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什么时候不再是金属？
它何时变异成纸币？
银行是何时诞生的？
导读[1]
货币是什么？货币是怎样产生的？没有货币的世界会怎样？当我们每天交换、计算和储藏货币时，是否想到，它究竟是幸福的来源，还是魔咒般生活的开始？
殖民者在疯狂掠夺贵金属的过程中，或许没有想到，在一个封闭社会，黄金的增加表面让人更加富有，但并不会使社会变得富裕。因为货币多了，只会使物价走高。而今天的重商主义者或许也没有想到，消耗巨大的本国资源和劳动换来的外汇储备，其实也是一堆随时可以贬值的纸。
莎士比亚剧中的放高利贷者、意大利板凳上的货币兑换者推动了信贷的发展。也正是他们，为现代金融市场和金融衍生品的发明奠定了基础，为现代人实现贪婪之梦创造了工具。
货币进化的重要标志是商业银行的诞生，而中央银行的出现则意味着现代金融体系的形成。贯穿金融发展历史的一个重要话题是：银行储备和货币流通之间的关系应是怎样？金本位制到底是币值稳定的基础，还是如凯恩斯所言为“野蛮的残余”？同样，贫穷的根源到底是源于金融家的贪婪，还是金融机构的缺失？信用与信贷是不是经济增长的基石？透过货币崛起的足迹，我们或许能够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1]本书每章导读由《中华工商时报》副总编辑刘杉先生撰写。——编者注
没有货币的世界
让
我们想象一下一个没有货币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无政府主义者，甚至那些极端的保守分子、宗教原教旨主义者和嬉皮士，他们曾经梦想拥有这样的一个世界。按照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说法，货币仅仅是资本家剥削的工具，取代了所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使连传统充满温情的家庭关系，也变成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正如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一书中所设法证明的那样，货币是商品化的劳动，剩余价值是雇用工人创造的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以满足其对剩余价值积累的贪得无厌的追求。这种观念依然在发挥着影响力。在20世纪70年代，欧洲一些共产党人仍然渴望一个没有货币的世界。
几年前，哥伦比亚奴卡克·马库原住民民族意外地走出哥伦比亚瓜维亚雷河畔圣何塞的亚马孙热带雨林。他们是一个为时代所遗忘的部落，此前与世隔绝，生活主要靠捕猎和采摘野果。他们没有货币的概念，也没有未来的概念，在居住于城市附近的那些日子里，他们依靠国家的救济品生存。当被问及他们是否怀念丛林时，他们笑了。令这些曾经习惯于在单调乏味的奔波中寻找食物的原住民感到惊讶的是，那些完美的陌生人给他们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一切，并未要求他们予以回报。
然而人类学家的研究表明，与奴卡克·马库人相比，许多存活到近代的游牧狩猎部落并不平静。例如，居住在厄瓜多尔的希瓦罗人，近60%的男性死于暴力；巴西雅诺马马人的死亡数字将近40%。当两个原始部落群体偶然相遇的时候，他们为争夺稀缺资源（比如粮食和育龄妇女）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更大，而不是从事商业交换。游牧狩猎式的社会没有贸易，他们往往采取突袭。他们也没有储存食物的习惯，一旦找到食物他们就会吃掉。因此，他们不需要货币。
超越贪婪的梦想
事实上，也有比奴卡克·马库人更高级的社会没有货币。印加帝国——500年前南美洲存在的最先进的社会就没有货币，印加人是以欣赏的眼光来看待稀有金属的。他们认为黄金是“太阳的汗水”，白银是“月亮的眼泪”。在印加帝国，劳动被视为价值单位。此外，印加经济往往依赖的是严酷的中央计划和强迫劳动。然而，1532年，与哥伦布一样，一个去寻找新世界和可以货币化的贵金属的男子颠覆了印加帝国[6]。
弗朗西斯科·皮萨罗是一名曾在1502年左右跨过大西洋去寻宝的西班牙上校的私生子。皮萨罗领导的三次探险之旅，第一次是在1524年到秘鲁，这使皮萨罗成为首批穿过巴拿马地峡到达太平洋的欧洲人。他们到达的地区是不毛之地，粮食匮乏，所遇到的原住民对他们充满敌意。不过第二次探险中他们在通贝斯地区受到了欢迎，那里的居民把他们看做“太阳之子”，极力劝说他们留下来。皮萨罗在返回西班牙后，他“拓宽卡斯提尔帝国疆域”[7]、“担任秘鲁总督”的计划获得了西班牙王室的批准，于是，他拼凑了三艘船，组织了27匹马和180名士兵，配备了当时欧洲最新式的武器装备火枪和机械弩。第三次探险于1530年12月27日从巴拿马起航。征服者花了将近两年的时间才实现他们的目标：与刚去世的印加皇帝瓦伊纳·卡帕克两个不和的儿子之一阿塔雅尔帕见面。阿塔雅尔帕贸然拒绝了瓦尔韦德要他皈依基督教的建议，并把《圣经》扔在地上。此后，他所能做的就是眼睁睁地看着西班牙人利用印加人对他们马匹的恐惧去消灭他的军队（印加人并不认识这种动物）。鉴于印加人的军队在数量上远多于征服者，这实际上是一场非常令人吃惊的政变。阿塔雅尔帕不久就认识到皮萨罗真正在寻求的是什么，因此他设法通过黄金和白银赎回自己的人身自由。印加人在随后的几个月上缴了13 420磅重的黄金和26 000磅重的纯银，但皮萨罗仍然决心处死他的俘虏，并于1533年8月公开将阿塔雅尔帕绞死。随着库斯科的陷落，印加帝国在西班牙人的掠夺狂欢中四分五裂，摇摇欲坠。尽管1536年发生了曾被视为傀儡的曼科·卡帕克领导的起义，但以新首都利马的建造为标志，西班牙的统治已稳步建立起来了。1572年，印加帝国正式解体。
皮萨罗本人生于暴力，也死于暴力。1541年，他在与其同伙争吵之后，在利马遇刺身亡。但是，他留给西班牙王室的遗产甚至超出了他自己的梦想。这个征服者一直受到埃尔多拉多传说的蛊惑——印第安在传说中被称为黄金之地。在皮萨罗的士兵称为上秘鲁的地方，只有荒凉的山地与雾气，那些不习惯于高海拔地区生活的人，呼吸极为困难，但他们所发现的一切都极为宝贵。最高峰海拔4 824米的赛罗里科山——字面意思是“富山”的发现，成为关于货币的所有想法的最高体现：一个银矿山区。1545年，当一个名为狄耶哥·瓦帕的印第安人发现白银储量丰富的银矿之后，他改变了世界经济史。
印加人无法理解那些欧洲人对黄金和白银贪得无厌的欲望。“即使把安第斯山脉所有的积雪都变成黄金，他们仍然不满足。”曼科·卡帕克抱怨道。印加人无法明白的是，对皮萨罗和他的部下来说，白银不仅仅是闪闪发光的金属装饰物，它可以铸为货币，可以作为计算的单位，具有贮藏价值，也就是具有便捷的购买力。
波托西的赛罗里科山 ：西班牙帝国的富山
为了开矿，西班牙人首先雇用附近村庄的居民。但是由于环境非常恶劣，从16世纪后期开始，西班牙人不得不引入强迫劳动制度，即从16个高地省份征召年龄在18至50岁的男子，每人一年要工作17周。矿工的死亡率极高，这不仅仅是因为不断接触到在提炼过程中产生的汞废气（即地面银矿被加工成汞合金化合物，经过水洗，然后通过加热燃烧还原出银）。矿井中的空气也有毒（现在依旧有毒）。矿工要下降到700英尺深的竖井中，经过长时间的挖掘，把装在麻袋里的矿石绑在背上，爬上爬下。因岩石的坠落砸死和致残达数百人。波托西山被称为“地狱之口，每年有众多矿工掉进去，为满足西班牙人的贪婪欲望而丧生”。有人把这些矿山称为“该死的地狱”，并指出“如果21个健康的印第安人星期一走进去，到星期六可能只有半数能一瘸一拐地出来”。1638年，奥古斯丁派修道士弗赖·安东尼·卡兰查写道：“每个在波托西铸造的比索，都有相应的10个印第安人死于矿山深处。”由于当地劳动力资源的枯竭，成千上万非洲奴隶被贩运到那里充当“人骡”（human mules）。即使在今天，赛罗里科山仍然有一些可怕的，令人窒息的竖井和隧道。
波托西成为被强迫去那里工作的矿工的死亡之地，也是西班牙突然暴富的地方。1556~1783年间，从“富山”提取的纯银达4.5万吨，随后这些纯银进入造币厂变成货币，并被运到塞维利亚。波托西尽管空气稀薄、气候恶劣，但迅速成为西班牙帝国的主要城市之一，其人口在顶峰时期达到16万~20万人（大大高于同期欧洲其他城市）。皮萨罗的征服让西班牙王室更为富有，这早已超越了贪婪的梦想。
[6] 西班牙征服者前往寻找的既有黄金，也有白银。哥伦布建立的第一个据点——伊斯帕尼奥拉岛的伊莎贝拉（即现在的多米尼加共和国所在地），建立的目的是开发当地的金矿。他还认为他已经发现了白银，但唯一遗留下的痕迹后来被证明是哥伦布和他的部下由西班牙带去的矿石样品。
[7] 从1474年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结婚一直到18世纪，我们所称呼的西班牙实际上是阿拉贡和卡斯提尔两个王国的联盟。
贵金属的价值
按照传统的说法，货币是一种交换媒介，其好处在于消除低效率的易货交易；货币是一种计价单位，有利于估价和计算；货币具有贮藏价值，使经济贸易得以长期进行并超越地理距离。为了优化所有这些职能，货币的理想形式应该是有价值、负担得起、耐用、可兑换、便携和可靠的。金属如金、银和铜，由于符合这些标准的绝大部分，数千年来被视为货币的理想材料。已知的最早货币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00年，是考古学家在埃斐索斯的阿耳忒弥斯神庙发现的（在现在的土耳其伊兹密尔附近）。这些由小亚细亚的吕底亚人铸造的货币由金银混合而成，铸有狮子的头像，是雅典四德拉克马银币的前身。标准的银币背面铸有雅典娜女神的头像，正面铸有猫头鹰（是智慧女神雅典娜的原型）。到罗马时代，有三种由不同金属材质制作的硬币：奥里斯（金）、第纳里（银）和悉斯特提由斯（铜）——按照涉及到的金属的相对稀缺程度排列顺序；所有的货币都要一面铸有执政者的头像，另一面铸有传说中的罗马奠基人罗莫路和勒莫。这些硬币不是古代地中海唯一的货币，但它们显然是首次出现的货币之一。到公元前221年，中国的秦始皇开始统一铸造标准化的青铜钱币，这些圆形方孔的货币通常标明自身的重量（例如半两，大约是半盎司）。
罗马的铸币制度要比罗马帝国本身延续的时间长。当时，罗马仍然用法兰克国王（768~814年）查理大帝时代的第纳里银币估价。困难的是，到800年查理曼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时，西欧白银长期短缺。伊斯兰帝国统治的南地中海以及近东地区更发达的商业中心对货币的需求更大。因此，落后的欧洲贵金属流失严重。查理大帝时代的第纳里银币极为稀缺，24个第纳里银币就可以购买加洛林王朝的一头牛。在欧洲一些地方，胡椒和松鼠皮代替了货币；动产意味着土地，而不是货币。对于这个问题，欧洲人寻求两种方法去解决。他们可以出口劳动和货物，用奴隶和木材换取巴格达白银，或从非洲换回科尔多瓦和开罗的黄金；也可以通过对伊斯兰世界发动战争，掠夺贵金属。十字军东征像随后的征服活动一样，是为了使异教徒改信基督教，也是为了缓解许多欧洲国家的货币短缺情况。
十字军东征花费昂贵，回报却不大。为了解决货币的困难，中世纪和早期的现代政府均未能找到解决经济学家们所谓的“小钱中的大问题”的途径，难点在于如何在不同金属制成的货币之间建立稳定的关系，这也就意味着更小面额的货币经常会短缺，也面临着币值贬值和品质降低的情况。在波托西和新世界的其他地方，征服者们发现了丰富的白银（尤其是在墨西哥的萨卡特卡斯），西班牙征服者似乎因此已经打破了百年历史的制约。最初的受益人当然是赞助此次征服活动的卡斯提尔国王。这支船队曾经达到100艘船的规模，每年要跨越大西洋运载170吨的白银，然后停靠在西班牙的塞维利亚。所有收入的1/5归王室，在16世纪后期占王室高峰期总支出的44%。西班牙的新财富刺激了整个欧洲大陆。西班牙的古银币“八里尔银币”（piece of eight）成为世界上第一种真正的全球性货币，不仅资助了旷日持久的西班牙在欧洲的战争，而且还迅速扩大了欧洲与亚洲的贸易。
然而，新世界所有的白银并不能平息荷兰共和国的叛逆，不能使英格兰从西班牙王室获得安全保证，也无法把西班牙从不可阻挡的经济衰退和帝国衰落中挽救出来。和点石成金的麦达斯国王、16世纪西班牙国王查尔斯五世和菲利普二世一样，发现充沛的贵金属与其说是上天的恩赐，不如说更像是上天的惩罚。原因何在？他们采掘如此多的白银来支付其征服战争的费用，导致金属本身价值急剧贬值，也就是说白银的购买力降低了。这场所谓的“价格革命”，从16世纪40年代到17世纪40年代，影响范围覆盖整个欧洲。300年没有表现出持续上升趋势的粮食费用显著上升。英国（我们拥有这个国家最全面的价格数据）的生活费用在此期间增长了7倍。虽然按照今天的标准（每年平均约为2%）来看，通货膨胀率并不高，但根据中世纪的标准而言，面包的价格发生了革命性的增长。在西班牙，充足的白银也充当了“资源诅咒”的角色，和今天拥有丰富石油的沙特阿拉伯、尼日利亚、伊朗、俄罗斯和委内瑞拉一样，缺少生产性经营活动动力，同时加强了独裁者的“寻租”，而牺牲了民主制度。
西班牙人一直未理解的是，贵金属的价值不是绝对的。货币是别人愿意给你的唯一的价值。货币供给的增加尽管可以让垄断货币发行的政府富有，但并不会使一个社会更富裕。在同等条件下，它只会使物价走高。
货币供给的增加尽管可以让垄断货币发行的政府富有，但并不会使一个社会更富裕。
事实上，除了历史的偶然性，货币在西方人的思维中长期等同于金属并没有任何理由。大约在5 000年前，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人们用泥版记录交易，涉及大麦、羊毛或白银等金属。当然，银制的银环、银块或银片充当了货币（如同粮食），但泥版在充当货币角色时与其一样重要，而且有可能更重要。如今留存的许多泥版提醒我们，当人类第一次开始书面记录他们的活动时，他们这样做不是在写历史、诗歌或哲学，而是在做生意。对这种古老的金融工具，我们无法不怀以敬畏之情。虽然这些泥版是泥土制成的，但它们要比在波托西铸币厂铸造的银币历经岁月冲刷的时间更长。其中一块保存完好的泥版（出土于今天的伊拉克），可以追溯到阿米蒂塔纳国王统治时期（公元前1683年至公元前1647年），它指出了持票人在收获季节应领取的具体粮食数额。另一块泥版记载了阿米萨杜克国王的命令，要求在结束旅程之后给予持票人一定数量的白银。
我们也许很熟悉这些基本的概念，因为现代纸币发挥着同样的功能，只不过纸币是纸做的，而不是泥土。英格兰银行发行的任何一张10英镑的纸币上都印着那句神奇的话——“兹承诺付总额为……（英镑）给持有人”。钞票（起源于7世纪的中国）是一张张没有内在价值的纸，它们只是承诺支付（因此最初在西方被指定为“本票”），就像4 000年前古巴比伦的泥版。10美元的背面印有“我们信仰上帝”，但是，当你接受这些付款时，你要相信的那个人是钞票正面这名男子（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继任者——在编写本书时恰好是前高盛首席执行官亨利·保尔森。当美国人以自己的货物或劳动来赚取美元时，他实际上是相信保尔森（以及暗中的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不会再犯西班牙人的错误，而不是仅仅印刷更多的钞票。
今天，尽管美元的购买力在过去50年里已经下降了很多，我们仍然或多或少满足于纸币，更不用提几乎都是由垃圾铸成的货币。这些货币都不具有储存价值。更令人惊讶的是，我们很满足于我们甚至不能看到的货币。今天的电子货币没有物理化，它可以从我们的雇主，流向我们的银行账户，再转向我们最喜欢的零售商店。正是这种“虚拟”货币主导了经济学家所谓的货币供给。普通美国人手头持有的现金仅占货币量度，也就是被称为M2货币的11%。今天大多数货币无形化的特点，也许是货币真实本质的最好证明。那些西班牙征服者不明白的是，货币实际上就是一个信任问题，甚至是一种信仰：信任体现于为我们支付薪水上，信任体现于货币的发行中，即个人使用或者机构兑现支票或转让支票。货币不是金属，而是一种记名信托。无论是以白银或者泥版作为货币，还是纸币，或出现在液晶显示器上的虚拟货币，都没有多大的问题。从马尔代夫的贝壳到太平洋雅普岛圆盘巨石，什么都可以充当货币。现在看来，在这个电子时代，没有任何东西不可以充当货币。
公元前二世纪的美索不达米亚泥版（正面与背面），泥版上所刻的文字说，埃米尔·米拉在收获季节将支付泥版的持有者330斤大麦
货币明确了贷款人与借款人之间的关系。让我们再次审视这些美索不达米亚泥版。这些泥版显然是贷款人保留下来的（通常是在一个密封的陶土容器中），每一次交易都被记录在册，以记录借款人还款数额和还款日期。古巴比伦的贷款制度显然相当复杂。债务可以转让（“付给持票人”，而不是指定债权人），泥版收据或汇票签给在皇宫或庙宇存入粮食或其他商品的人；借款人要支付利息（这个概念可能起源于畜群的自然增长），利率往往高达20%。从汉谟拉比时代（公元前1792年至公元前1750年）起，数学的应用预示着复利这类工具有可能应用于长期贷款。但所有这一切都建立在借款人还款承诺的根本信誉基础之上（并非巧合的是，英语中的“信用”一词就来源于拉丁美洲的“我相信”）。债务人可能获得一定期限延缓偿还，正如《汉谟拉比法典》条文规定，债务每隔3年可以得到减免，但这似乎并不能阻止私人和公众贷款人通过活动把债权追讨回来。与此相反，从长期发展趋势来看，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私人金融业务在扩大。到公元前6世纪，巴比伦的埃吉布家族已成为强势的地主和贷款人，其商业活动远至乌鲁克南部和波斯以东。那一时期留存下来的成千上万泥版表明，当时有为数众多的人曾向埃吉布家族借款。埃吉布家族5代人的繁荣史表明他们通常靠收债为生。
倘若说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已发明信用，这并不十分确切。大多数巴比伦人贷款很简单，他们只是从王室或宗教寺院借贷，后面讨论的现代意义上的信贷并未建立起来。然而，这是一个重要的开端。没有借贷的基础，我们这个世界的经济几乎就不能腾飞。没有日益扩张的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网，当今的全球经济将停滞不前。有首著名的歌曲写道，货币并不能使地球旋转，恰恰相反，货币令人吃惊地让人员、货物和服务融入世界各地。
货币的崛起场面始终蓬勃壮观，而引人注意的是扎根于这个世界的信贷观念是多么落伍，多么不合时宜。
高利贷的后果
13世纪早期，意大利北部地区处于四分五裂状态，多个城邦彼此争斗不休。数字体系（i，ii，iii，iv……）是已不复存在的罗马帝国的众多遗迹之一。它不适合复杂的数学计算，更不用说满足商业的需要。这一难题在比萨更显突出，那里的商人不得不对7种不同形式的流通货币进行烦琐的计算。相比之下，与过去查理大帝时代一样，无论是阿巴斯哈里发帝国还是中国宋代，东方世界的经济生活更为先进。为了开发现代金融，欧洲需要改变现状。在这方面，被人称为“比萨的列昂纳多”的年轻数学家斐波那契起了关键作用。
年轻的斐波那契是总部设在如今的阿尔及利亚贝贾亚的比萨海关官员的儿子，他自己沉浸于所谓的结合了印度和阿拉伯方法的数学“印度法”研究。他引入的这些方法使得欧洲人的计算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如今，斐波那契最广为人知的是斐波那契数列[8]（0，1，1，2，3，5，8，13，21……），这个数列从第三项开始，每一项都等于前两项之和。随着数列项数的增加，前一项与后一项之比越来越逼近“黄金分割”。这种模式反映了在自然世界中发现的某些重复现象（例如蕨类植物和海洋贝壳的分形几何学）。1202年，斐波那契撰写了《珠算原理》一书。在这本开创性的著作中，斐波那契数列只是他引入欧洲的众多东方数学思想中的一部分，读者可以在书中找到分数的解释以及现值的概念（未来收入流的贴现值）。最重要的是，斐波那契引入了阿拉伯数字。他不仅把十进制介绍到欧洲，使得各种计算远比用罗马数字容易得多，他还指明如何把它应用于商业记账、货币兑换，尤为重要的是应用在利息计算方面。值得注意的是，《珠算原理》中的许多例子借助一些商品如皮革、辣椒、奶酪、油和香料等来表达，因而显得更生动。这使数学开始应用在赚钱方面，特别是应用在贷款方面。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一人贷款给某商家100英镑，每月每英镑收取利息4第纳里，他每年获得回报30英镑。我们必须计算本金的减少及上述30英镑的利润。我们要知道需要多少年、多少月、多少天和多长时间把钱收回……
意大利商业中心（诸如斐波那契的家乡比萨、佛罗伦萨及周边地区）是滋生金融种子的肥沃土壤，而威尼斯比其他地方更容易受到东方的影响，因而成为欧洲的伟大贷款实验室。西方文学中描述的最有名的放贷事件发生在威尼斯并非偶然。《威尼斯商人》的故事精辟地阐明了数百年来妨碍斐波那契数列理论转化为有效的金融实践的障碍。这些障碍不是经济，亦非政治，这些障碍是文化。
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是根据14世纪意大利一本名为《笨蛋》的小说改编成的（这本书收集了许多故事和逸事，是作家乔万尼·菲奥伦蒂诺于1378年写的），讲述了一个嫁给正直的青年绅士的富家女儿的故事。威尼斯商人安东尼奥为了帮助好友巴萨尼奥成婚，向犹太人夏洛克借了3 000金币高利贷。夏洛克因为安东尼奥借给别人钱不要利息，影响了他的生意，又侮辱过他，所以借机报复，在借约上声称3个月期满还不上钱，就从安东尼奥身上割下一磅肉抵债。安东尼奥因船失事，不能如期还钱，夏洛克就提起公诉，要安东尼奥履行借约。正如夏洛克所言，安东尼奥是一个“好”人，意思并不是特指品质方面，而是指他有“足够”的信用。夏洛克指出，借钱给商人（或他们的朋友）是有风险的。安东尼奥的船只散布在世界各地，但他的财产还有些问题：那些船只不过是几块木板钉起来的，水手也不过是些血肉之躯，岸上有老鼠，水里有老鼠，陆上有强盗，海上有海盗，还有风浪、礁石各种危险。
正因为如此，任何放贷者借钱给商人，比如航海远行一段时间的商人，都需要得到应有的补偿。我们通常会要求补偿“利息”，即偿还贷款的总额要超出所借款项或“本金”。如果金融家放贷给商人，不能通过某种方式为其资金获得风险回报，仰仗于海外贸易的威尼斯就不可能发生这样的故事。
但是，如果安东尼奥不能履行其还债义务，夏洛克真的从他身上割下“一磅肉”，这样做事实上会造成安东尼奥的死亡。为什么夏洛克会变成这样一个恶棍？其实，夏洛克只是历史上众多放债者之一，而放债这一行当又往往被少数族裔所把持。在莎士比亚的时代，犹太人在威尼斯已提供商业信贷近一个世纪。他们坐在桌子后面的长凳上，开展业务。但是，他们不得不生活在远离城市中心的被隔离的犹太居民区。
威尼斯商人如果想借钱的话，为什么不得不找犹太人？因为对基督徒来说，通过放贷去收取利息是一种罪过。1179年，拉特兰第三届大公会议规定，高利贷者，也就是借钱生息者要被逐出教会。1311~1312年间，即使探讨高利贷是不是一种罪过，也会被维也纳大公会议视为异端邪说而受到谴责。基督教高利贷者只有给教会补偿才能埋在圣地。这些高利贷者尤其为成立于1206年和1216年（数学家斐波那契的拉丁文代表著作《珠算原理》刚出版）的方济各会与多明尼教派所憎恨。我们不应低估这种禁忌的影响力，尽管它在莎士比亚的时代无疑已经受到削弱。
在佛罗伦萨的大教堂，有一幅米开朗琪罗创作的壁画《但丁和“神曲”》，描述的是佛罗伦萨伟大的诗人但丁举着他的新书《神曲》。但丁在他光彩夺目的杰作中，专有一部分描写高利贷者。但丁把他们放在了第七层地狱：
他们的双眼迸发出他们的痛楚，
他们用双手扑打这里，扑打那里，
时而抵挡烈焰，时而抵挡灼热的沙地。
夏日里的狗儿所做的动作也与他们不差分毫，
一旦被跳蚤或苍蝇或牛虻所叮咬，
狗儿也会这样抵挡，时而用嘴，时而用脚。
尽管我把目光投向某些人的面孔，
却辨认不出任何人，
因为酷毒的火雨在纷纷落下，烧灼他们，
但我发现：每个人都有一个钱袋挂在脖颈，
每个钱袋都有某种颜色和某种花纹，
他们似乎都在把各自的钱袋一味地看个不停。
犹太人也不允许放贷收取利息，但在《旧约圣经·申命记》中有一个便利的回避条款：“借给外邦人可以获利，只是借给你弟兄不可取利”。换句话说，犹太人可以合法地放贷给基督徒，而不能放贷给犹太人，但这样做的代价就是遭到社会排斥。
1492年，犹太人被逐出西班牙。根据1497年的一项法令，犹太人不是被迫皈依基督教，就是逃往奥斯曼帝国去寻求避难。他们随后在君士坦丁堡和其他奥斯曼港口与威尼斯建立了贸易关系。犹太人出现在威尼斯的时间可以追溯到1509年，当时生活在梅斯特的犹太人为了逃离康布雷联盟战争而来到那里。最初，威尼斯市政府不愿意接受难民，但它很快就发现，这些犹太人是有效的资金和金融服务的来源，因为可以向他们征税以及借款。1516年，威尼斯政府要求所有犹太人必须到一个指定区域内居住，这个区域位于一家老铸铁厂，这就是后来人们熟悉的犹太居民区。这些犹太人每天晚上以及在基督教节日时只能待在那里。那些在威尼斯居住有两个多星期的犹太人，要穿背部印有“O”的黄色衣服或者戴黄色（后来是大红）的帽子或头巾。居住仅限于许可的规定期限内，每5年要重续许可。1541年，威尼斯政府与一些来自罗马尼亚的犹太人达成类似协议，这些犹太人被安排在另一块聚居区。到1590年，威尼斯大约有2 500名犹太人。犹太聚居区的建筑物有七层楼高，目的是为新来者提供住宿。
在整个16世纪，威尼斯犹太人的地位仍然是卑微的、脆弱的。1537年，当威尼斯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的战争爆发时，威尼斯参议院下令扣押“土耳其人、犹太人和其他土耳其臣民”的财产。1570~1573年之间的另一场战争导致所有犹太人被捕，他们的财产被没收，但后来战争结束以后，这些犹太人被释放，其资产被返还。为了避免这种经历再出现，犹太人请求威尼斯政府，在未来的任何战争中允许他们是自由的。幸运的是，他们的谈判代表丹尼尔·罗德里奥，一个具有西班牙血统的犹太商人，被证明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谈判家。1589年，他成功地获得许可，所有的犹太人被准许获得威尼斯臣民的地位，允许他们从事地中海东部的贸易活动，并允许他们公开进行宗教活动。然而，一些重要的限制依然存在。犹太人不准加入同业公会或从事零售贸易。此后对他们从事金融活动也进行了限制，而对他们的许可在公布18个月后被撤销。当时，犹太人作为公民要比威尼斯法院的夏洛克拥有更多的成功机会。例如，1623年，莱昂·沃尔特拉起诉安东尼奥·达拉·多纳，因为此前一名骑士曾向沃尔特拉借了某些物品并由多纳担保，然后这名骑士“消失”了。1636~1637年间，一桩涉及贿赂法官的丑闻牵涉到一些犹太人，犹太人似乎再次面临被驱逐出境的威胁。
夏洛克的故事尽管是虚构的，但并未完全脱离威尼斯的现实生活。事实上，莎士比亚的剧本相当准确地描绘出早期信贷的三个关键要点：在处于萌芽阶段的信贷市场，放贷人索取过高利率的权利；法院在解决金融争端时不诉诸暴力的重要性；人数较少的债权人在面对人数居多的充满敌意的债务人的强烈反击时，往往处于劣势地位。当然，夏洛克最终失败了。虽然法院确认他有权坚持索取那一磅肉的权利，但法律禁止他从安东尼奥身上割肉时流出一滴血（合约上只写了一磅肉，却没有答应给夏洛克任何一滴血）。而且，因为夏洛克是犹太人，法律规定如果造成货物损失和基督徒的死亡，就要用他的性命及财产来补偿。夏洛克只好答应，并遵依判决，改信基督教。故事中每个人都过着幸福的生活，除了夏洛克。
《威尼斯商人》就经济学以及反犹太主义提出了深刻的问题：当债权人属于不受欢迎的少数族裔时，为什么债务人总是不履行他们对债权人的还款承诺？为什么夏洛克们总是输掉官司？
放高利贷者，总是与他们“捕食”的对象——穷人形影相伴。他们活跃在东非一带，但是要了解原始资金贷款的运作，其实没有必要非去发展中国家。据英国贸易和工业部2007年的报告显示，在英国，约有16.5万个家庭使用非法贷款，借款总额每年高达4 000万英镑，而偿还的金额是借款金额的3倍。一个放债人，不论其种族，为什么几乎总是不受欢迎？要想了解其中缘由，您需要做的就是去访问我的家乡——英国格拉斯哥，这座城市的东部一直是滋生高利贷的肥沃土壤。在格拉斯哥的谢特尔斯顿等地区，也就是我祖父母生活的地方，映入你眼帘的是被废弃房屋的钢制百叶窗和上面有各种涂鸦的巴士收容所。谢特尔斯顿地区的经济生活曾经围绕着博伊德炼铁厂工人的工资袋而运转，现在则围绕着打入失业者邮局账户的失业金而运转。谢特尔斯顿地区的男性预期寿命是64岁左右，与英国人的平均寿命相差不到13年，而这意味着这里的新生男婴没有足够长的时间来积蓄他的养老金。
格拉斯哥的这些贫困地区是高利贷理想的活动场所。在格拉斯哥希林登地区，20年来，杰拉尔德·劳是放高利贷的头号人物。他把佩斯利西大街商船上的酒吧作为办公室，尽管他本人是一个戒酒主义者，但他大多数时间都在那里工作。他的工作流程很简单。借款人把他们的福利册或邮政局现金卡交给杰拉尔德·劳，以换取贷款，而杰拉尔德·劳在他的贷款册上记录贷款条件。当贷款到期时，杰拉尔德·劳会迫不及待地收取他的利息，并将现金卡还回借款人。贷款册本身很粗糙，是一本随意编写的交易记录汇编，只记有贷款人的姓名和绰号以及交易规模，比如“贝尔德15”，“基波100”，“贝纳德特150”，“威卡夫1 210”。杰拉尔德·劳向他的客户收取的标准利息率令人惊讶——每周为25%。通常情况下，如果借款10英镑，一个星期后要偿还12.50英镑（本金加利息）。然而，杰拉尔德·劳的客户往往不能按时还款——这其实不足为奇。该地区有些人一天只挣5.90英镑，因此他们借款更多。很快一些客户欠杰拉尔德·劳数百英镑，甚至上千英镑。他们陷入债务危机的速度并不让人吃惊，因为每周25%的利息一年按复利计算就是1 100 000%以上。
放高利贷者被捕：杰拉尔德·劳由于非法放贷被警察带走
从长远来看，欧洲利息呈下降趋势。但为什么今天英国的一些人要为微不足道的小额贷款支付8位数的利息？这些贷款确实应该违约拖欠，除非你神经不正常。杰拉尔德·劳的一些客户实际上可以说是弱智低能。而杰拉尔德·劳那些心态正常的客户觉得，无论怎样被敲诈，背弃还贷承诺是不可取的。正如一家苏格兰报纸评论的那样：“他的受害者害怕拖欠贷款而毁了他们的名声。”目前尚不清楚杰拉尔德·劳是否在现实中诉诸暴力，在每一笔高利贷后面，是否就像夏洛克的故事所显示的，都潜伏着隐含的威胁。
人们往往谴责放高利贷者是不道德的，甚至是犯罪。杰拉尔德·劳为他的行为付出的代价是被判处10个月监禁。然而，我们必须设法从经济理论的角度来分析他的所作所为。首先，他能够抓住在谢特尔斯顿地区没有主流金融机构为失业群体提供信贷的机会。其次，杰拉尔德·劳必须是贪婪的或者说是无情的，因为他的那些小客户事实上很可能违约拖欠贷款不还。高利贷者所面对的最根本的困难就是，他的商业规模过小，因而利率不能太低，而高利率使得违约成为可能，只有使用恐吓手段才能确保贷款人继续还款。因此，高利贷者要学会如何放债，以克服这种根本的利害冲突：如果他们过于慷慨，他们将无利可图；如果他们过于铁石心肠，像杰拉尔德·劳那样，贷款人最终会报警。
这个问题越来越突出，影响越来越大。
[8] 斐波那契数列出现在《达·芬奇密码》中，这可能是为什么大多数人听说过它的原因。不过，它的名称首次出现是在梵文学者平加拉的著作中。——译者注
美第奇家族的崛起
债权人，特别是当债权人是外邦人时，有着先天的劣势——夏洛克并不是这类型的唯一放债人。14世纪早期，意大利金融一直掌控在佛罗伦萨的巴尔迪、佩鲁齐和阿奇艾乌奥利三大家族手中。由于他们的两个主要客户——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和那不勒斯国王罗伯特不愿偿还贷款，这三大家族的银行在14世纪40年代倒闭。如果这些说明了放债人潜在的劣势，那么美第奇家族的崛起则证明，放债人也拥有潜在的影响力。
也许，没有任何家族能像美第奇家族在文艺复兴时期一样，留下如此深的时代印记。这个家族诞生了两位教皇（利奥十世、克莱门特七世）、两位法国王后（卡特琳娜、玛丽）、三位大公（佛罗伦萨大公、内穆尔大公和托斯卡纳大公）。恰当地说，正是马基雅维利这个最权威的政治权力理论家书写了他们的历史。美第奇家族赞助了从米开朗琪罗到伽利略的几乎所有艺术和科学天才。他们令人眼花缭乱的建筑遗产仍然环绕在今天前往佛罗伦萨的游客周围。你可以看看卡法鸠罗庄园、圣马可修道院、圣罗伦佐教堂，还可以参观16世纪中期柯西莫·德·美第奇大公居住过的宏伟宫殿：从前的碧提宫、翻修的韦奇奥宫和带有庭院的新市政厅，一直延伸到阿尔诺河。但是，所有这一切辉煌的起源是什么？比如画家桑德罗·波提切利的名画《维纳斯的诞生》，要为这些杰作付钱，钱从哪里来？简单的答案是，美第奇家族是外汇交易商，是货币兑换同业公会成员。他们渐渐被称为“银行家”，就像威尼斯的犹太人一样，坐在街头桌子后面的长凳上开展业务。美第奇家族最初的“银行”（更好的描述应该是摊位）位于卡瓦尔康蒂宫殿附近，离佛罗伦萨的主要羊毛市场不远。
早在14世纪90年代之前，对美第奇家族的称呼可能更多的是“流氓”而非“银行家”：一个没有起色的小团伙，以低暴力事件而非高融资活动著称。1343~1360年，美第奇家族至少有5人因为资本罪而被刑事法院判处死刑。对于乔万尼·美第奇来说，让美第奇家族活动合法化是他的奋斗目标。他通过勤奋工作，节俭持家，精打细算，最后成功了。
1385年，乔万尼成为一家银行罗马支行的经理。这家银行是由他的亲戚、佛罗伦萨放贷人维埃里·美第奇经营的。在罗马，乔万尼以一个外汇交易员的身份而声名卓著。从诸多方面来看，教皇都是理想的客户，因为他提供了一定数量流入和流出梵蒂冈金库的不同货币。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是一个多种铸币共存的时代，有些是黄金，有些是白银，有些是贱金属，这使长途贸易或纳税很复杂，需要把一种货币兑换成另一种货币。乔万尼清楚地看到，更大的机会在佛罗伦萨。他在1397年返回佛罗伦萨。到1420年的时候，他把业务移交给他的长子科西莫，自己在威尼斯和罗马成立了银行分支机构，他还从两家佛罗伦萨羊毛工厂获取收益。后来，他在日内瓦、伦敦和阿维尼翁增设了银行分支机构。
长凳上的银行家：昆丁·马苏斯的《银行家》（1514年）
美第奇家族早期业务中特别重要的是商业汇票，这是中世纪发展起来的一种贸易融资手段。如果一位商人欠另一位商人债务——只有等到交易完成几个月后才能用现金支付，那么债权人可以给债务人出票，还可以使用该汇票作为支付手段，在自己的权限之内，以低于票面的价格从愿意充当中间人的银行套取现金。征收利息被视为高利贷而受到教会的谴责，然而没有人能够阻止精明的交易者从此类交易中获利。这是美第奇家族业务的本质。没有支票，说明只是口头上的，并记录在银行册子里。没有利息，储户被赋予自由裁量权（公司每年利润的一定比例），以补偿他们的资金所承担的风险。
乔万尼的“机密簿”[9]（libro segreto）让这个家族的崛起散发出迷人的光芒。在某种程度上，这只不过是一个小心翼翼保存账簿的故事。按照现代标准，这里肯定有不完善的地方。虽然早在14世纪40年代，复式簿记方法在热那亚广泛使用，但美第奇家族并没有系统地使用这种方法。尽管如此，现代研究者对美第奇家族整洁有序的账目也有深刻的印象。档案还包含了一些早期美第奇家族的资产负债表，一边是记录准确的准备金和存款（作为负债），另一边则是贷款客户或商业票据（作为资产）。美第奇家族没有发明这些技术，但他们广泛应用这些技术，大大超过了迄今为止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技术在佛罗伦萨的应用。而美第奇家族成功的真正关键，与其说是经营规模庞大，不如说是多元化经营。早期意大利银行一直是单一的经营结构，很容易被违约债务人拖垮。美第奇家族银行建立在特殊的定期重新谈判合同的基础之上，实际上是多重相关的合伙关系。银行分行经理并不是雇员，而是地位较低的合作伙伴，他们从利润份额中抽取一部分作为报酬。正是这种权力下放，让美第奇家族银行获得了巨额利润。美第奇家族银行在1402年拥有大约2万弗洛林金币资本，在册职员最多17人；1397~1420年所赚取的利润为151 820弗洛林金币，大约每年是6 326弗洛林金币，年收益率为32%，仅罗马分行公告的年收益率就超过30%。这种经营模式在佛罗伦萨纳税记录上得到证明，记入其中的乔万尼的资产一页接一页，加起来总计是9.1万弗洛林金币。
1429年，乔万尼的临终遗言是告诫他的继承人，要保持其财务敏锐性的水准。26个名字中带有美第奇的男子出席了他的葬礼，所有参拜者都对这位自封的黑社会头目表示敬意。到1458年庇护二世（Pius II）成为教皇的时候，科西莫·美第奇有效地掌控了佛罗伦萨城邦。正如教皇本人所言：“政治问题在他家中得以解决。他选择任职人员……他决定和平与战争以及法律管制……他就是无处不在的国王，除了名分。”外邦统治者应与他本人接触，而不是浪费时间去接近佛罗伦萨的其他人。佛罗伦萨历史学家弗朗西斯科·圭恰迪尼（Francesco Guicciardin）指出：“他拥有的声誉，从衰落的罗马一直传颂到今天，普通公民不曾享有。”波提切利创作的最流行的肖像——一位令人关注的英俊小伙子——实际上是献给过世的银行家科西莫·美第奇的，旁边的题词是“国父”。1469年，科西莫的孙子洛伦佐接管了美第奇家族银行，崛起的黑道家族——柯里亨家族，也完全建立在银行的基础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