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风险的回归
The Ascent of
Money
A Financial History of the World
保险是保护我们远离风险的唯一方式吗？
福利国家有什么局限？
套期保值是冒险世界里的好买卖吗？
导读
生活中充满了不确定性，没有人能够预知未来。
不管是由于气候变化，恐怖袭击事件增加，还是美国外交政策失误，各种突发事件导致的“恶果”，常常出人意料。人们无法完全保护自己的财产和生命，而他们能够做到的是，让别人一起来分担自己的损失。现代金融引入了保险的概念，这使得货币的崛起不再仅是财富的集聚，而包含了风险的分担。
很多人并不知道，现代保险业的真正先驱是数学家而非商人，并且还需要牧师们将理论转化为实践。当然，对于梦想福利国家的人们来说，他们也难以明白，“从摇篮到坟墓”，究竟是福还是祸？
在这个灾害频发的世界里，人们对安全的需求更加强烈。商业保险与福利国家制度的发展，为人们提供了多种选择。然而，社会福利的完善，在为人们编织安全网的同时，却加重了纳税人的负担。在公平与效率间摇摆不定，一直贯穿于公共决策的博弈过程中。谁来为我们养老？医疗费用会不会成为无底黑洞？福利制度会不会削弱社会的创新动力？这需要政策制定者和纳税人一同寻求答案。而我们也需要知道，保险公司到底是怎样的机构？保险究竟是社会的稳定器，还是投机的温床？保险机构的投资是否存在风险？保险与储蓄的区别在哪里？保障与保值是否具有同样的功能？
所
有金融驱动力中最基本的一点便是要避免预测未来，因为未来无法预知。这个世界是一块危险之地。我们当中很少有人能够一生都不会遇到一点霉运，事实上，其中一些人到最后会发现自己一生走了很多“背运”。通常情况下，这只是因为他们在错误的时间处在了错误的地点，譬如2005年8月最后一周的密西西比河三角洲，当时那里遭到卡特里娜飓风的两次袭击。最初，风速高达每小时140英里的飓风呼啸而来，当地许多修建在水泥地基上的木制房屋顷刻之间片瓦无存。之后，过了大约两个小时，30英尺高的龙卷风接踵而至，先后摧毁了用以保护新奥尔良免受庞恰特雷恩湖以及密西西比河侵袭的三道防洪堤坝，数百万加仑的急流旋即涌入城市。这便是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再比如2001年9月11日的世贸中心，或者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以来巴格达所经历的每一天，或者圣安德烈亚斯断层发生真正的大地震时的旧金山。
这里只有多种多样无法预知的未来，它们永远会让我们大吃一惊。
当萨达姆·侯赛因的倒台在伊拉克首都引发一场肆无忌惮的疯狂劫掠，而彼时美国前国防部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仍在漫不经心地夸夸其谈时，不尽如人意的事情便这样发生了。有人说现在这类事情发生的可能性相比以往更大了，不管是由于气候变化，或者恐怖袭击事件增加，还是由于美国外交政策失误所导致的“恶果”。但问题是：我们如何应对这些风险和不确定性呢？难道要个人来承担避免天灾人祸的责任吗？当事情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时，我们还应依靠我们那些同胞成立的非官方慈善机构吗？或者，当洪水袭来时，我们能够指望国家——换句话说，我们这些纳税人的义务捐款来拯救自己吗？
风险管理的历史表现为一种长期的较量，较量双方分别是我们保证金融安全（如苏格兰遗孀基金公司客户那样的安全）的徒劳愿望以及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某种“未来”的严酷现实。这里只有多种多样无法预知的未来，它们永远会让我们大吃一惊。
失效的保险
在孩提时期看过的美国西部电影中，那些“幽灵城镇”——被美国边疆地区快速变化的步伐遗弃的那些生命短暂的居所令我尤为着迷。但直到在卡特里娜飓风之后来到了新奥尔良，我才见到了首座完全演变成美国“幽灵之城”的城市。
我对曾在那里自由自在的经历有着愉快而模糊的记忆。作为一个10多岁的年轻人，我在新奥尔良首次体验了高中升大学之间的假期所带来的自由，那里是美国唯一让我在还未达到法定饮酒年龄便能够尽情享受啤酒的地方，这一切使得新奥尔良典藏厅里那些老年爵士乐手的演奏极为悦耳。如今时隔25年，那场严酷的飓风袭击已经过去将近两年，现在的这座城市仍然只是原来风貌的一个凄凉剪影。圣伯纳德教区是当时遭受飓风袭击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大约26 000家住户中，只有5家幸免于难。卡特里娜飓风总共导致1 836名美国人死亡，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路易斯安那的人。仅在圣伯纳德，死亡人数就达到47人。现在，你依然能够在当地废弃房屋的屋门上看到标记，用以区分是否发现了屋主人的遗体。这种做法效仿了在中世纪遭遇“黑死病”袭击时的英格兰。当我在2007年6月再次到访新奥尔良时，市政官员乔伊·迪法塔以及圣伯纳德其他市政官员仍在他们原来办公大楼后面的拖车上工作，原办公大楼内部在那场灾害中遭到了洪水破坏。风暴袭击过程中，迪法塔始终坚守在他的办公桌旁。后来，随着洪水水位不断上涨，他被迫撤退到了办公大楼顶上。在那里，迪法塔和他的同事们只能眼看着他们挚爱的家园消失在深褐色污秽浑浊的洪水之中而束手无策。飓风过后，目睹美国联邦紧急措施署的工作不力，他们感到非常气愤，于是下定决心自己重建被灾难破坏的一切。从那以后，他们开始了不知疲倦的工作，以期重建曾经紧密团结的社区（他们中的许多人，比如迪法塔，都是早年从加纳里群岛来到路易斯安那的移民后代）。不过，劝说数千难民返回圣伯纳德并非易事。风暴袭击已过两年，圣伯纳德教区的人口仍然只有卡特里娜飓风袭击之前的1/3，其中问题主要在于保险。事实上，位于圣伯纳德以及新奥尔良其他地势低洼地区的住房现在根本不可能获得保险。没有房屋保险，也就无从获得抵押贷款。
卡特里娜飓风之后的新奥尔良，这里是保险公司失败的地方
新奥尔良全部住宅中有将近3/4都在飓风中受损，因此几乎所有卡特里娜飓风幸存者都在这场灾难中失去了财产。飓风过后，受灾地区财产以及人员伤亡方面的索赔金额达到至少175万美元，预计保险损失将会超过410亿美元，这使得卡特里娜飓风成为美国近代历史上代价最大的一场灾难。不过，卡特里娜飓风并非只是摧毁了新奥尔良，它还暴露出当地保险体系的弊端。这种在1965年贝齐飓风之后引入的保险体系对保险责任进行了划分，其中私人保险公司负责飓风所致损失的保险，而联邦政府则负责洪水方面的保险。灾难过后，数千名保险公司评估人员分散到了路易斯安那以及密西西比河沿岸地区。据当地居民称，他们的工作并非帮助受灾的投保人，而是旨在明确投保人所遭受的财产损失源于洪水而非飓风，以此避免向投保人赔付保险金[31]。不过，保险公司未能战胜他们的投保人之一、前美国海军飞行员以及知名律师理查德·F·斯克鲁格斯——一位有“民事诉讼之王”称号的闻名遐迩的人物。
斯克鲁格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声名大噪，当时他代表因吸入大量石棉导致肺部受到致命损伤的造船厂工人发起诉讼，最终赢得5 000万美元的赔偿。不过，这同他后来受理的烟草公司赔偿案比起来还不值一提：他让烟草公司向密西西比州以及其他45个州支付了总额2 000多亿美元的赔偿金，以弥补在同吸烟有关的疾病方面耗费的医疗支出。这场诉讼（后来被拍摄成电影《局内人》而记录了下来）使斯克鲁格斯成为一个富有之人。据称，他在烟草共同诉讼案中的酬金高达14亿美元。换句话说，他的律师事务所在处理这一案例的过程中，每小时便有22 500美元进账。正是利用这笔酬金，斯克鲁格斯在帕斯卡古拉的海滨大道上购置了滨河住宅，那里距离他在牛津和密西西比的办公室路程较近（当然是乘坐私人飞机）。卡特里娜飓风后，这套住宅只剩下了水泥地基以及几处因受损过于严重而不得不在随后被夷平的断壁残垣。尽管保险公司（明智地）对他进行了赔付，但斯克鲁格斯获悉其他投保人受到的待遇之后颇为惊讶。于是斯克鲁格斯决定为他们提供代理诉讼服务，其中一位受到帮助的人便是他的妹夫特伦特·洛特，他是美国参议院前共和党多数派领导人；另外一个人就是斯克鲁格斯的朋友、密西西比州众议员吉恩·泰勒。这两人都在卡特里娜飓风中失去了房产，而且都受到了各自保险公司的冷遇。在其后代表投保人的一系列诉讼中，斯克鲁格斯坚持称保险公司（主要涉及州农场保险公司和奥尔斯泰特保险公司）试图推托他们本应承担的法律义务。斯克鲁格斯及其“斯克鲁格斯卡特里娜小组”进行了详尽的气象学研究，显示帕斯卡古拉等地几乎所有损失都是由洪水来袭几个小时之前的飓风所致。另外，斯克鲁格斯还受到两位愿意主动揭露真相的保险损失估价人员的协助，两人作证说，他们所工作过的保险公司曾经擅自修改报告，以便将损失归因于洪水而非飓风。保险公司在2005年和2006年间获得了创纪录的收入，这进一步刺激了斯克鲁格斯索赔的胃口[32]。一次，我们在那片他原来住宅的所在地（现在已经废弃了的荒地）见了面，他告诉我：“这与个人息息相关。这关乎我的家人、朋友以及从小一起长大的人。我每天凌晨3点半就会醒来，然后思索如何处理这个案子。”（引文有所修改）截至当时，州农场保险公司已经偿清了斯克鲁格斯代理的640个案例，赔偿总额达8 000万美元，这些投保人之前的索赔要求都遭到了拒绝；同时，州农场保险公司还同意就另外36 000个索赔要求进行复核。如此看来，保险公司做出了让步。然而，斯克鲁格斯的诉讼行动在2007年11月戛然而止，并以失败告终。当时，斯克鲁格斯、其子扎卡里以及另外3名同事被告上了法庭，原因是他们试图在一起卡特里娜诉讼案酬金分配纠纷案中向州法院法官行贿[33]。现在，斯克鲁格斯面临着最高5年的牢狱之灾。
这听起来似乎仅仅是发生在美国南部的又一个道德败坏的故事——或者是有些人聪明反被聪明误。然而，不管斯克鲁格斯如何从一个行善之人沦落为一个罪犯，现在的事实是，州农场保险公司和奥尔斯泰特保险公司已经宣布将墨西哥湾沿岸的绝大部分地区划为“非保险”区域。对于一个自然灾害频发，而且灾害过后保险公司又要疲于应付斯克鲁格斯之流的地区，为何还要冒险继续推行这类政策呢？这似乎包含着一种强烈暗示，即为帕斯卡古拉和圣伯纳德等地的居民提供庇护已经不再是私营保险公司应该负责的事。然而，美国立法官员们是否已经准备好通过进一步扩大公共保险范围来承担相关义务，情况也远未明朗。2005年飓风所导致的全部无保险资产损失最终可能将会耗费联邦政府至少1 090亿美元的灾后救援资金以及80亿美元的税收减免。如纳奥米·克莱恩所述，这就是一种功能失调的“灾难资本主义综合体”的症状，它将为部分人带来私人利益，但是却要广大纳税人承担灾难的真正损失。面对数额如此庞大的账单，到底什么才是正确的处理方法呢？当保险公司失效之后，难道唯一的选择就是将所有自然灾害国有化，从而为政府制造无止境的负担吗？
[31] 一个典型的针对墨西哥湾地区房屋所有者的政策就是“飓风免赔协议”。该条款承诺任何“由飓风引起或导致的风、阵风、冰雹、雨、台风或龙卷风对所保财产造成的直接损失或损坏”有一定比例的免赔金。这个条款后通常还附有一个免责条款：“我们……对在下列任何一项或几项免责情况不存在便不会发生的损失不予理赔。”这些情况包括“水损坏，指……洪水、表层水、波浪、潮水、海啸、湖浪、某一水体满溢或泼溅等一切损失，无论是否由风造成”。还有就是“针对这些损失，我们拒绝理赔时将不考虑：（a）这些免责情况产生的原因；或者（b）其他损失的原因；或者（c）是否其他因素与免责情况同时或先后发生造成了损害；或者（d）免责情况是突然发生还是逐渐产生”。这个例子很说明问题：保险人就是通过这种附属细则来减少其自身的责任，而受保人却不能一下子看穿其伎俩。
[32] 美国的财产和伤亡保险公司在2005年和2006年的税后净收入分别为430亿美元和640亿美元，而这一数字在之前的3年里平均不到240亿美元。
[33] 斯克鲁格斯的同犯泰摩西·鲍度西向莱基法官行贿4万美元时被人录了下来。“这个世界上知道这件事的人除了我和你，就是斯克鲁格斯。”鲍度西当时这样对莱基说，“就像我说的，世上就我们三个人知道这件事，而其中的两个就坐在这里，另一个就是斯克鲁格斯。他和我，怎么说呢？在过去的五六年里，有几个人死了，死在哪里只有我和他知道（表示威胁）。”2007年11月1日，鲍度西给斯克鲁格斯打电话说莱基法官现在“比之前更明白事理了”，并且问斯克鲁格斯是否打算“再抓紧点，你知道的，（再加个）大概1万左右”。斯克鲁格斯回答说他会“搞定的”。
保险的起源
当然，生活中总是危机四伏。飓风总会出现，正如战争、瘟疫以及饥荒总是无法避免一样。灾难既可能是较小的私人事务，也可能是重大的公共事件。每天都会有人生病、受伤或者突然失去工作能力。我们终将变老，最后连维持日常生计的力气都会消失。一些时运不济的人可能从出生之日起便无法自理。我们迟早都要离开人世，身后抛下一两个亲人。关键问题是这些天灾人祸中没有多少是随机事件。飓风的发生有其自身的规律性。疾病和死亡的发生同样具有各自的规律。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的每10年间，美国都会遭到1~10场次数不等的强烈飓风袭击（定义为风速超过每小时110公里、所掀起的海浪高于8米的风暴）。20世纪40年代美国曾经遭到了10场飓风袭击，最近的10年是否会打破这个纪录还未可知。借助涵盖了过去一个半世纪之久的数据资料，测算飓风发生概率以及规模成为可能。美国陆军工程兵部队形容卡特里娜飓风为“396场飓风之一”，意即任意一年美国遭受如此强度飓风袭击的可能性约为0.25%。不过，一家名为风险管理方案的公司提出了另外一种差别较大的观点。该公司在卡特里娜飓风袭击的数周之前作出判断，称如此规模的飓风“每4年发生一次”。这些意见相左的评估结果表明，如同地震和战争一样，与那些已经得到正确认识的风险相比，飓风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对于人类面临的绝大多数其他风险，这种概率能够得到更为精确的计算，这主要是因为这些风险发生的更为频繁，所以统计方法更容易进行测算。据统计，美国人一生中因包括各种自然灾害在内的自然外力作用而遭受的平均死亡风险为1/3 288，因建筑物发生火灾而导致的死亡风险为1/1 358，每个美国人遭遇枪击致死的可能性为1/314。但是，他们自杀的可能性更高（1/119）；同时更可能死于致命性交通事故（1/78），而可能性最高的则是死于癌症（1/5）。
在以前农业社会中，几乎每个人都面临着由于营养不良、疾病甚至是战争而提前死亡的严峻风险。同后人相比，那个时代的人们所采取的预防措施少之又少。他们更多地依赖于神灵或上帝的抚慰，因为他们觉得是神灵或上帝在掌控饥荒、瘟疫以及外敌入侵的发生与否。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人们才逐渐认识到关于天气、农作物产量以及传染病等方面的可测量性规律的意义。直到距离现代更近的时期——18~19世纪——他们才开始系统化地记录降雨量、农作物收成以及死亡率，这使得概率测算成为可能。不过，即使是在开始记录之前，他们便已经具备了储蓄的智慧：把钱储备起来，以备众所周知的（在农业社会一成不变的）极度“困难时期”使用。即使是在最原始的社会中，人们都至少知道贮存食物以及其他给养，用以帮助自己渡过难关。从远古时代开始，我们的氏族部落便依靠直觉懂得了集中资源共同使用是一种合理做法，因为只有群居才能保障真正的安全。考虑到我们祖先身体的脆弱性，保险的最早形式可能就是殡葬协会，这种协会通过贮存资源，保障部落成员死后可以举办一场体面的葬礼。（在东非一些最为贫穷的地区，这种协会依然是当地唯一形式的金融机构。）无论是要应对死亡、年老还是疾病或突发事故，为应对未来可能遭遇的困境提前作好储蓄是保险的基本原则，其中的技巧在于明确储蓄数量以及如何动用这些储蓄——不像卡特里娜飓风之后的新奥尔良——以保障灾难来袭时拥有足够的共同资金应对损失。但要做到这一点，你需要超乎寻常的精明。这为保险业历史源于何处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除了迷人而精明的苏格兰，还能有什么地方呢？
保险业的先驱
人们都说苏格兰是一个浸染着悲观主义的民族，这或许与苏格兰的天气有关——经常灰蒙蒙的、阴雨连绵。《预定论》并非一部特别令人振奋的信仰文献，尽管从逻辑上讲，无所不知的上帝已经知道我们哪些人（蒙拣选信徒）将会升入天堂，哪些人（绝大多数无望的罪人）将会沉入地狱。实际上，享受保险业发明者殊荣的应该是苏格兰长老教会的两位牧师，他们在距今250多年前的1744年创立了第一份真正的保险基金。
的确，保险公司在那之前的岁月里已经存在。“船舶抵押契约”——商船船基（即船身）的保险——是保险业作为商业分支的最初源头。有人认为第一份保险契约的签订时间可以追溯到14世纪早期的意大利，从那时起，安全保险方面的款项开始出现在商业文件中。不过，最早时候的这些协议具有向商人提供条件性贷款的性质（如同古巴比伦时期一样），如遇意外可能便会被取消，而非现代意义上的保险凭单。在《威尼斯商人》中，安东尼奥的“船队”显然没有获得保险，使他身陷夏洛克的阴谋诡计。直到14世纪50年代，真正的保险合同才开始出现，那时的保险费按照投保金额的15%~20%收取。到了15世纪，这个比率进一步下调到了10%以下。保存在当时的大商人弗朗西斯科·达蒂尼档案馆中的一份典型合同规定，保险公司同意承担源于以下方面的风险：“上帝、大海、人类战争、火灾、投弃以及国王、城市或其他人导致的延误、报复行为、被捕，和其他可能发生的任何损失、危险、灾难、受阻或困厄，但包装以及进出海关除外”。直到投保货物安全到达目的地并卸载完毕。逐渐地，这种合同实现了标准化——这一标准在被纳入了《商人习惯法》之后，沿用了数个世纪之久。不过，那时的承保人并非专业人士，他们也是商人，同样从事着各自领域的贸易活动。
从17世纪末期开始，一种更具专业特征的保险市场开始在伦敦成型。人们对于保险市场的关注无疑源自1666年那场导致13 000多户房屋被毁的伦敦大火[34]14年之后，尼古拉斯·巴尔邦创立了首家火灾保险公司。大约同一时间，一个专门的海运保险市场在爱德华·劳埃德位于伦敦塔街（后来是朗伯德街）的咖啡屋中发展起来。从18世纪30~60年代，前往“劳合社”（劳埃德咖啡屋）交流信息的做法变得更为普遍。到了1774年，一家新的“劳合社”在当时的伦敦皇家交易所成立，首批吸纳了79名终身会员，每位会员缴纳了15英镑会费。同之前的垄断性贸易公司相比，“劳合社”只是一个内部构造简单的实体，本质上说是一个由市场参与者组成的自治组织。其中，“保险业者”（他们要在保险合同下方签名，因此又被称为“劳合社”的“承保社员”）的责任无任何法律限定。那时的财务安排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量入为出”——目标就是每年募集足够的保险费，用于支付“劳合社”当年的支出，并从中赚取利润差额。1710年，专门从事火险业务的太阳保险办公室成立；10年之后（正值“南海公司泡沫”的鼎盛时期），专注于生命和海运保险的皇家交易保险公司和伦敦保险公司相继成立。直到此时，保险行业才引入了法律责任限定。不过，上述三家公司的经营依然建立在“量入为出”的基础之上。据伦敦保险公司的数据显示，该公司的保险费收入通常（但并非总是）高于财务支出，其中英法战争期间两项数额双双达到了顶峰（因为在1793年之前，伦敦保险公司向法国商人出售保险是相当正常的事情）。和平时期，保险业务逐渐恢复常态；而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绝大部分德国商业船队都购买了“劳合社”的保险服务。
同样的，生命保险早在中世纪便已存在。佛罗伦萨商人贝尔纳多·坎比的账簿中便记载了关于教皇（尼古拉斯五世）、威尼斯总督（弗朗西斯科·福斯卡里）以及阿拉贡国王（阿方索五世）等人生命的“保险”。不过，这些保险似乎与赌钱并无二致，类似于坎比在赛马上下赌注一样。事实上，所有这些形式的保险——甚至包括那些缜密的船运保险——全都是一种赌博。当时还不存在对投保风险进行评估的足够的理论基础。随后，经过一波极为显著的知识创新，从1660年左右开始，这些理论基础开始逐渐形成。总的来说，总共出现了以下6个方面的决定性突破：
1. 概率。法国数学家布莱兹·帕斯卡尔认为，提出“灾害造成的恐惧应当不仅仅与灾害的严重程度，同时还应与事件的发生概率成相应比例”这一见解的应该是波尔·罗亚尔修道院的一位修道士（记载于帕斯卡尔的《思想录》）。帕斯卡尔和他的朋友皮埃尔·德·费马曾经对概率问题进行了多年并不怎么严肃的研究，但对于保险业的演进来说，那是极具决定性的一点。
2.平均寿命。《思想录》问世的同一年（1662年），约翰·格朗特出版了他的《关于死亡公报的自然与政治观察》一书。在这本书中，格朗特试图依据伦敦官方的死亡人员统计来评估人们死于某种特定原因的“可能性”。不过，格朗特的数据并没有涵盖死亡人员的年龄问题，因此无法获得本应从中导出的信息。随后，同格朗特一样同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的埃德蒙德·哈雷运用普鲁士布雷斯劳镇（现在波兰境内的弗罗茨瓦夫）向英国皇家学会提供的数据在这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依据1 238个出生记录以及1 238个死亡记录，哈雷得出了一个生命统计表，揭示了每年非死亡性“赔率”：“每年之中一名20岁男子的非死亡性赔率为100∶1，而一名50岁男子的赔率为38∶1。”这成为保险精算数学的基石之一。
3.确定性。雅各布·伯努利在1705年提出：“在类似条件下，一件事情未来的发生（或不发生）频率将会与过去得出的情况保持一致。”他的“大数法则”表明，通过抽样调查，我们可以对一个装满两种球体的罐子的全部情况作出具有一定确定性的推断。这为统计显著性的概念以及附带特定置信区间（例如，如果罐子里面有40%是白球，置信区间为95%，那就表明其准确值应介于35%~45%之间——40%的正负5%范围内）的现代概率程式奠定了基础。
4.正态分布。亚伯拉罕·德·莫弗尔告诉我们，任何迭代过程的结果都可以沿一条依据他们与均值或标准偏差之间的方差形成的曲线来分布。德·莫弗尔在1733年写道：“尽管随机导致了非规律性，但比率还是将会无比显著。经过一定时间，那些非规律性将在原本固有规律的周期性复现中变得微不足道。”我们在第三章中见到的钟形曲线便代表着正态分布，其中68.2% 的结果都处在均值的一个标准偏差（正或负）之内。
5. 效用。瑞士数学家丹尼尔·伯努利在1738年提出“事物价值不能建立在其价格上，而应取决于它所产生的效用”，并且“财富方面的小幅增长所产生的效用与此前已占有的财产数量成反比”——换句话说，同一个对冲基金经理相比，100美元对于一个中等收入人士来说更具价值。
6. 推断。托马斯·贝叶斯在《关于求解一个随机理论问题的随笔》中（发表于1764年，当时作者已经去世），他给自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给定一项未知事件已经发生和失败的次数，求证该事件每次测试时的发生概率介于两个指定数额之间的机会。”然后，他又对这个问题作出了解答——“任意事件的发生概率都是依据事件发生预期所估算出来的价值与预期事件发生机会的比率”——这预示了一个现代公式，即期望效用等于事件发生概率乘以事件所带来的收益。
简而言之，现代保险业的真正先驱是那些数学家而非商人。不过，这确实还需要将理论转化为实践。
[34] 人类“亡羊补牢”的心态在火险历史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美国各州要求保险公司必须保持充足的责任准备金是1835年纽约大火之后才开始的。再保险业务也是在1842年汉堡大火之后才发展起来的，目的是为了让保险公司分担重大灾难的一部分风险。
保险的推广
如今，位于爱丁堡老城中心山上的灰衣修士教堂墓园因为那只守着主人坟墓的斯凯犬“忠狗巴比”而闻名遐迩。另外，这个墓园广为人知的另一个原因在于那些盗墓者——所谓的“掘墓盗尸人”，他们于19世纪早期来到这里，为爱丁堡大学医学院提供用于解剖的尸体。不过，灰衣修士教堂在金融史上的重要性主要在于这座教堂的牧师罗伯特·华莱士以及他的朋友、托尔布斯教堂牧师亚历山大·韦伯斯特所从事的早期数学研究。他们同爱丁堡的数学教授科林·麦克劳林一道，成功创立了首个建立在正确保险精算以及金融准则（而非商业赌博）基础之上的保险基金。
居住在那时候因臭气熏天而被赋予“老雾都”绰号的苏格兰首都，华莱士和韦伯斯特都对人类健康的脆弱性有着敏锐的觉察。他们两人都活到了高龄：分别是74岁和75岁。但麦克劳林仅仅48岁便离世，他在1745年苏格兰人民起义中试图躲避詹姆斯党人时不慎落马，从而暴露了身份。苏格兰高地地区的天主教派入侵只是18世纪中叶爱丁堡居民面对的危险之一。到19世纪，英格兰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只有37岁，那时爱丁堡的情况不可能好于英格兰，甚至可能同18世纪晚期居民平均预期寿命只有23岁的伦敦一样不容乐观——鉴于苏格兰首都声名狼藉的恶劣卫生条件，情况或许还会更为糟糕。在华莱士和韦伯斯特看来，其中一个群体尤为容易受到过早死亡。按照《安妮法》（1672年）规定，已故苏格兰长老教会牧师的遗孀和子女只能获得牧师去世之年的半年薪俸。从那之后，他们便会面临困窘的生活。尽管爱丁堡的主教在1711年又颁布了一个补充方案，但仍然是建立在传统的“量入为出”的基础上。华莱士和韦伯斯特知道这还无法达到人们要求。
我们倾向于将苏格兰牧师想象成谨慎、节俭、提防可能因为任何微小过错招致上帝惩罚的典型形象。但事实上，罗伯特·华莱士是一个极其嗜酒之人，同时还是一位数学奇才。他喜欢和兰肯俱乐部同样好酒的密友们推杯换盏，这个俱乐部的成员过去经常在兰肯旅店会面。[35]亚历山大·韦伯斯特的绰号是“善良的大酒瓶”，据说“烈酒的力量几乎无法影响韦伯斯特先生的思维和四肢”。不过，当面对预期寿命的计算问题时，两人便清醒得鲜有他人能比了。韦伯斯特和华莱士提出的计划独具匠心，这反映出他们不仅仅受到了此前加尔文主义宗教改革的影响，同时也受到了苏格兰18世纪文艺复兴的影响。他们认为，除了要求那些牧师每年缴纳保险费，用于这些牧师去世之后照顾他们的遗孀和孤儿之外，这些保险费应该被用于创立一种基金，然后进行收益性投资。
保险精神：正在爱丁堡布道的亚历山大·韦伯斯特
那些牧师的遗孀和孤儿将会获得投资所得的回报，而不仅仅是他们的保险费。要使这项计划得以实施，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对未来将会出现多少遗孀和孤儿，以及赡养他们需要收入多少资金进行精确预测。现代的保险精算师们仍然对韦伯斯特和华莱士所作测算的精确性惊诧不已。“一定要通过独特经验以及细致计算，确定遗孀在其丈夫死后需要的金额比例。”华莱士在一篇草稿中写道，“不过，开始时可能需要她们的丈夫在世时每年缴纳3倍的保险费……”随后，华莱士又开始研究他和韦伯斯特从苏格兰全境的长老会辖区搜集来的证据，并且发现“苏格兰在世的牧师人数似乎总是保持在930人的水平”。
……通过对过去20年的数据进行研究，我们发现每年（930人中）约有27名牧师辞世，其中18人留有遗孀，5人留有子女但没有遗孀，2人既有遗孀又有上次婚姻留下的未满16岁的子女；当遗孀全体数量统计完全时，3名领取养老金者又将去世或再婚，身后又抛下未满16岁的子女。
华莱士最初估算出来的任一时期遗孀的最多人数为279人，但麦克劳林对这种测算作出了纠正，指出假定遗孀死亡率恒定并不属实，因为她们不可能全部处于同一年龄。为了得出准确性更高的数字，华莱士转而求助于哈雷德的生命统计表。
苏格兰牧师遗孀基金的测算（1）
时间将会对他们的测算予以检验。依据这项计划的最终版本，每位牧师每年将会缴纳的保险费共有4种等级以供选择，这些钱将被用于创立一项基金，然后通过收益性投资（最初是向较为年轻的牧师提供借贷）赚取足够的收入，以便依据所缴纳的保险费等级向新遗孀支付10~25英镑不等的养老金，同时涵盖基金的管理费用。换句话说，“为苏格兰长老教会牧师的遗孀和儿女提供准备金的资金”是首个按照“极大值原理”运作的保险基金。这种基金不断进行资本积累，最终达到利息和收益足够支付最大数量的养老金以及其他方面支出的程度。如果测算错误，基金可能出现超过（或是问题更为严重的低于）所需资金数额的问题。经过至少五次对基金增长率进行评估的尝试，华莱士和韦伯斯特最终得出了一组预测数字，即从1748年年初到1765年，基金总额将从1 8620英镑递增到58 348英镑。事实证明，他们仅仅出现了1英镑的偏差。到1765年，基金的实际自由资本达到了58 347英镑。华莱士和韦伯斯特在有生之年见证了他们的测算被验证。
苏格兰牧师遗孀基金的测算（2）
1930年，德国保险专家阿尔弗雷德·马内斯给保险下了一个简明的定义，即：
一种依托于交互原则的经济制度，建立目的是提供一种资金储备，这种需要源于一种发生概率可以预先评估的偶发事件。
苏格兰牧师遗孀基金是同类基金中的首例，该基金的建立的确是金融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不仅仅是为苏格兰的牧师，同时也为渴望防范过早死亡风险的每一个人树立了模板。甚至在该基金完全投入运作之前，爱丁堡、格拉斯哥以及圣安德鲁斯的各所大学已经申请加入了。其后的20年间，依照相同模式建立起来的类似基金如雨后春笋般在英语国家相继涌现，其中包括费城长老会牧师基金（1761年）、英国公平公司（1762年）以及为苏格兰工匠的遗孀提供赡养费用的圣玛丽礼拜堂的联合公司（1768年）。
到1815年，保险原则已经广泛流行，甚至那些在与拿破仑战斗的过程中殒命的人们都接受了保险服务。滑铁卢战役中，一名士兵牺牲的概率为1/4。如果上了保险，他便知道即使战死沙场，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也不会流落街头，这给他们带来了一些慰藉。
沃尔特·斯科特先生的人寿保险政策
到了19世纪中叶，投保已经同到教堂做礼拜一样，成为了一种名望的象征。即便是小说家——他们通常在财务方面并无远见——也加入了。1826年，沃尔特·斯科特先生推出一项政策，向投保人保证即使遇到他去世的情况，投保人仍然能够拿回他们的保险金[36]。就是这样，一个原本计划用于保障几百位牧师遗孀生活的基金，稳步发展成为如今我们所知的经营一般保险和养老基金的“苏格兰遗孀基金公司”。尽管现在苏格兰遗孀基金公司仅仅是一家金融服务提供商，并且已于1999年被劳埃德银行收购，但它仍被视为加尔文主义盛行所带来的益处的典范。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源于那场在金融史上最为成功的广告运动[37]。
[35] 华莱士也是爱丁堡哲学学会的成员。他向该学会提交的论文《论古代与现代的人口数量》在某些方面的发现要先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
[36] 斯科特是第一次拉美债务危机（见第二章）引发的金融危机的受害者，也许是对房产的衷爱害了他。斯科特在阿伯兹福德的乡村别墅耗资不小，为了赚钱他成了曾出版过其著作的詹姆斯·巴兰坦公司及其附属的詹姆斯·巴兰坦出版社的一名悠闲的合伙人。他也是自己的出版商阿奇柏德·康斯坦布尔的投资者，因为他觉得证券市场的回报要比版税高。他对这些事守口如瓶，认为其与自己法院院长和郡长的身份不符。詹姆斯巴兰坦公司和阿奇柏德康斯坦布尔公司在1825年破产，这让斯科特背上了11.7万~13万英镑的债务。然而斯科特并没有卖掉阿伯兹福德的房子，反而发誓要通过写作来偿还债务。他最终成功了，可是身体大受影响，1832年便去世了。如果他早些离世的话，债主们将会成为苏格兰寡妇政策的受益者。
[37] 1986年的这条广告当时是由戴维·巴拍摄的，而扮演风情万种的苏格兰寡妇的则是演员罗杰·摩尔的女儿狄波拉·摩尔。
风险防范
人们在18世纪40年代未能料到的是，通过不断增加缴纳保险费的人员数量，保险公司及其“近亲”抚恤基金将会一跃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投资者之一——即如今那些统治了全球金融市场的所谓“机构投资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保险公司获准开始投资股票市场时，它们以迅猛之势购买到了英国公司的绝大部分股份。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叶，主要英国公司中的1/3都已成为他们的资产。如今，仅苏格兰遗孀基金公司的管理资金便超过了1 000亿英镑。保险费在发达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权重也在稳步提升，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2%左右增长到了现在的近10%。
现代概率理论诞生之前，保险公司只是赌徒；现在，它们则变成了赌场。
正如罗伯特·华莱士在250多年前意识到的那样，规模对保险至关重要，因为依据平均律，人们投入基金的保险费越多，那么对每年将要支出的资金进行预测便会变得越发容易。尽管无法提前获知具体某个人的死亡日期，但保险精算师可以利用华莱士、韦伯斯特以及麦克劳林率先使用的原理，对一个较大个人群体可能的平均预期寿命作出惊人准确的测算。除了投保人可能在世多长时间之外，保险公司还需要了解他们的基金投资能够获得多少收益。它们应当利用投保人缴纳的保险费购买什么呢？是伦敦保险公司首席精算师A·H·贝利等维多利亚权威人士推荐的相对安全的债券？还是存在较大风险但可能带来更高收益的股票？换句话说，保险就是日常生活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与金融领域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交集的部分。无可否认，精算科学赋予保险公司一种相对于投保人的固有优势。现代概率理论诞生之前，保险公司只是赌徒；现在，它们则变成了赌场。这样说的理由是——正如斯克鲁格斯沦落之前那样——胜负比率现在已经处于对下注者/投保人不公平的状态。不过，正如经济学家肯尼斯·阿罗很久以前曾经指出的那样，收益微小（不缴纳保险费）对非确定性巨大损失（灾难之后无法获得赔付）的赌博相比，人们更青睐于那种损失微小（每年缴纳保险费）对较小概率的巨大收益（灾难之后获得的保险赔付）的赌博。这就是为什么基思·理查兹和蒂娜·特纳分别为他们的手指和玉腿上了保险的原因。一些保险公司有计划地未对那些下了赌注的人们作出赔付，这将使它们因苏格兰式的远见所积聚的长久声誉转变为吝啬的恶名。要是不是这样就好了。
不过，这里仍然存在着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作为现代保险业的发明者，英国人仍然是世界上保险投入最多的民族，英国超过12%的国内生产总值都用做了保险费，这比美国人在保险方面的支出高出了1/3，同时是德国人保险支出的将近两倍。这似乎并无不妥之处，不过，稍加思考便会产生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会是这种状况呢？同美国不同，英国很少受到恶劣天气事件侵袭；我在有生之年遭遇的最类似于飓风的事件就是1987年10月的那场风暴。英国没有城市像美国旧金山那样位于地质断层线上。而且，同德国相比，苏格兰遗孀基金公司成立以来的英国历史始终保持着令人几乎无法想象的政治稳定。那么，为什么英国人购买这么多的保险呢？
问题的答案在于另外一种风险防范形式：福利国家。
从福利到福利
无论建立多少类似于苏格兰遗孀基金公司的私人基金，终究还是会有一些人处于保险覆盖范围之外，这些人要么过于贫穷，要么就是从未打算为可能出现的“困顿时期”进行储备。这些人的命运极度艰难：依靠私人慈善机构或管理森严的劳动救济所。在位于伦敦诺森伯兰大街上的规模巨大的圣玛丽勒本劳动救济所，“跛足、无能、年老以及失明”的穷人在困难时期总数可以达到1 900多人。当天气条件恶劣，工作机会稀少以及食物价格高涨时，男女“临时工人”将屈从于这种监狱一般的体制。《伦敦新闻画报》1867年曾经作出如此描述：他们先是经过大量冷热水和肥皂冲洗，然后获得一份包括6盎司面包和一品脱啤酒的晚餐；晚餐过后，他们的衣服将被收走进行清洗和消毒，同时会被提供温暖的羊毛睡衣然后被送去睡觉。《圣经》诵读者将会诵读祷文，整个晚上宿舍都要保持严格秩序和安静。……床铺包括一个椰皮纤维填塞的床垫，一个枕头以及一小块毛毯。夏季早晨6点，冬季早晨7点，他们便被唤醒，按照命令参加劳动。女人们被安排清扫病房，或整理旧麻绳；男人们则去干苦力。总之，用罢与晚餐种类数量一样的早餐之后，所有人在救济所的滞留时间不会超过4个小时。已经过消毒和寄生虫处理的衣服将在上午归还他们，那些选择对破烂不堪的衣服进行修补的人们将被提供针线以及用做补丁的布料。如果有人病了，救济所的医疗人员会对他们进行治疗；如果病情过重以至于无法动弹，他们将被送进医务所。
1902年伦敦劳动救济所中的两幅场景：他们整理旧麻绳以备船舶建设中使用。
这份报告的作者最后总结道：“‘业余临时工人’们无可抱怨……这些乐善好施的人已经做到了他们所能做到的极致。”不过，到了19世纪晚期，认为那些生活中的失败者应当过得更好的观点开始增强。应对风险问题的新型方法的种子开始生根发芽——这种方法最终演变成为福利国家。这种国家体制保险的目的是通过覆盖每位公民从出生到死亡的全部过程，最大限度地开发规模经济。
我们倾向于认为福利国家是英国人的一项发明。同时，我们还认为这是一种社会主义或至少自由主义的发明。但事实上，历史上首例医务国家健康保险和养老金并非起源于英国，而是起源于德国。20多年后，英国才开始效仿德国的做法。同时，这也不是出自“左派”之手——事实正好相反。如奥托·冯·俾斯麦自己在1880年所述，他的社会保险立法目的是“通过让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意识到自己享有养老金的权益，从而使他们产生一种保守的思想状态”。在俾斯麦看来：“一个年老之后享有养老金的人相对于没有养老金的人更容易对付。”使其自由主义对手颇为惊奇的是，俾斯麦竟然公开承认这是“一种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社会绝大多数必须承担责任，为无产阶级提供帮助”。不过，俾斯麦的动机并不是为他人着想。他曾评论说：“任何接受这种思想的人都将执掌政府。”直到1908年，英国人才开始追随俾斯麦的先例，当时信奉自由主义的英国财政大臣戴维·劳埃德·乔治引入了一种针对70岁以上公民、谨慎的、需要经过入息审查的国家养老金。随后又在1911年通过了《全民健康保险法》。尽管身为一名“左派”人士，但是劳埃德·乔治赞同俾斯麦的见解，即在一种选举权急速扩张的体制中，这些措施将成就选举获胜者。富裕人口数量多于贫困人口。当准备通过直接征税来支付国家养老金时，劳埃德·乔治将他1909年的财政预算标榜成为“人民的预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