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反对俾斯麦的人 第20章 等待河内 第21章 1968 第22章 不可能的组合
后记
致谢
洛伊特斯豪森镇祖父母家的后花园，海因茨·基辛格（右）与弟弟沃尔特和祖父母的宠物猫合影。
“支持元首”：1934年8月19日，德国菲尔特市施瓦巴赫街上的一所学校悬挂的纳粹旗帜。德国人以压倒性的大多数选票支持将德国总理和总统权力合二为一，交由希特勒掌管。
1938年，14岁的基辛格（左下角处）与同学们在菲尔特市犹太实科学校合影。
1938年纽伦堡纳粹党大会后，纳粹党成员归来穿过菲尔特市。标牌上写着：“菲尔特市市界：犹太人是我们的不幸。”右侧建筑是一家工厂，以前归犹太人J.W.斯皮尔所有。
1938年8月28日，基辛格（右二）和家人去美国时，路过伦敦。合影中居中的是基辛格母亲的姑妈贝尔塔、姑父西格蒙德·弗莱什曼，基辛格一家路过戈尔德斯·格林时曾在他们家小住。
1944年被派往欧洲前的第84步兵师第335步兵团2营G连官兵。第四排左六为基辛格。
1944年11月初荷兰艾格斯沙文战役前夕。几天后基辛格就将奔赴前线，攻打位于亚琛的齐格菲防线。这次回德国距纳粹上台他们一家被迫流亡美国正好满6年。
1945年3月27日，美国军队行经惨遭破坏的本斯海姆。反谍报队军官基辛格的任务是根除本斯海姆地区最顽固的纳粹分子。
汉诺威西部阿勒姆集中营，1945年4月10日被基辛格所在的第84步兵师解放。用摄像师弗农·托特的话说，这里是“人间地狱”。一位叫莫舍·米德金斯基的幸存者记得是基辛格对他说：“你自由了。”
阿勒姆集中营被解放不久，一名囚犯在营地，他可能就是福乐克·撒玛，基辛格对他宣讲了自己写的一篇短文《永远的犹太人》：“你身上的人性遭到控诉。我、乔·史密斯、人类尊严、所有人都对不起你……人的尊严，客观价值在这道带刺的铁丝网前止步了。”
如果基辛格是浮士德，那么靡菲斯特就是弗里茨·克雷默（右）。克雷默成功地向美国人介绍自己是一名反纳粹的普鲁士军官，其实他是一位犹太裔的国际法专家。这个浮夸的姿势是克雷默的招牌动作。基辛格后来说他是“我成年时期对我影响最大的人。”
美国军队欧洲战区情报学院职业规划系所在地巴伐利亚地区的奥伯阿默高1950年上演的耶稣受难复活剧一幕。一个不再信仰犹太教的人不可能在这里开始他的教学生涯。
威廉·扬德尔·艾略特，基辛格在哈佛大学行政学系的导师：他上课时说，政治理论是“一场善恶不停斗争从而赋予生活某种意义的冒险”。他是一个狂热的亲英派（和大西洋主义者），担任牛津大学贝里奥尔学院罗德学者时就发现了哲学理想主义。在年轻的基辛格眼里，艾略特是活跃学者的化身，总是在波士顿和华盛顿之间来回穿梭。这张照片是他、他的妻子和家养的小浣熊合影。
理想主义的一代：1956年西点举行美国事务学生大会，基辛格在会议期间与学生谈话。
1957年7月7日，一枚PGM–11红石导弹——首枚装有核弹头的导弹，在纽约中央火车站展出。
1957年10月6日，《真理报》宣布苏联成功发射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
苏联“和平攻势”打到好莱坞：1959年，赫鲁晓夫与妻子妮娜和演员雪莉·麦克雷恩、歌手弗兰克·辛纳屈谈论康康舞曲。
1960年，赫鲁晓夫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拥抱古巴革命领导人卡斯特罗。
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教职工，包括（前排）亨利·基辛格（左二）、罗伯特·鲍伊（左三）、塞缪尔·亨廷顿（右三）和托马斯·谢林（右二）。
1961年1月9日，当选总统约翰·F.肯尼迪前往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登门拜访历史学家阿瑟·施莱辛格。肯尼迪不仅具有阳刚之美，而且演讲时措辞强硬，吸引了大批哈佛学者，其中就有施莱辛格及其好友基辛格。
1961年2月19日，“大挑战”。基辛格与人辩论“美国作为大国的世界策略”。参加辩论的有时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的经济学家保罗·A.缪尔森、原子能委员会前主席刘易斯·L.斯特劳斯、时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的阿德莱·史蒂文森、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这场讨论由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出，但没有留下任何记录。
1961年10月，美国M48型坦克在柏林查理检查站对阵苏联的T–54型、T–55型坦克。肯尼迪政府决定默许建造柏林墙，基辛格十分沮丧。他写道：“我深深感到一场民族灾难即将发生。”
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中被击落的美国U–2侦察机残骸。
1962年10月29日，肯尼迪总统在白宫会见执行委员会成员。
“你疼我更疼！”漫画家埃德·瓦尔特曼在《哈特福德时报》发表漫画，讽刺赫鲁晓夫决定从古巴撤走苏联导弹。美国公众不知道肯尼迪兄弟与苏联的交易：他们是拿美国在土耳其的导弹换苏联在古巴的导弹。
把坏事变好事：一则苏联漫画讽刺美国计划让古巴就范（《鳄鱼报》1963年5月20日）。
斯坦利·库布里克导演的电影中彼得·塞勒斯扮演的疯狂核战略家奇爱博士更像赫尔曼·卡恩，不像亨利·基辛格。
1961年5月5日，副总统林登·约翰逊、肯尼迪总统、肯尼迪夫人等人在白宫观看宇航员艾伦·谢泼德在太空飞行的电视节目。
约翰逊副总统、肯尼迪总统与国防部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39号发射综合楼，建造该楼是为了圆肯尼迪的登月梦。
1962年发福、婚姻不幸的基辛格。
1962年11月，基辛格接受柏林自由欧洲电台采访。这家电台由美国资助，服务对象是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和罗马尼亚听众。
20世纪60年代逐渐瘦身。基辛格在1964年离婚后人瘦了，在社交场合也放松了。
1963年，美国驻越南大使小亨利·卡伯特·洛奇会见越南共和国总统吴庭艳。肯尼迪政府默许吴庭艳被推翻、处死。结果出乎意料，越南共和国政府更加依赖美国了。
1964年，经济学家、博弈论专家托马斯·谢林。20世纪60年代，谢林和基辛格交情很好，但后来谢林不愿谈论越战问题，两人关系恶化。
二度不利：1964年6月1日，纳尔逊·洛克菲勒和儿子罗德曼·洛克菲勒持竞选海报留影。洛克菲勒三次竞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三次失利，但基辛格每次都支持他参加竞选。
1965年1月，马丁·路德·金以哈佛大学纪念教堂特邀牧师身份来到剑桥市。
1964年旧金山共和党全国大会上巴里·戈德华特的支持者；会上戈德华特成功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
最后的普鲁士人：联邦德国《时代》周刊编辑、后来成为该杂志出版人的玛利昂·登霍夫伯爵夫人。
1965年前后，基辛格和德国人在一起：向联邦德国第五装甲师指挥官等德国国防军军官介绍情况。
不太麻烦的伙伴关系：1965年，亨利·基辛格和父亲路易斯·基辛格在基辛格著作《麻烦的伙伴关系》的出版宣传会上。他父亲说：“可惜啊，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所有人都在关注亚洲，没有人关注欧洲。”
麦乔治·邦迪与林登·约翰逊在白宫。麦乔治·邦迪曾任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是肯尼迪和约翰逊两届政府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简称国家安全顾问。
1965年2月4日，在西贡市新山一空军基地，麦乔治·邦迪受到美国大使麦斯威尔·泰勒（邦迪身后者）等人欢迎。
1965年3月30日，西贡的美国驻越南共和国大使馆遭越共轰炸。
1965年10月，越南，一名越南共和国士兵踢一个疑似越共游击队队员的人。
1965年基辛格在越南。首次访越，基辛格深信美国在越南站不住脚。他写道：“很多动静颇大的项目启动后却失败了，结果全国上下都是一种犬儒主义、士气低落的氛围。”
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在越南。当时他在美国平叛大师爱德华·兰斯代尔将军手下当兵。他最早对国家安全问题感兴趣是因为参加了基辛格主办的国防政策研讨会。他后来泄露了被称作“国防部文件”的越战机密文件。
越南创痛：1966年10月，在越南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之间的非军事区以南的一次行动中，美国陆战队员抬着一名伤员。
1966年10月，一名美军伤员在野外接受治疗。三个月前基辛格访问过一个陆战队基地，事后他写道：“这里的活儿又慢，又脏，没完没了。”
1966年7月28日，基辛格在西贡会晤越南共和国总统阮文绍。此时，阮文绍被视为阮高祺总理领导的二头政治中的第二人。阮文绍是名罗马天主教徒，在法国受训，善于策划政治阴谋。但是，国务卿迪安·腊斯克承认，在后来的巴黎和谈上，阮文绍“有充分的权利怀疑河内的目的”。
1946年，巴黎，胡志明抱着教女芭贝特·奥布拉克，与孩子的母亲露西·奥布拉克合影。芭贝特的父亲雷蒙德·奥布拉克是后来试图在基辛格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之间建立交流渠道的两名调解人之一。
《越南民主共和国被围》：1967年4月7日《生活》杂志封面，显示河内居民躲避美军轰炸。有人认为美军轰炸致使1967年可能出现的和解流产，这是假设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那次是真心希望用和谈结束越战。
基辛格和高级军官与一名受训伞兵在本宁堡。
1967年4月25日，在阿登纳的葬礼上，联邦德国总统卡尔·海因里希·吕布克想让美国总统约翰逊和法国总统戴高乐握手言和。
1967年3月，理查德·尼克松在布拉格伏尔塔瓦河附近接受采访。两个月前，东道主——捷克斯洛伐克国际政治与经济研究所所长和基辛格谈论中苏关系，基辛格很受启发。
1968年共和党全国大会在迈阿密召开，会议期间享受日光浴的尼克松支持者与小象合影。
1968年8月7日，理查德·尼克松和杰拉尔德·福特分别接受共和党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提名。
1969年，伦敦经济学院，迈克尔·富特（最左）讲话，塔里克·阿里（最右）反驳。1965年越战问题辩论会上，这两位英国左派的煽动者战胜了基辛格。
1968年10月1 4日，在内阁室，迪安·腊斯克抽烟，林登·约翰逊聆听，国防部部长克拉克·克利福德侃侃而谈。在场的还有参议员理查德·拉塞尔（左）。
1969年，哈佛的拳头：校园反越战标志及其他。
尼克松在前，理查德·艾伦在后，基辛格准备好等总统向媒体介绍自己。艾伦在尼克松竞选总统期间担任外交政策顾问，而基辛格居然被任命为他的顶头上司，艾伦心里很不满。
基辛格被提名为国家安全顾问当天，和理查德·尼克松在纽约皮埃尔酒店。
1968年年底，基辛格与尼克松（面对埃夫里尔·哈里曼）、罗伯特·墨菲在纽约皮埃尔酒店。资深外交家哈里曼被约翰逊总统选中带领美国代表团到巴黎参加越南问题和平谈判。墨菲是尼克松的顾问，曾任艾森豪威尔政府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尽管基辛格与这两位老手相比看似新人，但在越南问题上，基辛格已经赢得哈里曼的赞扬，哈里曼说他是“一位和善但又强硬的老师”。
再入白宫：1968年12月5日，基辛格与约翰逊总统和外向的国家安全顾问沃尔特·罗斯托在一起。约翰逊对基辛格说：“你读读那些专栏作家的文章，如果他们说你团队中的一个成员善于思考，忠心耿耿，或者用其他一些善意的形容词描述他，立马把他开除。他会泄密。”
1969年，德国金融部前部长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喋喋不休，基辛格耐心倾听。
公共知识分子成为媒体新星：1969年，《生活》杂志给被新任命的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拍照。
1973年，亨利·基辛格和南希·马金尼斯。两人的罗曼史成功保密近10年。1967年基辛格常跑巴黎，不仅是因为与河内谈判有一线希望，更重要的是为了见这位佳人。
纪念
杰拉尔德·哈里斯（1925—2014）
卡尔·利泽（1920—1992）
安格斯·麦金太尔（1935—1994）
专家热评
（按姓氏笔画排序）
他是像爱因斯坦一样出色的犹太裔德国移民天才，早年在哈佛大学任教时就提出传播甚广的均势理论，曾作为超级大国的对外机构掌门人在全球各地带起无数“外交旋风”，退休后其丰硕著述一直深刻影响世界各国的外交理论和智库研究——这就是基辛格博士，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外交家和战略谋略师。有很多人佩服他，有不少势力憎恨他，但没有谁敢低估他，无视他的学说与策略。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基辛格还多了一个头衔：“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被毛泽东主席当面称“寄信鸽”，乃是最早打开中美两国关系大门的总统特使，也是随后几十年与历代中国最高领导层保持密切互动的世界级政治人物。阅读这本《基辛格：理想主义者》，有助于人们理解当代全球政治和外交的复杂诡异又绚丽多彩的画面。
王逸舟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
从一个聪明的读书人成功转变为一位卓越的政治家，既怀有崇高的理想主义情怀，又坚持冷酷的现实主义原则，既改变了美国外交的历史轨迹，也重塑了美国国内的决策过程。这就是基辛格。基辛格后半生的巨大成就与争议，使他成为20世纪美国政治乃至世界政治中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的重要人物。而这一切，都深深植根于基辛格在前半生的各种勤奋、机缘与抉择。著名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的这部著作，对基辛格的前半生给予了迄今为止最为客观、详尽和传神的描绘，并无意中披露出很多值得揣摩的历史细节。绝对值得一读。
王鸿刚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所长
亨利·基辛格博士，在中国是当代最有名的美国人之一。这主要是由于他在20世纪70年代初协助尼克松总统做了一件大事——与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一道，打开了战后中美关系的大门。但是，对于基辛格的身世，以及思想形成的轨迹，许多中国人并不了解。这本书则把我们带回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基辛格生活、工作的年代与环境，带领我们走进了他的精神世界，值得一读。在纳粹疯狂践踏犹太人的年代，基辛格举家迁居美国，后来成为一位效忠美国的犹太人。他骨子里富有对弱者的同情与恻隐之心，或许这就是他“理想主义”萌芽的情感基础。他对于美国在越战中过度使用军事力量的单边主义做法曾忧心忡忡，这些在作者的笔下都留下了浓墨重彩。同时，基辛格还有另外一面。他的“理想主义”似乎并未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他的权力政治与势力均衡等现实主义逻辑思维，似乎与他同时代、同命运的德裔美国人汉斯·摩根索颇为相似。从这两方面看，他有些像约瑟夫·奈在《权力论》中所倡导的“自由现实主义”或“理想现实主义”者。期待作者能再完成有关基辛格的第二部大作，重点研究和论述基辛格在中、美、苏、日四国关系方面的外交精彩生涯，特别是略带“狡诈”的超人睿智。
刘江永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
这是一部“实实在在”的传记，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基辛格先生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穿梭变换的传奇人生。
孙学峰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
他左右了历史进程，影响人们对世界的重新理解，弗格森笔下的基辛格不仅是一位教授或政治家，更是“一个儿子、哥哥、情人、丈夫、父亲、离异者”，从而生动展示了这位自称“比康德还康德”的知识分子，如何精妙操纵权力，却又逃离政治的泥沼，不断捕捉和实践自己的理想主义。
李礼
《东方历史评论》执行主编
尽管该书记述的不是基辛格人生中最辉煌的那段经历，但是仔细读完这部传记，你就会理解基辛格何以能成为一位外交大师，成为冷战后期的世界风云人物。
沈志华
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中心主任，教授
基辛格是当代在世的最富传奇色彩、极具现实主义影响力的国际关系大师。他从一位逃离纳粹暴政的德国少年移民，以博学之才获得学术圣殿哈佛大学的终身教职，并因而一步步走近美国权力政治的核心。著名历史学者弗格森这部皇皇之作独辟蹊径，刻画了基辛格学术思想的蜕变之路：他如何从对冷战初期的心理战和情报站研究的职业生涯开始，切入对冷战对抗最为激烈的核战略研究，在此过程中从一个强烈大国竞争关怀的政策分析人员，逐步深入到对外决策和国际政治纵横捭阖的国际关系哲学和理论研究，从一个道德主义主导的理想主义者跃转为对利益变动和权力消长孜孜以求的现实主义者。此中情感与理性、价值观和权力场的博弈折射了一个特殊时代、特殊境遇的知识分子学术思想的心路历程，更为一欲知晓知识探索和现实决策复杂奥秘的年轻学人提供了一个活灵活现的解剖样板。
陈琪
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基辛格是一位令人钦佩的外交家、战略家，作为德裔犹太人的他在美国的外交决策圈是独特的，因其有着“老欧洲”记忆，所以对人性的理解优于一般的美国人。卸任美国国务卿后，他一直对政界保持着极大的影响力。弗格森笔下的“学者基辛格”深谙历史研究与理想主义哲学，不断将研究与经验联系起来，根据情势变化及时校正自己对于重大事件的观点及策略。“二战”时期的军旅生涯为他赢得了进入哈佛大学的机会，也为他从波士顿进军华府铺好了台阶。然而，这条路绝非一帆风顺，基辛格走了整整20年。细心研读这本讲述基辛格前半生的作品，对于深入理解这位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关键人物、“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智识、思想、战略决策和不凡成就，大有裨益。
金灿荣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
超级大国必须有超越国界的号召力，这需要通过理想主义表达；超级大国还必须能落实其战略执行，这需要有现实主义的策略能力。美国的外交战略在20世纪前半段经历过从孤立主义到理想主义的反复震荡，这两种看似矛盾的外交战略，都源于其清教立国精神，有着深层的理想主义底色。这并不足以让美国成为完整的超级大国，除非它能够学会老欧洲的均势政治。出身欧洲的基辛格，没有清教当中的那种道德洁癖，对均势政治极为熟稔；因其生活经历，他又对美国的价值观有着深刻认同。在基辛格的手上，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获得了一种有机的融合，带来了美国在20世纪后半段重要的外交转型。理解基辛格，是理解美国外交的重要入口。
施展
外交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枢纽》作者
基辛格博士堪称当今世界最著名的现实主义大师。弗格森教授以历史学家深邃的洞察力和缜密的细节探究，通过对基辛格前半生成长经历的描绘、分析，向人们展示了一个更为复杂、更为多面的人物，从而揭示了在半个多世纪前，当基辛格与尼克松一道推动冷战期间美国外交政策向现实主义转型之时，基辛格本人并非天生的现实主义者，他本人的世界观也在经历一场蜕变。这为我们认识这位特殊人物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全书叙事宏大、细节引人入胜，风云际会的外交博弈跃然纸上，堪称一部经典的人物版美国外交史。
倪峰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弗格森在书中说，基辛格是第一个认识到智力世界和权力世界之间区别的人。这个说法颇为中肯。很少有人能在这两个世界都达到基辛格的高度，有着如此之多的建树。中国读者多半会认为基辛格是“地缘战略大师”、一位现实主义者，擅长搞“平衡外交”，这是根据他在权力世界的主张和作为做出的判断。这本书是基辛格前半生的传记，它让我们了解传主作为学者、教授的理想主义者的一面。
陶文钊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教授
伟人的一生总和某些重大事件相关，基辛格在美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外交中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这本传记的作者阅读了大量公开的和私人的资料，不仅写出了基辛格参与，甚至策划这些重大事件的经历，而且写出了一个平凡而有趣的基辛格，写到了他的成长、他的生活、他的婚恋，甚至他的情人。读这样的传记是一种极大的享受。
梁小民
北京工商大学教授，经济学家
尼尔·弗格森是才华横溢、享誉世界的治史大家，基辛格则是影响了国际政治进程的大外交家和大战略家。有关后者的研究和传记汗牛充栋，基辛格本人也用几部皇皇巨著记录了自己参与历史的所得所思。然而弗格森的基辛格传记与众不同地将基辛格描绘为一个理想主义者，颠覆了其作为现实主义大师的形象，在学术界和政策界引起了巨大反响。由第一流的历史学家书写第一流的外交家，这本书洞见深邃，文笔优美，史据丰富，是研究基辛格和了解美国外交的必读书目。
谢韬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副院长，教授
基辛格的经历足够传奇：德国犹太难民的儿子，二战中打回德国、在前线部队负责反谍小组的美军二等兵，战后哈佛大学的高才生，哈佛大学名教授，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美国国务卿，20世纪后半叶最重要的外交家之一。这本基辛格传以8 000多种文献、许多国家的100多家档案馆公私档案、解密与未解密档案和对基辛格的多次采访为基础，翔实、客观地再现、分析了他的传奇一生，并且以他的经历为主轴，描绘出时代风云。
雷颐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教授
尼尔·弗格森的《基辛格：理想主义者》集严谨与广泛的学识，清晰的叙事，宏大的主题于一身，是一部真正具有教育意义的著作。
乔治·舒尔茨
美利坚合众国第60任国务卿
由一位成就非凡、造诣颇深的历史学家执笔讲述一位世界上伟大外交家的故事，所呈现出来的毫无疑问将是一部杰作。尼尔·弗格森为基辛格所著的史诗般传记正是如此。
詹姆斯·贝克三世
美利坚合众国第61任国务卿
这是一部了不起的传记，要想理解我们这个时代首屈一指的美国外交政策设计师的成长、发展与进化，这本书必不可少。
康多莉扎·赖斯
美利坚合众国第66任国务卿，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教授
多年来，我们读过太多关于基辛格的故事，或许你觉得应该有些新的东西了。尼尔·弗格森的《基辛格：理想主义者》从根本上转变了有关基辛格研究的轨迹。这部由造诣极深的历史学家撰写的有关当代最为重要的学者、政治家、战略家之一的非凡传记，细致深入、令人惊叹，偶尔又感人至深。切莫错过。
约翰·加迪斯
耶鲁大学教授，“冷战史学泰斗”
弗格森的这部传记作品堪为典范。这是一个关于在20世纪中叶的美国和世界背景下，一位有影响力、难以捉摸、精明敏锐的历史人物的故事。弗格森的研究十分新颖且极具启发，他的文字赏心悦目，他的洞见发人深省。
罗伯特·佐利克
美国前副国务卿，世界银行前行长
这部经深入研究而成的传记十分新颖、极富想象力，读起来好似一部小说。在尼尔·弗格森娴熟的笔下，“政坛巨擘基辛格”变成了“少年和成年亨利”，真是一次美妙的阅读体验。
小约瑟夫·奈
哈佛大学名誉教授，“软实力之父”
推荐序
在美国成为世界强国的历史中，涌现出一批重要的战略思想家：海权论代表人物马汉、被称为“冷战先生”的遏制战略设计师乔治·凯南（他本人后来竭力否认这一点，认为人们误解了他的初衷）、美国前国务卿马歇尔、卡特政府时期的国务卿布热津斯基，以及本书描述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这些人除马汉之外，都既是战略家，也是战略制定者。
有一点特别值得关注：在每个关乎国家命运的关键节点，美国都十分重视和重用战略家的思想。冷战初期，乔治·凯南的思想得到充分利用，而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处于衰落期，基辛格的思想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转型期易于产生新思想，但不一定被重视，只有那些战略观点被重视的国家才能不断发展壮大。
基辛格是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强国后出现的世界级的战略家和思想家。他是美国“旋转门现象”的代表人物，不仅战略理论造诣深厚，更有幸能够将其理论思想推向外交实践。他在美国20世纪70年代陷入低谷的时候辅佐尼克松，为处于衰落期的美国出谋划策，以在哈佛“面壁十年”期间学习的均势法则为指导，在冷战转型的复杂敏感时刻，于大国关系和大国战略中纵横捭阖，在一定程度上遏止了美国的颓势，为里根时期的美国振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基辛格是美国历史上富有争议的人物，“既受人敬重又遭人痛恨”，即使在美国国内，人们也对他褒贬不一。这大概缘于他独特的思想历程和他人生的丰富、复杂。关于基辛格的著述很多，他自己也著述颇丰。而这本来自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的传记则独树一帜。
首先是突出了基辛格思想的演变和转变过程。因此这本书分为两册，上册为《基辛格：理想主义者》，下册为《基辛格：现实主义者》。弗格森强调，基辛格最大的成就是其思想，而了解其思想发展演变的过程显然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基辛格本人和他战略思维的认识。当我们通过阅读传记了解年轻的基辛格从一个理想主义者转变为从政时的现实主义者的经历时，真的不得不惊叹环境、时事和角色对于人生巨大的塑造能力。
其次，这本书有大量的的第一手资料。十年间，弗格森得以翻阅基辛格的私人文件，共计100多箱。为了获取最为原始的素材，作者偏重查阅事发时的文件和录音，而不是多年后采访中的证词。
正如这本书自序中所引用的著名传记作家博斯韦尔的话：给一个人立传，不仅要按时间顺序讲述他生活中所有最重大的事件，还要把他私下的所书、所言、所想糅合在一起。作者力图从多元的视角来描述基辛格，不仅从他个人的角度，还从美国的角度，从朋友、敌人和中立者的角度来解读。作者认为，“基辛格位高权重，说他在世界范围内纵横捭阖并不为过，为如此奇人立传必须要有全球视野”。
最后，作为知名的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的历史纵深感和深邃思考力为驾驭基辛格这样丰富且复杂的政治人物的传记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样有着深厚思想的历史学家为一个历史人物作传，思想上的心有灵犀为这本书的深度提供了保障。作者力戒夸张的赞颂，试图以平视的客观视角来认识和把握基辛格，把基辛格身上的神秘色彩进行了准确的还原。作者立志“如实直书”，写一部“实实在在的”基辛格传。作者希望反驳“这位教授从本质上说是一位马基雅维利的信徒，或是自己曾经论述过的19世纪欧洲均势政治的一个简单的翻版”这样过分简单化的结论。
中国读者对基辛格有一种特殊的心理，主要缘于他是中美“破冰之旅”的先行者之一，是“阿波罗计划”中率先踏上神秘的中国大陆的美国政府高官。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高官事隔二十余载第一次访华。基辛格数次受到周恩来总理接见，在《中美联合公报》的起草中发挥了其个人智慧。基辛格因成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推动者而载入史册。长期以来，基辛格先生一直致力于中美友好，是一个能够从战略高度看待中美关系的重要政要，也是传播中美友谊的使者。
诚然，作为杰出的犹太裔美国精英，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基于美国国家利益，是为美国利益服务的。但是中国读者通过阅读他的传记，不仅可以了解基辛格本人思想的形成，也可以更多、更深地了解美国外交和美国战略，从而为中美交流、中美新型伙伴关系的构建做出各自的贡献。
这本书洋洋洒洒，庞而不乱，始终紧扣基辛格思想发展和亲历的重大事件。既是传记，就包含深刻的人生感悟，无论对错，都可为各行各业的人士了解美国政界人士的人生经历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愿这本书能成为有识之士的人生启迪读物，更愿本书成为中美思想文化交流的一种尝试。
基辛格博士已经九十多岁了，他曾经数次来到外交学院与我院师生进行座谈交流。当人们问到他长寿的秘诀时，他说，主要是遗传基因好。我想，他的长寿也得益于他对世界历史所做的积极贡献。
我们祝愿这位中美关系发展最重要的见证人和推动者健康长寿，也祝愿老一代中美有识之士开创的中美关系继续发展。
王帆
外交学院副院长、教授
2018年1月8日
序言
给一个人立传，不仅要按时间顺序讲述他生活中所有最重大的事件，还要把他私下的所书、所言、所想糅合在一起，除此以外，我实在无法想象还有更完美的写法。只有这样，大家才能仿佛看到一个活生生的人，与他“在其人生的每个场景同呼吸”，像他那样真切地经历人生的几个阶段……斗胆说一句，你对本书传主的了解将会比对其他任何在世的人都全面、深刻。而且你对他的了解会一如其人，因为我声明我写的不是颂词，必须歌功颂德，我写的是他的生活……每一幅画有光也有影。
——博斯韦尔（Boswell），《约翰逊传》（Life of Johnson）
按照詹姆斯·博斯韦尔的理解，传记作家的任务就是让读者借他之眼看到一个活生生的传主。要做到这一点，传记作家必须了解传主。那就是说不仅要读别人勾勒传主生平的大量作品，还要阅读传主本人所写的全部作品。还有一层意思是，如果传主还健在，作家不仅要采访他，还要结识他，就像博斯韦尔结识约翰逊一样：跟他谈话，陪他吃饭，甚至结伴旅行。当然，这里有一个难题：既要结识传主，又不能受其影响太深，否则，你说你写的是他的生活，而不是颂词，读者是不会相信的。博斯韦尔对约翰逊的敬爱也是慢慢培养起来的，他的《约翰逊传》之所以写得好，无外乎两点：一是写出了约翰逊举止粗鲁、不修边幅，二是（如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所言）把自己写得很滑稽——约翰逊睿智，而他却直接浅白；约翰逊是英国人，呆板乏味，而博斯韦尔是苏格兰人，过于急躁。我的做法有所不同。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在致谢中已提到），除此以外，本书作者跟以往的传记作者相比有一个显著优势：我有幸查阅了基辛格的私人文件，不仅有他从政以来的文件（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还有他2011年捐给耶鲁大学的私人文件，那些私人作品、书信和日记时间跨度极大，最早的可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共计100多箱。我还对传主做过多次长时间专访。这本书不仅在写作时得到了基辛格的配合，而且其本身就是在他的授意下写就的。
正因如此，我料定一些心怀叵测的评论家会声称，我在某种意义上受到基辛格的影响或诱导，想给传主画一幅阿谀奉承的假画像。其实不然。尽管我得到允许，可以查阅基辛格的文件，也有人帮助我安排去采访他的家人同事，但我的唯一信念是在充分研究记录资料及其他可用证据的基础上，“竭尽全力去‘如实’记录他的一生”。我与基辛格在2004年签订了一份法律协议，协议里提到我的信念，最后一条是这样的：
虽然本作品的权威性会因为得到授权人（基辛格）的大力帮助而提升……（不过）更能提升其权威性的是作者的独立性；因此，双方理解并同意……作者全权编辑本作品定稿，授权人无权审查、编辑、修改本作品终稿，也无权阻止本作品的终稿出版。
只有一个例外：应基辛格博士的请求，我不能引用带有敏感个人信息的私人文件内容。我很高兴地说，他只在有限的几处行使了他的权利，每次都是跟纯粹的个人事务有关：其实是跟家庭事务有直接关系。
自开始撰写本书迄今已逾十载。岁月漫漫，痴心不改，我立志写一部“实实在在的”基辛格传记，用德国历史学家兰克的话说就是“如实直书”。兰克认为历史学家的职责就是从文献中推测历史真相——不是十几种文献（有一部被广泛传阅的基辛格传记引用的文献总共才十几种），而是成千上万种。我自然无法数清我和助手贾森·罗基特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查阅了多少档案资料，只能清点我们认为值得纳入自建数字数据库的文件有多少。目前共有资料8 380种，合计37 645页。但是这些文献不仅仅取自基辛格的个人和公共文件。总之，我们引用的材料出自世界各地的111个档案馆，有重要的总统图书馆中的文件，也有默默无闻的私人收藏者的藏品。当然，有些档案一直是保密的，有些文件一直是机密的。然而，相较而言，20世纪70年代的重要资料在数量上首屈一指。那个时代已经有了复印机和磁带录音机。有了复印机，各个机构很容易就把重要文件复制多份，这样，将来的历史学家就更有可能看到其中的一份。尼克松和基辛格钟情于录音机，加上“水门事件”后新闻自由进一步发展，许多本来绝不可能被记载的谈话，现在谁都能自由阅读。
我搜集材料时把网撒得尽可能又广又深，动机很明确。我决定不光从基辛格个人的角度看他的一生，还要从其他多个角度看他的一生，不光从美国角度来看，还要从朋友、敌人和中立者的角度来看。基辛格其人位高权重，说他在世界范围内纵横捭阖并不为过。为如此奇人立传必须要有全球视野。
对于这部传记，我一直以来都想写上下两部。问题是在哪里断开。最终我决定，上部就写到当选总统尼克松刚刚对世界宣布基辛格即将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国家安全顾问）之后、基辛格进驻白宫西翼地下室履新之前。这么划分有两点理由。其一，1968年年底，基辛格45岁，而我写本书时他91岁。所以，这一部差不多恰好涵盖他的前半生。其二，我想明确区分作为思想家的基辛格和作为行动者的基辛格。不错，1969年以前的基辛格不仅仅是一位学者。20世纪60年代那整整10年间，基辛格身为总统顾问和总统候选人顾问，直接参与了外交政策的制定。至少到了1967年，他已经积极参与外交事务，开始与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谈判，期望结束越南战争。但是，那时他还没有任何执政经验。他只是一名咨询师，还不是真正的顾问，更谈不上是决策者。事实上，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而反对新总统任命他为国家安全顾问。听说尼克松要任命基辛格后，艾森豪威尔抗议道：“基辛格是个教授，你可以让教授做研究，但绝不能让他当什么官……我要给迪克打电话劝劝他。”基辛格的确是先当教授，后来才成为政治家的。所以，我以为1969年以前对他如此定位比较在理：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外交政策理论家之一。如果基辛格没有从政，这部传记仍然值得一写，就好比如果凯恩斯没有离开剑桥大学校园去执掌英国财政部，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照样有充足的理由写一部漂亮的凯恩斯传记。
博斯韦尔首次见到约翰逊是在伦敦的一家书店里。我和基辛格的第一次邂逅也是在伦敦，是在康拉德·布莱克举办的一次聚会上。当时我是牛津大学的一名教师，教点儿新闻学，这位老政治家说很佩服我写的一本有关“一战”的书[1]，我自然受宠若惊。（还有一点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名模艾拉·麦克弗森一进屋，他立马撇下我迎了上去。）几个月以后，基辛格授意我为他的传记执笔，我很开心，但更多的是惶恐。我很清楚，他曾找过另一位英国历史学家写传记，那个人也接受了，后来却临阵退缩。当时，我只能看到不接受这份苦差的理由：我手里有几本书（包括另一部传记）的合同、我不是研究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专家、我需要一头扎进浩如烟海的文献、我难免要遭到克里斯托弗·希钦斯等人的严厉抨击。为讨论写传记的事，我们见过几面，打过几次电话，通过几封信，但在2004年3月初，我还是回绝了。这也就拉开了我介绍亨利·基辛格外交艺术的序幕：
太遗憾了！收到你来信的时候，我正在到处找你的电话号码，打算告诉你，我找到了原以为散佚的文件：一名管理员保存在康涅狄格州一个储藏室里的145箱文件，文件保存下来之后那个人就死了。里面有我所有的文件：作品、书信、断断续续的日记，至少是1955年以前的，有可能是1950年以前的，还有约莫20箱我从政以来的私人信函……
尽管如此，经过多次交谈，我承认中间也犹豫过，但我相信，你一定能对我做出一个明确的、不一定是积极的评价。
因此我感谢你，尽管我深感遗憾。
几个星期之后，我来到康涅狄格州的肯特镇翻阅文件。
然而，说服我写这部传记的是那些文件，而不是文件的作者。那些我曾看过的文件至今还令我记忆犹新。基辛格在1948年7月28日的一封家书中写道：“我觉得事情不只分对与错，还有很多中间地带……生活真正的可悲之处不是在对与错之间选择。只有最无情的人才会明知是错的，还偏偏去做。”麦乔治·邦迪于1956年2月17日给基辛格写了一封信：“我常想，哈佛会给她的儿子们（那些本科生）一个机会，让他们被自己喜欢的东西所塑造。这个机会，你这个哈佛学子得到了。对教职工来说，哈佛却只给了他们这样一个机会——一个危险的、也许是致命的机会，去受他们所痛恨的对象的影响。”弗里茨·克雷默于1957年2月12日给基辛格写了一封信：“现在情况好些了。你只需拒绝野心家面临的那些完全平常的诱惑，比如贪婪，以及学术上的好奇心。注意这种诱惑是你自己性格中固有的。正在引诱你的……是你内心最深处的原则。”有一则日记写的是1964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我们离开的时候……一个戈德华特的支持者一一核对了名单上的名字。上面没有我的名字。但他认识我，说‘基辛格，别以为我们会忘记你的名字’。”1965年秋访问越南的一则日记这样写道：“（克拉克·）克利福德后来问我怎么看总统的立场。我说我非常同情总统遭遇的困境，但是眼下危急的事是美国未来的世界地位……克利福德问我救越南人值得不值得。我说这个问题已经不存在了。”我越看这些东西越感到别无选择，这部书我必须写。十多年前，我头一天到伦敦罗斯柴尔德档案馆查阅档案的时候非常兴奋，这种感觉现在又回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