佟家究竟是女真人，还是汉人？现在不太清楚，他们自己认为以前是女真人，迁到关内的抚顺后逐渐汉化。努尔哈赤起兵后，他们又投奔了后金，开始女真化。我们从他们的名字就能看出来，佟养真是完全的汉人的名字，佟图赖、佟国纲、佟国维也是。但佟国纲的儿子鄂伦岱，以及佟国维的儿子隆科多、庆复，又完全是满洲人的名字。可见，清初存在一个非常复杂的先汉化后又女真化的过程。
注释
[1]杨珍：《敢有担当的勋戚父子》，《紫禁城》，2011年04期。
[2]《清史稿》卷二百八十一，列传六十八。
[3]［清］萧奭：《永宪录》。
[4]［清］萧奭：《永宪录》。
[5]《清史稿》卷二百八十七，列传七十四。
[6]［朝鲜］朴趾源：《热河日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6年版。
隆科多：关涉皇位疑云与清宫的侍卫制度
隆科多是满洲镶黄旗人、一等公佟国维的儿子、孝懿仁皇后的弟弟。这个地位是非常显赫的，他的父亲既是康熙的丈人，又是康熙的舅舅，他的姐姐是康熙的第三任皇后，所以他一出生地位就非常高。早在康熙二十七年（公元1688年）的时候，他就被授予一等侍卫官职。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隆科多被任命为步军统领，康熙在满文朱批奏折中对他说：“你只须行为端正，勤谨为之。此职得好名难，得坏名容易。即兄弟子侄家人之言断不可听信。此辈起初尚有一二好事令人相信，而后必行欺罔……著不时防备之！勉之！”[1]可见康熙皇帝对自己外祖父这一家的性格还是了解得蛮深刻的，都是简单粗暴、仗势欺人的德行，甚至能逼着康熙一定要任用某个人。
隆科多发挥重大作用的时候，是在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当时康熙驾崩，皇四子胤禛在那儿哀痛号呼，隆科多就提醒他，说大行皇帝刚刚去世，又传位于你，宜先定大事，方可办理一切丧仪。意思是你现在别哭了，也别忙着办丧礼，首先得登基，名不正则言不顺，一旦登基，谁再敢反对你，那就是谋反了。胤禛一听这个话，立马就不哭了，亲自给康熙换上当年孝庄皇太后制赐的御服，然后一群人护送康熙的遗体从畅春园返回紫禁城。康熙晚年虽然经常住在畅春园，但死后一定要将棺材放在皇帝的寝宫乾清宫，所谓寿终正寝，就是这个道理。
雍正皇帝继位的第二天就下旨，命领侍卫内大臣马尔赛、九门提督兼理藩院尚书隆科多、大学士兼户部尚书马齐辅政。他又谕内阁，以后启奏处应书写“舅舅隆科多”，大臣们要书写“皇帝舅舅隆科多”，把“舅舅”弄得像一个非常尊贵的官称。为什么雍正要称他为舅舅呢？因为雍正的生母德妃地位比较低，他由膝下无子的佟皇后抚养，相当于皇后的养子，称隆科多为舅舅倒也正常。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雍正在给宠臣年羹尧的折子里就这样批示：“舅舅隆科多，此人朕与尔先前不但不深知他，真正大错了。此人真圣祖皇考忠臣、朕之功臣、国家良臣，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稀有大臣也。”后面这句话特别肉麻。这是雍正的一个特点：好话可以说尽。
不久，隆科多被任命为吏部尚书。他特别骄横，这可以说是佟家的“传统”。因为他们家的地位太高，又受到康熙的骄纵，他手下的人对他莫敢仰视，唯命是从。这就逐渐与“惟以一人治天下”的雍正皇帝产生了激烈的冲突。为什么呢？他们家以前在康熙朝叫“佟半朝”，现在到了雍正朝，直接变成“佟选”了，就是我想任命谁就任命谁。雍正觉得，隆科多仗着在自己继位的时候立有大功，传达了康熙的谕旨，现在有点不把他这个外甥放在眼里，任命官员也不经过他的同意，那他手里还有什么权力呢？
两人矛盾逐渐加深，雍正就在给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折的批示中不断“点拨”他，说你能不能先起来揭发隆科多？因为查弼纳与隆科多关系非常密切，让他揭发会更有说服力。但是查弼纳总是避重就轻，雍正一看这怎么行啊，这些小毛病也扳不倒隆科多啊，就不断让他重写，再揭发。几个月后，年羹尧的案件爆发，查弼纳又给雍正上了一个奏折，雍正就批示“参年羹尧的已经够了，不敢说隆科多一句，朕实叹息，且对尔等钢铁般的伙党，朕真的害怕心服了”[2]。意思是，情况已经到这种地步了，连年羹尧都被我办掉了，你居然还不敢揭发自己的死党隆科多，这太让我震惊和害怕了。查弼纳赶紧回奏，说我已经上奏七次了，每次皇上都不满意，不揭发隆科多，我肯定性命不保。这君臣倒也挺坦率的，他也知道雍正的小心思，就是要他揭发扳倒隆科多，但他很无奈，说“众人所知，臣知；众人不知，臣也不知”。雍正整人是非常有一套的，在这一点上他比康熙要强，四十多岁才继承皇位，之前在民间混迹了十几二十年，对社会上那些乱七八糟、钩心斗角的事情门儿清，还做过国际贸易，甚至连敲诈勒索的事情都干过，所以他是个社会人，整人非常厉害。
雍正在处理隆科多问题上采取了高超的政治手段，先是把他派到阿尔泰岭，与策妄阿拉布坦议定准格尔与喀尔喀边界，之后安排到俄罗斯进行边界划定谈判。隆科多刚走，雍正就召开会议对隆科多问题定调：“隆科多有种种罪恶，应置重典，如果此次他能实心任事，朕必宽宥其罪；如果心怀叵测，朕必将他治罪。”[3]接着雍正最信任的十三弟胤祥率先弹劾隆科多受贿，最后坐实其四十多项罪名。
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五月二十二日，雍正公开上谕，说自己刚继位的时候被他们骗了，觉得他们很忠心，所以对他们非常好，没想到隆科多、年羹尧怀有异心。这就是逐渐向大臣公开，这两个人是反对我的，所以你们得站队。他说隆科多、年羹尧“招权纳贿，擅作威福，敢于欺罔，忍于背负，几致陷朕于不明”，自己感到十分惭愧，“深恨辨之不早，宠之太过，愧悔交集，竟无辞以谢天下，惟有自咎而已”，“今于隆科多、年羹尧，但解其权柄”[4]。他第一步先解除隆科多权力，但官职爵位还保留，之后再逐步加码。他说“年羹尧所犯之罪甚多，虽即行正法，亦不足蔽其辜”，认为“此必隆科多有意扰乱之故，隆科多着交与都察院严加议处”。这还不够，以前赏赐二人的“黄带、紫扯手、双眼翎，俱不许用”，交还“四团龙补服”，并削去隆科多“太保职衔”，革去“一等阿达哈哈番（清代爵名，汉文称轻车都尉）”。[5]
到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九月二十六日，情况又开始严重了，因为发现了一个文人查嗣庭向来趋附隆科多。其实这个查嗣庭非常有意思。他经常被大家当作文字狱的一个典型，就是他当主考官的时候出过一个题目叫“维民所止”，被揭发是给雍正剃头之意。其实这个附会之意并不是他获罪的真正原因，真正原因在于查嗣庭是隆科多手下的一员干将。雍正要借这个事来打击隆科多，说在查嗣庭的日记中发现很多反动话语，尤其是指责圣祖仁皇帝，这是诽谤。后来问题越来越多，宗人府揭发说隆科多竟然擅自拿到了玉牒的底本。玉牒就是爱新觉罗皇族的家谱，这是秘密的，没有皇帝旨意，普通人是不能随便查看的。
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十月初五，顺承郡王锡保当主审官，奉旨审理隆科多，定大不敬之罪五，欺罔之罪四，紊乱朝政之罪三，奸党之罪六，不法之罪七，贪婪之罪十六。大不敬之罪的第一条就是私藏玉牒。第二条是将康熙赐的御书贴在厢房，视为玩具，这就有点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第三条比较严重，叫妄拟诸葛亮，把自己比作诸葛亮，曾经对雍正说“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是死期已至之时”。这个隆科多确实有点稀里糊涂的，说这个话干什么呢？如果你是受到刘备托孤的诸葛亮，那雍正是什么？岂不是刘阿斗？雍正当时肯定心里恼火，当然那时候还处于蜜月期，现在开始报复了，把这个翻出来，定了个大不敬之罪。欺罔之罪中关键的一条是说康熙驾崩的那天隆科多并没在御前。这就跟很多野史所说的，隆科多与胤禛在康熙去世的时候合谋篡改了遗诏，很不一样了。雍正在这里公开否认这回事，说隆科多说自己在场是弥天大谎。奸党之罪有一条就是保荐大逆查嗣庭。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文字狱本质上都是为了政治斗争，为了巩固封建专制统治。奸党之罪还有一条是隆科多“任吏部尚书时，所办铨选官员皆自称为佟选”。人事权是皇帝最重要的权力之一，连这个都要染指，皇帝是绝对无法容忍的。朝廷最后宣判，“隆科多应拟斩立决，妻子入辛者库，财产入官”。雍正接着开始表演宽大为怀了，说毕竟是自己的舅舅，当年又传了遗诏，现在直接就地正法不太好，那就在畅春园外建三间屋子，把隆科多永远禁锢。第二年，隆科多就死在禁所，也不知道是怎么死的，“被自杀”也有可能。
隆科多到底有没有可能帮助雍正篡位呢？我认为没这个可能，康熙是心甘情愿地把皇位传给皇四子胤禛的。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现在从制度上分析一下。很多野史，包括一些研究清朝历史的大家，如孟森先生，都说隆科多很重要，他是步军统领，手底下有两万兵，可以封锁畅春园和北京城，所以有篡位的可能。是不是这样呢？
清朝皇帝的身边警卫不是由步军统领来管的，而是由领侍卫内大臣负责，共有六个人，镶黄、正黄、正白上三旗每旗各两人，统率侍卫亲军。而且领侍卫内大臣的地位特别高，是正一品，仅次于大学士。皇帝身边的侍卫全是从镶黄、正黄、正白三旗选出。一等侍卫是正三品，有六十人，每旗二十人，其中还有宗室九人；二等侍卫是正四品，有一百五十人，每旗五十人；三等侍卫二百七十人，每旗九十人。这些人都是八旗亲贵子弟。领侍卫内大臣率领这些侍卫分成内、外两班，乾清门、内右门、神武门、宁寿门为内班，太和门为外班。最重要的是，侍卫里面还有一拨人，包括御前侍卫、御前行走、乾清门行走，都是皇帝身边或周围的警卫。“凡宿卫之臣，惟满员授乾清门侍卫，其重以贵戚或异材，乃擢入御前”，这里是说，一般只有满洲人才能当乾清门侍卫，而那些和皇帝关系特别亲近的、地位特别高的，或者才能特别出众的，才能当御前侍卫。隆科多是什么呢？他是一等侍卫，连御前侍卫都不是。光是侍卫还不够，几百名侍卫是贴在皇帝身边警卫的，此外还有前锋营、护军营守卫整个紫禁城的大门，相当于御林军，这些人有数千人。整个警卫系统内圈是侍卫，尤其是由八旗亲贵担任的御前侍卫、乾清门侍卫；中间是八旗前锋营、护军营；最外围实际还有禁旅八旗，驻在北京周边，多达十万余人，占整个八旗军的一半，这也是保卫皇帝的。而步军统领率领的两万八旗步军，主要是维持京城治安、掌管九门的钥匙。
所以，两万八旗步军怎么可能威胁到皇帝的人身安全，怎么可能控制皇帝？而且隆科多只是一等侍卫、理藩院尚书，在品级上还不如领侍卫内大臣。况且这些侍卫的地位都非常高，都是八旗贵族子弟，前途远大，以后可能出将入相，怎么可能会听隆科多的话参与政变呢？隆科多又怎么可能伪造遗诏帮助雍正篡位呢？这完全是天方夜谭。
注释
[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奏折朱批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4]《世宗宪皇帝上谕八旗》卷三。
[5]《雍正上谕内阁》卷三十三。
年羹尧：跋扈骄横，自寻死路
年羹尧和雍正的故事历来为大家津津乐道。年羹尧在雍正面前红得发紫，紫得发黑，黑到直接被雍正给处死，这是一个非常传奇的故事。为什么会如此跌宕起伏呢？我觉得性格决定命运，用在这个故事上还是比较准确的。
年羹尧是汉军镶黄旗人，康熙三十九年（公元1700年）中进士，被任命为翰林院检讨，文臣出身，曾去四川和广东当过乡试的考官，后来又当了内阁学士。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复立太子，皇帝派使者去朝鲜颁布敕书，其中的副使就是年羹尧。朝鲜人评价他“以文见用云，而见其诗句，仅知押韵而已，人物敏而颇苛”[1]，意思是据说年羹尧以文章见长，所以派来做副使，但观其诗句，仅是押韵而已，水平不怎么样。这个人很敏捷，很聪明，待人处事特别苛刻。我觉得朝鲜人的这个评价是非常准确的。
他怎么发迹的呢？康熙皇帝很欣赏他。他从朝鲜回来不久就被提拔为四川巡抚。当时四川处于交战前线，西北靠近青海、甘肃，西边是西藏，这些地方都被蒙古和硕特部占据，经常用兵。在战争中年羹尧显示出自己一定的才华。康熙五十七年（公元1718年），他被提拔为四川总督，兼管巡抚事，年纪不大，才四十岁，很受康熙的重视。康熙去世后，雍正继位。年羹尧以前是雍亲王府的门人，他妹妹嫁给雍正为侧福晋，后来成为年妃，还生了一个雍正非常喜欢的儿子，有这样一层关系，但并不是特别重要。恰逢青海的和硕特部叛乱，年羹尧就被任命监管陕西、四川两地。我们要说明一下，康雍时期的陕西与现在的陕西空间范围不完全一样，康雍时期的陕西不仅包括现在陕西全省，还包括现在甘肃及新疆东部吐鲁番、哈密一带。所以当时年羹尧这个川陕总督管辖范围包括今天的四川、陕西、甘肃、新疆东部，正好是西部前线，面对着和硕特部和准噶尔部这两个非常强悍的敌人。不久，他又被提拔为抚远大将军。此前，抚远大将军是皇十四子胤禵，他虽然和雍正是同胞兄弟，但互为政敌，因此被撤掉，换成了年羹尧。这是非常罕见的，因为清初的时候大将军一般都是皇族，或者至少是满洲八旗成员。年羹尧居然以一个汉军八旗的身份出任抚远大将军，而且还平定了青海的叛乱，受封为一等公，这是普通大臣能达到的最高爵位了，非常厉害。他本人被赏三眼花翎、四团龙补，儿子年富被封一等男，就连家奴魏之耀也被赏四品顶戴。
雍正继位之初，政敌环伺，帝位不稳，受到很多人质疑。他自己不会打仗，连骑马打猎都不擅长，自然无法像康熙一样亲征漠北建立军功。而年羹尧是他的旧门人，一下子立下这么大的战功，极大地巩固了他的皇位合法性，因此他十分得意。他在给年羹尧的谕旨中这样写道：“西宁兵捷奏悉，壮业伟功，承赖圣祖在天之灵，自尔以下以至兵将，凡实心用命效力者，皆朕之恩人也。”这个话实在是有点肉麻，在传统社会的观念里面，皇帝怎么能称呼臣下为自己的恩人呢？这很容易让年羹尧产生一种飘飘然的感觉。后面雍正写得更加肉麻，说：“朕实在不知怎么疼你，才能够上对天地神明。尔用心爱我之处，朕皆都体会得到。我二人堪称古往今来君臣遇合之榜样，也足可令后世钦慕流涎矣！”这简直就像是写情书的措辞了，雍正完全不顾及皇帝的身份，接着还说：“朕不为出色的皇帝，不能酬赏尔之待朕；尔不为超群之大臣，不能答应朕这知遇。惟将互相励勉在念，做千古榜样人物也。”你看这已经不是一个正常的君臣或上下级的关系了，皇帝拍大臣的马屁，也是千古奇闻。最后他还说：“朕亦甚想你，亦有些朝事和你商量。”这完全颠覆了君臣本分，年羹尧是抚远大将军，负责前线事宜，朝中事务为什么要同他商量呢？如何商量呢？完全是带有个人感情色彩的话语。年羹尧也不遑多让，在回折中说：“愿世世随圣主左右驱使如意，永永不昧此良因大愿而已。”雍正一看赶紧回复，在“永永不昧此良因大愿”几个字上红笔圈点，加注“吾亦如是，上苍其鉴之也！”这几乎等同热恋中的情人在赌咒发誓说要永远相亲相爱了。[2]
我觉得雍正做皇帝是有点问题的，在年羹尧后来被杀这件事上，雍正本人也是要承担一点责任的。年羹尧本来就少年得志，四十岁就当上了四川总督，又是翰林出身，妹妹是皇帝的宠妃，自己是一等公、大将军，简直太厉害了，不免得意忘形，恃才傲物，行事就非常骄纵。他行文给其他总督和巡抚，直呼其名。我们知道，在帝王时代，同辈之间不能称呼对方的姓名，只有皇帝、老师或者父母才能称姓名，一般都称表字。他直呼别人姓名，当成是上级对待下级了。其实他自己也只是川陕总督，和其他总督是平级的，大将军只是差遣职，临时的，打仗的时候才有。他居然把别人当作下级。督抚的上级是谁呢？制度上只有一个，那就是皇帝本人。总督都挂着兵部尚书衔，连内阁大学士都不是他的上级，因为内阁是管不到六部的。年羹尧把督抚当下属，雍正心里会怎么想？一定会有人给他打小报告的。而且雍正派自己的侍卫到军中来效力，实际上有监控的意思，因为清朝的侍卫不是简单的警卫员，都是满洲亲贵子弟，将来都是有大用的。年羹尧直接把他们当仪仗队了，“前后导引，执鞭坠镫”，这种鞍前马后的待遇，只有皇帝才能享受。他还犯了一个大错。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十月，雍正皇帝召他进京，在经过直隶的时候，直隶巡抚李维钧、陕西巡抚范时捷跪道送迎。这不是开玩笑吗？督抚只跪皇帝，怎么见了年羹尧也下跪？到了北京广宁门的时候，大臣们都出城门来接他，居然也跪在地上，八旗王公则下马去迎接他，而年羹尧只是点点头，扬长而去。我怀疑这可能是雍正的吩咐，让他们下跪，就此来观察年羹尧，看他有什么反应。汉朝崇尚军功，当年汉武帝就要求文武百官向卫青、霍去病下跪，可能雍正想效仿这一点，也想借此机会观察一下年羹尧的反应。结果年羹尧理都不理。在边境的时候，蒙古王公见到他都要下跪，甚至包括皇帝的驸马也要下跪。凡此种种，给雍正留下了极其不好的印象，但雍正这个人很能隐忍，当时并没有发作。年羹尧还学吴三桂在云南当平西王的做派，任命官员不经过吏部、兵部，叫“年选”。这就犯了最大的忌讳，隆科多倒台就是因为“佟选”。而且年羹尧比隆科多更加可怕，因为他掌握兵权，当时清朝主要的精锐兵力都在川陕前线。
雍正和年羹尧的关系可用一句俗语描述，叫“远香近臭”。在前线的时候，双方公文往来，像写情书一样，觉得对方真好。真正见面以后，雍正对年羹尧的那些举动极其厌恶，因为雍正是一个非常拘小节的人，善于观察细节，洞悉人情世故。那么二人关系的恶化是怎么爆发的呢？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二月，五星连珠，大家都说这是祥瑞，纷纷拍雍正马屁。年羹尧在奏折中把《易经》中的一个成语“朝乾夕惕”写成了“夕惕朝乾”，写倒了。雍正抓住这个事情小题大做，谴责他，说你是不是不想用“朝乾夕惕”这种好词来形容我特别勤政啊。其实早在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十二月的时候，雍正就在奏折上批语了，有点警告他的意思，说：“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全功难。为君者施恩易，当恩难；当恩易，保恩难；保恩易，全恩难。”[3]这个写得非常清楚了，说你要保全自己，如果晚节不保那功劳就一笔勾销了，要防微杜渐，保全我们君臣之间的关系，你不要再胡作非为了。按说在奏折中写错一个词，这种事情可大可小，如果双方还在蜜月期，说不定就哈哈一笑，变成一则趣闻或逸事了。但是当时雍正和年羹尧的感情已经破裂了。不久，雍正下了一道上谕，说年羹尧“举劾失当，遣将士筑城南坪，不惜番民，致惊惶生事，反以降番复叛具奏。青海蒙古饥馑，匿不上闻，怠玩昏愦，不可复任总督，改授杭州将军”[4]。
其实年羹尧受到这个处罚的时候，还是一等公，待遇还在，将军从制度上讲比总督的地位还高，从西部前线来到杭州养老也挺好的，按理说年羹尧应该欢天喜地赶紧谢恩。但是他没有。他居然上了一个奏折，说“臣不敢久居陕西，亦不敢遽赴浙江，今于仪征水陆交通之处候旨”。皇帝的上谕已经非常明确了，让他赶紧从西安去杭州赴任，他到仪征不走了，这不就是要挟皇帝吗？让皇帝赶紧下一道旨意，让他官复原职，或者回京当个更大的官。这等于是抗旨不遵了，像雍正这种极拘小节特别注重皇帝权威的人，自然难以忍受，于是勃然大怒，斥责他迁延观望，心怀叵测。
事情一下子就升级了，闹大了。然后雍正开始示意文武大臣弹劾年羹尧。之前跪迎年羹尧的直隶总督李维钧连奏三本，痛斥他“挟威势而作威福，招权纳贿，排异党同，冒滥军功，侵吞国帑，杀戮无辜，残害良民”。其他大臣也纷纷上奏弹劾，包括他最忠实的部下岳钟琪。随后，雍正罢了年羹尧的将军职，授闲散章京，自二等公递降至拜他喇布勒哈番（清代爵名，汉文称骑都尉）。一步步降，隔几天降一次，钝刀子杀人，让你煎熬，让你难受。十二月逮到北京会审，“大逆之罪五，欺罔之罪九，僭越之罪十六，狂悖之罪十三，专擅之罪六，忌刻之罪六，残忍之罪四，贪黩之罪十八，侵蚀之罪十五，凡九十二款，当大辟，亲属缘坐”。[5]当然，皇帝开始扮演宽容的角色了，念其青海立有战功，同意年羹尧在狱中自裁。年羹尧次子年富被斩首，其他满十五岁的儿子悉数发配边疆。
年羹尧自杀之前还被迫上了一个谢恩折，雍正非常会玩，写了个朱批，说“朕览之实心寒之极，看此光景，你并不知感悔。上苍在上，朕若负你，天诛地灭；你若负眹，不知上苍如何发落你也”[6]。
隆科多、年羹尧都是雍正刚即位的时候最信任的大臣，一内一外，这两人都属于八旗亲贵，下场也基本一样，一个囚禁致死，说不定也是“被自杀”，一个狱中自裁。究其原因，一是二人骄纵跋扈，作威作福惯了；二是皇帝有点故意纵容，而且这两个人情商不在线，对雍正完全不了解。雍正是个城府特别深、心思非常多、特别注重小节的人。不管谁得罪过他，他都会记一辈子，并且加倍报复。从佟家的人到年羹尧，基本上都是康熙年间春风得意，到雍正年间被一网打尽。所以雍正是“惟以一人治天下”，在他任内，八旗亲贵那种共同打天下然后共同治理天下的传统被完全打破，清朝真正的专制独裁的开始和八旗亲贵共治政治的终结，就是在雍正时期。
注释
[1]《朝鲜王朝实录·肃宗实录》卷四十七，肃宗三十五年五月十一日。
[2]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冯尔康：《雍正传》，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4]《清史稿》卷二百九十五，列传八十二。
[5]《清史稿》卷二百九十五，列传八十二。
[6]《年羹尧奏谢调补杭州将军折》。
陈廷敬：并非反腐能臣，而是文学侍臣
陈廷敬因为当过左都御史，所以他经常被描绘成一个疾恶如仇的反腐干将。可真实的历史根本不是这样的。陈廷敬作为一个典型的汉族士人，一步一个脚印，从秀才、举人、进士、翰林到入职南书房，成为皇帝的亲信侍从，再到官拜正一品大学士，集荣华富贵于一身，一辈子非常平稳，没看出他在政治上有特别大的才干。
陈廷敬生于明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山西泽州府阳城人。他出生的中道庄，始建于明宣德年间，是一个大的“堡垒”，因康熙两次下榻，被民间称为“皇城相府”。他们家在清兵入关的时候归顺了清朝，而且在顺治年间山西的几次反清活动尤其是大同总兵姜瓖的起事中，都没有站错队，坚决支持清朝。陈廷敬在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考中进士入翰林院，年仅二十岁。他的名次比较高，原名叫陈敬，正好与顺天府一个同科进士重名，顺治皇帝就把他改名为陈廷敬。陈廷敬于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担任起居注日讲官，成为向皇帝讲解儒家经典的老师；康熙十四年（公元1675年）擢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充经筵讲官，然后又变成了翰林院掌院学士。翰林院可以看作是将来内阁大学士、六部尚书的一个储备人才库，汉人要进入内阁，或者担任尚书、侍郎的话，一般都要有翰林院的经历，满人则不需要，他们有侍卫一途。陈廷敬与翰林学士张英（张廷玉的父亲）一起值弘德殿。弘德殿是乾清宫西边一个非常小的院子，是皇帝召见臣工的地方，也是康熙办理政务和读书的地方。陈廷敬常在这里讲说四书五经，还吟诗作赋，逐渐成为康熙的近侍之臣。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陈廷敬开始入值南书房。南书房离皇帝日常起居生活的地方仅几十米远，是整个内廷中与皇帝关系最密切的地方，因此入值南书房的必定是皇帝最亲信的人，选择的也是词臣才品兼优者，主要是陪皇帝赋诗撰文、撰述谕旨。当时，章疏票拟主于内阁，军国机要主于议政处，若特颁诏旨，由南书房翰林视草。康熙经常吟诗作画，让入值南书房的文学侍臣们去看。陈廷敬曾经说过，“臣等恭读御制诗集，伏见奎章巍焕，睿藻精深，吟咏之际时念万几，篇什之中常怀四海，实帝王之杰作，天地之元音，尽善尽美，实无可更易之字句”[1]。我觉得这完全是吹牛拍马，康熙肯定很开心被这样吹捧。其实他们和皇帝之间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并不掌握国家真正的机要的事情。但是，由于变成了皇帝身边的人，朝夕相处，他们就很容易得到提拔，很容易获得皇帝的信任，而一般的外朝大臣最多在御门听政的时候和皇帝远远地见上一面，连对话都很难。这就是陈廷敬仕途起飞的重要基础。
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陈廷敬被提拔为左都御史，专门监督弹劾官员，并兼管户部铸钱事务。康熙年间，作为一种原料，铜的价格特别贵，其价值超过了钱的币值，因此就有人将铜钱熔化牟利。陈廷敬就提出来，将铜钱的质量减轻，让这种融化铜钱卖铜的行为无利可图，得不偿失。作为左都御史，他的本职工作是纠察风纪，弹劾不称职的官员和贪腐的官员。在这个本职工作上，他干过的最大的一件事是弹劾了云南巡抚王继文并使其罢官，但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事迹让他成为所谓的著名反腐干将。不过他倒是写过一个上疏，说：“古者衣冠、舆马、服饰、器用，贱不得逾贵，小不得加大。今等威未辨，奢侈未除，机丝所织，花草虫鱼，时新时异，转相慕效。由是富者黩货无已，贫者耻其不如，冒利触禁，其始由于不俭，其继至于不廉。请敕廷臣严申定制，以挽颓风。”[2]意思是说，古时候每个身份等级的人穿什么衣服、坐什么轿子、穿戴什么佩饰、用什么日常用具，都有严格的规定；朝廷严格执行这些规定，不可乱了等级。陈廷敬科举出身，可能深受理学观念的影响。其实他自己的祖上就是手工业者，靠铸铁发家，然后买地盖房子，资助族里聪慧的孩子参加科举考试，到了明代中后期，他们家族就已经有举人、进士了。他请求康熙学习朱元璋，让每个阶层、每个身份的人都要严守自己的本分，用度要有严格的规定。但是康熙觉得这个太陈腐了，没有采纳。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陈廷敬被提拔为工部尚书。由于他本人学术学问特别好，就让他编纂《三朝圣训》、《政治典训》、《方略》、《一统志》和《明史》，任总裁官。陈廷敬没有任何地方治理的经验，没当过地方官，整天和皇帝在一起，谈论经典，吟诗作赋，就是一个学术顾问，尤其是文学方面。
康熙二十七年（公元1688年），陈廷敬遭遇到了一生中唯一一次官场挫折。当时，陈廷敬的亲家湖广巡抚张汧赴京行贿，被有司逮问，情急之下，说自己给陈廷敬、徐乾学、高士奇这些人也送过银子。这下就糟糕了，陈廷敬本来以清廉著称，还担任过左都御史，却收了亲家的贿赂。这件事最终没有什么过硬的证据，陈廷敬也试图自辩，但终于是弄得灰头土脸，就主动向皇帝请辞归乡。过了一年半，康熙又想念陈廷敬了，将他恢复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对他还是比较宽大的。他重新就任左都御史以后，更加小心谨慎，甚至提出一个要求，让手下这些御史不要抓着一些小事进行弹劾，要小心谨慎说话。康熙知道以后非常不满，说我设立科道御史，就是要他们建言的，至于所奏之事是否可行，自有我来裁定。何况什么叫大事，什么叫小事，标准在哪，最后进言者越来越少，就完全违背了集思广益的初衷了。为什么他会这样呢？因为经过前次的挫折，他变得愈加小心谨慎，想知道康熙对言论自由这个方面度量和裁定的底线到底在哪，他想试探一下。果然，半年以后他向好友陆陇其透露，说“言职之难，当郑重。今年春，章奏不宜专赞颂一疏，欲先探皇上之心而后尽言，竟不见合。可见其难”。明显就是投石问路，首先要保证自己不能得罪皇帝。他变得十分小心谨慎，甚至有些老于世故了，接着又感叹“忠而不见信，必其忠之未至，果能直道，自然可行，但患直道未至，吾辈当自反”[3]。意思是，我对皇帝非常忠诚，但是如果皇帝不信任我的话，肯定是我的忠诚程度还没到，我也想非常正直敬业，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但是我担心现在还没做到这一步，我要先自省。基本上，经过康熙二十七年的挫折以后，陈廷敬变得愈加小心谨慎。
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吏部尚书陈廷敬被任命为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成了正一品，入阁拜相了。康熙四十九年（公元1710年），皇帝命令大学士张玉书、陈廷敬两个人领导编撰一部大型的字典《康熙字典》，收录了四万多个汉字。
总的来说，陈廷敬是以文学侍臣的面目和康熙一起共事的。他曾经写过一首诗，“风霜历后含苞实，只有丹心老不迷”，把自己比喻成石榴，经历风霜以后，石榴更加好吃，就是说自己年纪越老越不会迷失，会更忠诚。康熙对此特别欣赏。康熙叫陈廷敬举荐人才，问他有没有什么清官。他举荐了陆陇其和邵嗣尧。有人就对他说，这两个人廉而刚，有点不识时务，情商比较低，恐怕以后会连累到你。陈廷敬说，只要是好官，就不用考虑这个问题。康熙对陈廷敬也是非常尊重的，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南巡到杭州，陈廷敬想一个人去西湖游玩，放个假，康熙同意了，而且说，你是老臣，如果在西湖边上遇见后妃的车驾，不需要回避，对他特别优待。到了康熙四十九年，陈廷敬请求退休归乡，终于被允准了。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大学士张玉书去世，李光地告病，康熙想念老臣，命令陈廷敬从家乡再回到北京入阁视事，第二年陈廷敬就去世了。康熙非常惋惜，亲自写挽联，命皇三子去祭奠，非常隆重，谥号“文贞”。
当时人对陈廷敬也有自己的判断，说他“守官奉职，退轨闭门，不愿妄从流俗交游，朝士多不识其面”[4]，就是每天回到家以后就闭门谢客，不和其他人多交流。李光地也说他“慎守无过”，自己这些后辈很难赶得上。康熙本人也评价说“卿是老大人，是极齐全底人”[5]。
陈廷敬的仕途很平稳，但升迁并不快，因为他没有什么特别显著的行政能力。他没有当过地方官，一直在中央任职，很难出政绩。虽然很受康熙的信任，但我觉得通俗小说和影视剧把他吹捧得有点过分了。他当大学士的时间很晚，跟他进士同年的李天馥比他早十一年就是大学士。徐元文考中进士比他晚一年，但成为大学士却比他早了十四年，考中进士晚九年的张英当大学士的时间也早了他四年。他也没有像李光地、徐元文、徐乾学、高士奇那样成为康熙皇帝的心腹，甚至权倾朝野。他们好多人突然一下子狼狈下台，因为掌握核心的权力以后，必然招人忌，必然会出错，很容易被处理。但陈廷敬一辈子平平安安，除了康熙二十七年被他亲家牵涉进贪腐的问题而下台的一年半，其他时间他都一路平稳上升，上升虽不快，但是很平稳。小心谨慎，守口如瓶，给皇帝尽心尽力做文学侍从，在政治上发言也并不多，这正是他的过人之处。真实的陈廷敬与通俗文艺作品中塑造的“相国”“反腐干将”的形象相差很远。
注释
[1]《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七十六。
[2]《清史稿》卷二百六十七，列传五十四。
[3]［清］陆陇其：《三鱼堂日记》卷十。
[4]［清］陈廷敬：《与毕亮四书》，《午亭文编》卷三十八。
[5]《午亭山人第二集》卷一。
曹寅及其家族：红楼梦的幻影
对于曹氏家族，国人都很熟悉，因为曹家出了一个著名文学家曹雪芹，他写了一部非常著名的小说《红楼梦》，而且《红楼梦》和他们整个家族的历史密切相关。
曹氏家族一个重要的人物就是曹寅。曹寅，字子清，号楝亭，出生于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去世。曹寅本人和康熙皇帝的关系非常密切，他父亲曹玺实际上和皇帝关系也很密切。曹玺任过御前侍卫，后来出任江宁织造，是皇帝身边亲信之人。曹玺的父亲，也就是曹寅的祖父，叫曹振彦。曹振彦和曹玺曾经是摄政王多尔衮正白旗的人，随多尔衮一起入关，在平定山西大同总兵姜瓖之乱时立有军功。曹玺“读书洞彻古今，负经济才，兼艺能，射必贯札”[1]。意思是，曹玺不仅有治理天下的才能，而且武艺出众，可谓文武全才。织造这个官职，明朝的时候就有，清朝继承了过来，江宁织造主要管理南京、苏州、杭州一带的纺织事务，向皇帝供奉绸缎、衣饰等。因为江宁织造是个肥缺，朝廷不会让同一个人干太久，一般三年一换，但曹玺深得康熙的信任，始得“专差久任”。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曹玺死在江宁织造任上。年底，康熙南巡，亲自到江宁织造署慰问曹玺的家属，称赞曹玺“是朕荩臣，能为朕惠此一方人者也”[2]。为什么曹家有如此待遇呢？因为曹家与康熙有着非同寻常的亲密关系。康熙生下来以后感染了天花，这是满洲人特别害怕的一种传染病，因此康熙从小不和父母生活在一块，而是居住在北长街的福佑寺。他从婴儿开始一直到七八岁，都是由保姆抚养。曹玺的夫人孙氏就是康熙皇帝的保姆，被封为一品夫人，实际上相当于养母，康熙与保姆朝夕相处，感情非常深厚。曹家出身满洲正白旗“包衣”，这是清代八旗制度下世代服役于皇帝、宗室王公之家的一个世袭奴仆群体。正白旗在多尔衮死后被收为上三旗，服务于皇帝本人，为“内务府属”，也称内三旗包衣，属于皇帝的自己人。我们现在经常把包衣视同奴隶，其实这有一点误解，包衣不是奴隶。他有自己的人身自由，甚至他的主人也不能随意杀害或伤害他，当然他在身份上是附属于他的主子的。
曹寅是曹玺的儿子，是个神童，十几岁时“即以诗词经艺惊动长者”，每次出去都要带一本书，不停地观玩。人家问他为什么这样好学？他说：“我非地方官，而百姓见我必起立，我心不安，故借此遮目耳。”[3]曹寅好读书，而且多才多艺，能诗善词曲，所以曹雪芹《红楼梦》写得特别好，也是有家学渊源的。现在保留下来的有《楝亭集》，包括诗钞八卷、诗别集四卷、词钞一卷、文钞一卷。这还只是他文学创作的极小部分。杨钟羲在《雪桥诗话》里说：“子清官侍从时，与辇下诸公为长短句，兴会飙举，如飞仙之俯尘世，不以循声琢句为工，所刻《楝亭词钞》仅存百一。”曹寅还写剧本，他父亲、祖父都是军人，他本人就完全变成了一个“文艺青年”了。现今所知，他所作剧本有《北红拂记》《续琵琶记》《太平乐事》《虎口余生》四种，而且还有自家组织的戏班。康熙四十三年（公元1704年），曹寅邀请知名剧作家洪昇来到江宁，集南北名流演《长生殿》，一时传为盛事。曹寅评价自己的作品是“曲第一，词次之，诗又次之”。在《红楼梦》第五十四回，贾母指着史湘云向薛姨妈说道：“我像他这么大的时节，他爷爷有一班小戏，偏有一个弹琴的凑了来，即如《西厢记》的《听琴》，《玉簪记》的《琴挑》，《续琵琶》的《胡笳十八拍》，竟成了真的了，比这个更如何？”曹雪芹就直接提到了《续琵琶》，因为他爷爷曹寅就写过。
曹寅十六岁为康熙皇帝銮仪卫，二十七岁由銮仪卫治仪正兼第三旗鼓佐领，协理江宁织造，二十八岁任内务府慎刑司郎中，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出任苏州织造，康熙三十一年（公元1692年）任江宁织造。子承父业，可见受宠之深。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曹寅奉旨总理扬州书局，负责校刊《全唐诗》，次年九月刊毕试印，“进呈御览”。康熙五十一年，曹寅又奉旨刊刻《佩文韵府》，而且亲至扬州天宁寺料理刻工。为什么要进行这些活动呢？因为曹寅在担任江宁织造后，还承担着清政府在江南地区的笼络人心的工作。康熙年间江南文人的反清意识最强，因为他们文化水平比较高，民族意识非常强烈。曹寅就用他这种多才多艺、风度绝佳的身份和江南文人交往，在一起看曲、写诗、作画，增进感情，并刊刻文集，笼络了一大批读书人。
相较于曹玺，曹寅和康熙的关系更加密切。康熙曾经六次下江南，除了第一次住在江宁将军府，其余五次都住在江宁织造府，四次由曹寅本人接待。第二次南巡的时候，曹玺去世，康熙到他们家看望。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四月，康熙又一次南巡驻跸于江宁织造府，接见了曹寅的母亲孙氏，也就是他小时候的保姆。“上见之，色喜”，并且说了一句非常著名的话“此吾家老人也”。康熙把她当作自己家的长辈一样来看待，那么他同曹寅自然是兄弟一般，也是一家人。后来他还赏赐孙氏很多财物，又御书了“萱瑞堂”三字。江宁织造府后来变成乾隆皇帝的行宫，以后又毁于太平天国时期战乱，这三个字也就没有留下来。不仅如此，康熙对曹家其他人也特别关心。他把曹寅的长女嫁给平郡王纳尔素为妃，又将其次女嫁给某蒙古王子为妃，曹家俨然进入了八旗满蒙权贵的核心圈了。
正因为曹寅身份地位如此显赫，他才敢打抱不平。
康熙四十四年，两江总督阿山想要加税用于招待皇帝南巡，江宁府知府陈鹏年坚决反对，得罪了总督。陈鹏年在建造龙潭行宫时节省开支，没有达到上面的要求，加上拒绝了太子的敲诈勒索，被太子嫉恨在心。阿山从旁挑拨，唆使太子以招待不周治他的罪，杀掉他。正逢康熙来到江宁，住在曹府。有一天，他遇到曹寅的长子曹连生（后改名曹颙）在院子里嬉戏，就问道：“小孩子，你知不知道江宁有什么好官啊？”曹连生就说：“有啊，陈鹏年。”大学士张英也在旁边说陈鹏年是好官。康熙闻言非常生气，就质问太子，你师傅张英都说陈鹏年是好官，你怎么要杀他呢？但是太子坚决要杀陈鹏年，曹寅就叩头，说千万不要杀，陈鹏年是冤枉的。苏州织造李煦是曹寅的大舅哥，跪在曹寅身后，拼命拉他，说你千万不要惹怒皇帝。曹寅磕头都见了血，说不要拉我，我一定要向皇帝说真话。就因为这样，陈鹏年挽回一命，其实曹寅和他的私人关系并不好。这说明曹寅很有朴素的正义感，也说明他和康熙有亲密信任的关系。当时，江苏巡抚宋荦就将他比作汉成帝时直言敢谏的大臣朱云。
康熙创立了“点对点”的奏折制度，当时能上奏折的人极少，而曹寅就有这样的特权。他与皇帝的单线联系非常频繁密切，凡政治、治安、商业、人事、米价、收成、天气、趣闻逸事、身体状况、病情等，都可以来回讨论，简直就像是现在一家人之间经常打电话、发微信聊天。有一次曹寅给康熙上奏折，说现在铜的生意很好，但我没有本钱，请皇上给我一笔贷款，我以后连本带息还你。曹寅的这个生意应该并不成功，因为康熙五十八年（公元1719年）曹寅嗣子曹也想要经营铜业买卖，康熙就说，断不可行，当年你父亲如果不是兼任两淮盐差，肯定是亏得一塌糊涂，你不要再重蹈覆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