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
每次我去那里（华盛顿），都感到您在那里的位置非常独特，无论是采访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无论是采访政要还是政府工作人员，我都有这种感觉。实际上我感到您的名气在每个人眼里总是那么大——也许更令人赞叹的是，在每个阶段都是那么大。在这个似乎只注重新奇的世界上，这一点实在太重要了。
——1968年3月，玛利昂·登霍夫对基辛格说的话
不可能组合在一起。
——理查德·尼克松，1978年
1968年是美国现代历史上的“大灾之年”。在越南农历新年发起的新年攻势（尽管对美国军事策划者来说不可怕，但在电视观众看起来却很可怕）打响第一炮，接下来又发生了一连串的灾难。越共19名工兵闯入西贡的美国大使馆杀害了5名美国士兵。一连数周，顺化遍地都是血腥巷战。埃迪·亚当斯拍下一名越南共和国警官冷酷地处死被俘越南民主共和国军官阮文敛的场面，从中可以看出反击战的残酷。暴力事件似乎从电视屏幕中蔓延到美国本土。4月4日，詹姆斯·厄尔·雷杀害马丁·路德·金，当时这位民权领袖正站在孟菲斯一家酒店房间的阳台上。两个月后，罗伯特·肯尼迪穿过洛杉矶国宾大饭店厨房时，遭到巴勒斯坦移民瑟翰·比沙拉·瑟翰枪击，身负重伤。一个名叫瓦莱丽·索拉纳斯的精神错乱的极端女权主义作家甚至要谋害安迪·沃霍尔。
学生抗议席卷美国各地高校，最早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然后蔓延到纽约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到12月，反战“静坐罢课”热已波及哈佛大学。在奥兰治堡，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的两名黑人学生参加反对种族隔离游行，被警察开枪打死。在芝加哥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外面的街头巷尾，警察和青年国际党（雅皮士）、美国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以及结束越战全国协调委员会等组织领导的抗议者之间展开激战。马丁·路德·金被害后，一些非裔美国青年责备这是政府阴谋，上街游行，引发新的种族骚乱。在加州的奥克兰和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黑豹党及其他黑人军事组织与警察发生枪战。
国外，转眼之间天下大乱。尽管新年攻势已结束，越共及其盟友越南民主共和国伤亡惨重，但美军和越南共和国军队却纪律涣散，掀起一场屠杀平民的狂潮。6月，马来亚共产党发动第二次暴乱。8月，一支苏联领导的大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镇压布拉格之春，推翻杜布切克的修正主义政府。伊拉克、巴拿马和马里也发生政变。即便是宁静的英国也出现喋血预兆：（北爱尔兰）皇家警察部队棍击伦敦德里街头的天主教游行队伍；伊诺克·鲍威尔预言，英国前殖民地移民涌入将引起种族暴乱。虽然鲍威尔引用了《埃涅阿斯纪》（“我似乎看见‘台伯河被鲜血染红，翻着血红的泡沫’”），他的演讲却是有感于美国种族骚乱的经历而发。世界各地美式和平的说法听起来都很矛盾。美国大使在危地马拉市街上遭枪杀。朝鲜部队强行登上美军的“普韦布洛号”并占领了军舰。美军核潜艇“天蝎号”在亚速尔群岛沉没。即便是天空也不太平。1968年11月，泛美281号航班从纽约肯尼迪机场飞往波多黎各的圣胡安，被人武装劫持，由此掀起劫机狂潮。1961—1967年美国飞机劫机事件仅7起，1968—1971年飙升至71起。几乎所有飞机都被要求掉转机头飞往古巴，结果“送我去哈瓦那”成了那个时代的一句流行语。
难怪林登·约翰逊担心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自尽。难怪在国务卿迪安·腊斯克看来，1968年是一片“模糊”。他后来回忆道，“我筋疲力尽了”，每天就靠“阿司匹林、苏格兰威士忌和4包云雀牌香烟”度日。他对儿子说：“那年发生的事记不太清了。”不过，他儿子这代人正是当时世界上主要的祸根。战后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正好20多岁，这样的人在北美尤其多，20世纪70年代中期发展到鼎盛期，15岁到24岁年龄层的人占到总人口的19%。然而，也不只是美国青年人上街游行。在波恩、巴黎、罗马、斯德哥尔摩和联邦德国都爆发了大规模学生抗议活动。这一现象已不仅限于西方民主国家。墨西哥城和牙买加金斯顿也出现学生骚乱。独裁国家如西班牙、巴西等也出现抗议活动。而且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同样出现学生抗议，1月和3月是华沙，7月是贝尔格莱德，与此同时，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对正在寻找下手目标的激进学生来说，迫切需要对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亨利·基辛格还是中心副主任）采取直接行动，仅仅是静坐罢工不能解决问题。1968年10月，马克思主义十一月行动委员会针对神学街6号这座“帝国主义建筑”发起了一场持久的、愈演愈烈的运动。翌年9月，美国“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二三十名成员，即后来组成地下气象台的一群人袭击了中心，强行驱逐里面的工作人员，致使一人身上被划出了一道伤口，缝了7针。看看这帮人散发的一页纸传单，可以大致回望当时的情景：
把持国际事务中心的人是雇佣杀手。他们就知道为政府写报告出主意，想方设法让少数美国人富得流油，让大多数美国人穷得要死。你也许以为这些恶棍会赶赴越南作战，你看他们多喜欢越战啊！但是这群猪精明着呢！他们更喜欢待在哈佛，让罗克斯伯里的黑人和多尔切斯特以及牙买加平原的白人工薪家庭的孩子去送死。
另一个类似的宣传册指责中心尽出一些“牺牲世界大多数人利益、维护美国国际权力的点子”。国际事务中心是“大学串通美国政府在国外搞经济渗透、剥削被压迫者的一个尤为明显的例子”。
国际事务中心办公室屡遭攻击，尤其是1970年4月，一间间办公室被砸毁，同年10月14日，一枚炸弹在三楼爆炸。1972年4月，有人抗议“美国对印度支那人民发动种族屠杀战争”，办公楼再次被洗劫。
1968年，基辛格完全有理由到华盛顿任职。在他这位曾经的纳粹德国少年眼里，这些自命为新左派的人似曾相识，令人忧心忡忡。1968年3月出了一本有关纳粹纽伦堡集会的书，基辛格写过一篇书评，明确谈到这种相似之处：
有这么一种危险，现代群体社会满足不了个体的情感需要。在事事都精打细算的官僚体制国家，通常没有丝毫残余的忠诚。但是，一旦所有正常的忠诚途径被堵死，归属感可能会以一些基本的方式爆发出来。所以，一开始纳粹党特别能吸引学生这个感到自己的需要越来越得不到现代社会满足的群体，绝不是偶然的。所幸纽伦堡党派集会已成过去。然而，我们还是应该将其视为……一种警告。
罗伯特·肯尼迪遇刺后不久，基辛格为纳尔逊·洛克菲勒起草了一份演讲稿，阐述这一观点，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基辛格的历史想象力绝非仅限于外交领域，马克思主义者把唯物主义奉为圭臬，而他的理想主义却是从根本上摒弃唯物主义。他写道，青年动乱问题是“高度工业化、严重官僚化的社会”的一种病态。这种现象尽管在最发达的社会尤为突出，但在世界各地也都存在。
一个问题是世界变化太快，这是前所未有的。处处都在摧毁人们熟悉的模式，但没有新的整合模式取而代之。现代社会崇尚特殊化。工业过程是建立在个体功能精细化的基础之上的。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注重具体的东西，而我们问题的复杂性却表明当下需要的是一些一般性原则。个体的日常生活和他的道德、心理需要脱节……
对个人的敬畏感往往遭到大规模现代生活的威胁。我们的年轻人以为行政机构在高效运行。但是这种表面看起来自动化的运作显然对个体的需要、创造性及其关心的问题造成了挤压。它们满足了效率上的需求，但没有解决个人忠诚方面的需求……真正的问题就是，在一个似乎阻碍个体发展的环境下，如何赋予生活意义。
问题的答案不是给现代病开出的良方：发展和就业。正如基辛格所言，“当代的不安，尤其是年青一代的不安”，一定程度上是在“反抗生活的空虚，因为空虚的生活只知道‘实际’问题和物质利益，缺乏更深层次的目标……当代人的焦虑至少证明，人不能仅靠经济而活；人除了物质上的幸福，还需要生活的质量和目标”。这位理想主义者非常鄙视愿意支持河内和哈瓦那的年轻人的那种假理想主义，几乎也同样鄙视同辈物质主义者落于俗套的权宜之计。
2
然而，对很多美国人来说，时至今日，1968年发生的一件最糟糕的事跟上面这些事毫无关系。那就是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
有人把尼克松的崛起妖魔化了，他们认为基辛格在其中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一开始是记者西摩·赫什，后来有不少人接二连三地撰文声称，基辛格使用阴谋诡计，将5月开始的巴黎美越正式和平谈判的秘密和重要情报泄露出去，以帮助尼克松赢得1968年总统选举。据赫什称，洛克菲勒第三次竞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失败后，基辛格主动请缨为尼克松的总统竞选活动效力。据赫什说，1968年9月10日，基辛格打电话给尼克松的一名外交政策顾问理查德·艾伦，说他“有办法联系”参加越南和谈的政府部门的朋友[1]。然后他向尼克松“传递情报”，背叛了丹尼尔·戴维森和约翰·内格罗蓬特等和他一起参与越南和谈的人员。实际上，9月17日，他前往巴黎就是要尽可能多地了解谈判情况。基辛格很清楚自己在泄露机密，所以向艾伦传递情报时打的是投币电话，有时还说德语。为掩盖行踪，他同时给以前哈佛大学的同事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他以前在腊斯克领导的政策规划办公室干过，现在是汉弗莱总统竞选班子的成员）提供洛克菲勒手上能证明尼克松有罪的“该死的文件”，他对布热津斯基说：“你瞧，这么多年我一直都特别讨厌尼克松。”
报道说，基辛格是上了双保险：无论是尼克松当选，还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副总统汉弗莱当选，他都有指望当上国家安全顾问，因为他也曾为汉弗莱效力。其实，也正因如此，基辛格才给戴维森安排了一份白宫的工作。不过，他帮尼克松帮得更多。9月26日，他对艾伦说：“越南问题马上就有大动作了。”几天后他又说：“很有可能约翰逊会在10月中旬前后下令停止轰炸。”10月12日，他报告说“很有可能政府会在10月23日前采取行动”，而且还“不能仅看表面”。10月31日，就在约翰逊下令停止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前12小时，基辛格对艾伦说，他有“重要情报”，即哈里曼和他的副手、国防部前副部长赛勒斯·万斯“开了香槟”，庆祝与河内做成了一笔交易。据我们所知，这一情报对尼克松简直太重要了，因为尼克松听过H.R.“鲍勃”·霍尔德曼（他后来的参谋长）和约翰·米切尔（未来的司法部部长）的情况汇报。尼克松知恩图报，于是任命基辛格为国家安全顾问。
赫什的说法已经成为经典。沃尔特·艾萨克森说得比较委婉，但依然认定基辛格“通风报信讨好”尼克松。克里斯托弗·希钦斯说得更离谱，说基辛格是“现任政府的告密者”，尼克松再把他给的情报通报给越南共和国政府，由此“破坏了巴黎和平谈判”。尼克松所谓的欺骗有两方面，一是基辛格泄密，一是陈香梅在尼克松和越南共和国驻法国大使裴艳之间充当信使。最近，尼克松阴谋里基辛格是同谋的说法又有了新证据，举证人是肯·休斯。
很显然，尼克松急于知道巴黎谈判的进展。比较有争议的是克拉克·克利福德的说法。他说：“尼克松的竞选活动对国家安全事务构成严重的甚至有可能是非法的干扰。”然而，有一种看法牢不可破，尼克松“通过在政治中打和平牌而赢得了1968年竞选”。一项对该年度竞选所做的研究表明，“共和党行动推迟了1968年的扩大谈判，有助于阻止民主党获胜，而如果民主党获胜，1969年就会出现和解”。安东尼·萨默斯称，鼓动越南共和国总统阮文绍相信跟尼克松政府做交易更划算的是尼克松，实际上恳请阮文绍抵制和谈的也是尼克松。
下文将看到，有一点很值得怀疑：如果尼克松重新信仰贵格会，失去获胜意志，取消最后两个月的竞选活动，阮文绍总统就会采取不一样的行动。而且，还有一点也似乎同样令人生疑：即便阮文绍决定不抵制1968年和谈，即便休伯特·汉弗莱当选总统，越南民主共和国同样会妥协，接受和解。目前来看，倒是赫什–希钦斯的说法需要我们审视一番。
基辛格密谋向尼克松泄密的说法有两个明显漏洞。首先，像基辛格以前的同事斯坦利·霍夫曼这样富有同情心的评论员也不忍忽视一点，赫什根本“不能证明是基辛格先生把巴黎和谈的秘密透露给尼克松阵营的人”。威廉·邦迪（他到20世纪90年代已不再是基辛格的朋友了）同样怀疑基辛格在9月18日到20日访问巴黎期间会得到“内部情报”。下文会谈到，没有任何文件证据证明基辛格设法弄到了巴黎和谈的机密情报，当时这种情报都会自由披露给媒体。
下面我们再谈赫什–希钦斯说法的第二个漏洞。这种说法几乎完全依据事情过去一段时间以后一些人的访谈或言论，而这些人显然是想把基辛格说成坏人。比如说丹尼尔·戴维森，1968年基辛格的确请戴维森到政府部门任职，但此人没有被任命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后来戴维森到华尔街当了一名律师，事业上小有所成，不过任职政府部门的希望就彻底破灭了。这件事的关键证人理查德·艾伦后来接受赫什采访，更不可能说基辛格的好话。那是2002年，赫什对艾伦做了一次比较长的访谈，访谈中艾伦声称，“我推荐任命基辛格为国家安全顾问，因为我对这份工作没有任何企图，尽管有人常说我有企图……我丝毫没有这种想法。我想回帕洛阿尔托”，他是位于该市的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员。也许是这么回事吧，不过尼克松任命他为副国家安全顾问，他也接受了，但有个条件：由总统任命，不是由基辛格任命。这种安排他不是很乐意。
马上……我感到自己几乎到处受挫。我的备忘录明明是写给总统的，但亨利在安排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时要求任何人都不能写材料给总统，别人写的备忘录却落的是他的名字……后来，亨利又安排一帮人到国家安全委员会来工作，这帮人说好听点儿是尼克松的批评者，说得不好听都是尼克松的仇人，叫人百思不得其解。所以我到了国家安全委员会，成了这里的二号人物，生活在敌意的海洋里。
艾伦的工作是充当“倾听者”，接待希望游说总统的底层人士，但他的报告“从未送达”总统那里，都被基辛格“拦截”了。他在政府里干了不到一年，1969年12月，因为在美军秘密基地问题上和同事产生严重分歧而离职了。
艾伦后来投靠罗纳德·里根，他很喜欢里根处理冷战的方法——“打赢”而不是“打完”。艾伦是两党制的当前危险委员会创始人之一，不论是对基辛格这个人还是基辛格继续推行缓和的做法他都竭力批评。（“基辛格对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一无所知。他了解梅特涅和卡斯尔雷，也了解越南，但了解得不多。”）1981年，艾伦被里根任命为国家安全顾问，算是报仇雪恨了。然而，第二年他就被迫辞职：有人指控他拿了一名日本记者的钱，安排这名记者采访第一夫人。约翰·F.莱曼也是两朝重臣，为尼克松和里根都效过力。他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名工作人员，对基辛格与艾伦的龙虎之争看得分外明白。他后来回忆基辛格是这么排挤这位多余的副手的：把艾伦安排到行政办公大楼的一间偌大的办公室里，远离西翼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要办公室，然后把亚历山大·黑格安排进来做他手下实际上的二号人物。基辛格打赢了官场之战，却与艾伦终生结怨。
赫什–希钦斯公案的第二大证人是尼克松本人。两位作者从业生涯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谴责尼克松是骗子，然而两人在这个问题上都认为尼克松是可靠的权威，经常引用他的话。关键的文本是尼克松备忘录[2]。尼克松谈到1968年事件时，实际上承认“力劝”他让基辛格当外交政策顾问的是洛克菲勒，不是基辛格自己。他还写道，基辛格“在竞选中给我们提建议时谨小慎微。如果他的确了解谈判内情，也没有向我们透露”。不错，基辛格费尽周折“保守自己的秘密”，这一点尼克松很佩服。不过，这也不难理解，毕竟世界上权力最大的职位还不知道花落谁家，何况，基辛格还多次批评过这个自己做顾问来服务的人。这个时候两边都疑神疑鬼。尼克松问自己一个体现他狡猾个性的问题：“如果约翰逊的人知道基辛格向我通风报信，因而告诉他一些虚假消息，怎么办？”他还表明他和他的竞选小组设法多方探听巴黎和谈情报，其中包括联系参议院共和党少数派领袖埃弗雷特·德克森、迪安·腊斯克、安德鲁·古德帕斯特将军以及10月20日找到“约翰逊核心领导层的某个人”（显然不是基辛格）。此人非常准确地报告，总统计划在电视黄金时段宣布和河内达成协议，“帮助休伯特·汉弗莱顺利参加竞选”。
其实，巴黎发生的事毫无秘密可言。基辛格走的是奥布拉克和马尔科维奇这条暗线，而1968年巴黎和谈是公开进行的，媒体云集，名副其实。尼克松回忆，到10月中旬，“盛传巴黎要出大事”。依然秘而未宣的是华盛顿、河内和西贡三方各自的决策进程，这方面的消息基辛格知道的也不比一般记者多。尼克松回忆录明确表示，约翰逊10月31日要发表停止轰炸公告的关键密报也不是基辛格提供的，而是政府的一个内奸提供的。基辛格也根本没有怂恿越南共和国政府做出被邀时不参加谈判的决定。尼克松的讲述给人一个突出的印象，基辛格不止一次“警告尼克松，不要发表任何在谈判中可能留下话柄的声明，我对谈判可一无所知”。由此可知，基辛格不过是帮助本党派的总统候选人使其免遭不测，下文将说明，基辛格有充分理由担心约翰逊会攻其不备。或许尼克松的话根本不可信，但是赫什和希钦斯希望我们相信，两人显然没有意识到尼克松的说法跟他们对基辛格的主要指控是矛盾的。
如果说指控基辛格不是好人的证据既不可靠又子虚乌有，那么这项指控本身的逻辑也有问题。如果基辛格真的很急于在1968年大选后在政府谋一份差事，那么他把越南谈判的敏感信息泄露给理查德·尼克松（谁也不能保证他必胜）就一定能心想事成吗？另一条更明显的路当然是从一开始就支持共和党呼声最高的候选人，设法打造自己熟悉外交政策、能力强、值得信赖的声名。毕竟这些才是总统希望国家安全顾问具备的素质。不错，他渴望找份政府部门的差事，20世纪60年代为此白费了大量时间。不错，哈佛大学已经沦为喧闹之地，他完全有理由出走。而且这样也不错，他深以为自己最有资格接替沃尔特·罗斯托，成为下任国家安全顾问。但是他从不采取理智的方法谋求这一职位。事实上，1968年年初他对自己的职业前景表现得非常淡漠，居然再次担任纳尔逊·洛克菲勒的外交政策顾问，要知道洛克菲勒已经两战两败，哪里还有可能阻止尼克松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呢？
3
洛克菲勒喜欢“转租”他的顾问。初步决定不参加1968年总统竞选以后，他让基辛格和竞选小组成员去帮最有希望打败尼克松的人。这个人就是乔治·罗姆尼，在所有共和党州长中洛克菲勒最喜欢的就是他。据罗姆尼在密歇根州的一位生意合伙人比尔·塞德曼回忆，基辛格被洛克菲勒派去给罗姆尼介绍越南问题，因为这位共和党公认的候选人对此有疑问。这并没有丝毫作用。1967年8月底，罗姆尼接受底特律一家电台访谈表示，他1965年11月访问越南时，“美国军方发言人给他做了一次最彻底的洗脑”。这句话可能不无道理，也正因如此他在竞选时遭到重创。罗姆尼并未知难而退，但他的支持率从此一蹶不振。
任何真正有志参加1968年总统竞选的人显然必须对越南问题有自己的看法，这种看法还必须跟4年前有所不同。尽管洛克菲勒嘴上说不参加竞选，但显然也已经在确定自己的立场。罗姆尼的自贬式的访谈节目播出9天后，基辛格为洛克菲勒起草了一份模拟访谈稿，期待“洛克菲勒呼吁采取对越新政策”。尽管这档节目从未播出，但这份文件对约翰逊政府政策挑战的幅度之大可谓非同凡响。基辛格建议洛克菲勒这样说，问题在于：
在一个最终看政治和心理因素的环境里，我们却运用常规作战方法。越南问题不可能通过采取任何单纯的军事方法解决。普通越南农民的不安心理首先是游击队造成的。“搜索并歼灭”行动成本太高，美国兵从一个地方跑到另一个地方，也不留下来保护当地居民，保障他们的安全。应该替换成“清除并守住”行动，设法给那部分我们军队可以保护的人口尽可能长久的安全感。
在这样一个国家，只提供经济援助也不够，因为“它缺乏政治合法性观念，即在合法程序和有效行政基础上接受政府职权”。在这种环境下，“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若不建立政治机构”只会“乱上加乱”。怎么办？单边撤军显然“不可思议”，但要美国大获全胜也似乎“无法实现”：“因此，我们的道路就在两极之间——有限地使用武力，妥协式地解决问题。”基辛格写道：“很难相信同样的军事用药再多一点儿就能奇迹般地药到病除，因为这两年军事打击规模一直在升级，却不见形势好转。”他的结论是：
美国应该专门轰炸通往越南共和国的道路，明确表示如果河内限制其渗透活动，我们就减少轰炸……
除了轰炸，设法采取其他途径削减越南民主共和国供给……
高度重视在农村发展政治稳定概念并予以实施……
全力争取以谈判方式实现和平……详细阐述我们在……越南共和国的未来状态，以及美国在越南共和国的驻军、民族解放阵线的作用等问题上到底要达到何种目的。
或许这份未发表的文件最突出的一点是，基辛格主张不仅对越政策有缺陷，而且政策研究和实施的方法也有问题：
我们指挥越战的机构根本无法胜任……遇到压力就崩溃。除了总统，没有核心部门协调不同部门的行动，但总统无暇面面俱到，只能处理重大决定。因此，各部门各行其是，缺乏统一的指导原则或计划。于是，我们想谈判，有时却被军事升级给打乱，我们的外交行动偶尔带有一种焦虑感，最终达不到效果。
因此，他提出一个关键性建议，进行制度改革，旨在建立“一个把各种行动联系起来的核心部门”。因为“我们的外交、军事和经济行动应该是一盘棋”。这盘棋应该包括对莫斯科和北京采取更聪明的政策。
4年前，基辛格劝洛克菲勒在越南问题上采取更具批判性的立场，但洛克菲勒不听。1967年他再次失败。《纽约时报》刊登一篇推测性报道，引用了基辛格拒绝被引用的话（“一个做顾问的人不应该说他帮人分析的事”），洛克菲勒马上发表声明否认他在（据《时代周刊》说）“转而采取一个比较温和的立场”。然而，这件事还没完，这不仅是罗姆尼和洛克菲勒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共和党呼声最高的候选人要解决的问题。
理查德·尼克松没有完全放弃政治去当律师。1962年竞选加州州长失败后，他虽然不再当政，却依然在写政治方面的文章，谈论政治方面的问题。实际上，1965年，基辛格还代表洛克菲勒写信感谢尼克松寄来至少三份越南问题声明（我们怀疑洛克菲勒没读过）。后来，1966年选举日，洛克菲勒在等候是否能再次连任纽约州州长的消息时，突然收到尼克松的一封非同寻常的来函，用洛克菲勒自己的话说，就是一位“真心大盟友”的来函。尼克松声称，尽管局势“迫切需要采取新的行动，约翰逊政府却没有提出一条新思路，令人深感沮丧”。
我想说的是我看民主党出不了新的领导人，因为第一，他们党内出现了分裂，第二，约翰逊完全不能从理想主义角度规划政策。就共和党而言，众议院和参议院那些人似乎都提不出新点子。我的建议很离谱，也许成不了气候，不过我还是感到很兴奋、很有趣：如果我们俩能像过去那样坐下来，在外交领域提供一些急需的领导力该多好！
尼克松写这封信的动机暂且不论，后来两人并没有见面。但是，尼克松居然有这种想法，这说明约翰逊外交政策方面的失误为共和党重新布局创造了机遇。
从表面上看，洛克菲勒和尼克松还是竞争对手。1967年11月底，基辛格重新进入工作状态，因为洛克菲勒准备再次挑战尼克松，冲击共和党候选人提名，他再次晚一步参加竞选，再次希望在共和党大会上被指定为共和党候选人。还是那些单调乏味的苦差：回复支持者和怪人的来信、阅读演讲稿、煞费苦心地安排专家在早餐和午餐时间做情况通报。专家很多，包括伯纳德·布罗迪、麦乔治·邦迪、斯坦利·霍夫曼、赫尔曼·卡恩、理查德·诺伊施塔特以及年轻的约瑟夫·奈，更不要说法国左派新星弗朗索瓦·密特朗。然而，表象背后，洛克菲勒和尼克松在联手。很多时候是越南问题将两人联系到一起，其中起重要作用的（尽管不是直接作用），就是基辛格。
竞选期间，基辛格一直在逐步瓦解洛克菲勒在越南问题上的立场（即保卫越南共和国的政策原则上是正确的。实际上，批评总统是冒失的，因为只有总统才能完全掌控军事和外交事务）。一次阿瑟·施莱辛格和基辛格在世纪俱乐部吃午饭，基辛格宽慰他说，“纳尔逊的看法跟我的一样”：
基辛格说得非常明确，他反对战争进一步升级，怀疑政府对谈判的态度。这年冬天他无意中深陷河内和平计划，为此和约翰逊见过几面；经过接触，基辛格深信林登·约翰逊对谈判的抵制已近乎某种疯狂的程度。亨利认为，谁当总统都比约翰逊强。
后来施莱辛格应邀与洛克菲勒面谈，证实了这一点，感到很开心。“尽管纳尔逊没有表明对越南问题的立场……对话大多时候都在回避这个话题，但这次谈话有一点心照不宣，那就是他跟我和亨利都认为，当前的政策和约翰逊政府的幻想都是徒劳”。
此前两个月还举行过一次更重要的会议。1967年12月10日，克莱尔·布思·卢斯决定安排基辛格和尼克松见面，邀请他们到第五大道933号自己雅致的寓所参加圣诞节前的鸡尾酒会。（她后来回忆）基辛格到的比较早，“又不大会聊天，当时的‘客观环境’（这是基辛格常用的一个字眼）表明他想赶紧脱身”。他正要走，尼克松来了。他们谈了“不到5分钟”，没谈政治，谈的是基辛格的著述，尤其是《核武器与对外政策》（前文提到，该书出版时尼克松读过，很欣赏）。这是1968年12月25日前两人唯一一次见面。至于两人是否也谈到尼克松的著述，特别是他刚刚在《外交事务》上发表的那篇文章，没有记录。基辛格没有读过这篇文章，或者不理解文章的意义是不可想象的。
《越战之后的亚洲》发表于1967年10月，读过的人不少，引用的人更多，他们认为文章预示着1971年到1972年尼克松和基辛格要对中国开放。文章的内容远远不止于此。实际上，尼克松的主要观点是中国对亚洲其他国家是一种重大“威胁”，越战之后，美国单凭一己之力无法控制这一威胁。尼克松写道：“本世纪最后的30多年，造成最大的对峙威胁、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是亚洲，不是欧洲或拉丁美洲。”“美国对越南问题的承诺是印尼转变的关键因素……也让北京无暇顾及其他潜在目标，例如印度、泰国和马来西亚。”据尼克松所说，他打的比方不是很恰当，“跟中国打交道，就像设法处理我国更具爆发性的少数族群问题一样。两种情况下都要遏制一种潜在的破坏性力量，两种情况下都要对非法因素进行抑制，两种情况下都要启用对话通道，两种情况下都要制止进攻，同时开展教育”。不错，尼克松写过这些名言，“我们绝不能将中国永远遗弃在世界大家庭之外，让它心存幻想，心怀仇恨，威胁邻国。地球很小，中国这10亿可能大有作为的人民绝不能生活在愤怒与孤独之中”。不错，他谈到“莫斯科、北京和西方这三股力量争夺在第三世界的势力”。但尼克松的建议不是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美国不应该“急于认可中国，承认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给中国提供贸易优惠”，而是要“说服中国必须改变”，在中国发展道路上……安置其他一些国家，并做它们强大的后盾。这就意味着逐步建设亚太理事会，亚太理事会现已包括澳大利亚、日本、马来西亚、新西兰、菲律宾、韩国、泰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当然还有越南共和国和老挝。除了马来西亚，其余国家及地区都和美国建立了军事关系。
亚太理事会沉没了，沉没得无影无踪。但在一个重大问题上，尼克松的观点很高明、很敏锐。如他所言，日本、新加坡、韩国、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等国家及地区的经济高速发展，反映了“西方胜利的新篇章”，“……关于西方技术、西方组织的承诺在东方兑现了”。亚洲这些迅速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实际上“发现、运用了美国经济成功的经验”。美国最终越战失败其实并不很紧要，其关键原因也就在这里（尽管尼克松并未说明原因何在）。共产党在中国、朝鲜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建立起了政权，越南共和国、柬埔寨和老挝的局势尚不明朗，但其他地方已经不再是共产党的地盘。不仅如此，资本主义在后来被称为“亚洲四小龙”的国家和地区不断发展，盛况空前，因为有了西方科技，东方的职场传统如虎添翼，于是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基辛格虽然很固执，反对唯物论，但也不能无视尼克松引用的统计数据。经济快速增长也许不能带来精神上的满足，尤其是对青少年而言，但是他们的父母记得1945年整个地区是多么悲惨和贫困，在他们眼里，经济发展比生活贫困要好得多。尼克松是对的：这可是亚洲方面的一个天大的好消息，美国执着于越南问题，结果对此竟视而不见。
然而，基辛格和尼克松能走到一起有两个原因，重新思考美国对亚洲的政策只是其中之一，可以说这个原因不是那么重要。另一个原因是，两人都认为约翰逊政府在东南亚一败涂地，不过是反映了一个更深刻的问题：外交政策制定机器一贯处于出故障的状态。1968年，正是在这个问题上，而不是在貌似陷入僵局的巴黎谈判上，基辛格投入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这个问题在他1965年访问越南之前听汇报时就初步显现了，后来越来越明显。华盛顿主要部门和机构间交流不畅的问题也发生在越南共和国的政治中。还有一次，约翰逊政府日薄西山时，基辛格参加了一个有关国家安全问题的会议，会场一片混乱，极为恐怖。1968年1月，基辛格为洛克菲勒撰写了一份非常棒的文件，试图从技术专家的角度说明问题。他认为，存在两个基本问题：“一是政府机器接收、吸收或提取有关数据的能力，二是将可用信息与当前问题、更重要的是与长远规划联系起来的能力。”信息超载是一个比较新的问题：“以前政府大多苦于信息不足。”
美国政府现在不堪重负……高层决策者可用的信息太多，在危急时刻简直难以应付。至于规划，理论上是要严格按信息办事，实际上高层决策者是以行动为导向，缺乏相关标准，根本管不了那么多……我们国家决策中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如何不等危机出现并剥夺考虑的空间，就先让决策者自然而然地接触我们最关心的问题。
基辛格确定了三方面的需要。第一，他认为，“如果高层决策者能不断听取汇报，了解哪些是可能的动荡地区，就能在整体概念框架内应对危机局势。现在用于决定我们处境的时间就可用来决定我们希望的目的地。这么办我们就能避免同时遭遇许多危机。目标可以影响技术，但不能让技术影响目标”。第二，“这个系统……应该可以显示潜在的动荡地区有哪些，即便它们的问题没有迫在眉睫。另外一个几乎和搜集信息、监控问题地区同等重要的问题是，能够‘实时’，即在实际可能的时间内向高层决策者汇报，汇报的方式要便于他们吸收信息”。第三，决策者“应能得到一系列的行动选择……简要说明针对可预见的情况能采用哪些主要办法，并且评估每种办法可能引起什么样的国内外后果”。基辛格指出，要满足这些需要就必须在编程、储存、提取和图表方面加大投入。所幸实现这四种功能的“硬件技术”现在都有了。
我们现在可以在一条2 400英尺的磁带上储存美国每个人的好几百条信息……第三代计算机现在只要几纳秒（一纳秒等于10亿分之一秒）就能完成基本的计算……实验时间共享系统现已表明巨型数字计算机的多重存储能力很强，可以在位于世界各地的执行站和运营站进行信息输入和输出处理……要不了多久，彩色阴极射线管显示器就能用于计算机输出。
现代读者自然会佩服基辛格这么具有先见之明，佩服他这么早就对用磁带存储数据感兴趣。但他更关心的是数据分析，不是数据存储。当时缺少的是一种概念框架，有了这种概念框架，他建议的信息提取系统和显示系统就能真正用上了。哪些与高层外交政策决定相关的信息能真的输入？所有信息系统的“核心原则”，即无用输入和无用输出原则，怎样才能执行？显然，需要进行试验性研究。（他建议拿柏林、塞浦路斯和海地做试验。）不过，很难想象这种做法不会改进“个人记忆、立场文件档案、临时小组讨论等的现行体系”。
20世纪60年代毕竟不仅是嬉皮士的年代，也是计算机处理能力勃兴的年代。4年前，国际商业机器公司（以下简称“IBM”）首推System/360，首次将多台兼容计算机联网。IBM公司纽约总部的计算机已经能够处理美国航空公司的订票业务和“阿波罗计划”的前身、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双子星座”计划的“SABRE”系统。到1968年，IBM System/4Pi已经是B–52轰炸机上的标配，其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芯片能大大提高程序设计能力。也许你感到很奇怪：通过博士论文“恢复了”一个被遗忘的手书外交公文世界的基辛格竟然这么早就提倡外交政策计算机化。但是他的观点恰恰是官僚机构、打字机和电报三管齐下造成的信息流通过剩，反倒扼杀了梅特涅那种战略思维。
当然，基辛格没那么天真，不会真以为信息技术可以解决美国政府所有的问题。1968年春，基辛格首次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次研讨会上提交一篇论文，题目是“官僚机构与政策制定”，描述了一个补充性观点，认为必须转化决策的体制性结构。他在文章开头说道，“不存在美国外交政策这个东西”，只存在“产生了某个结果的一系列行动”，“可能原本没计划生产”这个结果，有了这个结果之后，国内外的研究所和情报机构就设法证明它的合理性和连贯性……其实它根本没有这个性、那个性的。政府部门中“依然保有思考能力的最高层”，“是官僚体制的中层，即助理国务卿和他身边的顾问……再往上，日常的行政机器运作消耗了人们大部分的精力”。基辛格认为，官僚体制是美国政府最主要的体制，比任何总统或国务卿都强大得多。这个问题以前也有人说过（尤其是阿瑟·施莱辛格），但有几点是基辛格的首创。第一，“决定只有作为一个行政问题出现的时候才会得以形成”。因此，“我看不存在越南政策这回事，只存在涉及越南的各个机构的一系列项目。情况可能是这样，这些项目是否协调，就看实施机构之间是否有矛盾”。有两个对立机构，一边一个，系统才能运行；如果是一个很专注的、没有对手的小组织做，就做不好。第二，不可能存在规划，因为谁都没时间规划。（“规划需要猜想未来和假设的情况。他们整日忙于现实，不愿意考虑理论问题。”）第三，决策者苦于一种“先天性的不安全感”，因为他们不具备手下顾问的专业知识。因此，他们要在“寻求行政共识”中求得保护。通常是那些具有表演天赋的情报通报官怎么说，他们就怎么做。为了避免上当受骗，有些决策者会把关键问题拿出来在小组中决定，或聘请外面的专家讨论决定。然而，谈到外交政策，始终有一种诱惑是不做决定，只等谈判开始后看“对方提什么条件”。
因此，在外交行动初期，我方立场非常强硬、坚定，不过一旦指定了谈判者，情况很快就变了，因为谈判者会充当对方的发言人。他不用担心整个局面。他担心的是谈判成功与否，只要认真考虑对方要说的话，谈判就会成功。
前文说过，基辛格在这方面有些亲身体验。然而，对此他断言，“如果你没有目标，只是看什么可以协商，你其实是在鼓励对方采取非常极端的立场”。因此，他认为，“新总统上任，如果希望改变某些领域的现状，在开始的4个月就必须动手。他…… 必须下相当大的力气整治官僚机构，表示他希望向新方向发展，他必须相当冷酷地表明自己会说到做到”。基辛格明确表示，新总统应该下大力气整治国务院。
基辛格最有说服力的一点是专门探讨艾森豪威尔高度程式化地使用国家安全委员会有何得失，把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约翰逊进行对比，肯尼迪是想用一种充满活力和重要智识性的活动取代国家安全委员会，而约翰逊的模式既有“肯尼迪那种混乱且缺少智力兴奋的感觉，又有某种附加的对总统的恐惧感”——更不用说约翰逊自身“强迫性的隐秘”。诚然，艾森豪威尔领导的体制制定的政策也（或听起来）不过是“老生常谈”，但那也还是比1968年的强。基辛格建议，理想的体制是“一个由麦乔治·邦迪那种素质的人组成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或者“是类似于麦克纳马拉在国防部做的那样，即要设立某种判断成败的标准”。
最后一点，基辛格认为越战表明判断国家利益的标准有问题，因为“大多数传统的均势标准根本用不上”。
所有均势思想都与领土控制有关。你可以根据哪个国家改变了它效忠的对象来判断是否存在平衡。我们生活在一个奇怪的时期，领土控制也许不是那么重要。我们有充分理由抵制所谓的侵略。撇开我一直不认可的认为越战是中国煽动的这个判断是对还是错，我们还是可以认为，无论中共在越南得到多少领土，或者在东南亚得到多少领土，在实力增强方面，都无法与它得到核武器对世界形势造成的影响相比。我们判断一些问题时有标准，判断另一些时却没有标准。
不幸的是，最不可能做出这种判断的人会成为总统候选人，因为“当前管理社会最典型的政治领导人有坚强的意志、很强的能力，足以当选总统，但一旦上任却对他将要做的事却没有伟大的设想”。因此出现一种“怪现象”，即“有些人决定首先竞选高官，然后四处争夺一些知识分子来告诉自己应该持什么立场”——这种现象基辛格再熟悉不过了。
正是在这个时间前后，哈佛大学采取了一项新的重大举措，在新建的政治研究所成立了1968—1969总统过渡期研究小组。小组成员有法学院的菲利普·E.阿里达[3]、基辛格、艾泰克防务公司的弗兰克·林赛，以及曾因出版一部研究美国1917年前孤立主义的书而获奖的历史学家欧内斯特·梅。小组的运作模式是邀请专家到哈佛大学做讲座，并向他们请教相关问题。1968年春季学期做讲座的有安德鲁·古德帕斯特将军（艾森豪威尔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之所以运转得好，很多人都说是他的功劳）、麦乔治·邦迪、李奇微将军和亨利·卡伯特·洛奇，秋季学期是劳里斯·诺斯塔德将军、亚当·亚尔莫林斯基和理查德·诺伊施塔特。尽管基辛格春末因忙于洛克菲勒的竞选活动而“退出”了，“后来还是加入我们讲座嘉宾行列”，林赛对一个人这么解释。1968年所有研究小组的报告都送到一个人手上，此人与基辛格于20年前在赫脱委员会共事时就认识。这个人就是理查德·尼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