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纪晓岚升为礼部尚书，上了一个著名的奏章，说妇女如果遭遇强暴而反抗被杀了，朝廷要表彰。过去道学一般认为既然被玷污了，被强暴了，虽然抵抗被杀，朝廷也不应将其当作烈女来表彰。纪晓岚说这个毫无道理，人家已经抵抗了，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朝廷再不表彰就非常不合理。嘉庆十年（公元1805年），纪晓岚终于被任命为协办大学士，同年病逝。生前他还给自己写了副挽联，“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丛似蠹鱼”。写得还是蛮贴切的。纪晓岚还有一个非常朴素的人生观，因为他看书太多了，觉得天下的道理学问古人已经全部说了，所以自己没有必要再发表什么新见解了，所以他一辈子就写一些笔记小说、神怪故事。
注释
[1]《东华续录（乾隆朝）》，一百〇一卷。
[2]《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二五六。
刘墉：操办文字狱起家的大学士
和电视剧塑造的非常正面、幽默、轻松的形象不同，真实的刘墉可能出乎很多人意料。他本人宦海沉浮，几十年的仕途也是历经了波折，而且靠文字狱发迹，非常不光彩。
刘墉，字崇如，他有一个大名鼎鼎的父亲刘统勋。因此，刘墉拥有一个特权，即恩荫。他在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以恩荫举人的身份考中了进士。普通老百姓如果要考到进士的话，首先要考中秀才，这就很难了，然后是举人，就更难了，再接下来是考进士，可谓难上加难，都是万里挑一的人才。但是刘墉不一样，他有恩荫，不用先考秀才再考举人，他的起点就是举人，直接考进士。当然考得也相当不错，以他的才学，即使按照惯例一步一步考，也能考中进士，但毕竟由于恩荫，他的起点和别人就不一样。
刘墉的考试名次非常靠前，进入了翰林院，但是他的官场生涯并不是特别顺利，比他父亲差远了，与和珅、王杰这些人就更不用比了。他首先担任了知府，这就非常糟糕了。因为清朝的时候如果从翰林院下放到知府开始干起的话，那就很难再提升了，非常难。这就不如一直在中央待着，在皇帝身边，比如入值南书房之类的，就能很快升上去。他的开局很不好，当了山西太原府知府。按理说这个还不错，起码是个省会。但很不幸，他由于下属贪污受贿，被以失察罪革职。当时刑部给出的初审结果是判处死刑。清朝有个特点，大臣犯罪后三法司会审给出的结果都是很严重的，动不动就是死刑，皇帝则可以从宽赦免。当然如果皇帝本来就瞧你不顺眼，就可能直接处死了，如果皇帝不想杀你，哪怕是判了斩监候，过几年也能翻身洗白。乾隆说，刘墉是大臣之子，如果查实跟底下那些贪官污吏有“馈送情事”，那就罪不容诛。皇帝话说得很严厉，但留有转圜的余地，最后也是从轻发落，发往军台效力。这是刘墉在乾隆三十一年（公元1766年）栽的一个大跟头。其实在此之前还有一次，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征准噶尔的时候，他父亲刘统勋因为逃跑被处置，他也被抓起来了。后面乾隆又赦免了刘统勋，他也被释放，重新回到翰林院当编修。总的来说，刘墉的宦海其实不是太成功，乾隆十六年中的进士，十五年后还是个知府，基本上想入阁成为大学士那是无望了，但没想到他活得很久，连乾隆都给熬死了。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那时候刘统勋已经去世了，乾隆非常怀念他，就想到他的儿子刘墉。乾隆说刘墉“学问尚优，人亦似有出息”，就让他“服阕来京，着以内阁学士用，遇缺即补”。这就非常厉害，当了内阁学士，只要有缺了立马就补上。这在清朝是非常难得的，因为当时人多缺少，可能三四十人就等着一个位置，而刘墉相当于有了优先权了。乾隆让他在南书房行走，后来又任命他为江苏学政。学政在清朝不算是正式官职，相当于皇帝的钦差，以内阁学士的身份兼任江苏学政，管理江苏科举的事情。
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刘墉来到江苏金坛，有一个叫殷宝山的人给他送了一篇诗文。乾隆年间文字狱兴盛，刘墉政治敏感度高，觉得这诗文有问题，有怀念明朝的句子，立马揭发。起初要判殷宝山死罪，后来乾隆开恩，把他流放到东北去了。非常巧的是，就在同一个月，江苏东台有一个监生蔡嘉树，唆使如皋民人童志璘（蔡嘉树家的总管）向刘墉告发东台举人徐述夔。当时徐述夔已经去世多年，生前是个蛮有名的诗人，在他的诗集中，有两句诗，“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什么叫“大明天子”，是明朝皇帝吗？“壶儿”，是骂满洲胡人吗？“明朝”本来是指明天，诗中说像公鸡一样振翅，飞到都城，是寓意科举成功的意思。但这个看你怎么解释了，如果深文周纳，把“明朝”理解为明代，“一举去清都”，还要一举打到清朝的都城，那就严重了。所以文字狱这个东西就是罗织罪名，胡乱附会。乾隆一看，可能当时心情也不好，非常生气，要求严厉查处。
蔡嘉树为什么要告徐述夔呢？因为他和徐家有田地纠纷。起初他们家将一处田地以两千两卖给徐家，因为里边有祖坟，过了几年想要赎回。按理说，赎回的话要么原价，要么加点价。以前是两千两，现在他却只肯用八百两赎回，徐述夔两个孙子当然不乐意，就闹纠纷了。最后蔡嘉树气急败坏，告发徐述夔有反动言论，从县里一直告到江苏巡抚，都没人理他。为什么呢？因为一来大家很清楚，土地闹纠纷，你很明显没有理，所以想要用文字狱整人；二来徐述夔都死了好多年了，那些个诗都是几十年前写的，这文字狱一旦兴起，追究起来的话有失察之罪，所以大家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要折腾。但是没想到刘墉非常警觉，马上把这个事情报告给乾隆。这个奏折现在还保留在《清代文字狱档案》中：“臣在金坛办理试务，有如皋民人童志璘投递呈词，缴出徐述夔诗一本，沈德潜所撰徐述夔传一本，并称徐述夔已故，既见此书恐有应究之语，是以呈出等情。臣查童志璘是否挟嫌，有无教唆之处，应行地方官究问。其徐述夔诗语多愤激，而沈德潜所作传内有伊弟妄罹大辟之语，或者因愤生逆，亦未可定。其所著述如有悖逆，即当严办；如无逆迹，亦当核销，以免惑坏人心风俗。”此案最后判徐述夔“锉碎其尸，枭首示众”，两个孙子也被斩首。
整个案件就是刘墉一个人揭发的，这是乾隆皇帝自己说的。他指责江苏的地方官员思想迟钝，让这些反动诗文，包括沈德潜的反动传记，流传了几十年，没人管，若非刘墉据实奏报，就成漏网之鱼了，所以功劳最大的就是刘墉。这是乾隆朝非常有名的一个文字狱，刘墉在当中立了首功。乾隆开始信任他。两年后，他被任命为湖南巡抚。刘墉在任内倒还政简刑清。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担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后又到了南书房，管理国子监事。在左都御史任上，因为与和珅等人查办山东巡抚国泰贪污及纵容下属一案有功，被授予工部尚书职务，充任上书房总师傅。乾隆四十八年（公元1783年）署直隶总督，两年后被授职协办大学士。但是没想到，乾隆五十四年（公元1789年），因“诸皇子师傅久不入书房”被降为侍郎衔。本来他作为协办大学士都已经入阁了，离大学士也就一步之遥，没想到又被降职为侍郎，所以他的仕途非常不顺。一直到乾隆五十六年（公元1791年）才又被任命为礼部尚书，署吏部尚书，不久实授。
为什么他经常不去上书房呢？为什么会有懈怠呢？这可能跟乾隆五十二年（公元1787年）刘墉的一次挫折有关。清朝内阁有协办大学士、大学士，大学士出缺的话一般都让协办大学士补授。当时刘墉任协办大学士已经很多年了，他听闻大学士嵇璜、曹文埴有告老回乡的想法，但不被皇帝应允，可能他想让这两个人赶紧退休，好让自己补缺，于是就在里面传话，把乾隆讨论这个事情的一些话给泄露了出去。乾隆知道了以后，就说“似此言语不谨，此时岂可即以刘墉实授，以遂其躁进之私耶”[1]。意思是像你这样不谨言慎行的人，我怎么可能让你补缺升任大学士呢？最后乾隆让他非常喜欢的陕西籍状元王杰担任大学士，而且没有经过协办大学士这一级，直接破格晋升。这件事可能让刘墉受到相当大的打击，对于上书房的事就有点懈怠了，被乾隆降为侍郎，来回打击，非常惨。到乾隆晚年的时候，刘墉就有点不思进取了。有一次，乾隆召见新选知府戴世仪，他感觉这个人稀里糊涂的，不胜任，就问刘墉的意见。刘墉心不在焉，说“也好”，惹得乾隆大为恼火。
刘墉几次被乾隆打下去，早年的时候还差点被杀头，就有点不想干了。但是没想到他活的时间非常长，身体特别好，比他爹好多了。礼亲王昭梿也见过刘墉，说他“年八十余，轻健如故，双眸炯然，寒光射人”。到了嘉庆年间，刘墉终于当上大学士，八十五岁去世。
这就是刘墉的一辈子。电视上的刘墉非常正直、善良、幽默，与和珅进行激烈的斗争，其实不是这样。他私心非常重，还是一个操办文字狱案的黑手，用别人的脑袋换来自己的顶子，不过他的仕途也不顺畅。
注释
[1]《清史列传》卷二十六。
董诰：任职最久的军机大臣
从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开始，军机处变成了清朝最重要的中枢机关。在康熙朝的时候，内阁和南书房掌握了真正的决策权。内阁大学士在清朝号称“相国”或“丞相”。虽然乾隆皇帝很反感这个称呼并且认为大学士只是我的秘书，但实际上大家还是普遍地称大学士为“相国”。其实，如果大学士不挂军机大臣的职衔，不入军机处的话，就不是真宰相，仅仅是一个荣誉，只能处理一些日常的行政事务，而由中枢决策的那种军国大事，尤其是机密的事，是不入内阁的。因此，从雍正朝开始，军机大臣变成了清朝最重要的一个职位，以前还有议政王大臣，但逐渐被康熙、雍正、乾隆三个皇帝给边缘化了，最后乾隆索性取消了议政王大臣，军机处越来越重要。
那么在清朝任职时间最长的军机大臣是谁呢？他就是浙江富阳人董诰。
董诰当了四十年的军机大臣，又当了二十三年的大学士。他的军机大臣任期是整个清朝两百多年内最久的，大学士的任期也排在前几位。他前后跨越了乾隆和嘉庆两朝，这就更不容易了。因为不同的皇帝，尤其是乾隆、嘉庆父子，他们的个性、爱好很不一样。乾隆特别跋扈、嚣张、高傲，嘉庆则非常谦和，待人很有礼貌，总的来说是一个温和的人。父子俩反差非常大，能够让他们同时欣赏，是很难得的。
董诰的父亲是尚书董邦达。他的仕途可谓一帆风顺，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3年）中了进士，年仅二十三岁，很年轻，殿试的时候排在一甲第三。乾隆看到以后，觉得他是大臣的儿子，如果进了一甲，传出去不太好听，就改为二甲第一，叫传胪，相当于第四名，也不错，马上即可成为翰林院庶吉士。他有一个特长，善于画画，他父亲就是著名的画家，算是家传。乾隆也很喜欢书画，虽然我们都嘲笑他是“盖章狂魔”，在流传下来的唐宋字画上盖满了他的章。一般认为乾隆的艺术水平不如宋徽宗，但也不能说很低劣，他对保护中国的书画还是有很大的贡献的，形成了系统性的内府藏书画传统。因此，乾隆很欣赏董诰，认为他文笔又好，又会画画，二人有共同语言，经常一起鉴定书画，关键是董诰工作勤勤恳恳，特别认真、谨慎、小心。乾隆就让他入值南书房，成为文学侍从。他后来又升为内阁学士，正式进入大员行列了；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提升为工部侍郎，充任《四库全书》副总裁官；乾隆四十四年（公元1779年）为军机大臣，一干就是四十年，非常了不得；乾隆五十二年（公元1787年）加太子少保，升为户部尚书。他又由于在平定台湾、廓尔喀的过程中赞画有功，两次图形于紫光阁。
到了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突然出了一件事。当时大学士出缺，需要挑选人补缺，这件事拖了好几个月，因为乾隆是太上皇，真正的大权还在他手中，嘉庆皇帝说的不算。符合条件的有三个人，分别是刘墉、纪昀和彭元瑞，而且刘墉已经是协办大学士了，不出意外的话肯定就是他补缺。但是乾隆对这三个人都不满意。他认为刘墉不肯实心做事，办事非常潦草马虎，不能让他当这个大学士。彭元瑞这个人约束自己很糟糕，已经被处理过好几次，也不行。那么只剩下纪晓岚了，读书多，文笔也很好，但乾隆说，纪晓岚读书多却不明理，就是一个书呆子，无法任事。最后，乾隆就提出，董诰在军机处行走很多年了，在懋勤殿做事也一直勤勤恳恳，就破格提拔他为大学士。另一个大学士给了王杰，但王杰因为腿疾很久都没有入值军机处。乾隆还自吹自擂，说“朕于用人行政，悉秉大公，考绩程材，无不权衡至当”[1]，意思是我有识人之明，人事安排都是大公无私的，特别能平衡恰当。而且还公开在上谕中斥责刘墉、彭元瑞、纪晓岚做事稀里糊涂，应该感到惭愧，要自我反省，让董诰与这三个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可想而知，乾隆皇帝对董诰是多么宠幸。
不仅如此，乾隆去世之后，没想到嘉庆对董诰更加宠幸。礼亲王昭梿在《啸亭杂录续录》中记载：“本朝宰辅罕有真加三公者，惟马文穆、年大将军、鄂文端、张文和、傅文忠五人及身加太保衔，至真为太傅者，惟董文恭一人而已。”清朝的三公是最高的荣誉称号，第一个是太师，第二个是太傅，第三个是太保，很难得到。昭梿认为整个清朝只有马齐、年羹尧、鄂尔泰、张廷玉、傅恒五个人生前加了太保衔，连太傅都不是，太师就更不是了。真正加太傅衔的只有董诰。其实这个说法是错误的，虽然昭梿是当时人，又是礼亲王，甚至还认识董诰，但他还是犯了一个错误。董诰也是生前加太保衔，死后才被追赠的太傅。这提醒我们，对于回忆录要保持足够的警惕，因为回忆录有一个系统性的偏差，有个通病，就是喜欢吹嘘，隐恶扬善，只说好话不说坏话，这导致很多回忆录的说法是不可信的。当然，有些则是无心之过，即使是当事人也可能会犯错误。清朝生前加三公的真实名单是这样的：“谨考本朝满汉大臣生前以太傅加衔者，如金文通之俊、洪文襄承畴、范文肃文程、鄂文端尔泰、曹文正振镛、长文襄龄，不过六人，余如马文穆齐、佟端纯国维、佟忠勇国纲、奉文勤宽、谢清义升、杨敏壮捷、顾文端八代、王文恭顼龄、张文端英、朱文端轼、钱文端陈群、蔡文恭新、董文恭诰，皆由身后赠太傅衔，其由太子太保越赠太傅者，则惟刘文正统勋一人。”[2]
董诰为什么能受两朝皇帝器重与宠幸？他有个非常大的特点，为人特别谦虚，不得罪人。甚至他的家奴偷了他的朝珠也毫不介意，找回来后也只是训斥一顿，还说你干出这样的事，如果把你撵走，你以后怎么生活？家奴感激涕零，在董诰死后还去身殉。
乾隆皇帝退位以后，形成父子两个皇帝的局面，董诰夹在两个人中间，很难做事。比如，有一次嘉庆想把他师傅朱珪从两广总督任上调到内阁做大学士，还写诗寄贺。和珅就到乾隆面前挑拨，说太上皇你看皇上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想卖个好处给自己的师傅？乾隆一听脸色大变，说朱珪调入内阁是我同意的，你居然写诗寄贺，难道要朱珪感激你在我面前说了好话吗？由此可以看出，父子皇帝同朝是一个特别别扭的事情，嘉庆提拔了自己老师，写一首诗寄贺，有什么不行！这样还被和珅挑拨，所以和珅以后被杀也是活该。乾隆心里很生气，就问董诰，你在军机处、刑部很久了，这件事从法律上、从制度上该怎么办？这是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啊，如果说错一句话，不是得罪乾隆，就是开罪嘉庆。董诰叩头说了一句“圣主无过言”。什么意思？皇帝不会说错误的话。乾隆沉默良久，思考这句话，然后说你确实是大臣，以后要好好地辅佐我的儿子嘉庆皇帝。最后降旨，朱珪不用入京了，还是留任两广总督。乾隆的心眼特别小，本来朱珪就要入阁做协办大学士了，下一步就是大学士，但就是因为嘉庆的贺诗坏了事。不仅如此，后来朱珪还被降职为安徽巡抚。当时在场的人吓得脸色都变了，因为这是乾隆父子之间的一种激烈的政治斗争，都为董诰捏把汗，但董诰从容应对，还把这个圣旨给写了，让朱珪不要进京。董诰游走于乾隆父子之间确实小心谨慎，这和他特别谦和的个性有很大关系。
嘉庆二年（公元1797年），董诰母亲去世，皇帝特赐陀罗经被，还派御前侍卫、额驸丰绅殷德去祭奠。董诰回乡守孝后，乾隆特别想念他，每次见到大臣就问董诰什么时候回来。等到董诰母亲下葬之后，乾隆就说你赶紧回来，现在有军务，要夺情，不要在乡守孝三年了。董诰回京后，和珅为了争宠，没有将此事告诉乾隆。直到有一次乾隆驾出宫门，发现董诰跪在路边谢恩，乾隆很开心，说你已经到了，怎么我不知道啊，于是命董诰暂时署理刑部尚书，穿着丧服工作，但朝中的庆典就不用参加了，等于是让董诰忠孝两全了。和珅伏诛后，董诰又进入军机处，被授文华殿大学士职位，掌管刑部。嘉庆十四年（公元1809年），担任上书房总师傅，三年后进为太保。
嘉庆十八年（公元1813年），天理教教徒攻入紫禁城，后被平定。很多人主张将那些天理教的教徒全部抓起来，杀掉或流放。董诰就说，不要这样，烧香祈福是无知百姓的一种常态，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那些真正造反的要追究，但这些信教的人就算了吧。嘉庆也听从了他的意见。可见董诰是非常宽厚的。他在军机处四十年，见到所有人都和颜悦色，礼貌周到，甚至对儿童都非常好。他丁忧回家乡富阳的时候，村子里的小孩子不懂事，就大叫董诰来了。古代人是不能随便称呼名字的，而且那时候董诰年纪也很大了，这样叫也不礼貌。董诰也不生气，对小孩子说，我的名字只有父母、皇帝和我的老师可以叫，我们都是亲戚，以后你叫我老表兄就可以了。
天理教教徒闯入宫的时候，有人写了一副对联，“庸庸碌碌曹丞相，哭哭啼啼董太师”，因为发生这种宫变，大家都很害怕，很多人都吓哭了，董诰当时正好是太子太师，不就变成对联里的“董太师”了吗？这个形象是很糟糕的，非常犯忌讳，因为东汉末年谋反的董卓就被人叫作“董太师”。董诰就笑着自嘲，我的姓也太不好了，其原话是“贱姓不佳之至”，气度非常大。
嘉庆二十年（公元1815年），董诰因病请假，但皇帝不许，还让他管理兵部、刑部。他直到嘉庆二十三年（公元1818年）才正式退休，这年十月去世，被赠太傅，谥号“文恭”。嘉庆皇帝亲自去祭奠，还写诗[3]称赞他，说董诰和父亲董邦达历事三朝，家里边没增加一亩的土地，没造任何的新屋子，非常清廉，并且命人将这首诗刻在他的墓前，以为表彰。
注释
[1]《清仁宗睿皇帝实录》卷一。
[2]［清］梁章钜：《浪迹丛谈》。
[3]嘉庆皇帝祭董诰诗：“世笃忠贞清节坚，先皇恩眷倍寅虔。骑箕仙苑九秋杪，染翰枢廷四十年。只有文章传子侄，绝无货币置庄田。亲临邸第椒浆奠，哀挽荩臣考泽宣。”
朱珪：嘉庆皇帝精神上的慈父
朱珪这个人不为大众所知，因为他没什么奇闻逸事，也不怎么出现在各种通俗作品中，但他确实是嘉庆皇帝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人。
前文讲过，乾隆皇帝是非常高傲自大的一个人，他生命中比较在乎的人一个是他祖父康熙皇帝，一个是他的结发妻子富察皇后。他总觉得其他人差得太远，瞧不上。因此他做事雷厉风行，特别严厉：杀大臣眼都不眨，最宠幸的讷亲说砍就砍了；张廷玉七八十岁了，也被他不断地羞辱，勒令其检讨够不够资格配享太庙。乾隆对自己的儿子也非常严苛，与嘉庆的感情也并不亲密，因为他对嘉庆也有点瞧不上，他是没有什么选择了，最后无奈才把皇位传给嘉庆的。乾隆本来心心念念想把皇位传给富察皇后生的两个嫡子，但他们都不幸夭折，这才让才能平庸的庶子成为继承人。那种严父般的高压让嘉庆缺少父爱，这是毫无疑问的。嘉庆快四十岁时才成为储君，虽然乾隆晚年的时候大家都看得出来继承人肯定就是他了，但官方一直没有宣布。而且嘉庆一直住在紫禁城中，乾隆不让他在北京有单独的院子，他整天和严厉的父亲住在一个屋檐下，你想想是什么感觉。同样是四十多岁继位，但雍正很早就独立门户了，自己在雍亲王府住着，日子过得挺好，很自由。宫中唯一让嘉庆感到亲近的，就是他的师傅朱珪，师生两人的感情很深厚。
朱珪，字石君，顺天大兴人，祖籍浙江萧山，因父亲朱文炳做官而迁到顺天府。朱珪和他兄长朱筠都是神童，一家出了两个天才。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他参加顺天府乡试，主考官是阿桂的父亲阿克敦。阿克敦是通过科举入仕的旗人，对朱珪很欣赏，说他年纪虽然很小，但魄力很大，很像自己的老师李光地。刘统勋也把他招到自己家，让他与刘墉相识。当时朱珪题了一首诗，其中有一句“东龙西龙斗赤日，白髯老蛟碎玉斗”，让刘统勋十分赞赏。刘统勋认为他的文采很好，没有问题，若还能留心实务，将来必成伟人。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朱珪考中进士，虚岁才十八，然后进入翰林院当了编修。刘统勋把他推荐给乾隆皇帝，说北直隶这个地方的人比较粗鲁，没有什么文化，现在朱珪兄弟、纪晓岚、翁方纲这些学问渊博的人都出自北方，是因为我们躬逢盛世，所以才扬眉吐气。乾隆非常不以为然，他说纪晓岚、翁方纲都是普通的文士，但是朱珪不仅文笔很好，而且品行很端正。乾隆对他评价非常高。
乾隆三十二年（公元1767年），朱珪升任湖北按察使，然后被调到山西当布政使，署理山西巡抚，成为一方大员。但是朱珪被按察使弹劾，说他就是个书呆子，整天喜欢读书，行政事务处理得不好。乾隆说那就算了，不要让他当山西巡抚了，就回京当侍讲学士，入值上书房，做嘉庆的老师。不久，朱珪被外放福建学政，临行前，他告诉嘉庆十个字，说这十个字你一定要记牢。这十个字是：养心，敬身，勤业，虚己，致诚。乾隆非常严厉、苛刻，他对嘉庆也不怎么满意，让嘉庆待在紫禁城里，就是为了观察他，看他有没有犯错，一旦犯错，可能就会废了他这个太子。所以朱珪让嘉庆陶冶身心，养好身体，严格自律，待人要谦虚和蔼，另外要讲诚信，对乾隆这样英明的人一定不能欺骗，乾隆是最痛恨别人欺骗的。嘉庆做得很好，一直牢记朱珪的叮嘱。乾隆去世以后，他自己亲政了，还让人将这十个字刻下来当作自己的座右铭。
乾隆五十一年（公元1786年），朱珪被提拔为礼部侍郎，主持江南乡试，然后外放浙江学政。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朱珪主持会试，然后被任命为安徽巡抚。当时安徽北部遭遇水灾，他带着几个仆人，和村民同舟共渡，考察灾情，指挥救灾，最后没有出现一个流民，善后工作做得特别好，是个做事极其认真的人。各地巡抚每年都要把死刑案上报皇帝勾决，朱珪是个比较宽厚的人，就觉得不要这么严厉，对人犯的死罪能免则免。对此，乾隆训斥道：“朱珪本系书生，尤好为此迂阔多活人积阴德之见，遇事从宽，所谓妇寺之仁，实属非是。”[1]乾隆认为他就是个书呆子，遇事一味从宽处理，是妇人之仁，这是不对的。最后将朱珪交部议处。
马戛尔尼访华的时候，带了大量的礼物送给乾隆。其中有很多哔叽褂料，因为英国纺织业非常发达，布料很好。乾隆就将这些东西赏赐给他喜欢的大臣，接到赏赐的大臣要谢恩。有个人叫蒋兆奎，他在谢恩的折子里只提到了乾隆赏赐给他布料，但没有说这个布料是英吉利国王送来的贡品。这让乾隆非常恼火。乾隆把他训斥了一通，说你这个人稀里糊涂的，连这个是贡品都不知道，果然是从州县官升上来的，文理荒疏，肯定是让什么庸劣幕友代笔写的，还是朱珪学问更好，措辞比你蒋兆奎强太多，非常得体。乾隆平时喜欢炫耀自己的学术造诣多么深厚，他看四书五经经常会有一些自己的解释，还会刊刻成书，赏赐给大臣，让大家一同品鉴。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朱珪就写了一篇《御制说经古文》读后感，吹捧乾隆这本书写得如何好。“刊千古相承之误，宣群经未传之蕴；断千秋未定之案，开诸儒未解之惑。”简直把乾隆吹捧到天上去了，可见朱珪其实也不是情商低的书呆子。乾隆倒是有自知之明，说你这个吹捧有些过头了，我怎么可能完全超过历代那些大儒呢？！不过，你说我敬天法祖、勤政爱民，这些事情倒没有说错，我确实是这样优秀的一个君主。乾隆对朱珪的吹捧很是受用，还把自己用的笔墨赏赐给了他。
乾隆五十九年（公元1794年），朱珪被提拔为代理两广总督。这是很罕见的，清朝的两广总督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时广州是唯一合法的外贸港口，很富庶，这个肥差一般都是满洲人担任，掌管着皇帝的钱袋子，号称“天子南库”。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朱珪正式升为两广总督，兼广东巡抚。
乾隆皇帝一死，嘉庆就迫不及待地让朱珪回京。朱珪到北京的时候，还处在乾隆皇帝的丧礼期间，嘉庆见到朱珪就抓住他的手，放声痛哭。一个四十多岁才当皇帝的人，在老师面前大哭，其内心肯定是非常孤寂，非常胆战心惊的。所以乾隆皇帝刚死没几天，他立马就把和珅给抓了，抓了以后迅速处死，就是要一吐心中的郁闷之气。朱珪就是他的亲人，是整个朝廷中他唯一可以信任的人。嘉庆让朱珪入值南书房，管理户部三库，还把他的房子赐在西华门外，方便他随时入宫。两个人经常单独关在一个屋子里面谈话。
嘉庆皇帝执政初期以施仁政著称，就是受到朱珪的影响。朱珪还有一个很大的德政，就是让文字狱销声匿迹。清朝文字狱从康熙初年庄廷龙案开始，愈演愈烈，到乾隆年间达到高峰。朱珪对嘉庆说，用诗文诋毁我们大清朝，就像狗在乱叫一样，作为皇帝，大公无私，何所不容？他们若是骂你，你就当作是疯狗在乱叫，不要管了，如果严加禁止的话，反而有利于这些反动诗文的传播。嘉庆一听，觉得很有道理，从此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文字狱了。
朱珪操守非常好，为官多年，从不贪污受贿，家里十分清贫。有一次他去同僚裘曰修家做客，穿着一身棉袍。裘曰修说你怎么穷成这样啊？要赠给他一件皮貂裘。朱珪坚持不收，他说你是我好朋友，你对我特别好，我非常感动，但是朱某平生从来没干过这种收礼的事，而且皮貂裘对我来说太过奢华，仅仅是为了御寒的话，棉袍就足够了；你看北京城里还有很多人快要冻死在路边，你不如将皮貂裘卖掉换成钱救济这些人。天理教教徒攻入紫禁城被镇压后，抓了一百多个人，全部在菜市口砍头。朱珪劝嘉庆，虽然这些人谋反，该死，但毕竟也是一百多条人命，还是建个坛给他们超度一下吧。可见，他是一个非常讲究德政、仁政的人，嘉庆被称为仁宗，其施政风格就是受到朱珪的影响。
朱珪去世后，谥号“文正”，这是极高的殊荣。嘉庆亲自去他家吊唁，到了门口，碰到了跟乾隆吊唁刘统勋的时候同样的问题，门太小，轿子进不去。嘉庆和乾隆的处理方式就很不一样，乾隆是让人把轿盖去掉，抬着进去，而嘉庆则是落轿，步行进去。刚走到门口嘉庆就放声痛哭，而乾隆是回到紫禁城乾清门外才痛哭流涕。
清朝皇帝大权独揽，高高在上，跟臣下的关系是泾渭分明的，所以很少有皇帝去给大臣上坟的，乾隆也只给礼亲王代善上过一次坟，这还是因为他是皇太极的哥哥，是长辈，而且死了一百多年了。但嘉庆就亲自跑到朱珪的墓前去祭扫，这是极其罕见的。嘉庆还曾在给山东学政黄勤敏的朱批中写道：“朱锡爵才胜于德，汝应念石君师傅之旧恩，时加训诫，毋忽。”[2]嘉庆让黄勤敏感念朱珪对他的知遇之恩，好好照顾朱珪的侄子朱锡爵。嘉庆称朱珪不直呼其名，而是称表字石君，表示尊重。而且他还在石君两字之前空一格，这是中国古代公文一个很重要的格式，即碰到天、祖，或者讲到自己先辈，提到皇帝的时候，前面都要空一格，表示对天地祖宗皇帝的尊重。嘉庆居然在石君两个字前面空一格，完全把朱珪当作自己的师长，当作自己的长辈了。
注释
[1]《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九三六。
[2]［清］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卷十六。
曹振镛：多磕头少说话的文正公
清朝第四个谥号为“文正”的人叫曹振镛，虽然皇帝给他上了“文正”的谥号，但这个人一点都不正。他为官多年，历经乾隆、嘉庆、道光三朝，最大的原则就是“多磕头、少说话”。张廷玉也说过，讲一万句话，虽然都非常恰当，还不如一句话不讲。
“文正”这个谥号为什么在清朝非常特殊呢？因为一般大臣去世后，谥号都是由内阁给拟好，让皇帝圈定的，但只有“文正”是皇帝本人亲赐，只有他有这个权力。
曹振镛是安徽歙县人，他的父亲曹文埴乾隆年间当过顺天府尹，和刘墉还打过官司，就是吴雅氏被殴打致死的那个案子，刘墉还因为糊涂办案被乾隆训斥。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曹振镛考中进士，被选为庶吉士，进入翰林院。曹振镛进入翰林院以后，就开始沿着汉大臣最顺利的那条路径往上走，先后任内阁学士、侍郎、尚书，嘉庆十八年（公元1813年）当上协办大学士，不久又官拜体仁阁大学士。嘉庆去世，道光皇帝即位，由于遗诏的问题，引出了乾隆皇帝到底出生在避暑山庄还是出生在雍和宫的争论风波。道光趁机罢免了几个军机大臣，曹振镛由此补入军机处，一干就是十四年，而且是领班军机大臣。曹振镛是汉人领班军机大臣中在位时间最长的，超过了第一个汉人领班军机大臣刘统勋。
道光元年（公元1821年），曹振镛晋为武英殿大学士。道光八年（公元1828年）平定新疆张格尔之乱，因功图形于紫光阁，还晋为太傅，三公之一。这是非常难得的，要知道被嘉庆皇帝当作精神慈父的朱珪都没有在生前晋为太傅。整个清朝，满汉大臣生前就得到太傅称号的只有六个人，先有金之俊、洪承畴、范文程（开国之初的时候，这种公爵名号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得），接着是鄂尔泰、曹振镛、长龄。这是极难得到的一种荣耀，连曾国藩生前都没有得到太傅，都是死后追赠的。
曹振镛和道光皇帝的意见特别投合，实际上他就是附和道光，皇帝的一切意见他都认为是好的，极少反对。八十岁的时候，年纪很大了，他被特别允许在紫禁城内乘坐车轿以示优待，寿辰的时候还获赐御制诗章、御书扁联福寿字以及珍玩文绮。道光十五年（公元1835年），曹振镛去世，享年八十一岁。道光皇帝非常哀痛，专门下了一道上谕，总结曹振镛光辉的一生，称赞他“学问渊博，献替精醇，公正慎勤，老成持重”，担任领班军机大臣十四年来“一德一心，深资启沃，丝纶首掌，巨细毕周，夙夜在公，始终如一”，“服官五十余年，历事三朝”，是朝廷的股肱之臣。道光甚至还要亲自去吊唁，最后被大臣劝阻，改派自己的弟弟去了。[1]然后又下诏，“前大学士刘统勋、朱珪，于乾隆、嘉庆中蒙皇祖、皇考鉴其品节，赐谥文正。曹振镛实心任事，外貌讷然，而献替不避嫌怨，朕深倚赖而人不知。揆诸谥法，足以当‘正’字而无愧。其予谥文正”。[2]
曹振镛死后得到的评价相当之高，但他一生没做过任何地方官，尽管在宫中当了十四年的首席军机大臣，工作却基本都是编纂书籍，充任总裁官。那么道光皇帝为什么这么信任他呢？朱克敬在《瞑庵二识》中记载：“曹文正公晚年，恩遇益隆，身名俱泰。门生某请其故，曹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
我们看道光的画像，瘦得跟干柴一样，身体不太好，体力也不济，年纪也大了，但是日常公务很多，尤其是奏折，必须亲自批，否则下面无法执行。曹振镛就对道光皇帝说，我们现在天下太平，根本就没什么事，都是一些大臣为了沽名钓誉，整天危言耸听，但你又不能把这些人都抓起来，拒绝纳谏那是昏君才做的事情，怎么办呢？曹振镛就给皇帝出了一个主意说，你不用多看，一封奏折动不动两三千字，年纪大了，头晕眼花，看不清楚，但又不能不批，那你就专门看他奏折里边有没有错别字，有没有不妥的地方，有的话就盯着这些批驳他，痛骂他一点也不认真，严加处置。这样的话，大臣就会很害怕，以为你明察秋毫。结果导致朝中没人敢说真话。道光去世后，咸丰皇帝刚继位，就发生了太平天国起义。起初也没人敢汇报，都说只是个小土寇，等过了几个月闹大了，实在按不住了，消息才传过来，才重视起来，就已经迟了。
曹振镛其实开了一个欺上瞒下、吹牛拍马的坏风气，而且他心眼特别小。蒋襄平以直隶总督召值军机处，皇帝对他很赏识，曹振镛就很生气。有一次皇帝问，两江总督很重要，应该让谁去当呢？曹振镛说那彦成可以，那彦成是阿桂的孙子。马上皇帝又问，西口正多事，应该派什么人去呢？曹振镛不说话，过了一会儿，道光就指着蒋襄平说，你久历封疆，这个差使非你莫属了。蒋襄平后来对别人说，“曹之智巧，含意不申，而出自上旨，当面排挤，真可畏也”。意思是说，曹振镛这个人真是狡猾，当面排挤你，还让你无话可说，因为他借力打力。阮元也不被曹振镛所喜，有一次皇帝说起阮元，说他当督抚已经三十年了，年纪轻轻就是二品大员，速度真是快啊。曹振镛就说，那是因为他学问很好。道光很奇怪，你怎么知道他学问好啊？曹回答说，阮元在云贵总督任内日日刻书谈文。皇帝一想，这是怎么回事？总督这么重要的位置，你竟然像个书生一样整天玩弄诗词歌赋，于是迅速将阮元撤职。曹振镛心眼小，但是做得特别巧妙，他拿捏得非常精准，利用皇帝的力量，把潜在的政敌都给压制住，这个就很厉害。
道光继位后写过一道声色货利谕，提倡节俭，所以他执政期间像个叫花子一样，裤子膝盖破了，还弄个补丁，大家都效仿皇帝这么节俭，也弄许多的补丁在衣服上。有一次曹振镛的衣服补丁被道光发现了，他说你也打补丁了，花多少钱？曹振镛回答说花银子三钱。道光很惊讶，外边的物价怎么这么便宜，我这个补丁花了足足五两。这就是明显给人骗了，因为皇帝他本人也不去买东西，根本就不知道真实的行情。还有一次，道光问曹振镛说，你吃鸡蛋需要多少钱？曹振镛回答说我患有一种疾病，不吃鸡蛋，所以不清楚鸡蛋的价格。他为什么不敢实话实说呢？怕得罪内务府，也怕皇帝知道真相后会感到痛苦。可见，曹振镛确实非常狡猾，非常善于揣摩道光皇帝的心思，投其所好。
科举制度是中国一千多年以来最重要的人事制度，虽然明清八股取士已有点流于形式了，但到了道光年间流于形式才真正达到了极点。曹振镛曾多次主持科举考试，他的录用原则是你的试卷中千万不能出现违背天朝祖制的话。他喜欢看文章的细枝末节，导致真正有才华有创见的人都没法录取。由于道光喜欢楷书，当时的殿试专尚楷法，不问策论之优劣，甚至有抄袭前一科鼎甲策仍列鼎甲者，结果导致末学滥进，豪杰灰心。[3]
总之，在曹振镛的“带领”下，大臣们都变成了多磕头少说话的庸碌之辈，上的奏章都是语多吉祥，凶灾不敢言及，他成为整个道光年间官场风气败坏的罪魁祸首。他去世以后，继任的穆彰阿也是这样的人，“在位二十年，亦爱才，亦不大贪，唯性巧佞，以欺罔蒙蔽为务”[4]。所以说，曹振镛这样一个庸碌无为、老于世故的官僚，居然也被赠“文正”，简直就是对刘统勋这些人的侮辱，我觉得这也是乾隆与道光祖孙之间的一个差异。道光虽然有可能是乾隆默许隔代指定继位的，年轻的时候还打死过几个闯入宫中的天理教教徒，但中年以后竟变得庸碌无为，表面勤俭节约，实际花的钱更多，成了很荒唐的一个皇帝。他选择继承人，选择了一个貌似老实可靠、听话孝顺的咸丰，把锐气逼人、才气横溢的奕压下，但又觉得对不起他，遗诏中又将其封为亲王，将兄弟俩的矛盾直接大白于天下。兄弟一直不和，也导致了以后的祺祥政变。正所谓君臣相得益彰，有什么样的君才有什么样的臣。
注释
[1]《清宣宗成皇帝实录》卷二六二。
[2]《清史稿》卷三百六十三，列传一百五十。
[3]参见［清］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卷十一。
[4]汪士铎：《汪悔翁乙丙日记》。
穆彰阿：亦爱才，亦不大贪，唯性巧佞的权臣
穆彰阿是道光后期的权臣。
穆彰阿，郭佳氏，满洲镶蓝旗人。他们家以前是汉人，后来入旗满洲化了。嘉庆十年（公元1805年）考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但是他在嘉庆年间总的来说仕途并不太顺，一直就做侍郎，做了十五年，直到道光初年才担任内务府大臣，提拔为左都御史，然后担任理藩院尚书，前后两次任命为署理漕运总督，后又提拔为工部尚书。道光七年（公元1827年），进入军机处，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第二年，他就正式成为军机大臣，又入值南书房，并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历任兵部、户部尚书。道光十四年（公元1834年），晋为协办大学士。两年后，充任上书房总师傅，拜武英殿大学士，管理工部。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又晋升为文华殿大学士，成为道光朝后半期的首辅，大学士排名第一，军机大臣也是领班，成为一个权臣。道光皇帝倒是很“专情”，前十几年专门宠幸曹振镛，中间潘世恩过渡一下，然后又专门宠幸穆彰阿。
道光年间发生的最重大的事情就是中英鸦片战争。穆彰阿是力主与英国和谈的，对林则徐非常不满意，觉得是林则徐在广州挑起边衅，和英国打起来，然后还得给他善后，很生气。他力主将林则徐撤职查办，最后林则徐被流放到新疆伊犁。当时军机大臣中还有一个东阁大学士王鼎，他特别痛恨穆彰阿，和军机处另一个大臣祁隽藻都不主张谈和。虽然王鼎、祁隽藻也深受道光信任，但道光还是偏向穆彰阿，因为穆彰阿总能投其所好，这两个人性格与价值观比较相似，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怕一旦战事扩大无法收拾。一开始道光也是雄心万丈，派林则徐到两广处理鸦片事务，最后在广东、福建与英国开战，也觉得没问题，没想到后来英国舰队打到天津，而且英军猛攻镇江，扼住大运河漕运的命脉，所以他很害怕。道光同意签订和约的时候也很痛苦，据说退朝之后背着手在那里踱步，走来走去，徘徊了一夜，边上人都能听到他的叹息声，一直到早上五更天了，用朱笔草书一纸，封好，让太监立即送到军机处给穆彰阿，并嘱咐不要让祁隽藻知道。道光之前，清代的所有皇帝都立有神功圣德碑，但自道光皇帝开始，就没有再建神功圣德碑了。
林则徐在流放伊犁的途中，经过河南开封府祥符县，当时大学士王鼎正在指挥堵塞黄河决口，林则徐被命令前去效力。王鼎一见到林则徐，就觉得这个人是一个英才，说等他回朝一定给他把这事平反了。但是工程结束后，道光居然命令林则徐继续前往新疆，不肯赦免他。王鼎力荐林则徐，但道光不听，说他惹下这么大的祸，让我签了这么耻辱的条约，恨死他了。
王鼎非常耿直，他知道是穆彰阿构陷林则徐，见面的时候厉声痛骂穆彰阿，但是穆彰阿却笑而避之。在道光皇帝面前的时候，王鼎斥责穆彰阿是秦桧和严嵩，但是穆彰阿默然。这说明当时的朝政风气还是可以的。道光也是个好脾气，笑着对王鼎说，你喝醉了，命太监把他扶出去。第二天，王鼎上朝的时候还是力荐林则徐，痛骂穆彰阿，道光就有点生气了，拂袖而去。王鼎胆子也很大，拽住皇帝的袖子不放，道光确实是好脾气，换作乾隆谁敢这样。王鼎最后在家中自杀，以死相谏，在衣服里有遗疏给皇帝，弹劾穆彰阿。第二天早朝的时候，发现王鼎没来，穆彰阿的门生、军机章京陈孚恩特别机警，赶快跑到王家。当时王鼎家人束手无策，尸体还没解下来，因为大臣自杀，必须等皇帝派人检视，不能擅自放下来。陈孚恩劝王鼎家人赶紧把尸体解下来，发现遗疏内容对穆彰阿很不利，就忽悠王鼎的儿子说，现在皇帝很生气，如果这个事情被皇帝知道的话，不仅王鼎死后的恩典没有了，你的仕途也堪忧。这时候，穆彰阿另一个门生、军机章京张芾也跑来，他是王鼎同乡，一同劝说。最后陈孚恩说，这个遗疏肯定不能交上去，我给你再写一份，就说因病突发身亡。道光接到报告后，很惋惜，命成郡王奠茶酒，晋赠太保，入祀贤良祠。穆彰阿当然开心死了，陈孚恩、张芾把他从危机中解救出来，以后陈孚恩一路顺利地当上军机大臣，就是穆彰阿提拔的。王鼎的儿子却为蒲城诸门生及陕甘同乡所鄙弃，亦自愧恨，遂终生不复出。但是，非常有讽刺意味的是，王鼎的墓志居然是穆彰阿写的，对王鼎反对议和的事情不提一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