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券市场：人性的奴役
The Ascent of
Money
A Financial History of the World
债券市场比邦德先生更强大？
战争是金融创新的源头吗？
债券市场通过制定长期利率控制世界吗？
导读
在银行创造了信贷之后，债券的诞生便成为货币崛起过程中第二次伟大的革命。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战争，是一切缘由之父。”毫无疑问，它也是债券市场之父。战争消耗了资源，损失了人口，而最终体现为钱财的缺乏。自己向自己借钱，这就是城邦国家解决军费短缺的办法，并由此创造了债券市场。
战争创造了债券市场，也创造了主宰债券市场的巨人，进而让金融家成为战争的另类主导者。内森·罗斯柴尔德用债券资助了战争，更在战争中建立了自己的金融帝国。对于统治者而言，他们借用货币发动了战争。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则是战争创造了货币。
战争不仅创造了债券市场，增加了货币供给，并带来了另外一个魔鬼，这就是通货膨胀。我们印象中的阿根廷是足球、马拉多纳和庇隆夫人的传奇，但我们还应该知道，阿根廷曾经是世界最富有的国家之一。而今天，这个国家的昔日繁华已似水流逝。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阿根廷从世界之巅跌落？
债券聚集了民间的闲散资金，通过金融机构资助了战争与经济发展，而随之产生的通货膨胀也提醒我们，财务管理不当可能使一切资源归零。现代中央银行所面临的任务越来越艰巨，要在保持币值稳定与维持经济增长之间进行平衡。如何控制外债水平，如何保持汇率稳定，如何在面临货币危机时进行自救和国际协调，成为全球化时代货币部门的重要课题。
债券的“杀人执照”
在
比尔·克林顿就任美国总统首个100天的早些时候，他的竞选班子成员詹姆斯·卡维尔曾说过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名言。“我过去经常想，倘若果真有来生，我希望转世投胎做一回总统或是教皇，或者一名400码棒球击球手。”他对《华尔街日报》说，“但现在我想通过债券市场重生了，因为它能吓唬每一个人。”令他倍感吃惊的是，债券价格在之前11月份美国大选刚刚结束之后便出现了上扬，而在此之前，总统实际上还没有发表承诺降低联邦财政赤字的演说。“投资市场中聚集的是一群强硬派。”财政部部长劳埃德·本特森评论道，“总统作出的努力可靠吗？政府会持之以恒地推动投资市场吗？显然他们已经作出肯定的判断了。”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说，如果债券价格继续攀升，将成为“迄今为止我所能想象到的最强有力的经济刺激因素”。到底是什么使得这些政府官员如此毕恭毕敬——甚至畏惧地谈论一个只是买卖政府“借据”的市场呢？
在银行创造了信贷之后，债券的诞生便成为货币崛起过程中的第二次伟大革命。政府（以及大型公司）通过发行债券，从范围更加广泛的人们和机构（而不仅仅是银行）那里借用资金。下页图展示的是一张日本政府发行的面值10万日元的10年期债券，以及一张1.5%的固定利率息票——这只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所积累的838万亿日元庞大国债的冰山一角。这张债券包含有日本政府的承诺，即在未来10年内每年向任何该债券持有者支付10万日元的1.5%的利息。债券的最初购买者有权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市场价格出售债券。在本书撰写之时，该债券价格约为102 333日元。为什么？因为强大的债券市场就是这么认定的。
大约800年前，债券市场从意大利北部的城邦中悄然萌芽，发展至今规模已经相当庞大。当今国际市场交易的债券总市值约为18万亿美元。而国内市场交易的债券（例如日本投资人持有的日本政府债券）市值则达到了令人咋舌的50万亿美元。我们所有人——不论是否愿意（我们大多数人甚至并不清楚）——都在两个重要方面受到债券市场的影响。首先，我们积攒下来以备年老之时使用的资金中绝大部分都被投资到了债券市场。其次，因为债券市场规模庞大，而且政府被看做最值得信赖的借款人，所以可以说，债券市场为整个经济设定了长期利率。当债券价格下跌时，利率将会上涨，其后果就是给所有借款人带来痛苦。它的具体运作过程就是这样。如果一个人有10万日元待存，那么购买10万日元的债券不但可以保证本金安全，同时还能为存款人带来定期利息。更精确地说，如果债券按照1.5%的固定利率或“息率”付息，那么10万日元的债券每年产生的利息就是1 500日元。但是，市场利率或当期收益率要按照市场价格确定的利息率计算。该债券当前的市场价格为102 333日元，那么市场利率或当期收益率应为：1 500/102 333=1.47%[13]。现在设想一下这种情形——债券市场开始因为日本政府的巨额债务而感到恐慌。假如投资人开始担心日本政府可能无力支付此前承诺的年度利息；或投资人开始对日本货币也就是日元的健康状况担心，因为债券以日元结算，利息也用日元支付。在这种情况下，恐慌的投资人会抛售他们手中的债券，进而导致债券价格下跌。而只有当债券价格足够低廉，从而弥补日本政府违约或货币贬值等不断增长的风险的时候，才会有购买者购买债券。我们不妨假定我们的债券价格下跌到了8万日元，那么收益率是：1 500/80 000=1.88%。也就是说，突然间，日本整体经济的长期利率上涨了0.41%——从1.47%上涨到1.88%。那些在市场变化之前为了保障退休生活而投资债券市场的人，将会蒙受22%的损失，因为他们的资金与债券价格以同等幅度下降。如果投资人在市场变化之后想要办理抵押贷款，他们会发现每年至少要多付0.41%（按照市场上的说法，41个基点）。管理着世界上最大债券基金的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的负责人比尔·格罗斯说：“债券市场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它们是所有市场之本；信贷成本以及利率（关于基准债券），最终决定股票、房产以及所有资产类型的价值。”
日本政府发行的10年期债券与息票
即使只是0.5个百分点的上涨，都能使政府本已庞大的财政支出增加更多待偿还的债务，从而导致已经债台高筑的政府蒙受巨大损失。
在政治家看来，债券市场之所以强大，部分原因在于它每天都对政府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可信度作出判断。但是，债券市场真正的能力在于，能够通过较高的借贷成本对政府施加影响。即使只是0.5个百分点的上涨，都能使政府本已庞大的财政支出增加更多待偿还的债务，从而导致已经债台高筑的政府蒙受巨大损失。在错综复杂的金融关系中，存在着一条反馈回路：更高的支付利息导致更大的财政赤字，债券市场将会更加糟糕，债券再次遭到抛售，利率再次上涨……政府迟早都要面临无法回避的三选一的困境：拖欠部分债务，印证债券市场最严重的担心？或者为了稳定债券市场，削减其他领域的财政支出，从而惹恼选民或既得利益集团？抑或力图通过增加税收而降低财政赤字？债券市场的建立，为政府借款提供了便利条件，并在危机阶段左右着政府政策。
那么，“债券先生”是如何变得比伊恩·佛莱明所创造的邦德先生更强大的呢？还有，为什么债券和邦德都具有“杀人执照”？
[13] 这里不应该与到期收益率混为一谈，其中要考虑到政府发行的按面值赎回债券的时间。
债务如山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战争，是一切缘由之父。”毫无疑问，战争也可以说是债券市场之父。在彼得·范·德·海登非凡的版画《财富之战》中，存钱罐、钱袋子、硬币桶以及藏宝箱——大部分都配备着剑、刀和长矛——在一片嘈杂的混战中互相攻击。镌刻在版画下面的荷兰诗文写道：“金钱和财物，一切战争和争吵的缘由。”诗文同时还说：“只有当你能够筹集到战争所需的钱财时，战争才有可能爆发。”同金融史上许多其他事物一样，通过专为政府债务设立的市场给战争筹集资金，也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发明。
14世纪和15世纪的大部分时期，托斯卡纳地区的中世纪城邦——佛罗伦萨、比萨和锡耶纳都处于互相争战或与其他意大利城邦争战的状态之中。这是人力和财力耗费都很巨大的战争。不过，各个城邦都不会让自己的公民从事战争这样的脏活，他们雇用军事承包商。这些承包商召集军队，吞并敌人的土地、掠夺财宝。在14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众多军事承包商中出现了一位非常杰出的人物，他威武的风采现在在佛罗伦萨大教堂的壁画上仍然清晰可见——这幅画最初由一个佛罗伦萨人委托他人所作，以表达其对这位“无与伦比的领导人”的崇敬之情。尽管看起来好像不太可能，但这个雇用兵领袖竟然是一个生长于英国斯拜尔·赫丁翰的艾塞克斯男孩儿，他就是约翰·霍克伍德。约翰·霍克伍德爵士代表意大利城邦娴熟地四处征战，意大利人称他为“一个敏锐的人”。为了奖励霍克伍德为他们提供的服务，佛罗伦萨人送给霍克伍德多处房产，位于佛罗伦萨郊外的蒙特奇奥城堡就是其中之一。霍克伍德是一名雇用兵，愿意为任何出钱者卖命，不管是米兰、帕多瓦、比萨还是教皇。佛罗伦萨韦奇奥宫中令人眼花缭乱的壁画描绘了1364年比萨和佛罗伦萨的军事冲突。那时候霍克伍德正在代表比萨作战。不过，15年后，他又转而投奔佛罗伦萨，其最后的军事生涯都效力于佛罗伦萨。为什么？因为佛罗伦萨能付给他钱。
彼得·范·德·海登的《财富之战》版画，下面的荷兰诗文写道：“金钱和财物，一切战争和争吵的缘由。”
连年争战的军费开支使意大利各城邦陷入危机。即使是在和平年代，政府开支也达到了税收的两倍。为了向霍克伍德之流支付酬金，佛罗伦萨陷入了财政赤字。从托斯卡纳国家档案中，人们可以发现佛罗伦萨的债务如何增长了百倍，也就是从14世纪初的5万弗罗林，增长到1427年的500万弗罗林。这确实是堆积如山的债务，并因此被称为“公共债山”。到15世纪早期，借款金额已经占到了城邦收入的70%。那座“债山”几乎超过了佛罗伦萨年经济收入的一半以上。
佛罗伦萨人从哪里能借到这么一大笔钱呢？答案是：从他们自己那里。实际上，富有的市民是被迫借钱给城邦政府的，因为这样可以取代缴纳财产税。作为对这些强制性借款（贷款）的回报，市民将会获得利息。从技术层面来讲，这笔借款对于市民是义不容辞的，所以不是“高利贷”（正如我们所知，高利贷是教会明令禁止的）。因此，作为一种对源于现实或假设的强制投资的成本补偿，利息支付能够与教规达成契合。正如苏萨的霍斯特西斯大约在1270年所记录的那样：
如果某个擅长从事贸易和集市交易并因此从中获益的商人出于对我的仁慈，把他原本用于做生意的钱借给急需的我，那么我有义务为他支付利息。
佛罗伦萨金融系统最重要的特点是，如果投资者急需现金，他们可以把这些贷款出售给其他市民。换句话说，它们属于流动性资产，尽管那个时候的债券只不过是皮封面账簿上的一些条条道道。
佛罗伦萨把它的市民变成了最大的投资人。
事实上，佛罗伦萨把它的市民变成了最大的投资人。到14世纪早期，已有2/3的家庭通过这种方式缴纳钱财以支撑城邦公共债务，尽管大多数筹款来自那几千个富人。美第奇家族的放贷业务不仅证明了他们在这一时期的财富规模，同时也表明了他们对城邦财政的支持力度。佛罗伦萨金融系统能良好运转的原因之一，在于美第奇家族以及其他一些贵族把持着政府及其金融命脉。这种寡头权力结构为债券市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那些不负责任的世袭君主不同（他们可能专断地违背对债权人的承诺），佛罗伦萨发行债券的人通常就是购买债券的人。因此，他们对看到自己获得利息非常感兴趣，这不足为奇。
不过，通过这种方式筹到能够支持毫无收益的战争所需的款项，或多或少会有一些限制。随着意大利城邦债务的增加，他们不得不发放更多的债券；而他们发行的债券越多，他们拖欠偿付的可能性就越大。威尼斯在12世纪末期就开发出了一套公共债券体系，比佛罗伦萨还要早。“老山”是14世纪威尼斯与热那亚及其他敌手在战争期间的主要筹资方式。1463~1479年间，随着和土耳其连年战争的延续，一座新的债山堆积而起。公共债券的投资人年收益率为5%，每年分两次偿付，利息来源于城市的各种消费税收（对各种消费品比如盐等所征收的税）。与佛罗伦萨一样，威尼斯人也是强制放贷，但在二级市场上，投资人可以把债券卖掉套现。然而，在15世纪末期，威尼斯连续的军事失利大大削弱了债券市场。那些在1497年价值为80（低于其面值20%）的威尼斯“新山”债券，到1500年价值降到了52，1502年年末重回75，然后在1509年从102猛然跌至40而崩盘。1509~1529年间最低点的时候，“老山”价值仅为3，而“新山”价值为10。
现在，如果你在战争激烈进行之时购买政府债券，显然要面临风险，即参战国可能无法支付利息。另一方面，要搞清楚利息的支付是否基于债券面值。如果你能以5%的利息购买到收益率为面值10%的债券，你将能赚取50%的可观收益。事实上，你所期望获取的合理回报，在你准备承受的风险范围之内。同时，正如我们所见，债券市场从整体上为经济设定了利率。如果城邦不得不支付50%的利息，那么，可靠的借款人有可能获得某种战争溢价。因此，1449年，当威尼斯与奥斯曼帝国同时在伦巴第地面以及海上开战时，其遭遇债券极度贬值和利率飞涨的严重金融危机并非巧合。同理，1509年债券市场暴跌的一个直接原因，就是威尼斯军队在阿格纳德罗的溃败。这两个案例的结果是相同的：商业活动搁浅，最后停止。
不只是意大利城邦对债券市场的产生作出了贡献。在北欧地区，那里的城邦政权在不与教会规定冲突的情况下，也在竭力填补赤字。那里出现了一些不太相同的解决方案。尽管他们禁止在贷款的时候收取利息，但《高利贷法》并不适用于被称为“普查”的中世纪契约，这种契约允许一方从另一方手中购买年支付流。在13世纪，这种年金方案开始从法国北部的城邦（如杜埃、加来）以及佛兰德的城邦（如根特）发行。他们采用两种形式：遗赠年金——购买人可以将其遗赠给后嗣，或定期年金——购买人死后即告废止。卖家而非买家有权通过偿还本金赎回年金。到16世纪中期，年金销售大约拉动荷兰的收入上升了7%。
法国和西班牙皇室用同样的方式筹集资金，他们以城邦作为媒介。在法国，巴黎市政厅代表君主筹集资金；在西班牙，王室债券需通过热那亚的圣乔治公司（一家购买城市征税权的私人财团）和安特卫普证券交易所（现代证券市场的先行者）筹集资金。然而，投资人对王室债务进行投资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各个寡头统治的城邦对其债务，都有可能不履行债务清偿；同样，专制的统治者也是不可信的。正如我们在第一章所了解到的，西班牙王室在16世纪末叶和17世纪就发生了一系列毁约事件，分别在1557年、1560年、1575年、1596年、1607年、1627年、1647年、1652年和1662年全部或部分停止债务清偿。
西班牙陷入金融困境的部分原因是由于西班牙试图染指荷兰北部叛乱省份，但最终失败所产生的巨额开支。这些叛乱省份抵制西班牙的法律，这成为西班牙金融和政治历史上的分水岭。在共和体制下，联合省融合了带有民族国家性质的城邦优势。他们把阿姆斯特丹开发成一个综合多种有价证券的市场，从而有能力筹集战争经费：这些债券不仅包括终生和永续年金，还包括抽签公债（投资者凭此购买并获得大量收益的概率微乎其微）。截至1650年，当地已有超过65 000名年金收入者把资产投到一种或多种债券上，从而帮助荷兰筹集到了维持长期战争的资金，进而保持了自己的独立。随着荷兰从自卫到帝国扩张的转变，其债务飞速增长，从1632年的5 000万盾飞涨到1752年的2.5亿盾。不过，荷兰债券的收益率下降较为平稳，1747年的降幅只有2.5%——这一方面表明联合省的资金充裕，另一方面也表明投资人对荷兰政府违约偿付的可能性并不担心。
1688年的光荣革命将天主教徒詹姆斯二世逐离英国王位，荷兰新教的奥伦治王子随即上台，这些变革加上其他方面的创新，打通了从阿姆斯特丹到伦敦的英吉利海峡通道。英国的财政体系与欧洲大陆其他君主国的明显不同。英国国王拥有的土地已被售出，这早于其他地方；他们在西班牙、法国和德国的力量还比较弱小的时候，就开始通过增加议会的权力去控制王室的花费了。他们在建立只靠薪水而不是贪污维持生存的专业公务员队伍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光荣革命突出了这种差异。从那时开始，不再会有违约偿付的情况发生（1672年的“财政署止兑”让伦敦的投资人记忆犹新。当时英国王室深陷财务窘迫境地，国王查理二世不得已而采取止兑措施），不再会发生货币贬值，尤其是在1717年金本位制实施后。王室财政将由议会详细审查，并将努力解决斯图亚特王朝过去遗留下来的各种债务，通过亨利·佩尔汉姆爵士“整理公债基金”来实施，这一景象在1749年达到高潮。法国的金融政策与此恰恰相反，政府违约偿付的情况时有发生。为了筹集为市民服务的款项，法国政府办公室被变卖用于筹款；税收被私有化或“外包”，预算少得不可理喻；三级会议（法国议会最重要的事情）休会，上台的议长力图通过发行长期公债和联合养老基金筹集资金，相关条款对投资人极其优惠。18世纪中期的伦敦债券市场欣欣向荣，政府的“统一公债”在债券市场上处于主导地位，债券流动性强（也就是说债券容易出售），这对外国投资人（尤其是荷兰的投资人）有很大的吸引力。而在巴黎，相比之下，债券市场远远落后。法国的金融分化将产生深远的政治后果。
英国统一债券的成功
著名的英国统一债券（尽管有争议）是所有发行过的债券中被证明最成功的，因此值得我们了解。在18世纪末期，投资者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进行投资：一种是收益率3%的债券，另一种是收益率5%的债券。它们是同一类型的债券，都属于永久债券，没有固定的到期日，如果债券市价等于或高于其面值（“票面价值”），政府能够回购（赎回）。下页的插图展示的是一种典型的统一公债——一份部分印刷、部分手写的收据，标有投资金额、债券面值、持有者姓名和日期：
1796年1月22日，收到安娜·霍伊斯夫人101英镑，按100英镑支付利息或股份或联合股份，收益率为5%……在英格兰银行内可流通。
假定霍伊斯夫人花101英镑购买了面值100英镑的统一公债，她的年收益率将稳定达到4.5%（尽管这不是投资的最好时机）。当年4月，年轻的科西嘉指挥官拿破仑·波拿巴领导法国军队在蒙特诺特取得了第一场胜利，在接下来的20年，拿破仑对英帝国的债券和金融市场稳定构成巨大的威胁，但他完全不顾及欧洲的和平，其危害程度远甚于哈布斯堡皇族和波旁王族。要打败拿破仑，英国政府将会债台高筑。当政府债务上升时，个人持有的债券价格将下跌——最低的时候，英国财富缩水30%。
安娜·霍伊斯1796年1月购买的收益率为5% 的统一公债
1796年，很少有人会预测到，这个矮个子科西嘉人能成为法国的皇帝和欧洲大陆的统治者（尽管如流星划过），至少安娜·霍伊斯夫人没有预测到。随着社会的变迁，一个伟大的（更加持久的）壮举差不多在同一时代发生。在拿破仑滑铁卢溃败的几年当中，在法兰克福昏暗的犹太人聚居区内，一个“金融波拿巴”横空而出，他是债券市场的主导者，有人还说他是欧洲政治的统治者，那个人就是内森·罗斯柴尔德。
“金融波拿巴”罗斯柴尔德
他拥有巨额财富，他吹嘘他能决定战争与和平，国家的信誉由他掌控；他有不计其数的通信记者，他的信使比君主王侯的还要多；政府部长们也受他恩惠。他是欧洲大陆内阁的最高统治者，他想控制欧洲大陆。
这段文字是由英国激进的下院议员托马斯·邓司肯在1828年发表的，他所指的那个人就是内森·罗斯柴尔德。内森是一家银行伦敦分行的创始人，这家银行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期，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银行。债券市场让罗斯柴尔德家族变得富裕——富到足以在全欧洲建造41处华贵房产的程度。其中沃德斯登庄园位于白金汉郡。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第四代传人，也就是内森最伟大的曾孙，对这座庄园进行了整体镀金重建。根据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说法，他们家族杰出的先辈内森“个子不高、肥胖、有魅力、极其聪明、万众瞩目……我无法想象他会是个容易相处的人”。伊夫林·罗斯柴尔德有相似的看法：“我认为他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在伦敦圣·史威丁巷罗斯柴尔德公司的办公室内，伊夫林凝视着内森·罗斯柴尔德的画像说：“我认为他意志坚定，深谋远虑。”
尽管通信记者都受制于罗斯柴尔德家族，内森写给他兄弟们的信件却很少被保存下来。从我们可以看到的内森写的一封信中，就能看出他是一个怎样的人：手写体，像他们的所有信件一样，非常难懂的犹太德语（德语音译成希伯来语），其中描述了他所谓的犹太人的职业道德，可以看出他对不够机智的兄弟们缺乏耐心。
我写信告诉你们我的意见，因为给你们写信是我的该死的责任……我阅读你们的信件不止一次，甚至可能上百次。你们要好好反省一下，饭后我通常不做什么，我不看书，不玩牌，不去剧院，我唯一的爱好是我的生意，受此驱动，我读了阿姆谢尔、詹姆斯以及卡尔的信件……迄今为止，卡尔的信件（提到在法兰克福买一处更大的房子）令我忧虑……所有的这些都是废话，因为只要我们生意好，我们有钱，每个人都会奉承我们，那些没兴趣通过我们去赚钱的人将会羡慕我们。我们的萨洛蒙对人对事都太过和蔼，如果一个寄生虫在他耳边耳语点儿什么事，他就认为所有的人都是高尚的人；而真相是，所有跟随他的人都有各自的利益。
内森的兄弟们称他是“首席将军”。1815年萨洛蒙疲倦地抱怨道，所有你曾经写到的就是——“付这儿，付那儿，发这儿，发那儿”。凭借天生的金融天赋，内森从法兰克福偏僻的犹太人胡同起家，进而掌控了伦敦的债券市场。不过，我要再说一次，金融创新的机会源自战争。
罗斯柴尔德的第一桶金
金融创新的机会源自战争。
1815年6月18日早上，在威灵顿公爵的率领下，67 000名英国、荷兰和普鲁士的联军警惕地注视着离布鲁塞尔不远的滑铁卢战场，迎面而来的是由法国皇帝拿破仑·波拿巴率领的兵力不相上下的法国军队。滑铁卢之战使英国和法国20多年来不断发生的冲突达到顶点，但那不只是两支军队间的战争，也是两种融资体系之间的一场竞赛：一方面，法国在拿破仑的领导下，依靠掠夺生存（占领区的税收）；另一方面，英国靠债务来维持。
从未有过为了军事冲突筹款而发行这么多债券的情况。1793~1815年间，英国的国债增加了3倍，达到7.45亿英镑，是英国全年经济总量的两倍还多。大量债券的发行对伦敦的金融市场影响深远。自1792年2月以来，具有代表性的面值100英镑、收益率为3%的统一公债的价格因为滑铁卢之战，已经从96英镑跌到60英镑以下，在某一时期（1797年）曾跌破50英镑。这是令安娜·霍伊斯夫人烦恼丛生的时期。
根据一个由来已久的传说，罗斯柴尔德家族获取他们的第一桶金，是内森根据战争胜负对英国债券价格的影响作出了正确的判断而投机成功。一些版本的故事说，内森亲眼目击了那场战役，冒险穿越英吉利海峡的风暴，在威灵顿军队取得胜利的官方消息传来之前提前到达伦敦。他在债券价格大涨前购买了债券，金额在2 000万~1.35亿英镑之间。后来，德国纳粹尽力渲染了这一传说。1940年，约瑟夫·戈培尔核准发行了《罗斯柴尔德之死》，书中描述了一个油嘴滑舌的内森，他通过贿赂一个法国将军，从而确保威灵顿军队的胜利，然后在伦敦误报战役的结局，为的是造成投资人对英国债券的恐慌性抛售，随后他以极便宜的价格猛力吸货。然而，1815年的实际情形却并非如此。内森的发迹不是因为威灵顿军队的胜利，实际上，罗斯柴尔德家族更有可能因此被毁灭。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发迹，也不是因为滑铁卢之战。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发迹，也不是因为滑铁卢之战。
在排除一系列错误消息干扰之后，英国军队自1808年8月以来，一直在欧洲大陆与拿破仑的军队作战。当时是威灵顿公爵，接着是亚瑟·威尔斯利爵士领导英国军队远征在前一年遭到法国入侵的葡萄牙。接下来的6年中，英国军队经常要把人员和物资运送到伊比利亚半岛。通过向大众出售债券，的确能为英国政府筹集到大笔现金，但钞票对远方的西班牙战场却几乎没有一点用。为了给军队提供给养，支持英国盟军共同抗法，威灵顿公爵需要一种能被普遍接受的货币。他们面临的挑战是，要把债券市场筹集到的资金变成金币，然后把金币送到最需要的地方。而在战时，从伦敦往里斯本运送几尼金币[14]，成本很高，而且危险重重。然而当葡萄牙商人拒绝接受支付汇票时，威灵顿公爵除了运送现金之外，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内森·罗斯柴尔德——这个小有成就的法兰克福古董交易商及证券经纪人的儿子，在1799年才到达伦敦，在接下来的10年里，他在英国北部的新兴工业区度过了大部分时间，购买纺织品然后出口。直到1811年，他才在伦敦进入银行业。为什么是那个时刻呢？英国政府开始求助于他解决政府的金融需求了吗？答案是，内森作为一个欧洲大陆的黄金走私犯，通过突破拿破仑对欧洲大陆的封锁，在英格兰和欧洲之间开始进行贸易，拥有丰富的经验。（诚然，破坏法国政府的威信只是眨眼间的事，但在纯粹的重商主义者的眼里，黄金从英格兰流出会不断削弱英国的战果。）1814年1月，财政大臣授权首席代表约翰·查尔斯·赫雷斯“雇用绅士（内森），用最隐秘的方式在德国、法国和荷兰大规模地收购法国的金币和银币，总价值不超过60万英镑，从现在开始两个月内，尽可能完成这项工作”。这些金币要送到停泊在荷兰港口的英国舰船上，然后运送给威灵顿公爵。现在，威灵顿公爵已经穿过比利牛斯山进入法国。这是一项重大的任务，完全要凭借罗斯柴尔德兄弟横跨海峡的信用网络去完成大规模的黄金转运工作。他们成功完成了英国政府委托的任务。威灵顿公爵很快就“获取充足的货币供应”一事写信表示感激。正如赫雷斯写的那样：“罗斯柴尔德圆满完成了我们的各种服务委托，尽管他是个犹太人，我们还是要对他充满信心。”到1814年5月，内森已为政府转运了将近120万英镑的黄金，是最初计划的两倍。
毋庸置疑，运送数量巨大的黄金即使是在战争末期也是非常冒险的。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立场来看，任务艰巨，收费高也是合乎情理的，他们之所以能顺利完成任务的原因，在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有现成的银行网络——内森在伦敦，阿姆谢尔在法兰克福，詹姆斯（内森最小的弟弟）在巴黎，卡尔在阿姆斯特丹，萨洛蒙在内森认为可能需要他的任何地方。内森五兄弟遍布欧洲，他们利用市场间的差价和汇率差赚钱——这个过程就是套汇。比如说，如果巴黎的金价高于伦敦金价，在巴黎的詹姆斯就会卖出黄金，然后把现金发到伦敦，伦敦的内森就会用这笔钱购买更多的黄金。事实上，他们代表赫雷斯所进行的交易量足够影响到价格波动，进而提高营业收益率。另外，内森兄弟也会帮助英国政府为英国的同盟军支付大笔的津贴。到1814年6月，赫雷斯统计后得出内森兄弟已经完成1 260万法郎的津贴支付业务。首相利物浦勋爵曾评论说，“罗斯柴尔德先生”已变成“一位非常有用的朋友”。他对外交大臣卡斯尔雷勋爵说：“我不知道，如果没有他的话，我们还能做什么。”那时，内森的兄弟称内森是“债券交易之王”。
拿破仑在1814年4月退位后被放逐到意大利的小岛厄尔巴岛，在那儿他继续统治一个小帝国。但那个小岛太小，根本容不下他。1815年3月1日是会让那些在维也纳会议上商讨重建欧洲秩序的君主和大臣惊恐不已的日子——拿破仑重返法国，下定决心复兴他的帝国。拿破仑伟大军队的退伍军人重新集结到他的旗下。内森·罗斯柴尔德听到这一“坏消息”后，立刻开始购买黄金，凡是他和他兄弟可以买到的所有金条和货币都予以购进，并转由赫雷斯运给威灵顿公爵。罗斯柴尔德家族供给的金币总价值超过200万英镑，足够填满884个盒子和55个桶。同时，内森继续为英国在欧洲大陆的盟军提供津贴支付服务，在1815年，他和赫雷斯共计完成了980万英镑的交易。这种服务的佣金从2%~6%不等。拿破仑重返法国政坛让罗斯柴尔德家族变成了富人。但是，内森低估了购进数量如此庞大的黄金的风险，正如内森曾设想的，与拿破仑的所有战争一样，新的战争也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过，他差点犯了致命的错误。
不论内森多早收到滑铁卢之战的消息，在他看来都不是什么好消息。
威灵顿公爵对滑铁卢之战曾有一段著名的评论，称“这将是你一生中能看到的最势均力敌的战争”。在经过一天的艰难冲锋与反冲锋以及英勇防御之后，姗姗来迟的普鲁士军队最终决定了这场战争的胜利。对威灵顿公爵来讲，这是一场光荣的胜利，但对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并非如此。毋庸置疑，内森·罗斯柴尔德能提前得知拿破仑军队溃败的消息是件欣慰的事情，这归功于他的信使的速度比给英国内阁传递战况的威灵顿公爵的官方信使亨利·珀西少校快将近48个小时。不论内森多早收到滑铁卢之战的消息，在他看来都不是什么好消息。他不希望战争这么快就结束，因为他和他的兄弟拥有一大笔钱，战争一旦结束，就意味着没有人需要为战争筹款了。随着和平的到来，战胜拿破仑的伟大军队将会被裁减，战时联盟将会解散，这一切意味着士兵不再有工资，不再需要为英国的战时联盟支付津贴，战争期间飞涨的金价注定要下跌。内森面临的不是传说中的巨大利润，而是惨重并在不断加大的损失。
英国统一公债的价格（1812~1823年）
但是，内森面前还是有一条可能的出路：罗斯柴尔德家族可以在债券市场上用他们的黄金做一次大规模、高风险的对赌。1815年7月20日，伦敦《信使报》晚间版报道说内森“大量买进债券”，即政府债券。内森的赌注是，英国取得了滑铁卢之战的胜利，政府借款预期会减少，英国的债券市场价格会飞涨。内森不断买进，英国政府债券适时开始上涨，而内森继续买进。尽管他的兄弟苦苦恳求他卖出变现，内森还是鼓足勇气一直坚守到第二年。到1817年年末，债券价格最终上涨超过40%后，他才卖出。算上英镑的购买力和通货膨胀等诸多因素，内森的利润在今天价值6亿英镑。这是金融史上最大胆的一次交易，也是从拿破仑军队的溃败中侥幸夺取的金融交易的胜利。胜利者与失败者的相似性对当代不会没有影响。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劲敌——巴林银行的一个合伙人的话来说：“坦白说，我没有勇气去完成这样的交易。他们计划周密，富于智慧，执行敏捷——他们长于金钱和基金的运作，而拿破仑长于战争。”奥地利首相普林斯·梅特涅的秘书认为，罗斯柴尔德家族简直就是“金融波拿巴”。德国诗人海因里希·海涅说：“金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上帝……罗斯柴尔德就是金钱的先知。”
[14] 旧时英国金币，合21先令。——译者注
统治国际金融市场
在某种程度上说，到今天依然令人惊讶的是，在滑铁卢战役之后的半个世纪，罗斯柴尔德家族继续统治着国际金融市场。对当代人来讲，他们经常从神秘的角度，寻求对罗斯柴尔德家族取得非凡成就的解释。根据19世纪30年代的一则记录，罗斯柴尔德家族之所以能拥有巨额财富，是因为他们拥有一个神秘的“希伯来法宝”，这个法宝让伦敦分行的创始人内森·罗斯柴尔德成为“欧洲货币市场中的大人物”。19世纪90年代，类似的故事在俄国犹太人聚居区中流传。正如我们所知，纳粹倾向于把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发迹归结于操纵债券市场的消息以及其他精明的举措。即使在今天，罗斯柴尔家族的神话仍在流传。根据2007年在中国出版发行的宋鸿兵的那本畅销书《货币战争》的说法，罗斯柴尔德家族通过所谓的对美联储的影响，继续控制着全球货币系统。
根据2007年在中国出版发行的宋鸿兵的那本畅销书《货币战争》的说法，罗斯柴尔德家族通过所谓的对美联储的影响，继续控制着全球货币系统。
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拿破仑战争的最后阶段发迹，在日益国际化的伦敦债券市场扮演了主导角色。他们通过建立资本金基础和情报网络——比其劲敌巴林银行要先进得多，在竞争中居于主导地位。据估计，1815~1859年，他们设立的伦敦分行发行了14种不同的主权债券（sovereign bonds），面值总计将近4 300万英镑，是伦敦所有银行发行的债券总数的一半还要多。尽管英国政府债券是他们在市场上出售的最主要的债券，他们也出售法国、普鲁士、俄国、奥地利、那不勒斯和巴西的债券。另外，1830年后，他们独家发行比利时政府的债券。特别要指出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用现金从政府那里购买新债券的发行份额，然后把这些债券分销到他们遍及欧洲的经纪人和投资人网络中，从中收取佣金。只有当从买家那里收到所有的分期付款后，它们才会把债券款项汇给政府。罗斯柴尔德家族付给君主借款人的价格和他们卖给投资人的价格差很大（在首次公开发行后，再设定一个价格）。当然，正如我们所见，以前就存在大规模的国际借款，尤其是在热那亚、安特卫普和阿姆斯特丹。但不同之处在于，自1818年以后，伦敦债券市场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天下，他们坚决主张大多数新的借款国发行债券要用英国货币标定，而不是本国货币，并在伦敦或其他有罗斯柴尔德家族分支机构的市场支付利息。随着1818年收益率为5%的普鲁士债券的首次公开发行，一套新的标准确立起来了。经过漫长而不断反复的商讨之后，这些债券不仅在伦敦，同时在法兰克福、柏林、汉堡和阿姆斯特丹发行[15]。德国法律专家约翰·海因里希·班德在他的著作《论国家债券交易》（1825）中指出，这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最重要的金融创新之一，“任何政府债券的持有人……选择就近的分支机构，就可以毫不费力地收取利息”。可以肯定的是，债券发行不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唯一的生意，他们同时是债券交易商、套汇商、黄金交易商和私人银行家，也是保险、矿山和铁路投资商；不过，债券市场仍然是他们的核心竞争力所在。与弱小的竞争对手不同，罗斯柴尔德家族仅仅投资于那些用现在的说法来说就是具有“投资等级”的证券上。到1829年，他们在19世纪20年代发行的证券没有一家出现违约偿付情况，尽管在那个年代中期曾发生过一次拉丁美洲债务危机（多次危机中的首次）。
罗斯柴尔德家族创建的金融系统具有某种深刻的变革意义。
罗斯柴尔德家族事业蒸蒸日上。当内森在1836年去世的时候，其个人财富相当于英国国家收入的0.62%。1818~1852年，罗斯柴尔德家族的5处分支机构（法兰克福、伦敦、那不勒斯、巴黎和维也纳）总资产从180万英镑上升到950万英镑。1825年，他们的总资产是巴林兄弟银行和法国银行的9倍多。到1899年，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资产达到4 100万英镑，超过德国最大的5家股份银行的资产总和。罗斯柴尔德家族公司日益发展成跨国的资产管理公司，同时管理各处分公司的资产。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财富不断增加。为了维护家族事业，他们对5个分公司的契约定期进行修订，并严格执行堂表亲联姻制度。从1824年到1877年，内森的父亲迈耶·罗斯柴尔德的后代有21对新人结为连理，其中不少于15人是近亲联姻。此外，家庭都统一虔诚信奉犹太教，当其他犹太人家庭发生背教或混婚情况时，都会进一步加强他们作为“高加索王族”（即犹太）的观念。
老迈耶·罗斯柴尔德反复告诫他的5个儿子：“如果你不能让人们爱你，那就让人们怕你。”他们作为债券市场的统治者，凌驾于19世纪中期的金融世界之上。人们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恐惧超过对他们的热爱。与欧洲老牌贵族阶层的土地资产相比，具有更高收益率和更多流动性的新式财富的兴起令右翼反动分子哀叹不已。正如海因里希·海涅所看到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创建的金融系统具有某种深刻的变革意义：
债券体系是自由的……人们可以选择他们喜欢居住的地方，他们在哪里都能活下去，即使没有工作，也可以靠他们债券的利息生活，靠他们便携的资产生活，所以他们聚集在一起生活，并成为首都城市的中坚力量。当各种不同的精英聚集生活在一起，知识分子、社会当局和债券高度集中，我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在海涅看来，作为“推翻旧贵族统治的三大恐怖人物”之一，罗斯柴尔德是与黎塞留[16]、罗伯斯庇尔可以相提并论的人物。黎塞留摧毁了旧权力，罗伯斯庇尔消灭了旧势力的残余，而罗斯柴尔德为欧洲造就出了一批新的社会精英。
把政府债券体系提升为至高无上的权利……资助从前的特权阶级。为了确保这一点，他们组建了新的贵族政府，但这一切都是基于最不可靠的东西——金钱……金钱比水更具流动性，比空气更不稳定……
同时，左翼激进分子对政界涌现出的一股新生势力表示不满。这股新生势力拥有对政府财政和大多数政策否决的权力。鉴于罗斯柴尔德家族为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发行债券的成功，有人把内森作为保险经纪人“无价值的联盟”画成漫画进行讽刺，帮助欧洲平息自由主义政治之火。1821年，内森甚至收到了死亡威胁，因为“他和外国势力的联系，尤其是协助奥地利，帮助该国政府反对欧洲的自由”。自由主义史学家朱尔斯·米舍莱于1842年在他的杂志上写道：“罗斯柴尔德先生认识很多欧洲国家的王子，以及不计其数的交易所经纪人。他把所有经纪人和国王的名字记在心中，甚至不用看通讯簿就能和他们谈话。他曾对其中某人这样说道，‘如果你任命这个人当部长，你的账户将出现赤字。’”可以说，罗斯柴尔德家族是犹太人这一事实，进一步增强了人们对犹太人的偏见。在19世纪30年代，密西西比州州长一看到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来到美国，就讽刺“罗斯柴尔德男爵”“体内流着犹大和夏洛克的血，品行如同他的这两个同乡”。19世纪末，平民作家哈维把罗斯柴尔德银行描述成一条巨大的黑章鱼，触须延伸到世界各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