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圣玛丽勒本劳动救济所用餐的人们。上帝的正义和善良可能没有立即在这些“囚犯”身上显现出来。
福利国家从政治活动中孕育而生，它在战争中走向成熟。
福利国家从政治活动中孕育而生，它在战争中走向成熟。世界大战拓展了政府在几乎所有领域的活动范围。随着德国潜艇致使总量至少7 759 000吨的商船运输货物葬身海底，应对战争风险显然已经超出了私人海运保险公司的能力所及。事实上，以前标准的“劳埃德方针”已经经过修改（1898年），从而将“对抗或战争性行动所导致的后果”排除在保险范围之外（所谓的“F.C.S”条款：“对俘虏和夺取不予负责”）。不过，随着战争的爆发，那些经过修改以期规避这种排除条款的各项政策纷纷被撤销。这时候，国家适时插手，实际上是效仿美国实现商业运输业的国有化，并且（预言性地）允许保险公司将1914~1918年间任何船只的受损情况纳入战争“后果”范畴。随着和平的到来，政治家们又赶紧在1920年引入了失业保险方案，以便对劳动力市场遣散所引发的后果起到缓冲作用。这个过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之后再次重演。英国的社会保险形式在《社会保险及有关的事业部会联合委员会报告：1942》中得到极大扩展，这个由经济学家威廉·贝弗里奇担任主席的委员会建议通过制订多种国家计划，向“短缺、疾病、愚昧、贫困以及失业”发起一场范围广泛的进攻。在1943年3月的一次广播讲话中，丘吉尔作出如下总结：“覆盖所有阶层的、全方位的、从摇篮到坟墓的国家强制保险。”通过政府政策废除失业，这种政策能够“根据情况所需施行或废止，从而对事态发展起到平衡作用”；“国家所有制和企业规模扩大化”；更多公共性保障住房；公共教育改革以及得到较大程度扩展的健康和福利服务。
对于国家保险的争论并不仅限于社会公平问题。首先，国家保险可以涉足私人保险公司惧怕触碰的领域。其次，全体以及有时是强制性的参保成员数量避免了对耗资巨大的广告和销售活动的需要。再次，作为20世纪30年代的顶级权威，“多种数据的集结应当可以使统计经验更为丰富，从而得出更为稳定的平均值”。换句话说，国家保险应用了规模经济；因此，为何不使国家保险尽可能广泛化呢？《贝弗里奇报告》不仅在英国，而且在全世界都受到了狂热的追捧，这多少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现在仍然认为福利国家带有“英国制造”的标签的原因。然而，世界上的首个“福利超级大国”——最为深入地贯彻福利原则并取得最大成功的国家并非英国，而是日本。没有什么能够比日本的经历更为清晰地阐释战争国家与福利国家的密切联系。
日本的保险业
20世纪前半叶，日本遭遇了连续不断的灾难袭击。1923年9月1日，一场剧烈地震重创日本关东地区，导致横滨和东京两座城市受到严重破坏。灾区共有超过12.8万栋房屋完全被毁，同样数量的房屋部分受损，900多栋房屋被海水卷走，另外还有大约45万栋房屋在地震之后的火灾中烧毁。不过，日本人都上了保险。1897~1914年，日本保险业从一无所有最终发展成为一个生机勃勃的经济组成部分。从事该行业的30多家公司提供覆盖大海、死亡、火灾、征兵、交通事故、入室盗窃等方面损失的大概13种完全不同门类的保险服务。譬如，大地震发生的1923年，日本公民购买了总额为699 634 000日元（当时约合3.28亿美元）的新生活保险，平均每份保单为1 280日元（当时约合600美元），而该地区大地震造成的损失总额为46亿美元。6年之后“经济大萧条”来袭，随即将一些农村地区逼到了饥饿的边缘（这个时期，日本70%的人口都在从事农业，这部分人口中的70%总共的土地占有量仅有1.5公顷）。1937年，日本对中国发动了耗资巨大但最终却毫无所得的战争。随后，1941年12月，日本又投入了同世界经济“巨人”美国的战争，并最终以在广岛和长崎付出致命代价收场。除了在日本毁灭性的帝国征途中牺牲的大约300万生命之外，到1945年，日本的全部股本价值已经被美国的轰炸机摧毁得干干净净。依据《美国战略轰炸调查》的统计，60多个日本城市中，至少40%有经过规划建设的地区遭到破坏；250万栋房屋被毁，致使830万人无家可归。实际上，当时唯一一座完整幸存下来的城市（尽管并非毫发无损）便是曾经的日本帝都京都——一座仍然浸透着日本以前的气质的城市，同时也是迄今为止仍然保存着日本传统木质市政建筑“町屋”的最后处所之一。只要瞥上一眼这些又高又单薄的建筑，看看它们的滑门、纸质屏风、精致的梁柱以及草席，那么日本城市那时候“弱不经火”的原因便不言自明了。
如同其他穷兵黩武的国家一样，日本带来的教训很清楚：世界是一个如此危机四伏的地方，以至于私人保险公司根本无力应对。（即使是在美国，90%的战争损失风险都要由联邦政府通过战争损失公司来承担。这个公司是历史上利润最为丰厚的公共部门实体之一，因为众所周知，美国的大陆从来没有遭受过任何战争损失。）尽管在努力往好处去做，但是当时在日本，个人根本无法保护自己免受美国空军的伤害。几乎所有地方采取的措施都是由政府接管——实际上就是实现风险的国有化。当日本在1949年开始着手筹划全民福利体系时，他们的“社会安全咨询委员会”参照了英国的先例。作为一位全民保险制度的笃信者，近藤文治认为已经到了拥有日本的“贝弗里奇”的时候了。不过，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比贝弗里奇所计划的更为深入。据“咨询委员会”的报告所述，他们的目的是：
创造一种体制，其中包括采取措施，通过国家付款来保障在疾病、受伤、生育、残疾、死亡、年老、失业、家庭成员过多以及其他贫穷诱因条件下的经济安全……（同时）贫困人口将会通过国家援助获得最低生活保障。
那时的日本是一个作出了“战争–福利国家”承诺的国家，通过保障社会安全换取军队的牺牲。
从现在起，福利国家将会保护他们的人民免受现代生活中所有意外情况之苦。如果他们生来多病，国家埋单；如果他们无法承受教育费用，国家埋单；如果他们无法找到工作，国家埋单；如果他们病情严重无法工作，国家埋单；如果他们退休了，国家埋单。当他们最后与世长辞，国家将会赡养他们抛下的家属。这无疑契合了战后美国占领的目标之一——“用一种福利经济取代封建经济”。不过，如果凭此臆断日本是在“一种外国势力的大力强迫之下”实施福利国家政策的，那就错了。事实上，日本人是自己为自己建立了福利国家——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很久之前便已经开始这样做了。这种行为真正的驱动力源于一个20世纪中叶国家渴求体格健壮的士兵和工人的贪婪欲望，而非社会利他主义。正如美国政治学家哈罗德·D·拉斯韦尔所言，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变成了一个“卫戍之国”。那时的日本是一个作出了“战争–福利国家”承诺的国家，通过保障社会安全换取军队的牺牲。
20世纪30年代之前，日本已经存在一些基本社会保险：工厂事故保险以及健康保险（1927年专为工厂工人引入）。不过，这类保险的投保人数不足工业劳动力的2/5。令人记忆犹新的是，1937年7月9日，即同中国开战仅仅两个月之后，日本帝国政府批准了成立日本厚生省的计划。这项计划的首要步骤便是引入一种全民健康保险的新型体制，以弥补现有的工业员工保险项目。从1938年年末到1944年年末，这项计划覆盖的公民数量从刚刚超过50万人猛增到4 000万人，前后增长将近100倍。其目的一目了然：更加健康的民众将确保为天皇的武装部队输送更加健康的新兵。那句战时口号——“全民皆兵”被改编成了“全民皆有保险”。为了保证全民投保，医疗行业以及工业都要服从于国家。另外，日本在战争期间还引入了针对海员和工人制订的强制养老金计划，其中国家承担全部成本的10%，雇主以及员工分别缴纳员工工资的5.5%；同时引入的还有一些关于实施大规模公共住房供应的初始步骤。因此，战后日本发生的事在很大程度上是战争–福利国家的延伸，“全民皆有保险”。日本推行失业保险，而不再是早期那种即使是在拮据时期也要向员工支付工资的家长式做法。部分日本人倾向于从民族主义的角度考虑福利问题——一种民族提升的和平方式，这不足为奇。事实上，那份在1950年提出的附有英国模式的建议报告遭到了政府的否决。到了1961年，即摆脱美国控制之后很长时间，这份报告中的绝大多数建议才最终得到采纳。到了20世纪70年代晚期，一位名叫中川八洋的日本政治家骄傲地夸耀日本已经变成“福利超级大国”，因为日本的体制的确不同于（当然是优于）西方模式。
当然，日本的体制在制度上并不存在什么独特之处。多数福利国家都是给予全民从摇篮到坟墓的保障。不过，日本的福利国家体制似乎创造奇迹般的效果。从公共健康方面来看，日本在平均寿命方面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同样，在教育方面，日本也在同领域具有领先地位。20世纪70年代中期，日本高中毕业人口达到了总人口的大约90%，相比而言英格兰只有32%。另外，日本还创造了一个与除瑞典外的任何西方国家相比更加公平的社会。同时，日本拥有世界最大规模的国家养老基金，以便每个退休的日本人在其理应享受的多年（通常是相当多年）休息期间，能够同时获得大量的红利和固定收入。这个福利超级大国同时还创造了一个节俭的奇迹。1975年，日本国民收入中只有9%投入了社会保险，而瑞典的这一比率达到31%。日本在税收和社会福利方面的负担大约只有英格兰的一半。在此基础上，这个福利国家的一切似乎都完全合情合理。日本已经实现了所有方面的安全——消除风险，与此同时保持快速的发展壮大，以至于到1968年就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此前一年，赫尔曼·卡恩曾经预测说日本的个人平均收入将在2000年之前赶超美国。实际上，中川八洋认为，如果将福利计算在内，“日本工人的实际收入（已经）至少超过美国人3倍”。福利正在这个战败国产生效果，使日本成为领先国家。其中的关键并不在于外国强权支配，而在于国内安全网络。
不过，这里还有一个隐情——在战后福利国家的设计之中存在一个致命性缺陷。福利国家可能在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得到顺利运行，但在西方世界国家中并非如此。尽管在地形以及历史层面具有诸多相似之处（欧亚大陆附近群岛、帝国历史、头脑冷静、举止严谨），但日本和英国拥有截然不同的文化。表面上看，他们的福利体制颇为相似：依据原先“量入为出”模式实现资金供给的国家养老金、全民健康保险、失业津贴、农民补贴、严格管理的劳动力市场。但是这些制度在两个国家的运行方式迥然不同。在日本，平等主义是优先的政策目标，同时一种顺从主义的文化鼓励人们遵守相关规定。相比之下，英国的个人主义导致人们以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对待这一体制。在日本，公司和家庭始终在福利体制中扮演着坚实的支撑角色。雇主主动提供补充津贴，不愿解雇工人。20世纪90年代，年龄在64岁以上的日本人中约有2/3同子女生活在一起。而在英国，雇主会毫不犹豫地在困难时期大幅削减工人工资，同时人们更有可能将年老的父母抛给慈悲的国家医疗服务制度。福利国家把日本缔造成了一个经济超级大国，但在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却收获了相反的效果。
英国保守党派认为，最初的国家保险体制已经堕落成为一种国家施舍以及税收征敛的体制，这极大地偏离了其经济动机。1930~1980年，英国的社会转移支出从最初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2%升至1960年的10%，随后在1970年和1980年分别达到了13%和17%，这比同时期的日本高出了6%。卫生保健、社会服务以及社会安全耗费的政府财政支出达到了国防支出的3倍，但其结果却令人甚为沮丧。福利方面不断增加的财政支出伴随着经济的低速增长以及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通货膨胀。其中一个尤为严峻的问题是长期缓慢的生产力增长（1960~1979年，英国从业人员的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仅为2.8%，而同时期的日本为8.1%），这反过来似乎又与英国工会的交涉技巧密切相关（相对于彻底的“罢工”，“怠工”是一种更好的选择）。同时，高收入以及资本收益方面超过100%的边际税率，也阻碍了传统形式的储蓄和投资。英国福利国家似乎剥离了那种资本主义一旦失去便无法正常运行的刺激因素：努力奋斗的人收获大量金钱的“胡萝卜”；懒散懈怠的人遭受艰苦生活的“大棒”。其结果便是一种“停滞性通货膨胀”：增长不景气加上高通货膨胀。同样的问题也在困扰着那时的美国，当时美国用于健康、医疗保险制度、收入安全以及社会保障方面的财政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率从1959年的4%增长到了1975年的9%，并首次超过了国防支出。同样，美国的生产力也是鲜有增长，而且停滞性通货膨胀甚嚣尘上。怎么办呢？其中一个人——以及他的学生们——认为自己知晓答案。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他们的影响，过去25年间一种最为显著的经济趋向将在西方福利国家中土崩瓦解——从而再次使倍感震惊的人们遭遇了他们认为已经摆脱了的反复无常的“恶魔”——风险。
福利国家怎么了？
1976年，一位身形矮小的芝加哥大学教授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作为一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名誉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将“通货膨胀源于货币供应的无限量增长”这一思想唤回了人们的视野。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弗里德曼与他人合作写就了一本关于美国货币政策的有史以来最为重要的著作，在这本书中，他将“经济大萧条”的责任归结于美联储。不过，弗里德曼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前最为关注的问题却是：福利国家到底出了什么问题？1975年3月，弗里德曼从芝加哥飞往智利为这一问题寻找答案。除了出席讲座和研讨会外，他还前往位于圣迭戈的莫内达宫与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将军举行会谈。
仅仅18个月之前，即1973年9月，军方坦克刚刚轰然驶过圣迭戈，并推翻了智利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之前，阿连德曾试图将智利转化为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不料计划未成，反而导致国内经济的全面混乱，智利议会随即呼吁军方接管政权。当空军战机正在对莫内达宫实施轰炸的时候，总统阿连德的反对者们在附近卡雷拉酒店的阳台上举杯相庆，享受着美味的香槟。莫内达宫内，总统孤身一人进行着一场绝望的战斗，身边只有一杆AK47步枪——那是他始终都在努力看齐的菲德尔·卡斯特罗送给他的礼物。当他看到坦克轰鸣着向他驶来时，他意识到他的梦想彻底终结了。已被逼入总统官邸未被占领的角落中的阿连德最终决定饮弹自尽。如今35年已过，人们依然能够在广场周围的一些建筑物上看到那个时期留下的弹孔。
米尔顿·弗里德曼
智利政变只是战后福利国家在世界范围内面临危机的一个缩影，提出了关于互相对立的经济体制之间无可避免的抉择难题。伴随生产崩溃和通货膨胀高涨，智利的全民保险和国家养老金制度无法挽回地走向了破产。对于阿连德来说，问题的答案在于一种对经济生活所有方面完全的苏维埃式接管。那些将军及其支持者们知道他们反对这种制度，但是现状明显也已难以为继，他们到底应该支持哪一方呢？正在这个关头，米尔顿·弗里德曼来了。弗里德曼与皮诺切特举行了长达45分钟的会谈，随后为皮诺切特起草了一份有关智利经济形势的评估报告，敦促皮诺切特降低政府财政赤字，因为弗里德曼认为这是智利通货膨胀高涨的主要原因，那时候智利的年通胀率高达900%。弗里德曼的访问结束一个月之后，智利军政府宣布将“不惜一切代价”制止通货膨胀。军政府将政府开支削减了27%，同时放火焚烧大捆的纸币。不过，弗里德曼所提供的建议并不仅仅是他的专利性货币政策“休克疗法”。在返回芝加哥后写给皮诺切特的一封信中，弗里德曼指出通货膨胀的“问题”并非“新近所致”，而是源于“45年前开始的追求，只不过是在阿连德政权期间达到了顶峰”。弗里德曼后来回忆说：“我当时的总体原则……就是他们现在的困难几乎完全源于长达45年的追求集体主义以及福利国家的趋向……”另外，弗里德曼还向皮诺切特保证：“通货膨胀的结束将会带来资本市场的急速扩张，从而为仍然掌握在政府手中的企业和相关业务向私营领域过渡提供极大便利。”
由于提供了这个建议，弗里德曼发现自己成了美国媒体公开指责的对象。毕竟，他是在给一个军事独裁者充当顾问，而这个独裁者曾经杀害了2 000多名真正的或是可疑的共产主义者，并对另外将近3 000多人进行了残酷折磨。《纽约时报》质问道：“……如果纯粹的芝加哥经济理论以镇压为代价在智利得到实施，那么它的始作俑者不应该承担相应责任吗？”
芝加哥在智利新政府中的角色并不仅仅只是米尔顿·弗里德曼的一次访问。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定期会有一批聪明年轻的智利经济学家通过圣迭戈天主教大学与芝加哥大学的交换项目前往芝加哥学习，并在学成归来之时带回了关于智利需要平衡预算、减少货币供应以及实现贸易自由化的信念。这些人便是所谓的“芝加哥小子”、弗里德曼的“步兵”：若尔热·考阿斯，先后担任皮诺切特政府财政部部长和经济“超级部长”；塞尔希奥·德·卡斯特罗，若尔热·考阿斯财政部部长职位的继任者；米格尔·卡斯特，先后担任劳工部部长和智利中央银行行长；还有另外至少8人学成于芝加哥，然后在皮诺切特政府中任职。甚至在阿连德政权沦陷之前，他们便筹备了一套因为手稿厚重而被称为“砖块”的详细改革计划。不过，智利军政府所采取的最为激进的措施，却出自一位之前选择前往哈佛大学，而非芝加哥大学学习的天主教大学学生，他的思想在同一代人中对福利国家的挑战最为深远。撒切尔和里根主义紧随而来，一场针对福利制度的强烈冲击在智利展开。
对于何塞·皮涅拉来说——皮诺切特攫取政权时，他刚刚24岁——从哈佛大学返回智利的邀请使他陷入了难以抉择的两难境地。一方面，他对皮诺奇特政权的性质不抱任何幻想。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这是一个将其在来到新英格兰以来脑海中形成的各种思想付诸实践的良机。在他看来，关键问题并不仅仅在于抑制通货膨胀，其中必不可少的一步是要在财产权与政权之间建立联系，这是北美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尝试取得成功的核心所在。皮涅拉认为，要实现这一步，最为有效的方法是要对福利国家进行彻底检查，其中首先需要改革的便是旨在支付国家养老金以及其他津贴的“量入为出”体制。如他所言：
最开始时的大规模保险系统俨然已经变成了一种征税体制，今天的保险费收入用于支付今天保险金，而不是积累成为一个基金以备日后之用。这种“量入为出”的方法已经取代了权益实践中的节约原则。……（这种方法）根植于有关人类行为的错误观念中。它在个人层面上损坏了缴纳保险费以及获取保险金的联系，换句话说，就是努力与回报之间的联系。无论这种方法在哪里得到大规模和长时间的实施，都将造成毁灭性后果。
1979~1981年，作为劳工部部长（以及后来的矿业部部长）的皮涅拉为智利建立了一种全新的养老金制度，并且给予每位工人选择国家养老金制度的机会。他们可以不再缴纳工资税，转而将等量资金（他们工资的10%）存入一个个人退休金账户，并且由私营以及竞争性的养老金管理公司（AFP）经营。到了退休年龄，工人们可以取出这部分钱购买养老保险；或者，如果他们愿意，他们可以继续工作和存钱。除了养老金，这项计划中还包含残疾以及人寿保险。这种做法是为了让智利工人感受到他们缴纳的那些钱确实是他们自己的资本。用埃尔南·布基（帮助皮涅拉起草《社会安全法》以及实施健康医疗改革）的话说：“社会计划必须包括促进个人努力以及逐渐为自己的命运负责的刺激因素。没有比导致社会寄生现象的社会计划更悲惨的了。”
皮涅拉冒了一次险。他给工人们一个选择机会：坚持“量入为出”的原有制度，或者选择新的个人退休金账户。他定期在电视中露面对工人们进行劝诱，安慰他们说“没人会夺走你们祖母的支票”。皮涅拉态度坚决，严厉摒弃那种由国家的工会而非工人个人负责为他们的成员选择养老金管理公司的建议。最终在1980年11月4日改革获得通过，并且——按照皮涅拉恶作剧般的建议——从次年的5月1日，即国际劳动节那天开始生效。公众的反应异常活跃。截至1999年，已有超过70%的工人转换到了私有制度。他们每个人都收到一个崭新的本子，里面记录着他们的缴纳金额以及投资回报。截至2006年，已有770万名智利人拥有了个人退休金账户；另有270万人加入了隶属于“预防医疗机构体系”的私有健康计划保险服务，该体系允许工人们在国家健康保险以及该体系推崇的私营提供商之间作出选择。这听起来可能不太真实，不过——同皮诺切特统治下实施的其他受芝加哥启发的改革一道——这项改革是和马克思主义者阿连德曾在1973年计划的行动一样巨大的革命。另外，这项改革引入之时，智利正处在由于判断失当所引发的经济极度动荡时期。1979年，当通货膨胀已经得到抑制的时候，智利政府决定将智利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利率旋即出现上扬，通货紧缩的压力迫使智利突然陷入经济衰退，并且可能被迫脱离“芝加哥–哈佛”的高速路。1982年，智利经济骤缩了13%，似乎证明了“左派”批评家弗里德曼的“休克疗法”。一直到1985年年末，这场危机才真正结束。到了1990年，这场改革的成功才逐渐清晰起来：福利改革使政府在这方面的财政支出从国内生产总值的34%下降到了22%，降幅可观。
这值得吗？那些“芝加哥和哈佛小子们”值得冒巨大的道德风险，与一个凶残暴敛的军事独裁者共事吗？答案要看你是否认为这些经济改革为智利恢复持续民主铺平了道路。1980年，即智利政变之后仅仅第7个年头，皮诺切特批准了一项新《宪法》，规定智利将在以后10年中过渡到民主制度。1990年，皮诺切特在有关其领导权的全民公投中落败，随后辞去总统职务（尽管之后他仍然掌管军队长达8年之久）。民主制度得以恢复，同时仍在持续的经济奇迹对确保这种制度存在起到了协助作用。养老金改革在智利创造出了一个新的产权人阶层，其中的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退休储蓄。同时，改革还为智利经济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因为改革成果极大地提高了储蓄率（到1989年为止达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30%，这在拉丁美洲堪称翘楚）。最初，政府强行设定上限，以防止养老金管理公司在海外的投资额度高于新养老基金的6%（后来提高到12%），这样做是为了保证将智利新的储蓄来源导入自身经济发展中来。2008年1月，我曾到访圣迭戈，目睹了智利银行的经纪人正在忙于将工人缴纳的养老金投入智利的股票市场，投资结果令人印象深刻。个人退休金账户的年回报率已经超过了10%，这反映了智利股票市场急速增长的业绩。1987年以来，智利股市增幅高达18%。
当然，这一体系也有不利的方面。管理和政府财政成本有时过高，而且并非每位公民都拥有正规的全职工作，因此也不是每个人最终都能加入这个体系。那些自由从业人员以及临时受聘人员都没有被要求向个人退休金账户预存资金，这导致很大比例的人口根本没有养老金保险，其中就包括居住在拉维多利亚地区的很大一部分居民，那里曾是一个反抗皮诺切特政权的民众抗议的滋生地——而且现在仍然如此，当地墙上依然画有切·格瓦拉的喷漆肖像。另一方面，如果部分公民工作了至少20年之后，账户储蓄依然不足以支付最低标准的养老金，那么政府将时刻准备提供补助，弥补差额。此外，智利政府还为没有获得补助资格的人们提供了一种“基本连带”保险。但最为重要的是，自从“芝加哥小子”实施改革以来，智利经济业绩的提高无可挑剔。弗里德曼来访之前的15年间，智利的经济增长率只有0.17%。而在弗里德曼访问之后的15年间，这个数字变成了3.28%，增幅将近20倍。而且，贫困率急剧减低到仅有15%，相比之下拉美其他地区达到了40%。如今的圣迭戈已经成为一座安第斯山脉中熠熠生辉的城市，同时也是拉美大陆上最为繁荣和最具吸引力的城市。
作为智利取得成功的一个标志，其养老金改革受到整个拉丁美洲乃至全世界的效法。玻利维亚、萨尔瓦多以及墨西哥照本宣科地复制了智利的方案。秘鲁和哥伦比亚也引入私有养老金，作为国有制度的一种替代选择。另外，哈萨克斯坦也效仿了智利。甚至连威斯敏斯特的英国国会议员们都开始采纳皮涅拉的改革方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智利的改革远比作为自由市场经济核心地带的美国曾经的尝试更为激进。不过，无论人们愿意与否，福利改革最终将会来到北美。
美国福利制度的局限
卡特里娜飓风袭击新奥尔良时，它也将美国制度中的一些人一直在竭力置之不理的现实暴露无遗。对，美国具有福利国家制度，可是这根本没有效用。里根和克林顿政府都曾实施了看似彻底的福利改革，降低失业津贴及其赔付时间。不过，再多的改革也无法使福利制度规避美国人口老龄化以及自费医疗成本螺旋式上升的问题。
美国拥有一种独特的福利制度，其中，社会保险制度为所有退休人员提供最低标准的国家养老金。同时，医疗保险制度覆盖老年人以及残疾人的全部医疗费用。收入保障津贴以及其他医疗保健支出将联邦福利计划的总成本推升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1%。然而，美国人的医疗保健几乎全部是由私营部门提供。这种制度目前正处于鼎盛时期，已经发展到了最高水平，不过它的确不便宜。如果你在退休之前接受治疗，你便需要一份私营保险保单。但据统计，目前约有4 700万美国人没有购买私营医疗保险，因为这种保单只提供给那些拥有正规和正式工作的人。这种情况所导致的结果就是一种不够全面的福利制度，其覆盖面比欧洲国家的相应制度要小得多，但是却极其昂贵。1993年以来，美国社会保险的财政支出始终高于国家安全支出。美国用于教育的公共支出所占国内生产总值比率（5.9%）高于英国、德国或日本一个百分点；公共医疗支出约为7%，与英国持平；但自费医疗的花费则比英国高得多（8.5%，相比之下英国仅为1.1%）。
只有一个国家的人口老龄化问题给自己造成了比美国更为严重的经济隐患，这个国家就是日本。
这种福利制度在应对申请者人数快速增长时将会力不从心，而这恰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婴儿潮”一代如今开始退休时所面对的问题。据联合国统计，从现在到2050年，美国男性平均预期寿命可能将会从75岁增长到80岁。未来40年中，美国65岁或6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将从现在的12%增长到21%。不幸的是，许多即将退休的人员还未对离开工作岗位之后的生活做好充足准备。依据2006年的《退休信心调查》，60%的美国工人称他们正在为退休生活储蓄资金，而仅仅40%的工人说他们已经对应该储蓄多少资金进行了实际计算。许多还没有足够储蓄的人认为他们可以通过工作更长时间加以弥补。平均每个工人计划工作到65岁，但实际上他们最终可能62岁就退休了。的确，大约40%的美国工人先于他们的预期离开了工作岗位。这对联邦预算传达了一个严峻的暗示，因为这些进行了错误估算的人员最终可能需要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伸手向纳税人要钱。现在，平均每位退休人员每年获得的社会保险、医疗保险以及公共医疗补助总额约为21 000美元。如果用这个数字乘以目前360万老龄人口，你就知道为何这些计划耗费了如此大比例的联邦税收收入了。而且，这个比例一定还会上升，这不仅仅是因为退休人员的数量将会增加，同时还因为医疗保险等津贴的成本已经失控，正在以通胀率的双倍速度增长。2003年，美国政府通过纳入处方药品扩大了医疗保险范围，但这只能使形势更加严峻。依据医疗保险受托管理人托马斯·R·塞夫利所作的一项预测，到2009年，仅医疗保险一项的成本就将消耗全部联邦所得税的24%。现有数字同样表明，联邦政府还有比官方资料统计更多的未提供资金支持的责任。据美国审计总局最近统计，未来由社会保险和医疗补贴导致的可能缺口约为34万亿美元。这相当于联邦官方债务的近4倍。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只有一个国家的人口老龄化问题给自己造成了比美国更为严重的经济隐患，这个国家就是日本。日本的“福利超级大国”如此成功，以至于截至20世纪70年代，日本的人均寿命已经达到世界最高水平。这种长寿趋势加上人口出生率下降，终于使日本变成了世界上最年老的社会——65岁以上人口比例超过了21%。依据中前国际经济研究所统计，到了2044年，日本老龄人口数量将与工作人口持平。因此，日本现正在竭力解决其福利制度的严重结构危机，因为这种制度设计之初，并非针对日本人所说的“长寿社会”。尽管提高了退休年龄，但是日本政府至今还是未能解决国家养老金制度问题。（许多自由职业者和学生——更不用说一些知名政治人物——未能缴纳他们的社会保险费，使得事情更难处理。）同时，公共健康保险公司从20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便已陷入财政赤字。现在，日本的福利预算已经达到税收收入的3/4；其债务超过千万亿日元，大约是国内生产总值的170%。另外，日本私营保险机构的处境同样艰难。从1990年的股市崩盘开始，日本人寿保险公司便陷入了挣扎之中，三家主要的保险公司在1997年到2000年之间相继倒闭。养老基金也陷入了同样的窘迫境地。现在，世界规模最大的养老基金资产总和（包括日本政府的养老资金、荷兰政府养老基金以及加利福尼亚州的公共雇员基金）超过了10万亿美元，2004~2007年增长了60%。但是，它们的负担最终是否将会大幅度增长，以至于如此庞大数目的基金都无法满足要求呢？
日本1950~2050年的人口福利危机（按照年龄组的人口百分比份额）
生命较长对个人来说无疑是好消息，但对于福利国家以及那些不得不劝说选民对其进行改革的政治家们来说则是坏消息。比这更坏的消息是，伴随着世界人口不断变老，世界本身也在变得更加危险。
保值与风险
如今基地组织仍在不断购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面对恐怖主义仍然肆虐的频繁且致命的袭击，我们该怎么办？事实上，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去恐惧它。考虑到2001年恐怖袭击的影响相对有限，基地组织会有很强烈的动机去试着制造一次“核能版的9·11恐怖袭击”。这个组织的发言人对此也毫不遮掩，他们还公开叫嚣要“杀掉400万美国人，其中包括200万儿童，还要让两倍于这个数字的人无家可归，无数的人变成伤残”。对此，我们绝不能只把它当做危言耸听而置之不理。格雷厄姆·埃里森认为：“如果美国政府和其他政府一样，只是重复做着今天做过的事情的话，那么到2014年以前，一场将发生在大城市的核恐怖袭击将很可能发生。”氢弹的研制者之一理查德·加文认为：包括美国和欧洲各大城市在内，现在每年发生核爆炸的可能性已经达到了20%。马修·波恩则给出了另外一个预测：在10年的时间里，核恐怖袭击得逞的概率高达29%。如果在一个美国的中等城市发生核爆炸，即使只是1.25万吨当量的核装置，也能置8万生命于死地。一个百万吨级的氢弹就可以夺走将近190万人的生命。而一个成功的带有炭疽病毒的生化武器袭击所产生的后果将更为致命。
全球变暖正在促使自然灾害发生率不断增加，我们该怎么办呢？在这方面也同样有一些使人感到不安的理由。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问题小组的科学专家们预测：由于人为活动所造成的全球变暖，导致“在很多地区，极端性降水事件正在不断增加”。一个很有力的证据就是自1970年以来，人们可以观察到高强热带气旋在北大西洋活动非常频繁。另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预测，卡特里娜飓风所引起的海平面上升问题将进一步增加洪涝损失。当然也并不是所有的科学家都接受这种美国大西洋沿岸的飓风活动次数在不断增加的观点（就像阿尔·戈尔在他的电影《难以忽视的真相》中所宣传的一样）。但是尽管如此，如果人们都把它看做一个错误，并高兴地认为事实并非如此，尤其是继续无所顾忌地在本来生态就很脆弱的地区继续增加住宅区建设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对于日益增加的沉重的福利工作，政府已经疲于应付，如果再加上大规模灾害的发生，政府将面临致命的财政危机。“9·11”恐怖袭击所带来的保险（和再保险）损失估计在300亿到580亿美元之间，这个数字不亚于卡特里娜飓风所带来的经济损失。在上述两起事件中，美国政府不能不赶来帮助那些私人保险公司来履行它们的义务，同时给予紧急联邦反恐保险，提供急救救助的巨额费用，并帮助进行墨西哥沿岸的重建工作。换句话说，正如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一样，当那些保险公司无力承担保险金时，福利政策就不得不插手了。但如果是发生自然灾害，那么这个做法就不太恰当了。实际上，居住于相对安全地带的纳税人正在资助那些选择住在飓风多发地带的人。一个纠正这种不平衡的可能性办法就是创建联邦再保险项目，以应对那些“特大灾难”。这样那些纳税人就不用充当挽救灾难的主力军，而是由保险公司来收取不同数额的保险费（那些距离飓风区最近的人所交的保险金额要高一些），并用通过政府再承保风险的办法来消除另一个卡特里娜飓风所带来的风险。当然，这里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套期保值
保险和福利不是购买保护以防止未来冲击的唯一方式。聪明的方法是购买“套期保值”。今天大家听到的“对冲基金”就类似于总部设在芝加哥的肯尼斯·格里芬的城堡投资集团。城堡投资集团现在是21世纪世界上最大的对冲基金，作为创始人，格里芬目前拥有约160亿美元的资产。虽然其中有许多所谓的“不良资产”（格里芬以最低廉的价格买下了安然等破产公司的所谓“不良资产”），但不能说格里芬喜欢冒风险。他只是在不确定性之下生活着。他在哈佛大学本科生的宿舍里就开始交易可转换债券，从那以后，他一直尽情地享受“肥尾”。自1998年以来，城堡投资集团的主要海外基金每年的回报率都在21%。2007年，当其他金融机构在信贷危机中失去了数十亿美元时，格里芬赚的钱却超过了10亿美元。他用艺术品装饰自己在北密歇根大街的公寓阁楼，这些艺术品中有一件是加斯泊·约翰的《错误的开始》，花了他8 000万美元；还有一件花费了6 000万美元的塞尚作品。当格里芬结婚时，婚礼在凡尔赛宫（法国的城堡，而不是伊利诺伊州的同名小镇）举行。套期保值在冒险世界里显然是一个好买卖，但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又是从何而来？
套期保值的起源（恰当地说）来自农业。对于农民种植的农作物来说，当收割完拿到市场上后，没有什么比他们的产品能卖多少钱更重要的事了。然而，价格有可能低于或者高于他们的预计。期货合约就是为了让他们的作物进入市场卖给商人时的价格和当时他们种下作物时认同的价格保持一致。如果当天交付的市场价格低于预期，农民就受到了保护。而商家自然希望市场价格能更高，这样可以获得一笔利润。由于美国草原被翻耕种植，且运河和铁路连接了这些草原和东北工业地区主要城市，于是那里成为了国家的粮仓。但是由于供应和需求变化的缘故，价格波动巨大。1858年1月~1867年5月之间，小麦价格从每蒲式耳55美分升至每蒲式耳2.88美元（每蒲式耳容量等于8加仑），1870年3月又下降到每蒲式耳77美分。最早保护农民的形式被称为期货合约，这只是买卖双方之间简单的双边协定。然而，一个真正的期货合约是一个由期货交易所发出的标准文书，从而进行交易。随着标准合同的发展，以及按照一套规则来解决问题，最终形成了有效的票据交换所——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期货市场诞生了。它的诞生地是风城芝加哥。芝加哥农产品交易所建于1874年，它是今天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祖先——成了美国商品市场“套期保值”的家乡。
理论上，套期保值可以完全消除价格风险，而由相应的投机商承担风险。然而，实际上，大多数做套期保值者在某种程度上更愿意从事投机活动，从期货的价格变动中获利。这一部分是由于公众对此的焦虑态度——认为期货市场不比赌场风险小。直到20世纪70年代，期货合约的标的物可以是货币和利率；直到1982年，期货交易合约才在股票市场上成为可能。
在城堡投资集团，格里芬召集了众多数学家、物理学家、工程师、投资分析师，采用先进的计算机技术进行预测分析。他们所做的这些事在财政上的花费和研究火箭的花费差不多，这样做其实深层的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们都是从标的资产的价值做推断，所有的期货合约在形式上都是“衍生品”。金融期货合约里通常所说的“期权”与期货紧密相连，却又有所不同。本质上说，期权的买方具有购买选择权，而没有义务在特定的时间（在截止日期前）向卖方（“合同起草者”）以一定的价格（通常指“执行价”）购买协议数量的某种商品或是金融性资产。显然，具有购买选择权的买方期望基础工具的价格在未来有所上升。当价格超出了约定好的执行价时，期权就成为了“实值期权”——买这种期权的人就是幸运儿。“看跌期权”就与此相反了：购买者有权利而并非义务向期权卖方卖掉已约定好数量和价格的某种商品。第三种衍生物是“掉期”。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赌博，例如双方在期货的利率上进行赌博。纯利率掉期原则上允许双方事先支付利率进行交易，允许把可变利率转换成固定利率，以防利率下跌。同时，信贷违约掉期也采取保护交易制度，以防一些公司不偿还银行贷款。然而，最有意思的或许是“气象衍生产品”，例如“自然灾害债券”，这让保险公司或是其他类似机构可以通过将所谓的“小概率风险”出售给像费马资本这样的套利基金，以此来抵消极端的天气或自然灾害带来的影响。实际上，巨灾债券的购买者就是在买保险。如果债券中列出的灾难发生了，购买者要支付约定的金额；债券卖出者要向购买者支付高额的回报。2006年，气象风险衍生物的总名义价值高达450亿美元。
在以前，像这样的衍生品大部分是由交易所创造出来的标准化工具，比如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在气象衍生品方面处于领先地位。而如今，占相当比例的产品是顾客直接定制的，而且是场外交易。这些产品由银行为客户提供服务，并收取可观的佣金。对于在国际范围内提供住房贷款的银行，仅2007年12月，交易双方根据特定标准进行的场外交易总额理论上竟然高达596兆美元，然而市场的总价值仅超过14.5兆美元[38]。尽管这些被像沃伦·巴菲特这样的传统投资家称为“应对大规模破坏的金融武器”。芝加哥学派的观点是，对于意想不到的金融冲击，世界经济体系并没有受到很好的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