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有很多父亲，有时失败也是如此。奥布拉克和马尔科维奇认为错在约翰逊。他们感到“很难相信”他们访问河内正好碰上美国持续轰炸是“巧合”，因为“这两个‘投递物’是由同一个‘发货人’发出的”。马尔科维奇始终固执地认为基辛格被约翰逊身边的强硬派给骗了。当然，后来奥布拉克也批评基辛格，说他不该把“宾夕法尼亚”计划的全套故事泄露给《洛杉矶时报》，为自己增光扬名。（实际上，奥布拉克也是老糊涂了，竟然说他“不知道基辛格和国务院或白宫之间有何关系”——也许是记忆上惊人的失误或者是无耻谎言。）但是全世界还是责备约翰逊引致的和平失败又导致了爱之夏爆发。
内情当然被泄露了。两位记者（一位是考克斯报业集团的戴维·克拉斯洛，一位是原《纽约先驱论坛报》驻莫斯科记者斯图尔特·H.卢里）东拼西凑地写了本书：1968年出版的《暗寻越南和平》。两人追踪马尔科维奇。他们盘问了美国驻法国大使馆一秘约翰·甘瑟·迪恩。结果他们调查后发现“基辛格和两名法国左派分子有往来，让他们今年秋天给马文保捎信”，“有一封信保证，为了证明我们有诚意、愿意展开商谈，河内在一段时期内不会遭轰炸”。然而，跟奥布拉克的说法相反，基辛格不肯见克拉斯洛和卢里，尽管两人曾四次请求采访他。政府感到寒心的是，这两位记者的主要意思是说“总统和腊斯克国务卿在越南问题上误导美国人民……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愿意接受美国提议开展谈判，政府却对这一点矢口否认”。他们的报道真是大错特错。当然，他们的理解与反战情绪正好吻合。富布赖特议员和曼斯菲尔德议员甚至得到肯塔基州的约翰·谢尔曼·库珀等共和党人支持，强烈要求彻底停止轰炸，殊不知这是约翰逊手上最后的谈判筹码，而河内一再拒绝谈判。
与此同时，河内采取“灭绝”战略，准备发起猛攻。1967年10月，正当基辛格在个别文字上煞费苦心寻求和平之时，越共政治局做出决定，实施新年攻势，两个月后由越共中央委员会第十四次全会通过并发布的决议称此时为在越南共和国“赢得决定性胜利的阶段”。“大攻势大起义”旨在发动越共全力猛攻越南共和国主要城市西贡、顺化和岘港。用民族解放阵线成员张从东的话说，即“美国打败了我们或者我们打败了美国就开始谈判。一切在战场上见分晓”。这表明1967年河内诚心和谈的说法是不实之词。无疑有这么回事，正如越南民主共和国外长阮克黄后来对麦克纳马拉所言，“此刻我们在河内制定谈判战略的人”听说“宾夕法尼亚”计划之后“很受鼓舞”——他们以为新年攻势之后真正的和谈就会轻易开始。因此，说基辛格的努力“为巴黎和平进程启动奠定了基础”会引起误解。用当时越南民主共和国驻中国外交官刘团黄的话说，越南民主共和国一直在“创造最有利的谈判条件，不过那是在新年攻势之后！”
因此不难理解1967年年末出现的和平试探，例如罗马尼亚出面协调和解的“包装工”计划，为何未遭到粗暴拒绝。用乔治·赫林的话说，“‘包装工’计划应当被理解为一场欺骗演习，旨在哄骗美国产生一种军事安全错觉，在新年进行军事打击前夕加大国内外的谈判压力”。这话不仅适用于阮维桢12月29日发表的声明和马文保1968年1月1日发表的声明，也自然适用于“宾夕法尼亚”计划。麦克纳马拉的回忆有些出入，实际上，与法国方面的联系一直到新年攻势前夕都在进行。1967年12月初，基辛格请马尔科维奇最后一次“联系保罗”（这是他们用的代号，指马文保）。马尔科维奇回答，他可以联系，但必须让他带去两个日期：“第一个是不折不扣地宣布何时停止针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轰炸及一切军事行动；另一个是在合理期限内稍晚的某一天，约好届时商谈。”他以笛卡儿式的优雅口吻补充道：“‘有成效的’一词必须严格避免，因为说话要完全符合逻辑，我们无法提前知道将来的商谈会不会有成效。”1月16日晚上9点，马尔科维奇接到马文保的电话，大吃一惊，应激进去谈话，一谈就是两个小时。马文保说：“去年10月……终止谈话是大环境使然。”他还表示，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依然“非常敬重你们两位（奥布拉克和马尔科维奇）”。实际上，河内准备“在轰炸停止后的一个合适时间……就在轰炸停止生效之日”开始会谈。那么现在马文保终于同意会见基辛格了吗？马文保用他惯常的模糊口吻回答：“现有情况下，任何类似请求都会得到考虑。”马尔科维奇打电话给基辛格转达了这个新的非邀请式的邀请。基辛格唐突地回答说，如果马文保希望“直接见我”，“尽管我时间表排得很满，我还是会设法去一趟巴黎”。1月18日上午，马尔科维奇又用一个封好的信封把这个消息传递给马文保。马文保拆开信看了，只说了一句，希望“这次事情有些进展”。马尔科维奇汇报说，会见的气氛很“诚恳”。
新年攻势12天后打响了。
9
生于斯死于斯，这就是帕格沃什。1967年12月28日，基辛格来到世界共产主义的虎穴之地莫斯科，参加苏美科学家会议，会议代表大多经常参加帕格沃什会议。实际上，此次出席的科学家阵容跟15个月前索波特的会议代表基本相同。然而，除此之外，这一年其他许多事情变化很大。苏联代表谴责美国政策时明显克制了许多。基辛格呢，现在他对越南的美国敌人的本质也比1966年，要了解得多。正如他对苏联代表所说，“河内不愿放弃固执而凶残的姿态。河内只会从局部看问题。双方的不信任非常之深”。就不能让苏联出面调解吗？苏方最资深代表米哈伊尔·米利翁希科夫责无旁贷地提出一项新的调解计划（由科学院翻译伊戈尔·波奇塔林传达给基辛格）。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五步计划。首先，米利翁希科夫将会见基辛格和保罗·多蒂，告知二人“河内准备同意迅速进行富有成效的谈话”。10天内，美国将“大幅减少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轰炸，最后停止打击河内和海防”。此后10天内，“将通过这一渠道，开始对会谈技术上的准备，如日程、时间、地点等事项”进行初步商谈。这些技术性商谈顺利结束10天内，美国将彻底停止轰炸。最后，再过30天，“再和河内进行正式官方会谈”。
科学院一名疑似克格勃线人的代表宽慰基辛格说：“莫斯科肯定希望和解”，也许这是实话，但也许不是。或许苏联不过是在新年攻势前的烟幕上制造新的紧张空气。苏方立场最诚恳的说明出自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经济学家斯坦尼斯拉夫·缅希科夫之口。缅希科夫没有在正式会议上谈越南问题，他开车带基辛格在莫斯科宽阔空旷的马路上逛了三小时，那个时候苏联最接近私密空间的地方也就是小汽车了。正值新年前夜，是披露真相的大好时机。缅希科夫解释，“从纯粹个人的角度来看”，真相是苏联对河内几乎毫无影响力。他说，越南民主共和国“不容易对付”。再者，“他们对我们在河内的动机很不信任，加上中苏关系不大稳定，所以苏联领导人做事非常谨慎”。
苏联政府十分害怕被人欺骗。它根本不能确定美国的意图……而且，苏联的困难也不比我们少。越战以后中苏关系变差了……他所在的研究所正在对目前到1980年的趋势做预测。研究结果是这段时间中的任何时候中苏关系都不会变好，尽管到那时毛泽东无疑已经去世了。
这个消息非同小可，几乎跟基辛格一年前在布拉格从安东尼·什奈达雷克那里听到的消息一样。不过缅希科夫又扔了一枚炸弹：
他问我们是否在意苏联干预越南问题。我说当然，大家……很担心和苏联发生冲突。与此同时，看看地图就知道苏联在东南亚的军事行动并不简单。缅希科夫说：“在形势比较有利的地方，比如柏林，我们可以制造麻烦。”我回答：“只是有可能引发全面战争。”缅希科夫说：“你知道我们也有我们的诚信问题。”
学者们长期以来都在猜测是哪位美国战略家想到1972年对中国开放，这一开放大大改变了地缘政治格局。不过最先想到这个主意的不是美国人（尽管我们知道基辛格早在1964年年初也动过这个念头，只是后来搁下了）。是苏联集团的战略思想家（也许是因为他们一般喜欢国际象棋而不喜欢业余戏剧的缘故吧）预见中苏分裂会生发出一个新世界。照缅希科夫的理解，除非爆发美中战争，否则没什么办法恢复社会主义阵营原有的团结，而且形势越来越明朗，越南又不是朝鲜，这种可能性正在一点点降为零。莫斯科与北京不睦为美中条约带来了可能，什奈达雷克解释，这就类似于1939年的纳粹德国–苏联条约，不过这次是针对苏联，这种对立方伙伴关系说明现实主义战胜了理想主义，实用主义战胜了意识形态。然而缅希科夫认为这种条约不会排斥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继续保持缓和状态。
美国可能在越南这个泥潭里凄惨地蒙羞受辱。美国最优秀、最聪明的群体的一分子可能被当傻瓜耍弄，走上了巴黎那条最长的歧路。不过，基辛格误把《捕鼠器》当成《等待戈多》还不算致命错误，因为他在空等马文保的时候，瞥见一个更加宏伟的戏剧剧本——这台戏不是在某个俗气的巴黎沙龙里上演，而是5年后在一个宽阔的北京宴会厅上演。
[1] 但这并不妨碍让·圣特尼的妻子成为基辛格最喜爱的学生之一：她加入了哈佛大学的国际研讨会。
[2] 这一年会由基辛格的朋友迈克尔·霍华德、工党政治家丹尼斯·希利和记者阿拉斯泰尔·巴肯于1958年组织开展，战略研究所（后来更名为国际战略研究所）的成员来自两个党派，就像帕格沃什会议一样，这是突破铁幕的一种方式，尽管它不只是针对学术领域的。
[3] 勃列日涅夫是整个计划中的领导人之一，要在1964年时摆脱赫鲁晓夫的影响。勃列日涅夫接过了更有权势的第一书记一职，而阿列克谢·柯西金成为部长会议主席（总理）。形式上，在赫鲁晓夫下台后，苏联似乎形成了某种集体统治；而实际上，苏联的政权逐渐向勃列日涅夫手中集中。
[4] 卡赞–科马雷克被指控在20世纪40年代犯下叛国罪、谋杀罪并从事间谍活动，因为他那时帮助一些人从捷克斯洛伐克逃离。1967年1月30日他的审判议程开始，在那一天基辛格抵达布拉格。迫于美国方面的外交压力，卡赞最终被指控犯有更轻一点儿的颠覆罪行，随后被驱逐。5年之后，他的尸体在西班牙的乡村被发现，已经腐烂，离他在埃斯特波纳的沿海村庄的房子不远。
[5] 正如乔治·布朗所言：“唐宁街10号与白宫之间的‘热线’在那段时间里‘热’到了巅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6] 阿里被判处5年监禁，并处1万美元罚金，被剥夺了世界冠军头衔，而且在美国禁止再打拳。
[7] 除了罗特布拉特、马尔科维奇和基辛格，与会者还有苏联经济学家鲁本·安德烈奥森、艾蒂安·鲍尔（在法国原子能委员会工作）、保罗·多蒂，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家伯纳德·费尔德、苏联科学院副院长米哈伊尔·米利翁希科夫，以及法国物理学家弗朗西斯·佩兰。
[8] 基辛格也向施莱辛格描述了相似的场景，他在“内阁会议室目睹了约翰逊折磨着麦克纳马拉，不断地问他：‘到底我该怎样（对越南民主共和国）一击即中？告诉我怎么才能击其要害？’”作为肯尼迪虔诚的追随者，施莱辛格是这类逸事最完美的听众。
[9] 马文保在一篇文章中引用了这些观点，该文由澳大利亚记者维尔弗雷德·伯切特撰写，发表于《公民卫报》。这篇文章基于对阮维桢的采访，文中提到“河内无意让步或谈判，不会针对停止轰炸这件事提供任何方案——除了对话。这里的关键词是‘和谈’，而不是‘谈判’……在这里不断被重申的一点是，河内政府和民族解放阵线的坚定目标是在各个层面上获得完全独立，以及美国全面从越南共和国撤军。他们计划通过10年到20年的抗争达到这一点，从而让现状被改变”。伯切特不仅是一名共产党员，还是一名克格勃特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