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五十三年（公元1714年）四月十九日，刑部上了题本，说原任两江总督噶礼之母叩阍（阍就是宫门）。噶礼的母亲跑到宫门前，向康熙皇帝告状，说自己的亲生儿子噶礼命令厨师毒害她，并且指控“此等凶恶，皆系我少子色尔奇与噶礼之子干都合谋而行”，而且还揭发“噶礼以昌泰之子干太认为己子，令妻私自抚养”。这个事太荒谬了，儿子要厨师毒杀自己的母亲。噶礼母亲还说，“我丈夫普善在日，将噶礼之妻并干太逐出。昌泰聚集亲戚，拆毁我房屋，几至殴打”，“噶礼奸诈凶恶已极，请正典刑”。所以刑部认为，噶礼身为大臣，任意贪婪，又谋杀亲母，不忠不孝，应该凌迟处死，噶礼的妻子应绞死，弟弟色尔奇、儿子干都应杀头，昌泰之子干太应发黑龙江当苦差，所有家产并入官。最后皇帝下旨，“噶礼着自尽。其妻亦令从死。色尔奇、干都俱改应斩，监候秋后处决”。这到底是什么事情导致的呢？为什么噶礼被免职以后突然发生如此戏剧化的一幕呢？
昭梿是乾隆嘉庆年间人，礼亲王代善的后代，称得上是一等一的满洲权贵了，他在《啸亭杂录》里面记录，“两江总督噶礼，满洲人。贪婪一时，家资巨万。尝造金丝帐以眠其母。以其母素奉佛，家畜女尼数百。而其母昵其少子，初不喜礼之所为”。他还提到噶礼与张伯行的互参，说康熙一开始特别偏袒噶礼，想把张伯行抓起来，但是江苏人民特别喜欢张伯行，居然聚集了数千人到畅春园为张伯行请命，相当于一个群体性事件了，因此康熙更加痛恨张伯行的沽名钓誉。他接着写噶礼母亲的事情，说噶礼的母亲去孝惠那里请安，正好碰到康熙，康熙顺便问了一句你儿子噶礼怎么样了？于是她就把噶礼贪赃枉法而且还要杀自己的事情说了出来，还说张伯行是冤枉的。噶礼的母亲把儿子给卖了，康熙一下醒悟，母亲痛恨自己的儿子到这种地步，简直罪不容诛。这让康熙对噶礼的态度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但是，根据清宫满文档案的记载，我们了解到还有另一种说法。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秋，康熙驻扎在热河的时候，见到了噶礼的母亲。噶礼的母亲告发说噶礼偷养昌泰之子干太。昌泰是皇太子胤礽的生母孝诚仁皇后的弟弟，也就是索额图的侄子，因为卷入了康熙与皇太子胤礽的矛盾，被革去了一等公的爵位。康熙经常把昌泰与“本朝第一罪人”索额图相提并论。所以康熙听说噶礼居然暗地里收养昌泰的儿子，感到非常愤怒，但是未露声色。
噶礼与自己母亲的关系恶化到这种地步也确实很罕见，康熙对他们家的情况也有一定的了解。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噶礼还是山西巡抚的时候，康熙就提醒噶礼，你千万不要把你母亲带到太原去，“否则必出大事，害尔之身命”。康熙还是有预见的，母子关系坏成这样，以后说不定就栽在这个上面了，现在果然应验了。为什么康熙对噶礼母亲的意见特别重视呢？因为母亲告儿子说明儿子已经不像话到惊人的地步了。此外，噶礼的母亲是康熙幼年时的保姆，又是孝惠皇太后的亲戚，这关系完全不一样。于是康熙五十二年九月初七，皇帝命令领侍卫内大臣鄂伦岱，还有乾清门侍卫五格，捉拿噶礼，先打板子，然后用九条锁链——特别注明九条，将其捆起来，严加看守。接着查出“噶礼赃款内三百四十余口家人俱入官。查出房产七十五处，地一百余顷，当铺十三所，其价本银并金器皿，俱注册交送户部”，比曹寅家多太多了。昌泰儿子干太供称：“噶礼之妻子及家产均在河西务，京城内只有三处当铺。”经核查，噶礼家产“计银子一万七百余两，另有金子、玉石、书籍、字画插架及衣、裘、缎匹、丝绸等项，逐件封存看守。又查得噶礼在京城三处当铺，计银子三千余两，当物全部封存看管”。噶礼这个事情由此终结了，非常戏剧化。噶礼母亲确实到康熙面前去告他，主要有两件事：一个是噶礼想叫厨子毒杀自己，这个是不是真的说不清楚，但是母亲已经把话说到这样地步了，在当时的社会不可能不处置；另一个事情就是噶礼收养了皇太子胤礽死党昌泰的儿子，这让康熙非常警觉。当时正好康熙二废太子，他觉得噶礼是在太子与自己之间骑墙，搞政治投机。政治斗争中你不知道哪一方会笑到最后，取得最终胜利，所以常常两边都押宝，这就犯了康熙的最大的忌讳了。康熙相对来说是比较宽容的，甚至宽容得有点不像话，你有点贪污受贿他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无所谓，但是他晚年最忌讳的，就是在他和太子之间搞政治投机，一旦触碰到这个“逆鳞”，他的处置是特别坚决、特别狠的。他晚年杀的几个大臣，基本都是押宝押在太子那边的，包括他以前最亲密的宠臣索额图，也被关到宗人府里赐死。
在“噶张恶斗”中幸存的张伯行保全了自己的名声，他最后的结局如何？
张伯行是康熙皇帝树立的一个清官典型，他调任江苏巡抚的时候，曾经发布了一个檄文，说：“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12]特别高调，名声也很好。但是康熙对他的真实看法是什么呢？
康熙五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康熙给大学士下了一个谕旨，里面提到“巡抚张伯行题参牟钦元交通海贼，此皆伊多疑所致”。康熙说，我曾经派张鹏翮查证此事，两江总督赫寿坐小船往黄天荡探查，才知道张伯行所言都是假的，而且张伯行还奏称噶礼的下人甚多，恐怕会有人向他寻仇，这都是捕风捉影的事情。康熙认为“清官多刻，刻则下属难堪，清而宽，方为尽善”，而且“朱子云，居官人清而不自以为清，始为真清”。就是你不要整天标榜自己是个清官，那就成了沽名钓誉，是假清官。康熙认为张伯行就很喜欢自我标榜，对待下属也很苛刻。
康熙认为“张伯行操守虽好，而办事多糊涂执拗之处”，又说他“素性偏执，且短于才，封疆之寄不能胜任”。[13]比如，康熙五十三年，张伯行弹劾布政使牟钦元藏匿海盗张令涛，后来发现张令涛根本不是海贼。是年七月十七日，李煦密奏张伯行“一怕海贼杀他，二怕仇人杀他”，到了什么地步呢？张伯行将自己关在苏州城中拒绝出城，甚至不愿意离开苏州前往常州府去主持会审；将宵禁延长到天明之后，以至于影响到了当地的商业活动；逮捕了一批来自陕西的帽商，理由是他们有谋逆之心，并且命令官员派遣专门的侍卫来保护他，简直成了一个迫害妄想症患者了。漕运总督郎廷极在奏折中写道：“抚臣之操守，皇上久已稔知，毋庸奴才陈奏。惟是才短性偏，多疑苛细，以致事件迟滞。凡人言人之善者，疑之；言人之过者，信之。遂有小徒造作无根之言，影向之事，迎合其意，以希信任。”苏州织造李煦也有类似的评价：“臣煦细察抚臣为人，大抵多疑多惧。多疑则遇事吹求，不能就事完结，自有无辜拖累而罗织多人矣。多惧则中心惶恐，小人无稽之谈尽为腹心之托，而昼夜不安，举动未免颠倒。”[14]
因此，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康熙撤了张伯行的巡抚职，不过“念张伯行居官清廉，不受馈送，故不准拿问”，意思是这个典型还是不能倒掉。怎么处理呢？让他入值南书房，署仓场侍郎，充顺天乡试正考官。这很符合他的身份。陈廷敬就是待在南书房三四十年，从来没有出任过地方官，也是缺乏行政能力。张伯行也是如此，缺乏行政能力，他是任错了巡抚。雍正元年擢礼部尚书。雍正三年去世，享年七十五岁，赠太子太保，谥“清恪”。他的下场比噶礼好太多了。张伯行于是就变成了清朝第一清官的形象，但他确有不少不足之处，比如行政能力很差。所以我们讨论一个历史人物的时候，不能说他是个正面人物，就把所有的好事全堆在他身上，把他的缺点全部抹去。
注释
[1]《东华录（康熙朝）》，康熙七十九。
[2]《清史稿》卷二百六十五，列传五十二。
[3]以上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4]以上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5]《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二四九。
[6]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李煦奏折》，中华书局1976年版。
[7]《圣祖御制文二集》卷三十二。
[8]《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二五〇。
[9]参见《张清恪公年谱》。
[10]参见《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二五一。
[1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档案出版社1984年版。
[12]张伯行：《禁止馈送檄》。
[13]《康熙起居注》。
[14]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档案出版社1984年版。
岳钟琪：唯一的汉人大将军
清朝在近三百年里仅有一位汉人大将军，那就是岳钟琪。
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写道：“中国人带满洲兵做大将军的，二百多年间，只有一个岳钟琪。”这里的“中国人”是指汉人的意思。《清史稿》也称：“终清世，汉大臣拜大将军，满洲士卒隶麾下受节制，钟琪一人而已。”
大家可能觉得奇怪了，吴三桂不也是大将军吗？孔有德、耿精忠、尚可喜不都是大将军吗？他们不都是汉人吗？其实，这里的汉人是清朝特有的说法，并不等于现在的汉民族，它不是一个民族的概念，更不是一个种族和血统的概念。孔有德、耿精忠、尚可喜、吴三桂，这些汉人王爷其实都入旗了，已经变成旗人了。只有岳钟琪没有入旗，始终是汉人。
清朝的军权从来都是不交给汉人的，在入关之初，消灭明朝政权的时候，是用八旗诸王贝勒为统帅：有努尔哈赤的儿子们，比如阿巴泰、多铎、阿济格；有皇太极的儿子，比如豪格。但是随着这些人先后去世，爱新觉罗皇族里面就很少有这样能干的人了。平三藩之乱，康熙皇帝还是用亲贵大臣为大将军、经略或参赞。比较著名的是图海，他是满洲人，任经略，负责同吴三桂作战。征噶尔丹的时候，福全、常宁为大将军，胤禔副之。征策妄阿拉布坦的时候，胤禵为大将军。雍正年间征策零，傅尔丹为大将军。乾隆年间有几次大的征伐。征达瓦齐，班第为定北将军，成兖扎布等为参赞，永常为定西将军，鄂容安等为参赞；征霍集占，兆惠为将军；征廓尔喀、台湾，都是福康安为大将军，海兰察为参赞；征缅甸，明瑞为将军，明瑞死后，傅恒为经略，阿桂为副将军；两征金川，初命讷亲、傅恒为经略，再命温福为定边将军，阿桂副之；征苗疆，张广泗为经略。到了嘉庆年间平定白莲教起义，额勒登保为经略，德棱泰为参赞。只有雍正年间征青海，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让岳钟琪这个汉人为参赞。年羹尧、张广泗都是汉军旗人，下场都很惨，被雍正、乾隆诛杀。这表明连汉军旗人当大将军掌握兵权都是很危险的事情，更不要说是纯粹的汉人了。
岳钟琪，字东美，号容斋，谥“襄勤”，四川成都人，祖籍甘肃临洮，是岳飞的后代。他的父亲在康熙年间做过四川提督，但他不是正途出身，而是通过捐纳，出钱买了一个同知，实际是文官。他的成名之战是康熙晚年征西藏平乱的时候，他作为南路军先锋率先打进拉萨。后来在雍正初年跟着大将军年羹尧平定青海，当时他是副手，也是雍正皇帝重点拉拢的对象。在整年羹尧的时候，岳钟琪也写了很多材料揭发他的老上级，所以获得了雍正皇帝的赏识，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被提拔为陕甘总督。
总督在清前期的时候是一种差遣职，临时的职务，准确地说，岳钟琪应该叫川陕总督，因为他主要管辖四川、陕西、甘肃，还包括新疆东部吐鲁番、哈密一带。这些地区十分重要，是清朝最重要的平乱前线。大家要清楚，清朝北边是没有边患的，早在入关前，内蒙古已经归附，康熙年间外蒙古也归顺了，唯一的边患在西部。所以川陕一带驻扎了大量精兵，对付和硕特和准噶尔。总督，必须是雍正十分信任的人才行，否则万一造反怎么办。年羹尧就是因为当了抚远大将军，兼任川陕总督，最后导致了杀身之祸，即使他本人是汉军旗人，妹妹还是雍正的宠妃，也没有用。而岳钟琪呢，是个纯粹的汉人，和雍正也没有什么渊源，之前根本就不认识。他能够官拜川陕总督，说明雍正对他特别信任。这主要还是因为他本人军事能力很强，年羹尧平定青海的战功主要就是岳钟琪立下的。
但是，岳钟琪掌握了大量兵权后，就激起了很多人的嫉恨和猜忌，尤其是旗人。他们觉得天下毕竟是满洲人的天下，汉人都是不可信的，怎么能让汉人掌握这么大的兵权呢，而且连八旗兵都归他指挥，这是很多旗人所不能容忍的。雍正的亲信、汉军旗人蔡珽在皇帝面前进谗言，说岳钟琪不可信。雍正三年岳钟琪进京述职的时候路过保定，见过蔡珽。当时蔡珽还挑拨离间，跟岳钟琪说皇帝最信任的怡亲王胤祥对他出任川陕总督特别不满，皇帝还特地让他的亲信傅鼐嘱咐要你小心怡亲王。这就是无中生有了，想让岳钟琪在北京的时候见到雍正皇帝很害怕，从而犯下错误，让皇帝惩治他。不过雍正没有听信这些谗言。蔡珽也不是什么好人，差点被雍正杀掉，以前构陷年羹尧的时候也很积极。
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突然发生一件事。这年七月初三，四川成都府城中有一个男子沿街叫喊，说岳钟琪率领川陕兵马欲行造反，被提督黄廷桂拿下。当时岳钟琪正驻在成都，他在奏折中说自己不便参加审讯，但是又不敢隐匿此事。雍正就朱批写道：“在朕前谗谮岳钟琪者甚多，不但谤书一箧而已，甚至有谓岳钟琪系岳飞之后，伊意欲修宋金之报复者，其荒唐悖谬。”意思是说，在我面前说岳钟琪坏话的人太多了，我收到的弹劾的奏折都一箩筐了，甚至有人说岳钟琪是岳飞的后代，要报宋金之仇，真是太荒唐了。岳钟琪不仅仅是汉人，还是岳飞的后代，雍正又是女真人的后代，这个关系特别微妙，所以岳钟琪对此特别警惕、害怕。但是，雍正那时候还很依仗岳钟琪的军事才能，就斥责“憸险奸邪之徒，造作蜚语，煽惑人心，谗毁大臣，其罪可胜诛乎”。他认为成都府这个造谣的事情肯定不是没有原因的，说不定就是有人“怀挟私怨，暗中指使”，还点了蔡珽、程如丝等人的名字，并要求“黄炳、黄廷桂会同严审”，因为“此事关系诬谤国家大臣重案，非民间诬告比也”。至于川陕兵民，雍正头脑很清楚，他说这些人“向来淳良忠厚，且受圣祖仁皇帝六十余年深仁厚泽”，他自己继位以来，也是“屡加恩泽”，他们感激涕零都来不及，怎么会跟着人造反呢？！[1]
但是没想到第二年九月份的时候，又发生一个惊天的大事。那时候岳钟琪的驻地又改到西安了（由于军事形势的关系，他经常在成都与西安之间来回走）。九月二十六日，岳钟琪返回自己衙门的路上，有一个人，看相貌并不是投书的官役，拿着一封书信奔向他的轿子，被仆人喝住。岳钟琪接过信，“阅封面题签称臣系天吏元帅”，感到十分惊讶，因为“天吏元帅”这种称呼很像戏文里的说词，就把这个人抓起来了，交巡捕看守。信的内容是什么呢？“内写南海无主游民夏靓遣徒张倬上书，其中皆诋毁天朝，言极悖乱，且谓臣系宋武穆王岳飞后裔，今握重兵，居要地，当乘时反叛，为宋明复仇等语。”总之，就是唆使岳钟琪兴兵造反。岳钟琪在奏折里就说，“臣不敢卒读，亦不忍详阅，惟有心摧目裂，发上冲冠，恨不立取逆兽夏靓，烹食其肉”。随即派人秘密邀请西安巡抚西琳赶紧来一同会审。西琳是满洲人，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件事牵涉到满汉之间非常微妙的关系，必须要有一个满洲人在场。但是西琳在校场检阅八旗兵，来不了。“臣逡巡数刻，忖度逆情。”[2]岳钟琪心里非常矛盾，他很想立即审讯这个唆使他谋反的人，搞清楚情况，但又有些犹豫，作为一个汉人，又是岳飞的后代，身份很敏感，如果单独审问，没有人从旁作证，万一被人认为与罪犯串供怎么办？岳钟琪还是很有政治头脑的，他叫来满人按察使硕色，看他如何审讯张倬。但是严刑拷打之下，张倬坚决不肯透露是受谁的指使。怎么办呢？岳钟琪说硬的不行就来软的，就假装和他一起赌咒发誓，说我身为岳武穆的后人，特别痛恨满洲人，真的想起兵造反，之前对你严刑拷打，主要是为了考验你的真假，现在我相信你了，我们一起盟誓，如果我说了假话，全家死光。这招还真的奏效，张倬是个书呆子，真的相信了，就把幕后主使给说了出来。是谁呢？湖南的一个儒生，叫曾静。
岳钟琪对雍正是够忠诚的，不惜以全家的性命来赌咒发誓，为的就是把这个幕后元凶给揪出来，以表达自己对清朝的忠心。雍正也很贴心，在朱批里就写道，“此等盟誓，消灾灭罪，赐福延生”。算是给岳钟琪解套，消除心理阴影，说他虽然赌咒发誓全家死光，但实际不是这样的，他是忠心耿耿的，不仅不会有什么祸事，还会有很多福气。不仅如此，雍正还在朱批里写道：“朕生平居心行事，惟一诚实二字。凡谕卿之旨，少有心口相异处，天祖必佑之。朕之诚实，卿必尽知。而卿之忠赤，朕实洞晓。朕惟朝天焚香，对天祖叩头，祝愿祈我良佐多福多寿多男子耳。”[3]雍正特别擅长这一套，给人灌迷魂汤，当年对年羹尧、隆科多也是这样，好话说尽，十分肉麻。作为皇帝，还焚香叩头，保佑岳钟琪多福多寿，也不知道真假，反正是非常会收买人心。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雍正要彻底消灭西部边患，就要重用岳钟琪。岳钟琪的军事才能在实战中已经被证明了，进过西藏，打下拉萨，还平定了青海，证明他的军事能力确实十分强悍。
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三月二十二日，雍正任命领侍卫内大臣、三等公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率领北路军出师；川陕总督、三等公岳钟琪为宁远大将军，率领西路军出师。清朝经过多年准备，向准噶尔叛军全面开战，想要一举荡平它。所以雍正当时特别倚重岳钟琪，不能因为有个书生劝说岳钟琪造反就把他给罢免了，不然谁来领兵打仗。但是岳钟琪真的平安度过这个危机了吗？也不尽然。
岳钟琪和雍正的关系也是大起大落，差一点重蹈了年羹尧的覆辙。年羹尧主要是因为骄横跋扈，让满朝文武大臣以及皇帝本人对他极其厌恶，而且贪污腐败特别厉害。而岳钟琪一直非常谨小慎微，因为他是纯粹的汉人，不是旗人。岳钟琪的这个出身，在政治上有天生的短板，有“政治问题”，难以获得皇帝和满洲权贵的完全信任，最终酿成了悲剧。
虽然发生了曾静事件，但当时雍正和岳钟琪还处于蜜月期，双方关系还很不错。雍正甚至为了岳钟琪干了一件完全违背常识的事。按当时的情况来说，像曾静这样鼓动封疆大吏起兵造反的人，绝对是大逆不道，起码要凌迟处死，砍头都是轻的。但是没想到雍正居然决定赦免曾静和张倬，不杀他们。个中缘由是什么呢？当初张倬不肯供出幕后主使曾静，严刑拷打都没有用，岳钟琪无奈之下，和他发了一个假的誓言，骗取张倬的信任，让他把后边的主谋都给说出来。岳钟琪当时发的毒誓里边，肯定有不能杀曾静、张倬这样的话，如果雍正真的将二人处死，这个毒誓不就要应验了吗，相当于诅咒了岳钟琪。所以雍正说了，“朕洞鉴岳钟琪之心，若不视为一体，实所不忍”[4]。意思是不能杀曾静破坏岳钟琪的盟誓，于是就赦免了曾静等人，搞了一出“行为艺术”，目的主要是为了笼络岳钟琪，让他感恩戴德，尽心尽力去消灭准噶尔。甚至雍正公开说，鄂尔泰、岳钟琪、田文镜、李卫，俱能体朕之心，可为众大臣之法则，俨然将岳钟琪视为自己最信任的几个人之一，变成满朝文武的榜样了。
乾隆年间有个大学士纪晓岚，他在北京虎坊桥的宅子就是岳钟琪的故居，里面还有一块御赐的太湖石。纪晓岚说这个宅子里曾经发生过一件事，当年岳钟琪住在这里的时候，雍正派他最信任的弟弟怡亲王胤祥去和岳钟琪交往。因为那个时候很多满洲亲贵上疏弹劾岳钟琪，认为他是个汉人，手握重兵，肯定会对大清江山有威胁，不能信任。再加上成都、西安发生的两件事情，让岳钟琪忧心忡忡。胤祥了解到岳钟琪的心结之后就报告给了雍正。皇帝说这好办啊，你让他入旗不就行了。有清一朝，很少允许汉人加入旗籍，这是一个特大的恩典，至少在满洲权贵看来是这样。比如曾国藩、左宗棠，他们就没有被允许入旗。在清军入关之前，汉人还有可能被编入八旗。但是到了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以后，明朝和农民军投降过来的就很少被编入八旗了。所以雍正想让岳钟琪加入八旗，让胤祥去问问。结果两人谈了半天，始终没有说出口，胤祥给雍正汇报，说我旁敲侧击，看岳钟琪的意思，似乎是不愿意加入八旗。雍正就说那就算了吧。但是，这件事其实对雍正会产生微妙的影响。皇帝想让你加入八旗，你居然不识相，说不愿加入，这就给皇帝留下了不好的印象。我觉得，这跟岳钟琪是岳飞的后代确实有点关系。
雍正七年三月，傅尔丹、岳钟琪分别被任命为靖边大将军、宁远大将军，从北路、西路出师攻打准噶尔。有一次岳钟琪去找傅尔丹谈事情，看到他的营帐里全是刀枪剑戟，就问用来做什么？傅尔丹说，我是个军人，“此皆吾所素习者，悬以励众”。岳钟琪就笑了笑，没说话。出来以后，对身边人说“为大将者不恃谋而恃勇，亡无日矣”[5]。他认为傅尔丹有勇无谋，不堪大任。果然，傅尔丹的北路军遭遇惨败，全军覆没。
当时岳钟琪的儿子岳浚是山东巡抚，雍正破例让他放下巡抚的差使，去玉门关为父亲送行。其实那时候岳钟琪年纪也不大，四十多岁，雍正这么做就是试图收买人心，所谓“其体下情若此。故一时将相感上威德，无不效力用命，以成一代郅隆之化也”[6]。另外，岳钟琪前往军营途中调拨各地兵马需要印信，但是宁远大将军的印信留在原来的军营中，没在身边。雍正特意下令将藏在北京的抚远大将军印信送给他，让他一路调兵遣将。所以准确地讲，岳钟琪其实挂过两个将印，一个是宁远大将军印，一个是抚远大将军印。
但是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十二月，岳钟琪不在前线的时候，突然发生了一次惨败。当时岳钟琪在北京述职，由纪成斌护理宁远大将军印。正好准噶尔出奇兵，攻击清军在前线的牧场，掳掠马匹骆驼万余，纪成斌不敢上报。但是总督查郎阿是满洲人，就告发了这件事，并且说是岳钟琪的责任。这次惨败的真相是什么呢？岳钟琪不在的时候，纪成斌让副参领查廪率领万人去放牧。纪成斌认为满洲人作战特别勇敢，没想到，这个查廪完全没有他祖先的那种勇猛，非常胆小怯弱，害怕寒冷，把马匹骆驼交给手下一个只带着五十多人的小将校，自己跑去避寒，每天喝酒，挟娼妓以为乐。准噶尔来袭的时候，他还笑称这些都是鼠辈，会自行退去，不用理会。待到马匹骆驼被掳，查廪赶紧逃走，路过总兵曹勷处，向其呼救。曹勷性急，率兵追击，被准噶尔击败，仅以身免。最后还是提督樊建带着本标兵马转战七昼夜，才将敌军击溃，抢回一半马匹骆驼，但是损失也很大。见到纪成斌之后，查廪将责任推给曹勷，纪成斌很生气，下令将查廪抓起来处死。正好这时候岳钟琪从西安赶过来，听闻此事大吃一惊，赶紧制止了纪成斌，说你这样是要被灭族的，满洲人才是国家的真正统治者，我们这些汉人大臣怎么能杀满洲人呢？于是将查廪释放，把曹勷当作替罪羊给杀掉，并且向雍正奏捷。不过查廪还是怀恨在心，恰好总督查郎阿巡视边防，两人就向皇帝控告岳钟琪、纪成斌“掩败为功”。雍正接到消息后非常愤怒，下令将纪成斌立即处死，岳钟琪免去大将军职务，回京述职。
这一段详细的资料出自礼亲王昭梿的《啸亭杂录》，他是听当年实际参战的人把原委给说出来的。作为一个满洲亲贵，昭梿也十分感慨：“呜呼！世宗之于岳公，君臣之际可谓至矣，因诬一满人卑贱者，乃使青蝇之谗为祸若尔，持国柄者可不省欤？”本来雍正和岳钟琪的君臣关系是好到极点的，没想到因为一个卑贱的满洲人诬告，双方关系急转直下，岳钟琪差点被雍正杀掉。
其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岳钟琪一直在受到满洲权贵的弹劾，因为他们无法容忍一个汉人掌握这么大的兵权。怡亲王胤祥试探他让他入旗也被婉拒了，加上曾静还鼓动过他起兵造反，种种原因加在一起，岳钟琪处境开始不妙。雍正也一反当初的态度，在奏章中指责他“玩忽纵贼，奏报不实，深负圣恩，有玷倚任。请将岳钟琪敕部严加议处”[7]，最后决定“着削去公爵，并革去宫保，降为三等侯，仍留总督职衔，护大将军印务，戴罪立功”[8]。三个月后，又让岳钟琪回京，宁远大将军印务交由陕西总督查郎阿署理，等于是撤了他大将军的职务。随后张广泗担任副将军，成为查郎阿的副手，也开始参劾岳钟琪，说他“调度兵马筹运粮饷，以及统驭将士之处，多属乖方”[9]。雍正也下旨指责岳钟琪“秉性粗疏，办事阔略，平居志大言大似有成算，及至临时则张皇失措，意见游移。且赏罚不公，号令不一，不恤士卒，不纳善言，自奉太丰，待下鲜惠”[10]。问题是如果岳钟琪真的这么糟糕的话，你当年为什么如此重用他，并且任命他为宁远大将军呢？一个人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变化吗？实际上，根本原因是岳钟琪觉得他失去了皇帝的信任，特别是在曾静案之后，心里十分害怕。
雍正九年（公元1731年），岳钟琪所辖西路军多达四万五千人，他请求皇帝批准他率一万精兵突袭乌鲁木齐，七千步兵车兵随后，但被雍正否决了。其实这种奇兵突袭是岳钟琪十分擅长的，当年攻入西藏就是这样。岳钟琪根据情报判断准噶尔可能要围歼北路军，他计划率西路军截击准噶尔的后路，援助北路军，但又被雍正给否决了。他三次紧急奏报，准噶尔要进攻北路军，雍正都不相信。所以这时候两个人之间已经出问题了，雍正对他不再信任。而且雍正先后派都统伊礼布、石云倬充当西路军副将军，在前线牵制、监视岳钟琪，又派满洲人查郎阿署川陕总督，管理西路军后勤供应。因此，岳钟琪在这种被控制、监视的处境下，不敢发挥主观能动性，有了战机他也不敢打。因为需要请示雍正批准，北京离新疆前线万里之遥，奏折一来一回个把月，哪儿还有什么战机可言。他当年在青海为什么能打胜仗，因为那时候不被遥制，他亲率六千精骑横穿青海草原穷追敌寇，现在则完全被控制住了，所有的军事部署都要汇报给雍正，而且雍正也不批准他的行动计划，所以雍正试图毕其功于一役的这场战争最终惨败，到底责任人是谁呢？我觉得正是雍正本人。但是雍正不会也不需要自我检讨，他还下令将岳钟琪革职，交由兵部拘禁。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大学士等奏拟岳钟琪“斩决”。雍正念及他平定青海的功劳，改为监候，虽然判了死刑，但是什么时候执行由皇帝来决定。第二年，雍正去世，乾隆继位。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岳钟琪被放归，贬为庶人。他回到了成都，住在郊外百花坛浣花溪畔，一千多年前杜甫也在此居住过。岳钟琪曾经写过一首诗《夜宿龙尾寺》：“清漏迟迟月转廊，声喧梵呗宝凝香。只缘未断凡尘梦，犹作封侯梦一场。”过去的荣华富贵犹如梦一场，现在一切归零。
按理说岳钟琪的故事似乎已经结束了，他已经到了晚年，但是没想到时势比人强，几年后另一场非常残酷的战争让他有机会再次出山，而且为自己的人生画上了极其传奇的句号。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三月，岳钟琪被以总兵之职起用，复授四川提督；参与大、小金川之战，献南北夹击、直捣中坚之策，被经略傅恒采纳；曾以十三骑入勒乌围（今四川省金川县东）大营，劝大金川土司莎罗奔父子归降。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西藏珠尔默特那木札勒叛乱，岳钟琪时年六十四岁，他出兵康定，会同四川总督策楞，讨平叛乱。乾隆十九年（公元1754年），岳钟琪抱重病征讨陈琨时，卒于四川资州，年六十八岁，朝廷赐祭葬，谥“襄勤”。
注释
[1]参见《清世宗宪皇帝实录》卷五十九。
[2]参见《清代文字狱档》。
[3]参见《大义觉迷录》。
[4]《大义觉迷录》。
[5]［清］昭：《啸亭杂录》卷三。
[6]［清］昭：《啸亭杂录》卷一。
[7]《清世宗宪皇帝实录》卷一一六。
[8]《清世宗宪皇帝实录》卷一一七。
[9]《清世宗宪皇帝实录》卷一二二。
[10]《清世宗宪皇帝实录》卷一二三。
张廷玉：唯一配享太庙的汉人
张廷玉是清朝唯一配享太庙的汉人。汉人大将军岳钟琪率军攻入西藏拉萨，平定青海，平定和硕特蒙古叛乱，进攻准噶尔，平定大小金川，可谓战功累累，但即便如此，都没有配享太庙，而张廷玉居然可以，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什么是配享太庙？太庙位于北京故宫，从午门出来的左前方（东南方）即是。所谓“左祖右社”，太庙是皇帝的祖庙。太庙的前殿，也就是正殿，放的是清朝从努尔哈赤开始历代皇帝与皇后的牌位，两边有配享殿，放着已故王公大臣的牌位，与前殿的诸帝后一起享受后来皇帝的祭祀。配享这种待遇需要有顶天的大功劳，否则是不可能的。有清一代，只有二十六个人有这个资格。其中二十三人是皇族亲王，基本都是开国的时候领兵打仗立下过汗马功劳的，如多尔衮、多铎、豪格这些人。还有就是满洲权贵，如康熙朝平定吴三桂叛乱、察哈尔叛乱的图海。还有两名蒙古亲王，一个是打败了准噶尔的超勇亲王策凌，也是康熙的女婿；一个是大名鼎鼎的僧格林沁，在围剿捻军时战死沙场。这些人或者有开疆拓土的军功，或者有定国安邦的功劳，比如恭亲王奕，如果没有他，同治皇帝和慈禧太后、慈安太后未必能扳倒八位辅政大臣掌握大权。这二十六人中，只有一名汉人，既不是岳钟琪，也不是平定太平军的曾国藩，也不是收复新疆的左宗棠，而是张廷玉。张廷玉一生做官从未离开过京城，甚至从未离开过内廷乾清门，他是皇帝的首席机要秘书，是康、雍、乾三朝元老。一个皇帝的首席机要秘书，居然能配享太庙，而其他立有大功的人却没有资格，我觉得这是有问题的。这个问题是谁造成的呢？是雍正皇帝。
张廷玉是安徽桐城人，他的父亲是大学士张英，当过雍正皇帝的老师。张廷玉于康熙三十九年（公元1700年）考中进士，进入翰林院成为庶吉士。他于康熙四十三年（公元1704年）入值南书房，变成了康熙的亲信侍从，深受赏识，这肯定和他父亲也有关系。据张廷玉自己的日记记载，他每天早上七点就要入值南书房，晚上九点才下班，没有节假日，一直跟着皇帝。康熙喜欢去塞外，他跟着去了十一次，热河避暑，边塞秋猎，还有蒙古诸部，他都去过。他身居内廷，承袭父业，他父亲张英过去也是在那值班，父子都是大学士。张廷玉活了八十多岁，五代同堂。雍正继位后对他也比较重用，还是入值南书房，和左都御史朱轼一起担当乡试考官。然后又兼任了翰林院掌院学士，调户部当侍郎。
雍正年间，对准噶尔用兵，朝廷考虑到内阁在太和门外，人多嘴杂，恐怕泄露机密，于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始设军需房于隆宗门内，后改名叫军机处。张廷玉是第一批军机大臣之一，此外还有雍正最信任的弟弟胤祥，以及蒋廷锡。而且整个军机处的规章制度都是张廷玉制定的，“诸臣陈奏，常事用疏，自通政司上，下内阁拟旨；要事用折，自奏事处上，下军机处拟旨，亲御朱笔批发”。内阁的权力开始移于军机处，大学士如果不兼任军机大臣的话，是不能干预机密事宜的。
张廷玉其实干了一件坏事，就是推荐傅尔丹。傅尔丹就是统率北路军远征准噶尔最后导致全军覆没的那个人。张廷玉说他长得像关公，有名将风采，实际上则不堪一击。当然，张廷玉这个人特别小心谨慎，而且记忆力和文字表达能力惊人，精通满语和汉语。最关键的是保密意识极强，在军机处这么多年，什么事都不对外人说，对自己家人都不讲，而且回到家以后不接待访客，不应酬，也没有朋友，绝对不谈军机处的事情。统治者最喜欢这样的人，这种机要秘书是最可靠的。因为张廷玉做的都是机要秘书这种工作，“凡有诏旨，则命廷玉入内，口授大意，或于御前伏地以书，或隔帘授几，稿就即呈御览，每日不下十数次”[1]。所有的成绩都是皇帝的，他只是帮着写诏旨，这些文书都是以皇帝的名义发出去的，他是不能署名的。雍正特别欣赏他，说你一天办的事，其他人十天都做不完。这确实是他的长处。他也只适合机要秘书这样的工作，因为他没当过一天的知县，没当过知州、知府，也没有做过总督、巡抚，没有实际的政务经验。
雍正十分欣赏和信任张廷玉和鄂尔泰，他秘密建储让弘历做继承人的事情也透露给了他们。在雍正突然去世之后，张廷玉就找到遗诏，拥护弘历继位，所以乾隆一上来就把他任命为总理大臣，而且还封爵。大家要知道，清朝到了康熙、雍正以后，封爵是非常吝啬的，没有军功基本上不可能封爵。不像清初的时候，为了拉拢孙可望、吴三桂这些人，拼命地封王封爵，这在后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张廷玉居然因为秘书工作被封为伯爵，这是非常罕见的。张廷玉还被任命为保和殿大学士。乾隆年间，罢了中和殿大学士，改为体仁阁大学士。在所谓的“三殿三阁”中，保和殿大学士是排名第一的。被任命为保和殿大学士的只有两个人，张廷玉和傅恒。但傅恒与张廷玉完全不一样，傅恒是乾隆的小舅子，满洲亲贵，而且出将入相，带兵打仗。另外，张廷玉没死之前就被加了太保衔，这也很少见，只有五个人有这个荣誉。张廷玉晚年非常谦恭以求自保，碰到什么事都是好好好，点头称是。他七十岁的时候精神状态还十分好，不过他常常对乾隆皇帝讲，怕自己老有昏聩，想退休。乾隆御赐他一副对联，“潞国晚年犹矍铄，吕端大事不糊涂”，意思是你没问题，继续给我干吧。但是张廷玉不想干了，一个七老八十的人，每天还得向三四十岁的乾隆下跪，这个处境也挺可怜的。
雍正临死的时候心血来潮，说鄂尔泰、张廷玉死后要配享太庙。鄂尔泰配享太庙，我觉得还可以理解，毕竟他改土归流，率兵打过仗。张廷玉呢，什么军功都没有，也没有什么政绩，没有管理过一天地方事务，他凭什么配享太庙？我相信张廷玉也感觉到乾隆对他逐渐有点不满，觉得不配。而且乾隆非常重满轻汉，在这方面他比雍正、康熙要更加明显。张廷玉那时候在朝时间特别长，和鄂尔泰形成了“鄂张朋党”，“满洲则思依附鄂尔泰，汉人则思依附张廷玉”。但是乾隆自己说：“朕临御以来，用人之权从不旁落。试问数年中，因二臣之荐而用者为何人？因二臣之劾而退者为何人？”并且在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公开宣示揭露了满、汉大臣分别依附鄂、张二人的事实，并警告鄂、张朋党：“鄂尔泰、张廷玉乃皇考与朕久用之好大臣，众人当成全之，使之完名全节，永受国恩，岂不甚善？若必欲依附逢迎，日积月罗，实所以陷害之也。”[2]
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左都御史刘统勋又奏，要求三年之内停止张家亲属升官，因为张家考中举人、进士的太多了，被皇帝批准。张廷玉想把自己的爵位给自己的儿子承袭，也被乾隆给拒绝了，理由是“我朝文臣无封公、侯、伯之例。大学士张廷玉伯爵，系格外加恩”[3]。
鄂尔泰在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去世后，乾隆重点打击张廷玉，他提拔满洲镶黄旗开国功臣遏必隆的孙子、一等公讷亲为领班军机大臣。讷亲当时才三十多岁，资历比张廷玉浅太多了。以前鄂尔泰后来居上，成为领班军机大臣，现在讷亲又重演这一幕。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讷亲被杀，他又任命傅恒为领班军机大臣。傅恒才二十多岁，而张廷玉已经年近八十了。乾隆甚至公开侮辱张廷玉，说他“如鼎彝古器，陈设座右而已”，就是一件摆设，没什么实际用处，“仅以缮写谕旨为职，此娴于文墨者所优为”，不过是个秘书而已。[4]
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年）十一月，乾隆终于准许张廷玉原官致仕，而且答应他死后可以配享太庙。但是张廷玉还让乾隆写保证。乾隆很生气，但是他压抑住怒火，勉强答应了。张廷玉临走写了个谢恩折，却让儿子代替自己到宫门口磕头谢恩，这令乾隆更为恼火。没想到第二天黎明的时候，张廷玉又来到宫门与皇帝道别。乾隆一想，这肯定是有人泄露了消息，把自己的态度透露给了张廷玉。谁呢？就是张廷玉保荐的军机大臣汪由敦，因为这个事情只有傅恒、汪由敦两个人知道。这导致汪由敦又被处置。张廷玉晚年弄得非常糟糕，乾隆甚至公开斥责他，说你看看配享太庙的都是什么人，不是开国元勋就是战死沙场的，你算什么东西，你配吗？张廷玉赶紧写一个检讨，说我确实不配，于是乾隆就将他配享太庙的资格给撤了。
张廷玉最后死在了桐城老家。但是乾隆还是把他的牌位放进太庙了。因为乾隆要当孝子，雍正的旨意不能违背。乾隆就是不让张廷玉生前确定他能配享太庙，让他死得特别窝囊，特别难过。
张廷玉，汉人出身，能力特别强，但是只精通文秘工作，表面地位特别高，又是大学士又是配享太庙，但死前受尽了乾隆皇帝的公开羞辱。这就是一个汉族大臣在乾隆年间的悲催下场。那么乾隆真正欣赏的汉人大学士是谁呢？
注释
[1]张廷玉：《澄怀主人自订年谱》卷一。
[2]《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一四。
[3]《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八〇。
[4]参见《清史列传》卷十四。
刘统勋：清朝第一位身故即得谥“文正”的汉官
“文正”从宋朝开始就变成文臣的最高谥号，整个宋朝三百多年，得谥“文正”的仅有九人，著名的有司马光、范仲淹。清朝也只有八个人得到这个谥号，其中有康熙年间的汤斌，但他是死后很多年才被乾隆皇帝追谥，并不是死了以后立即就得到这个谥号。清朝身故即谥“文正”的，刘统勋是第一个。
刘统勋是山东诸城人，他们家到他已经是第三代进士了。他祖父在顺治年间考中进士。他父亲在康熙年间中进士，官至四川布政使。他本人是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的进士，选为庶吉士，进入翰林院，当编修。在明清两朝，如果想要进入内阁当上大学士，第一步必须是进士，否则基本没戏。清末的左宗棠是个例外，因为军功太显赫被赐进士出身，当上东阁大学士。后来刘统勋先后入值南书房、上书房。南书房在乾清宫院子的西南角，里面都是皇帝的亲随文学侍从，有时候也帮着撰写诏旨，等于是皇帝的亲信；上书房在南书房边上，是皇子们读书的地方。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刘统勋作为内阁学士进入内阁，跟着大学士嵇曾筠赴浙江学习海塘工程；次年授刑部侍郎，留在浙江，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还朝；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母亲去世，回去守孝。中国古代大臣父母去世，如果不是遇到万分紧急的军国大事，一定要在家服丧。丧期服满后，刘统勋回京，被任命为左都御史。
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刘统勋干了一件大事。当时乾隆最信任的人有两个，一个是领班军机大臣讷亲，另一个是三朝元老张廷玉，也是军机大臣。刘统勋就写了个奏折，公开地说：讷亲一个人管了这么多差事，皇帝对他特别宠幸，底下人都跟着他跑，拍他马屁，而且他作风特别强硬，“出一言而势在必行”，但由于语文水平有限，“定一稿而限逾积月”，奏折文稿经常不能及时完成，总之这个人是“任事过锐，处事过严，殆非怀谦集益、推贤让能之道”；而大学士张廷玉和他的姻亲姚氏“占仕籍者至数十人”，就是占据了很多官职，这不是什么好事，装水太满就容易倾覆，因此要求皇帝三年之内不允许姓张、姓姚的官员提升。这可了不得，丁忧后刚刚回京就任左都御史，就弹劾了当朝第一号和第二号人物，并且全是皇帝最信任的人，但是乾隆没有责怪他，反倒训斥讷亲，并在上谕中公开地说，如果讷亲、张廷玉真的是“擅作威福”，垄断朝政，权倾朝野，那刘统勋还敢弹劾他们吗？刘统勋今天上奏了，弹劾了，说明什么呢？说明讷亲、张廷玉还是受到他人的钳制的，不敢胡作非为，这是国家的祥瑞，是大好事。然后乾隆开始打圆场，说“大臣任大责重，原不能免人指摘。闻过则喜，古人所尚。若有几微芥蒂于胸臆间，则非大臣之度矣”。另外，张廷玉亲族甚多，当官的也确实很多，现在一经刘统勋给揭示出来，对张廷玉反倒有益，至于讷亲，也不要骄傲自满，如果职掌太多，分身乏术，可以减少一些，由自己来裁定。最后还将刘统勋的奏折宣示群臣，当作一个表彰。[1]乾隆既不责怪刘统勋，对讷亲、张廷玉又稍微加点警示训诫，但也没有真正处理二人，可见他平衡朝中不同力量的手段还是非常巧妙的。刘统勋能够公开弹劾当朝的两个一品大员，确实不容易，毕竟是后生可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