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1861年：改革始于人事更迭第二章1862年：步履艰难同文馆第三章1863年：赫德执掌大清海关第四章1864年：太平天国偃旗息鼓第五章1865年：引进新器械与新技术第六章1866年：首个官派考察团出洋第七章1867年：改革先驱发挥人生余热第八章1868年：首支外交使团出访欧美第九章1869年：拒铁路于国门之外第十章1870年：曾国藩被算计进退失据第十一章1871年：消弭教案的努力流产第十二章1872年：种子播下后迟早会发芽第十三章1873年：同治皇帝放弃跪拜礼第十四章1874年：清廷被日本耍得团团转第十五章1875年：躁狂的年轻皇帝死了第十六章1876年：首次向欧美派驻外交官第十七章1877年：丁戊奇荒里的天灾与人祸第十八章1878年：连小小的武举也废不掉第十九章1879年：琉球交涉错失良机第二十章1880年：终于允许建设电报线路第二十一章1881年：现代医学进入中国第二十二章1882年：美国出台《排华法案》第二十三章1883年：太后欲雪庚申之耻第二十四章1884年：改革来到了分水岭第二十五章1885年：企业转型成了衙门第二十六章1886年：拿昆明湖换渤海第二十七章1887年：广学会的成立第二十八章1888年：北洋海军以残阵成军第二十九章1889年：光绪大婚不给慈禧面子第三十章1890年：清帝国开炼钢铁第三十一章1891年：皇帝开始学英语第三十二章1892年：周汉被精神病第三十三章1893年：关东铁路为太后大寿让路第三十四章1894年：大清"战胜" 了日本第三十五章1895年：朝野反思甲午之败第三十六章1896年："甲午后改革"遇挫第三十七章1897年："湖南腹地自立”第三十八章1898年：百日维新第三十九章1899年：底层社会全面失序第四十章1900年：“庚子之变"第四十一章1901年：新政不过是权术第四十二章1902年：新式学堂挽不回青年第四十三章1903年：《苏报》案痛击清廷第四十四章1904年：再一次编练新军第四十五章1905年：慈禧被迫放弃科举第四十六章1906年:两种"预备立宪”第四十七章1907年：刺杀安徽巡抚第四十八章1908年：老太后的终极布局第四十九章1909年：诺议局与地方自治第五十章1910年：请开国会运动第五十一章1911年：清帝国土崩瓦解
后记
尾注
序言
历史不能假设，但可以复盘
旭彬多年来主持腾讯历史频道，主编的“短史记"系列选题视野开阔，行 文轻松，喻义无穷，曾是我追踪阅读的栏目。旭彬个人著述量大质高，几乎出 一本热一本，毫不夸张地说，早已成为新一代历史类写作台柱子之一。以这 几年出版的《秦制两千年：封建帝王的权力规则》《活在洪武时代：朱元璋治 下小人物的命运》为例，史料丰沛新鲜，思想深刻，行文老练，一时间洛阳纸 贵，成为各界具有共同阅读兴致的历史类读物，实属难得。
旭彬的新书《大变局：晚清改革五十年》，主要研究描述1861—1911年这 50年间中国的改革进程。从大历史角度看，这50年虽然为时不长，但确为殷周 以来3000年最为关键的历史节点。集中精力研究这段历史，弄清这段历史的起 承转合与前因后果，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学术工作。旭彬的这部巨著，将 编年与纪事本末诸多体裁综合运用，50个年份中的重大事件几乎都有着落，或 者单独叙述，或者放在某一主题下述及，纵横结合，详略得当，引证翔实，叙 事张弛有度，相信一定会受到读者的欢迎。
这一段历史虽然过去了 100多年，研究者也先后做出了许多有意义的研究， 但是如何理解这段历史，如何将这段历史放在一个更宏大的历史背景中进行叙 述，这依然是学术界必将持续探究的问题。旭彬给出了自己的理解，许多说法 极具新意，我也大致赞同。我想接续讨论的是，放在中国3000年历史长河看， 这段历史究竟给我们留下什么实实在在的遗产，留下什么值得汲取的教训。
毫无疑问，实实在在的遗产就是中国终于踏上了工业化的路，中国终于从
农业文明走出。这在今天一般人的感觉中可能并不是多大的问题，但从历史上 看，这一点格外重要。我们知道，大航海时代到来后，全球产业就酝酿着突 破，经过几百年的积累发酵，至18世纪中叶英国工业革命爆发，一个全新的时 代由此发生。而此时的中国正沉溺于盛世想象中，对于英伦三岛的工业革命， 以及欧洲大陆正在发生的变化，竟然毫无察觉。
20年后，英国人来了，他们很自豪地带来了工业革命的新产品和新成就， 希望中国注意这些新趋势，开放市场，让英国这些新颖的工业品进入。假如那 时的清朝统治者打开一扇紧闭着的国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都会被改写。 然而历史无法重来，清帝国竟然在英国工业革命100年之后才不得不开始自己的 工业革命。旭彬的这部大书就从这儿开始。
耽搁了 100年，又是在两次鸦片战争后开始自己的自强新政、洋务运动。 于是中国这场工业化运动从一开始就带有很大的问题，缺少整体规划，也不知 道变革的终极目标是什么。而且由于帝制时代一味施行愚民教育，这对于维护 既成统治固然有效，但对于任何变革都设置了一个多元社会根本不会出现的障 碍。旭彬说，愚民教育虽然有助于维持统治，但在变革时代，终究会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诚哉斯言！据此就可以解释50年改革所遇到的麻烦，很多是历史 留下的许多意识形态屏障。自己很难逾越。
然而不管怎么说，中国的工业化终于在蹉跑了一个世纪之后开始了。此时 的日本即将开始维新改革，西方资本主义仍然是英、法、美等几个大国。假如 当时的中国像英:法、美所期待的那样打开国门，让外国商品自由进出中国， 让中国成为自由贸易的区域，重回汉、唐、宋、元，或许，中国的市场能得到 充分开放，经济实力也会迅速成长，成为世界经济中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
可惜的是，我们从史料中不难看出，清廷开放的进程迟缓、低效，极不情 愿。清廷主政者似乎根本不明白开放的意义，总觉得市场是自己的，不能轻易 让渡给别人。至于别人的市场，那时的中国当然没有足够的想象力，不知道这 也是可以共享的。于是西方人很快意识到中国如果不能像西方一样开放市场， 那么中国的市场价值实际意义并不是很大。由此理解19世纪80年代中外关系日 趋紧张，1894年的甲午战争后签订的《马关条约》更是激化了这一关系。 '
过往百年，讨论洋务新政的，不论基于什么样的立场，都承认这场现代化
运动过于畸形，政府垄断了资源市场，至于增长的结果也基本上与民众无涉。 民众没有从发展中获得好处，更不要说发展的普遍性。政府没有经过适度的 改造，洋务新政其实就是让政府公司化，许多完全可以凭借市场可以解决的问 题，清廷主政者出于维护统治利益的需要，宁愿不发展，也不会交给市场，更 不允许民间私有资本的成长。
没有普遍性的发展，没有民众普遍性的富裕，人民游离于洋务新政之外， 那么政府主导的“点线增长"便不具有多少实质性意义。如果重返19世纪下半 叶，中国发展所面临的最迫切问题是社会再造、国家再造，需要重建中国社会 体制、国家体制。这一点，洋务时期的思想家就已有人看到了，冯桂芬、薛福 成、郭嵩春、郑观应等都有不少讨论；1885年，伊藤博文来华时，也与李鸿章 就此交换过意见，明确表达过中国应该有一总体改革思路的看法。
实事求是地说，洋务新政也带给中国巨大变化。中国的工业化毕竟从零开 始，有了 一个很不错的起步，重工业、制造业、造船、航运、电报等基础性设 施在那30年获得了巨大进步，沿江沿海的城市群也相继出现。我们后人一方面 要看到洋务新政的本质局限，另一方面也不要低估这30年在50年晚清改革进程 中的意义。
历史无法假设，但可以复盘，可以讨论另一种可能。假如甲午战争不爆 发，中国继续潜心于自己的建设，继续与世界诸大国保持经济合作、“政治亲 善”，继续和平外交，成为世界尤其是远东政治格局的建设者与维护者。这种 情形再走30年，中国内部的精神建设也会不一样，中国的经济基础也更扎实。 到那时，不是强大的中国与外部冲突，而是中国不需要冲突，反而成了制止冲 突、维护和平的力量。这样推演当然有点天方衣谭的感觉，只是如果我们复盘 19世纪晚期中国政治走势时认为这并不是完全不可能。李鸿章主导的政治派别 其实就是这样想的，中日两国拖至最后时刻开打，其实也有这方面的考量。
和比战难。严复说这是宋代以来中国人的一个最大教训。中日冲突还是发 生了，然而如同两次鸦片战争一样，甲午战争并没有演化为全面战争，清帝国 在不太失面子的前提下“止损”，与日本签署了 ”讲和条约" 。 ‘
这场战争带给中国巨大的伤害，精神上的伤害长期一直都没有完全消解。
至于属国、土地、赔款更是让中国人痛心疾首，革命由此发生，主要就因为不
能接受这样的失败。
战争打断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但战争也让中国人开始惊醒，开始反思已 经走过的路，中国历史由此翻开了新的一页。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巨变"，所 谓“历史三峡”，都只能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
中日甲午战争之前，中国精英很少有人认为中国需要根本改变，他们中的 大部分认为中国需要向西方学习，但这些学习只限于坚船利炮、声光电化，至 于体制、社会、伦理，中国不仅不必学，而且必须谨防这些东西影响中国。所 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当时中国政治精英、知识精英的普遍意识。
甲午战争后，中国人的观感很不一样了，孙中山、严复、康有为、梁启超 这一大批激进主义者不必说了，即便统治阶层内部，也逐渐承认西方文化知识 ‘的有用性。本书第三十五章描写的朝野各界对甲午战争的反思很值得细读，光 绪帝、恭亲王、李鸿章似乎都有幡然醒悟的感觉，这也为中国翻开新的历史篇 章提供了契机。
我认为，《马关条约》给中国带来的最大影响，并不是割地、赔款，而是 允许日本臣民在中国通商口岸自由办厂。这个规定一举打破中国长期以来的经 济管制，中国经济通过各个通商口岸与世界经济连为一体。既然外国人可以 在通商口岸办厂，那么中国的先富阶级自然可以褪掉红顶商人、买办商人的掩 饰，直截了当变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所谓"历史之巨变"，其实就是社会重 构、阶级重组，一个全新的阶级出现，“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被打破了，中 国终于进入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轨道。此后十几年，政治上的变革、倒退，其实 就是资本主义发生初期资产阶级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博弈，分权运动、权利运 动，中国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逻辑向前推进，新政、预备立宪、咨议局1、资政 院、责任内阁制等，都应该在这个历史脉络中进行理解。
彳艮多年来，研究者基于时人的批评，大致都强调晚清最后十年的政治变革 如儿戏。我个人不认同这样的分析。国家体制变革是根本性变革，清帝国在之 前漫长的时间里确实耽搁了、延误了，但我们不能据此以为1906年开始的预备 立宪不可信，是拿国家前途开玩笑。如果我们回到历史现场，?必须承认1904年 的日俄战争，当时的外交困境迫使清政府安排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如果没有 吴槌临门一脚，也不会让慈禧太后、满洲贵族看到宪政的力量。只是历史的吊
诡在这关键时刻，光绪帝、慈禧太后相继辞世，中国步入"后威权体制"，摄 政王、隆裕太后、宣统帝"三人组”应该是清帝国200多年历史上最弱的班底。 而中国资产阶级正在迅速成长，体制化的诺议局、资政院，以及那些非体制化 的国会请愿同志会、各省造议局联合会等，其活动力、影响力，远胜于清帝国 的既成架构，清廷统治集团的决策逐渐变为被动反应，无法引领政治进程。终 于，武昌首义，掀翻了清帝国270年的统治。
清帝国因改革而隐入历史，对于满洲贵族来说，固然有亡国之痛。但是正 如顾炎武早就揭示的那样，有亡国有亡天下，一家一姓之消失固然可惜，但对 大中国而言，清帝国没有了，中国还在。何况，晚清50年改革也为中国积攒了 一些家底，留下了一些制度性思考。
至于民国是不是不如大清，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是为序。
马勇
2023年1月4日
前言
从哪里来，向何处去
一
本书的主题，是晚清的改革与转型。具体而言，是咸丰十一年（1861）到 宣统三年（1911）的改革历程。
之所以不从道光二十年（ 1840）谈起，是因为该年的英军叩关虽一向被视 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但这场战争并未将清帝国从旧梦中唤醒。第一次鸦片战 争期间，沿海地区的士绅大多仅将英军视为明代的倭寇之流，甚至觉得他们 连倭寇还不如。"广东义民”们张贴的宣传资料痛斥英军“不过能言之禽兽而 已”，说他们只是一群不懂忠孝节义与礼义廉耻的未开化的畜生，说他们穿的 "大呢羽毛”缺了清帝国的湖丝就无法织造，说他们用的"花边鬼银"缺了清 帝国的纹银白铅就无法铸成，说他们离不了天朝的茶叶、大黄与各类药材，这 些"皆尔狗邦养命之物，我天朝若不发给，尔等性命何在？ ”1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沿海地区最了解“夷情"的知识分子，也鲜有人 觉得清帝国需要参照外部环境实施改革。梁廷相是广东顺德人，一向留心“夷 务”，做过林则徐的幕僚，是1840年英军叩关的亲历者。可即便是梁廷相这样
的人物，在战后总结教训时，仍坚持认为道光时代乃“天朝全盛之日”，断无 向洋人学习之理，否则太失体统。梁深信洋人的火炮源自明朝时中国的"地雷
飞炮"之术；洋人的舰船"亦郑和所图而予之者"，来自郑和下西洋赠给他们 的图纸；连洋人的数学造诣“亦得诸中国”。只要实事求是将祖宗们留下来的 技术与学问参透，“夷将如我何？ " 2 --洋人是奈何不了我们的。沿海地区的 士绅和知识分子尚且如此，其他人也就可想而知了。
真正的惊雷出现在咸丰十年，也就是公元I860年。
这年的旧历八月二十九日，清帝国的大小京官们痛苦地目睹了北京城落入 英法联军之手。一位自号"赘漫野叟"的京官说，洋兵是从安定门入城的，他 们登上城墙后便将清军尽数驱离，升起五颜六色的旗帜，还将清军配置在城头 的大炮全部掀翻扔进沟里？安上他们自己带来的炮。炮口一致向南，破天荒地 对着紫禁城。3时任礼部精膳司郎中的刘毓楠，也记载下了相同的一幕。他在日 记中说，洋兵进城是在二十九日的中午时分，大概有五六百人，进城时“我兵 跪迎，观者如市"--或许是觉得保留这段史实不妥，他写下这八个字后又将 之划掉了。洋兵在安定门城头五虎杆4下安置了一尊大炮，在东边城墙上安置了 四尊小炮，在城楼下方居中之处安置了两尊大炮，炮口全部朝南指向紫禁城。5
数天后，九月五日，留在京城负责与洋人交涉的恭亲王奕祈惊见“西北一 带烟焰忽炽”，探听后得知是洋兵正在焚烧圆明园与三山等处宫殿。他后来告 诉已远遁至承德的咸丰皇帝，说自己登高瞭望之时火光犹未熄灭，"痛心惨目 所不忍言"，“目睹情形，痛哭无以自容"。6同一天，三十岁的江西士子、会 试落榜者陈宝箴也见到了圆明园的冲天火焰，他“登酒楼望之，抚膺大痛” J
咸丰十年（i860）,按干支纪年是庚申年。故以上种种，皇帝出逃、京城 沦陷、圆明园宫殿被焚，在清代人的历史记忆里被称作“庚申之变"--不但 士大夫们在私人著述里这样说，《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收录的官方档案 也普遍使用“庚申之变”这个词。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无人将道光二十年（ 1840）的英军叩关称作“庚子之 变”。比如魏源有一本记载英军叩关始末的著作，初名《夷艘寇海记》，后更 名为《道光洋艘征抚记》。“征抚"二字是清帝国传统华夷秩序下的常见词 语，意味着事情仍在清帝国的控制范围之内，至少清廷自己是这样认为的。
"庚申之变”则不然。京城沦陷，宫殿被焚，是清军人关实行统治200余年来前 所未有之事，不独咸丰皇帝心胆俱裂仓皇逃亡，朝野士大夫也普遍心痛欲碎。
朝野普遍使用“庚申之变”这个词，意味着庙堂与江湖皆不得不承认维持传统 秩序的努力已经失败，不得不容忍一种不受欢迎而又无力抗拒的新秩序出现在 清帝国。
晚清的近代化改革，便是在这种心胆俱裂与心痛欲碎中启动的。
二
本书采用了半编年半专题的写作形式。
所谓半编年半专题，指的是书中内容虽以时间先后顺序来排布，但并未将 所有事件罗列其中，而是自每一年中选出一项与改革关系最为密切的事件，围 绕该事件做集中论述。自1861年算起，至1911年清廷灭亡，满打满算晚清改革 持续了51年，书中共论述了51桩与改革有关的事件。这样做的好处是，从纵向 上看，可以提供一个较为清晰的改革演化脉络；从横向上看，方便观察每一桩 具体改革事件的缘起与成败；整体上有助于回应这样一个问题：这场绵延了半 个世纪的改革，其终点为什么会是辛亥革命？
按笔者的理解，晚清改革的终点之所以是辛亥革命，是因为这50年的改革 并不是一条不断上升的曲线，而是一条倒U形曲线。其分水岭，也就是倒U形 曲线的顶点，是1884年的甲申易枢，慈禧将以恭亲王奕诉为首的军机大臣全班 罢免。曲线的前半段，改革的基本趋势是艰难突破种种阻碍坚持向前；曲线的 后半段，改革的基本趋势是减速放缓，最后走向了反改革。改革趋势的这种 变化，具体体现为改革主持者与参与者、改革阻力、改革目的与改革对象的 变化。
在甲申易枢之前，改革的主持者是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祈，具体的推动者 是曾国藩、李鸿章、沈葆桢等地方督抚，以及部分"正眼看世界"的知识分 子。改革的主要阻力来自统治阶级内部根深蒂固的愚昧，这也是改革推进速度 缓慢的主因。
改革的短期目的，是扭转咸丰皇帝的施政路线，重新团结官僚集团以重塑
政权向心力，并缓和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以便腾出手来彻底镇压太平天国--"庚申之变"前，咸丰皇帝自命雄才，大量起用酷吏与主战派人士，对内部环 境与外部环境皆持高压与强硬立场。咸丰皇帝死后，清帝国进入由慈禧太后与 恭亲王奕诉"同治"的新时代，随即对内取消高压做法，对外变主战立场为主 和立场。改革的长期目的，则是引进列强的先进技术，包括征税技术和军事技 术，来提升清帝国的实力，尤其是提升军队的战斗力，以达成抗衡列强乃至制 服列强的目的。当时流行的"师夷长技以制夷” 8之说，本身便清晰点明了这场 改革的终极目的是制服嚣张的夷人、重塑天朝的荣光。
为达成该目的，外交系统、军事系统、税赋系统和教育系统，皆是主要的 改革对象。外交系统由理藩院转型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正式与近代条约外交 制度对接，并向外派驻使节。军事系统大量换用洋枪洋炮，致力于建设自己的 近代化兵工厂，并采购洋船组建了近代海军。税赋系统主要是引进近代关税制 度，并开征厘税，大搞鸦片财政，让清帝国的税收有了大规模增长。教育系统 的主要培养对象是外语翻库人才、能够操作近代机器的人才、能驾驶近代军舰 的人才。在甲申易枢之前，大部分改革派人士，上至慈禧太后与恭亲王，中至 洋务派地方督抚，下至民间开明知识分子，都支持上述改革目标和改革手段。
1883年爆发的中法战争，被清帝国朝野上下视为检验洋务自强改革成效的 一场“大考”。上至慈禧太后，中至内外群臣，下至民间士绅，皆认为清帝国 在经历20余年洋务自强改革之后，当有足够的能力与法国军队一战，保住越南 这个藩属国，当有足够的能力让"庚申之变”的耻辱不再重演。于是，在这场 "大考”中，地方督抚中对战事持保守立场的李鸿章遭到慈禧太后的严责，朝 廷中对战事持保守立场的恭亲王奕诉和总理衙门众大臣更是被集体逐出决策中 枢。此战最后以战场上互有胜负，和约里没有赔款，甚至还以"中越往来，言 明必不致有碍中国威望体面" 9这种文字游戏宣布保藩成功的方式结束。这种结 束方式，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清帝国朝野对20年洋务自强改革的期望，让他们觉 得清帝国确实再也不是一个可以任凭数千洋兵纵横驰骋的弱者—-至少慈禧太 后本人是这样认为的。 、
甲申易枢之后，王与后“同治"的时代彻底结束。了解改革真实含金量的 恭亲王奕诉被逐出中枢，不了解改革真实含金量的慈禧太后成了雎一的强力决
策者。太后安坐深宫，既无法像前线将领那般直观感受到清军与法军在海、陆 两线上的巨大差距，也无从体察法国在不赔款、不割地的前提下愿意签订和约 的真实逻辑。朝野内外的多数人也是如此。于是，中法战争后的清帝国上下普 遍笼罩在一种虚骄的氛围之下，之前的洋务自强改革不但没有继续深化至体制 层面，反而开始减速。能直观体现这种虚骄心态与改革减速的一项史实就是： 在中法战争结束的同一年，洋务改革的主持者慈禧太后便不惜耗费巨资，开启 了三海重修工程%太后觉得中兴已大体完成，享乐的时刻已经到来。
改革减速的结果是灾难性的。外交方面，总理衙门从改革的重心所在，沦 为疲于奔命的中外冲突救火员，"知己知彼、融入国际社会"成了空谈。军事 方面，陆军的近代化改革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几乎停止，北洋水师也受限于经 费，只能以残阵宣布成军。军事体制层面的变革（比如成立独立的海军部）更 是无从谈起。经济领域的改革则止步于官督商办，曾经的明星企业轮船招商局 由兴盛迅速转向衰落，中枢全力扶持创办的汉阳铁厂长期炼不出一根合格的钢 轨。科举改革更是毫无动静。当改革已然减速，虚骄却日甚一日时，悲剧很快 就发生了。1894年的甲午战争不过是悲剧的开幕，1900年的"庚子之变”才 是悲剧的高潮-—晚清改革始于“庚申之变"中京城失陷、皇帝外逃的奇耻大 辱，最后又回到"庚子之变"的京城失陷、太后携皇帝外逃。历史转了一个40 年的大圈，又回到了起点。
在这个改革减速的过程中，改革的主持者和参与者不断分化重组。许多以 前反对过"师夷长技”的朝野士绅，在经历各种现实教训后，变成了呼吁引进 先进技术和先进器械的积极分子。许多以前只主张"师夷长技"的朝野士绅， 也在经历各种现实教训后，变成了呼吁实施制度改革、变君权时代为民权时代 的积极分子。
这场分化重组，扼要说来就是：
一、19世纪90年代以前，改革派全部集中在朝廷，支持朝廷搞洋务自强， 不存在立宪派，也没有革命党，几乎无人主张变君权时代为民权时代。
二、甲午战争之后，革命党人与立宪派零星出现，但均未成型，能将自强 改革与民权转型结合起来讨论的知识分子虽有却不多，影响力有限。此一时 期，大多数改革派支持朝廷。
三、1900年，慈禧太后的荒唐决策给国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促成了革命党 人的迅速发展壮大，立宪派也声势大增，开始在朝野不断发出向民权时代转型 的呼吁。日俄战争后，这种趋势变得更加明显。以各种"议会不得干预"为主 要内容的《钦定宪法大纲》出台后，许多立宪派也与朝廷离心离德了。
这当中最巨大的变化是，原本身为改革主持者的慈禧太后，逐渐成了改革 的阻力，成了亟须被改革的对象。
19世纪80年代之后的各种现实教训，让改革者们渐渐意识到，"船坚炮 利”固然是重要的改革目标，合理的中枢决策机制同样必不可少。技术与装备 再先进,置身于僵化乃至异化的体制中也是无法发挥效用的。中法战争期间, 中枢的朝令夕改与不负责任已让身在前线的两广总督张树声颇为不满，促使他 于临终之际上遗折呼吁朝廷开设"议会""作为新的中枢决策机构，以避免中 枢决策沦为权斗的工具。甲午年的惨剧同样在很大程度上被归因中枢决策机制 的问题，受慈禧与光绪、翁同嘛与李鸿章等人的权斗影响太深。而最让体制内 改革派痛心的，莫过于1900年慈禧太后独断专行对各国列强宣战，再次吞下京 城沦陷的苦果，《辛丑条约》中还出现了天文数字般的赔款额度。这一惨痛结 局让许多体制内官员和体制外知识分子再次痛感中枢决策机制存在严重问题。 两广总督陶模在"庚子之变”后上奏，明确请求开设议院，提出“议院议政， 而行政之权仍在政府”的构想，便是希望以“议院"这个新机构为新的决策中 枢，来取代慈禧太后的独断。12
再往后，慈禧太后启动所谓的"新政"，追求以《钦定宪法大纲》来收回 地方督抚手中的财权、兵权和人事权，以重塑皇权的无远弗届和至高无上；地 方改革派督抚和民间改革派知识分子则希望通过预备立宪、成立资政院和t咨议 局等措施，让国家转型进入民权时代，让自己的权利获得制度上的保障。拒绝 让清帝国进入民权时代的慈禧太后和她的继承人，也就很自然地成了改革的反 对者，成了被改革的对象。
这条倒U形改革曲线，正是晚清50年改革最后以辛亥革命收场的主因。半编 年半专题的写作形式，当有助于更清晰地理解这条悲剧性的曲线。
三
最后分享一下本书写作过程中生出的几点感想。
第一点感想是，愚民统治虽然有助于维持清政府的利益，但在变革时代， 终究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康熙皇帝曾亲自下场论证“西学源于中学”，且要求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也 集体参与论证，导致后世许多清代知识分子信以为真并视为真理。当恭亲王奕 诉决定向洋人学习数学和天文知识时，这些被漫长的愚民教育桎梏了见识与逻 辑思维能力的知识分子便纷纷跳了出来，有人抬棺死谏，有人正面激辩，让亲 眼见识过洋人坚船利炮的恭亲王不胜其烦又无可奈何。庙堂之上这类人很多， 导致许多改革无法由总理衙门这个中枢机构直接推行，只能仰仗曾国藩与李鸿 章这些地方督抚先将生米（改革）煮成熟饭。江湖之中这类人也很多，导致 张之洞身为湖广总督却拿他们毫无办法，只能对领头者施以"被精神病”的 处置。
第二点感想是，不但要“开眼看世界”，还要“正眼看世界"。
开眼看世界很容易，面对千年未有之变局，面对世界的互相连接，想要关 上大门闭上眼睛，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晚清改革之所以进展缓慢，一个重要原 因正在于“开眼看世界”的人虽然很多，“正眼看世界”的人却太少，而且 但凡有人正眼看世界，便会遭到知识圈与文化圈的集体排斥和攻击。徐继畲的 命运如此，郭嵩煮的命运也如此。正因为整个社会敢于“正眼看世界"的人太 少，敢于将"正眼看世界”的感受诚实说出来的人太少，才会发生冯桂芬将改 革主张深埋起来的事情，才会出现刘锡鸿这种内心认知与公开发言完全相悖的 两面人，才会有报纸媒体为了取媚用户不惜扭曲甲午战争的胜负真相，将清军 描述成战无不胜之师。
第三点感想是，晚清的50年改革中，与列强对抗的心态太重，与近代文明 拥抱的心态太少。 "
诚然，这场改革本身就是外部环境刺激的结果，危机感是晚清改革最核心 的驱动力。没有“庚申之变"，就没有洋务自强改革；没有天津教案和马嘉理
案，清廷也未必会在1876年对外派驻公使；没有《里瓦几亚条约》事件，清廷 也未必会允许李鸿章架设天津至上海的电报线路。外部环境的刺激，必然引起 清廷对列强的不满，必然让清廷中枢生出"雪耻"之心，这是可以理解的。但 就一场改革而言，其终极目的绝不应该只是为了 "雪耻”，绝不应该只是国与 国之间的合作与对抗，还应该有文明与文明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拥抱那些先进 的技术文明，拥抱那些合理的制度文明，将之纳为己用以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转 型，才是更值得追求的目标。遗憾的是，在晚清漫长的50年改革中，在清廷中 枢里几乎见不到这种意识。1884年之前，每一次关于改革问题的高层集体讨 论，无论是恭亲王的奏折，还是慈禧太后的懿旨，抑或是地方督抚的呈文，总 是以洗雪"庚申之变"的耻辱为改革的终极目标，拥抱先进的技术文明（如枪 炮轮船）与制度文明（如近代化公司），反而退化成实现雪耻这一目标的手 段。这种本末倒置，最终发展成了 1900年的“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 大张挞伐，一决雌雄" “。
晚清的50年改革史中能生发感想的细节很多，远不止此。如"满洲本位意 识”在改革过程中一直阴魂不散；如转型时代对掌舵者见识的要求其实远远大 过权术；如坐而论道的批评者一旦直接参与改革事务很快便会转变立场，等 等。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赘言。
对过去展开反思，往往源于对未来有所期许；追问“我们从何处来”，其 实是为了回答"我们向何处去”。希望本书在这方面，能够为读者稍稍提供一点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