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顺还帮了大名鼎鼎的左宗棠。曾国藩好歹是进士翰林出身，丁忧在家的时候已是侍郎，而左宗棠只是个举人，进士都没考上，在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幕府里当幕僚。但是骆秉章觉得左宗棠有经天纬地之才，不能当作普通师爷看待，就把一切政务交给左宗棠处理。左宗棠十分得意。巡抚给皇帝的奏折发出去的时候要鸣炮，表示对皇帝的尊重，左宗棠替骆秉章写好奏折，后者看都不看，直接就发了，马上鸣炮。左宗棠越发骄横跋扈，居然让永州镇总兵二品官樊燮向他跪拜。樊燮当然不干了，将这件事控告到了都察院。当时湖广总督官文是个满洲人，也极其痛恨左宗棠，就抓住这个事情大做文章，要将左宗棠就地正法。很多人就要救左宗棠——因为他对湖南的作用太大，一直说情，通过王闿运、郭嵩焘说到了肃顺这里，肃顺说必须有内外大臣同时上疏保荐，我才有机会开口。郭嵩焘当时入值南书房，就说动同僚潘祖荫——道光年间大学士潘世恩的孙子，上疏为左宗棠求情说，“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与此同时，胡林翼也上疏力荐左宗棠，说名满天下的人容易招致各种诽谤。咸丰就问肃顺，左宗棠真的有这么大的本事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有点小毛病就算了，正值国家多事之秋，需要用人。肃顺趁机就说了，左宗棠是骆秉章的幕僚，赞画军谋，骆秉章的功劳其实都是因为左宗棠，所以一定要重用他。不久，曾国藩推荐左宗棠以四品京官襄办军务。
曾国藩当上两江总督后在皖南被太平军击败，退守祁门，很多人就趁机落井下石，说这个人不行，干脆撤掉算了。肃顺力排众议，说胜败乃兵家常事，临阵换将是兵家大忌，不如让他戴罪立功。肃顺对清朝最大的功劳就是保了曾国藩和左宗棠。没有曾、左二人，清朝的危机基本上度不过去，说不定就提前亡了。
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英法联军打到了天津大沽口，几万蒙古骑兵全军溃散，联军伤亡很小。当时肃顺已经被提拔为协办大学士兼步军统领，俗称九门提督。他和载垣、端华都劝皇帝赶紧逃跑，但是不能对天下讲，皇帝要逃跑了，连北京都不守。这得有个理由，说是骗敌人，实际主要是骗自己人，敌人也听不懂，看不懂。木兰秋狝，这是康熙年间创立的制度，每年夏秋的时候去热河避暑山庄打猎，接见蒙古王公，乾隆、嘉庆的时候还一直维系着，雍正很少去。道光的时候实际已经废除了，现在又给恢复了，是为逃跑作掩饰，欺骗天下人的一种宣传。到了热河行宫避暑山庄以后，载垣、端华、肃顺三个人围在咸丰皇帝身边，天下事就他们三个人决定。咸丰皇帝那时候身体不好，而且心灰意懒，和刚刚继位的时候扳倒穆彰阿的奋发有为完全不一样，彻底绝望了。刚当上皇帝太平军就起来了，没几年英法联军又打过来，每战必败，一直到咸丰皇帝死之前，同太平军的整个战事还没有什么起色。早知如此就不该同奕争这个皇位了。一个人最痛苦的就是，明明能力不足，还要被顶到这个位置上，每一个举动大家都觉得是一个笑话，但是大家不敢笑，双方都很痛苦，耽误了事情。
到了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七月，咸丰终于不行了，三十多岁就死了。这身体也是不能当皇帝的，清朝皇帝要特别勤勉，倒不是说他就真的想勤政，没有办法，清朝的体制决定了皇帝必须勤勉，奏折没有朱批就没法下发，政事就会停摆，军机大臣都在等着听命令呢。载垣、端华、肃顺等人到御榻前受遗诏立皇太子。咸丰只有一个儿子，也没什么选择，这将是整个清朝最糟糕荒唐的一个小皇帝。遗诏命以端华、肃顺、载垣三人为首的八大臣为赞襄政务大臣。赞襄政务实际是帮助辅佐的意思，但是小皇帝如此年幼，都没有行政能力，怎么帮助，怎么辅佐，完全不清楚。这和康熙幼年四大臣辅政还不太一样，四大臣辅政那就是代行皇权，因为幼年康熙根本处理不了政事，皇权实际上是由四大臣代为执行的，不需要小皇帝。后来清朝人非常忌讳辅政大臣这个说法，容易让人联想到多尔衮、鳌拜这些人，所以就弄出个赞襄政务大臣。什么叫赞襄政务？权力边界在哪儿？都没有说明，这确实是个问题。清朝头一次面临一个继承危机，因为从康熙开始一直到咸丰，清朝都没有小皇帝，都是成年继位，不存在这个问题。
御史董元醇上了一个奏折，说皇帝年纪太小，没法亲政，处理军国大事，还得请皇太后垂帘听政，近支亲王一二辅政。当时有两个皇太后，一个叫母后皇太后，是嫡母慈安太后，还有一个叫圣母皇太后，是生母慈禧太后，地位比慈安低。近支亲王是皇帝的叔叔辈，都是一家子，这样大家才能放心，才符合清朝二百多年的体制。董元醇的话确实击中了要害，皇帝本人是做不出任何决定的，所谓赞襄政务就变成代行皇权了。清朝最忌惮的就是大臣掌握皇权，那不就是多尔衮、鳌拜吗？怎么办？就让他两个母亲垂帘听政，再让叔叔来辅政，这样才行。但是这样的话，肃顺他们的权力就没有了，势必引起双方的矛盾。皇太后当然很开心，就召见八大臣说咱们来议一议董元醇的奏折吧。肃顺等人当场就闹起来了，说我朝从来没有垂帘听政这种事情，要驳回。
皇太后其实也没有任何处理政事的能力，她需要一个有实际行政能力、有威望、有名分的人合作才行，这个人只能是恭亲王奕。虽然都是亲王，但载垣、端华是从父亲那里世袭过来的，而奕是道光皇帝遗诏里指定封为亲王的，这个含金量完全不一样，更何况他又是当今小皇帝的亲叔叔。恭亲王实际上和慈禧、慈安太后是有秘密联系的，并达成了一个默契：皇太后垂帘我来辅政。当然，光靠秘密通信还是不行的，光有默契不行，还要当面谈，因为脸上的表情会暴露细微的信息，这是比书面文字多出百倍的信息，对取得互信十分重要。但是八大臣不愿意奕来避暑山庄，打算让他继续待在北京同英法联军议和，奕就打出吊丧的旗号奔丧。之前，奕刚与英法谈成了《北京条约》，虽然我们现在说这是非常屈辱的不平等条约，但毕竟把清政权保住了，把紫禁城保住了，对清朝而言他是有安邦定国的大功劳的，居然不在赞襄政务大臣的名单中，大家都为他抱不平。八大臣虽然想以叔嫂避嫌为由阻止奕面见皇太后，但迫于公论，加上皇太后态度坚决，最后不得不同意。奕请端华和他一起面见皇太后，端华看了看肃顺，肃顺很尴尬，说老六你们叔嫂见面我们跟着去算怎么回事，奕得以独自觐见。一见到奕，两宫太后泣不成声，控诉肃顺等三奸的罪行，密谋如何处置肃顺等人，并让鸿胪寺少卿曹毓瑛秘密草拟了拿办肃顺等人的旨意，到京就发，然后奕星夜返回北京去安排相关事宜。
避暑山庄不能永远待下去，一则小皇帝要登基，二则咸丰的灵柩要运回紫禁城乾清宫。八大臣肯定是不愿意回京的，满朝大臣都在北京，回去以后就无法大权独揽了，但是没办法，总得回去。肃顺护送皇帝灵柩先回京，其实走得很慢，这么重的棺材不可能走得快，而两宫太后与小皇帝从间道回京，载垣、端华附从。
大学士贾桢、周祖培，户部尚书沈兆霖，刑部尚书赵光一起上疏，说我们清朝从无太后垂帘听政之事，但权不可下移，皇权不能让大臣掌握，不然时间一久会有不臣之心，先帝派八大臣赞襄政务，我们琢磨着，赞襄就是帮助、辅导的意思，不是主持的意思。他们认为赞襄政务并不是代行皇权，赞襄政务就相当于昔日的军机大臣，向来军机大臣都是面奉旨意，皇帝同意后才能拟旨，不合皇帝意思的朱笔改之，所谓“太阿之柄不可假人”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小皇帝不懂批改，怎么办呢？过去汉之邓皇后、晋之褚皇后、辽之萧皇后都有过垂帘听政，宋之高太后更有女中尧舜的美誉，现在也可以学这一套，下发的旨意还需要有先帝给慈安、慈禧两宫太后的“御赏”“同道堂”印章[1]，这样才有合法性，等皇帝成年了再亲政就行了，所以他们坚决恳请太后垂帘听政。
钦差大臣、侍郎胜保也奏请简选近支亲王辅政，以防权奸之专擅。什么意思？八大臣都是宗室远支、汉人，这些人不能信任，一定要有血缘很近的亲王辅政才可以，这不就是恭亲王奕吗，只能是他。其他的亲王要么不是道光的儿子，要么年龄太小，完全不行。
两宫太后到京，大臣们郊迎，太后就诉说三奸的罪状，周祖培说何不重治其罪？太后说他们赞襄政务，怎么治罪呢？周说这还不简单，你把他们的职务解除了，再抓不就行了。他说得没错，这实际上都是一个程序上的小问题，关键是你手中是否拥有兵权。于是解除八人赞襄政务大臣之职，以奕为议政王，另派大学士桂良、户部尚书沈兆霖、户部左侍郎文祥、户部右侍郎宝鋆、鸿胪寺少卿曹毓瑛为军机大臣，都是奕的亲信，新的执政班子已经形成了。
第二天，奕和周祖培、文祥等人进入军机处，载垣还不知道已被解职，很惊讶，说你们这些外臣怎么进军机处了？没有军机大臣、大臣上行走这样的官衔是不得入军机处的，亲王也不行，这是机密要地。奕说我有诏书，果然没一会儿，诏书到，命奕入值军机处，载垣等人被革职交宗人府拘禁。载垣大呼，“我辈未入，诏从何来？”是啊，皇帝的诏书都应该由我们赞襄政务大臣草拟，我们都还没开始工作，哪儿来的诏书呢？但是没用，几个侍卫上来，把载垣等人直接抓起来了。掌握了军权，又掌握了名义上的合法的皇权，比如皇太后的旨意，就可以了。肃顺呢？他当时护送咸丰的灵柩才走到密云。奕譞奉命捉拿，把门踢开，发现肃顺正抱着两个妻妾躺在炕上。隔壁就是咸丰皇帝的棺材，单凭大不敬这一项就可以将肃顺凌迟处死。追究八大臣罪行的时候，肃顺排第一位，端华次之。说他们以赞襄政务大臣自居，其实是趁着咸丰弥留之际，自己篡改遗诏。这个谁都说不清楚了，我不太相信他们敢擅自这样改，实际上就是一朝天子一朝臣。这是清朝的一个惯例。顺治留了四大臣给康熙辅政，结果鳌拜被擒，遏必隆被处罚；康熙就不用说了，隆科多最后被雍正囚禁死在囚所；雍正留下的鄂尔泰、张廷玉还算不错，但鄂尔泰死后被乾隆狂骂，从贤良祠撤出，张廷玉生前屡遭乾隆训斥羞辱；和珅作为乾隆的宠臣，在嘉庆亲政后立即被杀；嘉庆留下的几位大学士也被道光皇帝全部撤职，理由是他们竟然把乾隆的出生地点给写错了；穆彰阿是道光留给咸丰的，后面也是永不叙用。
清朝对宗室是优待的，宗室犯再大的罪，一般都自尽算了，不会砍头，更不会凌迟处死，太难看了。只有肃顺被砍了头。因为慈禧太后恨死他了，这是清朝历史上非常罕见的一个处罚，如此严厉残酷，这就是政变。实际上是两宫太后联合恭亲王奕把咸丰皇帝的遗命全部推翻了。
肃顺被押到菜市口砍头的时候，场面非常惨烈。北京内城居住的都是旗人，这些人恨死了削减自己俸禄的肃顺，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所以大家都用瓦砾砖块砸肃顺，弄得他面目全非。肃顺这个人非常倔强、刚烈，临刑前还破口大骂，说你们这些人置先帝遗诏于不顾，居然要杀我，而且不肯下跪，最后被刽子手用大铁锤砸断小腿骨才得以跪下受刑。这是清朝出现的宗室在菜市口被砍头的第一例，也是最后一例，以后也有宗室被杀，但基本都是赐自尽。
肃顺个性特别张扬、狂傲，其权力其实只来自于一个人——咸丰皇帝。咸丰一死，肃顺就没有权力了。清朝皇权独大，一个人再有才干，地位再高，威望再高，也没有用，肃顺没有吸取和珅的教训。当然，他不像和珅那么贪，而且才干确实很厉害，左宗棠、曾国藩都是他保举下来的，对清朝的中兴是立了大功的，但是没想到这个果实被他最痛恨的奕、两宫太后给吃了，自己反倒成了“同光中兴”的祭品。
注释
[1]“同道堂”印章是咸丰给同治的，但因同治年幼，慈禧又是其生母，“同道堂”印章就由慈禧代为掌管了。
奕：几起几落的最后一位皇子
道光皇帝共有九个儿子，其中第一、二、三子早夭；皇四子奕譞是皇后所生，相当于是嫡长子；皇五子奕誴过继给了敦恪亲王绵恺；皇六子奕是皇贵妃所生。由于皇后早死，奕与奕都是由皇贵妃抚养长大的。
道光晚年的时候，就在这两个儿子之间犹豫，究竟立谁为太子？清朝的皇位继承并不天然是嫡长子，选贤也很重要。奕虽然不是嫡子，但各方面都显示了过人的才华，个性也比较强悍，所以道光对于皇太子的人选很是犹豫不决。一次，道光带着皇子们去南苑狩猎，奕不仅文采很好，武功也很强，狩猎所获最多。奕譞这方面肯定是比不过奕的，他的老师杜受田就出主意，让他不要放箭。道光就觉得很奇怪了，问奕譞怎么回事。奕譞就按照杜受田教的，说现在还是春天，鸟兽正在繁殖，我不忍伤生以干天和，如果把鸟兽的母亲给射死了，小鸟小兽不就饿死了吗。道光一听大喜。还有，道光晚年病重，两个皇子都来探望。奕的老师卓秉恬说，如果皇帝垂询，你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展现自己的才华，而杜受田则对奕譞说，在条陈时政方面你肯定不如你弟弟，但有一点，皇帝担心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你见到他就伏地流涕，以显示自己特别孝顺。奕譞逐渐得到道光的青睐。杜受田作为奕譞的老师，利用了道光晚年的心态——没有用的人在衰老的时候就希望找一个老实庸碌的继承人，因为他觉得才华横溢的继承人对他来说会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而且他也喜欢特别孝顺的人。杜受田去世后，咸丰皇帝破格以最高等级的“文正”作为他的谥号，还赠“太师”称号。清朝总共就八个“文正”，和其他几位相比，杜受田在功业德行上完全是名不副实。
道光皇帝立了奕譞为皇太子以后，觉得对奕有所歉疚，为了补偿，在他的遗诏中朱笔写道：皇四子奕譞为皇太子，皇六子奕为亲王。这份遗诏现在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应该是清朝唯一一份保留下来的秘密立储诏。道光真是个昏了头的人，在这份遗诏里犯下了很大的错误，本来立平庸的奕为太子就犯了一个大错，既然已经决定立奕譞，为什么又要同时写立奕为亲王呢？这是又一个大错。他相当于把自己在继承人问题上的犹豫不决完全暴露出来，也埋下了未来兄弟失和的隐患。奕一看，肯定不开心，先皇之所以把自己立为亲王写进遗诏，肯定是对自己的补偿嘛，是不是这个皇位本来应该是自己的，否则补偿自己干什么呢，对不对。奕譞看到也不高兴，这样写是什么意思，立自己为皇太子就算了，为什么要把弟弟写进去，这不是告诉天下人，自己的弟弟原来也是在先皇考虑之中的吗。道光的遗诏让兄弟之间的矛盾公开化，这非常糟糕。即使你想要确保奕的亲王之位，也应该学康熙，临终的时候直接跟奕譞或亲信大臣讲就够了，完全不用写进遗诏。奕不会感恩于新皇帝，因为这个亲王是先皇给自己的，是用于补偿的，咸丰虽然遵守遗诏封弟弟为亲王，但心里肯定有疙瘩，这不是自己乐意的，是先皇逼我这么做的。所以你看道光皇帝蠢人办蠢事，一件事得罪了这么多人，还埋下了兄弟失和的种子。
咸丰继位之初，一度重用奕，把银定桥和珅的宅子赐给他做王府，而且任命他为领班军机大臣，执掌朝政大权。嘉庆曾经让自己的弟弟当领班军机大臣，但这不符合清朝的常规做法，咸丰这样做的原因是当时内外交困，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需要奕来帮助他稳定大局。奕也不负众望，领导清军击败了太平军的北伐，稳住了局面。但仅过了五年，在奕生母且抚养咸丰的康慈皇太妃逝世后，咸丰立即将奕的所有职务罢免，让他回书房重新读书，理由竟然是他在操办母亲的丧礼时“丧仪疏略”。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奕想让咸丰加封母亲为太后，虽然不是生母，毕竟有抚养皇帝的功劳，咸丰不太愿意，但又没有明确拒绝，就支支吾吾，点了点头。奕一看领导点头了，立马回军机处拟旨追封母亲为太后。咸丰特别生气，但又不能收回成命，不然就显得皇帝很小气，于是就将一股子气撒在奕身上，故意弄了一个十分滑稽的罪名。自此，兄弟二人的感情公开破裂。
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攻下天津，快要打到北京时，咸丰皇帝说要御驾亲征，但转身跑避暑山庄去了，还让天下的勤王兵马直奔热河，不要去通州，反正也打不过英法联军，显得非常猥琐。道光选择他作继承人，就是大眼瞪小眼，王八对绿豆，没用的皇帝老子就喜欢没用的皇帝儿子。咸丰这个人性格有点懦弱，才能一般，身体又不好。当清朝皇帝身体不好绝对不行，尤其在咸丰这个位置上，内战四起，英法联军又打到家门口，快到京师了，这是从来没出现过的非常危急的情况。但咸丰显然是自暴自弃了，去避暑山庄还带着戏班子，寻欢作乐，身体很快也垮了，三十多岁就死了，临终前只能传位给唯一的儿子。继承人没有选择余地是最糟糕的一件事，因为你只能传给他，哪怕是个败家子也没有办法。果然，同治皇帝是整个清朝最烂的一个皇帝，亲政的一两年就没干过一件像样的事。
咸丰去了避暑山庄，把奕留在北京，与英法联军周旋。这等于是把奕置于危地，因为当时谁也不知道英法联军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最后奕硬着头皮和英法谈判，签订了《北京条约》。对清朝而言，奕其实算是有大功的，按说应该被列入辅政大臣，而且还应该是第一位的，但咸丰居然把他给排除在外，让宗室远亲载垣、端华、肃顺为首的八大臣赞襄政务，奕怎么会服气呢？而且咸丰的遗诏安排得也很不合理，让八大臣赞襄政务，什么叫赞襄？是辅佐皇帝呢，还是代行皇权？如果是辅佐的话，跟军机大臣有什么区别？如果是代行皇权的话，跟小皇帝还有他身后的两宫太后势必会产生权力上的激烈冲突。两宫太后和奕联手，发动祺祥政变，将咸丰的安排全部给推翻掉了。咸丰皇帝最怕的就是他六弟执掌政权，恰恰这个最担心的事就出现了。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两宫太后垂帘听政，以小皇帝的名义封奕为议政王，食亲王双俸。这里又出现了一个问题，议政王和领班军机大臣有什么区别呢？好像也没什么区别，皇权还是以两宫太后为代表，掌握在两宫太后手里，所以后面还是会产生矛盾。
当时风雨飘摇，满汉大臣之间还闹意见。宝鋆是奕的好友，他曾经对奕说，我们满洲仅是一个州，虽有人才，怎么能和汉人的十八省比呢，所以一定要重用汉人。因此奕虽然和肃顺是政敌，但他在执政后，还是延续了肃顺的方针，重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这些汉大臣。他的理由很简单，先把满汉之间的矛盾放在一边，把心腹之患给消灭掉。到了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湘军攻下南京，太平军终于被镇压了，两宫太后马上以皇帝名义发布上谕：“恭亲王自授议政王，于今三载。东南兵事方殷，用人行政，征兵筹饷，深资赞画，弼亮忠勤。加封贝勒，以授其子辅国公载澂，并封载浚辅国公、载滢不入八分辅国公。”[1]
奕对洋人的态度起初和肃顺类似，十分强硬，在天津大沽口要坚决抵抗，但是后来他留在北京议和的时候，发现清军根本不是英法联军的对手，特别是发现英法并不想消灭清政府后，开始走向“现实主义”。因为英法直接统治中国是不可能的事，管理成本太高，得不偿失，他们希望有一个能负责的代理政府和他们谈判，他们弄点好处就可以了。因此，议和以后，奕就提出现在要办洋务，不能再用以前的理藩院的形式来处理对外事务。理藩院是管理蒙古、西藏、新疆、四川等地少数民族事务及俄罗斯事务的机构，藩就是藩属的意思，不是平等的地位。因而，清朝成立了一个新的衙门叫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外交部门。奕也很欣赏西洋的事物，喝着葡萄酒，抽着雪茄烟，做派很洋化，所以被时人叫作“鬼子六”。还有传言，说他在跟英法联军谈判的时候，借助洋人的势力，想篡夺咸丰的皇位。当时有很多这种微词，包括他的五哥奕誴都说，老六要造反。这就是因为他太洋化。奕很聪明，他知道清朝需要干什么，一定要引进洋人的技术，甚至他还请洋人到海关做总税务司。
但是奕确实也是心高气傲，他怎么能瞧得起慈禧、慈安？在和她们讨论问题的时候，他经常与个性同样很强的慈禧发生激烈冲突。慈禧曾经说，你是什么事都和我对抗，你是什么人呢？奕非常坦然，回答说我是宣宗第六子。慈禧也很强硬，说我革了你。奕反击，你革得掉我的亲王，但革不掉我的皇子身份，非常自傲。慈禧竟无言以对。编修蔡寿祺从安德海口中意外获知了慈禧与奕之间的矛盾，引发了媚女主、求富贵之心，于是上疏严劾奕贪墨、骄盈、揽权、徇私四大罪状。慈禧太后抓住这个机会（当然慈安太后也同意），于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三月，罢了他议政王以及一切的差事。这是奕第二次倒霉，第一次是被他哥哥咸丰给撤职。但是他没有想到，以前和他有矛盾的醇亲王奕譞，和通政使王拯、御史孙翼谋、内阁学士殷兆镛、左副都御史潘祖荫、内阁侍读学士王维珍等大臣，纷纷阻拦太后，说人家立了这么大的功，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尤其是广诚，他是满洲人，说话特别直接，他说“庙堂之上，先启猜嫌，根本之闲，未能和协，骇中外之观听，增宵旰之忧劳”。没办法，两宫太后只好打圆场，让奕还在内廷行走，管理总理衙门，但是把议政王去掉了。
讲到同治、光绪年间的最高政治，一般都忽略了一个人，就是慈安太后。实际上慈安太后是排在慈禧太后前面的，因为她是咸丰皇帝的皇后，慈禧仅仅是个贵妃，母以子贵，成为排名第二的太后。同光中兴的初期之所以比较顺利，和慈安、慈禧、奕三个人之间达成的微妙平衡是有关系的。慈安太后死后，这种权力平衡才被打破。
洋务运动的领袖当然是奕，具体的一些作为，包括设立总理衙门、引进西方的技术、开办工厂等。地方上是曾国藩、李鸿章一起配合，后期有张之洞。洋务运动分为两个阶段，从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到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是由奕主导，之后由醇亲王奕譞主导。这个转折点发生在光绪十年，即甲申年，叫“甲申易枢”。在甲申年之后，慈禧太后才真正达成个人独裁，说一不二。因为在此之前慈安太后的地位比她高，还保持着两宫太后与奕三人的权力平衡。两宫太后之间也是有矛盾的，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慈安就与奕联手，命令山东巡抚丁宝桢杀掉了慈禧的亲信太监安德海，理由是他“取中旨往苏杭催办织造，循运河南下，所至张龙凤旗帜，挈杂伎无赖多人，索有司供应”，给了慈禧一个难堪。所以三人之间是有矛盾有制衡的。而且最关键的是慈禧太后文化水平很低，同治四年她亲手写的罢免奕的手诏里错字连篇，语句不通，逻辑能力包括文笔一塌糊涂。虽然她本人很精明，但毕竟出身于一个中级官员家庭，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政务训练，和奕是完全不能相提并论的。清朝和历代有一点不同，自康熙以后不立太子，每一位皇子从六岁开始就要接受系统的教育，按照未来继承人要求来培养。不像过去的朝代，只有太子被重点培养，其他的皇子就封个藩王，混吃等死。也就是说，奕在当皇子的时候，一直是按照未来皇帝的标准来培养的，所以对于军国大事各种政务，他非常熟悉，上手很快。最高权力实际是掌握在奕手中，两宫太后更多的时候只是背书而已。
奕在军机处重用文祥、宝鋆这些人，勤勤恳恳，能力又很强，所以同光中兴一开始很顺利，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此。而且奕本人因为接受过严格的未来皇帝的训练，非常讲究谦恭，他见大臣都很客气，远不是后来载涛、载泽这些藩王之后所能比的。当时奕对中央财政控制很严，不让宫中花钱太多，和慈禧太后之间经常发生矛盾，比如慈禧撺掇同治重建圆明园、试图仿效康熙和乾隆巡幸五台山，都被奕劝阻。
同治去世时，当时的军机大臣、近支亲贵半夜三更都过来了，奕却说自己应该回避。为什么？同治无子，按照皇位的传承制度，应该是奕的儿子继位，因为同治是皇四子奕譞的儿子，皇五子过继给别人了，往下排就应该到他了，而且他母亲地位又高，被追封为太后。但是慈禧出于私心，立了自己妹妹的亲生儿子载湉，也就是光绪当皇帝，因为光绪只有三四岁，她可以继续垂帘听政，而奕的儿子已经成年，一继位就要亲政，对她掌权不利。
文祥去世以后，慈禧安排同治的老师李鸿藻入值军机处。李鸿藻是清流出身，理学家，非常保守。这叫什么呢？掺沙子。就是往军机处的班底里面掺沙子，塞进慈禧自己的人，这样的话自己就好操控于上。
奕和慈禧的关系是越来越紧张了，最关键的是，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慈安太后去世，三人之间的权力平衡被打破，只剩下慈禧和奕两个人对撞。最终慈禧借着光绪十年中法战争的机会对奕发动政治打击。
中法战争清军一路溃败，当时有一个宗室叫盛昱，以张佩纶推荐唐炯、徐延旭为由，上奏弹劾军机大臣，其中说道：“恭亲王、宝鋆久值枢廷，更事不少，非无知人之明，与景廉、翁同龢之才识凡下者不同，乃亦俯仰徘徊，坐观成败，其咎实与李鸿藻同科。”奏折上去后按说当天或隔一两天就得发下来，但这次被扣了五天，为什么呢？慈禧动了心思了，想借着这个机会将奕干掉。于是慈禧趁着奕去清东陵扫墓的机会召见醇亲王奕譞，当时他因为儿子当了皇帝而避嫌闲居家中。奕当然也有政治抱负，总觉得他六哥奕执政特别软弱，动不动就和谈，而且他训练神机营自觉还有点武功，觉得自己带兵打仗还可以。因此，对奕心存不满，你执政了十几年，搞洋务，还是被人家打败，不如换我来，所以他和慈禧达成默契，发动“甲申易枢”，将军机处整个连锅端。因为他实际上是太上皇，不能走到前台来，就让礼亲王世铎做代理人，军机处重大事情都要同他商量。
奕譞是慈禧的妹夫，为人比较庸碌，没什么大的本事，又十分害怕慈禧的权势，一直被当作傀儡。后来连弹劾军机大臣的盛昱都觉得不行，怎么换成了更糟糕的人呢？奕譞的儿子去国外，他居然问儿子，国外也会下雪吗？为什么要用奕譞呢？因为越没用的人，慈禧太后越好架空。奕譞还成为北洋海军名义上的最高统帅，结果慈禧挪用海军经费去修缮颐和园。奕如果还在军机处，是绝对不会发生这样的事的。十年以后，碰上甲午战争，清军一路惨败，黄海大战五艘军舰被打沉，标志着洋务运动彻底破产。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后，慈禧又想起了奕，你退休在家已经十年，应该出来为国效力。奕当然不乐意了，不想出来，但是大家最后还是强逼着他出来，入值军机处，实际上他年纪已经很大了，脱离一线也很久了，也没有了当年的那种英锐果敢，已经是回天乏术。所以说洋务运动最后的失败，实际和奕、慈禧直接走上前台是非常有关系的。
就算奕直接执政的话，他又能怎么样呢？可能稍微好一点。我做过一个简单的假设，如果道光皇帝当年把皇位传给了奕会怎么样呢？
最直接的，他若活得够长，起码可以少举办两个葬礼，一个是咸丰的，一个是同治的。皇帝去世不仅要举行葬礼，还得建陵墓，要花费上百万两银子。北洋海军最先进的主力舰定远号和镇远号，从德国买来每艘才一百七十万两。还有，可以简办两个婚礼。同治、光绪两个皇帝的婚礼，花费了一千六百万两白银，几乎相当于十艘定远舰。如果北洋海军有十艘定远舰这样的主力铁甲舰，黄海大战即使不能翻盘，也不至于输得那么惨。而且慈禧太后也永远不可能走上前台。从知识结构来看，慈禧基本就是个半文盲，虽然精明，但眼光眼界就摆在那儿，而且她不姓爱新觉罗，天下不是她们家的，虽然掌握了实际政权，但能力和责任心是远远不如奕的。进入十九世纪下半叶，整个世界都是丛林法则，德、日等国之所以能够成功，都是因为出现了政治强人，德国有威廉一世与俾斯麦，日本有明治天皇与伊藤博文，而清朝却弄出个半文盲的老太太，怎么和别的国家竞争呢？最高统治者的作用当然不能夸大，但确实是个很重要的因素，尤其是在清朝这种专制独裁的体制下，最高统治者的能力、格局造成的影响非常大。
奕活的时间确实蛮长的，他于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去世。病重的时候，光绪和慈禧三次到家中探望，还是比较尊重的。奕去世后的谥号是“忠”，是宗室当中最高等级的谥号，而且配享太庙，规格特别高。甲申年之后，奕连大的庆典活动都不被允许出席，因为慈禧不想见到他，特别讨厌他，但为什么突然态度转变了呢？据说奕临死前，光绪与慈禧去看他，当时光绪想要变法，奕坚决阻拦，说你不能用这帮激进的小人，他们想要获得最高权力，所以撺掇皇帝变法，变法以后得罪了所有人，你皇位都有可能不保。奕还是希望走洋务运动的套路，步子要慢一点，一步步踏实来，这可能对了慈禧太后的想法，两个人在这件事情上意见相同。而且奕临终前告诫光绪不可重用翁同龢，说他就是个小人，非常保守。这一点可能也让慈禧非常感动，觉得奕是以“国家”为重，实际就是以慈禧太后的利益为重，讨厌帝党分子，讨厌变法的激进分子，对康有为、梁启超这些人都瞧不上，觉得这些人一定会害了清朝。
注释
[1]《清史稿》卷二二一。
曾左李胡郭：不大的朋友圈
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郭嵩焘，这几位号称是“同光中兴”的名臣。
曾国藩，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府湘乡。他家境很一般，父亲曾麟书年近五十才考中秀才，因为年龄很大了，所以在仕途上没有任何出路。曾国藩经过几次会试，终于在第三次，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考中三甲进士，但是排名很靠后，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后在权臣穆彰阿的帮助下，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等到咸丰皇帝继位的时候，曾国藩已经成为侍郎，二品大员，这个升迁速度创造了湖南籍官员的一个纪录，是最快的。他自己也感叹，自己碰上了一个好恩人穆彰阿。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公元1851年1月），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当时咸丰皇帝已经继位快一年了，因为道光是在年初的时候去世的。曾国藩连上两折，直接指责咸丰本人的问题，令皇帝十分恼火，把奏疏扔到地上，但没怎么处理曾国藩，算是有些虚心纳谏的气度。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曾国藩生母去世，丁忧回籍。这是中国古代一个很重要的制度，祖父母、父母去世，官员需要回家守孝三年。如果在你的仕途中，这四个人接连去世，不在同一年的话，你可能得回家守孝十二年，这对一个人的仕途是很严重的打击，在这么长的空窗期内，其他人就有机会起来，会后来者居上。这也算是中国古代官场的一个制衡机制，或者叫约束机制。由于八旗、绿营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都不堪大用，咸丰皇帝没有办法，只能下诏让地方兴办团练，希望用地方武装来抵抗太平军。曾国藩接到诏书后本不想去，因为自己有孝在身，但是他的好朋友郭嵩焘力劝他出山，说这个关键时候你要建功立业，这个机会你抓不住就错过了。于是曾国藩才去长沙与湖南巡抚张亮基商量办团练事宜，湘军就这样产生了。所以郭嵩焘对曾国藩后来的建功立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胡林翼比曾国藩小了不到一岁。他的出身与曾国藩大不一样，其父胡达源是一甲第三名，探花，当过翰林院侍讲。胡家资产颇丰，胡林翼少年时也风流无赖，但他天资聪颖，“笃嗜《史记》、《汉书》、《左氏传》、司马《通鉴》暨中外舆图地志，山川垝塞、兵政机要，探讨尤力”[1]。如果生活在今天，会是一个很好的历史地理学者。胡林翼的发迹与道光年间的名臣陶澍有关。陶澍也是湖南人，道光年间任两江总督，改革盐课，与江苏巡抚林则徐的关系非常好，相互赏识。有一次，陶澍回老家省亲，看到了才七岁的胡林翼，就觉得这个小子很不错，说我有个女儿和你一般大，以后嫁给你，就定下娃娃亲了。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胡林翼与陶澍之女成婚后，前往南京陶府。南京向来是个花花世界，胡林翼婚后流连于秦淮河畔，出入花街柳巷。一次被陶澍的幕僚看到，偷偷报告给陶澍，说你家女婿怎么回事，天天在逛窑子，陶澍却说：“润芝之才，他日勤劳将十倍于我，后此将无暇行乐，此时姑纵之。”意思是以我这个女婿的才能，日后为国操劳，工作繁忙的程度将十倍于我，趁着年轻的时候让他放纵一下，以后就没有机会了。他的老丈人如此心胸宽广，而且看得非常长远。
道光十六年（公元1836年），胡林翼考中进士，进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后又成为编修。但是他的仕途没有曾国藩那么顺利，有翰林院那么好的平台，他居然在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年）被派到贵州这么偏僻的地方，历任安顺、镇远、黎平知府及贵东道道台。不过这也历练了他。当时贵州、湖南一带经常有苗民起义，在弹压的过程中，因为手里没有军队，他就办起了团练，算是以后镇压太平军的一个预演、热身。由此，他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包括用兵、筹饷等。他还写了一部《胡氏兵法》，据说后来蔡锷就十分欣赏这本书，认为写得非常好。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胡林翼以贵州贵东道道台的身份，率领自己练的兵出贵州前往湖南、湖北镇压太平军，与曾国藩开始携手，成为最佳拍档。
左宗棠是湖南长沙府湘阴县人，跟曾国藩、胡林翼的家乡相隔都不远。他比胡林翼小几个月，比曾国藩小一岁。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参加乡试，因“搜遗”中第，但此后六年三赴会试，全部落榜，此后终其一生都只有举人的功名。大家要知道，从湖南跑去北京参加会试，这个成本是很高的，他的家境本来就一般，怎么办呢？只好跑到醴陵渌江书院去当代课老师。但是没想到道光十七年（公元1837年）陶澍回湖南省亲，见到他写的一副对联“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大加激赏，觉得这个人是个奇才，就让他去南京做自己的幕僚，而且还结成了儿女亲家。陶澍眼光特别厉害，胡林翼和左宗棠一个成为女婿一个成为亲家。在陶澍府上，左宗棠结识了胡林翼，关系特别密切，还被林则徐所知，因为林则徐老听他的老上级陶澍夸奖左宗棠，说他这个未来的儿女亲家是多么地才华横溢。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林则徐被派往广西镇压农民起义，途经湖南，左宗棠拿着胡林翼的介绍信来拜见。当时林则徐坐在小船上，左宗棠登船的时候不小心落水，衣裳尽湿，但他非常机灵，对林则徐说，“闻古者待士以三熏三沐之礼，今三沐，已拜领之矣，若三熏，则犹未也”，意思是我掉湘江里算是洗过一次澡了，但还没有熏香。林则徐笑了，说你赶紧换衣服，免得着凉。二人在舟中谈了一夜，讲到新疆的事情的时候，林则徐拍了拍左宗棠的肩膀，说我没有完成的功业就看你了，并且把收集的新疆的很多资料给了左宗棠，左宗棠以后收复新疆，这个情结就埋于此。临别之际，林则徐赠给左宗棠一副对联，“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邱”，上款书“季高（左宗棠，字季高）仁兄先生大人法正”，下款署“愚弟林某某”。左宗棠大为感动，晚年的时候还把这副对联悬挂在自己的书斋。可见这些厉害人物的朋友圈其实很小，都是相互介绍。其实人与人之间的认识并不是靠一个简历递上去就行了，一定要有非常信任的人相互引介，这种关系相对来说才是最稳定的。
太平军兴起后，湖南巡抚张亮基征召左宗棠为幕僚，但他不太想去，这时胡林翼就拼命劝说，你赶紧过去，现在是大丈夫建功立业的时候，他这才出山。太平军打长沙没有成功，左宗棠因功由知县升为直隶州同知。张亮基转任山东巡抚后，左宗棠又归隐了，直到骆秉章出任湖南巡抚，再次延聘他为幕僚。骆秉章对左宗棠十分尊重，认为自己的才能不及左宗棠，因此大小事情都让手下问季高先生的意见。后来左宗棠被人弹劾，最后被肃顺所救，但是中间运作的是翰林院编修郭嵩焘。
郭嵩焘，字筠仙，湖南湘阴人。他比胡林翼、左宗棠小六岁，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考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他也是丁忧回乡的时候碰上太平军围攻长沙，力劝曾国藩出来办团练，最后因为军功授为翰林院编修，又入值南书房，救了左宗棠。
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年龄比较小，生于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和曾国藩属于两代人。他的父亲李文安是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的进士，与曾国藩是同年，而且还是好朋友。李鸿章年轻的时候就跟着曾国藩读书，曾国藩是他正儿八经的老师。道光二十七年，年仅二十四岁的李鸿章考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庶吉士特别重要，是仕途最好的一块奠基石，只要当了翰林院庶吉士，以后担任侍郎、尚书就会一帆风顺，甚至入阁拜相都有可能。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李鸿章丁忧回籍办团练，结果被太平军击败，只得带着母亲跑去镇江避难。后来听闻曾国藩在江西作战，就投奔过去当幕僚。起初曾国藩还不太乐意，说李鸿章志大才高，是艨艟巨舰，我这浅水湾怕是容不下，还是回京供职吧。李鸿章的一个同年叫陈鼐，也在曾国藩幕府，就说，“少荃多经磨折，大非往年意气可比，老师盍姑试之”。这样李鸿章才进入曾国藩幕府，一待就是几年。曾国藩每天喜欢早起，召集幕僚一起吃饭，谈谈话，但李鸿章喜欢睡懒觉。有一次，他推托说自己头疼，不想去，没想到曾国藩不断派人来敲门催促，没办法，他只好硬着头皮过去。吃饭的时候，从头至尾，曾国藩没有说一句话。吃完饭以后，曾国藩正色道：“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意思是我知道你在撒谎，骗我说头疼，实际就是睡懒觉，但是你既然当我的幕僚，我就要实言相告，我这里就一个原则，诚实。李鸿章听后为之悚然，直到他晚年的时候还经常说，老师当年对我的这个教训让我记忆特别深刻，为人就要讲一个诚字。
因为太平军的原因，曾、左、李、胡、郭这五个人全部汇集在咸丰、同治年间的历史舞台上，并做出了一番大事情。其实他们这几个人就是所谓同光中兴在地方上的骨干大臣，在中央则是恭亲王奕、宝鋆、文祥这些人。当然，郭嵩焘、李鸿章还目睹了同光中兴从开始到结束的全过程，因为他们两个人活的时间很长。
咸丰四年，太平军占领了长江中下游。在长沙的曾国藩发布《讨粤檄文》，率师出征。他毕竟是翰林出身，本身又是理学家，这篇檄文占据了当时封建统治意识形态的制高点。他指责太平军“荼毒生灵”，“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所痛哭于九泉”。因为太平天国的意识形态是拜上帝教，这是洪秀全根据《劝世良言》这样的基督教小册子改造而来的。基督教认为上帝就一个儿子耶稣基督，洪秀全则说自己是上帝的第二个儿子，耶稣的弟弟。洪秀全由于几次考秀才都名落孙山，恨透了八股取士这一套，对儒家四书五经也极其厌恶。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儒家在几千年里都是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你现在要将这些扫荡殆尽，不仅读书人，甚至那些不识字的人也不能接受，所以曾国藩号召“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计也”。读书识字的人，受过孔孟教诲的人，大家一定要把太平军镇压下去，不能袖手旁观。曾国藩这篇文章确实抓住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