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反对俾斯麦的人 第20章 等待河内 第21章 1968 第22章 不可能的组合 .3
这不是说批评他的人都是反犹分子。有些批评罗斯柴尔德家族最猛烈的人本身也是犹太人。批评基辛格的人也有这种情况。海勒作品中的布鲁斯·戈尔德教授痛恨基辛格，他提出“一个隐秘而非凡的假说：基辛格不是犹太人”——这个假说的部分依据是他父亲的见解，“从来就没有一个牛仔是犹太人”。
按照戈尔德的保守观点，后人回忆基辛格时，不会把他当作像俾斯麦、梅特涅或卡斯尔雷一样的人物，而是当作一个可恨的讨厌鬼，对开战津津乐道。一般犹太人对弱势和苦难都有很强的同情心，而在他身上却难得流露一二。这不是一个愿意和笨蛋尼克松跪拜耶和华的可爱犹太人，也不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居然冷酷无情地对待自由的智利人……真是个厚颜无耻的小人！
要说美国犹太人对这个可谓最杰出的犹太人之子怀有矛盾心理，那未免太轻描淡写了。就连马兹利什和苏里这种仁厚的传记作家在描述基辛格与尼克松的关系时，也用到“法庭犹太人”“政策犹太人”等可疑的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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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核心问题在于我们如何评价基辛格的外交政策——既要看他的外交理论，也要看他的外交实践。绝大多数评论家认为，他的外交理论非常明确。基辛格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意思是，按照安东尼·刘易斯对“基辛格主义”的定义，就是“迷恋秩序与权力，牺牲人道主义追求”。用马文·卡尔布和伯纳德·卡尔布的话来说，尼克松和基辛格“两个人总体上都持一种现实政治观，认为实用主义高于道德准则”。20世纪60年代，斯坦利·霍夫曼不仅仅是基辛格的同事，还是其朋友和崇拜者，对尼克松任命基辛格为国家安全顾问表示欢迎。不过等基辛格出版第一部回忆录之后，他也加入了认定基辛格是现实主义者的阵营。他在一则恶毒的评论中写道，基辛格有“一种几乎是魔鬼般的心理直觉，一种把握性格暗流的本能，能洞悉他人的欲望和致命伤”。他还有一种“操纵权力的天赋——善于利用对手的优缺点”。
他是否在地缘政治以外还有什么其他设想，他为了制造平衡、约束捣乱者而工于心计、精于奖惩，这样做是否旨在实现某种理想中的世界秩序，这些可以任凭大家臆测……他的世界里只有权力二字，平衡不仅是秩序的先决条件，不仅是正义的前提条件，平衡就是秩序，就等于正义。
霍夫曼和很多学识不够渊博的作者一样，认定尼克松和基辛格（前者在本能上，后者在智识上）是“马基雅维利式的权谋政治家，这些人认为要保全国家，必须欺骗国内外对手，不能心慈手软”。这种判断多次重复出现。沃尔特·艾萨克森就说：“追求权力的现实政治与秘密外交手腕……是基辛格政策的基石。”约翰·加迪斯认为尼克松–基辛格组合是“地缘政治对意识形态的胜利”，他们两人认为美国国家利益始终至高无上。苏里说，基辛格“对理想主义话语是铁石心肠，因为现实主义强调广泛使用武力，随时准备使用武力，而理想主义则对此不以为然”。他总是将“国家需要置于道德顾虑之上”。
基辛格是个不讲道德的现实主义者的看法在人们心中已经根深蒂固了，即一个不肯牺牲一丁点儿美国利益的强硬的现实政治大师，绝大多数作者简单地认为基辛格是在效仿他的“英雄”梅特涅和俾斯麦。基辛格的确写过这两个人，一个是在20世纪50年代，一个是在20世纪60年代。但是只有那些没读过他文章的人（或随意曲解他意思的人）才可能联想到他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模仿这两个人在外交政策上的做法。“基凶格”研究中有件事很蹊跷，相较而言，很少有人重视他的著作《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书中，作者表现得毫无感情，老谋深算，主张分级使用核武器，这很容易叫人抓住把柄，证明基辛格博士其实就是斯坦利·库布里克电影里奇爱博士的原型。但是批评基辛格的人却宁愿谈其他战场，也不愿谈中欧战场，要知道中欧可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核心冲突区，即便爆发一场有限核战争也会将它夷为废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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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是基辛格学术生涯和政治生涯中的一件大事，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这是一场核武器竞赛，不止一次险些演变成一场毁灭性的热核战争。在某些方面，这也是美苏两大强国之间的一场竞赛，两国军队遍及全世界，但很少面对面兵戎相见。这是两种经济体制，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竞争，1959年尼克松与赫鲁晓夫的“厨房辩论”即为明证。这是两个情报机构之间的生死大博弈，在伊恩·弗莱明的《007》系列小说中得到美化，在约翰·勒卡雷的谍战小说中倒是演绎得比较准确。这是一场文化之战，喋喋不休的教授、巡回演出的爵士乐队、投靠敌国的芭蕾舞演员逐一粉墨登场。然而归根结底，冷战是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一边是美国宪法所暗含的启蒙理论，一边是一代代苏联领导人所宣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冷战时期的大规模迫害事件在华盛顿找不到，在美国的西欧盟国的首都也很少见。
我们从瓦西里·米特罗欣带到西方的秘密文件中获悉，克格勃的国际间谍和颠覆组织活动极为广泛，手段极为凶残。在全球冷战时期，也就是在那段与欧洲帝国衰落紧密相关的时期，苏联几乎每次都是先发制人，美国只能力所能及地予以报复。这种报复无疑有很多花样，手段龌龊。格雷厄姆·格林在作品《文静的美国人》中进行的讽刺一点儿都不错，书中那个美国人谈到“第三势力”时谁都能听出来那种帝国主义腔调。但是谈到经济发展和政治自由时，他说只有美国赢了，美国人民及其子孙后代的生活才会更好。所以批评美国政策的人必须拿出证据，证明不干涉政策（就是西班牙内战期间苏联、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偏袒一方时西方力量采取的策略，还有后来德国要求捷克斯洛伐克分裂时期西方国家所采取的那套政策）能够产生更好的结果。正如基辛格对法拉奇所说的那样，我们要先考虑“没有发生的事情的历史”，然后才能评价发生过的事情的历史。我们不仅要考虑美国政府在冷战时期行为的后果，也要考虑如果采取不同的外交政策可能出现什么后果。
假如1945年以后，美国根本不采取乔治·凯南的遏制战略而是回到原来的孤立主义，情况又将如何？反之，假如美国置加速核战争的风险于不顾，总想在与苏联的竞争中扳回一局，采取更为激进的策略，那又将怎样？这两种路线当时都有人鼓吹，正如基辛格任职期间既有人提倡要采取更强硬的政策，也有人提倡更折中一些的策略。任何指责决策者的人都必须拿出有效证据，证明自己认为好的政策使得美军的海外伤亡人数为零或比较少，对世界其他国家不会造成很大的负面二阶效应。更重要的是，在那些战略意义不大的国家（要描述阿根廷、孟加拉国、柬埔寨、智利、塞浦路斯和东帝汶也没有其他好办法）所出现的死亡人数也必须纳入对这个问题的考虑：如果采取不一样的决策，又会对美国与战略意义重大的国家（如苏联、中国及西欧大国）之间的关系产生何种影响？因为，基辛格本人曾经说过，政治家跟法官不同，法官可以对不同的个案做不同的判断。在冷战时期制定重大策略，要与心怀叵测而军力强大的对手进行持久斗争，在这种环境下必须同时考虑各种情况。
从这一点来看，冷战最大的疑团在于，美国虽然是最后的赢家，但这场战争为何旷日持久？美国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都远远比苏联富有（根据现有的最可靠数据估计，整个冷战时期苏联的平均经济实力不到美国的2/5），而科技上几乎总是走在前面，政治制度和流行文化也明显更具吸引力，在基辛格被任命为国家安全顾问前夕，美国就已经是一个强大帝国，不过是“受人欢迎的帝国”，而不是盛气凌人的帝国。世界上有64个国家有美国驻军。美国与其中至少48个国家有联盟条约。美国军队不仅整体装备精良，无可匹敌，而且不怕动用武力。据一项研究估计，1946—1965年，美国在海外武装干预的单起事件多达168个。美国军队长期驻扎在世界的一些主要国家，包括“二战”两大侵略国德国和日本。然而，冷战注定要再持续20年。况且，在整个超级大国对抗的时代，美国将自身意志强加于别国的日子更难过。一项对冷战时期美国7次军事干预所做的评估显示，就建立稳定民主制度而言美国仅成功了4次：“二战”后的联邦德国和日本，20世纪80年代的格林纳达和巴拿马。即便把这个清单扩展一下，算上引人注目的韩国，越战惨败的刺鼻烟云也一直笼罩着美国的历史。
1947年夏，乔治·凯南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匿名文章《苏联行动的根源》，这是他所谓的“遏制”策略的根本性文本之一。凯南语出惊人，他将苏联势力比作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中的商界豪门。
托马斯·曼认为，人类的制度经常在内部实际上已腐朽透顶的时候却对外表现出极为辉煌的样貌，他把布登勃洛克家族比作天上的一颗星，这颗星虽然实际上在很久以前已不复存在，但却照得这个世界非常明亮。谁能保证克里姆林宫投射到西方各国不满民众身上的强光不是一颗正趋于暗淡的星星散射出的强烈余光？依然存在一种可能，苏联内部就蕴藏着腐朽的种子，这些种子已经孕育得非常成熟了。
凯南写这番话时43岁，而1991年12月苏联最终解体时他已87岁。
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冷战这么漫长，这么难以应对？本书引人入胜的一大特点在于，基辛格在从政生涯一开始就拒不接受历史唯物主义和经济决定论，而他能够提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冷战无关经济，甚至也无关核储备，更无关坦克师。冷战主要是一个理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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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基辛格的人几乎众口一词，说他是个现实主义者，真的吗？问题的答案意义重大。因为假如他事实上不是梅特涅或俾斯麦再世，他的决策行为就不应该用常规的现实主义标准来评价：是否可以为了在最大限度上满足美国利益而不择手段？罗伯特·卡普兰写道：“现实主义讲的是外交政策中的终极道德抱负——通过有利的权力平衡避免战争……基辛格是欧式现实主义者，他考虑道德伦理问题比大多数自命为道德家的人都多。”马兹利什曾质疑基辛格的“更高道德目标”，卡普兰持相似观点，这两个人比那些阴谋理论家诽谤基辛格非道德、不道义更接近问题的核心，但依然与真相相去甚远。
1976年，有人问基辛格如何评价自己的政治成就，他答道：“我总想找到一个高于一切的概念，当然，有没有做到需要历史学家判断。”毫无疑问，下面我们会看到1969年基辛格踏进白宫时是有这个概念的。其实，之前20年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在设计、定义这一概念。他有句名言：“身处高位是教人如何决策，不是教人实质性的东西。大多数高官离职时的所感所思也就是他们任职时的所感所思，他们学到的是如何做决定，不是做什么样的决定。”而这番话也道出了现代学术研究标准的大部分内涵，在那些自告奋勇评判基辛格的人中，真正把他发表的作品浏览过一遍的人寥寥无几。1969年以前，基辛格出版了4部有分量的著作，在《外交事务》等杂志上发表过十多篇重要文章，在报纸上也发表了数量相当可观的文章。从事学者（即便这个学者后来做了高官）传记写作的人，其首要任务理应是阅读传主的作品。阅读基辛格的作品后可以看出，他的思想资本有两个基础：历史研究和理想主义哲学研究。
基辛格在战争时期的导师弗里茨·克雷默曾这样描述爱徒，说他“是历史的知音。这种本领再聪明也学不来。它是上帝的礼物”。他的哈佛同事约翰·斯托辛格回忆两人读研究生第一年见面时的情景：“他很强势，说历史永远都重要。他引用修昔底德的话宣称，现在虽然不会完完全全地重复过去，但必定与过去相似。因此，未来也必定如此……当务之急……我们应该研究历史，才能明白国家兴衰、人类成败的原因何在。”这将是基辛格一生的主题。基辛格与那一代其他大多数历史研究者唯一的不同在于，他敬畏历史胜过敬畏理论，或者说，基辛格外交政策理论包含这样一个特别的认知，即国家和国家政要是根据自身对历史的理解而采取行动的，舍此你便无法理解他们的所作所为。
但是基辛格在成为历史学家之前还有另一种身份，那就是历史哲学家。大多数根本性的误解正滋生于此。像几乎所有研究基辛格的学者一样，法拉奇想当然地认为基辛格受马基雅维利的影响很大，因而也崇拜梅特涅。基辛格在回答她的问题时很坦诚，也很有启发性：
说实话，在现代社会，马基雅维利那一套很少有人接受，也很难有用武之地。我发现他身上唯一有意思的地方是其考虑亲王意愿的方式。虽然有意思，但还没达到影响我的程度。你想知道谁对我影响最大，我告诉你两个哲学家的名字：斯宾诺莎和康德。真不知道你怎么会把我跟马基雅维利联系在一起。还有人竟然把我和梅特涅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这太幼稚了。关于梅特涅我只写过一本书，而针对19世纪国际秩序的建立与崩溃我写过好多本书，梅特涅这本只是该系列的第一本。最后一本写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仅此而已。可以说，我和梅特涅毫无共同点。
据我所知，只有一位传记作家完全听懂了那番坦率回答的含义。[1]基辛格压根儿就不是马基雅维利式的现实主义者，实际上他自从政生涯的第一天起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而他在本科阶段就沉迷于德国大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的哲学著作。的确，历史学家彼得·迪克森早在1978年就指出，基辛格自认为“比康德还康德”。他未发表的大四学业论文《历史的意义》从根本上就是对康德历史哲学的批评，毫不留情，却发自肺腑。论文完成快30年了，基辛格依然会引用康德的话来解释他何以发现外交政策上“两种道德原则之间存在明显的分歧”：一方面有责任捍卫自由，另一方面必须与对手共存。迪克森认为，虽然人们习惯将基辛格归为现实主义者，但他受理想主义的影响比摩根索喜欢的那种“现实主义”要大得多。我认为这是真的。事实上，基辛格91岁时出版的《世界秩序》[2]一书大量引用康德的观点即为明证。同时，我认为众多传记作家都没能看出基辛格奉行理想主义，这一点即便不是致命的问题，也严重损害了他们对基辛格的历史评价的准确性。
话得说清楚，我不是说年轻时期的基辛格是理想主义者，这个词不是通常描述美国外交政策传统时所指的那种意思，即强调“武力”从属于超越国家层面的法律和法庭。我用的是“理想主义”这个词的哲学意义，这可以回溯到阿那克萨哥拉和柏拉图所属的那一哲学流派，即认为（用康德的话说）“我们绝对不能保证我们推定的外部经验究竟是不是纯粹的想象”，因为“外部事物的现实经不起严格的证实”。不用说，并非所有的理想主义者都是康德那样的人。柏拉图认为物质是真实的，独立于人的感官而存在。伯克莱主教认定现实存在于人的大脑中，经验本身是幻觉。相反，在康德的“超验”理想主义中，“整个物质世界只不过是我们自身这个主体意识中的现象化外观”，但也存在本体这种东西，或者说“事物本身”，这是由大脑在经验而非“纯理性”基础上想象而成的现象。下面我们将看到，基辛格对康德的解读深远地影响了他自己的思想，这不仅是因为他怀疑鼓吹资本主义优越性的各种唯物论，而美国社会科学家提出这些唯物论是想对抗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对黑格尔提出的那种理想主义毫无兴趣；黑格尔的理论是一种历史综合论，正命题和反命题辩证融合，推动世界势不可当地向前发展。在基辛格眼里，最重大的历史问题是，康德对人类困境（个体会自由面对有意义的道德困境）的看法在多大程度上能与哲学家对世界终究注定走向“永久和平”的看法调和起来。1973年9月24日，也就是基辛格被确认担任美国国务卿两天之后，他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的演讲中提到康德的文章，这绝不是心血来潮。
两百年前，哲学家康德预言永久和平终究会到来——不是人的道德愿望的产物，就是现实必要的结果。过去看来像是乌托邦，明天很可能就变成现实，很快就会别无选择。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联合国宪章》所描绘的世界究竟会变成我们设想的模样，还是会出现由我们的短视所引发的灾难性后果。
大家知道，冷战结束时并没有出现灾难。现在回过头来看，尽管世界仍然远未实现永久和平，但显然太平了一些，除了中东、北非，世界各地有组织的暴力活动显著减少。这种结局在多大程度上归功于基辛格所说的设想这一问题至少到目前还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现在我可以说的是，如果用战争导致的死亡总人数来衡量，那么世界性暴力事件数量虽然在20世纪60年代激增，但1971—1976年已急剧减少。
迪克森很有前瞻性，他预见了如果冷战真的（事实也的确如此）结束了，并且没有出现什么流血牺牲，基辛格所说的那种困境会是怎样的情景：
基辛格认为不和可以暗中促成合作，主张国家要自我约束，他把外交政策描述为不同等级的责任，这些都旨在为……美国整体政治文化注入一种目标意识……是想在美国人开始严重质疑美国的世界地位的关键节点恢复历史的意义……基辛格政治哲学与所有战后政策的基本原理有严重分歧，而后者的根本思想是美国能拯救世界，能保证自由和民主……如果有朝一日美国真的履行了救世主的职责，那么基辛格将被视为持失败主义态度的领导人，一个低估民主理想与原则的魅力和意义的历史悲观主义者。
所以在苏联威胁仿佛变魔术一般消失之后，才开始有人对基辛格进行最严厉的谴责，这也绝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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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20年来，我花了大量时间深入了解权力的本质和战争与和平的原因。起初我重点关注的是德意志帝国和大英帝国，漂洋过海（大西洋）之后，我的注意力也许是无可避免地就转向了这个不敢说出自己名字的奇怪帝国——美国。不提其他，我对美国的批评是超乎党派的。2001年，我把克林顿的外交政策总结为“没有用尽全力”，因为这届政府过于关注国内谣言，过于排斥伤亡，没有运用好美国的强大作战能力。三年后，在布什政府派军占领伊拉克初期，我发表了一篇思考美国困境的文章：继承了英国自由帝国主义传统，相信自由贸易和代议政府的优势，但是受限于（这一点也许是致命的）三个赤字——财政赤字（因为不断攀升的福利津贴和债务必然会占用可用于维护国家安全的资源）、人力赤字（因为没有太多美国人愿意花太长时间去应对那些热带地区的穷困国家）以及最重要的一点，注意力赤字（因为任何对外国的重大干预在四年任期内都会降低支持率）。我预测了布什的继任者将采取的政策方向——“立即脱离先发制人原则和单边主义实践”，而那时根本不知道下一任总统是谁。我同时预测了美国即将撤军会带来哪些后果。
然而，我在研究基辛格的生平和其当权时代的过程中，逐步意识到自己的方法不够精细。特别是我没有注意到美国外交政策中历史赤字的重大作用：关键决策者不仅对其他国家的过去几乎一无所知，对自己国家的过去也几乎一无所知。更有甚者，他们常常并不知道自己的无知有什么错。最要命的是，他们只对历史略知一二，所以信心满满，但又因所知甚少，还达不到理解的程度。有一位官员在2003年年初肯定地告诉我，萨达姆下台后的伊拉克将来会跟共产党下台后的波兰非常相似，太多美国名流就像这位官员一样，根本不理解历史类比的价值与危险。
本书是一位知识分子的传记，但又不仅仅是一部知识分子的传记，因为在基辛格的思想演变过程中，研究和经验极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相互影响。因此，我渐渐把这部传记当作德国人所说的教育小说——既有哲理又带感情的教育故事。故事分为5个部分。第一部分先讲基辛格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童年时代，后来被迫移民来到美国，再后来以美国士兵身份回到德国。第二部分介绍基辛格在哈佛的早期生涯，读本科，读博士，当上初级教授，同时也介绍他向美国外交关系协会提交核策略那篇文章后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情况。第三部分介绍他的早期顾问经历，先是做总统候选人纳尔逊·洛克菲勒的顾问，后来做肯尼迪总统的顾问。第四部分讲他去往越南的曲折道路，而他也意识到美国无法成为越战的赢家。第五部分，也就是最后一部分，详细介绍他经历的各种事件，直到最后他完全出人意料地被尼克松任命为美国国家安全顾问。
基辛格酷爱读书，因此他的一部分学识不言而喻得益于作家，包括康德和赫尔曼·卡恩。然而从多方面来看，对他影响最大的不是书，而是人，他的精神导师，第一引路人是弗里茨·克雷默——如果说基辛格是浮士德，克雷默就是魔鬼靡菲斯特。除了导师的教导，他的亲身经历也让他受益匪浅。我的研究结论是，1969年1月基辛格踏入白宫时，已具备一些至关重要的思想资本，其中至少包括四条准则：一是他感到从最具战略性的选择中能看到其中恶的成分是多还是少；二是他认为历史为其他参与者的自我认知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类比和启示；三是他意识到有些行动方案的政治回报可能比不作为或报复性回报要少，尽管后者的最终成本可能会比较大；最后一条，他觉察到俾斯麦代表的那种外交政策中的现实主义诉求危机重重，尤其会导致众叛亲离，而政治家也容易陷入一味追求权力的泥淖。
我以为，年轻的基辛格志存高远，的确是一位理想主义者。
[1] 不可否认，这一部分是因为基辛格自己倾向于回避这个问题。2004年，历史学家杰里米·苏里问他：“你不会去违反的核心道德原则是什么？”基辛格答道：“我还没做好和大家分享的准备呢。”
[2] 《世界秩序》由中信出版社于2015年7月出版。——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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