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曾国藩首战在靖港水战中就被打败了。当时曾国藩性格很刚烈，就要投水自尽，幸亏被部下救起，否则就没戏了。经过休整，曾国藩重整旗鼓，攻占了岳州、武昌。咸丰皇帝大喜过望。在一片糜烂的局面中收复了两个重要的城市，尤其是武昌，这让他十分高兴，因此准备任命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当时曾国藩只是个在籍的前侍郎，没有官职，如果不能成为督抚掌握地方实权的话，后勤都难以保障，因为当时不像乾隆、嘉庆时期，出兵征伐都是从户部国库里面出银子。由于太平军的兴起，国家财政已经无法正常运作，只能用厘金的方式解决军饷，更何况团练还不是正式编制的军队。但是没想到，大学士祁寯藻突然说了一句话，“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让咸丰心里一惊，收回成命，只给了曾国藩一个兵部侍郎的空头衔。祁寯藻就是典型的自己不做实事但是也看不得别人做实事，为了讨上级领导的欢心，还弄出一个诛心之论，说曾国藩有可能会谋反。曾国藩很生气。咸丰和曾国藩的关系有点微妙，他不像道光那样欣赏曾国藩。当然，曾国藩在他刚继位的时候写过奏折顶撞他，可能也有这个因素，咸丰表面上宽容，但心里很猜忌。好在咸丰下令让胡林翼署理湖北巡抚，因为当时胡林翼率军出贵州与曾国藩联合作战，双方配合得很好，胡林翼对曾国藩很宽容，曾国藩又特别欣赏胡林翼，两个人同舟共济。胡林翼掌握了湖北的财权以后，就把湖北的给养源源不断地供给前线的湘军。
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曾国藩与咸丰皇帝又发生了矛盾。当时正值曾国藩父亲去世，皇帝给他三个月时间治丧，正常应该是三年，但军情紧急，只能酌情缩短。曾国藩心里很生气，他觉得皇帝对自己过于猜忌，于是坚持要守孝三年，回家去不干了，双方闹得很僵。此时，胡林翼率湘军围攻九江，破了湖口，一路很顺利，主要靠的就是杨载福、彭玉麟这些曾国藩的旧部。胡林翼趁机给咸丰皇帝上奏章，劝说一定要把曾国藩请回来。所以说咸丰心胸确实有些狭窄，在朝猜忌奕，在外猜忌曾国藩。
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曾国藩、胡林翼两军配合，围困太平天国首都天京的上游重镇安庆。安庆当时是安徽的省会，驻扎着太平军最精锐的部队，主要是陈玉成率领的两广子弟兵，从金田起义一路北上打过来的老部队。拿下安庆，不仅太平军精锐尽失，而且还可以顺江而下直捣天京（今江苏南京），所以安庆是必争之地，安庆之战也成为重要的转折点。两军主力在这里进行大会战，持续了一年多，其间互有胜负，湘军好几次也差点全军覆没，但最终湘军将太平军击败。在这期间发生了一件事，胡林翼在前线指挥作战，志得意满，策马登龙山，说从这里看安庆犹如釜底，太平军虽强但平定他们指日可待。突然，他看到江面上有两艘轮船逆流而上，快如奔马，顿时脸色大变，刚才的意气风发消失不见，勒马回营，中途呕血，差点从马上摔下来。胡林翼本来身体就不好，回来以后病情越发严重，几个月后又听到咸丰皇帝在避暑山庄驾崩的消息，痛哭吐血，死于军中。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太平军被消灭对他而言是胸有成竹，迟早的事情，但没想到洋人的轮船如此先进，逆水行舟速度还这么快，就很担心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太平军被镇压之后，洋人的问题不好解决。后来担任过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的阎敬铭当时在胡林翼幕府当幕僚，每次和胡林翼谈到洋务时，胡林翼都摇手闭目，神色非常不开心，说这些事情不是我们能明白的。可以看出，胡林翼想得很远，确实为国忧心。
曾国藩对胡林翼评价很高，他说以湖北贫瘠的地区养兵六万，每月要花费四十多万两，但是湖北的老百姓和商人没有变得贫穷，吏治也特别好，这都是因为胡林翼既能打仗，又会办后勤，还熟悉政务，所以在给皇帝的奏章中说胡林翼“坚持之力，调和诸将之功，综核之才，皆臣所不逮”。而且胡林翼人缘特别好，和所有的湘军将领关系都特别好，曾国藩自认做不到这一点，对他的早逝深感惋惜。胡林翼虽然早殁，但推功让能、调和诸将的能力，对平定太平天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胡林翼升为湖北巡抚，极力笼络时任湖广总督的满洲权贵官文。其母收官文之妾为义女，又处处让利给官文，故胡林翼所言，官文无不言听计从，为平定太平天国奠定了良好基础。《清史稿》记载：“林翼威望日起，官文自知不及，思假以为重，林翼益推诚相结纳，于是吏治、财政、军事悉听林翼主持，官文画诺而已。不数年，足食足兵，东南大局，隐然以湖北为之枢。”胡林翼能够很好地笼络住满人亲贵，又与曾国藩、左宗棠交好，让这两个势同水火的地方大员能够团结对敌，所以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
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曾国荃率领湘军打到了孝陵卫、雨花台，次年七月攻破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同时，李鸿章、左宗棠都被曾国藩推荐，破格提拔为江苏巡抚和浙江巡抚，各成为一方大员。这都是过去难以想象的，几年前曾国藩自己想当一个署理湖北巡抚都不得，现在已经成为节制长江下游五省军务的钦差大臣了。一方面是因为朝中执政的奕非常重视曾国藩，另一方面也确实是没辙，满人中没有什么像样的人才。
咸丰皇帝临死前许诺过，谁能克复金陵就封谁为郡王。但我们知道，清朝没有任何一个皇族以外的大臣在生前被封为郡王的，福康安也是死后追封。现在曾国藩攻下金陵了，怎么办？要按照先帝的遗命执行吗？但咸丰遗诏任命的八大臣几个月后就被推翻了，他的遗诏不值钱，很快就变成了历史文件了。另外，朝廷也不愿意如此封赏，即便给了，曾国藩也未必敢要。于是，将郡王的封赏一拆为四，曾国藩封为一等毅勇侯，世袭罔替，曾国荃封为一等威毅伯，提督李臣典封一等子，提督萧孚泗封一等男。
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曾国藩深切地感受到，必须要借用洋枪洋炮才能战胜太平军，靠刀枪剑戟根本不行，而且太平军也在上海购买洋人的武器，所以这场战争基本上是十九世纪上半叶欧洲战争的水平。洋务运动也在此时开始，在奕的提议下，咸丰同意设立总理衙门，曾国藩创办安庆内军械所，派遣幼童赴美留学。
曾国藩常说，“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满意之选不可得，姑节取其次，以待徐徐教育可也”。意思是，办大事业一定要有自己的接班人，即便不能百分百满意，只要有几方面的特长就可以了，然后再好好地教导他。他的替手、最得意门生就是李鸿章。李鸿章很受曾国藩、胡林翼的赏识。胡林翼在见了李鸿章一面后，就对曾国藩说：“少荃如许骨法，必大阔。”曾国藩自己也对李鸿章说：“观阁下精悍之色，露于眉宇，作字则筋胜于肉，似非长处玉堂鸣佩优游者。”李鸿章在曾国藩的幕府里还闹过意见，一气之下跑到江西去了。过了一年多，曾国藩收复了安庆，李鸿章静极思动，就写信祝贺。曾国藩当然也知道他的意思，就说你在江西也没事干，还是回到我军中效力吧，并且向皇帝保荐，让他出任江苏巡抚，所以李鸿章的发迹靠的就是曾国藩。
但是，攻下天京以后，曾国藩和左宗棠的关系却闹僵了。事情的起因是，曾国藩在攻下天京后跟皇帝奏报，说洪秀全自杀了，小天王也都死了（其实洪秀全是病死，小天王是逃出去了），左宗棠知道以后就揭发了他，由此两人闹得不可开交。当然现在还有一种说法，说是他们两人知道朝廷很忌惮汉人将帅，因此故意交恶，传递这样的意思——我们矛盾很深，不可能团结起来反对朝廷。这个说法有没有道理呢？我觉得可以直接否定掉，因为在曾国藩去世多年以后，左宗棠提起他都还破口大骂。左宗棠自视甚高，缺少宽容，他自诩为“今亮”，就是当今的诸葛亮。他瞧不起曾国藩，觉得曾国藩比较拙，不是特别聪明，不像他自己，才华横溢。他总是要向大家显示他才是天下第一人。
注释
[1]梅英杰：《胡林翼年谱》，载《湘军人物年谱》（一），岳麓书社1987年版。
曾国藩：外惭清议，内疚神明，结局悲伤
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以后，曾国藩是清朝认定的第一功臣，被封为一等毅勇侯，世袭罔替，达到了他人生事业的最高峰。为了消解清廷的猜忌，他干了一件非常出乎人意料的事——将自己亲自招募的湘军几乎全部解散，只保留了鲍超的那支队伍。其实鲍超不是湖南人，他是四川奉节人。连曾国荃率领的打下天京的最精锐的湘军都解散了。这主要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朝廷对他颇有猜忌，担心他的私人武装会形成军阀，甚至制造动乱。当时就谣言四起，说曾国藩有可能在南京称王，造成五代十国那种局面。另一方面，他认为湘军打仗的目的就是为了升官发财，打下南京以后抢了那么多财物，纷纷要回湖南老家置地盖房子，因此这些人也没有斗志了，已是暮气沉沉，加上本来就没有什么理想和追求，索性全部解散。解散湘军之后，曾国藩就没有自己的嫡系部队了，清廷派他去淮北镇压捻军的时候，实际已经指挥不动李鸿章的淮军了。而且捻军与太平军不同，捻军是流动作战，没有根据地，不像太平军占据武昌、九江、南京、杭州、苏州等城市，他还可以集合大军进行包围，现在曾国藩的战术只能是步步设防，顺着运河、黄河、淮河布防，结果屡次被捻军突破，最后还是让李鸿章来接手。因此，镇压捻军这个事，曾国藩算是失败了，事业开始走下坡路。
实际上曾国藩与咸丰皇帝的关系也颇为微妙。英法联军入侵北京的时候，皇帝逃往热河避暑山庄，让曾国藩带领精兵勇将前来勤王，归胜保指挥，不可延宕。曾国藩就很犹豫，当时正是安庆会战的关键时刻，前线指挥作战的是他弟弟曾国荃。得知皇帝旨意后，曾国荃就写信给曾国藩，说你不要去，因为咸丰的弟弟恭亲王奕的才干远胜于皇帝，如果情况有变，不是挺好的吗，正好让奕替代咸丰，国家会变得更好。曾国藩接信以后非常生气，赶紧秘密地回信，斥责曾国荃满纸骄矜之气，且多悖谬之语，难道想造反不成？！在信中他还写了对奕的评价，他说“恭亲王之贤，吾亦屡见之而熟闻之，然其举止轻浮，聪明太露，多谋多改”，就是说恭亲王奕太聪明，想的事情特别多，一会儿想这样，一会儿想那样，他是不太看好奕的。他还说应诏勤王是臣子必尽的本分，但实际上他也并不是太想去援助，也有点坐等的意思，就罗列了各种理由，怎么调兵，怎么能不影响安庆前线等。结果，北京的合议已经谈成了，勤王的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曾国藩时任两江总督。有一次，他与心腹赵烈文（雍正年间名臣赵申乔的后人）聊天。曾国藩说，听北京来人讲，京城的治安非常糟糕，乞丐成群结队，连抢劫的事情都有，恐怕会有异变，该怎么办呢？赵烈文比他更悲观，认为天下势必大乱，清朝最多只能撑五十年。曾国藩一听这话，面露忧色，如果只剩五十年，那我们现在折腾半天，又是洋务，又是镇压太平军、捻军，都是为了什么？他不愿意承认这个局面，说难道我们要南迁吗？其实他也是昏了头，满洲皇帝就算跑也应该是回关外老家，而不是迁到南京。赵烈文摇头，不是这样，恐怕会彻底亡国，未必能仿效东晋、南宋那样偏安一隅。曾国藩反驳，认为本朝君德正，或不至此。赵烈文又说了，国初创业的时候杀戮太重，得天下也是趁着明朝与农民军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巧取而来，他认为清朝气数将尽。曾国藩毕竟是清朝忠臣，道光对他十分器重，他就哀叹，盼着自己赶紧死掉，不愿意看到清朝灭亡那一天。然后他们还谈到了恭亲王奕。赵烈文不太看好奕，说自己在上海见过恭亲王的照片，就是个轻俊少年，感觉有点轻浮，气势不足以镇压百僚。曾国藩表示同意，说奕看起来不是很厚重，但很聪明。赵烈文说不过是些小聪明而已。总之，两人都不看好奕。到了第二年，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曾国藩奉命回京觐见同治和两宫太后。当时他已经有十几年没有回过北京了。在京的时候，他也见了恭亲王、文祥、宝鋆这些人，当时就认为朝政实际就掌握在这三个人手中，其权力远超小皇帝和两宫太后，观察很敏锐。
曾国藩自视特别高，表面上对人特别谦和，其实真正能让他瞧上眼的没有几个，甚至对他的得意门生李鸿章都不太满意。他认为李鸿章举止有点轻浮，不像他本人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有种理学名臣的士大夫风范。他觉得宝鋆也不行，文祥虽很正派，但是眼光狭隘，格局不够宏大。对两宫太后他也瞧不上，他说自己这么重要的大臣去觐见，两宫太后只是关心裁撤湘军、练军这样的琐碎小事，至于如何治理国家问都不问一句，可谓“才第平常，见面无一要语”。
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在天津望海楼设立教堂，强占民地，激起公愤。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四五月间，天津突然发生多起儿童失踪的案件，民众怀疑与教堂设立的育婴堂有关。六月十八日，天津当地民间组织水火会抓住了一个叫武兰珍的人贩子，将其扭送官府，口供中又牵连到教民王三及望海楼天主堂。于是民情激愤，士绅集会，书院停课，反洋教情绪高涨。天津知府张光藻不敢做主，带着几百人去见天津道台周家勋。周不敢处理，又带着这些人去见天津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崇厚大骂刁民胡闹，认为传教士不可能拐卖儿童。崇厚约见了法国领事丰大业，要求双方当面对质。二十一日清晨，崇厚、周家勋、张光藻、知县刘杰带着数百人前去教堂找洋人对质，“遍传堂中之人，该犯并不认识，无从指证”。谢福音神父与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协商育婴堂善后处理办法。教堂外聚集了上万人示威。丰大业跑到崇厚那里要求派兵镇压。丰大业对崇厚说话很不客气，指令他马上派出洋枪队前往教堂弹压。崇厚认为对方在自己的属下面前太傲慢，不肯派兵。丰大业气急，拔出手枪向崇厚连射两枪，击中崇厚身边的花瓶，飞起的碎片划伤崇厚的脖子。崇厚等吓得一哄而散。丰大业带着秘书西蒙亲自前往教堂，在教堂边的浮桥上遇见前来疏散民众的天津知县刘杰。丰大业指责刘杰办事不力，刘杰说自己已经尽力了，双方发生口角，丰大业拔出手枪向刘杰射击，重伤了刘杰的家丁高升。围观的民众大怒，打死了丰大业和西蒙，杀向教堂，扯烂法国国旗，焚毁了望海楼天主堂、仁慈堂、法国领事馆，以及英美传教士开办的四座教堂、一座西班牙教堂、一座俄国教堂。共打死十三名法国人、三名俄国人、两名比利时人、一名意大利人和一名爱尔兰人。六月二十四日，法国第三舰队军舰开到天津，英国第五舰队，美、德、意等六国军舰亦结集天津一带，法国、英国、美国、比利时、俄国、普鲁士、西班牙等七国公使以法国为首向总理衙门强烈抗议，并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惩办肇事者，赔偿损失。这就是天津教案。
时任直隶总督曾国藩被派去处理天津教案。他认为整个事情“因奸民迷拐人口，牵涉教堂，并有挖眼剖心，作为药材等语，遂致积疑生忿，激成大变”；说类似这种谣传不仅天津有，过去在湖南、江西，近年来在江苏扬州、湖北天门，包括直隶的大名、广平都有，说教堂拐骗丁口、挖眼剖心、诱奸妇女，等等，这都是“愚民无知，遽启边衅，曲在津民”，“杀人偿命，天经地义”，希望能以此安抚洋人而消弭祸端。法国人要求重修教堂、埋葬死者、惩罚凶手，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法国人还要求处死地方官，否则就要攻城。清政府慌了，抓了八十多人，曾国藩报告说应该正法的七八人，应该治罪的二十多人。但是朝廷认为这样处理太轻了，法国人还会攻城，要加重惩处，最后处死十八人，流放了二十五人；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被革职充军发配到黑龙江；赔偿外国人的损失四十六万两白银，并由崇厚出使法国道歉。清政府为了平息法国人的怨气，并没有听从曾国藩的建议。曾国藩对朝廷的处理感到失望，筹措了两万两白银给几个官员作赎刑的费用。而法国因随后发生了普法战争，无暇顾及，接受了这个条件，放弃了杀官员的要求。
清政府一开始是派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后来觉得他太软弱，又派他的学生李鸿章负责。李鸿章晚年有个回忆，写得非常生动。他说：
别人都晓得我前半部的功名事业是老师提挈的，似乎讲到洋务，老师还不如我内行。不知我办一辈子外交，没有闹出乱子，都是我老师一言指示之力。从前我老师从北洋调到南洋，我来接替北洋，当然要先去拜谒请教的。老师见面之后，不待开口，就先向我问道：“少荃，你现在到了此地，是外交第一冲要的关键。我今国势消弱，外人方协以谋我，小有错误，即贻害大局。你与洋人交涉，打算作何主意呢？”我道：“门生只是为此，特来求教。”老师道：“你既来此，当然必有主意，且先说与我听。”我道：“门生也没有打什么主意。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同他打痞子腔（痞子腔盖皖中土语，即油腔滑调之意）。”老师乃以五指捋须，良久不语，徐徐启口曰：“呵，痞子腔，我不懂得如何打法，你试打与我听听？”我想不对，这话老师一定不以为然，急忙改口曰：“门生信口胡说，错了，还求老师指教。”他又捋须不已，久久始以目视我曰：“依我看来，还是用一个诚字，诚能动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圣人言‘忠信可行于蛮貊’，这断不会有错的。我现在既没有实在力量，尽你如何虚强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与他平情说理；虽不能占到便宜，也或不至过于吃亏。无论如何，我的信用身份，总是站得住的。脚踏实地，蹉跌亦不至过远，想来比痞子腔总靠得住一点。”我碰了这个钉子，受了这一番教训，脸上着实下不去。然细心回想，我老师的话实在有理，是颠扑不破的。我心中豁然有了把握，急忙应声曰：“是，是，门生准尊奉老师训示办理。”后来办理交涉，无论英俄德法，我只捧着这个锦囊，用一个诚字同他相对，果然没有差错，且有很大收效的时候。[1]
但是，清廷内部和整个民间的舆论对交涉结果非常不满，大骂曾国藩是卖国贼，尤其是北京的湖南同乡，认为曾国藩是“湖南之耻”，直呼为“曾国贼”，连湖南同乡会馆里曾国藩的官爵匾额都给击毁了。几年前还是“湖南之光”，几千年来出的第一大圣人，现在变成“湖南之耻”，成卖国贼了。曾国藩自己也感到很内疚，“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名声扫地，带着软骨头、卖国贼的骂名离开了人世。与他关系一直很僵的左宗棠写了一个挽联：“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注释
[1]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岳麓书社1985年版。
左宗棠：制造晚清晦暗底色中的高光时刻
在曾国藩以卖国贼的骂名郁郁寡欢去世以后，与他关系闹得特别僵的左宗棠正走上人生的事业巅峰，也是同光中兴的高光时刻：收复新疆。
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的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陕甘回民起义切断了新疆与内地的联系，而且陕甘、新疆的军队很多内调去镇压太平军和捻军。趁着这个机会，浩罕汗国派遣阿古柏打着大小和卓后代的旗号入侵新疆，俄国也趁机侵占了伊犁。不久，浩罕汗国被俄国占领，阿古柏便在新疆成立了哲德沙尔政权，自立为汗。当时的形势确实非常糟糕，太平天国前后十几年，长江中下游这些腹心之地由于战乱元气大伤。英法联军又打下了北京，差点亡国。外兴安岭、新疆的大片领土又被俄国侵占。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日本侵吞了中国的藩属国琉球，后又入侵台湾。确实是全面的危机，到底该怎么办呢？当时直隶总督李鸿章主张加强海防，应对未来日本的入侵，因为日本离中国太近，而且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对外侵略的野心昭然若揭，但是陕甘总督左宗棠认为要加强边疆防御，防止俄国入侵西北，这就有了所谓海防与塞防之争。左宗棠主张，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两者要并重，因为如果新疆不固，那么蒙古也会不安，然后就牵连到陕甘、山西，京师也会受到威胁。李鸿章则认为，北京离海岸近，离新疆很远，沿海更重要，而且国家财政拮据，新疆又那么遥远，后勤给养花费太多，打起仗来胜算很小，土地的价值也不大，加上强敌环伺，很难守住，所以应该将新疆缓一缓，重点布局海防。塞防派又认为，西方列强从海上并未对中国造成直接威胁，但俄国对领土特别贪婪，咬住一块就不会放，而且目前的海防经费已经足够，不需要将塞防经费转移给海防。最关键的是，新疆自古就是中国领土，怎么能放弃呢？特别是乌鲁木齐、阿克苏这些战略要地要首先收复。最后总理衙门总结了两派的意见，于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发布上谕，将北洋海防之事宜交由李鸿章办理，南洋海防交予沈葆桢办理，又将西北及防范俄人事务交由左宗棠处理，分成三个战略方向。
当时清朝的国家财政确实很成问题，左宗棠不愧是“今亮”，他采取了一个“缓进急战”的策略。“缓进”，就是用一年半的时间筹措军饷，积草囤粮，整顿军队，减少冗员，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即使是自己的主力湘军，他也剔除空额，汰弱留强。他还规定，凡是不愿出关西征的，一律给资，遣送回籍，不加勉强。留下来自愿出关的部队，是一支士气高涨的精兵。“急战”，就是考虑国库空虚，为了紧缩军费开支，大军一旦出发，必须速战速决，力争在一年半左右获取全胜，尽早收兵。
左宗棠还请军机大臣文祥向皇帝和太后陈述利害关系，因为他要借款。这遭到了很多人的批评、反对，包括他的好朋友沈葆桢。同治皇帝可能这辈子就干了这么一件像样的事，算是他当皇帝的最高光时刻。他的朱批写得非常像样：“宗棠乃社稷大臣，此次西征以国事而自任，只要边地安宁，朝廷何惜千万金，可从国库拨款五百万，并敕令允其自借外国债五百万。”左宗棠还在前进基地兰州设立了制造局，仿制洋枪洋炮，改良清军的劈山炮和无壳抬枪。新疆收复后，上海泰来洋行的德国技师福克曾在哈密与左宗棠会面，观看了部队的演练，感慨地说道：“清军若与俄国交战于伊犁，必获全胜。”左宗棠又事先命西征军前锋部队统帅张曜，驻军哈密，兴修水利，屯田积谷。仅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的收获便可以解决该部半年军粮所需。这个方法很聪明，从后方运粮草去新疆是很不方便的，让先头部队种粮食，有了收成，大部队再跟进，然后再派小股部队去前面种粮食，如此交替，就解决了粮草问题。为运输军粮，左宗棠建立了三条路线：一是从甘肃河西采购军粮，出嘉峪关，过玉门，运至新疆的哈密；二是由包头、归化（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旧城）经蒙古草原运至新疆巴里坤或古城（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奇台县）；三是从宁夏经蒙古草原运至巴里坤。
光绪元年，左宗棠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经胡雪岩介绍，向外国商人贷借一千二百万两白银，引起《申报》非难。次年三月，左宗棠移师肃州，采取缓进速战的战略，以刘锦棠部快速攻入新疆，至十一月已取北疆。在左宗棠进军新疆期间，《申报》多次刊发谣言，在头版发布《西陲噩耗》说：“传左爵相统领大军西征回部，近已败退，爵相亦阵亡。”左宗棠对《申报》的报道十分气愤。
清军收复乌鲁木齐后，对于是否继续收复南疆，争议再起。大学士文祥此前支持进军新疆，但在乌鲁木齐被收复后则认为“乌垣既克之后，宜赶紧收束，乘得胜之威，将南八城及北路之地应酌量分封……慎勿因好大喜功，铺张过甚，致堕全功”。海防派鲍源深亦称“自乌鲁木齐、玛纳斯二城克复，天威已足远震，似规取南路之举尚可缓进徐图”。翁同龢则称进军南疆是徒劳之举，“空中原而营石田”。郭嵩焘称“得一镇守乌鲁木齐之大臣，信义威望足以相服，可保百年无事”，亦主张放弃南疆。但是，左宗棠不为所动，他自视甚高，曾国藩虽然内心也很倨傲，但起码表面上还特别谦恭有礼，左宗棠则表里如一，以诸葛亮自居，还经常公开大骂曾国藩。这时候确实需要这样的人，虽千万人吾往矣，继续进军。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三月，董福祥、刘锦棠部自乌鲁木齐跨越天山，攻打达坂城阿古柏残部，徐占彪部西进占据奇克腾木的敌垒，不久即攻克达坂城、托克逊、吐鲁番等南疆外围三城。阿古柏于五月死于库尔勒，死因众说纷纭。
左宗棠收复新疆，可以说是同光中兴的最高光时刻，也是最巅峰的成就。从中英签订《南京条约》以来，清政府不断战败，割地赔款，收复新疆是唯一的一场全胜，而且几乎全部收复了失地。只有伊犁还被俄国人强占，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去圣彼得堡与俄方谈判，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沙俄归还了伊犁，当然清政府赔了好多钱，作为俄国托管伊犁的所谓“功劳”。在左宗棠的坚决要求下，清政府在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颁发上谕，任命刘锦棠为甘肃新疆巡抚，这标志着新疆正式建省，实行与内地十八省一样的行政制度，由巡抚统管全疆各项军政事务。由于中亚的故土已经丢失，伊犁不再是西域新疆的中心，新疆政治中心由伊犁移至迪化，也就是现在的乌鲁木齐。
左宗棠收复新疆时最得力的部下就是刘锦棠。刘锦棠与他叔叔刘松山都是曾国藩的属下，镇压陕甘回民起义时刘松山战死，刘锦棠接管了这支部队。左宗棠与曾国藩两个人闹得不可开交，曾国藩怎么还将自己的部下派给左宗棠呢？在这一点上，曾国藩确实是老成谋国，以国家大事为重，不仅把自己最得力的部下派给左宗棠，而且还在两江总督任上为左宗棠供应后勤，一点都不克扣，也不为难。所以两人虽然个人关系非常不好，但是都以国家大事为重。曾国藩做得更好，他的度量是要超过左宗棠的。
左宗棠收复新疆是同光中兴的最大功绩，也是晚清晦暗的底色中非常耀眼的一道光。左宗棠死后的谥号叫“文襄”，这是个特例。不是大学士，没有进翰林院，照例是不能以“文”为谥号的，但朝廷赐了左宗棠进士出身。
曾国藩和左宗棠是同光中兴的两大名臣，从后世的角度来看，左宗棠的功绩要超过曾国藩。曾国藩在为人处世方面，比左宗棠要好。
李鸿章：大清国的裱糊匠
李鸿章是近代备受争议的人物，生前就饱受争议，死后更是如此，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
李鸿章是曾国藩的学生，他的发迹就是因为进入了曾国藩的幕府。曾国藩非常赏识他，认为他是一个未来的接班人，就把他派出去，搭乘洋船从安庆将淮军直接运到上海，然后由上海向西一直打到常州，恢复了苏南这个重要的财赋之地，后来又镇压了捻军，所以他是军功出身。
作为战场上的统帅，李鸿章非常注重洋枪洋炮的作用，他本人也曾将华尔、戈登的洋枪队作为雇佣军。他和戈登最后闹得很不愉快。李鸿章非常机灵善变，没什么原则，不像他老师曾国藩比较守拙。
李鸿章跟洋人接触很多，又身在上海这个十里洋场，所以他看到了世界的巨大变化。他说：“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他非常敏锐，认为这是三千多年来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变局。而且他认为：“西人专恃其枪炮轮船之精利，故能横行于中土，中国向用之器械，不敌彼等，是以受制于西人。”[1]
曾国藩去世以后，李鸿章成为汉大臣的首席。以前汉大臣总是居于满大臣之下，比如，张廷玉、鄂尔泰都是保和殿大学士，鄂尔泰虽然资历浅，但是朝会的时候一定得排在张廷玉的前面；曾国藩是武英殿大学士，朝会的时候排在文华殿大学士官文这个饭桶的后面。李鸿章成为文华殿大学士的时候，宝鋆是武英殿大学士，但朝会的时候李鸿章的名次却在宝鋆之上，这是清朝历史上的第一次。而且他还被赏赐了三眼花翎，这是清朝贵族宗室才会有的待遇，地位特别高，连曾国藩都没有。
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天津签订了《中日天津条约》，双方约定，将来朝鲜如果有事，中日两国或一国要派兵，要相互知会，等事情平定了就要撤回，不能留防，这给十年后的甲午战争埋下了伏笔。
李鸿章特别讲究实际，他不是空谈理论的一个人，虽然他也是进士、翰林出身，但他比曾国藩要少一些道学气，他不太讲究这些原则和理论的东西，也看不出他在学问上有什么特别的造诣。他一直认为西方列强之所以能够横行中国，就是因为船坚炮利，所以他特别痛恨那些空喊口号的所谓清流。他认为那些翰林出身的文官，从来没经营过地方事务，更没率军在前线打过仗，也没和洋人有过任何接触，就喜欢喊口号，占据道德制高点，无视敌我实力悬殊的事实。李鸿章认为首先一定要把自己的军队给配置好，建立一个强大的军队，然后以战则胜，以守则固，以和则久。就是说如果打仗则能打胜，如果防守则能非常坚固，和谈则能保持长久和平。但是李鸿章对这个世界的认识还是浅了一点，比他的好朋友郭嵩焘要浅了很多。郭嵩焘认为中国如果真的要富强，本源之计是遵循西方的制度进行改革，包括政治改革、教育体制改革，人的思想也要改革，这才是治国之本。如果只是引进了西方的技术，建立什么江南制造局，引进德国克虏伯大炮，没有用，一定要改革制度，开办西学，培养一大批人才，这才是真正的富强之道。所以郭嵩焘的认识比恭亲王奕、文祥、宝鋆这些中央的洋务派，还有曾国藩、李鸿章这些地方的洋务派，都要深刻，毕竟他是中国第一任驻外公使，在欧洲真正地生活过，对西方文明有过近距离的接触。
在发展军备方面，李鸿章注重的是东南沿海的防务，建立海军。他和左宗棠意见相左，认为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主要的威胁都来自海上，跟过去西北边患为主的情况大不一样，现在万里海疆变成前沿阵地了，而且明治维新后日本成为中国的劲敌，现在清朝的财政又一塌糊涂，无法同时兼顾塞防和海防，怎么办呢？他认为应该将重点放在东南海防，东南是朝廷的根本。加上京师靠近渤海湾，一旦海上有失，敌军会长驱直入，就像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英法联军一样，这是最危险的。但是清朝不可能放弃新疆，最后还是支持了左宗棠西征收复失地，同时也发展海防。
尤其是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中法战争后，甲申易枢，恭亲王奕下台，他弟弟醇亲王奕譞成为执政者。奕譞缺乏奕那样的才干和威望，唯慈禧太后马首是瞻。实际上，洋务运动以这一年为界，前面是奕在主持，后面是慈禧太后亲自领导，奕譞只是在底下跑腿干活。由于奕譞是光绪皇帝的生父，相当于“太上皇”，不好进入军机处，于是就担任了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的一把手，李鸿章是他的副手。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拥有两艘铁甲舰、七艘巡洋舰、六艘炮舰、六艘鱼雷艇，还有练习舰、运输舰，在编二十五艘，此外还在旅顺、大连、威海等处海军基地修筑了数十处新式炮台，安装了一百多门进口大炮，其中旅顺还拥有规模宏大的海军船坞总埠。到了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中国海军的进口和国产舰只规模已变成亚洲第一，居世界第九位。照例，朝廷每年应该拨给北洋海军二百万两白银的军费，但实际上每年都在减少，最后变成每年只有五六十万两。而十九世纪末正赶上造舰技术日新月异的年代，北洋海军购买的舰船不出几年便逐渐落伍，从航速、火力等方面开始落后于世界海军的主流水平，而日本购买的舰船越来越先进，让李鸿章产生了很大的危机感。
另外，北洋海军的提督（海军的最高长官），是出身淮军的丁汝昌，而他手底下的军官多是福州船政学堂毕业的福建人，双方矛盾很大，因为丁汝昌缺乏指挥海军的经验，完全是凭着李鸿章心腹的身份上去的。在总教官英国人琅威理被撤职以后，北洋海军整个的操练都废弛了，大家都不住在舰船上，而是把家眷接来，过起了小日子，甚至去香港、上海赌博，嫖娼。
李鸿章本人也看到了这些问题，战前他就说：“东洋蕞尔小邦而能岁增铁舰，闻所制造专与华局比较，我铁舰行十五海里，彼则行十六海里。定、镇大炮口径三十零半生特（厘米），彼松岛等四舰则配三十四生特大炮并放快炮，处处俱胜我一筹。现在英订购之头等铁甲船，又是何项新式。盖以全国之力专注于海军，故能如此，其国未可量也！”[2]当时日本把北洋海军当成头号大敌，把国家财政总收入的百分之六十用来发展海陆军。当时日本政府年度财政收入仅八千万日元。1893年起，日本明治天皇决定每年从自己宫廷经费中拨出三十万日元，再从官员薪水里取十分之一，补充造船费用，举国若狂，一定要和中国一较高下，一定要消灭北洋海军。但是清政府还在大事铺张筹办慈禧太后的大寿，没有相应的危机感，二百多万两的购舰巨款还存在银行。
危机果然来了，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向中国告急。直隶提督叶志超率军驰援朝鲜，并按照《中日天津条约》的约定，知会日本。日本随后也派兵到朝鲜，数量还远超清军，双方开始剑拔弩张，形势变得紧张起来。
甲午战争中的大东沟海战，是世界战争史上首次铁甲舰的对决。北洋海军在护送清军登陆返航途中遭遇日本联合舰队攻击，战斗持续了五个多小时，最后五艘军舰被击沉，日舰虽然被击伤，但没有一艘沉没。这说明北洋海军从技术装备到兵员素质全面落后于日本海军。海战后，丁汝昌退守威海卫军港，力战不胜，最后吞鸦片自杀。至此，北洋海军全军覆没。
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还是打得非常壮烈的，至少大东沟海战是如此，但陆战却是一溃再溃，从朝鲜一路溃逃到山海关，号称精锐的淮军根本就不堪一击。最后换了刘坤一的湘军上去，也是惨败。万一日军攻破山海关，京师如何守得住？清廷无奈之下只能求和，先是派张荫桓、邵友濂去谈判，但日本不接待，说他们档次太低了，叫李鸿章出来。李鸿章那时候已经被拔去三眼花翎，撤职了，这个时候只好再把三眼花翎戴回去，同日本谈判。到了马关，一别十年，李鸿章又同伊藤博文见面了。李鸿章抱怨说清廷各省各部各自为政，相互掣肘，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人物主政。伊藤博文就说了，虽然各省各部不听话，但是总理衙门总是一个人说了算。李鸿章点头说是恭亲王说了算。李鸿章又说中国打了败仗，声誉大大受损。伊藤博文安慰他，说中国地大物博，有的是财富。李鸿章说，我国虽然物产丰富，但是开发不了。伊藤博文说你们领土是日本的十倍大（实际远不止十倍），人口是日本的四倍，创造财富很容易。这就有点反客为主的味道，好像有点教训李鸿章的意思。当年在天津，李鸿章志得意满，曾以长辈的口气教训伊藤博文。李鸿章心里还不服气，说我们中国请你来当我们的首相好了，你能把我们中国治理好吗？伊藤博文倒是很爽快，说我要请示天皇，我个人倒是挺乐意去的。果然，三年以后他真来中国了，光绪皇帝邀请他充当戊戌变法的总顾问，还想让他当总理大臣。
在谈判过程中，李鸿章经常发电文给国内，商议谈判的细节与底线，但这个密码被日本破译了，进而知道了中国的底线，尤其是赔款的金额。所以伊藤博文在两亿两的数字上寸步不让，果然最后清廷接受了这个数额。不仅如此，还割让了辽东半岛、台湾岛和澎湖列岛。不过，在俄、德、法三国干涉之下，辽东半岛后来以三千万两的价格给赎回了。李鸿章把日本的最后通牒发回京师，朝野震惊。
《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也标志着东亚朝贡体系的彻底崩溃。朝鲜、琉球、越南这些藩属国被日本、法国侵占，国内要求进行体制改革的呼声也一浪高过一浪。大家都认清了，再怎么引进西方的生产技术，雇佣洋人作为技术顾问，都解决不了问题，必须要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遂引发了三年后的戊戌变法。
李鸿章本人在这时也跌到了人生的谷底，担任了二十多年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职务被罢免，淮军和北洋海军在甲午战争中也丧失殆尽，他的老本赔光了。
三年后，清朝来了个右满舵，进行戊戌变法，非常激进，但仅持续了一百零三天便彻底失败，随后清朝又开始左满舵，回归所谓传统，导致更大的悲剧——庚子国变。
甲午战争失败以后，李鸿章失去了自己的基本盘，被免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职务，但是他并未因此沉寂。他签订的《中日马关条约》是非常耻辱的，危害度远远超过两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南京条约》和《北京条约》，但是对于清朝来说他是个功臣，居然和议成了，因为当时日军扬言要攻打北京，已经靠近山海关了，整个清廷非常恐惧，感觉几乎就要亡国了。以前被英法打败，大家认为还情有可原，是输给了先进的欧洲。日本明治维新比清朝洋务运动起步还要晚，国家小，人口少，以前的国力也弱，清廷现在惨败，没有任何理由给自己找托词了，无话可说了，所以受到的打击极大。甲午战争宣告洋务运动彻底失败，加速了清朝的灭亡。
甲午战争之后，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李鸿章被任命为钦差头等出使大臣，周游各国。反正他在国内已经没有职务了，索性让他去进行所谓的擅长的外交。他去过美国，到过欧洲各大国，又去了俄国，而且受到热烈的欢迎。他见多识广，比他老师曾国藩要强。他还接受过《纽约时报》的采访，抨击当时美国的排华法案。他去俄国圣彼得堡，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表面上的目的是如此，但实际上是去拉拢俄国共同对付日本，签订了《中俄密约》，玩起了“以夷制夷”那一套。然而，我们回顾历史，这一套有成功的，但更多的时候是玩砸了的，扶持一派对付另一派，这一派上位后反而构成更大的威胁。李鸿章也没能逃脱这个窠臼。根据俄方的一些档案资料，包括财政部的秘密档案，李鸿章在签订密约的时候还收受了贿赂，叫“李鸿章基金”，高达三百万卢布，按照当时卢布对美元二比一的汇率，是一笔巨款。俄国史学家罗曼诺夫根据俄国财政部秘档写过一部关于《中俄密约》及中东铁路建造经过的著作，中译本名为《帝俄侵略满洲史》，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书中提及，当中俄密约签订之翌日，沙俄财政大臣维特伯爵曾向李鸿章致送一份“俄华银行议定书”。里面说如果要签订《中俄密约》的话，就拨出三百万卢布，用于事业进行之方便，同时该款不能移作他用。怎么分配呢？如果李鸿章是书面文件证明其同意关于租借合同的主要条件，就拨付一百万卢布给他；如果合同最后签字了，俄国希望修建一条从赤塔直接穿过中国东北到达海参崴（即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中东铁路，事成之后，再给一百万；等到铁路全部完工的时候拨付最后的一百万。分批拨付，号称满洲调查费，实际这个钱总共只用了五次，支付了一百七十万卢布。这是李鸿章一生中一个很大的污点。
在和李鸿章朝夕相处的时候，维特对他怎么评价呢？他说，在我的国务生涯中见过不少国务活动家，有些人是要名垂青史的，李鸿章就是比较卓越的一位非常杰出的国务活动家。他虽然是个中国人，没受过一点欧洲教育，但受过博大精深的中国式的传统教育，拥有健全的头脑，善于清晰思考，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在治理国家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认为当时实际治理中国的是李鸿章。这就是误判了。就像我们现在看到很多所谓的中国通或者汉学家，喜欢从字面上理解中国的事务，从表面上的一些活动中觉得这个人特别重要，这件事特别重要，其实对于熟悉里边真实情况的中国人而言，会感到他们的结论很好笑，这就是所谓国情的隔膜，毕竟他们不懂中国文化，也没有在中国生活过。中国人往往在说话的时候，字面上看都是肯定的意思，但实际上他表达的是一个不置可否或者否定的意思，外国人很难理解到位。当然反过来也是如此，中国的一些研究外国的专家，如果没在那些国家长期生活过，也很容易流于表面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