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中俄密约》的规定，如果日本侵占俄国远东或者中国、朝鲜领土，中俄两国应以全部海陆军互相援助，相当于军事同盟的关系；缔约国一方未征得另一方同意，不得与敌方签订和约；战争时期中国所有口岸均对俄国军舰开放，但中方没有对等的条款，而且为了便于俄国运输军队，容许俄国通过黑龙江、吉林修筑一条铁路直达海参崴，由华俄道胜银行承办，这就是中东铁路。无论战时还是平时，俄国均可通过这条铁路运输军队和物资。《中俄密约》的有效期为十五年，期满可以商议是否续约。李鸿章自以为得意，终于以夷制夷了，其实仅从字面上看这个条约，中国并没得到什么好处。
条约签订后的第二年，爆发了曹州教案，德国趁机出兵占领了胶州湾和胶澳，就是现在的青岛，隔年又迫使清廷签订了《胶澳租借条约》，德国取得胶州湾九十九年的租期。俄国打着抗德的旗号，将军舰驶入旅顺，迫使清政府与之签订《旅大租地条约》《旅大租地续约》，将军港旅顺、商港大连湾租借给沙俄二十五年，同时沙俄取得东清铁路南满线的修筑经营权。李鸿章万万没想到，其实这是德国与俄国的双簧，两国早就秘密协定好，德国先动手占青岛这一块，然后俄国借机强占旅大这一块，完全被人耍得团团转。随后英国也来了，说怎么能偏袒德国和俄国呢？我要抗击俄国，要租借威海卫。于是就掀起了十九世纪末瓜分中国的狂潮。
回国后，李鸿章住在北京贤良寺。那时候曾国藩的一个孙女婿叫吴永，和他在一块儿陪着他将近一年。两个人经常谈话，李鸿章说自己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谁知道甲午战争让他一生事业扫地无遗，晚节不保。他还对吴永吐槽，说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办海军，都是纸糊的老虎。他也很实诚，说自己没有一件事是能放手办理的，不过是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这就像一间破屋子，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看不见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如果有日本这样的强敌一定要扯破屋子，在没有预备修葺材料、不知何种改造方式的情况下，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是裱糊匠又怎么能负这个责任呢？
其实，他抱怨的是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他自然当不了家，所以当时外国人很傻，觉得李鸿章整天露面，签订条约（他一辈子签订了好几十个条约），又是直隶总督又是北洋大臣，手握淮军和北洋海军，还是排名第一的文华殿大学士，肯定是一号人物。但是清朝真正执政的不是他，他一天军机处都没进过，最后拍板的是慈禧太后，他哪是什么一号、二号人物，连前三四名都排不进去，说到底，李鸿章就是一个地方实力派。
袁世凯是他一手提拔的，也很坏。有一天他跑来贤良寺，劝说李鸿章退休回家，等到哪一天朝廷需要的时候，再请回来，那多风光。李鸿章特别精明，岂能听不出袁世凯的弦外之音。他大骂道，你这个人打的什么主意？是不是翁同龢派你来的？他不就是看中了我大学士的位子吗？清朝中期以后大学士只有四名，不退休或者不去世的话，后面的协办大学士就升不上来。李鸿章就认为，是不是翁同龢急了，盯上自己的位置，自己一退他就补上了。李鸿章让袁世凯回去告诉翁同龢，自己只要活一天，就坚决干到死，不会给他让路。这一点确实达成了，等到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翁同龢被撵回家，还是协办大学士，到死也没当上大学士。
到了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清朝准备同十一国宣战，当时李鸿章是两广总督。那时发诏书已经使用电报了，他收到这个电报以后，觉得这不是胡扯嘛，同十一个国家宣战，怎么可能打得过？于是让铁路大臣盛宣怀下令各地电信局将清廷召集义和团民及宣战的诏书扣押，只给各地督抚观看，并且电告各地督抚，不要服从此命令。张謇、赵凤昌等人劝告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倡议抗命，李鸿章复电朝廷“此乱命也，粤不奉诏”[3]，此一电报也鼓励了东南各省督抚违抗“支持义和团”的命令，以为“乱民不可用，邪术不可信，兵衅不可开”，“无论北方情形如何，请列国勿进兵长江流域与各省内地；各国人民生命财产，凡在辖区之内者，决依条约保护”。[4]时局日益糜烂，湖广总督张之洞随后提出“李鸿章大总统”方案：一旦北京不保，我们就建立共和国，推举李鸿章出任中国“总统”以主持大局。甚至李鸿章幕僚刘学询还去信给孙中山，说“傅相因北方拳乱，欲以粤省独立，思得足下为助，请速来粤协同进行”[5]。被东南众大臣抵制的慈禧太后，事后不但不敢处罚他们，甚至还表扬他们“度势量力，不欲轻构外衅，诚老成谋国之道”。这是李鸿章晚年最华彩的一章。
李鸿章的好友郭嵩焘曾说过：“吾尝谓中国之于夷人，可以明目张胆与之划定章程，而中国一味怕。夷人断不可欺，而中国一味诈。中国尽多事，夷人尽强。一切以理自处，杜其横逆之萌，而不可稍撄其怒，而中国一味蛮。彼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制服，而中国一味蠢。莫乃无可如何！”[6]其实，李鸿章所有的思想没有超过曾国藩，基本思想还是认为中国的制度文物是世界最好的，没有问题，只是枪炮不行，舰船不行，只要把这个技术学到，就能抵御外辱。李鸿章和曾国藩一直就遵循了这个原则，这就是洋务派的基本思维。
八国联军打下了北京，又要签订和约了，慈禧太后、光绪皇帝远在西安，派庆亲王奕劻及李鸿章为全权特使与各国和谈。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十月，李鸿章复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在北京与八个国家展开谈判。俄国志在另立条约取得中国的东北，但英、美则以商业为重，希望保持在华的贸易利益，对俄国的扩张存有戒心，故反对各国的领土要求。李鸿章懂得一些国际法，提出义和团为“叛逆”，皇室之前的宣战诏令是被挟持之下发出，不承认中国与十一国交战，事件是外国派兵来华“助剿叛乱”所引起。故此各国无割地的理据，而中国则只有赔偿军费的义务。最后列强也认同了这个原则，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九月，清政府被迫签署《辛丑条约》，需要向各国给予总计四点五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分三十九年偿还，史称“庚子赔款”，从关税及盐税中扣付。
李鸿章当时已经七十多岁，条约签订以后没多久就去世了，此前他写了一个奏折，总结了几十年来中外交涉的历史：“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促，创深痛巨，薄海惊心。今议和已成，大局稍定，仍希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7]
李鸿章是清末最能干的大臣，也拥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他贪污腐败也很厉害，在北京、天津、上海、合肥拥有大量不动产。他还接受俄国的贿赂，自以为得计，其实被俄国人耍得团团转。临死前俄国公使还逼迫他要履行承诺，最后李鸿章吐血而亡也与此有关。总之，李鸿章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悲剧人物。
注释
[1]李鸿章《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
[2]苑书义：《李鸿章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3]《庚子国变记》。
[4]郭继武：《东南互保与晚清政局》。
[5]陈锡祺：《孙中山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
[6]《郭嵩焘日记》（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7]《李鸿章全集·奏稿》，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载漪和他的儿子：候补皇帝与开缺太子
“候补皇帝”就是差点当了皇帝，开缺是清朝一个官方术语，表示从某个职位上被开除，“开缺太子”就是太子当着当着最后被开掉了。这些非常奇怪的现象都发生在端郡王载漪和他的儿子身上。
载漪的父亲是道光皇帝的第五个儿子惇亲王奕誴。奕誴很早就把载漪过继给了瑞敏郡王奕志。按理说，载漪应该是瑞郡王，没想到皇帝的御旨写错了，把瑞写成了端，一旦发布就不能更改。这是非常荒谬的一个事情，但偏偏就发生了，他只好由瑞郡王变成端郡王。而且他的名字非常不好看，三点水和奇字中间放了一个反犬旁，非常糟糕，他一辈子也非常痛恨，怎么起了一个这么难看的名字。据说是因为咸丰皇帝特别讨厌他，故意给他起这个名字。所以这一家实际上属于道光这一支中非常不受重视的一群人。奕誴本人也没有担任过什么重要的职位，只是在宗人府任职，从来没有入过军机处参与国家政事，不像他的弟弟奕。没想到的是，戊戌政变之后他突然有了个咸鱼翻身的机会。这主要是和慈禧太后有关。
戊戌政变之后，光绪和慈禧势同水火。慈禧打算废掉光绪，但是清朝还没有发生过废皇帝的事，没人敢这么想，也没人敢这么做，一直都是皇权独大的。慈禧就以光绪的名义下诏，说自己身体不好，要全国各地的名医来看病，然后又说不能生儿子，没有生育能力。光绪的身体确实很有问题，据说他一听到京戏里的锣鼓声，就好像听到打雷一样瑟瑟发抖，身体素质很差，活了三四十岁也一直没有孩子，这就让大家不得不怀疑其生育能力了。因此，慈禧就以光绪的名义收了载漪十五岁的儿子溥俊为义子，称大阿哥，史称己亥立储。但是没有想到，这件事遭到了同情光绪的各国公使以及地方督抚的联合反对。各国公使反对废除光绪，是觉得光绪相对比较开明，还懂一些外交，方便交流。地方督抚也表示反对，尤其是两江总督刘坤一。他在给慈禧亲信荣禄的电报中说，君臣之义已定，中外之口难防。意思是我和光绪的君臣关系早就确定了，不能说废就废，国内外也会议论这个事情，无法平息舆情。他还说“坤一为国谋者以此，为公谋者亦以此”。意思就是你们这些一心要废掉光绪的人，也要为自己考虑考虑，一旦废掉皇帝引发天下大乱，你们也要当替罪羊的。镇压太平天国以后，地方势力已成，就很难再像以前（尤其是康雍乾时期）那样，皇帝对地方督抚可以任意处置，说罢免就罢免，说充军就充军，现在基本做不到了。
慈禧太后非常生气，因为慈禧比光绪年龄大很多，正常来说她肯定是死在光绪前头的。这就牵涉到传统政治当中的一个关键问题了，即父子继承。一般来说，即便儿子对父亲有再大的意见，在继承皇位后也不可能将父亲打倒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毕竟有血缘、伦常的约束。但是慈禧和光绪不存在这样的关系，慈禧不是光绪生母，只是他的姨母，而且对他又那么坏。一旦死掉或者被光绪发动政变，她的地位、名誉就很成问题了，慈禧对此很担心。当然，光绪也很明白这一点。最后光绪还是被慈禧毒死，比慈禧早一天驾崩。面对各国公使和地方督抚的反对，慈禧不敢对手握兵权、财权的地方实力派有所微词，却恨死了洋人，认为这是干涉内政。恰好这时候出现了义和团运动，给了慈禧利用义和团对付洋人的机会。义和团的首领称“大师兄”，迷信通过祈祷可以让各种神仙降身，号称刀枪不入。起初打着反清的旗号，被镇压后又打出扶清灭洋的口号，因此，官府不敢镇压，其声势越来越大，很快就遍布山东全境。没想到，袁世凯就任山东巡抚后，他根本不相信刀枪不入那一套，对义和团坚决镇压。而直隶总督裕禄、直隶按察使廷雍非常迷信义和团，觉得“大师兄”了不得，将义和团引入了直隶。
除了慈禧，载漪对光绪也非常痛恨，因为光绪不退位，他儿子就只能一直候补，无法转正。由于各国公使支持光绪，他也迁怒于洋人。庄亲王载勋、大学士刚毅等人阿附载漪，也在慈禧面前进言，可以用义和团去反洋人。所以这实际是清朝最高层关于最高权力的内斗，想将光绪扳倒，但又要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反洋人、爱国这总是没有错的，于是就将义和团引进了北京，称为“义民”。当时清廷内部围绕是否支持义和团分成两派，慈禧也有些吃不准，就派刑部尚书、总理衙门大臣、军机大臣、顺天府尹赵舒翘及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何乃莹前往涿州考察义和团。力主废黜光绪帝、主张招抚义和团杀灭洋人的大学士刚毅唯恐赵舒翘的汇报结果不利于义和团，也紧随其后赶往涿州。其实赵舒翘经过考察已经明显看出义和团所谓“神功”全是假的，但刚毅却力言神功“可恃”。赵舒翘阿附刚毅，不敢提出异议。慈禧听了三人的汇报，也就半信半疑，命令载漪总领义和团事务。
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五月十四日，慈禧居然任命载漪出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这令各国公使非常担心。第二天，日本驻华使馆书记杉山彬去永定门外迎接担任使馆卫队的日本兵，被刚调入京的董福祥甘军所杀。事后载漪还称赞董福祥是了不起的好汉。这就破坏了基本的国际规则了，即使两国交战，也是不能杀害外交官的。当时北京城内聚集了数万义和团团民，载漪、载勋将“大师兄”请到自己的府邸设坛祭拜，后来就直接入团了。五月二十日，义和团焚烧教堂，前门一带如东西荷包巷、珠宝市、大栅栏、廊房头条二条、煤市街等处教堂，悉付一炬。火势延烧正阳门城楼，红光烛天，各处教堂及教士居宅，同时举火。慈禧当时处于左右摇摆之中，不知道怎么办，既想利用义和团打击洋人，但是听闻火烧闹市后又担心团民胡来。第一次御前会议后，慈禧曾发出勒令解散拳民的上谕。不料到了五月二十一日，她收到洋人出兵并要求归政于光绪的虚假情报，十分震怒，态度出现一百八十度转变，命刚毅、载漪、载勋等人统领义和团，向洋人开战。
五月二十三日，第四次御前会议，慈禧命令清军攻打东交民巷，平日坐在一旁不吭声的光绪皇帝实在忍不住了，就抓住侍郎许景澄的手说，战端一开，我一个人死了无所谓，天下生灵怎么办呢？两人拉着手痛哭，慈禧大喊许景澄无礼，怎么能拉着皇帝的手哭呢。慈禧还命令许景澄通知各国使馆，在二十四小时内出京，派军队护送。当天晚上各国公使联名致函总理衙门，说让我们出去可以，但是路上的安全完全没有保障，城内外全是义和团团民，出去不是自寻死路吗？要求延缓，并且要求总理衙门次日上午九点前给予答复。但是第二天又出事了，这天上午八点，德国公使克林德带着翻译前往总理衙门亲自交涉，没有卫兵，只有两名马夫。他走到东单牌楼北大街西总布胡同西口时，被正在巡逻的神机营霆字枪队章京恩海击毙。各国公使更加恐慌，开始在东交民巷一带设置防御工事，从天津调兵五百多人前来防守。五月二十五日，慈禧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了宣战诏书，向十一国同时宣战。当时清军和义和团重点进攻的地方，一个是西什库教堂，一个是东交民巷。没想到这两个洋人和教民的据点在重重围攻下两个月都没打下来。为了表示血战到底的决心，清廷在七月初三和七月十七日分别处死了许景澄、袁昶、徐用仪、立山、联元五个反对开战的大臣。但是有什么用呢？七月二十日，八国联军从通州打到北京城下，董福祥的甘军在广渠门作战失利，北京城门户洞开，连皇城都受到攻击，联军已经弄梯子翻越皇城城墙了。慈禧一听，洋人都打到紫禁城了，于七月二十一日带着光绪仓皇出京，一路狂奔，往西安逃跑。城内清军和义和团几乎是土崩瓦解，北京城被八国联军占领。与此同时，俄军南北两路派十余万人侵占东北。李鸿章幻想联俄抗日，以夷制夷，结果导致胶州湾、旅顺、大连等沿海港口被列强瓜分。现在俄国人又趁机入侵东北，所谓《中俄密约》给中国带来的几乎是灭顶之灾。
《辛丑条约》签订以后，慈禧和光绪从西安返回北京。途中，溥俊被废除“大阿哥”名号，“候补皇帝”变成了“开缺太子”，以后在民国年间穷困潦倒，寄人篱下而死。溥俊稀里糊涂的，心智也有些不健全，慈禧立他为“大阿哥”，完全是出于一己之私，毕竟她不是爱新觉罗皇族，对这个家族、对这个政权没有什么特别深厚的感情，而且她从小也没有接受严格的皇子教育，缺乏治理国家的才干，从责任、感情、能力等方面衡量，都不是一个合格的统治者。
清朝最高层的权力斗争招致了整个国家的悲剧，最后赔了四亿五千万两白银。清政府利用义和团的愚昧和盲目排外来对付洋人，却导致自身丧失威信，所以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这些地方大员才敢发动“东南互保”。他们觉得中央这个朝廷完全不行了，甚至张之洞还说一旦慈禧、光绪在逃难的时候身故，就成立共和国，拥护李鸿章当总统。
奕劻：难以扳倒的庆亲王
庆亲王奕劻是清末皇族中继奕、奕譞之后实际执掌政权的第三人。
奕劻的曾祖父是乾隆皇帝，他本人是庆僖亲王永璘之后，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袭辅国将军，连贝子都不是。他在慈禧发迹之前与之相识，给过慈禧一些帮助。慈禧很念旧，因为从小家庭败落，谁帮助过她，她就一直记着。奕劻在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封为贝子，后来又晋为贝勒。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加郡王衔。毫无疑问，这都是慈禧太后提拔的结果。按照清朝降等袭封的惯例，疏属的皇族降为贝子以后，几乎是没有任何可能被封为郡王的，因为你既不是当今皇帝的叔叔，也不是他的儿子。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奕劻和奕譞一起办理海军军务，逐渐进入权力的核心层。出人意料的是，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慈禧六十大寿的时候，奕劻居然被晋封为亲王，要知道在清朝被封为亲王是很难的，皇子都不一定有这个机会。慈禧不是皇族，也没有接受过治国的教育和训练，当时她已经大权独揽很多年了，喜欢由着自己的性子来。庚子事变的时候，奕劻跟着跑到太原，最后又作为全权代表和李鸿章一道去和谈，排名还在李鸿章之上，也算是立有大功。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后，他又主管外务部事务。
虽然大家都说奕劻上位是靠着与慈禧的私人关系，但他这个人头脑还是很清楚的，招抚义和团的时候他就反对，毕竟他在民间厮混过很久，知道那些根本没有用，所以他坚决反对利用义和团对付洋人。庚子事变后，大学士昆冈要求给徐桐抚恤和加谥号。徐桐也是大学士，和载漪一道主张和各国开战，八国联军破城的时候，在家中自杀身亡，倒是有些理学家的气节。奕劻听说要给徐桐平反，勃然大怒，说这个人早就应该死了，可惜死得太晚了。他们之间有什么矛盾呢？庚子年清廷处死的反战五大臣中有个兵部侍郎叫徐用仪，这个人很有才干，非常擅长同洋人进行外交谈判，很受奕劻的欣赏。奕劻和荣禄一起想要营救他，可是徐桐坚决主张处死，监斩的还是他的儿子。没有经过任何审判，没有走任何法律程序，就把兵部侍郎给杀掉了，所以奕劻恨死了徐桐。总体而言，奕劻头脑还算清楚，不至于像载漪那些人一样稀里糊涂。
唐文治先生当年在奕劻手下工作过，他在《记和硕庆亲王事》中回忆，奕劻为人特别和蔼。唐文治是高度近视，在奕劻面前报告事宜，常常为看不清相关文书中的内容而苦恼，奕劻就每次将文书高举，用手指明相关之处，让其看清楚后再回话，很礼贤下士，对年轻晚辈非常客气。所以奕劻能够发迹，也不完全是靠着与慈禧的私人关系。晚晴的皇族在奕和奕死后，数来数去，也就奕劻还算是有些头脑，总好过载漪这种人掌权吧。载漪才掌权了几个月，就闹出庚子国变，差点让清朝彻底完蛋。
当然，奕劻也有很明显的缺点，喜欢受贿。唐文治先生就讲，朝中的清流，那些言官，总觉得奕劻生活太奢侈，贪污受贿肯定特别多，但弹劾的时候总是没有实据。说实话，这种实据御史们怎么拿得到呢？奕劻把钱藏在汇丰银行，这是英国人办的，你要求人家出具奕劻的存款情况，人家不会理会，更何况奕劻还是当时第一号权贵，银行也不敢拿出来。所以唐文治先生觉得，完全不贪污是不可能的，但是假如你要说奕劻贪污了一万万两，比和珅还多，这怎么可能呢？民国年间著名的外交官施肇基先生也在奕劻的外务部工作过，他自己就曾经给奕劻送过钱。当时他被任命为外务部右丞，一个司局级干部，要送两千两百两银子，连门房都要塞三十二两银子。本来他不愿意送，后来担任民国总理的唐绍仪就对他说，庆亲王的开支太大，他自己入内廷也被索要银两，他不受贿，哪来的钱往宫里送？可见，当时已经形成一个贪腐的链条，虽然亲王也手握大权，但他面见太后、皇帝的时候，也得给宫里的人送礼。他的俸禄也是有限的，只能找手底下的人索贿。他也没辙，整个风气就是如此。
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御史蒋式瑆上疏弹劾奕劻，说上年十一月奕劻将一百二十万两黄金的私产存入汇丰银行，而且他们家的起居饮食、车马服饰都异常奢华，这些钱从哪儿来的，肯定是贪污受贿，要求彻查。但最后查半天也没有实据，这个事情也就过去了。为什么呢？慈禧太后也知道当时的官场风气就是如此，而且她和奕劻又有私交，所以很多人弹劾奕劻，但他就是屹立不倒，成为清末官场的不倒翁。
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奕劻向慈禧太后提出，将两广总督岑春煊调任云贵总督。大家知道两广总督从清初开始就是个大肥缺，过去管着十三行，现在将其调到云贵，虽然官职没变，但形同贬官。庚子国变的时候，慈禧带着光绪一路西逃，没有人护卫，也缺吃少喝，很是狼狈，跟丧家犬一样，最后半路上碰到了带兵勤王的甘肃布政使，正是岑春煊。他就一路护送慈禧一行到西安，晚上在寺庙宿营的时候还亲自拿着刀站在庙门口，忠心耿耿。当然这也是一种作秀了。因此，慈禧特别念岑春煊的好，对他很是感激。但是奕劻与岑春煊关系很差，因为岑春煊喜欢弹劾别人，在两广总督任上弹劾了四十多人，其中不乏靠着奕劻的门路当上官的，所以奕劻很生气，想把他调到云贵，然后推荐袁世凯的亲家周馥接任。岑春煊不敢抗旨，但又很生气，就借口就医，赖在上海不走了。
在经历了庚子国变之后，清廷也意识到不进行改革的话就无法再维持统治，于是开始施行新政。其中有一个方案是奕劻和袁世凯提出来的，学习日本，实行责任内阁制。总理大臣肯定是奕劻，副总理大臣自然是袁世凯，两人的如意算盘就是这样的。但是，这个方案遭到军机大臣瞿鸿禨的极力抵制。瞿鸿禨也是慈禧特别信任的人，当时跟着慈禧一起逃往西安，整个军机处实际上就他一人，草拟各种文件，相当于张廷玉的角色。一旦这个方案通过，奕劻变成总理大臣，那瞿鸿禨就彻底成为他的下属了，而且瞿鸿禨和袁世凯也有矛盾。袁世凯以前考过秀才，没有考上，正是被时任河南学政的瞿鸿禨给开掉的。所以我们经常看到很多政治斗争都有一个伏笔，很可能在十几年前就埋下了，但是斗争的双方又不能公开不和，总是要找一个大帽子来作为理由。这个大帽子是什么呢？总理大臣的权力太大，把皇上都架空了。责任内阁的方案夭折，袁世凯很生气，于是提出辞职，除了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没舍得辞以外，其他的官职全部都辞了。
瞿鸿禨一看赶紧让人携带密信给岑春煊，说你赶快到北京来，面见太后。凭着私人交情，岑春煊被慈禧连续召见了四次，两个人是老朋友了，见面有谈不完的话。岑春煊就弹劾奕劻贪污，慈禧问他有无凭证？岑春煊就说了，行贿受贿这种事向来都是极其秘密的，怎么会留下字据或凭证呢？慈禧想为奕劻开脱，说他太老实了，是上了别人的当了。岑春煊则说，执掌政权的人何等重要，怎么能以上当为由而不被追究呢？如此一来朝纲怎么能得到整饬呢？最终，慈禧还是舍不得将奕劻给撤职，但也收回了岑春煊去云贵的任命，改命岑春煊为邮传部尚书。岑春煊刚接受任命，就弹劾袁世凯的亲信邮传部侍郎朱宝奎。朱宝奎去职不到三天，瞿鸿禨同乡御史赵启霖便上奏弹劾奕劻父子受贿卖官的劣行，此前《京报》已经披露奕劻父子的劣行，而主笔汪康年正是瞿鸿禨的学生。这明显就是大家商议好的，由报纸发动舆论，然后再找言官弹劾。
这次弹劾导致袁世凯的亲信段芝贵丢掉了黑龙江巡抚的官职。段芝贵这个人很会来事，在奕劻七十大寿的时候送了十万两白银，还重金赎出天津头牌交际花杨翠喜送给奕劻的儿子载振。因此，当东北建省需要任命三个巡抚的时候，奕劻父子居然将段芝贵送上黑龙江巡抚的官位。任命下来后，大家都很惊讶，都没有听过这个段芝贵是谁。这个事情被曝光以后，段芝贵只能下台了。
到目前为止，似乎是奕劻和袁世凯在节节败退，但是他们也开始反击了。怎么反击的呢？他们从军机处档案中找到当年瞿鸿禨保荐康有为、梁启超的三份奏折，以及岑春煊保荐翁同龢学生张謇的奏折。慈禧是最痛恨康、梁、翁三人的，这一下就让她心里有些嘀咕了。恰好广西革命党人起事，袁世凯就推荐岑春煊前去镇压。岑春煊想要故技重施，赖在上海不走，但不久就传来一个噩耗，瞿鸿禨被罢官。
为什么呢？瞿鸿禨犯了一个非常大的忌讳。事情是这样的，慈禧同他单独谈话的时候曾经讲过，奕劻确实名声不好，好多人都弹劾他，但是他马上要过七十大寿了，就给他留点面子，等大寿过完再让他离开军机处，不让他掌权了。瞿鸿禨一听大喜过望，回家就告诉了夫人，并嘱咐千万不能泄露。但是所谓秘密一旦告诉了一个人就不再是秘密了，他肯定忍不住会告诉更多人。最后这个消息被汪康年得悉，他作为报纸的主编最喜欢这种惊天大料了，马上登报。奕劻一看报纸，上面居然说自己要下台了，赶紧问袁世凯怎么办。袁世凯很聪明，马上告诉英国公使朱尔典，说等你夫人见到慈禧太后的时候，就这样说，庆亲王在军机处办事挺得力的，怎么您要把他给撤职了呢？慈禧很惊讶，朱尔典夫人就把报纸拿出来，说上面已经登载了这个消息了。慈禧一想，这事肯定是瞿鸿禨泄密了，除了他没有别人知道这个事情。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内阁公开上谕，说军机大臣瞿鸿禨暗通报馆，授意言官，阴结外援，分布党羽。这在雍正、乾隆年间是要砍头的，但慈禧说让他开缺回籍吧，以示薄惩。毕竟到清末了，想要杀人也不如当年刀快了。
瞿鸿禨被罢官之后，岑春煊正准备从上海动身前往广西赴任，突然又来了一纸电文，说你不是申请开缺吗，现在就准你开缺回籍，等于是将岑春煊也给罢官免职了。这里面又是袁世凯的功劳。袁世凯有个亲家叫端方，是两江总督，他非常擅长摄影，将岑春煊和梁启超两个人的相片拼在一起，弄成了一个合影。慈禧一看，十分伤心，我那么信任你，你居然同梁启超混在一起，于是让岑春煊提前退休。
如此一来，奕劻和袁世凯的两个死敌全部被罢免。虽然袁世凯以后还遭到了载沣等皇族亲贵的坚决阻击，但只要奕劻在一天，袁世凯就有机会东山再起。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奕劻成为内阁总理大臣。不久武昌爆发新军起义，奕劻摆不平，处理不了，只好让袁世凯重新出山，继任内阁总理大臣。
奕劻虽然是爱新觉罗皇族，但他同袁世凯结成了非常深的利益同盟关系，可能他也看清了现实，觉得清朝保也保不住，还不如把自己的钱放到汇丰银行更保险一点。
袁世凯：清朝的总理，民国的总统
袁世凯是李鸿章之后最有实力、影响力最大的大臣。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张之洞的一个幕僚曾经这样比较，岑春煊不学无术，袁世凯不学有术，张之洞则是有学有术。张之洞听后笑道，袁世凯不但有术，而且多术。什么意思？袁世凯的本事特别大，社会经验很丰富，只是学问不太好。但是我们要记住一点，所有的历史叙述大体都是文人编写的，文人编写的历史书籍基本都是文人本位，认为所谓的学术就是写在纸面上的知识，谁的这种知识渊博，谁的学问就特别大。其实纸上得来终觉浅，古人早就说过了，真正的学问是扎根现实生活的。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如果对现实社会生活的了解只是普通人的水准，那怎么能够分析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前的历史呢？基本不可能做到。对社会的复杂面貌以及其中的关联进行分析，首先需要有对现实的洞察力，然后才会有对历史的洞察力。当然，了解和学习历史以后又有助于你对现实的洞察。
袁世凯“不学有术”，并不是说他没有学问，更多的是指他没有纸面上的那种学问。作为官宦子弟，他几次参加科举考试都没有考上。他平日“嗜酒好骑马，日饮数斗，驰骋郊原”，“喜为人鸣不平，慷慨好施予，以善为乐”，是个非常豪爽的人，给人一种先秦时期侠士的感觉。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袁世凯乡试再次落第，他将所学书籍付之一炬，并表示“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乌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这个行为有点模仿他的老乡班超投笔从戎。第二年，他投靠出身淮军的吴长庆，并跟着庆军到了朝鲜。在朝鲜，年仅二十三岁的袁世凯平定了叛乱，受到李鸿章的赏识，并且以通商大臣的身份驻扎朝鲜十二年，为朝鲜国王看重。他很有预见性，认为朝鲜迟早会出大患。他上书给李鸿章，对朝鲜问题的处理提出上下两策。上策是：“乘朝鲜内敝，而日本尚不敢鲸吞朝鲜，列强亦尚未深入，我政府应立即彻底收拾朝鲜，建为一个行省。”下策是：“门户开放，免得与日本或帝俄正面冲突，索性约同英美德法俄日意各国，共同保护朝鲜。”
甲午战争爆发后，袁世凯回国，因为在朝鲜展露出了军事才能，被李鸿章举荐去负责督练新军，这就是著名的“小站练兵”。他以当时世界上非常强大的德国陆军为榜样，制定了一整套陆军的招募、组织编制、军官任用、培养、训练、教育及粮饷制度，这是中国第一支现代化的陆军。以前的湘军、淮军虽然也使用洋枪洋炮，但整个组织和训练都还是中国传统的那一套。袁世凯事必躬亲，重视官兵福利，亲自监督发饷，避免贪污舞弊，深获官兵拥戴。这支“袁家军”便是以后的北洋军的开始，袁世凯的实力也来源于此。
甲午战败，《马关条约》签订，朝野上下都意识到，洋务运动彻底破产了，那种只购买兵器船舰或者引进生产线，试图只从物质、技术层面来解决清朝的问题是无法成功的，必须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因此，康有为创立强学会后，袁世凯、徐世昌、张之洞等人都列名参加，甚至李鸿章都想加入。甲午战争以后，袁世凯即和康有为结交。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在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以后，在督办军务处当差的袁世凯也曾向光绪帝上书，条陈变法事宜。当年夏天，康有为第四次上书皇帝，由于康有为只是工部主事，没有上奏的权利，而都察院和工部又拒绝代为上奏，袁世凯便以督办军务处的名义帮其转呈，两人的关系还是挺好的。后来袁世凯赴小站筹建新军，康有为等为袁设酒饯行，康有为对袁世凯的印象也极好，认为“袁倾向我，甚至谓吾为悲天悯人之心，经天纬地之才”。袁世凯从三品按察使升为二品候补侍郎即是徐世昌向维新派活动的结果。袁世凯不可避免地卷入了戊戌政局。
关于袁世凯在戊戌变法中的角色，现在流行的说法是袁世凯向荣禄告密导致了政变发生，包括他本人的《戊戌日记》、政敌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也这样讲。但这种说法有明显破绽。如果是袁世凯的告密导致政变，八月初六慈禧发动政变时，上谕中应该会指名逮捕谭嗣同。但上谕中只命令捉拿康有为、康广仁兄弟，并没有谭嗣同。而且给康有为定的罪名是“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罪名较轻。而“围园劫后”属大逆不道，罪不可赦，上谕中却没有提及。八月初五上午袁世凯觐见光绪皇帝后，即乘火车赶回天津，袁世凯的《戊戌日记》记载“抵津，日已落”。若当夜向荣禄告密，荣禄很难连夜赶到北京向太后禀报。慈禧太后实行训政是在初六上午，可见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并不是由袁世凯告密引起，政变时也不知道维新派有“围园劫后”的计划。
由此可见，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袁世凯本人的《戊戌日记》可能都对此事进行了编造。其目的是什么呢？袁世凯主要是为了证明自己对慈禧的忠诚，反贼劝我造反，我立马就给供了出来；梁启超则是为了证明袁世凯这个人太坏，我们戊戌变法就是因为他的告密而夭折的，谭嗣同也是因为他而被杀。
当时传说光绪皇帝给了杨锐等四个军机章京一份密诏。这个密诏的原件已经不见了，其文字现在有三个版本，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其中第二和第三个版本比较相似。密诏上面说，现在维新活动越来越艰难，需要废黜那些守旧大臣，但是太后对我不满意，不同意我的做法，假如我坚持将旧法尽变，将守旧大臣悉数废黜，恐怕皇帝的位子都不保，因此你们和林旭、谭嗣同赶紧商量一个妥帖的办法，既要废除旧法，废黜旧臣，但又不能违背老太后的意思。这一版本密诏中根本就没有要袁世凯兵发颐和园把慈禧抓起来的内容。这种最核心最机密的事情，一般难有文字记录的，即使光绪有政变的想法，他很可能不会留下文字，可能是偷偷授意杨锐去找袁世凯发兵将太后抓起来或杀掉。
八月初三，维新派的几位核心人物聚在一起，见到里面“朕位且不能保”的话，捧诏痛哭，商议救光绪的办法。康有为认为，袁世凯这个人可用，他曾经告诉自己，很感谢自己对他的引荐拔擢，“赴汤蹈火，亦所不辞”。于是才有了谭嗣同夜访法华寺，与住在那里的袁世凯面谈的事。袁世凯怎么说呢？他认为这个事情根本做不到，虽然自己的军队很精锐，但从小站奔袭两三百里外的颐和园，还要突破聂士成、董福祥两军的阻拦，成功的把握实在太小。袁世凯提出，不如等到农历九月初皇帝、太后来天津阅兵的时候，让光绪皇帝避入自己军中，由皇帝下旨将荣禄给抓起来，这个可能性还大一些。
其实，这种政变完全是纸上谈兵。袁世凯觐见光绪皇帝后便回到了天津，但他没有立即向荣禄揭发。到第二天的时候，他才主动去见荣禄，因为他发觉事情有点不对，慈禧太后已经从颐和园回到紫禁城了，他知道这事坏了，做不成了，肯定泄露了。荣禄有个心腹叫陈夔龙，当过直隶总督，和袁世凯是政敌，特别讨厌袁世凯。据他的回忆录记载，袁世凯见到荣禄，跪着说，有一件事，自己不敢办也不忍办，只能请死。荣禄是个老江湖，当时他已经知道北京政变的消息了，就说你有什么事啊？袁世凯拿出一张纸，或许就是光绪密诏，递给荣禄，观察他的脸色。荣禄看完以后，正色说道：“我是皇帝的臣子，皇帝要杀要剐都无所谓，雨露雷霆都是皇帝的恩泽，我绝无怨言。不过，承旨有军机处，行刑有菜市口，我若有罪，自当入京请罪，现在仅凭这么一张纸，我怎么可能遵循呢？”荣禄这句话讲得非常有道理。清代的圣旨要经过军机处，通过廷寄，后来通过电报，发出来。你现在就是一张纸头，说是光绪亲笔，上面盖了玉玺，就要自己按照旨意执行，这怎么可能？万一是皇帝身边人伪造的，假传圣旨，怎么办？完全不符合正常的公文程序。袁世凯一听这话，失声大哭，长跪不起。荣禄说没关系，明天再谈。然后荣禄坐火车去北京，见到庆亲王奕劻，把这个事情给揭发了。可见，袁世凯是在北京政变发生之后才向荣禄招供自首的，只不过这两件事情基本是在同一天发生的。因此，并不是袁世凯告密才导致慈禧太后从颐和园提前回来，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皇帝，然后下令逮捕康有为。假如果真如此，圣旨里肯定有一条是抓捕首恶谭嗣同，而实际上谭嗣同是在政变之后好几天才被捕入狱。在袁世凯自首后，荣禄去北京汇报，然后慈禧才知道，原来不仅是要发动政变，还要把她给抓起来杀掉。也就是说，袁世凯的自首将政变波及的范围扩大了。八月十四日，也就是戊戌六君子被杀后的第二天，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上谕，宣布维新派的罪状，里面才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及朕躬之事”的字句，说明她之前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
袁世凯虽非主动告密，但他将围园密谋和盘托出，总算将功补过，加上荣禄很欣赏他的才干，所以他平安地度过了戊戌政变这一关，否则将人头不保，也就没有后面成为清末第一权臣的事了。
后来，袁世凯的身份是清朝的总理，然后又是民国的总统，可见这个人政治能力和手段特别强。袁世凯少年成名，二十多岁就在朝鲜平定了叛乱，独当一面，受到李鸿章的赏识。在李鸿章去世后，他逐渐成为最重要的汉大臣，也是清末新政的领袖，他的一些举措甚至远超维新派的主张。
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的时候，他本人训练的军队并没有参战，当聂士成和董福祥的军队几乎全军覆没后，只有他的“袁家军”保存完整，也最有战斗力，因此他成为最强大的实力派。当上直隶总督后，他从八国联军手中收回了天津，而且与日军驻天津司令秋山好古成为好友。两个人性格非常相似，饮酒骑马，以豪杰自诩。秋山好古认为袁世凯是中国最杰出、能力最强的人物，如果袁世凯日后成为中国的领袖，中国将成为日本的劲敌。当时，作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他实际上成为清朝管理对外事务的最高领袖。此外，他还身兼参预政务大臣、练兵大臣、督办商务大臣、电政大臣、铁路大臣等职，号称一人身兼八大臣。李鸿章等老一代洋务派退出历史舞台后，整个清朝能倚仗的就只有袁世凯了。当然同一时期还有一个盛宣怀，但同袁世凯相比，其实力和影响差太远。
当时，按照《辛丑条约》的规定，中国不得在天津驻军，但袁世凯这个人非常聪明，他训练了三千名警察进入天津，维护了中国在天津的主权。而且他还积极推动地方自治，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天津举行了全国首次地方市政选举。京张铁路作为中国自筹资金、自行设计、独立修筑的第一条官办铁路，也是袁世凯督修的。他委任詹天佑为总工程师兼会办路务，奏准所用钢轨、枕木、机器、车辆等材料免纳厘税，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开工，四年后通车，大长了国人的志气。
袁世凯还力主废除科举，这在当时是个惊天动地的大事。清朝继承明朝的科举制度，特别注重科举考试，甚至因为科场舞弊杀过许多主考官。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袁世凯与张之洞联名上书，指出“致治必赖于人才，人才必出于学校”，甚至说“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为什么要与张之洞联合上书呢？因为袁世凯本人没有功名，他不是进士，更不是翰林，如果他一个人提出废除科举，容易被人攻击说他是出于私心。张之洞不一样，他是探花郎，他提出这个建议就没问题。他们当时建议将各项考试取中名额按年递减，分两三科减尽。以往举贡生员按不同情况，令其分别入新式学堂、速成师范学习，或另给其他出路。光绪三十一年七月，袁世凯领衔与赵尔巽、张之洞、周馥、岑春煊、端方联名上折，指出目前“危迫情形”，“实同一日千金”，纵使“科举立停，学堂遍设，亦必数十年后，人才始盛”，因请立即停止科举，推广学校。谕令所有乡、会试和各省岁科考试一律停止。最终，清廷同意废除科举制，这就打破了中国一千二百多年来以科名选拔官僚的体制，从制度上为推广新式学校教育扫清了障碍。当然，改革都是双刃剑，由于太为急促，触动了太多人的既得利益，导致大批传统士子倒向了立宪派和革命派，也激起了守旧大臣的激烈反抗。当时，军机大臣王文韶为人特别通透圆滑，人称“琉璃球”，遇到事情从不坚持自己的主张，但对废除科举却是极力反对，“老夫一日在朝，必以死争之”。他完全接受不了废除科举，觉得这等于是将他一生都给否定了。反观张之洞，可以看出他非常了不起，虽然自己是翰林出身，但科举废就废了，无所谓，因为他已经看透了科举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据学部光绪三十三年的统计，袁世凯治下的直隶一省办有专门学堂十二所，实业学堂二十所，优级师范学堂三所，初级师范学堂九十所，师范传习所五处，中学堂三十所，小学堂七千三百九十一所，女子学堂一百二十一所，蒙养院两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