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佛二菩萨（隋代，现存于甘肃敦煌莫高窟427窟）
北周武帝的时代，在境内对佛教进行了高压式的压制。这也或许是杨坚取代北周之后，一反前朝政策而扶持佛教的某种原因。但是杨坚自身的佛教信仰，以及当时整个的思想和信仰环境决定了隋文帝可以用佛教作为自己的政治意识形态的重要思想来源。由于持尊崇佛教的立场，对于杨坚护持佛法，民间佛教碑刻往往对其极尽歌颂之能事，并将其称为护持正法的转轮王。比如“值周并齐运，像法沈沦，旧塔崩颓，劣有□迹。大隋握图受命，出震君临，屏嚣尘而作轮王，救浊世而居天位”（《宝泰寺碑》）。隋皇室跟佛教关系极其密切，皇帝和太子受菩萨戒基本上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不但隋代的文帝、炀帝都受过菩萨戒，而且炀帝的元德太子也接受过菩萨戒。除了君主，很多贵族大臣也是虔诚的佛教徒，比如宰相高颎的家族，就与三阶教这一独特的佛教宗派关系密切，他们家族在长安的住宅跟化度寺比邻而居，家族成员也与该寺院保持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关系。
隋文帝模仿的转轮王是阿育王，为了仿效阿育王，隋文帝在统一南方后有三次分舍利的行为，并为藏舍利修建佛塔。根据传说，阿育王修建了八万四千座塔，杨坚则建塔百余座。他并点出转轮王的实质，在于全心全意护持佛教，弘扬佛法，同时又能一统天下，治国安民。隋文帝代周而立，拨乱反正，将佛教从灭佛的危险中拯救出来，在佛教徒眼中，是护持正法的君主，杨坚又统一天下，显然是转轮圣王的格局。隋文帝敕云：“佛以正法付嘱国王，朕是人尊，受佛付嘱。”“建轨制度一准育王”，所以在统一全国大功告成之后，并没有去泰山封禅，而是代之以全国大规模的分舍利建塔。不去封禅，并非担心浪费，实际上在全国分舍利建塔，可谓当时规模最大的礼制和宣传活动。封禅是天子所为，而分舍利建塔是转轮圣王的标志，这两种不同的现实政治行为对应的是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文帝这一举措具有深刻的政治思想背景。
公元前一世纪左右的转轮王浮雕。从图中可清晰看到标志转轮王的七宝：马宝、象宝、珠宝、轮宝、女宝、主兵臣宝、主藏臣宝。
《四分律比丘尼钞》书影
经过北周的灭佛运动，关中佛教受到沉重打击。隋文帝要推动佛教并利用佛教作为巩固统治的手段，首先要做的就是将新建的都城大兴城——也就是后来的长安城——打造成为帝国的佛教中心。除了关中本地的昙延僧团之外，隋文帝将被征服的北齐地区的六位高僧及其弟子召到大兴城，包括徐州昙迁（禅师）、洛阳慧远（法师）、魏郡慧藏（法师）、清河僧休（法师）、济阴宝镇（律师）、汲郡洪遵（律师）。这是佛教史上的一大事件，比如洪遵的到来改变了佛教戒律的基本面貌，在他的推动下，《四分律》逐渐取代了之前的戒律成为主流的佛教戒律。这些僧团共同构成了开皇时期长安城的主要佛教势力，构成了长安城寺院结构的基本格局。在此基础上，僧众不断分散组合，长安城的佛教寺院也随之兴衰起落。这些发展变化之所以发生，既有佛教自身发展的原因，也有权力和世俗供养干预和引导的原因。在隋唐长安这个中古都市里，佛教僧侣构成的神圣空间，不可能脱离世俗权力的渗透，神圣空间和世俗空间的彼此影响，构成了这座都市宗教和世俗日常生活乃至精神层面的独特风景。
把关东高僧召到大兴城居住，通过行政手段迅速将隋朝的首都变成了整个帝国的佛教中心，再利用这些地方高僧往新统一地区分舍利建塔，这既是巩固统一的举措，又是隋文帝树立自己佛教理想君主转轮王的必要手段。先将高僧召到京师，然后再由京师而至地方，这些佛教高僧充当了将帝国权威传播到各州去的使命，从这个逻辑看，召大德立众，和稍后的分舍利建塔，一个是把地方势力纳入中央，一个是把中央权威播种到地方，从目的上来说，有一定的一致性。南北虽然分裂超过三百年，但是都接受佛教作为主要的信仰体系。佛教实际上在巩固隋帝国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隋文帝同时也使用传统的儒家伦理和统治理念，乃至道教的理念为自己的统治辩护，但是与其他时代的君主相比，他利用佛教元素的情形特别突出，佛教在巩固统治中的角色也特别重要。在隋文帝的示范效应下，晋王杨广及其兄弟，比如汉王杨谅，都纷纷充当了佛教僧团的赞助者角色，并且彼此之间还有竞争。
隋炀帝的急政及隋朝的衰亡
隋炀帝杨广是隋文帝几个野心勃勃的儿子中的一个。隋朝统一中国之后，鉴于巩固统一的考虑，将诸子用半分封的形式派遣到重要的地区担任总管，比如蜀王杨秀在蜀地统治长达十余年，汉王杨谅拥兵于山西河北，秦王杨俊曾镇守襄阳，晋王杨广则在江都担任扬州总管十余年，负责管理新近被纳入隋朝版图的南方领土。强大的地方势力集团又跟具有皇室血统的亲王连接在一起，彼此之间的倾轧，构成了隋朝政坛的重要面貌。最终胜出的是杨广。支持杨广的政治集团计划通过合法手段谋取太子位置，如果失败，就恢复南朝梁、陈的旧格局，在南方称王。
隋炀帝杨广像
因为各种原因，隋文帝和独孤皇后对太子杨勇逐渐产生嫌隙和忌惮。当时太子的东宫集团势力强大，冬至的时候，百官都去东宫庆贺。隋文帝为此大发雷霆，甚至在回到京师的时候，以亲信卫队保护自己，或许是怀疑太子的势力过大威胁到自己的安全。无论如何，当皇帝和太子之间的矛盾展现在大臣和诸王面前后，也就给大家释放了一个明显的信号。尽管杨勇抚军监国几近二十年，还是“汉书”学的重要资助人，但是他跟皇帝皇后的矛盾，最终引发了自己的倒台。相反，晋王杨广在江都的统治，大大提高了自己的声望，开皇二十年（600），西突厥达头可汗入侵，杨广又为行军元帅，督率杨素、史万岁等分道抗击，再次取得大胜，由此“声名籍甚，冠于诸王”。也正是在这一年，在大臣杨素、袁充等人的蛊惑下，文帝废黜杨勇，改立晋王杨广为太子。这一年的十一月，杨广携带家眷回到京师。跟他一起的，还有大批南方的核心幕僚。他在京师的东南方建造慧日寺，邀请高僧入住，其中很多是来自他传统势力范围的江淮地区。604年，文帝去世。官方史书暗示他是遭到了杨广和杨素等人的谋害。隋炀帝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不服气的汉王杨谅在原先的北齐地区举兵造反，但是最终被击败，隋朝进入了隋炀帝时期。
隋朝运河示意图
历史上真实的隋炀帝跟我们在书本上读到的隋炀帝实际上是两个人。他往往被描述成末代昏君，被描述为奢侈、昏庸、沉迷女色、荒淫无道的形象。但是他的一系列做法，包括对高句丽的战争、修建运河系统、修建东都等等，实际上被证明是非常重要的举措，而且也被后来的唐王朝继承。他的皇后萧氏是个非常正面的形象，她从未被隋炀帝所抛弃。隋炀帝在文学、佛教等领域的造诣也颇高。隋炀帝的失败，并不能归结于他政策方向的错误，主要的原因在于他施政的节奏太过猛烈，太过热切地期望早日重现历史上汉帝国的光辉，最终将帝国陷入了疲惫不堪的地步。他推行的亲近南方的做法，也引发了原先占据主导的北方军事贵族的反对。在他上台后，杨素、高颎、宇文恺、贺若弼都遭到了清除，南方人在核心集团中成为最有权势的人，比如虞世基、裴蕴等人。尤其是西北军事贵族杨玄感叛乱后，裴蕴等残酷地牵连有关贵族和官员，包括薛道衡也因此送命。当帝国陷入危机时，隋炀帝认同的居然是江都，而不是京师或者洛阳。
隋朝的富裕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西京太仓，东都含嘉仓、洛口仓，华州永丰仓，陕州太原仓所储存的米粟，多的达千万石，少的也有数百万石。长安、洛阳和太原府库所储存的布帛，也各有几千万匹。这些，再加上全国各地的储积，据史载，可供隋统治者支用五六十年。长安和洛阳是最大的商业城市。长安有二市，为国内外商旅荟萃之所。洛阳有三市，其中丰都市有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市的四壁有邸店四百余，“重楼延阁，互相临映，招致商旅，珍奇山积”（《旧唐书》卷六七《李勣传》）。隋朝的人口达到五千万人，这一数量即便唐太宗统治时期还没有达到。在最初的统治中，隋炀帝在内政、外交、疆域拓展和文化建设方面都卓有成效，但是后来在强烈野心的驱使下，他大规模推动一系列公共工程，并且不顾一切地连续对高句丽发动战争，使得天下疲惫不堪。在专制政权下，若君主欲望太过强烈，不顾现实条件推动他认为正确的事情，也会使百姓陷入悲惨的境地。而且君主的欲望越强烈，造成的祸害越大。
隋炀帝喜欢巡游，并且认为这是一个君主应该有的优点。但是实际上，这种看似深入民间的做法，给国家财政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他往返于京师、洛阳、江都之间，每次都携带大量随从，沿途扰民无算。他还常去边境会见各国酋长、跟突厥谈判；发动大规模战争，企图恢复汉帝国的荣光。在这种情况下，隋炀帝对日常的行政运作就会严重忽视，行政运作效率也大为下降，从而为怀有野心的地方官员提供了千载难得的机会。
但是，这些大规模公共工程本身，并不是完全出于隋炀帝对个人私利的考虑，比如营建东都。在他上台后的第二年，隋炀帝就命宇文恺等营建东都洛阳，并且将富户迁入重建的洛阳城。洛阳在中国的思想、礼仪体系中地位重要，而且也是帝国控制关东广袤领土的桥头堡。关河悬远，兵不赴急，如果丢掉洛阳，整个帝国都会陷入被动。而且洛阳是水陆运输的自然中心，唐朝建立之后，唐太宗、高宗和武则天都先后大规模建设洛阳，他们的出发点跟隋炀帝并无二致。洛阳城建立之后，成为亚洲的一座伟大的城市。日本的京都实际上就是直接受到了洛阳城的影响而布局的。此后的两百年中，洛阳都是隋唐帝国在关东地区最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信仰的中心，创造了辉煌的文明。
大规模开凿运河，构建运河体系的原因往往被描述为隋炀帝为了去江都游玩，实际上绝非如此。帝国统一之后，通过运河系统将南北东西沟通起来，达到巩固统一的目的，是一个非常自然的选择。洛阳的营建也是作为运河体系的枢纽工程。运河体系也支持隋炀帝对东北地区的战争。而且，修建运河并非出自隋炀帝的想法，从他的父亲隋文帝起就已经开始建造了。早在大兴城建成后，隋文帝就让宇文恺设计广通渠，沟通京师到潼关的水系。到了一百多年后，唐玄宗也基于同样的目的再次凿通关东到关内的运输渠道。隋炀帝把他父亲的工程扩展到了全国，试图构建全国性的水运体系。这一水运体系以洛阳为中心，往北抵达今天的北京，往南抵达今天的杭州，长达四五千里，是世界上伟大的工程之一。大运河是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它适应南北经济交流的需要，加强了南北的联系，此后南北对峙的局面基本不能长久了。而且这一运河系统对于经济文化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举例来说，运河大大促进了杭州的发展，使它从一个边境前哨地一跃而为繁荣的商业城市。大运河泽被后世，直到今天。
隋炀帝希望在自己统治期间就完成如此众多的政治、经济、军事目标的做法，把繁荣强盛的隋帝国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地步。隋帝国的瓦解，可以说，是毁灭于急政。616年夏，隋炀帝看到北方已经陷入乱局，乘船抵达江都，将整个帝国抛弃在背后。两年后，大业十四年（唐武德元年，618），隋王朝的禁军将领宇文化及等利用关中士兵思归的情绪，杀掉隋炀帝，胁迫隋炀帝在江都招募的江淮军队和关中禁军一同北上，隋朝彻底灭亡了。不过隋朝的一系列政策、做法，为后续的唐帝国奠定了基础。之后的三百年，中国文明独领风骚于东亚世界，这一结构一直到十世纪才结束。
02
李唐兴起与帝国的巩固
就如秦汉帝国是先经过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短暂的秦朝，之后又引起反复，最终由刘邦建立的汉朝完成帝国的最终巩固一样，隋唐帝国也经历了相似的历程：隋朝虽然结束了长达三百年的分裂，完成了中国的再次统一，但是最终，这个统一帝国的巩固，是由李唐皇室完成的。隋炀帝执行了过于富有野心的内外政策——实际上这些政策也为后来的李唐所延续——导致了刚刚统一的国家陷入内战之中。一般认为，内战的导火索是因为对高句丽旷日持久的战争，山东的王薄、左君行等首先起义于长白山，揭开了隋朝瓦解的序幕。不过内战中的群雄往往并不能简单地用农民起义领袖来概括，实际上很多人本就是统治集团的成员，比如瓦岗军的领袖李密和建立李唐的李渊，都是西北军事贵族家庭出身。唐朝建立之初，众多的文武大臣实际上也是杨隋的旧臣，从某种程度上说，李唐是对杨隋的延续和巩固，只不过皇室发生了变化。建立李唐的李渊和隋朝的亡国君主隋炀帝杨广，他们的母亲也是亲姐妹。隋朝大臣中率先造反的杨玄感，是隋朝宰相杨素的儿子，也是隋朝皇室的亲戚。
隋末群雄逐鹿的知识和信仰背景
逐鹿说与天命说是传统中国对统治权的两种主要的解释方式。在中古时代，天命说在塑造统治合法性当中占据主导的地位，对其构成挑战的，主要就是实力说——即“逐鹿”说。不过“逐鹿”说基本上是被统治阶级所排斥和打压的，被视为是乱臣贼子频出的根源。比如东汉时割据一方的隗囂认为西汉的建立，是“昔秦失其鹿，刘季逐而掎之”。班彪写下了《王命论》，极力为刘氏的天命辩护，而否认“逐鹿”说，认为刘邦建汉是早有征祥，是天命所在，不是力所能致（《汉书》卷一〇〇《叙传》）。沈约撰《宋书》之所以立符瑞志，目的也是为了“欲使逐鹿弭谋，窥觊不作”（《宋书》卷一一）。隋朝李德林因为梁士彦及元谐等人频有逆意，抗衡隋朝，仿照班彪作《天命论》，极力攻击逐鹿之说（《隋书》卷四二《李德林传》）。这跟《旧唐书》描述隋末群雄的态度是一样的，《旧唐书》史臣曰：“有隋季年，皇图板荡，荒主燀燎原之焰，群盗发逐鹿之机，殄暴无厌，横流靡救。高祖审独夫之运去，知新主之勃兴，密运雄图，未伸龙跃。”（《旧唐书》卷一《高祖本纪》）
当然，《旧唐书》是后来编纂的，在描述隋末群雄时，自然极力否认李唐的统治权来自于群雄逐鹿，而是强调高祖的兴起是天命早著，不是光靠力争得到的。在天命说占据政治思想史主流的隋代和唐代中前期，尽管逐鹿中原的群雄以智谋、强力夺取政权，但是在论述自己统治合法性时，却自然而然地求助于天命学说，将自己说成是接受上天的天命来统治人民。隋末群雄中，不但李渊、李密如此，窦建德、萧铣也不例外。
隋朝崩溃来得非常迅速，而隋炀帝却选择了偏居东南的江都作为自己最后的据点，将西京大兴城和东都洛阳抛弃在群雄逐鹿的汪洋大海中，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很大的失误。在隋炀帝退居江都后，群雄蜂起，主要的势力最后形成了李密、窦建德、王世充和李渊集团，隋朝彻底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
陕西唐高祖李渊献陵石犀（现藏碑林博物馆）
在隋末群雄的竞逐中，有一个显著的现象，就是假天命而号令天下者李、刘二氏，李渊以“李氏将兴”为号召，认为自己就是谶谣中的“桃李子”；而发端窦建德集团的刘黑闼等，则打着“刘氏当王”的大旗，与李家的谶言相对抗。其实，“李氏将兴”和“刘氏当王”并非简单的谣谶，而是有着深厚的政治思想和宗教信仰的根基。唐朝之前，汉朝是唯一一个绵延数百年的统一王朝，谶纬之学从兴起就与今文经学结合在一起，宣扬刘氏才具有天命，比如《春秋演孔图》说：“卯金刀，名为‘刘’，赤帝后，次代周。”光武帝刘秀制造“刘氏复起，李氏为辅”，“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的谶语。王莽末年开始流传的“刘氏复起”的谶记，东汉王朝覆灭之后再度出现，成为“汉祚复兴”、刘氏“系（继）统先基”，爆发了张昌、刘尼、刘根、王弥，以及刘茫荡、刘黎、刘灵助的起义或起兵，甚至三国时期刘备建立蜀汉、匈奴贵族刘渊的反晋战争，同样是在“汉祚复兴”这个谶记号召之下发动的。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卯金刀”就成了统治者敏感和警惕的符号。
唐老君像，原立于临潼骊山老君殿。雕像为圆雕，汉白玉材料，刻工细腻，线条简洁生动，造型饱满，神态逼真传神，是不可多得的唐代造像佳作。
刘秀起兵复兴东汉时，“宛人李通等以图谶说光武云‘刘氏复起，李氏为辅’”（《后汉书》卷一《光武帝本纪》）。从东汉末年起围绕着道教《太平经》的“太平世”历史观深深影响了魏晋南北朝的政治与社会，那时代社会上弥漫着“末世将至、大劫轮回之期已到”的观念。这与其说是政治家营造利用谶纬去迷惑民众，不如说是政治家顺从了当时普遍的“末世之劫、救世主下凡”的信仰。于是“刘氏”谶语就与道教的类弥赛亚信仰结合起来，宣扬“刘氏当复兴”。但是同时，“李弘”作为老君的化身出世拯救世人之说，越来越被大众所认知。“李弘”或者老君出世，是道教终末论和类弥赛亚信仰不断发展的产物，在中古政治和社会运动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李渊建立唐朝，就是在这样的思想和信仰的背景下完成的。李密宣扬的一套说辞，实际上跟李渊基本一样，他们都将自己视为拯救世人、建立新朝的救世主。
早在隋唐之前，以“李弘”、“刘举”为号召的政治事件就贯穿了整个魏晋南北朝。而这些政治蓝图往往跟宗教信仰紧密相关，道教的李弘、佛教的弥勒都被用来作政治性的解释。比如《太上洞渊神咒经》卷一《誓魔品》就讲：“至甲午之年，刘氏还住中国，长安开霸，秦川大乐。六夷宾服，悉居山薮，不在中川。道法盛矣。‘木子’、‘弓口’，当复起焉。”预言李弘会在刘氏“继统先基”之后“复起”。“木子”、“弓口”就是“李弘”，而李弘实际上就是道教塑造的理想君主，他于将来会来到世间，建立理想国度。从北魏到唐朝，很多的起兵造反都打着“李弘”和“刘举”的旗号。北魏寇谦之曾借老君之口，批评借助李弘、刘举起事的行为：“世间诈伪，攻错经道，惑乱愚民。但言老君当治，李弘应出，天下纵横返逆者众。称名李弘，岁岁有之，其中精感鬼神，白日人见，惑乱万民，称鬼神语，愚民信之，诳诈万端，称官设号，蚁聚人众，坏乱土地。称刘举者甚多，称李弘者亦复不少。”（《老君音诵诫经》，《正统道藏》第30册）史书中记载的“刘举”起兵很多，比如北魏时期，就有好几次。
隋大业六年（610）道教造像记拓片
这些救世主的宗教信仰和政治理想，对北朝到隋唐的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隋朝建立之初，隋文帝面临的第一场严重的谋叛即与此有关。他诛杀了颇有野心的大臣刘昉，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刘昉“常云姓是‘卯金刀’，名是‘一万日’，刘氏应王，为万日天子”。在诛杀刘昉的诏书中，隋文帝严厉驳斥所谓“刘氏应王”的谶言，强调天命在自己。
敦煌两件《洞渊神咒经》抄本P.3233，P.2444，末题“麟德元年七月廿一日奉敕为皇太子于灵应观写”。图示为P.3233。《洞渊神咒经》预测李弘出世，真君降临，其文多有刘氏复兴、李弘继立的政治性预言，比如“至甲午之年，刘氏还住中国，长安开霸，秦川大乐。六夷宾服，悉居山薮，不在中川。道法盛矣。‘木子’、‘弓口’，当复起焉”之类。敕写此经，可能正是为了表示李弘是应谶当王，合乎天意。
唐朝建立之后，刘姓大臣屡屡被猜忌贬斥，比如唐初的重要将领刘师立被人揭发“姓在符谶欲反”（《新唐书》卷八八《刘师立传》）；另一位将领刘兰成因为“刘将军当为天下主”的预言被杀（《新唐书》卷九四《刘兰成传》）；贞观十九年（645），又有刘道安蛊惑人心，煽动造反，等等。武则天时代，“刘氏当王”的观念也对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万岁通天二年（697），刘思礼谋叛被杀，也跟此有关（《新唐书》卷八八《刘义节传》）。武则天上台之后，有“伐武者刘”的谶言，引发武则天的激烈反应（《资治通鉴》卷二〇五）。睿宗时代，长安有刘诫之谋反事件的发生。玄宗的开元年间，大量的造反都跟刘氏有关，比如开元十三年（725）的洛阳刘定高、开元二十三年（735）的洛阳刘普会、开元二十四年（736）的长安刘志诚等等。玄宗对“卯金刀”非常敏感，以至于他将杨钊的名字改为“杨国忠”，“国忠本名钊，以图谶有‘卯金刀’，当位御史中丞时，帝为改今名”（《新唐书》卷二〇六《杨国忠传》）。
唐洛州思顺坊老幼等造弥勒像碑
李渊起兵，大力宣扬自己名符图谶，也要放在这种宗教信仰背景下才能得到理解。一直到唐高宗时代，高宗还给自己的儿子取名“李弘”。敦煌两件《洞渊神咒经》抄本P.3233及P.2444，末均题：“麟德元年七月廿一日奉敕为皇太子于灵应观写”。《洞渊神咒经》预测李弘出世，真君降临，其文多有刘氏复兴、李弘继立的政治性预言，可能就是李弘的父母（高宗和武则天）强调自己的儿子李弘是应谶当王，合乎天意。
从隋朝瓦解之后的情形看，诸雄逐鹿中原，绝大多数以“李”、“刘”为号召。天下不是姓“刘”，就是姓“李”，似乎已经成了各种政治势力的共识。当时有童谣云：“白杨树下一池水，决之则是刘（流），不决则为李（沥）。”意思就是隋杨灭亡之后，要么是刘姓、要么是李姓当皇帝。所以在唐朝建立之初，大臣李孝常和刘德裕就谋叛推翻唐朝建立新的刘姓王朝，刘德裕对这首童谣的解释是，“李在未决之前，刘居已决之后。明知李氏以后，天下当归我家。当决之，顺天之命耳”——意思是说，池水在决堤流（刘）出之前，必有水沥（李）入地下。但是最后还是要决堤流（刘）出。在这一新的解释中，李唐王朝变成了过渡政权，在李唐建立之后，会在将来被刘氏取代（《册府元龟》卷九二二《总录部·妖妄》）。
李寿墓志龟形志盖（现藏陕西省博物馆碑林）。篆有“大唐故司空公上柱国淮安靖王墓志铭”十六个字。李寿即李神通，李渊之堂弟。
李寿墓志（现藏陕西省博物馆碑林）。墓志为楷书。隋官搜捕李渊的同族人，李神通与长安大侠史万宝、河东人裴勣、柳崇礼等人起兵响应李渊。
从北朝到唐朝，“李氏将兴”和“刘氏当王”的谶语，其背后的深厚的宗教信仰和知识背景，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对政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李渊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建立了唐朝，从某种意义上说，唐朝的建立，也是宣扬建立理想国度的救世主思想的产物。
李唐及其竞争对手
隋朝瓦解后，除了最主要的李密、窦建德和王世充外，还有众多的与李唐争夺天下的群雄，包括纵横江淮的杜伏威、辅公祏，以及在江陵重新树起萧梁大旗的萧铣等等。隋朝短暂的统一在困局中解体，帝国陷入四分五裂之中。不过，这次的分裂只是短暂的，一个统一而持久稳定的帝国即将到来。
李密（582—618），京兆长安人。父亲李宽为隋上柱国、蒲山公，“骁勇善战，干略过人”，号为名将。开皇中，李密袭父爵为蒲山公。大业初，以荫为左亲卫府大都督、东宫千牛备身。李密多筹算，才兼文武，志气雄远，常以济物为己任，与杨素的儿子杨玄感为刎颈之交。大业九年（613），隋炀帝再伐高句丽，征兵调粮，海内骚然，人心思乱。在黎阳督运军粮的杨玄感起兵反隋，以李密为谋主。密献三计，上策是挥师入蓟，截住隋炀帝的归路，可以不战而擒；中计是西入长安，据险自固，必克万全之势；下计是就近进攻东都，陈兵坚城之下，胜负未知。杨玄感却以李密的下计为上策，结果久攻东都不下。隋炀帝回师攻打杨玄感，杨玄感败死。李密在逃亡中被捕，在解送途中，用计逃脱。
河南灵宝新出土张须陀墓志盖。张须陀是隋朝对抗瓦岗寨的重要将领。
大业十二年（616）各地起义军有了很大的发展。韦城法曹翟让据有瓦岗寨，李密遂走投翟让。他为翟让画策，击败了隋朝大将张须陀。之后李密别立蒲山公营，又袭取兴洛仓，打开仓库，“恣人所取，老弱襁负，道路不绝，众至数十万”（《旧唐书》卷五三《李密传》）。兴洛仓为东都粮食取给之所，李密势力由此大振。李密手下更是汇聚了大批人才，这些人甚至到了唐朝，仍在政治、军事领域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比如徐世勣（即李勣）、魏徵、秦叔宝、程知节、郭孝恪等等。
随着军事上的不断胜利，李密“为海内豪杰共推为盟主”（《资治通鉴》卷一八三）。各方豪杰包括孟让、郝孝德、王德仁、房献伯、王君廓、李士才、魏六儿、李德谦、张迁、李文相等，纷纷归附。时窦建德、朱粲等也遣使附密。甚至包括后来建立唐朝的李渊，也不得不“卑辞答李密之书”——实际上也如窦建德一样，恭维李密为盟主。不过唐朝建立之后，这一段不光彩的历史被遮蔽了起来。
大业十三年（617）二月庚子，李密在巩县南设坛即位，称魏公，仿照北周时期无年号纪年，只称元年，开始建立政权机构。其文书行下，称行军元帅魏公府，置三司、六卫，元帅府置长史以下官属。李密移檄四方，声讨隋炀帝十大罪状，试图取而代之。但是正因为李密的张扬，成为隋军攻击的主要对象。隋江都通守王世充率领江淮劲卒，增援东都，合军十余万，跟李密在东都坚城之下互击。在这种情况下，李密既不能攻克东都洛阳，又不能断然挥军入关中占领长安，时间一长，错失了战略机会，最终在群雄逐鹿的竞争中败下阵去，把江山送给了同出关陇军事贵族的李渊家族。
大业十三年（617），李密诛杀翟让，虽然稳住了内部局势，但是大将徐世勣等人都开始心怀疑惧——后来李密战败后不敢投奔徐世勣，只好西行入关投降李渊。大业十四年（618），隋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在江都发动兵变，杀死隋炀帝，引兵十余万西进，因李密占据巩、洛，便取东郡，攻黎阳。李密只好率军与宇文化及作战。本来宇文化及是隋朝的敌人，其率军西进，最担心的是洛阳的隋军，结果最后接战的是李密。从战略上说，李密、东都王世充和江都来的宇文化及是三方对立的形势，任意两方对决，第三方都会坐收渔翁之利。东都越王侗势力通过封赏李密为太尉、尚书令、东南道大行台行军元帅、魏国公等虚衔，使李密讨伐宇文化及。结果李密虽然战胜宇文化及，但是自身军力也遭受重创。大战刚结束，东都的王世充已经夺取实权，率军攻击李密的疲惫之师，结果李密大败。李密之前诛杀翟让引发的后遗症此时显现出来。李密战败之时，守卫洛口仓的邴元真暗引王世充军入城，单雄信坐视不救，投降王世充。而李密又不敢投奔镇守黎阳的徐世勣，结果一败涂地，从最有希望争夺天下的地位迅速滑落，只好西行投奔李唐。降唐后李密试图再起，结果被杀，年仅三十七岁。《旧唐书》评论时说李密“心断机谋，身临敌阵，据巩、洛之口，号百万之师，窦建德辈皆效乐推，唐公给以欣戴，不亦伟哉！及偃师失律，犹存麾下数万众，苟去猜忌，疾趋黎阳，任世勣为将臣，信魏徵为谋主，成败之势，或未可知”。
虞世南《孔子庙堂碑》（现藏陕西省博物馆碑林）。此碑书写于唐太宗贞观七年（633），毁后于武则天长安三年（703）重刻，后又被毁。现存碑为宋代王彦超摹刻。
窦建德（573—621）占据河北，大业十三年（617）建都乐寿，称长乐王。通过扩张势力，到了618年，窦建德改元五凤，并且改国号为夏。在李密击败宇文化及之后，宇文化及北上在今天河北大名附近称帝。窦建德打着为隋朝报仇的旗号进攻宇文化及，最后将其擒杀。窦建德其时人才济济，手下的文臣武将比如张玄素、裴矩、崔君肃、虞世南、欧阳询等在后来的唐朝仍然是重要的学者和大臣，崔君肃、虞世南等后来投靠秦王府，是秦王李世民的重要僚佐。消灭宇文化及之后，隋炀帝的萧皇后也落在窦建德手中，后被和亲突厥的隋义成公主接到了突厥。
在窦建德于河北扩张势力的同时，河南的王世充击败李密，最后篡夺了隋朝的皇权，建立郑国，称帝。在关内，李渊已经称帝，建立唐朝，并且击败了关内的薛举、李轨等势力，开始锐意经营关东。唐军取代李密军队成为围困和攻打洛阳的主要势力。武德三年（620），秦王李世民逐渐扫荡了河南郡县，将洛阳团团围住。窦建德采取坐山观虎斗的策略，不理睬王世充的求援。后来在谋士的建议下，亲率十余万大军救援王世充。李世民率军与其在虎牢关大战，由于李世民的突然袭击，窦建德被唐军所俘。王世充见援军无望，也弃城投降。不过，窦建德的失败太过突然，其在河北多有德政，在河北大名县有“窦王庙”，父老群祭，历久不衰，直到唐中后期仍然存在。河北地区也并未完全臣服李唐，之后窦建德部将刘黑闼再次造反，前后经过李世民和李建成两次讨伐才最终平定。作为与李唐争夺天下最大的竞争对手，李密、窦建德和王世充的败亡，最终为李唐统一天下、确立其三百年的统治奠定了基础。
唐高祖（566—635）李渊，出身北周系军事贵族。祖父李虎西魏时赐姓大野氏，拜柱国大将军，与宇文泰、独孤信等为著名的“八柱国家”——李密的祖上也是其中之一——北周时追封为唐国公。父李昺，北周安州总管、柱国大将军，袭唐国公爵。李渊母独孤氏与隋文帝的皇后独孤氏都是独孤信的女儿，从亲戚关系上说，李渊和隋炀帝是表兄弟，他们的母亲是亲姐妹。李渊妻子窦氏的母亲是北周武帝的姐姐襄阳长公主。隋初李渊为千牛备身，得到姨妈独孤皇后的关爱，累转谯、岐、陇三州刺史。李渊的祖上世系颇不清楚。尽管唐朝官方的说法是他们出自著名的陇西李氏，但这很可能是精心的编造。从其先祖中的两个人——李初古拔和李买得——的名字可以看出，这两个人要么就是袭用了汉族的李氏姓，要么就是被赐姓李，而他们的名则依然故我，也许是鲜卑族的。若从血统上论，唐高祖和唐太宗的皇后窦氏和长孙皇后都是汉化鲜卑人，唐朝后来的皇帝汉人血统的成分并不占据优势。不过唐代是一个开放的世界性的文明，文化之认同，比血缘之认同要重要得多。
大业十二年（616），当隋朝陷入动荡之际，李渊得到机会，任太原留守。李渊在太原留守任上，已经确立了反隋自立的野心。杨玄感兵变之后，隋炀帝越来越猜忌文武大臣，以郕国公李浑名应“李氏当为天子”的谶语，杀了他一家，因此使得人人自危。李渊为山西、河东抚慰使时，副使夏侯端就对他说：“天下方乱，能安之者，其在明公。”并且指出炀帝“切忌诸李，强者先诛，金才（即李浑）既死，明公岂非其次？若早为计，则应天福，不然者，则诛矣”（《旧唐书·夏侯端传》）。
李渊为人“素怀济世之略，有经纶天下之心。接待人伦，不限贵贱，一面相遇，十数年不忘。山川冲要，一览便忆”（《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他是一个胸有成竹、老谋深算的政治家。李渊派刘文静出使突厥，自为手启，卑辞厚礼，对始毕可汗说：“欲举义兵，远迎主上，复与突厥和亲，如开皇之时。若能与我俱南，愿勿侵暴百姓；若但和亲，坐受宝货，亦惟可汗所择。”李渊力排他的顾问们的意见，用了下对上行文的“启”字，辞气甚恭。这表示，他和其余某些叛乱比如刘武周一样，在名义上成为突厥人的藩属。突厥可汗复书说，如李渊自为天子，愿以兵马相助。于是李渊于大业十三年（617）七月在太原起兵，向关中进发。李渊的军事行动得到了突厥的支持，始毕派人送马千匹，驻在楼烦的突厥阿史那大奈也率兵相助。
唐兵最初遇到隋军的强烈抵抗，并且在通向潼关要塞的汾河流域途中被夏季的大雨所阻，李渊下令他的军队暂停前进。此时他又接到已经雄霸关东的李密的书信，李渊为了拖住李密不干涉他进军关中，他写了一封卑辞的书信，假劝李密自己取天下：“天生蒸民，必有司牧：当今司牧，非子而谁！”李密因此应允李渊向隋都进发而不加阻拦；但这个决定使李密后来为之后悔莫及（《资治通鉴》卷一八四）。李渊进军的同时，其在关中的亲属也纷纷起兵响应，到了十一月，就攻陷了大兴城，也就是后来的长安。
安伽墓出土石棺床上的披发突厥人形象
《五牛图》（唐代韩滉绘，北京故宫博物院藏）。韩滉以淳朴的画风和精湛的艺术技巧，描绘了五头不同形态的牛，表现了唐代画牛所达到的最高水平，被称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
占领首都后，李渊遥尊在江都的隋炀帝为太上皇，改立年幼的代王杨侑为帝，改元义宁。到了第二年三月，隋炀帝在江都被杀。李渊于五月废黜杨侑，建立唐朝，改元武德。李渊从晋阳起兵到长安称帝，只用了一年的时间。李渊称帝时，群雄纷争：北方边境有李轨、薛举、梁师都、郭子和、刘武周、高开道；黄河流域有王世充、李密、窦建德、孟海公、徐圆朗；江淮之间，有杜伏威、李子通、陈稜；江南一带，有沈法兴、林士弘、萧铣。面对这一形势，李唐的战略方针是，首先巩固关中根据地，然后进军关东，逐步统一全国。到了武德七年（624），李勣（即原来的徐世勣，被李渊赐姓李，后避李世民讳改名李勣）讨平徐圆朗，至此，唐朝基本消灭了割据的群雄，实现了全国的统一。
需要指出的是，官方史书将李渊描述为一个平庸的人，而将建立李唐的功劳大部分都归在李世民的名下，这也是一个精心编造的故事。很多重要的情节都是在唐太宗统治时期因太宗本人的坚持而编造出来的。好在唐高祖的幕僚温大雅的《大唐创业起居注》（其实是一本私人日记）幸存了下来，让我们更真切地了解到李唐建立过程中的真实情形。根据温大雅的记载，策划起兵的就是李渊本人，也是李渊自己带领军队攻占了隋都大兴城。在温大雅笔下，李渊是一位勇敢的领袖、刚烈的对手和足智多谋的战略家。早在起兵之前，李渊就认为自己是天命所归。他是唐国公，被派到传说中唐尧的故地太原，当唐公李渊接受新任命时，他认为他的爵衔与职务的巧合简直是天降吉祥。而且他对李世民说：“唐固吾国，太原即其地焉。今我来斯，是为天与。与而不取，祸将斯及。”《大唐创业起居注》还提到民谣《桃李子歌》及关于“李氏将兴”的谶言，李渊的反应是：“吾当一举千里，以符冥谶！”（《大唐创业起居注》）而李世民在《大唐创业起居注》的记载中，并没有特别突出的表现，甚至比起他的哥哥李建成来说，也并不突出。最先攻入大兴城的，是李建成的部队。
玄武门之变与权力传承
唐高祖的形象淹没在他的儿子太宗的光辉里。太宗历来被认为是明君的代表人物，而与他竞争皇位的李建成和李元吉则被描述为嫉贤妒能、道德败坏的平庸之辈，甚至官方史书还暗示他们跟自己父亲的妃嫔有不正当关系——实际上李世民自己在男女关系上反而更加恶劣，至少更加明显，比如他抢了自己弟弟的媳妇和族人的老婆。然而，从史料的蛛丝马迹来看，李建成绝非平庸之辈，至少很多围绕在他身边的人物，比如忠诚于他的魏徵、王珪等，后来成为贞观朝的重要大臣。如果李建成真的是个不堪的人物，就令人难以理解了。不管如何，武德九年（626）六月四日发生的政变，把李世民扶上了皇帝的宝座。这种通过竞争乃至宫廷革命的方式夺取皇位的做法，给太宗的子孙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太宗到肃宗，长达一百多年，皇位几乎没有在和平之中传承过，几乎每一次的皇位继承，都伴随着竞争、阴谋和屠杀。在这种模式下，预立的储君无一能和平继承皇位，如隐太子建成、恒山王承乾、燕王忠、孝敬皇帝弘、懿德太子重润、节愍太子重俊，不是被废黜便是被杀害，真正继承皇位的，都是依靠“宫廷革命”上台的，如太宗、中宗、睿宗、玄宗、肃宗。
《仪卫图》（局部，章怀太子墓墓道东壁画）
唐代前期的贵族制社会也给这种宫廷革命创造了条件。贵族大臣们通过政治投机，保持自己对政治的影响力，实际上是贵族政治的重要表象。传统皇位传承，以嫡长子继承为常态，非嫡长子继承为特例。而唐朝前期近一百年的皇位继承，不但不是嫡长子继承（继承皇位的没有一个嫡长子），等到武周代唐以后，连武、韦等具有特殊地位的贵族都能作为皇位继承人选。继承人之间互相竞争，大臣贵族各拥彼此，从内廷到外朝，由中央而地方，形成庞大的政治集团。以宫廷革命为夺权手段，以实力左右皇位传承。在李世民的夺权中已是如此。李世民在大业九年（613），就娶了实力显赫的长孙家族的女儿为妻，岳父是隋朝大将长孙晟，小舅子就是后来高宗的辅政大臣长孙无忌。长孙无忌在高祖时代并没有特别突出的表现，官位也不高，但是在太宗即位后，立即被擢升为宰相，凌烟阁图形也位列第一。他之所以被拔擢，不是因为他在内战中为李唐的建立立下过多少汗马功劳，而是因为他是李世民玄武门政变的主要支持者。他不是高祖的功臣，而是太宗的功臣。长孙氏和长孙无忌在玄武门之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长孙氏亲自鼓舞秦王府兵的士气，而长孙无忌不但出谋划策，而且亲临现场。长孙无忌和长孙氏从小被舅舅高士廉抚养长大。高士廉出身渤海大族，从北魏到隋都是高官，属于世家大族。高士廉也因此全力支持自己外甥女婿李世民的政变。在玄武门政变时，高士廉担任雍州治中，负责首都的司法事务，在政变当天，他释放囚徒，发以兵器，伏于芳林门。芳林门（在玄武门之西）进可攻击玄武门之敌，退可守秦王府，再次可自此门退往洛阳，是李世民政变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旧唐书》卷六五《高士廉传》）。
尉迟恭墓志（陕西醴泉县出土）。尉迟恭是参加玄武门政变的重要人物。
彩绘武服陶俑（唐代，陕西礼泉郑仁墓出土）。墓主参加过唐高祖李渊的晋阳起兵和太宗李世民发动的玄武门之变，死后陪葬昭陵。这对俑分别身穿武官礼服及铠甲。
隋灞桥遗址（这里曾是东西交通的要道）
贵族政治干预皇位继承的模式，是贵族子弟参与皇位竞争者的幕府。隋代和唐朝前期，皇室子弟封王开府，有一套庞大的幕僚班子，而且亲王在经济上的实力也很强，这奠定了他们争夺皇位的基础。何况，李世民在唐朝建立过程中，尤其是对窦建德和王世充的战争中积累了巨大的名望，也从隋末群雄的各个阵营收编了大批的文人武将，这些人也攀龙附凤，希望自己的府主能够登上皇位。种种的条件，造成了李世民以武力夺取政权，并且奠定了一种通过宫廷革命完成权力传承的模式，对此后一百多年都有深远的影响。直到贵族政治渐渐衰微，加上玄宗上台后对东宫王府机构的大力改革，此后皇位继承的模式才发生了变化——从宫廷革命转换为宦官拥立。
从太原起兵开始，李世民、李建成、李元吉在军事斗争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股势力。武德年间，他们都拥有自己的机构和组织，比如李世民的天策上将府、秦王府、左右护军府、左右亲事帐内府、陕东道大行台、文学馆；太子的东宫；齐王的齐王府、左右护军府、左右亲事帐内府等。他们的命令跟高祖的命令混杂在一起，都具有权威，“太子令，秦、齐王教与诏敕并行，有司莫知所从，唯据得之先后为定”（《资治通鉴》卷一九〇）。连政府机构都不知道该听谁的，以至于谁的命令先到，就按谁说的办。在地方上，他们也各自有自己的势力范围，李世民以洛阳为中心经营山东，陕东道大行台官员基本上听命于他。李建成则以河北幽州为势力范围，可以在东宫和幽州地方之间自由进行官吏流动，甚至密使右虞候率可达志从燕王李艺处发幽州突骑三百，置宫东诸坊，欲补东宫长上。玄武门之变后，幽州和燕王李艺很快便反，足以说明他们是拥护建成的。而率军猛攻玄武门者，就是从幽州调来的薛万彻。李元吉则一向担任并州地方长官。他们在用人上，也有各自的选择。李世民所选拔的洛阳官吏如屈突通、温大雅、张亮、淮阳王道玄等，后来证明都是李世民的私人。而李建成征刘黑闼后，以自己的亲信庐江王李瑗守幽州，而将亲信原幽州守将燕王李艺调入长安任左翊卫大将军，薛万彻调入东宫任副护军。他们各自有自己的私人军队，整个武德年间，可以说唐朝还没有最终完成军队国家化，李世民、李建成和李元吉都有自己的私人卫队和忠诚于自己的嫡系部队，比如李建成私自招募“四方骁勇，并募长安恶少年二千余人，畜为宫甲，分屯左、右长林门，号为长林兵”（《旧唐书》卷六四《隐太子建成传》）。李世民在玄武门政变中的主力也是他的秦王府勇士八百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