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场上互有胜负，和约里没有赔款，还用文字游戏留下了一点"成功保 藩”的影子。站在慈禧的角度，这既意味着朝廷的"振作求治之意"达成，也 意味着"甲申易枢”是对的，还意味着恭亲王的改革路线有问题，清廷接下来 的改革必须由慈禧太后掌舵。
总督遗折请求开设议院
但慈禧的胜利，不等于国家的胜利。
中法战争给传统知识分子带来了强烈的挫败感。不管和约里如何粉饰，清 廷失去了越南这个藩属国，已是板上钉钉的事实。1885年6月13日，《申报》刊 登文章，就中越宗藩关系名存实亡一事公开嘲讽了慈禧的所谓胜利：
今以法国图取越南之故，而令中国废其朝贡之礼，以改为馈赠之文，尚得 谓之不损威望体面乎？……和议之中明着中国舍弃越南之语，而谓犹不失中国 威望体面，谁则信之！ "
中法战争也给新派知识分子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创痛。福建水师全军覆没； 战事绵延数年，国库几乎被掏空；孤拔率千余人的法国海军即可肆无忌惮纵横 中国东南沿海……这些事实给他们的"清朝认同”造成了巨大冲击。1884年战 事期间，19岁的孙帝象正在香港中央书院读书。他既为香港工人拒绝维修因攻 打台湾而受损的法国军舰而感慨，也为清朝福建水师被法军全歼而痛心疾首。 若干年后，他以"孙文"之名，在自传中如此写道：
乙酉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必
在血气方刚的孙帝象眼里，慈禧所宣传的那种胜利是不存在的，中法战争 只是一场巨大的惨败，惨败的根源是整个清廷已经腐朽不堪。
中法战争也让许多体制内官员更清晰地看到了清廷的弊病所在。醇亲王奕 谡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代表。往日以旁观者的立场打量洋务，奕谭发出过“请摒 除一切奇技淫巧、洋人器用"的极端之声；在1870年的天津教案中，他也曾严 词责备奕近"汲汲以曲徇夷人为先”明。那时候的他是一个站在岸上的人，不断 对船上的水手们指手画脚。甲申易枢后，奕谭被慈禧推向前台主持政务，成了 水手的一分子，终于切实认识到了清军与法军战斗力的真实差距。然后，他就 迅速转变成了另一个奕诉。据赫德讲，"镇南关大捷"的消息传来后，奕谡的 反应不是兴奋而是忧惧：
总理衙门惟恐谅山的胜利会使宫廷听从那些不负责任的主战言论，急于迅 速解决。一个星期的耽延，也许会使我们三个月以来不断努力和耐心取得的成 就完全搁浅。^
中法战争之后，奕谓抛弃夷夏之防的陈旧观念，转而成了洋务自强事业的 坚定支持者，主张“凡外洋恃以争雄，如轮船、电线、后膛枪炮、水旱雷以及 明暗炮台之类，皆以次购造” 4%洋务成了奕谓巩固爱新觉罗皇室统治的核心手 段。在他的支持下，新式枪炮、铁甲军舰、军港炮台、铁路、电报电灯等，均 于京畿优先展开建设。
体制内因中法战争而生出的最深刻的认知，来自两广总督张树声。
张树声是安徽合肥人，晚清淮军的第二号人物，地位仅次于李鸿章而略高 于刘铭传、吴长庆、潘鼎新等人。1882年，李鸿章回籍丁忧时，张树声署理直 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其间成功处理了朝鲜壬午兵变，一度对李鸿章的淮军领袖 地位形成挑战。后李鸿章回归北洋尹张树声便回任两广总督5°。张树声与淮军是 中法战争的直接参与者。与李鸿章不同，张树声是立场鲜明的主战派。1883年 旧历八月间，张曾上奏朝廷，直言若不能与法国在谈判桌上达成共识，则唯有 诉诸战争；若诉诸战争，则须请朝廷"委任责成，坚持定见，勿喜于小胜，勿 怵于小挫，勿摇动于一二处之得失” 51 ,意即希望最高决策层千万不要和战不 定，既不要因为一点小胜就膨胀，也不要因为一点小败就惊惶。他担忧最高决 策层的和战不定，会导致前方将士无所适从，进而对战事造成极不利的影响。 张还希望，朝廷要做好战争至少持续一年的心理准备。
遗憾的是，张树声的这些担忧，在战争进程中全部变成了现实。
需要说明的是，清廷最高决策层的“和战不定"，非是指究竟要不要对法 国采取强硬立场--自甲申易枢之后，达成“振作求治之意”即始终被慈禧列 为终极目标。而是指清廷最高决策层只愿意向前线发出指示，却不愿意承担该 种指示带来的不利后果。一旦前线的强硬立场引发最高决策层不愿接受的结 果，前线将领就会受到最高决策层的申饬，进而被冷落乃至彻底失去信任。简 言之就是：最高决策层中的二三人，只肆意根据自身政治权斗的需要来下达和 战指令，却拒绝承担与之相关的任何责任。
清流的遭遇是一个典型案例。前文提及，"甲申易枢”前后，大批清流中 的主战派，包括张之洞、吴大徵、陈宝琛、张佩纶、邓承修等，被慈禧集中赋 予重任。张之洞署理两广总督，吴大激会办北洋事务，陈宝琛会办南洋事务， 张佩纶会办福建海疆事务（后又兼署船政大臣）。此外，慈禧还重用了一大批 由这些人举荐的将领（如徐延旭等），将之派往前线。稍后，徐延旭等在前线 遭遇惨败，张佩纶在马尾主事也未能挽救福建水师几近全军覆没的命运（张出 京之时就已明了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随之而来的，并非慈禧在用人 和决策上的自省，而是对徐延旭等一干前线将领施以严惩，并将清流集体逐出 朝堂（唯张之洞例外）。也就是原本该由慈禧承担的责任，全部落在了清流众
人的头上：
比甲申之役，张佩纶等并得罪谴去，当时清流党大受捂击，几尽于绝。朝 臣皆以言事为戒，相与酒食征逐，其上者为诗文金石之玩而已。52
淮军将领、广西巡抚潘鼎新，也是这种“和战不定”现象的典型牺牲品。 前文提及，1884年6月发生在越南北部的"观音桥事件"，是中法战事重启的 直接导火索。事件发生之前，潘鼎新已通过与李鸿章的私人电报往来，获悉了 《李福协定》签署的消息。驻扎在观音桥的清军也大体了解此事。但军机处给 前线的谕旨,却是命各军仍在原地驻扎，"不准稍退示弱”，假如法军率先进 攻，则“衅自彼开，惟有与之决战"。然而，当观音桥清军依照军机处的谕 旨，向入侵法军开火之后，最高决策层却极不满意，将造成中法战争重启的 责任，全部推给潘鼎新和他辖下的观音桥清军。据李鸿章给潘鼎新的电报， 执掌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的醇亲王奕谭因观音桥之战对潘非常不满，"省三自京 回云，醇邸面言，当日尊处若先照约略退，再电奏亦无妨，可知内意非必主 战，，53 —刘铭传从京城回来说，醇亲王当着他的面讲，如果你那边先按《李福 协定》向后略作撤退，然后再向朝廷电奏汇报，其实也是可以的。也就是责备 潘鼎新没能见机行事。
潘鼎新接到李的电报后既诚惶诚恐，又迷惑不解，朝廷既然有谕旨让前线 “不准稍退示弱"，何以照做之后却又引发了朝廷的不满？针对潘的迷惑，李 鸿章再次去电提点：“前旨不准退扎，上意负气，亦不料胜仗后予以口实。 今法责言正急，我辈当弥缝前事，不肯任咎……" 54意思就是之前不许前线 军队后退驻扎，是慈禧太后“负气"之下的任性之举，没想到在观音桥打了 胜仗之后，反给了法军严厉抗议和开战的口实。李鸿章这段话，清晰地指出 慈禧负责决策，却绝不会为决策引发的后果承担任何责任；当事件引发的后 果超出清廷的预估，最高决策层即会迁怒于前线将领，哪怕他们是在严格遵 守谕旨行事。
除了造成战事指挥上的无所适从，观音桥事件也损毁了潘鼎新在军中的形 象。因清廷严格控制此役有功将士的褒奖名单，潘没有办法对众部属说问题出
在中枢不满观音桥事件，只好代中枢受过，被一众期望获得褒奖却失望而归的 部属视为"骗赏银”的无耻小人。该流言对前线军队的战斗力造成不小的破 坏，之后消极不进者有之，托病告假者有之，不满闹事者亦有之。"
对潘鼎新来说，这类遭遇其实只是一个开端。类似现象此后一再发生在前 线与中枢之间。最后，潘鼎新丧失了最高统治阶层的信任，在中法战事进入尾 声时被革去了职务--统治阶层不会轻易相信一个多次被迫背锅之人。张树声 在1884年3月奏请开缺，说要出关与潘鼎新协同作战。朝廷知道张心怀不满，于 是耐人寻味地不批准他出关去前线，只顺水推舟批准他辞去两广总督之缺，由 慈禧重点培植的张之洞接了他的职务。
1884年11月，张树声去世。临终前夕，这位前封疆大吏口授了一道遗折， 呼吁朝廷开设议院，以变革最高决策机制：
微臣病势垂危，谨伏枕口授遗折，望阙叩头恭谢天恩……夫西人立国，自 有本末，虽教育文化远逊中华，然驯至富强，俱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 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大炮、洋 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重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 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是恃欤？……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 中外臣工同心图治，勿以游移而误事，勿以浮议而境功，尽穷变通久之宜，以 尊国家灵长之业，则微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矣。56
将“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视为体，将"大炮、洋枪、水雷、铁路、 电线”视为用，直言清廷的洋务自强改革走上了 “遗其体而重求其用"的歧 路，这是张树声遗折中，见识最为高远之处。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张树声口 中的“议院"与弘扬民权无关，而是一种"朝廷内部集体决策机制"。他希望 以之取代现有的最高层决策模式，亦即以“众人论政于议院"，来取代"一二 人独裁于深宫"。
张树声会提出这样的改革意见，与他在中法战争中受够了朝廷、“只下指令 不负责任"的和战不定有直接关系。他在遗折里说得很明白，众人论政于议院 的目的，是要达成一种最高决策上的"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如此才能
做到"勿以游移而误事，勿以浮议而塞功” 一一所谓游移误事、浮议柴功，正 是在委婉指责最高统治阶层和朝堂舆论，说他们在中法战争期间，不断变换主 张，不断变换立场，给战事带来了极大危害。
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清帝国，已颇有一些在野知识分子主张变革清廷的 最高决策机制。如陈虬主张在京师置都察院，其中设议员三十六人，由中央 各部推举，作为议论、决策国事的核心机构5〈汤震（寿潜）建议朝廷搞“上 院”和"下院"，前者由在京高级官僚组成，后者由在京中下层官僚组成。凡 有政事，上、下两院各抒己见，做出决策，最后由宰相“上之天子，请如所议 行”气。张树声是地方督抚当中第一个敢于直接挑战朝廷现有最高决策机制者， 具体而言，他挑战的是慈禧的独断专权。
张树声的遗折没有产生任何反响。
中法战争的"胜利”巩固了甲申易枢的合法性，也巩固了慈禧太后的地 位。慈禧的权力自此彻底失去了约束。1885年，中法战争结束的同一年，她开 启三海重修工程，至完工时共耗银约670万两5" 1887年，她开启颐和园修建工 程，不算园内陈设，仅就园内建筑本身而言，就至少耗银500万—600万两6。； 1889年，她重修太和、贞度、昭德三门，为光绪举办大婚，总计耗银不低于550 万两；1891—1892年，又先后开建醇亲王庙、醇亲王祠与醇亲王园寝，耗银过 百万两。1894年，慈禧举行了自己的六十大寿庆典，耗银至少在千万两以上。 据一份不完整统计：衣物耗银232万余两；金饰合银38.6万两；辇轿耗银18.3万 两；架彩、彩绸耗银101万两；彩殿、彩棚耗银46万余两；铺垫（仅算入颐和园 与中南海内的铺垫）、陈设耗银22.4万余两；灯只耗银27.7万两；匾额、对联耗 银7万余两；各处修缮工程，仅慈宁宫与宁寿宫即高达55万余两；街道点景工程 耗银至少240万两；宴席、演乐与唱戏，至少耗银80万两；赏用物品至少耗银30 万两……61
在这种不受约束的骄奢淫逸之中，清廷的改革已悄然落潮。
老太后似乎从未意识到，她在中法战争中取得的“胜利”，只是各种偶然 因素叠加而成的结果，与她个人的英明神武无关。不管怎样复盘1884年，都只 能得出一个结论：清廷20余年改革的含金量有限，远不足以与法国部署在远东 的海陆军全面开战。可是，当一个人以错误的认知和错误的手段，凭着不自知
的外部因素竟然取得了成功，那么，在未来，她大概率会将这些错误认知与错 误手段当作成功经验，再玩一把。
再玩一把，结局就不会如此幸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