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为什么要让曹寅和李煦兼任两淮盐差呢？因为接待康熙南巡要花很多钱，这个费用他们靠自己的家资自然是出不起的，就要挪用织造府的公款。但是这个开销在账面上没法说，因为本来就没有这笔支出的项目，怎么办呢？康熙倒是非常善解人意，就让这两个人去轮流兼任两淮盐差。两淮巡盐御史每年要征收两百多万两盐税和余钱，占当年清朝国库收入的百分之六左右，是最肥的官职。康熙让这两个人轮流当差，这样就可以拿两淮的盐税去补织造府的亏空了。但这样似乎也无济于事，因为亏空太多。康熙在曹寅、李煦的奏折上留下过这样的朱批文字：“风闻库帑亏空者甚多，却不知尔等作何法补完？留心，留心，留心，留心，留心！”“两淮情弊多端，亏空甚多，必要设法补完，任内无事方好，不可疏忽。千万小心，小心，小心，小心！”[4]意思是你们亏空数目太大，我都不知道你们怎么补救，千万不可疏忽，一定要任内无事，千万小心。康熙不断提醒曹寅和李煦，一定要在任内把这亏空给补好，因为他觉得自己已经老了，担心儿子继位后，可能就不认这个账了，那时他们就会非常危险。这种话是不可能在题本上公开说的，这就证明，康熙在写这种奏折的朱批的时候，就没把他们当作普通大臣，而是当作自己的家人。
康熙四十九年（公元1710年），因为亏空太多，曹寅被人弹劾，朝廷派张鹏翮去查江南亏空案。康熙公开为他们打包票说，查确实应该查，但他们亏空“皆因南巡费用所致。若不声明，反属不宜。朕之巡幸，原以为民，无庸隐讳，即用帑银百万，亦所当然”[5]。意思很明确，南巡是为了民生，花了百万两又怎么样？你们查的时候要注意，这是政治原则问题，一定要知道。康熙还要求督抚，“令查南巡时所用数目，但举其大略而已”[6]。就是你不要认真查，不要仔细查，因为南巡的时候，这两家确实很多钱是花在我本人身上，他们自己并没有捞到好处。查的时候不要太过分，以后将亏空补上就算了，就不要严查细究了。康熙在公开地为曹寅和李煦的亏空辩护，这确实比较罕见。《红楼梦》其实有一段情节就写到这个事了。凤姐笑道：
“若果如此，我可也见个大世面了。可恨我小几岁年纪，若早生二三十年，如今这些老人家也不薄我没见世面了。说起当年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比一部书还热闹，我偏没造化赶上。”赵嬷嬷道：“嗳哟哟，那可是千载希逢的！那时候我才记事儿，咱们贾府正在姑苏扬州一带监造海舫，修理海塘，只预备接驾一次，把银子都花的淌海水似的！”大多数钱都花在皇帝身上了，所以康熙才要为他们辩护，讲清缘由。再举一个例子。有一次曹寅偶感风寒，误食人参，又得了疥疮，卧病二月有余。康熙立马摇身一变成为老中医，亲自指导他养病，说你要吃地黄汤，还说疥疮不宜服药，“倘毒入内，后来恐成大麻风症，出（除）海水之外，千方不能治。小心，小心！”[7]康熙还向他推荐说土茯苓可以代茶，常常吃亦好。两个人的关系已经亲密到这样的程度了。
康熙五十一年正月，发生了噶礼与张伯行的互参案。噶礼是江南总督（以后又称两江总督。清初的时候，总督、巡抚都是差遣制，它的名称并不固定）。张伯行是江苏巡抚，号称天下第一清官。而噶礼与康熙关系密切，他母亲也是康熙的乳母。这两人为什么要互相参劾呢？当时江苏省举行乡试，巡抚张伯行上疏参劾总督噶礼考场舞弊。噶礼倒参张伯行“七大罪状”。督、抚互参，轰动一时。康熙远在北京，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呢？
一个是他非常信任的噶礼，另一个是他表彰的清官张伯行，这两人互参，指责对方有罪，因此他想从曹寅那里获得真实的情况。这就显示出奏折的作用了，如果放在以前，都用题本的话，层层上报，内容都是公开的，就没人敢汇报了，因为督抚比织造的官大，谁也得罪不起，而且也不知道皇帝最后站在哪一边。奏折这种秘密汇报的方式就避免了上面的顾虑。曹寅就向康熙汇报，“惟是今年江南文场秀才等，甚是不平，皆云皇上洪恩广额，原为振拔孤寒，今中者甚是不公，显有情弊”。意思是，皇帝增加了江南的科举名额，原来是要向中下层出身的人倾斜的，谁知道一张榜，大家都觉得肯定有问题。因为那些非常有才能的人没考上，而那些盐商的子弟反而考中，这里面应该有作弊的行为。康熙收到曹寅的奏折后没有表态，就朱批“朕安”。接着曹寅又上了第二封奏折，说总督噶礼没有包揽卖举之事，替他洗刷罪名，张伯行是因为私人恩怨才弹劾噶礼，并不是一心为公的。康熙还是没有表态，朱批“再打听，再奏”。其实作为一个统治者，最大的问题就是，当底下人互斗时，自己却弄不清楚到底哪一方有道理，哪一方没道理。古代的时候两地远隔千里，他无法亲临现场调查，也不像现在有很多技术手段可以协助调查，他无法判断到底是张伯行有问题，还是噶礼有问题，并且这两个人他都十分信任。说是叫曹寅打听，但他也未必全信，因为曹寅也没有神通之术，也不可能知道究竟谁出了问题。曹寅上了第三封奏折，“各人自写口供，两边俱未见面，难于输服”。那时候康熙已经派张鹏翮来审案了，但还是没什么结果。康熙只能朱批：“众论瞒不得，京中亦纷纷议论，以为笑谭。审事也不是这样审的理，但江南合省都甚没趣了，想比（必）满州（洲）恨不得离开这差才好。再打听，再奏。”曹寅再上第四封奏折，说自己到了现场，发现各个衙门都有官员申诉，对这个事情表态站队，“为总督者大半，为巡抚者少半。其乡绅及地方有名者，两边俱著名保留。兵为总督者多，秀才为巡抚者多，或是偏向，或是粉饰，或是地方公祖借保留完其情面，或是属官各报答上司之情，纷纷不一”，还是弄不清楚到底真相是什么。康熙也无可奈何。在第五封奏折中，曹寅汇报说，督抚互参一案，审过后发现都没有什么实际的证据。到最后一封奏折，曹寅说探得张鹏翮等人所审科场之事，双方各打五十大板，“总督噶礼问降一级留任，巡抚张伯行革职问徒”，大家都议论说二人皆有不平，而且如此大案，审理了近半年，最终如此潦草收场，对张鹏翮很有意见，认为他糊涂无能。康熙朱批两个字“可笑”。确实非常荒唐，审了大半年，审不出来，什么证据也没有。[8]
这一年二月，曹寅进京述职，然后携子曹颙南返。六月，奉康熙之命自江宁赴扬州主持开刻《佩文韵府》。七月，患风寒之病，继而转成疟疾，奏折也写不了，李煦就向康熙上奏曹寅的病情，“曹寅向臣言：我病时来时去，医生用药不能见效，必得主子圣药救我”。康熙朱批说李煦“奏得好”，“今欲赐治疟疾的药，恐迟延，所以赐驿马星夜赶去。但疟疾若未转泄痢，还无妨。若转了病，此药用不得。南方庸医，每每用补济（剂），而伤人者不计其数，须要小心。曹寅元肯吃人参，今得此病，亦是人参中来的。金鸡拿（奎宁）专治疟疾。用二钱末酒调服。若轻了些，再吃一服。必要住的，住后或一钱，或八分，连吃二服，可以出根。若不是疟疾，此药用不得，须要认真。万嘱，万嘱，万嘱，万嘱！”[9]这个朱批写得非常长，也非常细致，康熙亲自上场当老中医给曹寅开方，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按照我的方子吃金鸡纳霜。可惜药还未到，曹寅已经病逝。李煦上奏折说，曹寅弥留之际还想着国家大事，核算出亏空数十万两，但曹寅已经没有资产可以补上了，“无产可变，身虽死而目未瞑”，冒死恳求，希望皇上能够让我再代管盐差一年，填补亏空，所得的余银给曹寅的孤儿寡母。康熙怎么答复呢？他说曹寅与你李煦同是一体，你条奏的办法很好，就应该这样办，如果日后你变心辜负了曹家人，只为自己打算，那你这个人就是猪狗不如了。你看，这三人的关系太铁了，仿佛三兄弟，商量着怎么把国家的财政亏空给补上。
康熙还干了另一件事，由于曹寅在织造的任上名声很好，从督抚到老百姓，大家一致要求他儿子继任，因此在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他就让曹颙继任江宁织造，让这个官职几乎成为曹家世袭了。曹颙在谢恩折里就说：“窃念奴才祖孙父子，世沐万岁浩荡之恩，身家性命，皆出圣主之所赐，虽捐糜顶踵，粉骨碎身，莫能仰报高厚于万一。惟有凛遵圣训，矢公矢慎，冰兢自持，竭诚报效，以仰副万岁矜全之至意。”[10]确实如此啊，整个曹家就是康熙一个人捧着几十年。李煦盐差一年期满，得银五十八万六千两，把织造府的亏空补上后还剩三万六千两。曹颙就上奏，说亏空已经补上了，这余银三万六千两就孝敬给主子吧。但是康熙十分大方，朱批说：“当日曹寅在日，惟恐亏空银两不能完，近身没之后，得以清了，此母子一家之幸。余剩之银，尔当留心，况织造费用不少，家中私债想是还有，朕只要六千两养马。”[11]只留下一个零头六千两，其余都让曹颙补贴家用。这确实已经超越了一般的主仆关系了。为什么呢？一则康熙本人和曹家的关系确实非常好，这毫无疑问；二则曹家这么多亏空，确实是一笔烂账，就像《红楼梦》中李嬷嬷说的：“还有如今现在江南的甄家，嗳哟哟，好势派！独他家接驾四次，若不是我们亲眼看见，告诉谁谁也不信的。别讲银子成了土泥，凭是世上所有的，没有不是堆山塞海的，‘罪过可惜’四个字竟顾不得了。”这些钱的大头肯定是花在皇帝本人身上了，但是曹家自己有没有捞一些呢？想必也捞了不少，康熙心里也非常清楚。所以曹家与康熙皇帝的关系在本质上是主人奴仆，但双方也有深厚的私人感情，在一起几十年了，曹寅的母亲又是康熙的保姆，关系之亲密甚至胜过自己的亲生母亲。
康熙和曹家虽是主仆，但感情却远超主仆，因此这笔烂账算也算不清楚，但是皇帝的身份是国家的管理者，官面上的账再烂也得摆平，得做平，否则太难看，无法交代。为什么呢？因为下一个皇帝如果不认这个账，曹家就危险了，其实曹家以后就因为这个出事了。曹家因为康熙皇帝的特别恩典度过了曹寅去世后的一个大的危机，但没想到一个更大的不幸将要来临。
曹寅死后，他的儿子曹颙继任江宁织造，首先面对的是亏空问题。他舅舅李煦义不容辞，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李家与曹家的关系正如康熙讲的，是一体的，所以康熙五十三年（公元1714年）的时候，李煦主动奏请皇帝让他再当一年盐差以再补亏空。
以前盐差都是一年一换的，碰到曹家和李家，就是他们一直当。李煦还给康熙写了一个很好的计划书，说：“巡盐所得余银，每年约五十五六万两不等，内应发江苏现年织造钱粮二十一万两，代补商人积欠二十三万两，除此以外，存剩者止十万余两矣。今江苏现年织造钱粮照常应付外，至于补商欠之二十三万两，自丙戌纲起沿及今年，已经补完在库，明年无可再补。倘臣荷蒙殊恩，再赏差数年，则此二十三万两臣不敢私自入己，请允臣每年解送进京，以备我万岁公项之用。其存剩之十万余两，臣思曹寅亏空虽补，其子将来当差尚虑无银，而臣于存剩之十万余两内，应帮助曹颙办差银若干两。”[12]
李煦想得也太深远了，把妹夫曹寅的银子亏空补了，还想到外甥曹颙以后说不定也有亏空，也补给他。康熙一听，觉得你这个有点不像话了，就朱批“此件事甚有关系，轻易许不得。况亏空不知用在何处，若再添三四年，益有亏空了”[13]。康熙终于醒过来了，决定不让他干了，否则亏空没完没了。康熙五十三年的时候，他主动讲，自己曾经让“曹寅、李煦管理十年，今十年已满，曹寅、李煦逐年亏欠钱粮，共至一百八十余万两，若将盐务令曹寅之子曹颙、李煦管理，则又照前亏欠矣”。他说以前两江总督噶礼要弹劾曹寅、李煦亏欠两淮盐课三百万两，自己把他制止了，不让他弹劾，自己查了以后发现没有三百万两，只有一百八十余万两是真的。然后他让李煦的一个亲信李陈常当盐运使，相当于一个代理人。李陈常确实不辱使命，不仅将欠银全部赔完，还保全了曹寅、李煦的家产。
但是就在欢天喜地之际，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正月初，年仅二十三岁的曹颙在北京述职的时候病逝了，只担任了三年的织造。康熙六十年（公元1721年）《上元县志》中《曹玺传》记载：“（曹颙）嗣任三载，因赴都染疾，上日遣太医调治，寻卒，上叹息不置。”康熙对此感到很痛惜，叹息不已。为什么呢？康熙在一个满文奏折的朱批中写道：“曹颙系朕眼看自幼长成，此子甚可惜，朕所使用之包衣子嗣中，尚无一人如他者。看起来生长的也魁梧，拿起笔来也能写作，是个文武全才之人。他在织造上很谨慎，朕对他曾寄予很大的希望。”[14]大家还记得吧，曹颙五六岁的时候，在江宁织造府和康熙有过一段对话。康熙问他，江南有什么好官？他就说陈鹏年是好官。小孩子随口说了一句，也算救了陈鹏年一命。
曹颙是曹寅的独子。为了保全曹寅这一脉，康熙命令从曹寅的侄子中过继一个给曹寅。你看康熙一个老头子，简直为曹家操碎了心，怎么补亏空，怎么折腾出银子，现在还要帮曹寅找个儿子。过继的标准是什么呢？“找到能奉养曹颙之母如同生母之人才好。”[15]也就是要对曹寅的遗孀特别好，跟自己的亲生母亲一样侍奉才行。最后康熙听从了李煦的建议，选中了曹荃第四子曹頫，也是曹颙的堂弟，二十多岁又继任江宁织造。康熙五十四年三月初七，曹頫上了一个奏折，写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奴才之嫂马氏，因现怀妊孕已及七月”。也就是说，曹颙实际上是有个遗腹子的。这件事情其实在《红楼梦》中也有所体现。在写到贾珠早逝留下一子贾兰时，脂砚斋有批语“略可望者即死，叹叹”；写贾政“忽又想起贾珠来”，脂砚斋批道：“批至此，几乎失声哭出。”
曹頫在康熙五十四年七月十六日上了一个奏折，把他们家所有的财产全部公布了一遍。原因是之前康熙给他朱批的时候，说你怎么总是报告一些公事，你们家的大小事为什么不让我听一听。康熙对曹家的大小事都特别关心，就把它当作自己家的事情一样，说你家的事情我也要听。但是曹頫有点傻乎乎的，理解错了康熙的意思，就把他们家所有的财产情况列了一个清单报告给了康熙。这个材料对现在学界研究来说非常珍贵。曹頫说我继任以来查验过堂哥遗存的产业，“惟京中住房二所，外城鲜鱼口空房一所，通州典地六百亩，张家湾当铺一所，本银七千两，江南含山县田二百余亩，芜湖县田一百余亩，扬州旧房一所。此外并无买卖积蓄”。而且他还赌咒发誓：“若少有欺隐，难逃万岁圣鉴。倘一经察出，奴才虽粉身碎骨，不足以蔽辜矣。”[16]他以为康熙对他们家财产很感兴趣，是不是他们家贪污了很多钱，他以为是这个事。康熙对此其实没什么兴趣，因为康熙这个人对钱财本来就很粗疏，不太在意。史景迁对康熙曾经有一句评语，他说康熙皇帝对贪腐事件有一种惊人的宽容。也就是说，康熙对这个没什么兴趣，你贪就贪了，不要太厉害就行。曹頫奏称自己家没什么钱，康熙真信吗？其实也未必真信，他就是想知道他们家的事情到底怎么样，并不是想知道他们家的财产清单。
康熙五十四年十二月，康熙在畅春园听政，尚书赵申乔等人奏说江宁、苏州两处所欠织造银两共计八十一万九千余两，康熙为其辩解：“曹寅、李煦用银之处甚多，朕知其中情由，故将伊等所欠银廿四万两，令李陈常以两淮盐课羡余之银代赔。”[17]那时候曹寅已经去世三四年了，他随口谈的还是曹寅，用曹寅指代整个曹家，可想而知，对曹寅的感情还是蛮深的。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二月初三，李煦听到这个消息后赶紧跪奏，“传宣万岁命李陈常代补亏欠恩旨，曹頫母子即望阙叩头谢恩，举家皆感激涕零也”。同一年，康熙听闻除李陈常代补之外，还有二十八万八千余两未补，就在九月下旨“两淮盐课着李煦再监察一年”。康熙一开始对李陈常寄予厚望，觉得他是个清官，又能干，后来让李煦偷偷打听李陈常的财产情况，才发现上任没几年，他家里边已经置了好多产业了，康熙一听心都凉了。怎么办呢？他也不处理，估计也是绝望了。康熙到晚年被太子的事情折腾得一塌糊涂，身体也每况愈下，对人生也有点看透的意思，觉得无官不贪。曹寅、李煦、李陈常，皆是如此。康熙晚年就是这样一个心态。因此这一次，康熙专门给李煦朱批，提醒他“此一任比不得当时，务须另一番作去才是。若有疏忽，罪不容诛矣”[18]。意思是这次你要好好干，把亏空赶快补齐了，少贪一点，否则就罪不容诛了。他对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心里完全清楚，但懒得处理了。次年，康熙五十六年（公元1717年）十月十九日，康熙听大学士马齐奏报江宁、苏州织造衙门所欠银两照数全还，他还问这个交完欠款的官员有没有什么奖励。不得不说，康熙对曹家的感情确实蛮深的。
曹頫和康熙之间隔一层，关系不是太深，不如曹寅、曹颙。他在给康熙的奏折中经常写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康熙有次就忍不住了，康熙五十七年（公元1718年）在朱批里写道：“尔虽无知小孩，但所关非细，念尔父出力年久，故特恩至此。虽不管地方之事，亦可以所闻大小事，照尔父密密奏闻，是与非朕自有洞鉴。就是笑话也罢，叫老主子笑笑也好。”[19]意思是说，你虽然是个不懂事的小屁孩儿，但是你管的东西，你的差使也很重要，我是因为你父亲（指的是养父曹寅）的原因，特地任命你为织造，虽不管地方之事，但你应该学你父亲把这个地方的大小事情都汇报给我，不管真假你先汇报再说，你不用判断，我自己来判断。如果你没东西好汇报的话，你就是讲几个笑话也行，叫老主子我开心一下也好啊。这反映出康熙晚年时候的心境十分悲凉。康熙五十七年的时候，他还不认识孙子弘历，皇位传给谁心里也没有个定数，身体也不好，非常悲凉，很希望有个感情慰藉，所以才说把曹頫当成小孩子，希望可以讲个笑话逗自己开心一下。
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康熙皇帝驾崩，和曹家毫无交情的雍正皇帝继位，曹家的好日子就到头了。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正月初十，雍正刚即位没几天，就把李煦家抄了，然后写了个朱批警告曹頫，说你什么事都要听怡亲王胤祥的，不要乱跑门路，瞎费心思，你要是出乱子，坏了我的名声，我会重重处分你，连怡亲王也救不了你。李煦倒了，曹家也跟着倒霉，这叫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不过曹家还强撑了几年，到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雍正开始发作了，找了一个借口说自己穿的石青褂子怎么总是掉色呢，要严查。最后果然查到江宁织造头上，因为丝绸质量不好，颜色总是掉。曹頫亲自押着一批新的服饰去北京补交，没想到在途中被山东巡抚塞楞额告发勒索驿站。这下子就完了，“查曹頫因骚扰驿站获罪，现今枷号”。大家要知道，雍正想整人的时候，总是从很小的细节入手，就像扳倒年羹尧是从奏折颠倒了一个成语开始，对曹家就是从衣服掉颜色开始。
雍正批准塞楞额的奏报是在雍正五年十二月初四。十二月十五日，隋赫德接替了曹頫的江宁织造职务。十二月二十四日，查封了曹頫的家产。“江宁织造曹頫，行为不端，织造款项亏空甚多。朕屡次施恩宽限，令其赔补。伊倘感激朕成全之恩，理应尽心效力，然伊不但不感恩图报，反而将家中财物暗移他处，企图隐蔽，有违朕恩，甚属可恶。”[20]曹家最大的罪行是什么呢？本来皇帝已经宽限你补齐亏空了，但你不仅不感恩图报，反而将家中财物暗中转移出去，这就非常可恶了。隋赫德清查了曹家家产与人口，说“房屋并家人住房十三处，共计四百八十三间。地八处，共十九顷零六十七亩。家人大小男女共一百十四口，余则桌椅、床杌、旧衣零星等件及当票百余张外，并无别项”。
雍正对曹家其实还不错，可能念及自己父皇与曹家关系很好，还留了“京城崇文门外蒜市口地方房十七间半、家仆三对，给与曹寅之妻孀妇度命”。李煦的下场就非常悲惨了，据内务府档案记载，“李煦家属及家仆钱仲睿等男女并男童幼女二百余名口，在苏州变卖”，但是没人敢买，因为知道是旗人。他最后被发配吉林乌拉苦寒之地，“仅与佣工二人相依为命，敝衣破帽，恒终日不得食”，最后因冻饿死于当地。
曹家，这个历经七十多年兴衰，备受康熙皇帝宠幸的包衣家族，就这样倾灭了，好在还留下了《红楼梦》。
注释
[1]《江宁府志》卷十七《曹玺传》。
[2]［清］熊赐履：《经义斋集》卷四。
[3]［清］袁枚：《随园诗话》。
[4]《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5年版。
[5]《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二四四。
[6]同前注。
[7]《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5年版。
[8]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档案出版社1984年版。
[9]《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5年版。
[10]《江宁织造曹颙奏谢继承父职折》（康熙五十二年）。
[11]《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5年版。
[12]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李煦奏折》，中华书局1976年版。
[13]同前注。
[14]《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5年版。
[15]《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5年版。
[16]《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5年版。
[17]同前注。
[18]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李煦奏折》，中华书局1976年版。
[19]《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5年版。
[20]《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5年版。
张伯行与噶礼：天下第一清官与贪腐暴虐的酷吏
天下的事情并非总是黑白分明，也不像京剧中忠臣奸臣、好人坏人那样脸谱化。康熙朝的天下第一清官张伯行和贪腐暴虐的酷吏噶礼的纠缠斗争，既包含了汉族与满族深刻的矛盾，也牵涉到了康熙晚年的储君之争，所以不是简单的清官和贪官之争。我们从这件事里也能观察到康熙皇帝来回多变的态度与立场，非常微妙，足以观察他的为人以及执政的风格。
噶礼是满洲正黄旗人，跟顺治皇帝最宠爱的董鄂妃是一个家族。他是开国功臣何和礼的四世孙。此人非常有才能，办事特别干练，受到康熙的赏识，很年轻就被提拔为山西巡抚。但是噶礼为官特别贪酷，在山西巡抚任内就放纵官吏虐待百姓。御史刘若鼎、巡城御史袁桥于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康熙四十五年（公元1706年）上疏参劾噶礼贪婪无状、虐吏害民、重征火耗、贪赃数十万两。但是康熙皇帝非常宠爱噶礼，不但未做任何处理，还在噶礼辩解之后，以他的这个辩解之词为根据，把袁桥的御史给撤了。三年后，噶礼升任两江总督，管辖范围包括现在江苏、安徽、上海和江西，是财赋重地。
噶礼刚上任，就以侵吞钱粮为由将江苏巡抚于准、布政使宜思恭、按察使焦映汉等参劾罢免，一个省里最重要的三个官员都因他的弹劾而被罢免。接着他又以克扣治河钱粮名目参劾了苏松粮道贾朴、苏州府知府陈鹏年、松江府知府朱廷志、江常镇道员徐廷世等，几乎将合省汉人属僚参劾殆尽。陈鹏年是著名的清官，为人刚正不阿。康熙南巡的时候，当时的两江总督阿山想借机加派钱粮，被江宁府知府陈鹏年拒绝。陈鹏年后来又得罪了太子，要被问罪杀头，是曹寅和张英把他给救了下来，最后被康熙赦免了，调任苏州府知府。宜思恭被罢免布政使职务之后，陈鹏年代理布政使，也被噶礼参劾了。什么原因呢？噶礼虽然是两江总督，但如果掌握钱粮大权的布政使不是自己人，和他关系又不好的话，很多贪污的事情就没法做成了。噶礼不仅弹劾陈鹏年，要罢免他的官职，而且还捏造文字狱，说陈鹏年在虎丘写的诗是反动诗，对大清不忠，这是要把他置于死地了，幸亏康熙没有听他这个话，压下不表。噶礼非常贪酷，而且对汉族官员特别有成见，于此可见一斑。
张伯行，字孝先，河南仪封人，著名的理学家。他因为特别清廉，被破格提拔为福建巡抚，是康熙皇帝大树特树的清官典型。康熙晚年的时候，也知道贪官太多，就想树立一个正面典型，希望大家向他学习。张伯行是怎么得到康熙赏识的呢？康熙四十六年（公元1707年），康熙南巡到江宁府，当时张伯行是江苏按察使。康熙命令两江总督、江苏巡抚推荐德才兼备的官员，他一看推荐的名单，居然没有张伯行，感到很奇怪，因为他早就听说过张伯行的名声。于是就把张伯行叫到跟前，公开地说，自己到江南到处问别人，都说张伯行是一个大清官，“此名最不易得”。虽然张伯行是进士出身，但你们不能把他当作书呆子，张鹏翮保举的人当中，就数张伯行、蒋陈锡优秀。张鹏翮也是康熙特别信任的一个人，他当时是河道总督，学问非常好，也是个理学家，任过两江总督、吏部尚书，被授文华殿大学士职务，地位特别高。康熙接着说：“江南钱粮既多火耗，虽轻断无不足养廉者，清乃居官之常，清官每多残酷。清而能宽斯为尽善。”[1]康熙这个话其实是说给张伯行听的，就是说你虽然是清官，天下第一清官，但对底下人要宽大。最后康熙说，让你们推荐德才兼备的官员，你们不保举张伯行，我来保，将来如果做官做得好，天下就认为我是明君；如果他不行，贪赃枉法，天下会笑话我没有识人之明。当即下令，提拔张伯行为福建巡抚。此后张伯行官运亨通，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调到苏州，任江苏巡抚。
张伯行就任江苏巡抚以后，很快与两江总督噶礼发生尖锐矛盾。因为当时亏空了三十四万两银子，陈鹏年署布政使司，就要扣各级官员的薪水来补。张伯行为这个亏空的事上疏弹劾总督噶礼，康熙就说：“览伯行此疏，知与噶礼不和。为人臣者，当以国事为重。朕综理机务垂五十年，未尝令一人得逞其私。此疏宜置不问。”[2]康熙在这里就自吹自擂，说自己治国以来，没有一个官员能够谋取私利，其实他底下贪官污吏太多。他觉得张伯行这个奏疏不用去理会，因为噶礼没有问题。张伯行一看，就告病，说我辞职不干了，脾气也非常耿直，当然康熙也没有答应。奉命处理此事的张鹏翮就提出，让前任巡抚于准、前任布政使宜思恭一起来赔偿十六万两，其余的用官员俸禄抵补。其实康熙年间巡抚一级的官员薪水很低，大学士也就一年一两百两白银，他们怎么能赔得起十六万两呢？康熙倒是很开明，说江南的亏空并非官员牟利，不是贪污所致，我南巡的时候，为了接待任务，督抚肆意挪用而不敢言，若要新官赔偿，我心有不忍。康熙很清楚大部分都是自己的责任，而且他也确实很愿意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对曹寅也是如此，两个人一起合计怎么填补亏空，曹寅死后又合计怎么帮着他儿子继续填补亏空。不过，身为最高统治者，如此施政，吏治怎么能好呢？！
但这只是康熙皇帝的表象，这些内容将来会被《清实录》《清史稿》这样的正史记载下来。实际上，康熙本人是满洲人，噶礼也是满洲人，他们之间的秘密奏折是用满文写的。这些满文奏折就很少会被正史所收录，不仅是语言上的问题，还因为这些奏折中写了很多不能见人的话。所以我们不要尽信书，不要轻信所谓正史，每部史书都有自己的价值观，都有自己的立场，无一例外。
康熙本人为什么这么信任噶礼呢？除了噶礼上三旗的出身外，还有一点就是，他母亲是康熙的保姆，和曹寅母亲的角色是一样的，而且噶礼的母亲和皇太后家还是亲戚，所以康熙和噶礼的关系特别好。他们俩都对江南的汉人官民打心眼里不信任。因为江南抵抗清军南下是最激烈的，当地人文化水平普遍较高，民族意识也最强烈。
康熙四十九年（公元1710年）正月，康熙在噶礼奏报于准等克扣钱粮情形的密折里这样朱批：“尔参究访察得甚为严密，日后必受伤害。陈鹏年为张鹏翮之可信门生，现张鹏翮已又去审理此案，必出他事，应多加谨慎。”康熙提醒噶礼要小心谨慎，因为你弹劾的陈鹏年是主审官张鹏翮的得意门生，你要谨慎行事，以免受到伤害。但是明面上，康熙又称赞张鹏翮“天下廉吏，无出其右”，其实他根本不信任张鹏翮，觉得他会包庇自己的门生陈鹏年。次月，在另一密折中，康熙再次叮嘱噶礼注意“奸诈”的江南官民，并将张伯行推举陈鹏年的事透露给了噶礼：“江南省官民奸诈，一时不注意，不防范，则即中其计。现张伯行以陈鹏年廉洁爱民，请补授正布政使。等因具折上奏。此即大证据也。尔所参每件事都可畏，当多加谨慎。”不久，康熙帝又把张鹏翮有关噶礼的奏言在密折中透露给了噶礼本人，非常不地道，等于出卖了张鹏翮：“看张鹏翮来奏样子，很不顺眼，有尔暴烈，所参官员甚多，现虽不受礼物，欲勤治坏风俗，但日后不可预料等言。朕心亦恐日后正如其所言。只要行为始终端正，则任何人不能使之动摇也。”他们完全是从满洲贵族统治者的立场上讲的话。表面上特别欣赏张伯行，也欣赏陈鹏年，但实际上认为这两个人非常奸诈，觉得张伯行和陈鹏年是穿一条裤子的。为什么呢？因为张伯行是张鹏翮保举的，而陈鹏年又是张鹏翮的门生。因此，三个人明面上都是康熙非常信任的汉人官僚，但在同满洲大臣的秘密对话中，都被看作是非常狡诈的人。这年六月，康熙根据噶礼密奏中关于张鹏翮庇护门生陈鹏年的指控严厉斥责了张鹏翮：“观张鹏翮所审建闸一案，各官皆议处，独陈鹏年脱然事外。”这个案子中所有人都受到了处分，唯独你的门生陈鹏年没事，这是怎么回事？非常生气，最后“张鹏翮所审此案内有畏惧徇庇之处，着交与九卿严察议处”。[3]康熙内心真实的想法，在这些满文朱批奏折中就全部泄露出来了。
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六月，康熙在噶礼奏张伯行迟误漕船情形的密折中朱批写道：“在京城，大臣内谁偏徇张伯行？赵申乔向他何如？南方汉人甚奸猾，张伯行必受骗，民人未必心服，今想是亦造种种谣言罢。”噶礼现学现卖，这年七月上奏说“南方汉人甚奸猾，圣主明知者甚是”。他附和康熙之前对南方汉人的偏见，还指出，“江苏按察使焦映汉、上海县降调知县徐世桢、陈鹏年等于汉官中最为奸猾之人，任意挑唆张伯行，故一切事项及人命案、贼案，妄行驳回，肆行参劾，下江官员不仅不服，且亦实难忍受”。然后开始说张伯行的坏话，“况且张伯行在属员中见旗人即憎恶之。奴才若为公事派遣汉官及来会奴才者，张伯行即背地里恨曰：伊为汉人，何不与我同心，反于总督同心。等语。奴才不知张伯行用心何在”。并且说张伯行如此憎恶我们满洲人，为什么敢这么肆无忌惮呢？因为“张伯行之所为皆仗恃张鹏翮。孰不惧张鹏翮”。[4]张鹏翮受到康熙重用，是吏部尚书，地方官员谁不畏惧他手里的大权。江南旗汉势同水火的局面在这些文字里表现得淋漓尽致。双方针尖对麦芒，行事风格如此迥异，又掺杂着民族矛盾，总督巡抚迟早会彻底翻脸。而康熙五十年的江南乡试案成了二人矛盾彻底爆发的导火索。
康熙五十年十月，张伯行突然上疏，说江南乡试有舞弊行为。康熙就令他的亲信张鹏翮会同总督噶礼、巡抚张伯行严审具奏。第二年，也就是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二月初四，张伯行上疏参劾噶礼在江南乡试舞弊案中贿卖举人，索要贿银五十万两。没想到同一天，噶礼也上疏弹劾张伯行有七大罪，并否认自己受贿。总督和巡抚相互弹劾，康熙根本不知道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只好先命令两个人一并解任，全部停职，两江总督由江西巡抚郎廷极署理，江苏巡抚由浙江巡抚王度昭署理。同时派户部尚书张鹏翮、漕运总督赫寿，一个汉人，一个旗人，共同审理此案。
噶礼和张伯行不仅相互参劾，而且在对簿公堂之后出门还厮打起来，噶礼身材雄壮，很高大，张伯行也长得很魁梧，力气更大，噶礼打他不过，被一脚踢滚在地。这简直就是闻所未闻、荒谬绝伦。他们两个人之间实际上矛盾很深，在一起共事两三年，互相看不惯。张伯行是汉人，而噶礼是满洲正黄旗人，对江南汉人有非常强烈的偏见，在同康熙的满文奏折往来中，主奴二人就说了很多汉人的坏话。
面对两人互参，康熙对九卿下谕，说“噶礼有办事之才、用心缉拿贼盗，然其操守则不可保。张伯行为人老成，操守廉洁，然盗劫伊衙门附近人家，尚不能查拿”。康熙很清楚，噶礼这个人没有操守，不是很清廉，但缉拿盗贼的能力很强，办事能力很强；张伯行为官清廉，但就是书呆子一个，没有噶礼那么能干，盗贼都到他衙门附近出没了，还是捉拿不到。而且康熙还有自己的一套推理，说噶礼曾经弹劾苏州知府陈鹏年“胆大强悍”，而噶礼与张伯行互相不睦就是陈鹏年居间挑唆所致，因为张伯行与陈鹏年关系特别好。陈鹏年的挑唆离间，让他这两个心爱的臣子反目成仇。康熙既喜欢噶礼，也喜欢张伯行，这是两个不同的典型。张伯行是清官的典型，噶礼是办事能力强的典型。最后两个各打五十大板，说张伯行参劾噶礼受贿五十万两“未必全实，亦未必全虚”，而噶礼所参张伯行之事“亦必有两三款是实”。康熙还说，噶礼之所以招人恨，就是因为他太能干了。当年让江南、浙江、福建三地督抚缉拿海贼，大家都互相推诿，只有噶礼“至尽山花鸟缉拿贼盗，因此各省督抚甚怨噶礼”。另外，康熙认为这件案子很难查，因为“若命满大臣审，则以为徇庇满洲。若命汉大臣审，则以为徇庇汉人”。[5]康熙心知肚明，他知道张伯行与噶礼的矛盾是有深刻的满汉矛盾作为背景的，而且张伯行在参劾噶礼的题本中提到了张鹏翮，康熙认为张伯行就是想让张鹏翮回避，不要审理此案，但我偏偏就让张鹏翮去审。这都是康熙自作主张、自作聪明地乱想。
关于这个案件，他还让江宁织造曹寅和苏州织造李煦去帮他打听消息，直接参与进去。因为这两个人是康熙在江南的重要耳目，关系特别不一般，康熙更信任这两个人。曹寅就向康熙汇报了他的判断。他认为总督噶礼没有包揽卖举人的事情，张伯行也不是为了主持科考公正，而是想借机报复噶礼；噶礼被解职以后虽然有官员说要挽留总督，但都是底下拍马屁的，没有真正爱戴噶礼的人；张伯行方面其实也是如此，大多数都是秀才要求张伯行留下来，底下官员也没有真正爱戴他的。可见，不管是贪官还是清官，其实属下都不爱戴，都是假仁假义的，根本不想让他们两个人留下来。康熙让曹寅“再打听，再奏”，前后共上了六封奏折。
李煦也给康熙报告此案的一些情况，康熙五十一年二月，康熙在他的奏折上朱批写道“巡抚是一钱不要清官，总督是事体明白勤谨人物”[6]，说明康熙对两个人是很了解的，并试图调和两个人的矛盾，为此写了一首《忆咏苏州风俗》：“邓尉梅梢月，虎邱浪里峰。人争天地秀，物杂理文宗。俗尚非交让，官箴乏协恭。舆情常若此，何日奏时雍。”[7]意思是你们的关系处理得太糟糕了，让我非常头疼，希望你们赶紧和好吧，不要再折腾我了。当时康熙年纪也很大了，是个快六十岁的老人了，加上废太子案已经爆发，头晕目眩，根本不想管这些事情。李煦家人将御制的诗扇拿了一柄回来，李煦遵旨将诗扇给噶礼、张伯行看，噶礼叩头跪读，以“惭愧无地”诸语求李喣代奏，而张伯行跪读后，也称“上负圣恩，如今惟有悔愧”等语。但是光表态没有用，两个人还是互不相让。
康熙五十一年六月初五，康熙上谕大学士，“张伯行参噶礼索银五十万两实属情虚”。为什么呢？康熙说，江南一省能有几个举人呢？即使全部去贿买，也达不到五十万两这个数目。又说，“噶礼原非清廉之官，但在地方，亦有效力之处”。康熙很清楚噶礼这个人贪婪得很，但还算是个有能力的人。接下来康熙指责张鹏翮等人对噶礼、张伯行互参的那些罪名，“并未审出一款”，而且“似为两边掩饰和解，瞻徇定议”。康熙认为，“大臣互相参劾，岂可不彻底审明”，这种“两面调停，草率完结”的陋习，断不可行，决定“此案发回，着大学士九卿等详看会议具奏”。[8]
不久，康熙下令让户部尚书穆和伦、工部尚书张廷枢前去严加审明具奏。七月底，张伯行与噶礼再赴扬州候审。在穆和伦一行抵达前，李煦曾来会噶礼和张伯行。受噶礼之托，李煦先对张伯行劝道：“此一句为老先生与制台而作也。上意俱欲保全，又恐两人不和，老先生仰体上意，自认些小不是，我当启奏，必两复矣。”张伯行仍不肯让步：“圣意正未可知，我既参奏，岂有调和之法。”于是李煦小施威胁，警告说：“彼党众，必遭害。”张伯行答：“圣明在上，我何惧焉！”李煦的解劝无效。在噶礼、张伯行候审的时候，穆和伦也说出康熙希望二人和解之意：“二位皆皇上所爱惜者。皇上最喜同寅协恭，何不两家各相让，免争竞乎？”但是张伯行执着如初，噶礼见状也不发一言。[9]
到了这年十月初五，这件案子审结了。怎么说的呢？“张伯行所参噶礼各款既经穆和伦等审明皆虚”，“噶礼所参张伯行各款，既经穆和伦等审明，俱系从前旧案。不于彼时参奏，亦应议处。但所参张伯行不能出洋等处，俱实。应如所题免议”。康熙决定保张伯行，下旨说“张伯行居官清正，天下之人无不尽知。允称廉吏，但才不如守，果系无能。噶礼虽才具有余，办事敏练，而性喜生事，并未闻有清正之名。伊等互参之案，皆起于私隙、听信人言所致。诚为可耻”。接下来康熙讲了一段他对自己国策的一种认识，“朕临莅天下五十余年，遍谙诸事。于满洲、蒙古、汉军、汉人，毫无异视。一以公正处之”，还说“噶礼屡次具折参张伯行，朕以张伯行操守为天下第一，断不可参，手批不准”。换言之，张伯行是康熙自己树立的典型，操守天下第一的典型，不允许任何人质疑这一点。康熙还试图消弭这件案子所引发的消极影响，对大学士谕称，“是则是，非则非，面奏时即从直具奏，朕不但不加责而且甚喜。汉大臣不可又以皇上圣明承顺覆旨。朕听政五十余载，凡满汉大臣，皆当知朕之居心。满汉俱系朕之臣子，朕视同一体，并不分别。无知之辈，且谓朕为何不护庇噶礼。朕乃天下之主，凡事惟顺理而行，岂可止护庇满洲”。[10]康熙认为他不仅是满洲人的皇帝，还是天下人的皇帝，不会偏袒满洲人。于是他对该案的处理另有旨意，将噶礼革职，张伯行革职留任，对张伯行网开一面，还是保留了江苏巡抚这个职位。而且康熙在给审理此案的赫寿的奏折中朱批痛斥道：“尔今唯追随张鹏翮，亦步亦趋。江南之人不可欺压，日后如何见朕？”[11]意思是你和张鹏翮的处理原则一致，要着重处理张伯行，这样的话江南民众肯定是不满意的。康熙就是这样的人，他从心里面不喜欢江南人，说江南人很狡诈，也不服满洲人的统治，但是从现实操作上讲，因为张伯行在江南深得人心，他要挽回江南的人心，而且张伯行是他树立的一个清官的典型，如果现在把他给处置了，自己的脸往哪放呢？一是为了自己的脸面，一是为了树立的典型不能倒掉，即使这个榜样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也一定要保住。
貌似噶礼、张伯行互参案结束了，但没想到这个案件过后还有更富戏剧化的事情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