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剖析林登·约翰逊总统的为官之道，能很好地说明基辛格及其同事有关美国从政之道的言论全都是错的。这一点至关重要，原因有二。首先，有助于识别尼克松选基辛格当国家安全顾问的真实动机。其次，说明在1968年要快速简单地结束越战没有丝毫可能性。
要阐明赫什–希钦斯指责基辛格案的历史意义（两位作者对尼克松的指责也是如此），必须要说明：（1）1968年越南和谈的可能性比1967年高得多；（2）如果不是基辛格和尼克松采取了行动，越南和谈就大功告成了。表面上看，1968年越南和谈成功在望。越南民主共和国新年攻势没能一举获胜，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同意到巴黎开展和谈。不过有三个问题。其一，即便是去巴黎谈判，越南民主共和国也没放弃大获全胜的希望。他们甚至一边谈判一边继续打仗，事实上他们把和谈视为跟美国打心理战的新阵线。其二，约翰逊政府也并未彻底改变做法。一会儿强硬派抛出这个说法，一会儿温和派又丢出那个说法，弄得约翰逊摇摆不定，他还是很希望停止轰炸后越南民主共和国有所回报，他们故意拖延，约翰逊就恨不得“把他们脑袋炸开花”。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越南共和国一旦发现美国出卖他们，便有充分理由破坏和谈。说他们完全依赖尼克松找到这种出卖的证据（在这个方面尼克松完全依赖基辛格）无疑是不可信的。西贡政权岌岌可危。裴艳在巴黎的工作就是想方设法从各种渠道了解事情的进展，那里的渠道比通过尼克松竞选活动打探消息好得多。纵然裴艳一无所获，也依然很容易猜测会出什么事。尼克松对于西贡最大的意义，不是他能提供什么情报，而是他将当上美国总统。只要他有希望打败汉弗莱，越南共和国就无需急急忙忙去谈判，因为很显然，他对越南民主共和国会比约翰逊出手更狠。如果汉弗莱获胜，越南共和国的前景便没那么光明，但也不会明显比约翰逊当总统时黯淡多少。
约翰逊没有和谈成功不是尼克松的原因，他是自食其果，因为他没能动摇越南民主共和国政权的决心。基辛格在那篇讲官僚机构的文章中说过，麦克纳马拉这个“神童中的神童”失手了。他充分意识到委托别人做一项大型的、涉及47卷的国防部内部文件的“越战背景”研究是一个多么大的失误：那些文件后来被丹尼尔·艾尔斯伯格泄露给《纽约时报》，就是著名的“五角大楼文件”。该研究完成之前，麦克纳马拉就深信该适时停止增加美国作战部队，该停止轰炸，该提高越南共和国参与军事行动的比重，因而也就加大了其伤亡比重。他这个国防部部长没当好，关键在于他没能说服任何其他要人：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一致和他作对，不听他的；总统也不听他的。尽管约翰逊让腊斯克把麦克纳马拉的建议传给他的6个心腹顾问看，但约翰逊连一个字的回复都没有给，更别说转达那些消极的评论了。总统认为，这个阶段停止轰炸，或者是规定美国部队的上限，会“在河内、在国内被理解为意志软弱的标志”。他还不由分说地宣布麦克纳马拉将出任世界银行行长，还是一贯地含糊其辞，也不说具体时间。
越战期间美方出现过无数次的情报工作失误，美军惊讶于越南民主共和国发动新年攻势就是其中之一。但是也存在战略失误，表现之一是威斯特摩兰将军和惠勒将军要求增兵206 000人。他们占了国防部部长的上风，现在又来占总统的上风，如果总统不肯增兵，那就是总统的责任，战争输了与他们无关。约翰逊现在似乎身陷绝境。有一点必须强调，大学校园里胡作非为的嬉皮士和雅皮士根本代表不了美国普通民众：这个时代美国能上大学的人数只略高于全国人口的3%。1968年3月，也就是越南民主共和国发起新年攻势之后，洛克菲勒找人做了一项调查，去调查任何美国政治家要放弃越南共和国的困难程度。接受调查的人中只有24%赞成“放弃勉强打胜仗，近期开始逐步从越南撤军”。近乎相同比例的人（25%）支持“逐步扩大和加强我们的军事行动”，而28%的人“支持全力猛攻，希望快速打赢越战，即便中国和苏联有可能参战也在所不惜”。共和党似乎比民主党强硬，不过49%的民主党人依然支持两种升级方案。令人震惊的是，20多岁的人中有59%支持战争升级。大部分接受调查的人说，跟一年前相比现在更趋向于战争升级。只有非裔美国人强烈支持和谈，足足有45%的人支持完全“撤出”。但是关键的还是民意测验最后的几个问题。“从美国开始在越南打仗直到现在的情况来看，你认为美国出兵越南是错误的吗？”将近一半的人回答：是的。近乎3/4的人说希望战争结束，但不是要美国争出输赢，而是以“妥协和谈”的方式。参与洛克菲勒这项民意调查的工作人员正确推测，大多数接受调查的人支持战争升级，“不是因为全国上下杀气腾腾，而是因为升级是尽快结束战争的一种方式”。然而，有一个方案约翰逊和他的顾问们已不再相信，那就是威斯特摩兰将军请求的那种进一步升级。
基辛格对洛克菲勒的建议依然如故：明确表示一种新的得民心的立场。他预测，新年攻势加大了“7月以前”实行和谈的可能性，因为越共攻势受挫，伤亡惨重。河内将从谈判中受益，“尤其是和谈同时出现停火，甚或敌对行动减少”，因此和谈之后，西贡政府很难重新占领农村。洛克菲勒应该借机“单边做出战略上的某些改变”，向选民解释他会怎样“通过谈判解决越战问题”，从而“逐步体面地结束战争”。然而洛克菲勒还是犹犹豫豫。3月19日，《时代周刊》报道他的顾问们在越战问题上“分歧很大”，加文和贾维茨支持“适度的温和派”立场，不同于尼克松，也有别于罗伯特·肯尼迪。与此同时，尼克松即将采取基辛格建议的那种行动。
尼克松无须行动。约翰逊已经决定采取上一年说过的那种过激行动。不顺心的事接二连三。其一，是新任国防部部长克拉克·克利福德递交的报告拒绝军队再次增兵的要求。其二，欧洲银行将储备的美元兑换成黄金，引发大众抢购。其三，威斯特摩兰将军警告越共马上会对平民再次发起攻势。总统显然不胜其烦，上电视发表讲话，公布三件事：在北纬20度以北地区停止轰炸，诱使河内开始和谈；任命埃夫里尔·哈里曼为代表，尽快开展谈判；他本人退出总统竞选。
这个决定谁也想不通。在越南民主共和国看来，这再次证明“美国一定碰到了巨大困难”，这种想法让他们在新年攻势失败后得到了些许慰藉。决定同意初步会谈很简单。黎笋认为约翰逊提出退选，如果断然拒绝和谈，有损河内在国际上的形象，但无须在和谈上下大力气；他们可以像以前一样，主张在美国无条件停止一切轰炸之后再开始和谈。由于这时已启动代号为“基利”的另一项秘密行动，请意大利做调解人，所以这次主要是将已经秘密进行的活动公之于众。越南共和国领导人阮文绍、阮高祺非常害怕形势急转直下，美国很快撤军。如果他们知道美方计划向越南民主共和国谈判代表提出多少难以接受的条件，恐怕就会比较心安了。正如腊斯克所言，“我们希望越南民主共和国同意停火，接受越南共和国政权参加和谈，商谈美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共同撤军问题，尊重非军事化地区，停止攻打越南共和国城市，释放美国战俘，遵守1962年签署的《老挝协议》”。他后来承认，这么说“有点儿天真”。单就和谈地点达成一致就花了好几周：日内瓦、维也纳、新德里、雅加达、仰光，这些选择都被河内一一拒绝。最后，腊斯克提议巴黎。对方同意了，于是哈里曼准备坐飞机去巴黎，赛勒斯·万斯随行。不过，那些去年在巴黎努力促成和谈但最终失败的人士并没有被遗忘。哈里曼给基辛格写信道：“我要告诉你，我认为你付出的所有辛劳为我们现在可能开展的商谈奠定了坚实基础，特致深切谢意。”
选择1968年5月在巴黎进行和谈，尤其是和一个共产党政权进行和谈，可谓糟糕至极。3月，巴黎市郊已开始出现学生暴乱，事发于巴黎第十大学丑陋的混凝土校园，学校就男生能否进入女生宿舍展开了一场可笑的讨论。5月，动乱蔓延到巴黎大学，也就是市中心。5月5日晚，扔石头的学生和手挥警棍的警察在圣日耳曼德佩教堂发生冲突，街上到处可见被掀翻的小汽车和被砸烂的公共汽车。5月13日，学生和工会联合举行大罢工，巴黎似乎即将爆发真正的法国大革命。真是太不凑巧，那天正是越战和谈的头一天。巴黎大学和共和国广场到处红旗招展，河内代表团一定感到特别惬意。所幸，从首次和谈的会场——克莱贝尔大街大华酒店，驱车至主战场足足要15分钟。然而，这种氛围根本不利于和谈。法国总理乔治·蓬皮杜把当时法国的氛围与15世纪那种衰落的中世纪氛围相提并论。戴高乐将军连招呼也不打，就仓皇越过边境，逃往德国巴登–巴登，召集部下。一时间人们仿佛觉得，哈里曼和万斯飞抵巴黎之日，正是法国内战风云初起之时。
不难预测，和谈一无所获。还是老一套。越南民主共和国希望美国无条件停止轰炸。哈里曼得到授意，表示停止轰炸可以，但必须有回报。实际上是重新上演了基辛格与马文保那种没有会晤的会晤，最后是美方提出强制性的两阶段建议，双方唇枪舌剑地争论了一番。5月4日越南民主共和国发起第二轮新年攻势（持续到8月17日，然后第三轮开始，9月30日结束），双方却开始商谈减少军事行动，怎么看都滑稽可笑。如今我们知道，河内领导人根本不是真心打算和美国达成协议，实际上不过是把谈判看作“绿地毯上的战争”，不到最后战场上伤亡惨重的地步，他们不会认为美军停止轰炸是一种有价值的让步。裴艳满腹狐疑地关注着这场谈判游戏，“深信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结果”。于是他忙于接受记者采访，百无聊赖，也只好跟媒体谈话。6月23日，基辛格在前往波恩途中探望了哈里曼。很奇怪，这次访问欧洲，基辛格似乎没有留下任何谈话记录，也许是遗失了或者毁了，或者也许没有什么值得记录。
华盛顿也还是老样子。约翰逊苦于和谈没有进展，又往强硬派立场上靠拢，开始考虑加强轰炸。万斯和克利福德表示反对。温和派中原来就有人希望苏联能给予某种帮助，但希望落空，这次又有人寄希望于苏联。罗斯托采取报复手段，想切断国防部和巴黎之间的电缆交通线。克利福德反戈一击，无凭无据地声称有“苗头”预示巴黎和谈有进展，对这种无耻谎言，越南民主共和国谈判者春水和何文楼理所当然地表示反对。6月26日，万斯设法与何文楼在郊区的一座安全的屋子里秘密会晤。毫无作用。7月过半，媒体抱怨和谈的公开会议“是两个人的独角戏，而不是谈话”，或者说是“两个聋人的对话”。用《新共和》记者的话说，“双方像两个做爱不成但依然有爱欲的情人一样——尽管表面上没有做出成效，也还是心照不宣地坚持下去”。与此同时，约翰逊、克利福德、罗斯托和腊斯克等人漫无目的地跑到火奴鲁鲁会见阮文绍，此行也不足以让他们认清西贡根本无意接受一个不利的条约。哈里曼老是希望约翰逊完全停止轰炸，但在白宫谁都不吃这一套，因为苏联红军的坦克正在布拉格街道上耀武扬威。8月19日，约翰逊在海外退伍军人协会的年会上咆哮道：“我们不能停止轰炸，否则他们的大屠杀只会愈演愈烈。”罗斯托敦促他考虑“轰炸柬埔寨……轰炸河内–海防，用水雷轰炸海防……对非军事化地区以北区域发起地面攻击”。
7月17日，仿佛是要给哈里曼打气，基辛格给他寄了一份自己新出的有关俾斯麦的文章。那年夏天，两人在巴黎至少吃过一顿午餐，但是因为基辛格后来很晚才写感谢信，无法得知他们吃饭是在哪一天。8月9日，哈里曼得知尼克松赢得共和党候选人提名、基辛格准备从党派政治的旋涡中抽身，开玩笑地写道，“既往不咎，欢迎归队”。但是，除了表示下次（9月17日前后），来巴黎时再一起吃午饭，基辛格没有跟哈里曼或巴黎美国代表团的其他成员联系。即便他知道哈里曼、万斯14日和15日（那时越南民主共和国终于答应让越南共和国参加巴黎和谈）与春水和关键人物黎德寿的私密谈话，但也没有留下任何记录。这段时间，基辛格得到的美国外交官方面的唯一实质性信息是亨利·卡伯特·洛奇提供的，他还是那句老话，让越共加盟越南政府就好比“把狐狸放进鸡窝”。不过洛奇是在美国驻联邦德国大使馆给基辛格写信的。他和基辛格一样，现在都是越南和谈的局外人。
5
基辛格对巴黎和谈不感兴趣有三方面原因。第一，很明显他没有受邀参加。第二，南希·马金尼斯现已回美国。第三，从1968年4月到8月，基辛格的主要精力都花在准备洛克菲勒第三次争取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上。
4月10日，《纽约时报》报道洛克菲勒“聘用”埃米·休斯为办公室主任，聘奥斯卡·吕布豪森、经济学家理查德·内森和基辛格负责外事。换句话说，如果罗姆尼不能坚持到底（看起来有这个可能），他就参加竞选。基辛格愤愤不平，对取笑过他的克雷默说，“我的地位完全是老样子，一个外部顾问，干多干少自己说了算”。事到如今也的确如此。《时代周刊》报道洛克菲勒将要发表一个温和的对越演讲，演讲稿由休斯起草，于是基辛格决定他要亲自起草。洛克菲勒又畏首畏尾，发表了一个城市危机方面的演讲，讲得很枯燥，休斯·莫罗称之为“自美国用原子弹轰炸广岛以来最大的一枚原子弹”。4月30日，距约翰逊总统让他“放弃腼腆姿态、做一个积极的候选人”（哪怕就是不让尼克松入主白宫）后一个星期，洛克菲勒宣布参加总统竞选，并迅速赢下马萨诸塞州的初选。第二天，他发表题为“建立一种公正的世界秩序”的演讲，一听就知道是基辛格那一套。他认为越南危机是世界普遍性危机的一部分，原因有三。一是美国的核实力和经济实力都在相对下滑，二是共产党的世界在分裂，三是大家有一种意识越来越强烈，“世界上最大的分歧不是东西分歧，而是南北分歧、贫富分歧”。在这种环境下，现在该“冷静评估”越战。军事上，美国“使用的是胜利取决于领土控制的准则”。但是敌人在越南的目标“不是攫取土地而是扰乱政府秩序”。“我们这种错误的想法导致无限度的升级和……僵局，暴力问题越来越严重”。与此同时，越南共和国的军事行动日益“美国化”。政治上也没做好：绥靖行动根本没让越南农民得到足够的安全感。“由此看来”，洛克菲勒声明，“大多数美国人民理智地得出一个结论，即不可能纯粹地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这一点昭然若揭”。不用说，接下来的一长串建议没有什么新鲜内容或惊人之谈。不过演讲结束时用了几句花哨的话，尼克松一定认为是对自己的肯定。
至于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我们援助这个泱泱大国，鼓舞它自我孤立，但我们一无所获，什么都证明不了。其实，我们应该鼓励联系和交流，这对我们双方都有利。
这会极大地影响我们与共产党世界关系的未来走向。因为在美中苏这个微妙的三角格局中，我们可以最终改善与两国的关系——同时我们可以考验两者的和平意志。
竞选之路自有其酸楚。对一个不到一年前还在巴黎蒙帕纳斯街道上行色匆匆、偷偷为越南和谈奔走的人而言，“候选人唱名”（由马萨诸塞州青年世界事务委员会组织，5月29日在波士顿拉丁学校进行）不可能是件很开心的事。然而，打青年牌是洛克菲勒策略的一项重要内容，尤其是博比·肯尼迪遇害以后，大量肯尼迪的支持者，包括马丁·路德·金的父亲也转而支持他。基辛格热情地投入竞选活动中。基辛格意识到他的候选人应该再添一把火，于是暗中出招拉选票，建议采用一个“新的受欢迎的标签，跟‘新政’‘让美国再行动起来’‘大社会’等类似”。这个“标签”不仅要表达“信赖或诚实”（这是针对尼克松，因为很多人认为他不可信，不够诚实），而且要表达“一种新的公平政治（这是针对民主党的不良记录）”。基辛格明白选举政治不是他的强项（“其他人无疑在这方面比我强”），但他仍然抛出“公平社会”的口号，这实质上是杜鲁门的“公平政治”和约翰逊的“大社会”的混合。他还建议制作一个“大众广告”，“一上来可以引用桑塔亚纳那句话：忽视历史的人注定要重复历史”——哈佛大学哲学家的话被写进共和党政治口号，这一定是头一回。
也许大家都不会惊奇，基辛格主要还是负责起草洛克菲勒外交政策演讲稿。6月15日，他又起草了一份重要演讲稿，题目是“实行外交政策的政府组织”，阐述改进华盛顿决策过程的具体建议。他认为应该在总统执行办公室下设一个新的国际政策与项目办公室，接手死气沉沉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在长期规划、协调和项目评估方面的工作。还应该仿照美国情报评审理事会建立一个新的美国安全评审理事会，“保证让战略指导战术，而不是让战术指导战略”。同时，他还在原有演讲稿主题的基础上详细设计了洛克菲勒外交政策平台。基辛格认为，20世纪60年代末情况出现变化，必须清楚了解5点：
1.我们不应当充当世界警察。只有国际上真正出现和平威胁、美国利益受到直接牵连的时候，美国才应挺身而出。
2.我们必须根据精心确定的重点仔细衡量和分配我们的资源。我们的承诺不能是无限制的、单边的、不可终止的。
3.即便是投入小股部队之前，我们也必须面对行动引起的一切深远影响——我们在越战上没有做到这一点。我们不能做出为某件事寻找正当理由的承诺。
4.我们必须坚持最大限度地利用地方资源，坚持支持盟友而不是取而代之。
5.我们必须尽可能通过联合国实行最广泛的国际合作。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时候，只有在遭遇极大威胁的时候，美国才应进行单边干预。
至于越战（上面五点就是在隐晦地反对越战），美国现在必须“实现体面的和平”，奉行“任何愿意遵守民主进程的组织应可自由参加越南共和国政治生活”的原则。与此同时，美国应“尽快消除越战中的美国因素”。
我们很快就会发现，这个项目的很多内容后来都变成尼克松政府的政策。不过，有必要强调一点，即便在这个时候，基辛格还是死心塌地地效忠洛克菲勒，而不是尼克松，而且两位候选人依然是迥然不同的。有一个少见的例子（可能是与人合作吧）[4]，基辛格居然参与拟定了《外交经济政策》，这份演讲稿明确谈到国外对美元信心下降的问题，提出一些明显不是尼克松式的建议。洛克菲勒发表演讲时应该这样说：“有一点我们怎么说都不为过，那就是我们能否解决好国内财政和社会问题，将决定我们能否担任自由社会领导者的角色……因为国内、国际因素是密不可分的。”但是，“造成国际收支差额问题的根源”是“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导致“大家对美元失去信心、美元管制现象逐步发展”。他列举的具体解决办法有“减少公共开支、所得税至少增加10%的附加费、评估美国在世界各地的责任，避免进一步的控制和限制”。“采取这些基本措施以后，我们就能避免一些极端的不利行为，例如控制工资和物价、直接补贴出口以及美元贬值”。
除此之外，洛克菲勒还将建议征收欧式增值税，“一方面收缴企业所得税，另一方面减少出口税、增加进口税”。演讲稿还同意当时一个时髦的提法，将用美元做世界储备货币改为使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虽然改用特别提款权的理由不是很充分（美国拥有世界储备货币的净收益将在未来几十年变得越发明显），洛克菲勒外交经济政策的其他内容跟尼克松上任后的滞胀、保护主义、价格垄断等混乱现象相比还是要有利得多。
显然，在特别提款权上是没有人投票的，也没有大会代表支持，提高所得税的境遇更是如此。一切都可以归结到越南问题上。在1968年这就是美国外交政策。7月13日，共和党大会开过之后才两个星期，洛克菲勒揭开了他四步计划的神秘面纱，他要“6个月左右”结束越战；前面提到，这也是4年来基辛格与其他顾问之间断断续续互相倾轧的结果。第一步是美军和越南民主共和国部队“共同后撤”，在两军之间插入“一支中立的、主要由亚洲国家部队组成的国际部队”作为缓冲来推进停火。一旦越南民主共和国部队撤回自己的领土，美国也开始撤军，“表示说话算话”。第二步，美国撤走“主要部队”，只留少量部队驻守基地，同时一支规模扩大的国际部队将进驻越南人口稠密地区。民族解放阵线如果放弃武力就能参政。第三步，在国际观察团监控下进行自由选举，美国撤走最后的部队。第四步，越南共和国与越南民主共和国直接就统一问题进行谈判，谈判之后国际部队撤走。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很快指出，这项计划的缺陷显而易见，根本没有提到美国对越南的空袭何时停止。然而，计划公布之后，批评得最凶的竟然是外交政策现实主义大师汉斯·摩根索，说这是“迄今为止主战派想掩盖自己行踪的最精致的把戏”。这种说法让基辛格很痛心。但是摩根索，这个自1956年起就一直批评美国印度支那政策的人，这个付出沉痛代价、1965年被免除了国防部顾问职务的人，就是不依不饶：
你们俩（即洛克菲勒和基辛格）公开支持越战，用你们很高的威望支持越战。你们俩现在意识到了，其他所有人几乎也都意识到了，越战是打不赢的，必须结束。但如果要维护原来发动战争的理由是无法结束的。
越南共和国的真正问题在于，谁来统治，是共产党还是它的对手？你们俩都认为西贡政府是越南共和国合法政府，吃了外国侵略的亏，受了国内颠覆的苦……但是，越共自然不会打算在谈判桌上拱手交出在战场上能够保卫的东西，那就是对越南共和国大部分领土的军事和政治统治。
摩根索像很多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评论者一样，急于大声嚷道：“我早就有言在先！”基辛格像很多不是那么具有先见之明的人一样，急于选择性地记事。“我从未公开支持越战”，1968年11月他回敬道，这时他已经忘了与迈克尔·富特和塔里克·阿里的辩论以及他在《展望周刊》上发表的文章。
1963年以前，那是因为我了解得不够多，因为我比较相信官方声明。吴庭艳被暗杀以后我认为越南局势无可救药。1965年我首次访问越南，深感我们所做的事无药可救。于是我决定从政府内部入手设法结束战争。这个决定对不对，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没有成效。
基辛格补充说，他现在的看法和摩根索的“差别不是很大”——“尽管实际上因为国际反响太强烈，我可能会拖延一下”。这种辩解摩根索是不会接受的，尽管我们现在可以看出，从他自己的角度他是怎么看待越战的，当然不是通过他就此发表的公开声明，他的说法是准确的。然而，最令人瞩目的一点是，两人在这个冷战时期唯一最大的外交政策失误上竟然分歧这么大。不仅仅是摩根索在公开场合大肆批评[5]，而基辛格同时在权力中心内部下手。摩根索说得对，因为他是现实主义者，能够察觉越南共和国政权错在哪里，为什么北京和河内虽然有旧恨，却因为美国政策又走到一起，为什么弱不禁风的游击队居然打败了系统分析和B–52轰炸机。基辛格一开始就弄错了，错就错在他是理想主义者，一度真心以为越南共和国的自决权值得用美国人的性命去换。
6
8月不是去迈阿密的最佳时节。1968年8月5日，星期一，共和党全国大会开幕，气温有近30摄氏度，空气又闷又潮，“就像床垫一样”令人窒息，一位资深记者这么回忆说。小威廉·巴克利毫不奇怪基辛格要和他见面。这位《国家评论》编辑（他因为主持电视节目《火线》现在已闻名全国）知道基辛格是为洛克菲勒卖力。实际上，同年春天三人见过一次面，洛克菲勒大讲特讲自己在成立联合国时发挥的作用。这次见面谈的事更重要。基辛格解释道：“即便洛克菲勒被大会提名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要是右翼有很多人倒戈，他也不可能竞选获胜。”基辛格认为，“巴克利的责任就是要向美国保守派说明，如果洛克菲勒当选总统，不是民主党候选人当总统，美国会发展得更好”。
世界上有理想主义，也有天真。巴克利谙熟美国内政，知道什么是理想主义，什么是天真：
我挖苦他说，这完全是一个学术问题，因为尼克松会获得共和党候选人提名。我对他说如果尼克松突然从地球上消失，获得提名的会是里根，不是洛克菲勒。我还跟他说，尼克松告诉我，准确地说是我认为，即便尼克松站出来支持洛克菲勒，大会也不会接受他，只有一个人可能影响这种提名，那就是巴里·戈德华特，而戈德华特无意于此。无论如何，尼克松已经稳操胜券。基辛格告诉我话不要说得那么满，但……我知道……他的临时行动……要么是走形式，要么（这一点可能性更大）证明他向来都不懂美国政治。
巴克利是对的，迈阿密大会开完，洛克菲勒根本没有机会成为共和党候选人。就在4年前，他在旧金山大会上发言，戈德华特的支持者还起过哄。4年过去了，共和党的保守骨干对洛克菲勒的看法没有丝毫变化，认为他不过是个养尊处优、喜欢强势政府的风流男子。白修德倒是对洛克菲勒有恻隐之心，但他也是个明白人，知道大势已去。第一轮投票尼克松即获得提名，票数是692票，洛克菲勒277票，右翼新宠、加州州长里根182票。有人问他失败的原因，洛克菲勒酸溜溜地回答：“你见过共和党大会是怎么开的吗？”其实，1968年迈阿密大会和1964年旧金山大会正好相反。在戈德华特获得提名的混乱之后，共和党的忠实分子希望见到“一个作风谨慎、性格沉静、能当上总统的人”。而“理查德·尼克松就是这样的人”。
然而，在一个方面基辛格和洛克菲勒的作用也很有意义。在越战问题上，尼克松一直很谨慎，不表态。他们俩不一样，胸有成竹——显然越战问题将成为选举中的关键外交政策问题，尤其是一旦巴黎和谈在竞选日之前出现新的契机。也许基辛格对美国内政了无头绪，但他是共和党越南问题的智囊，这一点尼克松心中有数。跟基辛格相比，他的外交政策顾问理查德·艾伦是小巫见大巫。共和党大会召开之时，艾伦预测的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还没有成真；与此同时，媒体还在嘲笑他为尼克松起草的一份轻率的声明，那是在一架美国客机误入苏联领空迫降后写的，里面用了“飞翔的普韦布洛”这个说法（暗指1967年1月朝鲜截获的美国海军的“普韦布洛”号）。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应该对艾伦活灵活现地叙述他和基辛格在迈阿密的隐秘会晤打个问号。自然，在大会开始前的周末，党纲中关于越战的条款草案都进行过讨论。很可能艾伦希望不要让记者撞见他和基辛格交谈，他们正观望尼克松和洛克菲勒会不会做一笔像1960年《第五大道协议》那样的交易呢！两人见面被《芝加哥太阳报》记者罗伯特·诺瓦克发现，想逃之夭夭，结果又撞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丹尼尔·肖尔，这是一段很有趣的往事，不可不信。（诺瓦克不认识基辛格，肖尔不认识艾伦——艾伦装作基辛格的学生，结果两人安然脱身。）但其实艾伦不是主事者，而且再怎么说《纽约时报》已经得知此事。越南问题条款是基辛格等人周末在洛克菲勒的“指挥部”、枫丹白露酒店1083号房激烈商讨的结果。洛克菲勒一方有基辛格、奥尔顿·马歇尔（洛克菲勒的另一位助手）、纽约州议员雅各布·K.贾维茨和新泽西州国会议员彼得·弗里林海森；另一方有尼克松的支持者得克萨斯州参议员约翰·古德温·托尔和埃弗雷特·德克森议员。德克森是纲领起草委员会主席，但洛克菲勒一派认为他们起草的初稿太强硬，难以接受。争执不下，最后各退一步，主张共和党要“实施越南和解计划”，而这一计划“既不是不惜一切代价的和解，也不是伪装放弃美国和盟国的利益，而是在自决原则基础上实施的一项积极的、对各方公正公平的和解计划”。这跟8月末在芝加哥大会上通过的民主党大纲的对应条款形成鲜明对比。民主党的条款授权汉弗莱“停止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所有轰炸”，“只要这一行动不危及我野战部队成员的生命”。
对基辛格来说，尼克松获胜他心里很难受，大会上的妥协并不能给他多少安慰。他离开迈阿密，心里不是滋味，他对纽约电台主持人卡斯帕·西特伦说：“我不是共和党人。我认为自己是独立人士。我深信洛克菲勒是此时唯一能将全国团结起来的候选人。”他说，他“非常怀疑”尼克松。他跟奥斯卡·吕布豪森和埃米·休斯说的话也差不多。他对休斯说：“这个人当然是个祸害。现在共和党就是个祸害。幸运的是，他不可能当选，否则全国都完了。”基辛格对尼克松的看法还跟1960年时一样，那年他甚至不愿意回答尼克松提出的有关国家安全最佳组织的问题：“那个人不适合当总统。”上文说过，这方面基辛格跟剑桥和曼哈顿的常规看法不谋而合：尼克松根本没什么信誉可言。因此，他8月15日写给哈里曼的信似应从字面上理解：“我再也不想和共和党政治打交道了。这个党无药可救，不适宜执政。”他在巴黎对丹尼尔·戴维森说的基本上也是这番话。他说：“一周我有6天支持汉弗莱，但第七天我认为两个人都不行。”有人说这不过是障眼法，想掩饰他暗中打算为尼克松效力，这种说法也站不住脚。相反，迈阿密大会之后，基辛格第一个直觉就是想投奔休伯特·汉弗莱。毕竟，他以前的两位关系好、观点一点也不温和的同事塞缪尔·亨廷顿和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已经在汉弗莱竞选小组里了。夏末，基辛格带着两个孩子到马撒葡萄园岛看望亨廷顿，谈到洛克菲勒文件中一些有损尼克松形象的报道（他留了副本）。他对布热津斯基说：“你瞧，我这么多年都很讨厌尼克松。”基辛格主动提出帮助民主党候选人的话显然让对方知道了。汉弗莱在竞选日那天的日记中写道：“亨利·基辛格应该到白宫工作。萨姆·亨廷顿也是……那帮波士顿人很聪明。我明白为什么约翰·肯尼迪用他们。”
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从赫什等人处得知基辛格在向尼克松竞选小组示好。这个说法也不是很准确。是艾伦邀请基辛格“到尼克松外交政策顾问委员会工作”，基辛格拒绝了。据艾伦说，他最多只能“私下提建议……不会公开提”，他说，“如果我在幕后工作，可以给你更多的帮助”。吃午饭时基辛格对巴克利说，他认为他有几个想法，“尼克松在构思外交政策竞选稿时会感兴趣”，但是这件事做起来要“很谨慎，因为他刚离开洛克菲勒解散的竞选小组，不希望让人以为他是在求职”。巴克利把话传给作为尼克松竞选活动新总部的皮埃尔酒店的弗兰克·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又把基辛格的名字报给约翰·米切尔。巴克利补充道：“毫无疑问尼克松对他想转告的建议毫无兴趣。”实际上也正是如此，证据是尼克松主动向洛克菲勒提出捐弃前嫌，也没明说是什么事，于是8月20日基辛格给洛克菲勒写了封信。基辛格同意“最近两周无事发生的话，能够改变大家认为这位候选人适合当总统的看法”。但是，洛克菲勒不得不反思基辛格跟他说过的话：“所有温和的共和党人，包括支持你的大多数人，同意候选人名单。”其次，“下任总统可能很惨。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哪一个有希望的候选人能把美国团结起来，或者恢复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危机在未来4年有可能不断升级——国内混乱，国外矛盾加剧”。
在此条件下，洛克菲勒的当务之急必须是“保护”好自己这份“国有资产”，因为“你在整个公众生活中代表着一个宏大的、仁爱的、有远见的项目”。当然，他不应只是甘当“尼克松的工具”。另一方面，他不应“表现出一副暴躁失败者的姿态而让人说三道四”。洛克菲勒应该要求尼克松“放弃瑟蒙德参议员和南方战略（为了在南方拉选票，尼克松接受种族隔离主义者瑟蒙德的建议，提名马里兰州州长斯皮罗·阿格纽为副总统）”，否则就不支持他吗？基辛格不建议这么做。这么做洛克菲勒就进了政治死胡同。于是，他“强烈建议洛克菲勒不要让尼克松抢占先机”，应该说明自己“准备大力声援”他和他的手下为之做出“重大贡献”的“纲领”。基辛格在说明信中补充道：“随信所附备忘录虽有别于在下之见解，然仍深以为然。”如果基辛格决定帮助尼克松参加竞选，基辛格将随时施以援手。他最后说道：“不用说我和你的看法很相似。”我们应该在这封信的基础上理解基辛格后来在尼克松竞选活动中的所作所为。他和洛克菲勒决定耐着性子支持尼克松，因为他们已经对共和党的纲领进行了重大改造，他们相信这个纲领，用基辛格的话说，相信“只有共和党候选人当选才能实施这一纲领”。他们可能甚至开始考虑，如果尼克松击败汉弗莱当选总统，洛克菲勒可以接受到内阁任职。
基辛格手头没有留下任何材料[6]记录他9月的巴黎之行、证明他从巴黎发回情报说“约翰逊很可能会在10月中旬前后下令停止轰炸”。下面这段引文出自霍尔德曼9月17日的一份报告，报告中只提到“一位高级外交人士与我们暗中保持联系，有办法打听巴黎和谈及其他情报”。
我们的消息灵通人士认为，约翰逊很可能会在10月中旬前后下令停止轰炸。因此，巴黎将出现一派外交忙乱景象，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但给人感觉意义重大。
他还认为林登·约翰逊有可能采取行动，在选举之前实施在牧场上和洛克菲勒讨论过的那个项目。在欧洲地区，苏联正力推约翰逊实施某个有助于提升苏联世界形象的项目，我们这位外交人士认为约翰逊会就范。该项目事关中东局势和裁军……
我们的消息灵通人士认为，约翰逊有强烈的冲动去做这种事，他一定会做。他认为这也许与乔治·鲍尔辞职有关，鲍尔辞职可能就是让约翰逊有机会亲自出面在联合国指导我们的行动。
我们这位人士的确认为反对停止轰炸具有实际意义，但他也的确认为我们应该考虑到这件事有可能发生——我们可能想期待它发生，一旦发生我们自然希望自己能做好准备。
他非常怀疑尼克松和阿格纽实际上是否会召开情况通报会，两人应该召开一个这样的会。（他同时认为汉弗莱没有听取足够的情况通报，尽管鲍尔有很多情报要向他通报。）
他说苏联当前在中东问题上的态度比以前灵活得多，他们急于传播自己愿意采取裁军行动的消息。
我们这位人士极为担心约翰逊会采取什么行动，他希望约翰逊在选举前采取一些行动。
霍尔德曼的消息源肯定是基辛格，米切尔可能是中间人。但关键问题在于这些情报没有一条是哈里曼巴黎和谈代表团成员泄露的。这正是基辛格擅长的那种分析，比尼克松从艾伦或其他人那里得到的情报还准确。正如后来基辛格提醒霍尔德曼时所说，“我没有参加和谈……我不过是看到了哈里曼得到的指令”——可能是指约翰逊下达给大使的指令，再加上他对停止轰炸的一些推论，具体内容基辛格没有透露。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尼克松知道约翰逊在谋划10月使出奇招，为了避免被打个措手不及，尼克松使出浑身解数利用外部各种信息渠道，基辛格只是其中一条渠道而已。
可以说尼克松不应该与巴黎和谈中的越南共和国代表裴艳联系，他们7月12日在纽约见过面。借由精力过人但手法不够巧妙的“悍女”陈香梅[7]两边传话，对于这种做法或许要存疑。自然，尼克松希望西贡知道他的立场比汉弗莱还强硬。不过这一点读《纽约时报》的人都能看出来。很难说美国国家安全局在裴艳发给西贡的电报中发现了什么罪证甚或令人惊异之处。而且，让尼克松了解和谈最新进展的还有中情局前局长约翰·麦科恩、德克森参议员、迪安·腊斯克，甚至还包括林登·约翰逊本人，因为他10月16日给三位候选人都打过电话。有件事是明摆着的，尼克松几乎能得到所有情报——至少约翰逊16日宣布越战出现突破，他并没有过多地依赖基辛格从巴黎方面得到的见解。
从某些方面来看，没有内部情报，事态的发展也可以预料。首先，汉弗莱转向左派，提出“为了和平可以适当冒险”，只要“无论是直接证据还是间接证据，无论是通过行动还是通过言语，能证明共产党愿意恢复非军事区”，美国就停止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到10月他已开始谈到“分阶段地减少”在越南共和国的“美军”，同样还是基本上在单边条件下。的确，约翰逊对汉弗莱参加竞选感到很矛盾。然而，由于汉弗莱开始占据上风，约翰逊对民主党的忠心又开始发挥作用了，更不用说他有一股想拿内政跟外交政策事务一搏的冲动。同时，可以预测的是，汉弗莱越来越温和、越来越得民心，因之，阮文绍和阮高祺也越来越焦虑，而华盛顿方面对两人施加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要求他们二人做出让步助其竞选成功。不好预料的是河内会有何进展。越南民主共和国方面决定同意哈里曼的“我方你方”方案——如果美方停止轰炸，越南共和国（以及民族解放阵线）就能参加三方和谈，这一行为颇具深意，反映出越南民主共和国在战场上和苏联供给上都吃紧。但是这真的预示着和平降临吗？
发起政治进攻的是总统，尼克松是守方。这一点在白宫尽人皆知，听听10月22日人们在午餐时的调侃就一清二楚：
总统：尼克松会问我这是不是像把狐狸扔进鸡窝？（笑声）
国防部部长克利福德：感觉如果越南共和国参加和谈，阮文绍会占大便宜。
总统：实际上让民族解放阵线一起参加和谈，我们都会接受。
国务卿腊斯克：有点儿像让黑豹党领袖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参加内阁会议。
国防部部长克利福德：还是看起来利远远大于弊。
总统：事实上是这么回事。
国务卿腊斯克：情感上不是这么回事。
沃尔特·罗斯托：越南共和国怕我们在和谈会上戏弄他们——把他们逼上绝路，把他们塞进联合政府。
这种更衣室玩笑的口吻很能说明问题。4天后，尼克松自然使用了卑鄙的手段，那时他暗示约翰逊“最后一刻使用了充满恶意的方法……挽回汉弗莱的候选人身份”。但是有确凿的证据证明约翰逊就是这么干的。而且，约翰逊认为授权联邦调查局监视、窃听陈香梅没什么要紧。另一点同样很明显，越南民主共和国让步不过是个噱头而已，他们根本就没有放弃吞并越南共和国、剿灭越南共和国非共产党分子的目标。如果尼克松袖手旁观，就能达成永久和平协议吗？答案一定是否定的，因为即使阮文绍没有得到陈香梅从尼克松阵营传来的密报，他也会在和谈中设法阻挠。如果《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刊登了记者贝弗利·迪普说阮文绍决定等待尼克松当选的报道，事态就会有所改变吗？可能也不会。华尔街上有一个公开的秘密，尼克松“就是要让总统心慌意乱，煽动西贡提高要求，让河内知道他当政后‘什么条件都接受，从而‘把屎盆子扣在前任头上’”。阮高祺对美国驻越南共和国新大使埃尔斯沃思·邦克是这么说的：“尽管美国希望停止轰炸是为了给汉弗莱副总统拉选票，但如果越南共和国政府不同时参加和谈也没戏，总不能为了成就一个人而毁灭另一个人吧。”
10月31日晚，约翰逊对美国公众发表电视讲话，讲话内容正是大部分选民希望听到的内容：美国将立即停止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正式会谈在竞选结束的第二天启动，西贡可“自由参加”。同一天，在约翰逊的电视讲话播出之前，阮文绍对邦克明确表示，他不会依计行事；11月2日，越南共和国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他在大会上发布了同样的大胆信息，全场掌声雷动。美国国防部部长承认西贡“不愿行动”至少有5点动机。国务卿认为“阮文绍有足够理由怀疑河内参加巴黎和谈的目的”。国务卿也有充分理由怀疑约翰逊。阮文绍不必借由斯皮罗·阿格纽或约翰·米切尔告诉陈香梅，再由她告诉裴艳，最后由裴艳告诉他本人要“坚持住”。11月2日，约翰逊指责尼克松的竞选活动是“卖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