他们跟越南民主共和国讲谈判的事却毫无结果。勃列日涅夫抱怨他跟河内政府的一个个官员谈起来，他们“都表示理解”，但“集体决定”却“与个人意见相左”。同时还存在“一个非常严重而我们知之甚少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与越共的关系问题”。波兰也插进来要求越南民主共和国详细提出他们“在目前战争阶段都有哪些具体而实际的……目标”。但阮维桢还是不肯明确表态，只说他会“把信息和我的补充评论转告河内，以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在河内的范文同谈到自己的意图时还是比较坦率的。他和同志们“很耐心”。只要美国撤出越南共和国，“没必要慌里慌张。他们做好了等待的准备”。不过“停止轰炸”依然是“任何和谈开始的必要条件”。
事实上，无论是河内还是北京，都有很多人反对开始和谈。越南副外长阮基石“声称坚决不接受”美国建议，周恩来对黎笋说时机“不成熟”。12月7日，即华沙会议应该举行的第二天，范文同对波兰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怒斥美国最近的行径傲慢、具欺骗性”。沃尔特·罗斯托的话并不是句句都错。他怀疑“共产党根本不愿意做出必要让步来促成谈判”，这话说得很在理。这一次越南民主共和国心不诚，1967年整整一年都是如此。事情过了不到一个月，河内对《纽约时报》记者表示有意开始商谈，这就是明证，不是反面例子，因为越南民主共和国在整个“金盏花”计划的实施过程中一直坚持保密。后来，迪安·腊斯克倾向于不把这出戏当回事，因为匈牙利投诚者亚诺斯·劳德瓦尼声称“莱万多夫斯基是一个只代表他本人的波兰特工，金盏花计划是个骗局”。不过，还是谈判委员会这时做出的评价比较准确：“在金盏花行动中，河内是想在非谈判不可之前，看看到底能让美国做出多大让步。”1968年1月，两国驻苏联大使馆的人员在交流时更是如此。美国代表团副团长约翰·格斯里提出讨论全盘问题，越南民主共和国公使衔参赞回答，只有华盛顿“立即无条件停止轰炸及其他所有针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军事行动”，河内才会与华盛顿“交换意见”。
1967年1月底，基辛格返回布拉格和安东尼·什奈达雷克进一步探讨有关问题，上面这些事他一概不知。这时弗拉基米尔·卡赞–科马雷克一案让美捷关系复杂起来。卡赞–科马雷克是捷克斯洛伐克裔美国人，碰巧又是哈佛大学旅行社负责人，他乘坐一架从莫斯科开往巴黎的苏联飞机，在飞机临时停留布拉格时被捷克斯洛伐克当局逮捕[4]。什奈达雷克对此案的解读很清楚：是苏联强迫捷克斯洛伐克所为，“意在阻止东西关系解冻”。他解释说：“东欧国家的行动自由不断增强，尤其是捷克斯洛伐克在努力减少经济上对苏联的依赖”，苏联“对此日益敏感”。接着什奈达雷克问了基辛格一个他不得不承认（这个说法不是很准确）的自己“从未想过的”问题：他有没有想过一个“美中交易正在酝酿”。基辛格只好虚张声势，“我决定不动声色，说每个国家总想和尽可能多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他们休想从我口里探听到未经公布的美国举动”。什奈达雷克根本不信，接着解释为何中国是哈里曼通过莫斯科和平解决越南问题的方案中的关键因素。这可是地缘政治的大师班：
苏联对中国的攻击（这是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特征）极其重视。他们不会轻易接受社会主义阵营瓦解，更不甘心自己是列宁主义主要解释者的地位受到挑战。因此，我们始终不明白他们有多想去影响中国内部的发展。他们用两种方式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反毛势力，这两种方式都与越南有关：一是他们想呼吁党员在越南问题上成立一个反对美国的社会主义联合阵线。苏联特别讨厌做任何结束越战的事……是一个原因。第二，他们以向越南输送武器为由来壮大那些赞成这一观点的军队。
进而就能解释两种连带情况：一是苏联政策摇摆不定，只要有机会利用越南重新巩固社会主义团结，苏联就不愿支持和谈，甚至会缓和欧洲矛盾。（第二个局限是担心东欧国家独立性太强。）
这真是让人又沮丧又着迷。苏联一直支持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反毛势力，但是阴谋没有得逞。而毛泽东现在“急于将苏联彻底赶出中国，不与苏联彻底决裂便坐卧不安”。的确，“文化大革命”像是一场思想分裂，中国人是更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
不过无论毛泽东的思想有多激进，他手头可用的人都将迫使他朝民族主义方向发展——他以为“文化大革命”运动还在自己的掌控之中。尽管毛泽东的追随者大话连篇，但他们对美国的态度可能比苏联更灵活。他们必须让中国置身事外、重建政权，和美国签订某种非侵略协议可能正中他们下怀。当然他们也恨美国，不过……任何共产党人都不会忘记希特勒和斯大林签订的协议。
从捷克斯洛伐克的角度看，这种“约翰逊–毛泽东协议”的设想令人恐慌，因为“如果中美和解，苏联对欧洲的压力就会加大”。苏联担心被孤立，势必压制什奈达雷克委婉提出的“东欧民族发展的前景”。
基辛格有点儿懵了。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不管是以前还是以后，跟他谈过话的人中很少有看得这么远的。尽管后来他认为什奈达雷克观点的政治意义没那么大，但对方那番话的深刻战略意义却不可小觑。东道主捷克斯洛伐克显然很真诚，他们“似乎真的很担心美国和毛泽东达成协议”。基辛格“以教授的口吻”，用华盛顿官方路线反驳道，“关键在于莫斯科”，因为“如果让美国选择是与莫斯科和解还是与北京和解，美国很可能选择前者，至少莫斯科的行为更好预测”。他书面上就是这么主张的。不过他又顿了一下：“话说回来，如果莫斯科想组织世界各国给我们施加压力，拿越南问题羞辱我们，把我们赶出欧洲，我们也只好采取基本自卫措施设法孤立它。”
什奈达雷克说服了基辛格。现在基辛格总算明白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从河内回来为何两手空空：因为他们提出的很多要求都遭到拒绝。他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立场是这么总结的：“河内和民族解放阵线都声称自己必胜。说什么如有必要可以打上20年。他们说美国是打来的，必须被打走。”河内无心谈判，因为此时两大靠山都对和平不感兴趣。美国在苏联身上做文章是白费功夫。什奈达雷克对基辛格说，如果美国还有什么救星，救星就在“文化大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的北京。
说句公道话，基辛格如实转述了什奈达雷克的观点，虽然这时他听到这话感到不很顺耳。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华盛顿得到了这个消息。（尽管理查德·尼克松2月访问布拉格时很可能知道了，因为东道主也是什奈达雷克。）相反，5个月后麦乔治·邦迪（不再供职白宫了，但还是顾问）几乎是把基辛格听到的话完全倒过来了。他对腊斯克说：“捷克斯洛伐克声称，如果美国停止轰炸，河内不一定不知回报。”给总统提建议的圈子在不断缩小，这些人自以为苏联会在越南问题上给他们一个喘息的机会，将所有反对证据都筛除了。结果就有了“葵花”计划，把英国政府拉进来向莫斯科兜售“甲阶段–乙阶段”计划，不过到头来全都是白忙活。
哈罗德·威尔逊是个聪明人，从政以前在牛津大学当过老师，但也因此很傲慢。他对苏联总理阿列克谢·柯西金说：“我们必须开动脑筋，在讲话时把停止轰炸和必然行动分割开来。不过你我都知道，如果我们停止轰炸，他们的必然行动很重要。”的确，华盛顿这次又犯了错误，罗斯托想反悔。原来的立场（洛奇说得很明白，切斯特·库珀现在还在重复）是大家都知道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任何回报行动将在第二阶段出现，所以美国要首先降级。2月8日，约翰逊接受罗斯托恳求，给胡志明写了一封私人信件，保证“一旦我能确信水陆两路对越南共和国的渗透停止了”，美国就停止轰炸。在最后一刻，华盛顿给伦敦发电报说就这么措辞。威尔逊这位牛津高人对美国的意见得到政府认可，他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5]
无论是唐宁街还是历史传记，都认为葵花计划的失败是美国的责任。不管华盛顿怎么说，谁都不会想到河内应该回答一句：“不是这样的。”整个事件的可笑之处在于，约翰逊其实已经答应在越南春节期间暂停轰炸，一直停到2月13日，到那个时候越南民主共和国占了不少便宜，这一点不可小看。然而，事情常常如此，预言未来的人不一定是在场最聪明的人。威尔逊那位嗜酒如命的外交部部长乔治·布朗最后说道：“我认为苏联把所有人都带上了歧路，包括我们。”腊斯克说“已经停止”这一表述无关紧要：“如果河内诚心诚意和谈，这种误解是可以消除的。”他是对的。
如果莫斯科出局，布拉格和华沙也会出局，更不用说伦敦，北京也不能进入，那就只剩巴黎了。到1966年12月，让·圣特尼已经被哈里曼说成基辛格的“巴黎朋友”。圣特尼主动请缨去河内探个究竟，弄清范文同要开出什么“高价”才肯做越南共和国这笔买卖。问题在于戴高乐，基辛格说得好，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做事见利忘义，心狠手辣”。法国总统在金边发表演讲后，“法国就做不成正式调解人”了。他“显然是在实施一种强求我们和解的路线，而且，为了达到目的他有可能利用一切正式手段”。问题是圣特尼这样的高官未经戴高乐准许是无法前往河内的。戴高乐可不会那么轻易批准。结果，法国派博比·肯尼迪回华盛顿捎信，美国无条件停止轰炸，然后开始谈判（这是《新闻周刊》的报道）。真是欺人太甚！约翰逊对肯尼迪咆哮道：“半年后我要把你那些懦弱的朋友全部消灭。半年后你们在政治上就一命呜呼了……要我做那种事是不可能的，门都没有！”肯尼迪对一位朋友说：“他跟我都发这么大火，怎么可能跟河内谈判？”不过，实际上约翰逊所做的跟法国建议的极为接近。他之所以勃然大怒，是因为他不能跟任何人讲他做了，而且没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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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进行了十多种探索。我们联系过教皇，联系过秘书长吴丹，也联系过联合国。我们的立场清清楚楚，在我们已经公布的包含14条内容的文件中做了总结。对方不感兴趣。我们得不到对方的回答。我们动用了第三方，不见成效……我们的一切努力都遭遇沉默。我们没有得到任何严肃答复，无论是私下的还是公开的……没有证据表明河内准备好停战。越南民主共和国希望得到北方的避难所，但又不肯付出，同时继续与越南共和国作战。
1967年2月8日，迪安·腊斯克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次会上讲了这番话。句句是真。但这番话对他和他的同僚有何影响？约翰逊政府的不同成员对跟河内谈判这件事是能形成共识的，但谈判却一直无法推进，大家都快要崩溃了。早在1966年11月10日，约翰·麦克诺顿就发觉国防部部长和总统在要不要进一步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麦克纳马拉手上的权力变小了，其影响力变小了”。麦克纳马拉正在迅速转变成温和派，建议美国单方面降低轰炸河内的力度。麦克纳马拉尖酸地说：“世界上最强大的超级大国，每天有1 000名非战斗人员牺牲或受重伤，为了一个争议不断的问题，要把一个落后的小国家打得服服帖帖，这样的画面并不好看。”与此同时，罗斯托却变得越来越强硬，敦促约翰逊用水雷炸毁海防港，总体上对越南民主共和国“施加更大的压力”。他有意要激起总统的男子汉气概，宣称“他们应该感觉到警长正在向他们缓缓走来，而不是我们突然变得焦躁或绝望了”。在中情局和威斯特摩兰将军的怂恿下，约翰逊同意扩大美军行动，首次瞄准老挝境内的渗透路线，但不会像罗斯托那样过火；而罗斯托此时已准备入侵越南民主共和国——约翰逊一直反对这一方案，担心引起中国干预和又一场朝鲜战争，那样的话他就成了杜鲁门了。
事到如今，约翰逊的决策似乎要在强硬派和温和派之间的分歧上下手了。从5月22日开始，他接受麦克纳马拉的建议，暂停对河内周边10英里以内的目标进行攻击，暂停行动将持续到8月9日。接着他同意对“几个重要目标”再轰炸两周，然后在8月24日再次停止在河内地区行动。与此同时，他同意再次增兵，让越南共和国美军总数首次超过50万人。“这场战争我们能打赢吗？”他问麦克纳马拉，后者又去越南摸了一次情况，刚回国。威斯特摩兰将军的回答不是那么叫人宽心：“现在不是僵局。虽然缓慢，但是迈向胜利的步伐是坚定的，如果加大力度，还能加快步伐。”
然而，白宫外面的形势在转变。3月2日，博比·肯尼迪披露了一个结束越战、撤出美军的三点计划，第一点就是无条件停止轰炸。腊斯克准确地回应：“在越南春节休战之前、之中和之后，我们探讨过非常类似的一些提议，全都毫无结果。”而约翰逊则怒斥肯尼迪计划“表面看起来是要达到宣传目的，实际上是不光彩的和解”，还告诉《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德鲁·皮尔森，肯尼迪这么做是心里有愧，因为他密谋暗杀卡斯特罗，“事与愿违，反而牵扯到他故去的哥哥”。
时值1967年。那是水瓶座时代，是英语国家的文化创造力喷涌的鼎盛时期，此间一枚音乐热核弹引爆了文化的繁荣，包括凯尔特民间音乐、密西西比三角洲的12小节布鲁斯以及源自拉维·香卡、具有大英东方主义传统的西塔尔琴即兴演奏。在大西洋两岸，4个越来越不修边幅的利物浦人的两首歌雄踞音乐排行榜榜首，一首是《佩珀军士孤独心俱乐部乐队》，一首是《你需要的只是爱》。非主流文化音乐剧《头发》被搬上了百老汇舞台，里面有露骨的反战情节、裸体场面、涉及毒品的内容以及有关不同种族性爱的歌曲。安迪·沃霍尔赞助的纽约地下丝绒乐队高唱《等待那个人》。平克·弗洛伊德发行专辑《黎明之门前的风笛手》。大门乐队首张同名专辑破门而出，主打歌就是《点燃我的火》的催眠般的扩展版。
不错，首轮反战抗议早在1965年年初就出现了，但现在反战之火才在美国各地熊熊燃烧。反对越战的声音越来越大，其他迫切问题使得这场全国性的反战大火越烧越旺。4月4日，马丁·路德·金在纽约河滨教堂谴责越战，因为政府“带走被社会残害的黑人青年，把他们派到8 000英里之外保护东南亚自由，而他们在佐治亚州西南部和哈莱姆东区却找不到自由”。就在三周之后，世界重量级拳王穆罕默德·阿里（他加入伊斯兰民族组织后改名）“因为伊斯兰牧师的良知和我个人的信仰”拒绝入伍[6]。反战游行示威此起彼伏，4月在纽约和旧金山，6月在洛杉矶，10月在华盛顿。（华盛顿游行示威令政府忧心忡忡，麦克纳马拉甚至建议约翰逊总统弃城出走。）7月，纽瓦克、明尼阿波利斯、底特律和密尔沃基等地爆发种族骚乱。年轻人川流不息地涌入旧金山的海特–阿什伯利（又名海什伯利）地区，宣告“爱之夏”，“激发热情，向内探索，脱离体制”。（后面这句话是蒂莫西·利里编的，他原是哈佛大学心理学系的讲师，因为吹捧神奇的迷幻蘑菇而被学校开除。）
河内也没有爱之夏。如果嬉皮士没有被迷幻药弄乱了脑子——如果反战抗议者不是那么肯定是约翰逊在拖延越战，他们可能会觉察到是越南民主共和国而不是美国击垮了吴丹的三月和平计划。瑞典和挪威驻中国大使也先后介入调停，同样没有结果。1967年6月，约翰逊与柯西金在新泽西州葛拉斯堡罗会晤，给苏联渠道最后一次机会。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反应还是那么消极，他们让美国深信：“任何插手越南与美国关系的行为都是徒劳。”
反战抗议者甚至约翰逊政府哪里知道，1967年6月越南民主共和国政治局同意了阮志清将军提出的“总攻总起义”计划，设想在1968年大规模攻打越南共和国政权，赢得越战。准备新年攻势的重任落到武元甲将军肩上。1967年7月、10月、12月，河内政权体系中剩余的亲苏战略支持者在黎笋和黎德寿精心策划的一系列肃清运动中遭到无情杀害。只有那些习惯与亚洲共产党较量的人才能估计对手。1967年10月，新加坡总统李光耀访问刚刚更名的哈佛大学约翰·F.肯尼迪政治学院，他与资深教员一见面就请他们对越战发表看法。基辛格后来回忆道：“那些教员（也包括持不同意见的我）的主要分歧在于约翰逊是战犯还是精神变态。”在座的人没完没了地批评约翰逊政府的政策，主要观点是美国要赶紧离开越南。李光耀听完就说了一句话：“你们这些人真恶心。”他对《哈佛深红报》记者说，美国在越南共和国周围支起了一把“军事保护伞”，为亚洲地区做了一件好事。他主张：“新加坡做的事西贡也能做。”他对在邓斯特楼听讲座的学生说：“你们若走了，我们继续干。我只是想告诉大家撤退会有什么样的可怕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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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宾夕法尼亚”和平计划（基辛格就是凭借该计划赢得了实践外交家的美名）的传统看法毫不含糊：开始谈判的主要障碍是美国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河内明确表态，要谈判，必须先停止轰炸，而美国则要求一旦停止轰炸，河内必须采取行动，结束、减少或至少不增加向越南共和国进行的人力和物资渗透。有人说1967年和平指日可待。但是，每次眼看和平近在咫尺，美军就来轰炸河内。
另一种看法是，根据越南民主共和国及其他渠道的证据，1967年连和平的一点儿影子都看不见，因为河内政权正在潜心准备新年攻势。美国以为要演的是《等待戈多》，马文保饰演的戈多迟早会出现。越南民主共和国知道两国要演的是《捕鼠器》，他们自己就是肇事者。
这场戏主要在巴黎演出。1967年6月，基辛格前往巴黎出席帕格沃什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召集人是帕格沃什会议秘书长、波兰裔物理学家约瑟夫·罗特布拉特和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研究所所长赫伯特·马尔科维奇[7]。虽然会议的第一项议程是以色列同其阿拉伯邻国刚刚打完的六日战争，但会议还是决心找到一个“阻止越战升级的办法”。实际上，基辛格已经胸有成竹，办法就是在“甲阶段–乙阶段”计划上稍作修改：“通过合适渠道向对方（河内和莫斯科）传达我们有意暂停全面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可能除了涉及渗透行动的有限地区）的信息，不需要对方采取积极回报行动，但我们会根据他们的后续行动重新考虑。”
会议决定，传达任务交给马尔科维奇，他将以重建巴斯德研究所与东南亚下属机构科研关系为由，途经柬埔寨前往河内。马尔科维奇采纳了艾蒂安·鲍尔的建议，将与鲍尔的老朋友、身在罗马的联合国粮农组织高级官员雷蒙德·奥布拉克一道前往越南民主共和国。1946年，胡志明住在奥布拉克家里，还是他女儿芭贝特的教父。因此，美国的办法可以在拜访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时谨慎传达。
这里先特别强调三点。奥布拉克是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越南文献中称之为“抵抗组织英雄”。他从素有“里昂屠夫”之称的克劳斯·巴比魔爪下逃脱的故事至今在法国流传，尤其是他妻子露西在里面上演了娇妻释夫的浪漫戏码。奥布拉克原名雷蒙德·塞缪尔（战争时期他用过好几个别名，“奥布拉克”是其中一个），学生时代就参加了左翼政治组织，后来打仗了，法国沦陷后加入“解放”抵抗组织。他妻子早就是一名狂热的共产党员，1935年就被共产国际选派到莫斯科受训。有人声称奥布拉克是1943年出卖抵抗组织领导人让·穆兰的告密者，但没有真凭实据，不过无疑他最先效忠的是法国共产党。他父母和很多朋友都死在纳粹手里，他一心报仇亦情有可原。但战后肃清运动（主要是针对以前勾结德国的人）期间他在马赛担任“委员”时的举动不像只是算旧账。实际上，戴高乐开除了奥布拉克，指责共产党搞“匿名独裁”。奥布拉克是“胡志明叔叔”的私人朋友并非偶然。他在整个战后期间都是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他在回忆录中表明，最多是对“传达美国政府的提议”有点儿犹豫不决，即便他认为这个提议“很得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