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彰阿与潘世恩都是领班军机大臣，但潘世恩是汉人，虽然年纪、资历都比穆彰阿老，但整个军机处还是穆彰阿一个人专权。总督巡抚要奏事，一般都先写信询问，我们这样写行不行。得到穆彰阿肯定后再写给皇帝看。“自嘉庆以来，（穆彰阿）典乡试三，典会试五，凡覆试、殿试、朝考、教习庶吉士散馆考差、大考翰詹，无岁不与衡文之役，国史、玉牒、实录诸馆，皆为总裁，门生故吏遍于中外，知名之士多被援引，一时号曰‘穆党’。”[1]当时罗惇衍、张芾、何桂清三个人同年登第进入翰林院，都是少年英才，一起去拜见座师。罗惇衍先见了潘世恩。潘世恩就问他见过穆中堂没有啊，他说没有。潘世恩就说完了，你先见我，以后就没有什么前途了。罗惇衍年轻气盛，说我不信，就不去见了又会怎么样。当时罗惇衍已经被派差使了，但突然又撤销了，说是因为他年纪太轻，不能胜任。其实他的年纪比张芾、何桂清都大，完全就是穆彰阿在捣鬼。
道光去世，咸丰皇帝继位，立即为林则徐昭雪，穆彰阿整个仕途就彻底完了。咸丰痛斥穆彰阿的罪状，说穆彰阿任军机大臣的时候，事无巨细都托于机密，往往秘而不宣，一切都是国家机密，越保密越好，这样言官就没法弹劾他了，而且还不学无术，以为一切兵戈盗贼都是不祥之事，不到万不得已不对外宣示，即使打败了，也说得跟大胜一样，饰以美名。
穆彰阿是摸透了道光皇帝的心理。其实道光是个比较简单的人，身体不好，年纪比较大，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愿意生事。他虽然知道自己有责任要处理各种政务，但又处理不好，没这个精力也没这个能力，因而希望诸事就不要告诉他了，期待安安稳稳度晚年。穆彰阿当军机首辅的时候，道光已经六十多岁了，就怀着这样一种心态。而且道光喜欢自我标榜崇尚实务反对虚言，穆彰阿就抓住别人奏章里的一些小毛病，在道光面前说坏话，道光一听就很讨厌那个人，那人前途就被毁了。穆彰阿就是这样子，慢吞吞地，非常阴柔地整人，让你仕途中断。这样一来大家都害怕了，觉得皇帝只听穆彰阿的话。但穆彰阿也不是那种特别大奸大恶的人，他是很平庸的恶，这种人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可能更常见，那种大奸大恶的，像董卓那样的人，在清朝不太可能出现。
“穆党”中有一个著名的人物是曾国藩。道光十八年，曾国藩参加会试，列为三甲第四十二名。曾国藩这个名次很靠后，赐同进士出身，按理说是没戏了，进不了翰林院。但是穆彰阿对他很欣赏，在朝考的时候，把他列为一等第三名。道光皇帝又由于穆彰阿的力荐，将曾国藩改为第二，其立即进入翰林院当了庶吉士。这是曾国藩一生的重要转折点，否则他的仕途完全起不来。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散馆考试，曾国藩名列二等十九名，授翰林院检讨。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升侍讲。同年，出任四川乡试正考官。道光二十五年（公元1845年）升侍讲学士。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升任内阁学士加礼部侍郎衔。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授礼部右侍郎。不久署兵部右侍郎。曾国藩在家书中说：“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不次，惶悚实深！”又说，“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他是湖南籍中当上二品大员最年轻的人，穆彰阿的举荐非常重要。他以后就是以侍郎的身份丁忧回家的，碰到太平军起事，咸丰皇帝当时命令在家的人可以办团练，他就办了湘军，因为他有品级有身份。穆彰阿还处处指导曾国藩，怎么和道光皇帝谈话，怎么获得道光皇帝的欢心。道光和曾国藩谈话以后，觉得曾国藩这个人很上路，对清朝历代帝王的圣训非常熟悉，其实这都是穆彰阿让曾国藩复习过的，因为穆彰阿了解道光，知道他喜欢别人谈他祖先的那些丰功伟业。道光就对穆彰阿说，“汝言曾某遇事留心，诚然”，就觉得曾国藩这个人不错。曾国藩的仕途兴起是从穆彰阿的提携开始的。当然后来曾国藩也报恩了，穆彰阿去世后曾国藩还送钱给他儿子。
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十月二十八日，当时咸丰已经在位九个多月了，因为道光是正月去世的。咸丰亲自用朱笔写诏书，“今天下因循废堕，可谓极矣。吏治日坏，人心日浇，是朕之过”，其实不是他的过错，是道光的责任。为什么天下变成这样呢？全是穆彰阿的过错，他说穆彰阿“小忠小信，阴柔以售其奸；伪学伪才，揣摩以逢主意”，说得十分贴切。然后说穆彰阿在自己亲政后“遇事模棱，缄口不言”——这大概是沿袭了曹振镛的作风，多磕头少说话，但是“迨数月后，则渐施其伎俩。如英夷船至天津，伊犹欲引耆英为腹心，以遂其谋，欲使天下群黎复漕（遭）荼毒，其心阴险，实不可问。潘世恩等保林则徐，则伊屡言林则徐柔弱病躯，不堪录用。及朕派林则徐驰往粤西剿办土匪，穆彰阿又屡言林则徐未知能去否，伪言荧惑，使朕不知外事。其罪实在于此”。就说穆彰阿反复阻挠起用林则徐，好像和林则徐天生有大仇一样。而且“穆彰阿暗而难知”，一般人还看不出他的坏，他是那种非常阴柔、暗戳戳的坏。但念在“穆彰阿系三朝旧臣，若一旦置之重法，朕心实有不忍”，于是将穆彰阿从宽革职，永不叙用。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穆彰阿捐军饷，咸丰给了他五品顶戴。又过了三年，穆彰阿去世。[2]
死前三天，穆彰阿把亲友、门生故吏全招到家中，说我马上要死了，定于某日某时辞世，到时候摆下盛宴，要同大家话别。这些人如期而至，吃到一半，穆彰阿说差不多了，我要去沐浴更衣，跟大家作最后的诀别。回到卧室，过了很久，穆彰阿朝服蟒衣出，据坑南面坐，拱手向众说道，“少陪少陪”，说完就闭上眼睛，鼻涕流了五六寸长，一看已经死了。
穆彰阿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阴柔、模棱两可、阿谀奉承的大臣。刘统勋、和珅等，没有一个是这样的，他们要么正直敢言，要么嚣张跋扈，好也罢，坏也罢，都是明面上的。而道光年间的曹振镛、穆彰阿，说他们是坏人，好像也不算太坏，说是好人，但也没有做什么好事。还是那句话，有什么样的皇帝就有什么样的大臣，君臣相得益彰。比如乾隆，不管有什么样的毛病，但他的政治才能是非常高超的，像曹振镛、穆彰阿这样的人他肯定是看不上的。他的眼里不能揉沙子，模棱两可是不行的，所以他欣赏的人，要么才华横溢，正直忠诚，像阿桂、王杰、刘统勋这样，要么像和珅这样穷心尽孝，但也极端聪明。道光则不行，本身就很平庸，平庸之主遇上平庸之人，干不出什么可称道的政绩。
注释
[1]《清史稿》卷三百六十三，列传一百五十。
[2]参见《清文宗显皇帝实录》卷二〇。
杨遇春：道光皇帝为之呜咽良久的“福将”
杨遇春是嘉庆、道光年间第一名将，也是一员福将，活了七十七岁。
杨遇春，字时斋，四川崇庆（今崇州）人，武举出身。因为家里比较穷，读不起书，就从军，被福康安所赏识。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杨遇春跟着福康安镇压苗民起义。他作战特别勇猛，身先士卒，率敢死队四十人为先锋，直接纵马冲入敌营，大喊：“大兵至矣！降者免死！”简直就是孤胆英雄，最后数千人跪地投降，当然对方也是临时杂凑的队伍。因为解永绥围有功，被授予劲勇巴图鲁。但之后又跟着额勒登保攻茶山，率壮士冲击，所向披靡，福康安在大营里望之惊叹，这个人太勇猛了，立即把他破格提拔为参将。福康安特别喜欢他，又觉得杨遇春学的兵法可能还不够，让他跟着海兰察学兵法。海兰察是乾隆年间第一勇将，是福康安的左右手。乾隆想让福康安当霍去病，但是说实话，他本人未必有霍去病那么勇猛，所以乾隆给他配了第一勇将海兰察。因此，杨遇春一生都非常心折海兰察，海兰察算是他的老师，福康安则是他的恩人。乾隆末年，白莲教起义，负责镇压的统帅是威勇侯额勒登保，他跟皇帝奏报说，杨遇春已经四十多了，头发斑白，但他特别擅长追击，足穿草履，缒绳而上，所以手下的将士都非常拼命。他曾一天之内追击敌人跑了一百多里路，很厉害。因为他胡子很漂亮，是个美髯公，军中称呼他为杨胡子。他的部下大多数是投降的盗匪，腰佩长刀，形貌凶猛，但是大家都非常服他，因为他身先士卒，作战特别勇猛，威信特别高。杨遇春进京陛见的时候，嘉庆皇帝问他，以前湖北、陕西、四川三省军务延至十数年之久，现在你平定河南天理教起义为何如此迅速？杨遇春回答“有专责则事易集”，意思是平定河南是我一个人负责，而过去平定三省白莲教起义政出多门，相互推诿，把责任推给对方，自己揽功劳，所以问题很难解决。嘉庆听完觉得很有道理。
确实如此，天理教教徒李文成在河南滑县起事，陕甘总督那彦成（阿桂的孙子），率军进剿，杨遇春是他的副手。作为副手，按说也是个统帅，但他却只率亲兵八十人，沿着运河一路突进，这就有点像当年皇太极那样，率领二百骑兵，碰到从锦州来驰援大凌河的七千明军，居然纵马冲杀过去，击溃了明军，一直追到锦州城下。杨遇春也是如此，八十人冲击几千人，擒斩二百多人，非常勇猛。因剿灭李文成被封为二等男爵，赐黄马褂。
到了道光年间，杨遇春更是被道光皇帝赏识。道光五年（公元1825年），杨遇春以固原提督署理陕甘总督。这是非常罕见的事情，因为明清两朝武官的品级实际不如文官“货真价实”，提督为正一品，总督是从一品，但实际上提督是总督的下属，武将出身的人能当上督抚是极其不容易的。而且陕甘总督是清朝特别重要的地方职务，辖区包括陕西、甘肃及新疆东部、北部。当时杨遇春的儿子杨国桢是河南巡抚，父子二人，一个是总督，一个是巡抚，也非常罕见。道光七年（公元1827年）杨遇春平定张格尔叛乱，凯旋的时候被正式任命为陕甘总督。他请假去河南看望儿子，道光皇帝许可了，让他在河南多住几天，还让他告诉杨国桢，好好为朝廷出力，将来继承他的家声，对他非常信任。
杨遇春最大的军功就是平定张格尔叛乱。张格尔是大和卓的孙子。大、小和卓在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被清军追击至巴达克山，当地人杀了他们献给清军，但是大和卓的儿子逃到了浩罕汗国（位于现在的费尔干纳盆地）。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在英国支持下，张格尔不断侵入新疆，煽起南疆西四城叛乱。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张格尔占领了南疆西四城，引发边疆的大危机。杨遇春率陕甘兵五千人驰赴哈密，后又与扬威将军长龄在阿克苏会兵进剿。清军一路克敌，追击至距离喀什噶尔十余里处，碰到大风沙，前面的队伍迷路，长龄打算退兵十余里，等风沙过后整军再战，杨遇春反对，说这是天助我也，风沙漫天，对方不知道我军虚实，而且我们是客军，长途跋涉至此，宜速战速决。于是派一千人去下游吸引叛军注意，主力乘晦雾骤渡上游，炮声与风沙相并，乘势冲入叛军阵营，叛军大败，清军乘势收复喀什噶尔。不久，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渐次被收复，张格尔逃到帕米尔高原。道光皇帝宣杨遇春先回内地。道光八年（公元1828年）正月，杨遇春手下的一个大将杨芳擒获张格尔于铁盖山，道光十分高兴，赐杨遇春紫缰辔，实授陕甘总督，图形于紫光阁，还在画像旁题诗：“少年从征，进不知退，拍马横矛，善穿贼队。参赞戎机，克城贼溃，畀以封疆，无惭简在。”
杨遇春在陕甘总督任上的执政风格是“务持大纲而不涉烦琐，恪守成宪而不议更张”，抓住重要的事情，不管烦琐的小细节，尊重过去的规制，不折腾。道光皇帝屡次下旨称赞他为股肱之臣。他在退休的谢恩折上说感谢皇帝把他看作手足腹心，道光在旁边朱批“诚然，诚然”，意思是确实如此，我是把你当作自己的手足腹心。
由于杨遇春平定了西域叛乱，所以他在西域的威望十分高。道光十一年（公元1831年），有个回部首领伊萨克入京觐见，这个人派头十分大，而且诱擒张格尔有功，十分骄纵，带的随从和马匹特别多，入关以后还嫌清朝的地方官对他招待不周。正好杨遇春是陕甘总督，布政使想去郊外迎接，他说没必要。第二天入城的时候，伊萨克单骑前来，进入辕门下马步行，弯着身子不敢仰视。杨遇春穿着便服，身边两个童子，阵仗特别小，就像随随便便见一个普通的客人一样。伊萨克进来以后，还没到门槛便摘帽叩头，杨遇春让一个小童把他扶起，给个小板凳坐，但伊萨克只顾叩首不敢坐。杨遇春就问他，我已经老了，你看我与当年的时候比怎么样啊？实际上是提醒他，你要知道我当年在新疆作战是很勇猛的，要回想一下我的英姿。伊萨克拍马屁说，你现在更加精神了。杨遇春又说，你现在也老了，须发都白了，我们受到皇帝的厚恩，为了子孙计不要生其他的妄想，一定要记住这一点。皇帝还念着你，稍微住几天就走吧，随从就不用带那么多了，没有必要讲这个排场。伊萨克吓得叩头受教，走的时候已经汗流浃背了。因为杨遇春战功卓著，所以有很高的威望，当地的这些首领见到他都十分惶恐。
道光十七年（公元1837年），杨遇春在家中去世，享年七十七岁。获赠太子太傅、兵部尚书衔，赐金治丧，入祀贤良祠、乡贤祠，谥“忠武”。道光还写了祭文：“忆苍髯之矍铄，音容犹在目前；报黄发以馨香，眷念弥增身后。”[1]道光对他确实是非常感念的。
杨遇春虽然身先士卒，但是大小二百八十余战，从来没受过伤，所以嘉庆皇帝叹为“福将”。他曾经对大儿子杨国佐说，打仗之法，务在迅速，随机应变，不可迟疑，将领身先士卒，人人奋勇前进，一鼓作气，断无不胜之理。杨遇春去世以后，其子杨国桢入京觐见，道光皇帝面谕：“朕望尔父亲多活几年，如国家有事，他虽不能亲战阵，我问问他，也得主意。他歾时并无大病，这就算无疾而终。尔父亲忠勇，朕深信不疑，尔总要体贴尔父亲，实心报国，他在地下，也喜欢的。”[2]说完之后，哭了很久。这段话非常珍贵，这是道光的原话。
注释
[1]［清］王之春：《椒生随笔》卷三。
[2]［清］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卷四。
杨芳：清朝唯一的汉人御前大臣
杨芳与杨遇春齐名，也是道光年间的名将，他还参与并指挥过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对抗英军的军事行动。除此之外，杨芳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他是清朝唯一的汉人御前大臣，掌管皇帝的贴身警卫，这说明皇帝对他极为信任。
杨芳，字诚村，贵州人。小时候也读过书，但是科举考试没考上，就去参军了。古人入仕，尤其是明清时代，首先要去考秀才、举人、进士，考不中没辙了才去行伍。杨遇春见到他，觉得这个人很了不得，就提拔他为把总，和自己一起去平定苗疆的起义。当时的统帅是福康安。有一次，杨芳和他的上级孙清元守一个寨子，当时孙清元想放弃，但杨芳坚决反对，他说咫地寸土都是为天子所守，怎么能委之于贼呢！没想到守了半天没成功，还被福康安以不听调度的罪名给抓了起来。福康安就问，你怎么不听我的命令，一定要坚守那个寨子呢？杨芳就说了，我自小读圣贤书，虽然没考上秀才，也知道忠孝二字，寨子虽然小，但这是天子所托付的，我不能轻易把它放弃，这是有违君命，而且我想打一仗，以扬士气，至于胜利与否，自有主事者，与我无干。如果放手让我一战，我也就实现军人当马革裹尸而还的愿望了。他说完还长啸一声。福康安一看，这个人确实是个壮士，于是提拔为自己的亲军。杨芳和杨遇春的关系特别好，杨遇春一直是他的上级。杨芳善谋，杨遇春善战，两个人如同左右手。嘉庆五年（公元1800年），南山绿营兵变，杨遇春奉旨讨伐。当时叛军攻破数个城寨，气势十分盛，但杨遇春认为事出有因，按兵缓动，已经担任总兵的杨芳单骑入叛军军营招抚，居然成功了，叛兵蒲大芳率四千人将首犯捆起来交给了二杨。这种传奇的故事在乾隆年间也只发生过一次，就是岳钟琪率领十几个骑兵到大金川招降。
嘉庆皇帝对杨芳特别信任，任命他为御前大臣。满文gocika音译为“戈什哈”，是清代大臣所属亲随、亲丁护卫的总称，但只有皇帝身边的“戈什哈”能译为“御前”。御前侍卫、御前行走、乾清门行走并没有固定的编制，但是按照惯例，宿卫之臣都是满洲人，满洲人才能被授乾清门侍卫职，贵戚或异材擢入御前。明珠、隆科多、福康安、和珅都是侍卫出身，这是满人被提拔的捷径，当然你要当上乾清门侍卫或御前侍卫，一般都要是上三旗，皇帝的亲军。普通汉人只能当大门上侍卫。以乾清门为断，紫禁城分外朝与内廷，内廷当差的一般都是满洲人，也有一些蒙古人，汉人只能在外朝当差，由领侍卫内大臣率领。但杨芳是特例。他在嘉庆年间被特授国什哈辖职，而且被提拔为汉国什哈内大臣。“国什哈辖”满文为gocika hiya，汉译为“御前侍卫”。杨芳在嘉庆和道光年间两度任御前侍卫，至于所谓“汉国什哈内大臣”，即御前大臣，更是空前绝后的殊荣，这是侍卫系统最高首脑，其地位高于正一品的领侍卫内大臣，因御前大臣从无汉人担任，故此在“国什哈内大臣”前加一“汉”字。当然，有些方志或笔记、野史会记录某某汉人担任御前侍卫或乾清门侍卫，其实这些都是大门上侍卫，无一例外。因为方志的编纂者多半都是州县的学究，秀才或举人出身，对清朝的侍卫等级缺乏了解，往往将汉侍卫（即便是最低等级的汉蓝翎侍卫）误认为御前侍卫或乾清门侍卫，以为在东华门、西华门、太和门、午门等处站岗值班的都是御前侍卫，其实并不是这样。杨芳不仅当上了御前侍卫，还是御前侍卫的头领——御前大臣，这说明嘉庆对他特别宠幸。这跟乾隆真的很不一样，乾隆从来不掩饰自己的重满轻汉，但在嘉庆年间，汉人还能当上领班军机大臣、御前大臣，这在以前是很少见的。
道光初年，杨芳跟着杨遇春平定了新疆张格尔叛乱，连战连捷，收复了被张格尔占领的喀什噶尔、和阗等地。杨遇春被召回内地后，杨芳继续追击叛军，在铁盖山生擒叛军首领张格尔，红旗报捷。这是道光皇帝一生中的高光时刻。他坐在午门城楼上，张格尔在下面被凌迟处死。因为即使是他爷爷乾隆皇帝时也没有生擒张格尔的爷爷大和卓，也没有生擒小和卓，但张格尔居然被生擒活捉了，所以杨芳立了大功。道光大喜，封杨芳为三等果勇侯，赐紫缰辔、双眼花翎，晋御前侍卫，图像入紫光阁。
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浩罕又一次袭扰喀什噶尔、叶尔羌，长龄再次出征，杨芳成为他的参赞，但是兵还没到，敌军就已经逃跑了。新疆在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被平定以后仍不消停，浩罕是个心腹大患。浩罕汗国最后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被俄国人给灭了，被灭之前还派阿古柏侵入新疆，再次窃据了大量土地，直到左宗棠收复新疆。
道光十三年（公元1833年），四川一带少数民族反抗，杨芳率军平定，没想到第二年战乱复起，因此被降为二等侯，御前侍卫也被褫夺。被降为二等侯以后，杨芳仅仅担任甘肃总兵候补，他觉得没什么意思，就称病不干了。道光十六年（公元1836年），他被起复为湖南镇筸总兵，后来又相继担任广西、湖南提督。
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正月初七，道光皇帝下令正式与英国宣战，命宗室奕山为靖逆将军，杨芳为参赞大臣，去广东讨伐英国人。当时广东提督关天培已经在虎门炮台战死，大学士琦善也被撤职拿办，完全战败了，因此大家听说这次杨芳前来，都欢呼雀跃，觉得道光朝第一名将终于来了，打败英国人好像没什么问题。实际根本不是这样，武器、战术各方面都有一个时代的差异，差别太远。清军当时主要还是火绳枪，而英军已经装备来复枪了。清军和英军的大炮也相当悬殊，起码有二百年的技术差距。英国还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强的海军，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清军根本不是其对手。因此，当时就有一个非常流行的传说，称杨芳摆了一个“阴门阵”，就是收集并利用粪桶及秽物来帮助作战，让敌方的枪炮不起作用。据说杨芳当时下令收集各种秽物，结果还没用就签订了《广州和约》，议和了。当时还有好事者讽刺道，“杨枝无力爱南风，参赞如何用此公？粪桶当年施妙计，秽声长播粤城中”。梁廷楠《夷氛闻记》记录得十分详细，也流传最广：“芳之始至，道佛山口入，民詟其宿将，望之如岁，所到欢呼不绝，官亦群倚为长城。入城，即发议，谓：‘夷炮恒中我，而我不能中夷。我居实地，而夷在风波摇荡中。主客异形，安能操券若此。必有邪教善术者伏其内。’传令甲保遍收所近妇女溺器为压胜具，载以木筏，出御乌涌，使一副将领之。”这也成为杨芳昏聩愚昧的一个证据，那时候他已经七老八十了，感觉是早已过时的人物。
但是，一位久经沙场精通火器的将军，竟然会用马桶和秽物作为作战工具，不可思议。为什么说杨芳精通火器呢？因为乾隆、嘉庆年间的作战基本上都是使用火器，尤其是在西域的作战，都是火炮、火枪。他的老师兼战友杨遇春曾经写过一篇《武备制胜编》，记录了一种叫作“五里雾”的“化学武器”，说在筒里面放上各种刺激性的物质，顺风发散出去，能够导致敌人流鼻涕流眼泪，这样的话就会影响作战水平。所以，实际也许是杨芳想模仿他老师的这个“化学武器”，而并不是什么厌胜之物，只是想借此降低英军的作战能力。
当时杨芳在战场和英军接触以后，觉得英军的武器太强大，清朝的与之代差太大。他基于现实条件，不愿意擅自出去浪战。但奕山认为，不出去作战的话军饷无由开销，你总在那儿守着，怎么报销军费呢？因为打仗是最容易报销的，武器损耗多少，人员伤亡多少，都是难以核实的。所以打仗也是一门生意。反正皇帝在数千公里之外，只看一个奏章，上面列出的项目都要实报实销，都得拨出银子来。说不定还能讳败为胜，说斩首英酋五千，实际上可能五个都没有——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军在广东的伤亡也就是个位数，最多两位数。但是如果你连仗都不打，就连这个讳败为胜的机会都没有了。因此奕山瞒着杨芳，擅自派出水师去珠江上攻打英舰，杨芳听到后大怒，后来果然是一败涂地。所以杨芳其实是非常理智的，他知道这个仗因为差距太大非常难打。清军在水上大败以后，英国舰队就过来包围了广州城。杨芳非常英勇，坐在城楼督战，而且什么地方炮火最密集，他就去什么地方，谈笑“丑虏要击死老子耶”。奕山眼看广州要被攻陷，匆忙签订了《广州和约》，但这不是正式条约，道光后来也没有批准，第一次鸦片战争广东的作战就此结束。杨芳以老病请求解职，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年）卒于家中，谥“勤勇”。
杨芳是一个深受嘉庆和道光信任的汉人武将，破例当了御前侍卫，又成为御前大臣，他从乾隆盛世的末期一直活到了近代第一次鸦片战争，并且目睹了近代战争的残酷。
琦善：从禁烟强硬派摇身一变为软弱投降派
琦善是近代一个争议比较大的人。一听这个名字就知道他是个满洲人，但其实他属于元朝皇室后裔，是蒙古博尔济吉特氏，当然那个时候已经满洲化，变成了满洲正黄旗人。
在老电影《林则徐》当中，琦善是著名的反派人物，他和穆彰阿都是反林则徐的一方，也就是常说的投降派、软弱派。胡绳先生有本名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基本把中国近代史给定调了。他说：“琦善本人以及耆英、伊里布等一心一意宣传敌人的力量强大，曲意求和的大员们，何尝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汉奸？这种戴花翎的汉奸，使中国丧失抵抗外来侵略的能力，在战争中实行失败主义、投降主义；他们的危害是那一些为敌军指引路径、刺探消息的小汉奸所无法比拟的。为什么封建统治者同造反的农民势不两立，而同他们也曾表示痛恨的‘洋鬼子’终于妥协？这就是因为在封建统治者看来，前者公然有‘异谋’，而后者并不‘潜蓄异谋’的原故。”
我并不太同意胡先生的这个意见。琦善首先是满洲正黄旗人，还是一个袭得一等侯爵的贵族，属于清朝八旗权贵统治集团的上层。他的父亲做过杭州将军、热河都统。他有什么动机背叛自己的国家呢？而且他特别能干，十六岁的时候就被任命为刑部员外郎，可谓少年得志。琦善二十九岁任河南巡抚，因为督治河工失职被革职，但是他毕竟是统治者自己的人，后来又被起用为河南按察使。道光皇帝继位后开始重用琦善。琦善先后出任山东巡抚、两江总督兼署漕运总督，以后又担任直隶总督达十年之久。琦善勇于任事，敢于负责，同时也好大喜功，为人很傲慢，和道光晚年第一权臣穆彰阿的关系特别好，所以他官运亨通。
道光年间抽鸦片已经相当普遍，从老百姓到达官贵人，甚至爱新觉罗皇族，都有人在抽鸦片。英国人在印度种植鸦片，然后出口给中国换取大量的白银，导致中国白银大量外流。清朝前、中期，包括明朝的时候，都是白银大量流入中国，通过生丝、茶叶、瓷器等贸易换回大量的白银，所以从明代一条鞭法开始，政府收税都用白银计算。白银大量外流的直接后果就是银价越来越高，老百姓负担越来越重，因为老百姓不是交纳实物税，而是用白银计价交税。白银价格上涨就等于税提高了，整个财政非常紧张，因此道光皇帝坚决要禁烟，还是想有所作为的。
黄爵滋是当时禁烟的强硬派代表，他给道光写了一个奏折，说禁烟很简单，应该重治吸食者，谁吸鸦片就从重治罪。他认为可以给烟民一年期限去戒烟，基本上都能戒除，如果不能戒除，这些人就是不守法的乱民，从重惩处也没关系，即使烟瘾再大也怕死，而且要五家联保，如果邻居有人吸食鸦片大家一起治罪。黄爵滋的主张太极端，然后又来了一个更极端的——太常寺少卿许乃济。许乃济说鸦片再怎么严禁也不行，因为你没有办法完全禁掉，不如这样，我们按照旧制让鸦片贸易合法化，但是不能用白银购买，只能以物易物，因为我们物产丰富，这样的话既可以防止白银外流，又能让国家财政有所收益。这个方案遭到朝廷的一致反对，黄爵滋也弹劾他，最后他被撤职。
道光皇帝把黄爵滋的奏疏发给全国督抚一起讨论，琦善提出了一个意见，其实代表了大多数的总督、巡抚的看法。他说，禁鸦片是一个长久的问题，不是光靠杀人就能解决的。首先，禁鸦片过急会引起民众的反抗。鸦片吸食在中国已有数十年之久了，十八省之大不可能令出必行，大杀吸食鸦片者可能会造成很多不必要的麻烦，那些不肯俯首受缚者势必聚众抗拒。其次，吸鸦片者太多，其中有忠良后裔和簪缨世胄，也有幕友书役、贤媛、孀妇以及农工商贾，他们大都是安分守己之人，如果全将他们治以法网，中国社会问题就更加严重，万民父母的圣天子，“不能伤残自己的子民，而快遂外夷之毒计耶”。琦善也提出了解决办法：首先，对外要断绝鸦片来源，不许外商贩卖鸦片到中国；其次，在国内严禁吸食鸦片，要贩烟者另寻别业，要吸食者戒烟，一年半载自然会慢慢解决了。“总而论之，民命不可视为草菅，民心不可使之涣散，国宝不可常此偷漏，外夷不可久与通商，海疆不可疏于防御，自奉天、直隶、山东、江、浙、福建、两广沿海地方，必先重兵固守，常行巡警，对渡关洋，属内地者亦然，以为掎角之势。”[1]
琦善是道光皇帝禁烟政策的具体执行者，他在直隶省的禁烟行动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九月，琦善被授任文渊阁大学士，同时担任直隶总督，在直隶进行了雷厉风行的查烟活动，八月至十一月共缴获烟土十五万余两，在天津、大沽一带洋船上就搜获鸦片烟土十三万一千五百余两，这一数字仅低于由邓廷桢主政广东时的二十六万余两，远高于林则徐主政湖北时的两万余两，居全国第二位。十一月八日，道光收到琦善奏折，得知天津查获鸦片十三万两，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就于次日下令调林则徐入京，任命为钦差大臣去广东查禁鸦片。琦善天分极高，见事机警，刑名钱谷、吏治营务，都很熟悉，所以道光皇帝非常信任他。而且他写奏折都不假手秘书，自己亲自写，文笔也非常好。第一次鸦片战争打起来之后，连吃了几场败仗，道光皇帝有点慌了，觉得林则徐做事有点冒进，导致边衅，又打不过人家，怎么办呢？于是他让直隶总督琦善去广东，接替林则徐。其实林则徐和琦善都是道光皇帝非常信任的人，两个著名的封疆大吏，既然林则徐在广东禁烟弄出了战事，就换琦善去处理。
琦善一开始信心满满，他两年前就提出来要预防英国的入侵，但是他在白河口见到英军船坚炮利，觉得这样打下去不行，就派广东人鲍鹏去穿鼻洋（虎门口外）向英军求和。那时候琦善第一次面见英军的统帅义律，穿着隆重的官服，摆下豪华的宴会，让一向被清朝藐视的英国人感到备受尊重，说“牛、羊肉绝佳，还有燕窝、海参、五香杂烩，其种类和数量皆予人新奇感受，真是大开眼界”。他很会玩外交，用盛宴去招待英国人，每一次都获得英国人的好感，义律也说琦善完全不装腔作势，很平和，是国家的第一流人物。这跟林则徐的做法不一样，林则徐是态度非常强硬的，他把英国商人住的地方给包围，不给水不给吃。琦善上疏弹劾林则徐，说他在广东缴烟，许以犒赏，洋人还很有期待，结果每箱烟才给人茶叶五斤，不及原来鸦片烟价格的百分之一，还让商人写保证书，如果再贩鸦片则就地正法，态度十分强硬。他还说林则徐“欲悉外情，多方购求渔利之人，造作播传，真伪互见，此时纷纷查探，适堕术中”，就是到处收买消息，四处传播，其实真假难辨，最后把自己也给糊弄住了。琦善认为，正是林则徐这样的做法导致边衅，同英国人打了起来，而且最后还失败了。道光皇帝于是将林则徐撤职，发配伊犁。林则徐在日记中也抨击琦善，说琦善整天夸耀英国人船坚炮利，说清朝水师不是其对手，到处散播投降主义、失败主义那一套。两人关系弄得很不好。
道光一开始还对战争抱有厚望，说我现在从湖南、四川、贵州等处调兵，陆续就要抵达广东。当时没有现代交通工具，从这些内地省份调兵到广东，真正能赶到战场的有多少人？赶到之后能作战的又有多少？而且我们不能简单地作人数的比较，因为英军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顺着中国的沿海，从广东到直隶、奉天，可以在中国漫长的海疆上到处出击，清朝水师根本无法抵挡，清朝地面部队难道跟着舰队跑吗？效率太低，即使赶上了也不是英军对手，根本没办法，所以英国舰队顺着长江口一直打到南京城下，攻克了镇江。道光皇帝当时还信心百倍，从内地调兵，“乘机痛剿，不留余孽。至淡水食物，必应断绝。该夷无可接济，不能久持，自己不战而溃”[2]。他在紫禁城里边，看不到英国的军舰，战场到底是什么样的也完全没见过，还沉醉在当年他爷爷平定准噶尔、平定回部的那种自豪中。他自己刚继位的时候也平定了张格尔的叛乱，觉得这些人不过一个是从陆地上来的，一个是从东南沿海来的，剿灭他们根本没问题。
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初，广东虎门外的沙角炮台、大角炮台都被英军攻陷，义律提出将沙角一地给英国人据守，以后办理贸易事务。琦善慌了，害怕道光得知沙角失陷，就致函义律，“准其就粤东外洋之香港地方，泊舟寄居”。为什么是香港呢？因为沙角靠近广州，如果英国人占领了沙角，不好隐瞒，琦善和义律还有一点交情，就提出你可以将军舰停泊于香港岛，可以上岸居住，但只是“寄居”，不是割让给你，而且琦善说的香港地方指的是香港岛的西南一角，不是整个香港岛。义律提出要割占尖沙咀、香港两地，琦善说我只能出让一处，还是“寄寓一所”，因为我没有权力割让土地，这个要皇帝批准。所以这是琦善和义律私底下达成的一个协议，没有正式签署，但是他没想到，义律单方面公布了这个草约。这就是所谓的《穿鼻草约》。
1841年1月27日，义律和琦善在番禺莲花山举行秘密会议，争论点在于割让香港全岛还是香港仔的问题，最终会议没达成任何协议。2月10日，双方又于穿鼻洋蛇湾举行会议，史称穿鼻会议，琦善重申准令英方前来广州通商，并在“新安县属之香港地方一处寄居”，但义律不同意，坚持要取得香港全岛，最后会议再度没有任何结果。2月13日，义律要求琦善在草约上盖印，但琦善不敢，他向道光帝表示：“若现全岛而论，东西约长五十里，南北约二十里。专就香港而论，东西约十里，南北约五里……今该夷图借全岛，是其得陇望蜀，狡诈成性。”[3]事后，双方政府都不承认这项草约。但是道光接到了广东巡抚怡良的奏折，说英国人“盘踞香港。称系琦善说定让给，已有文据。并伪发告示，称该处百姓为英国子民”。道光震怒，说我君临天下，所有的版图都是我的，所有的老百姓都是我的臣民，你怎么敢擅自割让土地，准予通商，这还了得。他说琦善实属丧尽天良，于是下旨将琦善撤职，锁拿进京，家产全部查抄。
1841年8月，战火再起，英军攻入长江口，吴淞炮台失守，一年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大家都把这个过错归结于琦善，但是道光其实也明白了，不是琦善的问题，不是林则徐的问题，也不是耆英的问题。林则徐、琦善、耆英这些人都变成了替罪羊，因为不能说皇帝指挥无方，用人不当，只能说这些大臣没用，说林则徐是滥战挑起了事端，琦善、耆英是投降派。
问题是当时的国人之中，谁能把英国人打败，我们要问这个问题了，但是道光皇帝会承认无解吗？那不就证明大清国的体制不行吗？整个统治机制也不行吗？技术也不行吗？他不愿意承认，只能找替罪羊，罪名叫奸臣误国，这是常用的一个逻辑。
道光皇帝自己也明白了，所以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秋授予琦善四等侍卫，到新疆莎车充当帮办大臣，后来又起复为驻藏大臣。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年）任命琦善为四川总督，两年后升为协办大学士，又调任陕甘总督，最后因为被言官弹劾到处杀人，被革职逮问。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琦善被发往吉林效力赎罪。他最后一个舞台是镇压太平军，率领江北大营驻在扬州，后死在军中。
蒋廷黻先生对琦善评价很高，说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关系，在军事方面，无可称赞，亦无可责备。在外交方面，他实在是远超时人，因为他审察中外强弱的形势和权衡利害的轻重，远在时人之上，但是他知道中国不如英国之强，却没有提倡自强——如同治时代的文祥以及曾、左、李等洋务派那样。他比洋务派要差一点，是一个从旧时代向新时代转变的悲剧性人物。
注释
[1]琦善：《遵旨复奏查禁鸦片章程折》。
[2]《清宣宗成皇帝实录》卷三四三。
[3]《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二十三。
肃顺：重汉轻满的满洲皇族亲贵
肃顺，字雨亭，郑亲王乌尔恭阿第六子。大家可能觉得很奇怪，清朝的皇帝以及皇子的名字一般都是两个字，如玄烨、弘历，为什么郑亲王叫乌尔恭阿？因为清朝皇帝以及皇子的命名是从康熙皇帝开始规定的，而且他规定只有他的子孙按照这种排列方式起名字，比如他儿子都是胤字辈，再下面是弘字辈，再下面是永字辈，就这样一路排下来。第一代郑亲王济尔哈朗是努尔哈赤的侄子，传到咸丰年间已经是非常远的皇族了，但是还属于宗室。清朝吸取了明朝的教训，不是所有的皇子都封为亲王，而且清朝的亲王也没有领地，都住在北京城，最多给一个王府。而且这个王府属于官邸性质，如果传了两三代已经不是王了，降为郡王甚至再往下降为贝勒了，这个王府是要收回的，再转给其他的亲王。所以清朝的宗室管得是比较严的，待遇没有明朝好。郑亲王是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一直传到乌尔恭阿，他的第六个儿子是肃顺，他哥哥端华承袭了亲王爵位。有些野史说肃顺的母亲是回部女子，其实不是这样，他和端华是同一个母亲，满洲人。作为闲散宗室，肃顺在道光年间通过考试封为三等辅国将军。到咸丰年间的时候，他被提拔为内阁学士，副都统，护军统领，就逐渐到了咸丰皇帝身边了。因为他敢于任事，确实比较有能力，皇帝非常欣赏他，到了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的时候，他被授予御前侍卫职，后又被提拔为工部侍郎、礼部侍郎。他的升迁之路和一个人的起落大有关系，这个人就是咸丰皇帝的弟弟，道光皇帝第六子奕。恭亲王奕在咸丰初年的时候是受到重用的，当了领班军机大臣。清朝一般很少用亲王领军机，在嘉庆年间短暂地出现过，以后还是普通大臣领军机。咸丰皇帝打破了这个惯例，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全入了军机处。肃顺被任命为御前大臣，权力非常大，主管整个御前侍卫，后来他又被授予了领侍卫内大臣职务。
其实肃顺从来没进入过军机处，不是军机大臣，但是因为咸丰皇帝对他特别信任，而载垣、端华这两位老兄能力又很差，面对英法联军入侵、太平军和捻军起义这样内外交困的局面也没自己的主意，什么事都听肃顺的，所以肃顺实际上掌握了咸丰年间的政权。他大权独揽，专横跋扈，眼中只有咸丰皇帝一个人，而且他特别重汉轻满。清朝入关二百多年来一直都是重满轻汉，首崇满洲。同样的位置，比如六部，有一个汉尚书，还有一个满尚书，满尚书是排在第一位的。嘉庆年间稍微改了一点，有汉人领班了，但总的来说还是重满轻汉。尤其在军权方面，领兵的一定是满洲人或蒙古人，汉人不被信任。但是在当时的危机状态下，实际掌握政权的肃顺觉得满人没用，他见到满大臣，视为奴隶大呼其名，但是一见到汉人的官员就称其为先生。他也贪污受贿，但是只收满洲人的钱，不收汉人的钱，他要在汉人中保留一种良好的形象。因为他觉得在这种危急情况下，靠满洲人靠不住，八旗军太没用了，每战必败，从广西开始一路失败，太平军北伐甚至打到了天津。他重用的幕僚，王闿运、李寿蓉、高心夔、黄锡焘等都是汉人。
肃顺掌权的时候干过一件事，以泄露题目为由处死了顺天府乡试主考官，军机大臣、大学士柏葰，当时是把柏葰直接押到菜市口杀了。清朝极少有大学士被当街斩首的，柏葰应该是第一例，其他都是赐死。柏葰自己也认为不会被砍头，在菜市口的时候把行装全部准备好了，马车也套好了，以为皇帝一定会赦免他，把他发往军台效力，去宁古塔或者伊犁都有可能，没想到旨意传来，就是砍头。肃顺还有一个事情做得特别绝，他认为八旗兵没用，却还拿着那么多国家的钱吃皇粮（旗人属于体制内，男性一成年就得当兵，所以他们生下来就有一份俸禄），于是肃顺把这部分军饷砍掉好多，以缓解国家财政困难，所以旗人恨死了肃顺。
肃顺也有骄横的一面。他当户部尚书的时候，协办大学士周祖培也是户部尚书，而且周的资历比他老。一天，同堂处理公务，周祖培已经把公文处理好了，肃顺拿到处理好的文件直接用红笔全部勾掉，当众打周祖培的脸，周只有默默忍受。肃顺觉得周祖培就是个普通文官，没有什么用，所以不待见他。
镇压太平军的时候，他认为体制内的军队根本没有用，比如广西提督向荣，是杨芳的部下，一路尾随太平军，从广西到湖南湖北，到了江苏，驻在江南大营，最后被太平军消灭了。咸丰皇帝被逼无奈，要求各地兴办团练，有钱出钱，有人出人，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这些人开始兴起了。当时各地的私人武装很多，湘军是最有名的，肃顺就看中了，说胡林翼和曾国藩非常能干。但是咸丰皇帝心中有一个隐衷，他不愿意让汉人大臣领兵。当时国家财政几乎完全崩溃，湘军这种团练又不是体制内的军队，没有军饷，只能靠厘金来养。但是抽厘金需要一个前提条件，就是领兵的人一定要兼任地方督抚才可以，否则很难征收厘金。咸丰就迟迟不肯任命曾国藩为巡抚，导致湘军成为客军，幸亏湖北巡抚胡林翼倾力支持曾国藩，这是曾国藩在两湖打仗胜利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后来两江总督何桂清弃城而逃，被治罪，咸丰想调胡林翼接任，肃顺劝阻道，“胡林翼在湖北措注尽善，未可挪动。不如用曾国藩督两江，则上下游俱得人矣”，极力推荐曾国藩继任两江总督。最终咸丰答应了，这是曾国藩事业成功的重要起点，因为不当两江总督无法保障后勤，也就无法最终打败太平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