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爆发后，肃宗仓皇即位，对景教继续扶持，在灵武等五郡修建景教寺院。景教徒伊斯随回纥军队到达灵武，被任命为朔方节度副使，协助郭子仪平叛。代宗继位后，继续推崇景教，在耶稣诞辰日送香赐馔。这一态度也被后来的德宗继承。会昌五年（845），武宗灭佛，景教也难逃此劫。武宗下令“勒大秦穆获祆二千余人还俗”（《唐会要》卷四九），景教遭到重创。随之而来的黄巢起兵，广州等地的景教徒又遭屠杀，景教在中国也随即销声匿迹。
伊斯兰教在唐朝也来到中国，但是在信仰世界并未造成太大的影响。但是留居中国的西亚商旅蕃客很多，其侨居的地区被称为“蕃坊”或“蕃市”。至德三年（758），广州大食人和波斯人曾举行暴动，赶走了广州刺史韦利见。由此可见，来华的蕃客数量之多已经形成了强大的族群力量。安史之乱中，也有大食的雇佣军参加平叛，很多被编入神策军。随着中亚陆路交通的断绝，中唐以后，海路兴起，南方蕃客数量集聚增多，将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另外，中亚地区，原先信仰摩尼教、景教、祆教、萨满教、佛教的族群，逐渐改宗伊斯兰教，形成了数量众多的穆斯林。唐朝之后，伊斯兰教逐渐成为中国西北地区的主流宗教。
东亚信仰世界的重构
作为东亚文明核心的唐帝国走向封闭之后，产生的后果并不局限于中国自身，而是带来了整个东亚思想、信仰实际的变迁、重组和再造。重组和再造后的格局持续了很长的时间，对历史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女供养人像（五代，敦煌壁画）
从六世纪开始，佛教即传入日本。经过长期与日本本土信仰的冲突与融合——其间伴随着激烈的政治对抗——到了七世纪，佛教已经基本成为日本主导性的宗教，并被官方认定为国家宗教。日本的佛教植根于从中国输入的佛教文献与教义。根据输入时间的顺序，形成了不同的教派，尤其是平安朝前期，最澄和空海传入的天台宗和真言宗。这些教派跟日本本土文化相融合，形成了日本特色的本土文化。但是一直到唐朝中期，日本佛教仍视中国佛教为其母本。长安的著名大寺院被日本各宗派视为祖庭，而唐朝的一些大和尚被树立为其宗派的祖师，比如日本净土宗视曾经活跃在长安城的善导为祖师。随着唐朝宗教宽容政策消失，中国佛教的一些高僧也越来越感到佛教生存环境的恶化，希望能够开拓新的佛土，将佛法永远传播下去。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唐朝的高僧不断东渡日本，将佛法传到日本列岛。一方面，佛教东渡日本是中国文明对日本文明的感染与影响，另一方面，也是佛教保存法脉，拓展佛土的运动。
武宗灭佛之后，作为体系化的、官方意识形态化的佛教在中国一蹶不振，衰落了下去。但是有关教义传入新罗、日本。尤其是在日本，佛教反而昌盛起来，在重塑日本文明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也进而变为日本文化传统的一部分。至今，佛教仍是日本最大的宗教，保存了七万多座寺院，三十万尊佛像。世界最古老的木造寺院法隆寺，最古老的佛典古文书都在日本。国民中的大多数也是佛教徒。而曾经作为日本佛教母体的中国佛教，反而彻底衰落下去，开始走向世俗化和民众化。与佛教一样，曾在儒家知识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的纬学，在唐宋之际也不断被排斥出儒家正统知识体系，反而在日本，与阴阳五行相关的知识得到了保存，跟日本文化融合后，在日本发展出阴阳道的传统。
有趣的是，在唐朝本土佛教去体系化、教会化、意识形态化的同时，佛教在吐蕃逐渐取得了主导地位。在与苯教等本地元素融合后，佛教在西藏发展出独特的风格，形成了藏传佛教。虽然有多次的波折和起伏，但大体上在此后的一千多年中，藏传佛教成为西藏民众的主要信仰，也主导了西藏的政治生活。吐蕃王朝在隋末唐初兴起，与尼泊尔和唐朝联姻，佛教也由南北两路传入藏区。佛经，以及有关天文、历算、医药等书籍也被介绍到西藏。八世纪后半期，藏人开始出家为僧。佛教译经事业的发展，也促进了藏文的改革，藏文词汇更加丰富，拼写规则更加规范，语法结构也更为完善。九世纪初，佛教上升为吐蕃王朝的国教，取得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松赞干布、赤松德赞与赤祖德赞在藏文史籍中合称为“三大法王”。赤祖德赞大兴佛教，并在王朝中重用僧人，甚至把国家大权都交给僧人，引发了有关吐蕃贵族的反对，在其暴死后，朗达玛（838—842年在位）即位。朗达玛原名“达玛”，又叫“朗达日玛”，《新唐书》作“达磨”，是吐蕃末代赞普。当时吐蕃经常发生霜、雹、瘟疫等天灾人祸，朗达玛遂于840年声称是由于推行佛法而触怒了天神，下令禁止佛教，并强制推行苯教。佛教遭到大规模的镇压裁抑。842年，佛教僧侣贝吉多吉刺杀了朗达玛。随后吐蕃王朝陷入争夺王位的内战，地方军阀纷纷割据，臣服于吐蕃的各部族独立，吐蕃王朝终结。朗达玛禁佛以后，一度被压下去的苯教，又开始复兴。直至十世纪后期，整个西藏地区社会逐渐稳定下来，佛教方复兴和发展，成为西藏地区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宗教信仰。
附录
附录一
隋唐五代大事记
开皇元年（581）
二月杨坚即位，建立隋朝。宣布恢复“汉魏之旧”，任命高颎为尚书左仆射。十月制定《新律（开全律）》。
开皇二年（582）
迁都于大兴城，也即唐代的长安城，此后隋唐长安城成为七至九世纪世界主要的都市，也是当时亚洲的政治、文化中心。
开皇四年（584）
隋为与沙钵略可汗睦和，将千金公主改封为大义公主。次年五月设置义仓。
开皇九年（589）
隋朝攻灭陈朝，结束了长达三百年的南北分裂局面，中国重新进入了统一帝国时期。南朝的传统都城金陵遭到毁灭性破坏，此后数百年间失去了与北方对抗的条件。
开皇十四年（594）
三阶教名僧信行去世，年五十五。信行撰《三阶集录》。
开皇二十年（600）
十月废皇太子杨勇，十一月立杨广为太子，十二月禁止毁佛。奠定了佛教在唐朝进一步辉煌的基础。
大业元年（605）
隋炀帝即位。开始修建东都、开凿大运河的通济渠等大规模公共工程建设，并试图通过大规模战争恢复昔日汉朝的疆域，最终导致强盛的新王朝迅速瓦解。
大业十三（617）
七月李渊在太原起兵，十一月李渊攻进长安，拥立恭帝杨侑。
大业十四（618）
三月隋炀帝死于宇文化及之乱。五月李渊接受其所立的隋恭帝的禅让称帝，建立唐朝，定都长安，并逐步消灭各地割据势力，统治天下。
武德九年（626）
秦王李世民发动玄武门政变，杀死太子李建成，并迫使高祖退位，唐朝此后的皇位继承模式多以宫廷政变的形式完成。
贞观十一年（637）
一月颁布《贞观律》。此律系对《武德律》的修订，其中包括废除斩趾酷刑、缩小了族刑、连坐的范围以及对死刑复奏等基本原则和制度。
贞观十九年（645）
正月二十四日玄奘抵达长安，带回经论五百二十夹、六百五十七部。太宗命其撰《大唐西域记》。
永徽六年（655）
高宗废王皇后，封武氏为皇后（武后）。李延寿历时三十年独立完成了《南史》、《北史》。
显庆五年（660）
唐军渡海在朝鲜半岛登陆，迅速攻陷百济首都泗沘，百济灭亡。百济部分王族被带往洛阳。此后数年日本军事干涉，在百江口遭到唐军挫败，奠定了东亚之后的政治格局。
垂拱二年（686）
武太后在废中宗之后亲政，又在颁布《垂拱律令格式》之后，依靠酷吏及告密等来排除异己。
载初二年（即天授元年，690）
七月，沙门怀义、法明等进《大云经疏》，利用谶纬和佛教为武则天上台提供理论依据。九月，武则天在作为唐中宗、唐睿宗的皇太后临朝称制后，又废睿宗即帝位，改国号为周。上尊号金轮圣神皇帝，并颁《大云经疏》于各州，令两京诸州置大云寺。封怀义等九人为县公，皆赐紫袈裟银鱼袋，沙门封爵赐紫始于此。
神龙元年（705）
张柬之等拥中宗发动政变，迫使武则天下台，李唐复辟。因中宗跟佛教特殊的关系，并没有改变武则天崇佛的政策，其多营佛寺，导致财政危机。
先天二年（即开元元年，713）
玄宗发动政变，消灭太平公主集团，并迫使其父睿宗退居虚位，之后玄宗真正掌握权力，此后四十余年唐朝进入相对稳定的繁盛时期。
开元八年（720）
南天竺沙门金刚智到达长安，所住寺院必建大曼陀罗灌顶道场以度四众。玄宗时代，密宗逐渐成为佛教的重要流派。
开元二十一年（733）
日本僧人荣叡、普照随遣唐使抵达扬州，遇见大云寺沙门鉴真。此后在他们的坚请下，鉴真屡次东渡，最终于天宝十三年（754）抵达日本，天皇亲迎其入住东大寺。鉴真东渡对日本佛教产生了重要影响。
天宝十四载（756）
安禄山率近三分之一唐边防军叛变，迅速渡过黄河攻陷洛阳。此后长安也被攻陷，唐朝陷入长达八年的战乱之中，国势由极盛转衰。
大历二年（767）
四月在安史之战结束后，唐代宗派宦官鱼朝恩和吐蕃会盟。据查，唐朝和吐蕃有八次会盟，由于唐朝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先后嫁给吐蕃赞普，所以唐蕃关系又称舅甥之盟。
贞元二十年（804）
日本遣唐使遭遇暴风，大使藤葛野麻吕漂至福州，副使石川道益的船舶漂到明州。后来日本历史上重要的佛教大师空海、最澄都在这次遣唐使团中。回国之后，空海创真言宗，最澄弘扬天台宗，对日本佛教等领域都有重要影响。
元和十年（815）六月三日凌晨
宰相武元衡在上朝途中被藩镇所派刺客刺杀于靖安坊东门，御史中丞裴度亦被袭几死。此后宪宗对藩镇的斗争取得了明显的成绩。
元和十五年（820）
正月迎法门寺佛骨入京师，刑部侍郎韩愈上《谏迎佛骨表》，遭到宪宗贬逐。这是中国思想转型的重要事件。古文运动兴起。
开成二年（837）
凿刻《开成石经》，唐代有十二经刻石。又称唐石经。始刻于文宗大和七年（833），开成二年（837）完成。
会昌元年（841）
武宗即位。实行反佛政策，引发了唐代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排佛浪潮，以至于长安城内不再有佛教俗讲的存在。其他外来宗教也受到殃及，摩尼寺并废入官。武宗并令外国僧人无祠部牒者送归本国。
乾符七年（879）
黄巢攻陷广州，大肆屠杀。此后中外贸易断绝。后黄巢攻陷长安，大规模屠杀导致长安彻底破败，此后长安再也没有恢复中国政治中心的地位。
中和二年（882）
九月黄巢部属朱温降唐，唐僖宗喜过之后，立即下诏任命朱温为左金吾大将军、河中行营招讨副使。还赐给朱温“全忠”之名。
开平元年（907）
朱温废唐哀帝李柷，自行称帝，改名为朱晃，建都开封，国号为“大梁”，史称“后梁”，后人称其为梁太祖。自此，唐朝结束两百八十九年的统治，进入五代十国时期。
附录二
唐朝皇帝世系表
附录三
主要参考书目
包弼德（Peter Bol）：《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岑仲勉：《隋唐史》，中华书局1982年版。
陈弱水：《唐代文士与中国思想的转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外一种）》，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杜希德（Denis Twitchett）主编：《剑桥中国隋唐史》，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Antonino Forte, Political Propaganda and Ideology in China at the End of the Seventh Century, Italian School of East Asian Studies，2005.
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黄永年：《唐史十二讲》，中华书局2007年版。
黄永年：《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
霍巍：《〈大唐天竺使出铭〉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东方学报》第66册，1994年版。
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
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
全汉升：《唐宋帝国与运河》，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
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
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汪篯：《汪篯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大业八年（612） 据《中国历史地图集》绘
开元二十九年（741） 据《中国历史地图集》绘
结束语
隋唐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不论在政治、军事、经济、科技、物质文明等领域，还是在宗教、信仰、艺术、文学等精神世界，都取得了令后人赞叹的成就。如果非要总结唐朝繁荣富强的原因，可能离不开“世界主义”这个关键词。杜希德（Denis Twitchett，1925—2006）在总结盛唐的精神气质时，用了“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这个词汇。我们不能说盛唐的气质只有这么一个层面，但是至少它可以归纳盛唐之盛的某些原因。
盛唐时代，沿着丝绸之路而来的粟特胡商，活跃于帝国的各个角落，带来了琳琅满目的异域物品，正如薛爱华（Edward H.Schafer，1913—1991）在其名著《撒马尔罕的金桃：唐朝的舶来品研究》中描述的那样，外来物品极大丰富了中国自身的物质世界。由于唐朝的高度包容和繁荣，来自印度、中亚、波斯等地的佛教、摩尼教、基督教聂斯脱里派、琐罗亚斯德教的传教士们跨越流沙而来，在中国传教。东方最大的都市长安中寺院遍布，各种宗教都得到一定的尊重和宽容。唐朝制度、文化、技术的优越性，吸引日本、新罗留学生泛海而来，就算九死一生都要来大陆学习，唐朝文明的各种成果也被移植到世界的其他地区，生根发芽。长安一度成为整个佛教世界的中心和圣地，日本几乎所有的宗派都把自己的祖庭设定为长安的某个寺院。从西域等其他文明来的音乐理论、新的乐器，丰富了盛唐的乐坛，绘画、雕塑、建筑等无不受到影响。几乎所有领域的成就，都离不开文化融合这一现象。可以说，唐代是一个开放的时代，一个开放的帝国，它的核心文明体不是固步自封的，而是兼收并蓄的，正是由于它的兼收并蓄，才造就了盛唐气象。
除了世界主义的气质，唐代文明臻于盛的原因，还在于它的制度创新，它在政治制度上远远走在其他文明前面，权力制衡的三省六部制、文官考试制度等等，都被日本等其他文明所学习。这一切造就了唐朝积极向上、乐观、浪漫的精神气质，而这种气质又反映在它的文学、艺术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