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点值得注意的是，“宾夕法尼亚”计划是基辛格提出的。他向迪安·腊斯克通报过自己正在做什么，但国务院置之不理。总统也是如此。总统和腊斯克都认为，“这只不过是又一条死胡同，解决不了问题。我们都走过了。就别提了”。是麦克纳马拉给了基辛格所需的官方支持，那是基辛格将原来发给腊斯克的一份电报抄送给他以后，他或多或少感到美国现在要减少在越南的伤亡。
第三点是美国突然进行轰炸的时机就“宾夕法尼亚”计划而言具有附带意义，因为两位调解人的确去了河内，正打算从那儿返程。美国又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美国飞机轰炸河内和海防是在8月20日，而马尔科维奇和奥布拉克计划抵达越南民主共和国首都是在第二天，头一天国防部部长还授权基辛格说“从8月24日开始，为了保障人身安全，也为了表示我们的友好，河内一带的轰炸模式会有明显变化”。1967年8月似乎是约翰逊左手外交和右手打仗的协调性最差的时候。有这么好的条件，河内更容易玩两面三刀了。
奥布拉克和马尔科维奇抵达柬埔寨是在7月19日。两人花了两天时间才说服越南民主共和国驻越南共和国大使馆给他们办好去河内的签证。21日，两人乘坐国际管制委员会的飞机飞到河内。24日下午，两人会见了范文同和年迈的胡志明。第二天，他们会晤了范文同和卫生部部长范玉石（此人在场可能是为了装装样子，证明这是一次科技访问）。他们还抽出时间亲见了美军轰炸河内的惨状。两个法国人一回巴黎就跟基辛格见面，汇报他们在河内会谈的情况，还提交了奥布拉克的会议记录。基辛格赶紧小心地把听到的情况转达给华盛顿方面。
从多方面看，这的确像是一个突破。经过一番可以预料的准备工作（法国向越南民主共和国转达最新的“甲阶段–乙阶段”计划时，范文同把美国奚落了一番），谈话变得有意思了。奥布拉克问范文同，他“是希望美国发表一个已停止轰炸的正式声明呢，还是美国实际上停止轰炸就行了”，越南总理回答“实际上停止轰炸就可以了”。于是奥布拉克问轰炸结束后是否要拖延一段时间再谈判。范文同比较委婉地说：“这个不是问题。”奥布拉克接着问应该采用什么渠道，范文同回答“这不是问题，但应该是某个获得双方授权的人”。他对法国代表说，初步谈判可以“谈些影响美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两个当事方的问题”，只有提到影响越南共和国的问题时才需要民族解放阵线出席。奥布拉克和马尔科维奇由此推测，“范文同设想的前景是美国停止轰炸，过不了几天就可以在可接受的举办方支持下开始谈判”。范文同明确地给他们打气：“两位或许以为这次是白跑了一趟，但其实你们谈的内容很丰富，值得我们思考。”
谁知第二天开会，范文同奉上一份带有挑衅意味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军方声明：
白宫和美国国防部似乎决意继续与越南民主共和国作战。因此我们认为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攻击有可能加强。我们已经做好准备在堤坝上迎接攻击，我们已经准备好在国土上迎接战斗。因为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援助我们，我们的军事潜力在增长……战场上的局势一直在好转……我们想打的时候才打，我们会节省资源，我们打仗只是出于政治目的……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在西贡内加强行动。但是我们只采取那些有政治意义、节省人力的行动……4 000年来，我们一直在为独立而战。我们三次打败蒙古。美国军队虽然强大，但也没有成吉思汗可怕。
不过这只是个序曲，后面还是重申了头一天的主要内容：河内“愿意和解，只要美国在实际上停止轰炸”，美国也不用公开承认停止轰炸。如果美国停止空中打击，“我们知道他们愿意和谈”，那么就“不存在拖延问题”。谈判可以秘密进行。只要谈判不涉及越南共和国，民族解放阵线就不用参加。这时，范文同补充了一点原来没有的内容：他“意识到一些美国部队必须一直留存到完成政治和解之时……我们不希望美国蒙羞”。下面还有：
我们的立场是：越南民主共和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希望维持现状。至于越南共和国，我们的目标是国家独立、民主、和平、中立。有人以为我们想把社会主义强加给越南共和国。我们深信民族解放阵线不会犯这种错误。民族解放阵线设想的是一个广义的联合政府，包括所有重要组织和宗教，不追究过去傀儡政府成员和傀儡军官等的活动……重要的是要忘记过去。
至于统一，我们认为重要的第一步是实现越南共和国政治和解。我们同意不强行推动和平。一旦越南共和国战争平息，我们将与越南共和国讨论以寻求最佳办法。
基辛格坐在马尔科维奇位于圣克鲁区的家里，聚精会神地听着每句话。法语不是他的强项，所以不时需要有人给他翻译成英语。两人讲完，他只说了一句话：“你们带回了一些新情况。”他发完报道，就坐飞机回国了。谈判委员会的反应更为兴奋，他们认为与范文同的谈话“可能具有相当大的意义”，理由至少有4条。麦克纳马拉更兴奋，称之为“我们目前得到的最有趣的谈判信息”。必须承认，约翰逊、罗斯托和威廉·邦迪都有疑虑（尤其是当他们得知奥布拉克的“政治倾向”时）。实际上，约翰逊更多考虑的是计划好的轰炸升级。然而，他还是派基辛格回到巴黎，并让切斯特·库珀以某种国务院保护人的身份随行，“讨论他们报告中的某些问题，也许提出一些问题请他们说明”。
基辛格带给奥布拉克和马尔科维奇并要他俩转达给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回复初稿非常明确：
美国愿意停止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空中和海上轰炸，如果这样能迅速推进美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就解决两国之间的问题开展富有成效的讨论的话。我们假定无论会谈是公开还是秘密进行，会谈期间越南民主共和国都不会借停止或限制轰炸渔利。
然而，基辛格谨慎地解释：
（1）“渔利”一词是指“加大力度往越南共和国运送人员和物资”；
（2）“富有成效”的讨论表示有决心在军事行动力度不减弱的情况下避免朝鲜战争中那种漫长的谈判；
（3）轰炸停止后，谈判保密的时间可能最多不会超过三个星期，但我们自然会对谈判内容保密。因此，也许可取的办法是在轰炸机的吨位、轰炸频率和范围受到限制时进行初步谈判，待轰炸完全停止以后再进行最终谈判。
两名法国人回答愿意再去一趟河内，不过他们希望把美国答复的法语版中的“如果……的话”换成“基于……的认识”。经过一番翻译上的讨论，基辛格同意了。
现在“等待戈多”开演了。奥布拉克和马尔科维奇告知越南民主共和国使馆他们打算再访河内，但对方告诉他们美国又在轰炸，无法成行。法国合情合理地催促基辛格要美国政府保证至少暂停轰炸。前文说过，8月18日，约翰逊同意在河内周边10英里以内的范围停止轰炸。腊斯克表示：“这些人25日到那儿，我们在他们到的时候打不大好。”他现在以为基辛格建立“秘密联系”的概率是1/50，麦克纳马拉认为是1/10。（那是一个虚假概率满天飞的时代。）因此，国防部部长授权基辛格说“从8月24日开始，为了保障人身安全，也为了表示我们的友好，河内一带的轰炸模式会有明显变化”。基辛格故意把范围和“轰炸模式变化”的时间说得很模糊，从而“避免给人一种最后通牒的印象”（奥布拉克和马尔科维奇都知道最后通牒是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一个痛点），但麦克纳马拉硬是要基辛格具体说明对河内的空袭将在9月4日重新开始。至此，麦克纳马拉和哈里曼私下同意美国应该准备接受越南共和国成立“一个包括越共在内的非共党的中立政府”。
这些都是纸上谈兵。越南民主共和国断然拒绝给两人发签证，虽然明摆着两个法国人身上带有重要信息，但越南民主共和国使馆就是不签发。麦克纳马拉认为，他们这么做是因为8月20日到8月23日越南民主共和国上空天气好转，美国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不过说轰炸不是拒发签证的借口很可疑。8月25日，马文保会见奥布拉克和马尔科维奇，对华盛顿最近的信息以及基辛格的作用表示出“明显兴趣”，但他送走两人时什么也没说，只是宽慰他们说会把情况发电报给河内。接下来的一周，马文保几乎每天都要和两人交谈，但两人听到的始终是那个“没有回复的回复”。8月29日，马文保没有得到河内的消息。8月30日，与河内的通信联络出现技术故障。他俩拿不到签证是因为美国轰炸升级，不过奥布拉克还是要留在巴黎（8月31日和9月2日）。9月2日，马文保要求再延长“几天”对河内的暂停轰炸，基辛格得到授权说“停火”可以延长72小时。9月4日，马文保又开始搪塞，说都是因为美国空袭才迟迟发不了签证。9月6日，马尔科维奇见到马文保，感觉对方认为“暂停轰炸河内”延长三天带有一种“最后通牒的性质”，不过这只是从马文保“冷冰冰的”反应中所做的推测。事实上，就算暂停轰炸的时间延长两三倍，他还是会拖着不办。
基辛格没有在巴黎等待戈多。他放弃蒙塔朗贝尔街皇家港景酒店那俗套的舒适环境，回到了剑桥，准备哈佛大学新学期开学。奥布拉克回到罗马。这就带来一个奇怪的交流问题，因为他担心自己的独立性会打折扣，马尔科维奇不肯用美国外交邮包寄送他与马文保的会议记录，所以至少有一个关键信息走的是普通航空信。然而，8日晚基辛格飞回巴黎，中途在德国做了几场事先安排好的演讲。有一点很重要，马文保跟马尔科维奇说过，如果基辛格回巴黎，他就征得河内允许见他一面。
“宾夕法尼亚”计划现在动真格的了，引起了总统的关注。9月5日，约翰逊要求查看“基辛格计划的所有文件”，然后请罗斯托出面让中情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评估一下。评估结果有好有坏。越南民主共和国拖延给基辛格回信“可能反映出时机和理解等各种因素，这些又因为他们对美国在该地区的动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怀疑而更明显”。另一方面，“河内继续坚持无条件停止轰炸，并在他们提出的4点基础上和解。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准备在这些目标上妥协”。威廉·邦迪一样很矛盾。美国的信息“叫河内太为难了”，因为“如果哪天交流记录被曝光，很多人都会认为这条建议很合理，反映出我们过去的公开立场出现重大变化”。还有，他无法“完全排除一种可能”，即“河内是把我们当傻瓜玩，只不过想延长停止轰炸河内的时间”。约翰逊现在对基辛格这个渠道“很感兴趣”，但罗斯托和腊斯克提醒他，“虽然楼梯上还传来很嘈杂的脚步声，就是不见一个人进来”。大家一致同意基辛格现在应该增强施压力度，通过马尔科维奇传达“美国因为没有收到河内任何答复，因而已经越来越不耐烦了，要他们对比一下美国在越南共和国遭受那么多攻击却至今一直很克制”。基辛格加强语气，对奥布拉克（在基辛格的要求下，他从罗马回到巴黎）说：“我国官员感到与河内的交流是单向的。河内不能要求我们长期表现出单边克制而对我们的友好表示不发出任何信号。”不过他加了点儿甜头，责备8月底对河内的空袭是官僚机构笨手笨脚造成的，并说“可能唯一能完全理解我们决策过程复杂性的就是苏联了”——这么挖苦一下苏联，无疑让马文保很受用。
仔细研究马文保接下来几天的行为就能看出，这次又让邦迪说着了：河内的确是把华盛顿当傻瓜玩。8日晚，马文保问马尔科维奇基辛格在巴黎住几天，马尔科维奇说10天。马文保回答说如果美国不再轰炸河内，这几天“也许会出点儿什么事”。9日，奥布拉克和马尔科维奇警告马文保美国越来越不耐烦了，马文保“问沃尔特·罗斯托把信息讲清楚了没有”。法国人并不知道沃尔特·罗斯托是谁。马文保解释道，他其实是问8月25日的信息是否“还有效”。然后他警告，只要美国想划一条“麦克纳马拉”线（越南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之间像朝鲜半岛上的一条边界线），那就是一种“永久拆散兄弟的政治行为”。他说这两点显然是想告知美方河内消息很灵通——显然也是想拖延时间。
9月11日，马文保终于将正式答复交给了两名法国人。答复全都是否定的，指责美国发最后通牒，提出我们现在很熟悉的要求：无条件停止轰炸、撤走军队、承认民族解放阵线。
6
过了6年，“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这个词语才被创造出来。这源自1973年瑞典首都信贷银行发生的一起抢劫案，人质被劫持后，行为出现异常，后来竟然对劫匪产生依赖感，不过现在它已经成了进化心理学中一个人们耳熟能详的概念。说实话，基辛格有非常强烈的个人原因待在巴黎，待多久都行：他在和南希·马金尼斯谈恋爱，她在巴黎大学念书。其实，她就住在王子先生街，与马文保所在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公使馆相隔几个街区。然而，1967年身为谈判者的基辛格在行动上已经表现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症状。蹊跷的是，这次人质从未见到劫匪。基辛格心心念念要与马文保见上一面，渐渐对他产生了依赖感——或者说对自己设计好的外交程序产生了依赖感。马文保拒绝见面。越南民主共和国回复了美国8月25日的函文，从基辛格对回复的评价中可以看出，他已经患上纯粹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最后一段说明事情有进展，以前的情况我很熟悉，进展体现在三个方面：（1）这是破天荒头一回河内答复美国提议，没有把门关死，还有进一步谈判的余地；（2）河内要求认可民族解放阵线，但似乎不再像原来那样坚持要我们同意民族解放阵线是“最有资格的代表”……（3）越方声明轰炸停止之后就谈判。
基辛格“没有只看表面，中止奥布拉克和马尔科维奇这条渠道”，而是敦促华盛顿“把该信息视为复杂谈判程序的第一步”，抓住机遇“更充分地探寻河内的情绪和意图”，“完善公共档案”。
这里可以看出他外交上的不成熟。因为9月11日他就要离开巴黎。罗斯托有言，若要说基辛格认为河内的回复是“第一步”这话没说错，“简直难以想象”。基辛格“善于分析……但到了节骨眼上可能有点儿发软”。腊斯克也有同感。他说，基辛格“在根本上是为我们好”，但他被人给骗了。两人是对的。不停地祈求河内安排基辛格与马文保见面，不停地为轰炸海防港找借口，这些都明显是软弱的表现。现在基辛格想见马文保都想疯了，心生一计，让马尔科维奇交给越南民主共和国公使一封信，“用普通信纸写的，未签名，用信封封好了”。信上说基辛格不仅捎来一条美国政府的新信息，而且还有他的评论，“因为评论涉及与河内的其他会谈内容，我们答应过不会透露”，所以他“得到指令，要亲自送到”。马文保显然觉得这一招很好笑。他告诉马尔科维奇虽然他无法与基辛格会面，但他很高兴能够“保持这条渠道”畅通，需要的话会用到这些封好了的未签名的信。基辛格总是满怀希望地给华盛顿报信，“我们可以慢慢地跟他们进行某种交流”。也许美国这时慢下来，隐瞒“主要信息”，马文保就会在好奇心的诱使下跟基辛格见面了。或许让马尔科维奇跟马文保说基辛格即将离开巴黎……那样的话，高度敏感的越南人会不会以为这是一种变相的最后通牒？基辛格越是对华盛顿说不要给河内“一种我们极为焦虑的印象”，他自己就越像热锅上的蚂蚁。
困难出在两个方面。不仅马文保压根不愿见基辛格，而且法国的一些骨干分子也开始不受管束了。13日，早就威胁要把谈判的事透露给法国政府的马尔科维奇对基辛格叫苦：“每次我要送信，美国就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某个城市的中心。这种事如果再次出现，我便准备不再当这个信使了。”奥布拉克一直是两个法国人当中比较强硬的一个，基辛格每次去罗马都会想念他的“政治头脑”。他回到巴黎以后，他们会谈的水平显著提高了。（“奥布拉克评论说在他看来，如果河内答应谈判华盛顿就提出停止轰炸，而如果华盛顿首先停止轰炸，河内就提出谈判。”）不过，9月26日，奥布拉克和马尔科维奇带着“主要信息”来访，马文保见到胡志明叔叔的老朋友再次光临，像受了刺激一样，又是递酒，又是端茶送点心。奥布拉克警告说他和马尔科维奇已经走投无路了，但马文保矫情地暗示很快就会安排和基辛格见面。马尔科维奇一会又威胁把他们的会谈透露给爱丽舍宫（他这是有点儿不合情理地暗示法国政府居然对眼皮底下的事不闻不问）。马文保以安抚的口吻劝他不要这样做，宽慰他说：“您的渠道还没到山穷水尽的时候。”因为奥布拉克准备回罗马，马文保更是开导他说：“事情也许进展得比较慢。实际上，像这种交流进展的速度算是‘正常’的。”奥布拉克听了之后感到又有希望，“为了和美国对话”，河内实际上在“痛苦地摸索”。不过，9月20日奥布拉克飞回巴黎，建议他、马文保、基辛格三个人一起吃顿饭，马文保却一笑置之。即便基辛格要离开巴黎去汉诺威，然后回剑桥，他顶多只想说，这条渠道“对我们很方便”。
美国最初的信函交到马文保手上之后，转眼已过了25天。两位法国信使已经疲惫不堪，最后马文保只对他们说了下面这番话：
美国明一套暗一套。一边跟我们提和谈，一边却加强轰炸……不过我会随时接受来函。一有话说我就联系你们……别担心。如果我们最后决定不想走基辛格这条交流通道，会告诉你们的。如果我们一旦认为你们俩不用继续下去，我们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们。不过我们希望你俩和基辛格能继续下去。
两天后，马文保再次强烈谴责美国行径，指责美国不停轰炸河内以外的目标，实施“两面三刀的政策”，一边寻求谈判一边实际上将冲突升级到“灭绝”的地步。9月30日，他再次重申美国的8月25日函是暗含条件的，因此无法接受。只有美国彻底停止轰炸，基辛格才能“立即戴上帽子来巴黎”。威胁说“美国越来越不耐烦了”就像水洒到鸭子背毫上无影响。马文保可以轻易避开他们，说“只要轰炸停止，几乎可以立即”开始“会谈”（不能与“正式谈判”混为一谈）。
在马尔科维奇的提议下，10月2日马文保和这位法国人见面了，这似乎预示着戈多即将登场。马尔科维奇将马文保讲话的内容写了封信，用专递寄给基辛格，就是不肯使用官方邮寄渠道。罗斯托承认，信的内容的确看上去表示“我们走出了第一步”。信中表示，在三种可能的前景中，如果“美方在停止轰炸前起草一份正式而非公开的声明”，那么河内将认为这表示美国将无条件“停止”轰炸，声明“可以通过（非官方的）基辛格渠道或奥布拉克–马尔科维奇渠道传递——不用很官方”，马尔科维奇说“不用很官方”也是为了反映基辛格半官方的身份。他还推测“无论是公开还是非公开的官方联系，一旦轰炸停止，很短时间内就可以开始”——也许三四天就行。这次还有人怀疑也是完全有道理的。正如赫尔姆斯所言，“一个不大懂法语的美国人，和一个不大懂英语的法国人通越洋电话，情况就是这样”。马尔科维奇给基辛格的信刚刚寄出，马文保就反悔了，否认自己用过“郑重约定”这个说法，马尔科维奇发誓他说过。马文保还拒不承认马尔科维奇提到的三种前景中的两种。难怪罗斯托也转变了观点：最近的巴黎来信如果不是“瞎胡闹”，那也“内容晦涩，没什么信息”。腊斯克抱怨“他们还在跟我们耍花样”。至于约翰逊总统，外交上失利时通常都对麦克纳马拉说“能打的目标只管打”，这次也一样。他执意将外交和战争视为两种不同手段，而不是一个政治进程中的两种因素。（有一次他抱怨说：“就因为两个教授在会谈，让他们逃脱了一次轰炸。”）然而，再细心、再有学问的人也不可能让事态有半点儿好转。
塞缪尔·贝克特在散文集《最糟糕，嗯》（1983年）里有一句名言：“努力过。失败过。没事。再努力。再失败。失败得漂亮点儿。”这句话多少概括了“宾夕法尼亚”计划的最后阶段。巴黎又寄来一封内容东扯西拉的信，收信人是“亨利”，由马文保口述、马尔科维奇笔录，时而英语，时而法语：
我不知道在此阶段我说的话是否合适，你比我清楚。
贵政府……应首先通过我们发送一条信息，毫不含糊地宣布无条件停止正在发生的行为。
一旦实际完成以上行动，再发一条信息，还是通过我们，表明在所需时间和地点开始对话。
白宫，深夜。约翰逊、麦克纳马拉、罗斯托和腊斯克绞尽脑汁起草复信函，复信要考虑到一种可能性：一旦美国停止轰炸，越南却背信弃义升级军事行动。结果几人草拟了下述回复，并指令基辛格交给马文保：
美国政府理解越南民主共和国立场如下：一旦美国无条件停止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各种形式之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应迅速开始与美国进行富有成效之会谈。会谈目的应为解决美国与越南民主共和国之间的问题。
美国政府假定以上对越南民主共和国之立场的理解正确，准备根据8月25日的提议，事先向越南民主共和国转达停止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之确切时间，并建议会谈开始之时间与地点。
然后，在此基础上约翰逊准备停止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他敦促麦克纳马拉向将军们兜售新的暂停时间——“如若不然，我就失去美国了”。腊斯克还是有疑虑。会议结束时他宣称：“我只想跟大家说，我的探子还没有嗅到和平气息。”不过，当人们讨论这次历史性的和谈在哪里举行时，他还是比较乐观地参加了。奇怪的是，国务卿建议到莫斯科。罗斯托想到仰光。麦克纳马拉是和谈时代表美国的最佳人选，他赞成不让高龄的哈里曼参加，代之以风云人物亨利·基辛格。
当然谈这些都为时尚早。奥布拉克和马尔科维奇一见到美国的回复函就抱怨，“根据我方8月25日之提议”的说法，马文保不会接受，因为河内已经拒绝该提议。1967年10月8日上午，两名法国人见到马文保，马文保即刻反对，说“美国开头一句声明愿意无条件停止轰炸，后面的话实际上都是条件。马文保认为‘迅速’‘富有成效的’‘根据8月25日的提议’等看上去尤其像‘条件’”。他断然否定10月8日的信息有“任何新内容”。10月17日，他对马尔科维奇一字一顿地说，美国要重新起草：美国的“和平建议”是“两面三刀”的。
罗斯托厌烦了。他对约翰逊抱怨道：“我们的中间人……就像两颗墨西哥跳豆，希望他俩能安静待一会儿。”基辛格本来计划去巴黎，这下也推迟了。庆祝的香槟放回了冰箱。白宫方面再次悲观了。现在他们是否应当不管三七二十一暂停轰炸，哪怕这只是一个“内政优势”？
中情局局长赫尔姆斯：我认为宾夕法尼亚渠道不会有任何成效。它会把信息传回河内，但我估计不会有任何结果。
国务卿腊斯克：我们向他们提出的建议简直太合情合理了。
总统：我们如何取胜？
国防部部长麦克纳马拉：我们正在推进，但进展很慢。不知道一年之后能不能赢。
我们必须想办法让更多国人支持越战。除了暂停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总统：暂停可能就输了。我认为暂停不会让这些人转变态度。
似乎再没有别的办法了，只能将巴黎方面的行动透露给媒体，以得到社会各界认可。
然而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简直威力无穷！10月17日，基辛格打电话给罗斯托，想在挽救宾夕法尼亚计划上最后一搏。他“完全不同意”对巴黎方面最近的来函“做完全否定的……理解”：
罗斯托问他信中有什么肯定的内容。他说：里面说“可以进行商谈”，不是“有可能”进行商谈。他接着说，如果你认为越南民主共和国是个不稳定的小国，政府分裂，它面对的是一个偌大的国家，而这个国家的意图它不明白也不相信，那么他们的信息可做如下解读：如果你们无条件地结束轰炸，我们就谈判；如果你们降低军事行动强度，我们可能会进一步探索你们的意图。
基辛格建议告知马文保：
我们理解你们的信息是说，一旦轰炸无条件停止，你们愿意开始富有成效的商谈；你们愿意把军事行动降级期视作探讨商谈时间和地点的时机。在此基础上，我们将轰炸范围退至比方说北纬20度。如果你们确认我们的理解正确，我们准备无条件停止轰炸。
他的假设是“局外人以为是故意拖延，实际上可能反映出北京和莫斯科在引导未来走向问题上的不安，同时谈判的压力也让它们不大相信内部一致性（尤其是北京不同意的时候）”。越南民主共和国政策是“个人谋求政治生存的一系列妥协”，必然“痛苦而复杂，不会说得一清二楚”。
10月18日晚，基辛格应邀来到白宫，出席约翰逊总统权力中心的一次重大会议。到会的有克拉克·克利福德和最高法院法官艾毕·福塔斯，还有卡岑巴赫、麦克纳马拉、罗斯托、腊斯克和麦斯韦尔·泰勒。基辛格证明“马文保急于让目前这种状况继续下去”，“他们的立场稍有进展”。总统的反应还是如往常一样不够细致，但是很可能是正确的：
我判断他们让这条渠道继续下去就因为我们不轰炸河内。我知道如果他们轰炸华盛顿，打击我们的桥梁、铁路和公路，那么我会很乐意请中间人跟他们商谈，要他们在轰炸上有所收敛。他不用花一分钱。这样做的好处是让领事跟两位科学家谈，两位科学家再和一个美国人谈，而河内就成了他的庇护所。
在接来下的讨论中，腊斯克、泰勒、克利福德和福塔斯主张放弃“宾夕法尼亚”计划，而卡岑巴赫和麦克纳马拉要求保留，再次暂停轰炸。罗斯托出其不意地转而支持保留巴黎这条线，这不是因为他认为会有什么突破，而是因为他感到暂停轰炸是一个重要的内政原因。（如他所言，“内政领域现在是一块很活跃的阵地”。）最后约翰逊打出一张王牌，麦乔治·邦迪手上的一份备忘录（没有透露作者是谁），表示总统一直打算给基辛格最后一次机会。然而，约翰逊就是约翰逊，会议末了他还粗野地威胁基辛格。阿瑟·施莱辛格在日记中记下了基辛格所回忆的当时的交谈：
亨利最后说：“我不信暂且不轰炸这座农业实力为五级的首都10英里以内的范围，美国安全就受到威胁。”约翰逊怒目而视，说“好吧，我们就按教授说的办。不过（他瞪着基辛格）要是这招不管用，我就亲手割掉你的睾丸”。[8]
7
显然，对马文保来说，“宾夕法尼亚”渠道的一大“便利”在于可以掩盖河内的真正用意，同时还有机会从一个有影响力的美国人身上吸取精华，尽管他们之间隔着一段距离。眼看美国总统选举一年多之后就要开始了，河内对美国内政局势越来越感兴趣。马文保仿佛是有意在嘲弄基辛格，这段时间频频接受美国记者采访，尤其是联合专栏作家约瑟夫·克拉夫特的。原因很简单，他面带笑容对马尔科维奇解释，他没有得到河内授权会见任何“有官方背景的美国人”。马文保也许没意识到自己对华盛顿政局正在产生间接而巨大的影响。
从华盛顿的角度看，“马文保先生和基辛格先生之间这支复杂的舞蹈”基辛格跳得……“很正确”，这是罗斯托说的。麦克纳马拉赞扬基辛格对这场非谈判处理得“很漂亮”。卡岑巴赫对约翰逊说：“要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开展对话，我们至今做得最到位的就是这件事。”约翰逊致信基辛格表示“崇高的敬意”，“你在寻求和平道路的过程中表现出很强的能力和献身精神”。但是，大家也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约翰逊在任的时间不多了。正如卡岑巴赫所言，“能不能在1968年11月之前解决越南问题，取决于我们有没有能力启动谈判”。不幸的是，总统最贴心的顾问能想到的大概也仅此而已。麦克纳马拉越来越相信，要让谈判开始，除了无条件停止轰炸别无他法，而且美方必须同意越共参与西贡的联合政府。卡岑巴赫也赞同全面暂停轰炸，哪怕只是为了“消除与基辛格谈判有关的所有可能的疑虑”。罗斯托和腊斯克坚决反对这两种做法。冷酷无情的得克萨斯人约翰逊在经受缓慢而痛苦的煎熬。直觉告诉他要支持强硬派，看看巴黎方面有什么蹊跷。不过，有证据表明进一步加大军事打击就管用吗？此时在民主党内部，就连那些老资格的拥护者都在造反，抵抗的声音一天比一天高，他怎么制止？美国政府年鉴中的这段话可谓最恰当地说明了一个举棋不定的领导人当时的处境：
总统：我看不出这有什么用。
罗斯托：我看不出轰炸和谈判之间有什么联系。
卡岑巴赫：我认为如果我们轰炸就不可能让他们接受谈判。
总统：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再次停止轰炸。到目前为止我们没轰炸他们又怎么样？
卡岑巴赫：我们已经和他们交流过了。今年2月以来还没有任何交流……我同意从现在开始到明年2月停止轰炸。
总统：我也同意。不过我们操之过急，一时还领会不了任何教授的行动意图。我想我们现在应该拿下这些目标。
暂停不会改变政局。暂停期间他们会找到答案，当然我们准备走完最后一程。
但我的确希望先拿下所有这些目标再暂停。
麦克纳马拉：如果军队说还有要打击的目标我们就不能暂停。
卡岑巴赫：不要加大轰炸力度，然后再暂停。
赫尔姆斯：我不认为不轰炸某个地方会对谈判有什么影响。
总统：这件事历史也许会让我们出洋相。
我们一个半月不轰炸河内让他们来谈判，他们就是不来……我认为他们在把我们当傻瓜玩。我们不打算让步，同样他们也不打算谈判。我看随便打哪里都行，他们会更难受。
比较少的人控制着很多人。我认为我们应该把他们打倒，不让他们起来。如果他们愿意，我们可以给他们机会说话、谈判。
如果我们认为应该轰炸，那么就应该炸他们的桥梁、他们的电站以及我们排除在外的其他战略目标。
我们付出了很多却没有得到任何回报。不过我想停一天也不是坏事，反正天气不好。不过我真的希望把我们有底气通过的所有目标全部炸掉……如果他们还不谈判，我们只好采取更极端的措施。
我们正在失去国内的支持。他们根本不懂越战。但再停五周谁也说不出个理由。我们必须非常谨慎地研究这个问题。
我同意迪克·赫尔姆斯的意见。我们打哪里对他们来说没什么区别。
河内单方面做不到。他们还是希望我们永久停止轰炸，满足他们的四条，达到他们的要求。
如果这条渠道没有任何作用，你怎么把它了断？
卡岑巴赫：马文保可以说我会跟基辛格谈判。我们的言行会起作用。我们应当调整我们的信息，这样他们就好采取某种行动，或者取消某种行动。
总统：尼克，给我一份材料，说说你们国务院认为这件事有没有希望。反正我看不到什么希望。但是我希望你们写份材料，你已经给他们暂停了5个星期。
卡岑巴赫：但我们也没什么损失啊！
总统：你给他们撑起了一顶大伞，让他们有机会重建。我不会给他们这个机会。不过让我再考虑一下。写份材料，看看我们必须得到什么……我希望卡岑巴赫准备一份备忘录，谈谈为什么他认为我们要继续使用这条渠道，将来怎么了断，因为他们两次都断然回绝了。
约翰逊就是在这种可怜而矛盾的状态下发表他的圣安东尼奥演讲的。罗斯托在演讲稿中强人所难，用一种得克萨斯式的自吹自擂表达出美国新的让步——也就是基辛格一个多月前对马文保说的那番话的首次正式声明：“美国愿意停止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空中和海上轰炸，如果这样能迅速带来富有成效的会谈。当然，我们假定会谈进行期间，越南民主共和国不会从停止或限制轰炸中渔利。”（马文保说约翰逊的演讲是“侮辱人”。）
10月3日争论重新开始，这次更激烈，因为从巴黎刚刚传来虚假的肯定回复。罗斯托和麦克纳马拉对要不要停止轰炸再次争论不休。约翰逊听了，问了一句：“如果我宣布不参加下任总统竞选对战争有何影响？”顾问们大吃一惊。“他说今天无论决定炸还是不炸，他都决定不参加竞选。”腊斯克吓呆了，大声叫道：“您不能下台，您是总司令，我们在打仗。这会对美国产生非常严重的影响……河内会认为他们做成了这件事。”麦克纳马拉还是像往常一样不动声色地算了一笔账：
当然，经费和人员都不用担心。这些都能找人支持。我不知道美国人心里怎么想，对老百姓的精神面貌有什么影响，对河内有什么影响。
我真的认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们都不会谈判，他们会等到1968年美国选举。
会议纪要表明约翰逊主要还是担心内政。他在国会上就谈到民主党的人说“如果我们不赶快对越南问题采取行动，竞选就输了”，其实这（就像腊斯克冷冷地说过的一样）跟反战抗议关系不大，跟最近增加税收关系很大。然而，约翰逊愿意考虑退位也反映出他很绝望，似乎无法“赶快对越南问题采取行动”。这种绝望感正是马文保一直以来挖空心思想达到的效果。
从河内角度来看，“宾夕法尼亚”计划真是太精美了。约翰逊及其顾问们渐渐意识到，他们伸出了真诚的橄榄枝，但由于一直在坚持秘密、保守秘密，由于有朝一日巴黎渠道还有一丁点儿再用上的可能性，如果昭示天下，他们就无法从中得到内政上的好处。约翰逊心里痒痒的，想要公之于众。他的“政治直觉”告诉他就是要这样回敬反战抗议，把他的提议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回答“清清楚楚地说出来”，“……把发生的事告诉农民，让农民也能明白”。但是腊斯克又说了：“如果我们公开信息，温和派就会找麻烦。此外，我们还希望等以后什么时候利用这条渠道谈点儿重要的事。”再者，“宾夕法尼亚”计划里有“很多可能叫人难堪的材料”。
约翰逊可怕的困境以及美国困境的悲剧性现在已经一览无余，他前言不搭后语地对麦克纳马拉、罗斯托、腊斯克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惠勒哀叹道：
似乎我们无法从军事上打赢这场战争。我问参谋长联席会议该如何缩短战争周期，但他们所有的建议都跟越南共和国无关。
外交上我们也赢不了……各位的建议都试遍了。最近两个月，我们几乎在所有公共舆论场合吃了败仗。那些示威者还有其他人想说明我们需要换一个人接手这个国家。
希望我们停止轰炸的人应该知道在这次交流中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今天开会的人中有些还不知道事情的真相。我们没见到他们的立场有丝毫变化。他们这种宣传闹得沸沸扬扬……强硬派要扔白毛巾了。所有人都说你的不是。圣安东尼奥的演讲他们也不信。我无法做出更好的解释。
如果我们不能让他们接受谈判，为什么就不能炮轰所有的军事目标？何必管中国、苏联高兴不高兴。
虽然出了这么多事，但我们在越南的官兵还是士气高昂，这让我惊叹不已。
我们必须在公众舆论方面采取一些行动。
我想确认基辛格上了飞机。我们必须找到一句让每个农民都能明白而敌人会拒绝的话。
我们必须让美国人民看到，我们走完最后一程，努力过，失败了。
我们的后备军呢？
这跟《克拉普最后的录音带》不完全一样，但很接近。
8
“宾夕法尼亚”计划很难咽气。10月20日，基辛格带着国务院又冗长又充满怒气的一套指令再次抵达巴黎，指令大意为：美国“两个月来单边克制轰炸河内邻近地带”，但是其间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从未“试图通过这种渠道或其他渠道表示，即便是按照美国建议停止轰炸，它也会和美国开展商谈；或者提出任何实质性回应建议，以进一步开展和平解决分歧的商讨”。对于马尔科维奇“表现出一种相当欢愉的状态”，基辛格感到很惊讶。
据他看来，收到马文保上次的信让所有的沮丧都变得值得。我问他何以如此乐观，他请我注意升级和轰炸的区别以及最后一句时态的变化。我马上给他泼冷水。我说事情其实很简单。如果河内希望谈判，应该能找到其他方式表达这一想法，犯不着使用时态上的细小变化，说一些语带双关的委婉语。
奥布拉克从罗马来到巴黎，似乎同样带有错觉。罗斯托讥笑道：“他（基辛格）跟两个外行打交道有问题。”奇怪的是，他和约翰逊似乎都没考虑到一种明显的可能性，即奥布拉克和马尔科维奇都不是他们外表上看上去的那种中立调解人。看看奥布拉克身为忠实共产党员的记录就知道，他根本不是中立的：从一开始他就没有隐瞒对河内的同情。当然有可能他和马尔科维奇是真心希望马文保能最终答应会见一个美国政府代表。更有可能有一个人是与河内沆瀣一气的，至少这个人一直在向苏联通风报信。雷蒙德·奥布拉克真的希望“宾夕法尼亚”计划成功吗？或许他和马文保一样谙熟他们上演的这出戏的本质？我们不得而知。既然基辛格不肯停下来问自己这个问题，不难看出，如果这出戏里有一名业余演员，那就是基辛格。
最后一场戏也带有贝克特戏剧的那种味道。当天（10月20日）晚上，奥布拉克和马尔科维奇又带上一份精心起草的文件去见马文保。马文保竟然不肯见面。两人打电话过去，他一再搪塞。
奥布拉克：我们有急事要见你。
马文保：没有什么新情况好谈。形势在恶化，没必要再谈。
奥布拉克：我有非常重要的新情况。
马文保：（还是刚才那几句话，又说了一遍）。
奥布拉克：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也许是我们交流以来最重要的关头。
马文保：（还是那几句话，一字不变，不过后来加了句：有什么重要的事？）
奥布拉克：事关你上一封信最后一句话的意义，还有几个步骤的顺序。
马文保：我们的立场非常明确[9]……（然后他逐字逐句地重复了原话）。
基辛格向华盛顿汇报的时候，两位法国人心烦意乱：“马尔科维奇都快落泪了，奥布拉克也是极其消沉。”
此时此刻，我只能感谢他们尽心尽力的细致工作。这条渠道行不通，不是因为我们缺乏善意或想象力，而是河内不能或不愿谈判。马尔科维奇说至少我们知道河内说无条件是什么意思。我回答没有一个严肃的人会相信绝对的无条件关系。
罗斯托给约翰逊写了封短信，这是他的拿手好戏：“随信并告基辛格让马尔科维奇和奥布拉克更了解生活现实了。”他认为“巴黎渠道到此为止了”。他猜想有两种可能性：要么“他们认为美国政治和世界外交太迷人了，现在还无法开始谈判”，要么“他们和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的谈判涉及一笔新的支持交易，甚至有可能中国答应出兵”。第三种可能性起初他还没想到，那就是整个事件是一场无聊的游戏。他翻检了有关文件，估摸越南民主共和国拒绝与基辛格会谈少说也有15次：这说明他们的“政策很明确——如果不是其他问题的话”。赫尔姆斯用奥卡姆剃刀原理解释：河内从未真正行动，基辛格一直在忙活着“找一个子虚乌有的东西”。他对约翰逊说：“总之，总统先生，您忙来忙去最后还在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