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6年，马克?吐温出版了《汤姆?索亚历险记》，亚历山大?贝尔为电话 这一发明申请了专利，英国的"挑战者号"(HMS Challenger )军舰完成了近7万 海里、160除天的科学考察，带着超过4000种新物种信息回到了南安普敦。
本年，清廷终于决定向欧美国家派驻外交官。
结束漫长的盲人摸象时代
郭嵩煮被清廷选中派往英国，成为首位驻外公使，是多重因素同时汇聚到 -'起后的结果。
其中最直接的因素，是1875年发生的马嘉理案。该年2月，英国驻华使馆翻 译马嘉理(Augustus Raymond Margary )持总理衙门护照，与英属缅甸方面派出 的150名英军官兵和15名探测队队员在缅甸八莫会合后，北上云南“考察"。云 南地方官事先未接到与此事有关的通知，探险队在腾越地区与当地军民发生冲 突，马嘉理和他的4名中国随员被击毙，探险队亦退回缅甸。1
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是名中国通，既了解清廷的实力，也熟悉清廷政治运 作的逻辑。他在交涉"马嘉理案"期间，始终牢牢把握主动权，不断针对清廷 要害出击。比如，威妥玛深知清廷在外交冲突中必欲维护地方大员的体面，视 之为“朝廷体制”(不能让地方督抚对中枢寒心)，故坚持要求总理衙门将云 南巡抚岑毓英召来京城对质，且在无依据的情况下将岑毓英说成“马嘉理案” 的幕后主使。果不其然，总理衙门以不处分岑毓英为中英交涉的底线，宁可在 其他方面多做让步，也绝不愿将岑召来京城(洞悉威妥玛用心的李鸿章多次建 议总理衙门召岑来京居住，未被采纳)。那些其他方面的让步，恰是威妥玛希 望在谈判中达成的目标。2
再如，威妥玛深知慈禧太后与总理衙门众人皆对"庚申之变”怀有忧惧， 担心旧事重演，故谈判期间屡次以降旗离京的方式对清廷实施武力恫吓，还在 给英国外交部的电报中说"调动军队的谣言是有好处的"。这种军事恫吓虚实 难辨。清廷虽掌握到一些信息，知晓英国正深陷巴尔干半岛危机3,仍不得不在 衡量自身实力后，以一种"宁可信其有”的心态，接受了威妥玛的武力讹诈。
“马嘉理案”最后以清廷与英国签订《烟台条约》了结。威妥玛不但实现 了惩凶、赔款、道歉等要求，还得到了云南将来可开放通商、设立两国会审衙 门、通商口岸不得抽收洋货厘金等额外利益。条约还规定，待案件交涉完全了 结，清廷须效仿当年的天津教案派崇厚率使团去法国道歉的先例，也派一支使 团去英国道歉。
既然要派使团去英国道歉，那就不妨让使团留在英国，成为清廷正式的驻 英外交官--这是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建议。身为服务于清廷的英国人，赫德 在"马嘉理案"期间给清廷提供了许多帮助，包括充当总理衙门和威妥玛之间 的缓冲带和调停人，包括建议将谈判工作转交给更有经验的李鸿章，也包括 “奏派郭嵩煮大臣出使英国"，也就是向清廷建议派郭嵩煮出使英国，成为常 驻海外的外交官。4
其实，自1861年进京任职以来，赫德一直是呼吁清廷对外派驻公使最卖力 的人。在赫德看来，清廷处在一个频繁与世界发生交流和冲突的时代，没有常 驻海外的使节实在是不可理喻之事。它直接导致清廷在对外交涉中长期处于盲 人摸象的状态，既抓不住对自己有利的机会，也得不到最紧要的情报，结果只 能是不断发生外交灾难。赫德的呼吁在1865年有过一点效果，总理衙门大臣文 祥告诉赫德，他希望自己能成为钦差出使英国一个月，看看这个国家到底是什 么样子，赫德极为赞同、但清廷顾虑到跪拜礼之类的"体制问题"，不肯派文 祥这样的重臣出国，最后随赫德去欧洲游历的只是身份低微、年逾六十的小官 员斌椿。这之后，赫德又参与推动了 1868年的“蒲安臣使团出访欧美" 6。遗憾 的是，赫德的呼吁成效也仅止于此。
事后复盘，没有驻外使节的危害，可以说是不胜枚举。 、 ?，
比如，蒲安臣代表清廷出使欧美时，曾努力向各国推销“对华合作政 策”〈但清廷没有驻外使节，无从了解"合作政策”在欧美各国的被接受程
度，也就无法知晓和衡量该政策在外交上对清廷有何价值。于是便直接导致蒲 安臣觉得自己在欧洲的外交努力很成功，可是这种成功在清帝国内部竟未激起 半点涟漪，没有任何人知晓这种成功的存在，也没有任何人想到可以利用蒲安 臣留下的外交成果。
再比如，因为没有驻日公使，清廷在1874年对日本侵略台湾的计划可说是 几乎毫无情报。若非威妥玛等欧美国家驻华使节给总理衙门通风报信，也许总 理衙门得等到日军侵占了台湾才会得到消息。
再比如，英国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奉行"光荣孤立"的外交策略，"其 基本原则是为了国家利益，最好的方法是避免与其他欧洲国家结盟或发生冲 突”，以集中力量扩张英国在世界上的利益为核心目标\该策略在"马嘉理 案”中被应用于中国，其突出表现是：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拒绝考虑其他国家 的意见；其他国家如俄、德、法、美、西班牙等国的公使，也采取集体行动照 会总理衙门，拒绝以代表英国意志的《烟台条约》为基础来讨论问题。9对这种 现象，因为没有派驻英国的公使，没有来自伦敦的关于英国外交政策的第一手 情报，清廷始终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交涉中没有了情报支持，基本等于两 眼一抹黑。当清廷只能依赖对威妥玛个人的察言观色来做决策时，威妥玛的种 种讹诈自然而然也就生效了。
同样也不难想象，在1875年，总理衙门对时任英国首相的本杰明?迪斯雷 利(Benjamin Disraeli)也毫无所知，对他那拓展大英帝国势力边界的浓厚兴 趣更不会有任何了解。他们不会知道，将埃及变成英国的保护国，占领塞浦路 斯，让英国女王加冕为印度女皇，进军南非和阿富汗，这种种行动都与迪斯雷 利有直接关系。他们同样不会知道，英国扩张势力边界的行动，已与俄国产生 了非常直接的利益冲突。正因为全不知道，所以当赫德于该年6月前往总理衙 门，向文祥、沈桂芬等人提议"中英结盟"时，文祥只是将眼光牢牢锁死在马 嘉理案的交涉上，完全看不到在更广阔的世界局势下，中英两国存在许多共同 利益。如果双方就此展开“合作”，马嘉理案的冲突其实不值一提。当然了， 赫德的“中英结盟”构想不保证必然成功，但在1875年，中英两国确有合作的 可能。赫德不是天真派，他是个大胆而务实的人。10 ?
当然，总理衙门自1861年开始办理对外交涉事务，至此已有整整15个年
头，再如何愚钝，也必然能够感受到没有驻外使节造成的种种不便。远的不 说，单就1874年日军侵台一事而言，如果清廷在日本驻有使节，便无须将给日 本政府的照会托付给顺道去日本的外国人转递，导致该照会在途中走了近一个 月的时间，日本政府也不会有拖延回复静等生米煮成熟饭的机会。
好在，同治皇帝终于在1873年不情不愿地放弃了跪拜礼，不再坚持要欧美 各国驻华公使对大清皇帝三跪九叩，总理衙门对外派驻使节最大的"制度障 碍”终于消失了。于是，在1875年6月，清廷颁布命令给王公大臣，要他们“保 举熟悉洋情边防之员，兼备出使简用""，正式将筹设驻海外使领馆一事提上了 日程。稍后，因马嘉理案须派大员携国书前往英国道歉气总理衙门又加快了筹 备步伐，于8月28日决定派郭嵩煮、许铃身（后因威妥玛反对，改为刘锡鸿）为 出使英国的正、副使臣，向英国政府致歉后即常驻英国。赫德收到消息后，立 即拟写了一份备忘录送至总理衙门，主要内容是告诉清廷，在英国设立一座使 馆，需要哪些基础消耗和日常花费，需要配置哪些职员和设备。13
总理衙门选定郭嵩煮为硅英公使前，曾秘密咨询过李鸿章的意见，要他评 估一下郭是否堪当此任。李鸿章不愿就此表达意见，选择了沉默。因为他知道 朝中官员鲜少有人愿意出任驻外使节，郭嵩煮也不例外。朝廷的任命下达三天 后，李给郭嵩煮写信说：“暮年作此远游，诚知非执事所乐为，是以总署先缄 商敝处，不敢妄有论列。" m所谓暮年，指的是郭嵩煮此时已年近60岁；所谓 "不敢妄有论列"，指的是李知道郭不愿暮年远游，所以一直拖着未向朝廷反 馈意见。当然，李鸿章的沉默不会改变任何事情，因为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诉 的意见最重要。早在1875年2月份，郭嵩煮就已蒙慈禧太后及光绪皇帝（4岁） 召见；奕诉也曾在军机处内当着郭的面，反复对沈桂芬和宝鎏二人盛赞郭深通 洋务工
1875年底，郭嵩煮奉命北上，被朝廷任命为“署理兵部侍郎"，在总理衙 门行走。这一安排，既是为了让郭在1876年出使时有一个合适的身份，也是为 了让他可以近距离了解洋务交涉之事。
18年前，也就是1858年，英法联军攻陷大沽炮台兵临城下,73岁的瓜尔 佳?桂良同英国代表额尔金签订了《天津条约》，"在没有皇帝批准的情况下 做出了允许外国公使驻京这一撼动体制的让步” 16。从那时起，欧美各国驻华使
节纷至沓来。但清廷自己，却用掉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才由桂良的女婿恭亲 王奕诉下定决心向海外派遣常驻使节，以实现外交转型，结束那漫长的盲人摸 象时代。
未出国门已是人神共愤
在北京等待行期确定的日子里，郭嵩煮越来越无意出使英国。
早在任命之初，就有舆论讽刺他，说此行去向蛮夷致歉，实在是自取其 辱。稍后，郭奉命北上暂在总理衙门任职，上奏批评云南巡抚岑毓英，说他 "不谙事理”，不懂如何办理洋务，只知一味将马嘉理等人的死亡推给“野 人”（与1867年美国"罗佛号"事件中福建官员将责任推给台湾"生番"是同 样的路数），确实该为马嘉理案的扩大化负重要责任。"这道奏折又捅了舆论的 马蜂窝，引来骂声一片。
郭的本意有三：一息岑毓英处理失当，本是事实，李鸿章等人也持相似看 法。二是威妥玛觑准清廷为了 “维护体制"，必不会惩罚岑毓英，故刻意纠 缠，指控岑是马嘉理案的主谋，要求清廷必须将其召来北京对质，拿这个作为 谈判筹码以谋求更多利益。郭嵩煮希望朝廷通过处分岑来挫败威妥玛的阴谋。 三是以失职这一轻微指控，来应对威妥玛更严厉的指控，对岑毓英而言，未尝 不是一种从事件中安全脱身的办法。］8但对朝野士大夫们来说，这些考量都不重 要，也不值得细思，"谁主张处罚岑毓英谁就是汉奸”，才是当时的主流思维 方式。
于是，不但素不相识者恨起了郭嵩煮，平日与郭交好的朋友也开始以一种 别样的眼光看他。王闿运说他“可惜矣”\ 李慈铭说他“徒重辱国而已” ? 刘坤一则感叹“事事依附英人…?一令名之不终，未始不由自取” 21，说他名声 在晚年臭掉实在是咎由自取。建议不被采纳，舆论又汹汹而来，郭嵩煮只能 感慨：
今时督抚一劾便动，独一谋杀洋人，即微过亦不肯以加之，而又无辞以折
服洋人。人才如此，求无误国病民不可得矣。22
1876年初，郭又在总理衙门目睹了英国公使威妥玛的嚣张气焰，与之谈判 的总理衙门诸公只是"相与唯唯而已"。这情形让郭深感泄气："与洋人交 涉，不求所以自处，而安坐以听洋人之挟持，念此为之气短。而士大夫相与蚩 蚩，横生议论。朝无大臣，遂使群口嚣然。" 23由于朝野士大夫死活不愿意去 了解洋人，于是一有对外交涉，局面就成自己毫无自处之道，落一个背后骂洋 人、当面被洋人骂的窘境。
如此种种，让郭意兴阑珊，有意借病隐退。他在给慈禧和光绪的奏折里说 自己患有"气逆”之症，已经到了 “起坐举动辄至昏眩” 24的地步，请求准许 辞去差事回籍休养。但文祥等总理衙门大臣很清楚，放走了郭嵩煮，恐怕再也 找不到愿意出使之人，所以只准许郭在京城休假一个月。假期结束，郭又给慈 禧和光绪写奏折，说自己“疾病昏眩，已有不能支持之势"，“病势万难出 洋” "，仍请准许回籍调治。朝廷的回复仍是让他带病销假，留在京城休养。第 三次上奏推辞出洋时，郭嵩煮洋洋洒洒写了数千字，大发牢骚说，朝廷办理洋 务30年，中外诸臣还在玩南朱以来的那套老把戏，搞什么“以和为辱，以战为 高” 26,谁主张与洋人讲和谁就是汉奸，谁高喊与洋人决战谁就最爱国，实在是 不可理喻。
这种辞差事与不许辞差事的拉锯，在1876年持续了长达半年之久。对郭嵩 煮一意推辞出洋的心境，胞弟郭良煮是这样理解的：
家兄之决计乞退，实因洋务无可办法，又无可与言者，却非避出使之 艰难。监
所谓“洋务无可办法"，指的是郭的主张并不能得到朝廷的认同；即便得 到认同，总理衙门也无力将之实现。所谓"无可与言者"，既是指郭被士大夫 们舆论攻击，也是指对郭嵩煮有知遇之恩的总理衙门大臣文祥恰于1876年5月病 故。接替文祥与郭沟通的沈桂芬，在郭眼里只是一个"居心险狠"的小人，在 沟通中让郭深感“侮弄”。弁 ：、
为了稳住郭嵩煮，1876年9月6日，慈禧太后在紫禁城东暖阁召见了郭。二 人先是聊了一番马嘉理案的处理情况，然后进人安抚性对话：
慈禧问：赫德替中国办事，尚有心腹否？
郭嵩责答：赫德是极有心计的人，在中国办事亦是十分出力。然却是英吉 利人民，岂能不关顾本国？臣往尝问之：君自问帮中国，抑帮英国？赫德言： 我于此都不敢偏袒，譬如骑马，偏东偏西便坐不住，我只是两边调停。臣问: 无事时可以中立，有事不能中立，将奈何？赫德笑言：我固是英国人也。可见 他心事是不能不帮护英国。
问：威妥玛、梅辉立两人本领如何？
答：威妥玛负气，却是阳分人；梅辉立更是深沉。
问：汝病势如何？
答：臣本多病。今年近六十，头昏心忡，日觉不支，其势不能出洋，自以 受恩深重不敢辞。及见滇案反覆多端，臣亦病势日深，恐徒使任过，辜负大 恩，不敢不先辞。
问：此时万不可辞。国家艰难，须是一力任之。我原知汝平昔公忠体国， 此事实亦无人任得。汝须务国家任此艰苦。
又顾柏王29言：他于此实是明白，又肯任劳任怨，实亦寻他几个不出。
又谕云：旁人说汝闲话，你不要管他。他们局外人，随便瞎说，全不顾事 理。你看此时兵饷两细，何能复开边衅？你只一味替国家办事，不要顾别人闲 说，横直皇上总知道你的心事。
因叩头：承太后天谕，臣不敢不凛遵。
又谕：总理衙门哪一个不挨骂？ 一进总理衙门，便招惹许多言语。如今李 鸿章在烟台，岂不亏了他，亦被众人说得不像样。
答：李鸿章为国宣劳，一切担当得起，此岂可轻议。
日：然。
谕：这出洋本是极苦差事，却是别人都不能任。况是已前派定，此时若换 别人，又恐招出洋人多少议论。你须是为国家任此一番艰难。
慈安太后亦云：这艰苦须是你任（郭嵩底旁注：往时召对，慈安太后不甚 发言。此次引申慈禧太后之旨至五六次，大率此类也）。 、，.
问：汝在南边到过几处？
答：自广东北至直隶各海口，臣皆普遍走过一回。
柏王奏言：曾从奴才父亲办过天津军务。
问：可是咸丰年间？
答：咸丰九年。
问：汝在南书房几年？
答：只一年余。
谕：尔须天天上总理衙门。此时烟台正办着事件，时常有事商量。你必得 常到。
又问：现在服药否？.
答：正在服药。
问：然则尚须调养？
答：正在调养。
日：如此你便间一两日一至总理衙门，于调养亦不相碍，却是得常去。扣
以上是郭嵩煮在日记中记录的召见问话情形。郭说，慈禧太后为了慰藉安 抚他，"反复申明，有重述四五次之多者"，以致自己在家中预备好的、用来 推脱差事的种种说辞，“竟是不能说"，全都没能说出口。至此，郭嵩煮的辞 职之心，才算是被彻底打消。
出发前夕的10月31日，慈禧太后再次召见郭嵩煮，施以安慰之词。君臣对 话如下：
慈禧曰：此事当为国家任劳任怨。
郭嵩煮答：谨遵圣旨。
日：汝二人须要和衷。第
答：是。
日：到英国一切当详悉考究。
答：英国无多事可办，专在考求一切，此是最要紧事。
日：所调各人，想皆系所素知？ 、 ?'
答：是。
曰：随人须要约束，不可滋事。
答：所调各员，大率是谨饬一路，然亦不可不防其滋事。
曰：汝心事朝廷自能体谅，不可轻听外人言语。他们原不知甚么。
答：不知事小，却是一味横蛮，如臣家于此已是受惊不小。灸
所谓“臣家于此已是受惊不小”，指的是这年八九月间，在长沙参加乡试 的湖南士子，闻知“知名士大夫”郭嵩煮即将前往欧洲担任驻英国公使，全都 怒不可遏。按天朝体制，从来都是四方蛮夷在帝都设置常驻使节，岂有天朝派 遣使节常驻蛮夷之地的道理？更何况郭嵩煮此行还负有为马嘉理案向英国道歉 的使命。深受刺激的湖南士子们组织聚会痛骂郭嵩煮，结队出动焚毁了郭出资 整修的上林寺，并张贴告示扬言要捣毁郭宅，郭氏一门因此受惊不小。1877 年，郭嵩煮曾在奏折中如此回忆此事：
去年京师编造联语，以"何必去父母之邦"相谓责。家乡士子，直诘臣以 不修高洁之行，蒙耻受辱，周旋洋人，至欲毁其家室。”
正是未出国门，已人神共愤。
一部日记不知是何居心
1876年11月10日，郭嵩煮正式离京赴英。
在上海候船期间，他给两江总督沈葆桢去信一封，里面说：“嵩煮乃以老 病之身，奔走七万里，自京师士大夫下及乡里父老，相与痛诋之，更不复以人 数。英使且以谢过为辞，陵逼百端。衰老颠沛乃至此极，公将何以教之？ " m天 下议论汹汹，已不将郭嵩煮当人看待，这是时代的主流意见。郭问沈葆桢“公 将何以教之”，其实只是在倾吐内心的苦闷，并非真的期待沈有什么妙策可以 提供。郭还在信里说，"默察天下人心，洋患恐未有已也"。能认知到“洋 患”的由来并不仅仅是洋人的骄横进逼，也有"天下人心"过于荒诞、举国愤 愤而无理智的缘故，这是郭嵩煮领先于时代之处，也是他的悲哀之处。
1877年1月21日，郭嵩煮、刘锡鸿与两位外国秘书马格里、禧在明，以及15
名随从，抵达伦敦。2月8日，郭向维多利亚女王递上了光绪皇帝的致歉国书。 国书中写道：
马嘉理持照入滇边境，惨遭被害，不但有关生命，并致几伤和好，朕深为 惋惜。兹特简钦差大臣、署礼部左侍郎、总理各国事务大臣郭嵩希，前赴贵国 代达衷曲，以为真心和好之据。朕知郭嵩春干练忠诚，和平通达，办理中外事 务甚为熟悉。务望推诚相信，得以永臻友睦，共享升平，谅必深为欢悦也。35
致歉之事完结后，英国外交部告诉郭嵩煮，在英国设立大使馆还需要向女 王递交一份正式的国书，且须在国书中写明副使刘锡鸿的名字与官职。郭嵩煮 随即将此事汇报给了朝廷。郭担忧朝中无知者将英方的要求解读为歧视，然后 借机闹出外交风波，故在奏折开篇冒着再度被打成汉奸的风险，为英国政府做 了一番解释，明言此事绝非英方在刻意为难，而是他们重视条约这类制度性的 东西：
西洋以邦交为重，盖有春秋列国之风，相与创为《万国公法》，规条严 谨，诸大国互相维持，其规模气象实远出列国纷争之上。日本一允通商，即倾 诚与之相结，诚有见于保国安民之计，于此有相维系者。36
这是在拿欧洲近代外交，与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合纵连横式外交做比较。 在郭眼里，前者不但有《万国公法》这样的制度建设，还有“诸大国互相维 持”的制度自觉，较之翻云覆雨、唯利是图的合纵连横式外交，可谓胜出远 矣。说完这些“汉奸言论"，郭犹不满足，又痛批了一番"中国以远人为大 忌，以和为大戒，锢蔽于人心"的传统思维，说这种思维自南宋搞到现在，只 剩下了喊打喊杀的“虚骄之气"，在解决实际问题方面一无是处。
在奏折的后半段，郭嵩煮发了一通歪理，说中国鲜有人在英国居住谋生， 所以目前没必要向英国派遣常驻公使。郭如此说，自然是为了推脱公使职务， 将自己从人神共愤之中解脱出来。但他也知道希望渺茫，所以又就补颁国书一 事做了详细说明，且特别强调维多利亚女王一度拒绝接见刘锡鸿，乃是因为致
歉国书中“并未一列其名”，而非对刘的歧视，中国方面没有理由拿这种事去 责难英国政府。至于国书没写上刘锡鸿的名字，郭说，这个责任全在自己，是 自己领到国书的时候没有细察。当事人刘锡鸿也给清廷写了奏折，说英国“当 无诘难之意"，只是西洋通例只设公使，没有副使这种名目；现下并无什么中 国人在英国经商，有郭嵩煮一人足矣，再添副使既多余又费钱，所以请求朝廷 将自己调回国内。以
这番手续上的小波折反映出来的，是总理衙门对近代外交事务的基本规则 流程，始终没有形成明晰的认知。流程性质的东西尚且如此，理念领域的认知 自然更谈不上。在给慈禧和光绪皇帝的回奏中，总理衙门解释说，之所以会发 生这种低级失误，是因为之前派出去的蒲安臣使团、崇厚使团，在国外都没遇 到过这类问题，除了国书之外，各国都没有向他们“索看另项国书"，所以此 次也就想当然地没有就派驻公使一事单独制定外交文件。这番解释，又透露出 总理衙门的对外认知严重缺乏主动探究，过于依赖被动经验做出的推测。
至于郭嵩煮那番英国不必派遣常驻公使的歪理，总理衙门深悉郭欲摆脱苦 差的用心，人才难寻，自不会让他如愿。在给慈禧和光绪的奏折里，总理衙门 说，不但英国、美国、日本这些国家已派出的常驻公使不能撤回（大略同期， 清廷任命陈兰彬为驻美公使，任命何如璋为驻日公使），其余像俄国、法国、 德国等"交涉事件较繁”的国家，也有必要派驻公使，这样才能知己知彼，才 不至于闭目塞听。刘锡鸿遂顺势被调至柏林担任清廷驻德国的首任公使。
1877年4月，郭嵩煮正式就任清廷驻英国公使。只做了三个月即遭到国内官 员的集体弹劾。随后又连续被副使刘锡鸿密奏"举报”。最后在公使任上不足 两年，郭即匆匆辞职回国。个中原因，梁启超当年说得很明白：
光绪二年，有位出使英国大臣郭嵩森，做了一部游记。里头有一段，大概 说：现在的夷狄和从前不同，他们也有二千年的文明。哎哟！可了不得。这部 书传到北京，把满朝士大夫的公愤都激动起来了，人人唾骂，日日参奏，闹到 奉旨毁板，才算完事。39
所谓"游记"，实名叫作《使西纪程》，是郭嵩煮自上海乘船到伦敦50天
的日记，不过两万余字，由他本人整理出来之后，抄录寄送给总理衙门刻版刊 行（这是晚清出洋使节的惯例，也是使节的义务）。结果，这本小书引起满朝 士大夫们的极度愤慨。1877年6月16日，翰林院编修何金寿，在朝中清流领袖李 鸿藻等人的支持下上奏攻击郭嵩煮，说郭在日记里一味歌颂洋人，说俄、英等 国不但富强，还充满了礼义信让，"不似中国虚骄自张"，如此这般"种种取 媚”实在是骇人听闻，实在是“失体辱国”，故请求朝廷下旨“立将其《使西 纪程》一书严行毁禁"。4。
庙堂之上的弹劾，很快在士绅圈子里传播开来。李慈铭骂郭嵩煮说，写这 种书简直是心肝坏掉了： "阅郭嵩煮侍郎《使西纪程》……记道里所见，极意 夸饰，大率谓其法度严明,仁义兼至，富强未艾，寰海归心……迨此书出， 而通商衙门为之刊行，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于是湖北人何金寿以编修为日 讲官，出疏严劾之，有诏毁板，而流布已广矣。嵩煮之为此言，诚不知是何肺 肝，而为之刻者又何心也！ " 41王闿运也批评说，通过《使西纪程》这本书，可 以知道郭嵩煮这个人"殆已中洋毒，无可采者” 42 —已经中了洋人的毒，成了 洋人的奴才，他的话已经没有价值了。
郭原本计划在驻英公使任上每月编成一册日记，交给总理衙门出版，用作 讨论研究洋务之用。这是他出国之前应慈禧召见时，就已做出的工作定位： "英国无多事可办，专在考求一切，此是最要紧事。"孰料第一本《使西纪 程》就犯了众怒，落了个举国痛骂、毁版销毁的结局。他逐月编写出版日记的 计划自然就流产了。
其实，在今天看来，《使西纪程》里并没有什么奇谈怪论。
比如，光绪三年（ 1877）四月初二（据旧历，下同），郭嵩煮参观了伦敦 邮政局之后，在日记里说，"英国行政，务求便民"，百姓花钱买邮票，就可 以利用邮政系统将信件寄到数万里之外，政府也可以通过邮政系统每年收入 "千数百万磅"，这实在是一种既方便民众又对国家有利的事情，“此西洋之 所以日致富强也"。43对于这一 "便民与利国关系"（也就是今人所谓的公共服 务与国家发展）的发现，郭嵩煮颇为重视，进而还生发出了学习近代经济学理 论的兴趣，他多次向伦敦的英、日学者和官员请教这方面的问题。
此外，郭嵩煮还兴致盎然地参观了英国下议院的运作，旁听了议员们与英
国“兵部尚书哈尔谛"之间就国家政务展开的种种公开辩论，考察了英国的两 党制度具体如何运作4、到了 1877年底，郭嵩煮已俨然成了一个"英国通”。 他与日后出任驻德公使的李凤苞讨论英国政治的运作逻辑，李提出一项疑问：英 国在朝、在野两党平日和谐共处，遇到国事则各持己见，互不相让，最后投票以 人多者为胜，败者平静接受结局，并无愤懑不满继续为难者，他们究竟是怎么做 到的？
李凤苞的这个问题，显然是以中国历朝历代朋党倾轧必以一方将另一方完 全吞灭为结局，而生发出的疑问。郭嵩煮的回答是：据我所见，没有一位西洋 君王的德行可以与中国上古三代的贤君相比，他们甚至连伊尹、周公这样的 人物也没有。但他们有一个好制度，那就是"国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为 私”，国家是"民众的国家”，非君王私有；政务是“百姓的政务"，非君 王独裁。他们的官员选拔制度，讲究阶级和资格（指对投票者和参选者有资 产与学历方面的限制），所以选出来的官员多是"贤能之人”。朝廷（指以首 相为领袖的政府，而非安王）没有办法依照自己的爱憎行事，百姓若有不满， 该届政府就没办法连续执政。自设立议院开始，英国就形成了两党制度，通过 各自表达主张、向对方提出质疑，以及回应对方的批评，来确定事情的是非， 进而决定谁成为"秉政者”（也就是大选获胜的政党出面组织政府）。如此久 而久之，就成了一种稳定的风俗，英国民众也因为这种制度，变得“直率实 诚”，不搞那些谦退辞让的虚文。国家设立的法律规章，也严厉打击欺诈与伪 造（"语言文字一有诈伪，皆以法治之，虽贵不贷" 一句，当是指英国法律对 商业合同欺诈之类行为惩罚甚严）。他们的教育也提倡这种风气。再加上政府 将政务向民众公开（一公其政于臣民），国家言论自由（直言极论，无所忌 讳），连底层庶民也可以批评政府，政府也会有所回应。如此种种，可以知 道，他们的政教风俗的形成，是日积月累由来已久，有着深厚的制度文化渊源 的事情。45
郭嵩煮没有掌握太多今人熟知的近代政治术语，但他的认知显然已触及了 近代政治非常关键的部分。他对"君王之治"和"制度之治"，的区别论述，对 制度建设与文化、风俗乃至国民性之间关系的理解，显然已远远超出了他的 同时代之人。这种超越，在19世纪70年代的中国，除了将他自己推入"已中洋
毒”的批判大合唱之中，不会产生别的效果。 -
在英国上下求索，让郭嵩煮的认知日新月异。光绪四年（ 1878）五月二十 日晚，他与李凤苞、罗稷臣等人聊天，又说了这样一段“大逆不道"之言：
三代以前，皆以中国之有道制夷狄之无道。秦汉而后，专以强弱相制，中 国强则兼并夷狄，夷狄强则侵陵中国，相与为无道而已。自西洋通商三十余 年，乃似以其有道攻中国之无道，故可危矣。三代有道之圣人，非西洋所能及 也。即我朝圣祖之仁圣，求之西洋一千八百七十八年中，无有能庶几者。圣人 以其一身为天下任劳，而西洋以公之臣庶。一身之圣德不能常也，文、武、 成、康四圣，相承不及百年，而臣庶之推衍无穷，愈久而人文愈盛。颇疑三代 圣人之公天下，于此犹有歉者。会
对清王朝那些终生沉浸在四书五经中的在朝士大夫和在野读书人来说，郭 嵩煮的这些话，岂止无法认同，简直匪夷所思。但郭竟是越走越远，光绪五年 （ 1879）二月二十六日，他又在日记中写道："秦汉以后之中国，失其道久 矣……而猥日：东方一隅为中国，余皆夷狄也。吾所弗敢知矣。”外（中国自秦 汉以后就失去了 "道"，有些人非要说我们才算“中国"，其他都是夷狄。这 种狂妄自大，我实在不能同意。）
这些话，很自然地引来友人王闿运的批判："人者万物之灵，其巧弊百 出，中国以之一治一乱。彼夷狄人皆物也，通人气则诈伪兴矣。使臣（指郭） 以目见而面谀之，殊非事实。” 48王坚决不肯承认西方人是"人”，坚持认为他 们仅仅是”物"，因为通了些人气，于是变得奸诈虚伪。郭嵩煮深知王闿运这 类看法才是主流，早在光绪四年他就感叹过：如今政教风俗，欧洲诸国远胜大 清，他们看待我们"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就像上古三代的我们看待那些 没迈入文明的夷狄。然而，“中国士大夫知此义者尚无其人，伤哉！"。49
举国的谩骂之声外，也偶有一二回应能带给郭嵩泰一点安慰。李鸿章的来 信就是其中之一。总理衙门在刻版印刷之前，曾将郭的日记抄了二本寄送给李 鸿章。李于光绪三年（ 1877）三月二十六日给郭嵩煮写信说："总署抄寄《行 海日记》一本，循览再四，议论事实多未经人道者，如置身红海、欧洲间，一
拓眼界也。" 5。
京师同指目为汉奸之人
郭嵩煮知道自己日记里的言论，会刺痛国人脆弱的神经，引发他们的愤 怒。但他没有想到，骂自己最凶、最具杀伤力的人，却是副使刘锡鸿。
刘锡鸿是广东人。1863年，郭嵩煮署理广东巡抚，与因母亲去世而在家守 制的刘锡鸿结识。郭在广东办团练，延揽刘锡鸿来负责省团练总局的事务。二 人由此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友谊。1876年，郭嵩煮被清廷指派为出使英国致 歉的使臣，未出国门已是诋毁纷纭。刘锡鸿是这期间为数不多仍经常与郭往来 游山玩水、饮宴畅谈的人。稍后刘能随郭一同出使英国，与郭的推荐是分不 开的。
但这也成了二人朋友关系破裂的开始。郭嵩煮后来无奈回忆说：“然其在 京，方以鄙人派充参赞为憾，啧有烦言。嵩煮与言明：始拟派参赞由我，后派 副使亦由我，大抵为公言之。云生不信也。" 5I大意是说，刘锡鸿当时是从五品 刑部员外郎，对随郭嵩煮出使却只得了参赞的职衔颇为不满，他意在三品的驻 英副使。刘认为郭作为朋友不够意思，郭则对他解释：一开始的参赞是我推荐 的，后来的副使也是我推荐的。但刘锡鸿不信。其实，郭的话大体是实情，清 廷最初指定的副使是许铃身，许的出身高出刘锡鸿许多，刘不可能与之争夺副 使一职，参赞一职已是最好的结局。后来许因种种缘故改派他处，朝廷又感觉 有安抚郭嵩煮的必要，刘锡鸿才有了出任副使的机会。
由刘锡鸿的多疑而造就的这道裂痕，在使团抵达英国之后，因“国书未书 副使姓名职务事件"再次扩大。刘锡鸿认定：郭嵩煮既然在国内时就看过国 书，却未指出国书中存在这一问题，多半是存心要给自己难堪。刘锡鸿写奏折 给朝廷要求撤销副使名义，允许自己回国，即是在表达对郭嵩煮的不满。郭似 未意识到刘的猜疑，但很快就感受到了刘的不满情绪。光绪三年（ 1877）二月 十二日，郭与刘谈到使馆内的一些不如人意之事，刘锡鸿似乎是会错了意，以 为郭是暗讽自己在使馆内捣乱，故“语言乃多怪诞，以为与副使无涉也，颇相 与争辨"。这番极不愉快的交流，让郭嵩煮生出一番感慨，说自己"前生太无积累，凡所提挈之人，无不相背畔者”。同时郭又宽慰自己，说刘锡鸿是一个 “直性"之人，时下又怀有一种"牢骚抑郁”的情绪，"亦无怪其然也"，不 必怪他会有这种不友好的反应。以
刘锡鸿的"牢骚抑郁"，与他的"副使”地位迟迟难定有直接关系。各国 均只设公使而无副公使，这让刘锡鸿的身份非常尴尬，他虽然给朝廷写了奏折 请求卸去副使身份调回国内，但他在朝中并无靠山，对朝廷究竟会如何安排自 己缺乏安全感，故情绪相当焦虑。越是焦虑，越是回溯这焦虑的源头，就对郭 嵩煮越是不满一一如果国书里端端正正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和副使的职务，这一 切的焦虑就不复存在了。
焦虑归焦虑。此后的一个多月里，郭、刘之间仍维系着一种大体平静的关 系。其间，刘锡鸿张罗了一次宴席，为郭嵩煮庆祝六十大寿分。还发生了使馆 随员郭斌"随行而走出云生前"的风波，也就是出门随行时不小心走到刘锡鸿 的前面。刘锡鸿大怒，让郭斌受了一顿戒饬"。由这场风波可以窥见，刘锡鸿此 时的心态脆弱而敏感，可谓嶷神疑鬼，觉得使馆中无人将他这个“副使”当回 事。不过，"郭斌风波”发生仅两天之后，刘锡鸿便挺直了腰杆，因为这一天 他接到总税务司赫德的电报，获悉自己已被清廷改派为驻德国公使。55
这一天也成了郭、刘关系的分水岭。刘开始在各处场合显示一种与郭分庭 抗礼的态度。受刘刺激，郭也对他越来越冷淡,能不邀请刘就尽量不邀请，能 回避与刘同行就努力回避。比如光绪三年六月十一日，卜拉西约郭嵩煮去参观 蒸汽轮船，但郭“以刘云生往践其约，不敢偕行" 56。不过，郭嵩煮此时似乎仍 未洞悉刘锡鸿何以如此。在光绪三年（ 1877）七月十七的日记里，郭有这样一 段记载：
夜归，与茄斋谈及云生叛背之由，必有事端，前斋故与款曲，谅能知之。 苑斋言，常闻其怨慈之词，而不闻其征引事实。所据为罪状者，谓得上海文 报，私行开拆，并不一通知公同拆阅。其狂谬无知如此。稍一动气，又至竟夕 不能成寐。57
黎茄斋告诉郭嵩煮，刘锡鸿埋怨郭嵩煮接到上海方面的电报，总是自己拆
看，并不通知刘锡鸿来一同阅读。这一怨念背后蕴藏着的，是刘获悉自己将成 为驻德国公使之后，欲与郭嵩煮平起平坐的微妙心态。但郭嵩煮不接受这种责 备。在他看来，自己从十余年前署理广东巡抚之时，就对刘锡鸿多所提携，此 次出洋也是一样，可谓有大恩于他。刘的责备实可谓忘恩负义。这也是郭当晚 气闷失眠的主要缘故。
1877年9月4日，郭、刘二人的友谊终于走到了尽头。该天，刘锡鸿自外地 返回伦敦公使馆，就自己的薪俸和副使的署名问题向郭发难，最后“大怒诟 骂，拍案狂叫而去"。郭自问并无开罪刘锡鸿之处，遂传来使馆参赞、翻译及 随员七人，让他们居中去询问刘锡鸿究竟因何一意挑衅。刘的回答是："我生 平不记人过，即有触犯，我亦忘却。唯此京师所同指目为汉奸之人，我必不能 容。”且向众人列举了郭的三项罪状：“一、游甲敦炮台，披洋人衣，即令冻 死，亦不当披。二、见巴西国主，擅自起立，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主致敬。 三、柏金宫殿（白金汉宫）听音乐，屡取阅音乐单，仿效洋人所为。”气在伦敦 公使馆内被同僚指责为“汉奸"，此事对郭嵩煮的刺激可想而知。
8天之后，9月12日，郭写了一道奏折，请求向朝廷销假回国，同时还写了 三道奏折弹劾刘锡鸿。第一道总体陈述刘锡鸿的种种问题，说他是一个“绝不 念国家艰难筹画之苦心，而据以为一身富贵功名之捷径"，毫不体察朝廷设置 驻外公使的良苦用心，只将之当成一条通往富贵之门的捷径，故请求朝廷免去 其驻德国公使的职务，将其撤回国内。.第二道专门弹劾刘锡鸿私刻关防。简单 说来就是刘无视公使馆已有一枚由郭嵩煮掌握的公使大印，又自行刻了一枚一 模一样的。当时，刘的驻英副使身份，因无国书递送至英国政府，所以并未获 得认可；他的驻德国公使任命，也尚未正式发布。所以郭在奏折里说，刘不守 规矩做出这种事，为的只是满足他的"自大之心"。'第三道奏折，则是推荐由 李凤苞接替刘锡鸿出任驻德公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