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灿烂辉煌的开放世界：隋唐五代（出版书）》
作者：孙英刚
内容简介：
该书以隋唐至五代历史脉络为主线，聚焦佛教等宗教信仰对王朝治乱的影响，剖析唐代贵族政治体制及唐玄宗政治改革，指出唐代强盛源于开放包容的社会特质。全书将隋唐五代置于亚洲史与世界史比较框架，通过东北亚政局嬗变、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等维度，展现政治拓展与文化自信。关注佛教本土化、唐诗艺术、科技发展阶段特征，附录含大事记、皇帝世系表等工具性内容。书中还论述藩镇割据对唐朝统治的瓦解过程，以及五代十国作为藩镇割据延续的历史定位。
序一
序二
导语
01 帝国的统一和隋朝的兴衰
隋文帝的上台及改革
三百年分裂后的重新统一
隋文帝的佛教意识形态
隋炀帝的急政及隋朝的衰亡
02 李唐兴起与帝国的巩固
隋末群雄逐鹿的知识和信仰背景
李唐及其竞争对手
玄武门之变与权力传承
贞观之治
03 东亚格局的起伏和文化融合
隋朝对高句丽的战争
唐前期东北亚政局的嬗变
高句丽、百济的灭亡和日本的战败
遗民、遣唐使和文化交流
04 大唐帝国的拓展和文化自信
初虽效之，终能反之——破灭突厥
经营西域和安抚吐蕃
与印度关系的嬗变
太宗后期的权力角逐
05 崇佛的武则天
武周政权的登场
佛教政治意识形态：冲突与融合
天后的都市：洛阳的最后辉煌
武周政权的意义
06 玄宗改革与中古贵族政治的终结
后武则天时代的政治格局
皇位从中宗系转入睿宗系
玄宗的政治改革与贵族政治的终结
玄宗改革的历史意义
07 宽容而灿烂的精神世界
西行求法运动和佛教的本土化
绚烂的文化和艺术
唐诗的世界
科技发达的时代
08 亚洲历史图景中的安史之乱
玄宗朝强盛局面的突然终结
安史之乱的始末
保守主义兴起和走向内转
09 中央权威的瓦解与唐朝的乱亡
藩镇割据与唐朝恢复中央权威的斗争
内政外交之连环性
作为皇权延伸的宦官及中央政府的党争
唐朝的乱亡与五代的肇始
10 五代十国的短暂分裂和重新统一
朱温代唐和五代前期的攻战
契丹的崛起与南方的情形
统一因素的滋长与五代后期的政治社会
11 思想转型与世界帝国的终结
回归古典的儒家思想运动
武宗灭佛及其影响
对其他宗教的迫害和宗教宽容政策的结束
东亚信仰世界的重构
附录
附录一 隋唐五代大事记
附录二 唐朝皇帝世系表
附录三 主要参考书目
结束语
序一
上海的郭志坤先生是我的多年老友。在十几年前世纪之交的时候，我同郭先生曾经有过一次非常愉快的合作，就是依照他的提议，共同编写了一本通俗讲述中国古代历史的图书，题为《中国古史寻证》，列入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名家与名编——世纪初的对话”丛书出版。当时没有料到，这本书印行后博得相当不错的反响，使郭先生和我都觉得所作的一番努力是值得的。
以这件事为契机，郭志坤先生同我有不少次机会谈起历史学的通俗化问题。我们都认为，有必要组织编写一套系统讲说中国历史，将学术界的丰硕成果推广于大众的图书。郭先生精心拟出规划，并很快约请到多位学养深厚的作者，形成老中青结合的团队，投入了撰写的工作，其成果便是现在这套“细讲中国历史丛书”。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从夏商周三代写起，一直到最末的王朝清朝为止，全套共十二册。这套丛书的编写，贯穿了两条原则：就书的性质和对象来说，是“面向大众”；就书的体裁与风格而言，是“通俗化”。我认为郭志坤先生的这两条提得好，也提得及时。
先说“面向大众”。我近些年在不同场合屡次说过，历史虽不能吃，也不能穿，似乎与国计民生渺不相关，实际却是社会大众的一种不可缺少的精神需求。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从事什么职业，处于何种身份，都会自然而然地对历史产生一定的兴趣，这或许可以说是人的天性使然吧。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不但要认识现在，也必须回顾过去，这就涉及了历史。我从哪里来，又往哪里去，是每个人都会意识到的问题，这也离不开历史。人们不能只想到自己，还总会考虑到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这就更应该了解历史。社会大众需要历史，历史学者自当“面向大众”。
抗日战争时期，历史学前辈钱穆先生在西南联大讲授《国史大纲》，所撰讲义一开头便标举：“当相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历史学者的工作任务，不应只限于自身观察历史、探索历史，更有责任把所认识、所了解的历史，原原本本地告诉广大的社会大众，使大家对历史有应有的认识和必要的了解。
特别是在今天，当我们的国家、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之际，尤其有必要推动历史学“面向大众”。中国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我们的先人创造了辉煌而且源远流长的文化，对人类的发展进步做出过丰富卓越的贡献。我们有义务把这样的史实告诉社会大众，提升大家建设祖国、走向世界的凝聚力和自信心，从而为今后人类的发展进步做出更多更新的贡献，这应当成为历史学者的襟怀和抱负。
再谈“通俗化”。“面向大众”与“通俗化”是结合在一起的，要想真正做到“面向大众”，历史著作就必须在语言和结构上力求“通俗化”。
说起“通俗化”，我联想到我国“二十四史”之首《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司马迁是学究天人的大学者，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典范，然而他撰著历史，引经据典，还是在通俗上下了很大功夫。比如他论述唐虞以来古史，自然离不开《尚书》，而他本人曾受学于《尚书》博士孔安国，亲得古文《尚书》之学的传授，然而他在引用《尚书》时，对于古奥费解的字词，都采用意义相同的字来代替，这应该说是在“通俗化”方面的重要创意。另外，司马迁还尽力将史事的叙述情节化，使之活现于读者眼前，无愧于历史家的大手笔。这都是后人需要学习的。
必须说明，“通俗化”并不意味着降低历史学著作的学术水准。相反的，编写“通俗化”的历史作品，实际是对作者设立更高的要求，绝不是轻易就能够做到的。在这里，我还想附带说一句，即使是专供学术界专业阅读的论著，其实也应当（而且也能够）写得简明流畅一些。不少著名的前辈学者，例如胡适、郭沫若、冯友兰等先生，他们的著作不都是这样的么？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是“面向大众”的，并且在“通俗化”方向上作了很大的努力。郭志坤先生还说过：“通俗，通俗，只有通，然后能俗。”这也很有道理。这十二册书是一个整体，作者们在上下五千年的一个“通”字上花费了不少精力，对于内容的构架和文字作风也下了一番苦功夫，相信这套书的读者都会体认到他们的用心。
李学勤
2014年8月17日
序二
我和李学勤先生在讨论历史学的通俗普及问题的时候，很自然回忆起吴晗先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吴晗以史学界权威和北京市副市长的身份，向学界提出：“要求各方面的学者、专家也来写一点通俗文章、通俗读物，把知识普及给民众。”吴晗不仅撰文提倡，向史学界游说，还亲自主编影响很大的“中国历史小丛书”。这段回忆让我们萌发了组织编纂“细讲中国历史丛书”的打算。
当我向李先生提交了编纂方案后，他认为，这对以史鉴今、以史资政、以史励人是极有意义的事，很值得编纂。随后，我们又把多年酝酿的编纂构想作了大致的概括：突破“阶级斗争为纲”和“残酷战争”描写的局限，注重于阶层、民族以及世界各国之间的友好交融和交流的记述；突破“唯帝王将相”和“否帝王将相”两个极端的局限，注重于客观反映领袖人物的历史作用以及“厚生”“民本”思想的弘扬；突破长期分裂历史的局限，注重阐述统一始终是主流，分裂无论有多严重，最终都会重新走向统一；突破中原文化中心论的局限，注重全面介绍中华文化形成的多元性和影响力；突破历朝官方（修史）文献的局限，注重正、野史兼用，神话传说等口述历史与文物文献并行；突破单一文字表述的局限，注重图文并茂，以考古文物图表佐证历史。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的编纂重在创新、面向大众和通俗化。李先生认为这一美好的愿望和构想，要付诸实施并非容易的事。他特别强调要组织专业队伍来撰写，并提出“让历史走向民众是史家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令我欣喜的是，精心撰写这部“丛书”的作者本身就是教师。他们中有的是学殖精深、卓有建树的史学名家，有的是常年立足于三尺讲台的传道、授业、解惑者，有的还是以“滔滔以言”享誉学界的优秀教育工作者，其中多为年轻的历史学博士。由这样一个教师团队来担当编写中国历史读物的重任，当得起，也信得过。
我们把编纂的原则性方案统一后，在同作者商议时遇上了某些疑虑：一是认为这类图书没有多大市场，二是认为通俗作品是小儿科，进不了学术专著之殿堂。经过一番调查分析后，我们取得了共识，一致认为，昨天的历史是创造明天的向导，从中可以汲取最好的营养，好的历史通俗读物是很有市场的，因为青年读者中普遍存在一种历史饥饿感。本套“丛书”的作者深感，编写中国历史通俗读物，历史工作者最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和义不容辞的责任。旅外学者得悉我们在编纂这套“丛书”，认为这是很有价值的，也很及时。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历史学博士张德文参加撰写并专门来信期待我们早日推出这套丛书。信中说：“在知识大众化、数字化的年代，历史学者不应游离在这个历史进程之外。个人电脑以及智能手机的普及，大大促进了微知识的渴求。在此背景下，历史学者的通俗表述为微知识的传播提供了必要的积淀和范本。”行文虽然不长，但一语中的，说清了普及历史知识的重要性。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邹逸麟教授、华东师大历史系王家范教授等读了“丛书”的文稿后还专门撰文评说，认为这既是一套通俗的、面向大众的历史读物，又是一套严谨而富于科学精神的史著，对于广大读者学习和发扬中华民族的爱国传统、学习和发扬中华民族的奋斗精神，为推动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早日实现很有作用。
这一切，让我们得到莫大的鼓舞。作者在通俗方面作了极大的努力，他们中的不少人在写作中进行了刻苦再学习。从史实的查证，到篇章的构架，再到文字的通俗易懂以及图片的遴选，都花费了他们大量的时间和心血。丛书采用章节结构的叙史形式，目的在于从目录中就一目了然书中的大概内容。中国历史悠久，史料浩如烟海，读史者历来有“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读起”之叹，讲史时“以时间为纲”，即可以从纷繁中理出头绪来，再辅之以“专题为目”，这样在史料取舍上就更加突出主题、把握中心。细讲中注重故事取胜，以真实的历史故事吸引人、感动人、启迪人。图文并茂也是本丛书通俗化的一途。中国历来重视“右文左图”，以文注图，以图佐文。
通俗而雅，也是这套丛书的一大特色。雅者，正也。通俗不是低俗，亦不是庸俗，它是建立在科学和学术的基础上而展开的。把应该让读者知道的历史现象和历史观念用最浅显明白的方式告诉读者，这就是我们所需要并强调的通俗。本套丛书的学者们在撰写时一是力求在语言上的通俗，二是着力于情节中的通俗，继承和发展了太史公司马迁那种“以训诂代经文”的传统，把诘屈聱牙的古文经典用活了。所以说，深入浅出的通俗化工作更是一种学术活动。
为了增加生动性、可读性，作者尽量选择对某些有意义的人和事加以细讲，如对某些重大的出土文物的介绍评说，对悬而未解的疑问加以释惑，对后人误传误解的问题予以纠正，对某些典故加以分析，对某些神话传说进行诠释。在图表上尽量做到随文佐证。在每册图书之后增加附录，旨在增强学术性和通俗性：附录“大事记”，旨在对本段重大历史事件有个大致了解；附录“帝王世系表”，意在对本朝创业、守业和虚位之王的传承有所知晓；附录“历史地图”，在于对本段历史地理形势方位有个立体印象；附录“主要参考书目”，目的在于提供进一步学习本段历史的索引。
意愿和努力是如此，最终的结果如何？诚望读者鉴定。
郭志坤
2014年8月19日
导语
经过三百年的分裂，中国在公元589年再次南北统一，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的隋唐时代。这个时代往往被视为中国文明的黄金时代。从制度创新上说，它开启的权力制衡的三省六部制、文官考试制度等，在世界文明史上也具有领先性，不但长期影响到中国历史的走向，更被周边国家所学习。从国力强盛上说，经过八十多年的战争，它奠定了东亚长期的政治格局。唐朝先后攻灭东、西突厥，并把中国的影响力拓展到中亚腹地。从宗教信仰上来说，当时东方世界中思想最为复杂繁密的佛教，已经逐步与中国文明不可分割，唐朝已经逐渐成为整个佛教世界的中心，沿着丝绸之路而来的高僧，其奔波而来的目的地往往是东方的佛教中心长安，如日本把佛教引入本国，各大宗派都视长安的某个寺院为自己的祖庭。从文学艺术上说，唐诗令人赞叹；跟佛教有关的俗讲推动了民间文学的发展；不论音乐、绘画、雕塑还是舞蹈，由于各种文明元素的融合，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从精神气质上说，盛唐包容、自由、浪漫、积极乐观的态度，展示出一个大国的气质。
佛教的传入，给中国文明带来了许多新的文化元素。不但绘画、雕塑、音乐、科技等各个领域都受到佛教的影响，而且佛教作为政治意识形态也影响了隋唐的政治活动。在传统的儒家天命学说之外，佛教有关理想君主、弥勒下生等理论和观念，给中国君主提供了可以选择的理论体系。隋文帝、武则天等隋唐君主，就在政治理念等方面，采用了佛教的一些元素，作为论证自己统治合法性的工具。比如隋文帝模仿阿育王分舍利建塔，而武则天更为自己加上了“金轮圣神皇帝”的头衔。
唐朝历史的转折点，是突然爆发的安史之乱。这场边防军人的叛乱，不但对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造成了沉重的打击，更对宗教、思想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河陇军等西北边防军的撤退，不但把苦心经营的西域放弃，更把首都长安直接暴露在吐蕃的战刀之下。此后唐朝一直在平定藩镇和对抗吐蕃、回纥、南诏等外敌中疲于奔命。安史之乱或明或暗地跟异族认同联系在一起，引起了唐朝思想界的转向。唐中期以后，要求回到中国古典文明的呼声日高，佛教也被视为外来文明因素，韩愈、柳宗元等倡导的文学、思想运动，以及唐武宗以行政暴力迫害佛教的举动，彻底瓦解了唐朝的佛教僧团体系，更将佛教从主流的意识形态和学术体系中清除出去。思想世界的变迁，改变了中国士人的价值观，连带文学格调、社会观念也发生了重要变化。
唐朝政治的一个重要层面，是贵族政治干预皇位继承。唐代前期的皇位继承，几乎都是以宫廷革命的形式完成。贵族大臣通过投机各个阵营谋取政治利益。玄宗即位之后，彻底改革了政治体制，尤其是裁抑了太子、亲王的势力，让他们成为宦官监视下居住的囚犯。唐代后期的君主即位，几乎由宦官决定，在带有人文主义色彩的科举士大夫阶层崛起之前，宦官作为皇权的延伸，在唐代中后期的政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另外，唐代是一个女性昂扬的时代，涌现了一大批积极参与政治的女政治家，包括武则天、太平公主、上官婉儿等。这跟唐代女性地位普遍较高，而且具有很大的社会自由有直接的关系。唐代的女性不知缠足为何物，甚至结社，这与后来受到理学压制的女性有重要的区别。如果考虑到有一半的人都从身体到心灵受到压制和毒害，那么这种区别可以视为唐宋时代发生的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
富庶和安定是大唐盛世的又一大景观。大诗人杜甫是亲历了唐的全盛期的。他在一首题为《忆昔》的诗中写道：“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这种富足现象，一方面与发展生产的种种措施有关，也与各族间的和睦相处有关。唐代一直都十分注重善处各兄弟民族之间的关系。唐中宗时把宗室女金城公主嫁给吐蕃赞普为妻。唐玄宗时期，在边境设立互市，加强唐与突厥等少数民族之间的经济交往。唐玄宗还将两个宗室女嫁给奚和契丹的酋长，实现了“和亲”。原先归附的一些少数民族也进一步巩固了关系。
唐代的强盛在于它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唐代有许多国际化的大都会，而作为当时世界上唯一拥有百万居民的都城长安堪称“万国都会”，城中居住着数以十万计的外国使节、商人、留学生、僧侣。当时，与唐建立使节往来关系的至少有七十多国，其中包括日本、新罗、大食、罗马、印度、林邑等。一些外国人来到长安等大都会后，不愿回国，在中国购买田宅，娶妻生子，落地生根了。新罗的崔致远、波斯的李密医、大食的李彦升，还在唐王朝中当了高官呢！有时一年单是来华的使节就有万人以上，其中不只有亚洲人，还有欧洲人、非洲人。在长安出土了一尊孩童陶俑，头发高度卷曲，嘴唇十分厚实，专家认定是来自非洲的黑种人。唐朝人是大气而开放的，也是崇尚新奇的。可以说，外来物品渗透到了唐朝社会的各个阶层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胡服、胡食、胡乐、胡屋，到处可见，真是“胡风”劲吹。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在长安城中有着一套舒适的豪宅，他在自己的后院中盖了一间“胡”式的帐篷，为了显示时髦，他老人家还把写作的桌椅也搬进了帐篷呢！连唐太宗的儿子承乾太子也背着父亲把自己打扮成突厥可汗的样子，坐在帐篷的狼头纛下抓食羊肉呢！
唐人认可了世界，世界也认同了唐人。在外国人世代相传的记忆里，在这块东方古土上居住和生息着的永远是唐人，于是，直到现今，世人将海外华人聚居的地方称之为“唐人街”，唐人成了中国人的一个代名词。读隋唐五代史，尤其是读唐史，会得到许多的启示和振奋。
01 帝国的统一和隋朝的兴衰
隋唐时代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帝国时期。第一个长期统一的帝国是秦汉，经过三百年的分裂、战乱以及种族和信仰的冲击融合，引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明，中华文明又实现了第二次政治上的统一。中国文明之所以能够经久不衰，生生不息，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文明的开放性和创造性。就开放性而言，中国文明展开双臂拥抱外来文化元素，比如佛教，将其变成自身传统的一部分；就创造性而言，在隋唐时代呈现得非常明显，制度创造上，中国的三省六部权力制衡的政治体制、文官考试制度等，为周边民族和国家效仿；中国博大开放的文明吸引了日本、朝鲜等国家的高僧、士人、贵族子弟。这一时期之所以常常被形容为黄金时代，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文明此时的开放和国际化。而这一黄金时代的开启，在于隋朝的建立和国家的重新统一。
隋文帝的上台及改革
316年，匈奴兵攻入长安，俘虏了晋愍帝，西晋至此灭亡。中国的许多精英逃到南方，并在那里重组，而北方则陷入各民族的长期混战。匈奴、鲜卑、羯、氐、羌以及留存在北方的汉族先后建立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政权。386年以后，鲜卑族建立的北魏较长时间地统一了北方。北魏政权试图从自己的部落方式走向一个农业官僚帝国。即便在当时，这通常也被认为是一种汉化的倾向。到了魏孝文帝时期（471—499），这种政策得到了有力的推行。魏孝文帝将首都从平城迁到了传统的中国文化中心洛阳，并且废除鲜卑族的原始迷信，代之以儒家的信仰和习俗，鼓励与汉人通婚，采用中原的文官选拔制度，甚至引入汉人的姓氏，种种这类改革，引发了激烈的反应。留在北方的鲜卑武士集团因为在改革后地位下降而发动了六镇之乱——其参与主体是流放在长城一带的戍卒和鲜卑武士家族。在鲜卑民族主义的推动下，这场爆发于523年的叛乱彻底将北魏政权摧毁。北魏于534年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分别以邺城和长安为中心。很快，东魏和西魏又被高氏北齐和宇文氏北周取代。577年，北周击败北齐，统一了北方。
梁武帝萧衍修陵石雕。梁武帝曾非常接近于统一天下，但最终统一中国的使命落在了隋文帝杨坚的身上。
长期的分裂和民族的融合，到了隋唐帝国成立之后，仍受到深刻的影响。北周征服北齐，树立了关陇军事贵族在政治体制中长期的优势地位。直到唐代，关陇、代北的军事贵族，仍能讲多种语言，其妇女也比传统中国社会的妇女享有更多的独立和更高的社会地位，其实后来的武则天也常常把自己的出身认定为关陇贵族。北周执行了较有民族歧视的鲜卑主义政策，尽管其皇室仅仅是鲜卑化的汉人。在几百年中，留在北方的汉人贵族竭力保持其汉文化继承人的地位，甚至拒绝与外族通婚。这种态度到了唐代引发了中央政府的一系列打击。
更大的裂痕是北方和南方的分裂。这一分裂长达三百年。在北方汉人南渡之后，跟南方本土居民混合。最初被称为侨民的北方精英们念念不忘北伐收复故土，但是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发展出不同于北方的文化和生活传统。南方政权和统治阶层始终认为自己是中国的合法继承人，在文化上高于北方。南方对北方的习俗、文学、学术都不屑一顾，甚至认为北方人的文学作品是驴鸣犬吠。在北方陷入混战的时候，尤其是六世纪上半叶，南方政权相对稳定，政治、军事、信仰、学术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到了梁武帝（502—549）时代，曾经无比接近于统一南北。东魏高欢在537年曾评论：“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梁武帝）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在对外战略中占据优势的梁国，却在一场突如其来的叛乱中彻底崩溃，将统一南北的使命交到了北方王朝手中。北方的叛将羯人侯景投降梁朝，但是很快在548年发动叛乱，这场叛乱四年后结束，但是将处于顶峰时代的梁朝摧毁殆尽。梁元帝在江陵重建政权，又遭到西魏军队的摧毁。到了557年，陈霸先建立陈朝。但是陈控制的领土已经大大缩水，而且中央集权也已经瓦解，很多地方豪强并不听从中央政府的号令。这一切，都让北方统一南方仅仅成为一个时间问题。
北齐徐显秀墓壁画（所绘很可能是墓主人之一，徐显秀是北齐重臣。）
在这种背景下，杨坚（541—604）登场了。杨坚出身军事贵族，其父杨忠是帮助宇文泰开创北周基业的功臣，位至柱国、大司空，封随国公，被赐鲜卑姓“普六茹氏”。从北魏孝文帝改胡姓为汉姓，到宇文泰改汉姓为鲜卑姓，北周时期的汉族和鲜卑族关系远比北魏、北齐时期融洽。宇文泰模仿鲜卑旧制，将军队分为八部，各设“柱国大将军”，称为“八柱国”，分别为：宇文泰、元欣、李虎（唐高祖李渊祖父）、李弼（李密曾祖父）、赵贵、于谨、独孤信（杨坚岳父，李渊外祖父）、侯莫陈崇。由此形成了关陇军事贵族集团。此后北周、隋、唐的皇室和大贵族，很多出身于这一军事集团。西魏大统七年（541）六月十三日杨坚生于冯翊般若寺，后袭爵隋国公，在攻灭北齐的战争中立有军功。如果北周武帝宇文邕健康的话，也许统一中国就轮不到杨坚了。不过578年夏，在攻灭北齐后不久，宇文邕就去世了。即位的是杨坚的女婿宇文赟。杨坚曾经对密友郭荣说过“吾仰观天象，俯察人事，周历已尽，我其代之”的话（《隋书》卷五〇《郭荣传》）。大象二年（580），北周宣帝宇文赟死了，八岁的儿子宇文阐做了皇帝。于是以杨坚为首的这个政治集团便乘机进行夺取政权的活动。在内史上大夫郑译等的策划下，矫诏引杨坚入总朝政，都督内外诸军事。同时，以赵王宇文招将嫁女于突厥为名，把北周在外的藩王都征召到京城来，防止他们反抗。这样，杨坚便以左大丞相的身份迅速掌握了北周的军政大权。
北周安伽墓粟特石棺床。粟特人在北朝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在平定了起兵反抗的相州总管尉迟迥、郧州总管司马消难、益州总管王谦等之后，杨坚以谋反的罪名，先后杀掉了北周宗室毕王宇文贤、赵王宇文招、越王宇文盛、陈王宇文纯、代王宇文达、滕王宇文□等，清除了鲜卑族中的反对力量。581年，杨坚称帝，改国号隋，定都长安，是为文帝。
骑马女陶俑（隋代，湖北武昌出土）
隋文帝在开始掌握北周政权的时候，就一反周宣帝所为，“大崇惠政，法令清简，躬履节俭，天下悦之”（《隋书》卷一《高祖本纪》）。他做了皇帝以后，更是“勤于为治，每临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坐论事，卫士传餐而食”（《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在这样励精图治的情况下，为了整顿制度，开创规模，在政治、经济方面采取了许多革新措施，以巩固和发展新建立的隋政权。
在政治制度建设和创新上，隋文帝（以及后来的炀帝）建立了三省六部制的雏形，这一中央政府构造影响深远，并且影响到周边国家。开皇初，隋王朝就南北朝后期的制度加以整理，建立起一整套相当严密的统治机构。开皇元年，隋置尚书、门下、内史三省，作为最高政权机关。三省长官共同定令立法，参决军国大政，担任宰相的职务。在地方上，隋代把原先的州—郡—县三级结构，调整为更为合理的州—县二级结构（隋炀帝大业三年改为郡—县二级结构，仅仅是名号的变迁，实质不变）。在隋文帝改革之前，在三级结构的体制下，到了北周大象二年（580），即便已经废掉了很多州郡，全国还有二百十一州、五百零八郡、一千一百二十四县。地方行政机构的二级结构，不但节省国家开支，而且对中央政府政令下达和控制地方具有重要意义。这种结构在安史之乱后遭到破坏，之后三级结构成为中国地方行政机构的主要模式。三级结构的出现是伴随着藩镇割据的出现而出现的。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变化。
笼冠陶俑（隋代，湖北武汉出土）。笼冠是由汉代以来武职人员所戴演变而来。隋朝皇帝的左右侍臣及武官都戴笼冠。
与官僚机构改革相配合，隋文帝又取消了地方长官自行征辟属官的权力。在开皇三年（583），隋文帝下令，九品以上的地方官，都由中央任命，每年由吏部考核。开皇十四年，又进一步规定，州县僚佐三年一换，不得重任。而且在选官过程中，尽量避免官员在本地当官。在此基础上，隋朝又取消了官吏任用的门第限制，也就废除了九品中正制，为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制度创新——文官考试制度奠定了基础。这一举措结束了大族豪强地主通过担任州县佐官垄断地方实际权力的局面。隋朝于开皇七年，命各州每年送三人到中央参加秀才、明经两科考试，正式确立了每年举行的常规选拔考试制度。后来又增加了进士科。科举考试作为选拔官员较为先进的制度，在当时世界各个文明体中都是走在前列的。一直到明清时代，科举考试还是领先于欧洲的官员选拔制度。后来西方国家开始实行的文官考试制度，很多方面与中国实行千年的科举制度非常相似。科举制度之所以后来被诟病，不是因为考试制度本身，而是考试内容的僵化、样板化。
四神十二生肖纹铜镜（隋代，现藏陕西省博物馆）。内饰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像。外为十二生肖像。
在经济上，隋文帝继续推行北魏、北周以来的均田制。农民一夫一妇授田若干亩。全体农户都获得国家分给的土地，并向国家上缴赋税。隋文帝又把北周岁役一月的十二番法，减为岁役二十日；服役年限由北周规定的十八岁至五十九岁，改为二十一岁至五十岁。为了增加国家控制的人口，隋王朝又令州、县官吏检查隐漏户口，“大索貌阅”。在此基础上，根据宰相高颎的建议，实行了输籍之法——中央确定划分户等的标准，叫作“输籍定样”，颁布到各州县，每年一月五日，由县令派人到乡村去，以三百家到五百家组为一团，依定样确定户等，写成定簿——这就叫“输籍之法”。输籍之法实行后，平民比较愿意离开豪强，做国家的编民，于是大量隐漏、逃亡的农民成为国家的编户。对魏、周以来施行的府兵制度，隋文帝也做了重要的改革。开皇十年（590），隋文帝下令：“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隋书》卷二《高祖本纪》）于是府兵寓之于农。这不仅使府兵制的民族意义完全消失，而且使大批的劳动力投入生产，对生产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唐代文官（唐李重润墓壁画）
三百年分裂后的重新统一
从晋室南渡之后，中国南北分裂长达三百年之久。不论是南朝的北伐还是北朝的南征，都没能将对方消灭而完成统一。这个历史的使命最后落在了隋文帝杨坚的身上。长达三百年的政治宣传，南方政权认为金陵为王气所在，黄旗紫盖，本出东南。从东吴时代孙权的即位诏书到孙皓的北伐，都是认为自己才是天命所在，所以在魏、蜀灭亡之后，孙皓居然不顾国力衰弱大举北伐。南北朝时期，南朝如梁武帝萧衍等统治阶层自认是汉文化的继承人，视北方为戎狄。随着侯景之乱，南方遭受重创，人们逐渐意识到，金陵王气将尽，紫盖黄旗，最终将归于洛阳（北方）。
敦煌文书S.3326现存卷首的占辞：“吕不韦说凡近原阜有气如万丈竿冲天直竖，黄者，天子之气也。”
隋文帝即位之初，并没有立刻发动对南方的攻势，而专注于巩固政权。但是并吞江南已经是隋朝君臣的既定战略。隋文帝任用贺若弼为吴州总管，镇广陵；韩擒虎为庐州总管，镇庐州，以伺察陈国的动静。又用杨素为信州总管，在永安大造战舰，以备水战之用。开皇二年（582），隋文帝命宇文恺设计修建新的都城——大兴城竣工，次年迁入新都，这就是后来隋唐时期的帝国中心长安城。在隋朝修建大兴城的时候，南北对立的局面还没有结束，陈朝依然存在，要到七年之后才被隋朝攻灭。因此，大兴城的修建，也渗透了对代表南方政权的东南之气的厌胜思想_集中体现在大兴城东南隅曲江池的开凿上。宇文恺设计修建的长安城，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整齐划一。它的宫城、皇城居中，左右坊里、郭城的大小、形式，一般都呈对称分布。但是在南城部分，西南隅的永阳坊对应的东南隅，却不是坊里，而是一片湖泊，也就是曲江池。这样的安排或许有人会认为是地形地势使然，但是在思想意识上正是魇镇东南的体现。
陈后主像
开皇七年（587），隋文帝时萧琮入朝，后梁灭亡。梁宗室萧岩等奔陈。次年三月，隋文帝下诏伐陈，宣布陈后主的二十条罪状，引述天象灾异等现象，指出陈朝灭亡符合天意。这份诏书在南方分发了三十万份，瓦解南方的抵抗，可谓是早期心理战和宣传战的典型战例。十月，命晋王杨广、秦王杨俊及清河公杨素为行军元帅。于是杨广出六合，杨俊出襄阳，杨素出信州，刘仁恩出江陵，王世积出蕲春，韩擒虎出庐江，贺若弼出吴州，燕荣出东海，合总管九十，兵五十一万八千，都受杨广节制。隋文帝亲自到定城誓师，以期必胜。
唐长安城平面图
杨素指挥的隋朝水师，在陆军的配合下，在长江三峡袭击南陈船队。陈军在长江安置铁链，希望能够拦阻隋军，但是被隋军击败。之后杨素指挥船队，沿江东进，直抵汉口。此时秦王杨俊指挥的隋朝军队从襄阳也挺进到汉水流域。两军因此会师。在长江下游，晋王杨广和高颎统率的隋军主力东移寿阳。开皇九年（589）正月，贺若弼自广陵渡江，攻下京口。韩擒虎自横江渡采石，进拔姑孰。贺、韩两军东西夹攻建康。陈将萧摩诃被俘，任忠出降。此时建康已经无险可守，而陈后主依然自信，认为“王气在此，齐兵三度来，周兵再度至，无不摧没，虏今来者必自败”（《南史》卷一〇《陈后主传》）。隋军攻入建康后，俘获了躲在井中的陈后主。建康被攻陷后，杨广使陈后主以手书招降上江诸将及岭南女首领洗氏，于是南方全部平定，隋共接管了三十个州、一百个郡和四百个县。
隋大业四年（608）杨元贤造佛碑像。隋代是佛教蓬勃发展的一个时期。
扬州出土隋炀帝墓，同时也出土了疑似萧皇后的遗骸。
经过三百年分裂，南方分离倾向根深蒂固，金陵王气的说法，依然有很大的市场。于是，隋朝将数百年累建起来的繁华的建康城彻底毁坏。在此之前，建康城作为宗教、文化的中心，积累了深厚的文明传统。建康城的城墙、宫殿、寺庙，乃至普通住宅全部被拆毁，土地恢复为农田。南方的贵族和知识精英被带到北方，许多人经历了惨痛的流离失所。南方精英虽然失去了地域的凭借，但是也有不少被刻意吸纳到隋唐的统治阶层中，比如唐代初期的宰相陈叔达和萧瑀，分别是陈朝和萧梁皇室的代表。到了唐代，金陵依然没有复原，唐朝诗人如李白等，创作了大量的金陵怀古的诗歌。金陵，也就是南京再次跃升到全国的政治中心，要等到八百年后朱元璋的时代。
隋朝灭亡南陈，使西晋末年以来二百七十多年的分裂局面，重新获得了统一。不过这种统一仍比较脆弱，隋朝最初在南方推行的强硬政策引发了反弹。灭陈以后，江南的地方官由隋王朝派出，大量的州刺史都是北方人。隋王朝又要把在北方实行的政治、经济措施向江南推行，江南豪族地主受到打击。特别是要依内州检责户籍，更直接威胁到他们的利益。经过三百年分裂，南北发展起来的文化差别极大，甚至语言都不能直接沟通。南方很快就发动叛乱，这场叛乱范围极广，隋朝经过军事镇压才稳住了在南方的统治。为了控制南方，江都被赋予了重要的地位。晋王杨广被派到江都担任扬州总管，负责整个东南的军政事务。杨广在南方十余年，围绕在他身边形成了一个南方士人参与的幕僚集团。杨广本人也亲近南方传统，他的夫人萧氏，正是来自萧梁家族。
从某种意义上说，杨广能够从晋王跻身为太子，最后取得皇位，与他在南方集聚的力量起到了重要作用不无关系。在隋朝瓦解初期，杨广并没有选择回到长安或者洛阳，而是选择去他长期担任总管的江都。最后他的被杀，也是由于到达江都的关陇武士希望回到关中引发的暴动。杨广在江都长期任职，与当地的佛教僧团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佛教僧团曾在南朝占据重要的社会地位。杨广本人广泛结交南方高僧，比如天台的智者大师，并且把许多高僧召到江都和首都大兴城。在大兴城杨广资助建立了慧日寺等寺院。晋王杨广逐渐成为南方僧团的重要支持者和施主。除了宗教人士，杨广也成功地得到了南方士人的支持。为了更好地交际拉拢江南人士，杨广效法东晋著名宰相王导，“言习吴语”，学会了一口流利的吴方言，并结交了会稽虞绰、吴郡潘徽、丹阳诸葛颖、江左王胄等江南才士。他大量收集、编纂图书典籍，对文化的发展作出了不少贡献。这一时期，“文选”逐渐发展起来，从南方的一种地方学问，最后成为全国性的知识。南方文人柳顾言、虞世基、裴蕴等成为他坚定的支持者，并在杨坚即位后担任了重要的职务。实际上，杨坚身边始终围绕着一个核心的南方士人集团。在谋夺储君之位的过程中，杨广定下的策略就是“若所谋事果，自可为皇太子，如其不谐，亦须据淮海，复梁、陈之旧”（《隋书》卷六一《郭衍传》）。也就是说，如果能当上太子就最好，如果不成功，就占据江淮，恢复南朝梁、陈的南方割据局面。
隋文帝的佛教意识形态
佛教在亚洲大陆的兴起与传播，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并非仅仅是宗教信仰的输入输出，而且还带来了新的政治意识形态。从佛教传入中国，到了隋文帝时代，已经渗透到中国社会生活、思想世界和政治活动的各个角落。不论是在首都还是地方，城市还是乡村，到处都可以看到寺院、佛堂、石窟、塑像。大兴城的天际线，被高高低低的佛塔所装饰。从皇帝、贵族到普通百姓，都普遍受到佛教信仰的影响。杨坚本人出生于一个佛教信仰浓厚的家族，他本人就出生在佛寺中，被一位他亲昵称为“阿阇梨”的尼姑抚养到十二岁，在这样的背景下，隋文帝进行政治宣传和统治的重要理论依据，或者说是意识形态，就混合了大量的佛教的概念和理论元素。
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的论述，主要在天人感应、五德终始学说的框架下进行。统治人民的君主是“天子”，天授符命（mandate）于天子，天子顺天命统治人民。君主是否拥有统治人民的符命，有赖于图谶和祥瑞的解释；君主受命于天，统治有方，达到天下太平，则可以封禅泰山（或中岳），向上天报告。在这一体系之中，“天命”可以转移，若君主所作所为违背天道，则有灾异出现示警。若君主不思反省，则天命会被上天剥夺，转入异姓。阐明统治合法性更需要政治修辞和理论渲染，中古时期，在没有现代政治学说可以凭借的背景下，“太平”、“祥瑞”、“灾异”、“天命”等等，是主要的政治语言；而“龙图”、“凤纪”、“景云”、“河清”等，则是主要的政治符号。“天命”依然是主要的统治合法性来源，纬学思想依然扮演重要角色。
隋文帝杨坚像
佛教的传入，带来了新的意识形态。它改变了中国人对宇宙的看法，在新的世界（时间、空间）中，为世俗界的君主们提供了将自己统治神圣化的新理论，也为君主权力在世俗和神圣两界的扩张，提供了条件。而佛教王权观的核心内容是转轮王（Cakravartin），考察隋代到唐前期的历史可以发现，转轮王观念始终是僧俗理解世俗王权的主要理论。将君主描述为转轮王的传统，贯穿整个隋唐时期，而君主也顺应潮流，在中土本有的“天子”意涵之外，又给君主加上了佛教“转轮王”的内容，形成了我们可以称之为“双重天命”的政治论述。而这种“双重天命”，几乎贯穿隋唐时期。与之相关的“七宝”、“千轮”，成为描述中土帝王之新术语；“灌顶”、“受戒”，成为帝国仪式的重要内容；王衔之变迁、话语之演进、礼仪之革新、空间建筑之重置，新旧意识形态之冲突融合，实为当时一大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