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墓道壁画中的兵士形象
玄武门政变之前，李世民实际上是处于下风，可以说是危在旦夕，这也是他不得不冒险一击的原因。李建成并无大过——很多是后来李世民编造的——而且为人宽厚有干才，辅助高祖处理政务，稳定后方，支援前线，起过重要的作用。他的谋臣太子中允王珪、洗马魏徵等很早就提醒他防备野心勃勃的弟弟李世民。李建成也在地方和中央深耕广播，势力雄厚。就首都长安的力量而言，东宫兵和齐王府兵的军力远远超过秦王府的兵力。如果不是李世民偷袭成功，后果很难预料。实际上即使李世民杀死李建成、李元吉后，闻讯赶到的东宫、齐王府兵也让秦王府的势力感到巨大的压力，其“兵锋甚盛”，击溃了屯守在玄武门外的屯营兵，杀死了屯营将军敬君弘和中郎将吕世衡，秦王府的兵将只好紧闭玄武门。在政变之前，李世民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如果政变失败，就率领众人逃出长安，退守自己的大本营洛阳，在此之前，他已经派出大批人马去洛阳安置了。
三彩釉陶胡人骑卧驼俑（唐代，陕西西安鲜于廉墓出土）。此俑为胡人骑于卧驼上牵缰起身状，据考，驼首高昂是唐代骆驼雕塑的典型特征。
李世民政变的主要武装力量，是秦王府勇士八百余，以及长孙王妃的舅舅高士廉的囚徒兵。他的主要目标是两个，一是挟持高祖，二是消灭另外两个继承人。此次政变成功的关键，在于李世民能同时实现两个目标。武德九年（626）六月四日凌晨，李世民带领秦王府兵将进入玄武门埋伏。他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提前收买了当天值班的将领常何。常何本是太子李建成的亲信，结果被李世民所收买。这样一个小小的细节，可能改变了整个历史的走向。正因为是常何当天值班，所以李建成并不怀疑有什么问题。结果当李建成、李元吉进入玄武门后，就遭到了李世民率领的秦王府势力的狙击。李世民首先射死了太子，接着杀死了齐王。虽然东宫和齐王府兵也赶到了玄武门，但是无法进入。而此时，尉迟敬德带兵挟持了唐高祖，并且将太子、齐王的人头出示给东宫、齐王府的将领们看，示意此时再战无益，于是“宫、府兵遂溃”。控制局势的李世民派遣原李建成的旧属裴矩到东宫安抚，并用高祖的名义下令停止在长安城内各处的乱战，大势遂定。
三彩釉陶三花马（唐代，陕西西安鲜于廉墓出土）。将马鬃剪瓣是唐朝流行的一种饰马方式，据说这种做法还是受到突厥马饰的影响。三花不仅是装饰，还是良马的最高标志。
太宗用残酷的手段对付自己的亲兄弟子弟，将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儿子全部诛杀。不过太宗通过自己的例子为以后的皇子们树立了一个典范，他们没有人指摘太宗得天下的手段毒辣，全都景仰太宗是对内对外的成功者。他们认为夺嫡不只是可通之路，而且是成功的必要手段。他们认为太宗是夺嫡成功最好的榜样，希望成为太宗第二。到了太宗的晚年，他将面对同样的局面，魏王泰完全仿效太宗秦王时的作风，企图挑战太子李承乾的地位，最终酿成贞观政局的巨大变动，最为强势的太子李承乾被杀、魏王李泰被废，皇位落入了本来毫无希望做皇帝的李治手中。李治自身的局限性，最终又将李唐的江山送到了武则天手中，李唐经过三代就中衰，皇位落入异姓之手。历史的连环性，通过活生生的人的表现，生动地呈现出来。
李建成墓志。唐太宗李世民经过一番内心挣扎、上下权衡之后最终将李建成谥号定为“隐”这个中谥，是向天下人做出一个政治姿态。谥法曰：“隐拂不成曰隐。明不治国曰隐。怀情不尽曰隐。赠太子建成。”
李世民誉长孙皇后为“嘉偶”、“良佐”，并筑气势恢弘之墓以观望怀念。
而对于高祖而言，在太宗政变之后，就退隐成为太上皇，除了偶尔参加宫廷礼仪活动，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关于此后高祖和太宗的关系如何，我们知之甚少。公元632年，监察御史马周上疏，指责太宗不去探望自己的父亲，而且年迈的高祖当时已经被迁到狭窄的大安宫居住，条件似乎不是很好。马周还指责太宗在炎热的夏天自己去避暑，却不带上高祖。高祖635年去世了。很有意思的是，太宗为父亲修建的陵墓，明显地小于他为自己和妻子长孙皇后修建的陵墓。
贞观之治
李世民的即位，揭开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的序幕，一般认为，贞观时代奠定了李唐政权的基本格局。
中央体制方面，唐初沿用隋制，设立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三省长官中书令、侍中、尚书令共议国政。因为太宗没当皇帝时曾担任尚书令，所以在他即位后不常设置，以左、右仆射为尚书省长官，与中书令、侍中号为宰相。不过，其他官员通过加“同中书门下三品”、“参知政事”、“平章军国重事”等头衔参与决策，也是当然的宰相。三省各有分工，中书出诏令，门下掌封驳，尚书管执行。实际的运作上，宰相常于门下省议事，谓之政事堂。太宗贞观年间，政事堂议事的模式已经成熟。政事堂本来在门下省，但是到了唐高宗永淳年间，权力较大的裴炎担任中书令，就把政事堂挪到了中书省。政事堂最终朝着政府机构的方向演变，在开元十一年（723），中书令张说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分列吏、枢机、兵、户、刑礼五房。从此，中书门下正式成为宰相的办事机构，依据习惯，仍然被称作“政事堂”。按惯例，仆射为正宰相，制度上并未规定仆射必须加同三品才是宰相。中宗神龙初（705），豆卢钦望为仆射，不带同中书门下三品，由于他跟相王（中宗的弟弟）有复杂的关联，竟然不敢参议政事。政治事件对政治制度的反作用，在这件事上体现得非常明显。
贞观朝阎立本《步辇图》，描述了唐太宗接见吐蕃使者的情形。
地方制度上，分为州、县两级，设刺史和县令为州、县长官。这种健康的结构在安史之乱后被破坏，中国地方制度进入了三级结构，不但糜费行政资源，而且影响行政效率。安史之乱前的刺史备受重视，政治地位较高。很多大臣乃至宰相外放，也不过担任重要州的刺史。而且太宗非常重视刺史是否称职，认为自己委任的都督、刺史，是治乱的关键。他经常把都督、刺史的姓名写在屏风上，将他们治绩的好坏，分别列于名下，以便考察。因而使唐初吏治出现了“法平政成”的局面。
唐朝之前，地方政治体制主要是封建和郡县两种模式，都是二级结构。太宗即位后，希望国祚长久，对到底是实行封建还是郡县制，展开了一次大范围的讨论和征求意见。封建制的代表人物萧瑀认为应该恢复使夏、商、周三代国祚长久的封建制。虽然一开始这种意见就遭到了李百药、魏徵等人的强烈反对，但是太宗在631年还是出台了一个“世袭刺史”的规划，派遣皇室子弟和功臣勋贵到地理位置关键的州去担任世袭刺史。到了637年，太宗坚持实现了第一部分，将二十一个皇室子弟分封为世袭都督、刺史，主要位于关东被征服地区的形胜之地，作为中央的屏障。但是在推行十四位功臣勋贵担任世袭刺史时，遭到了激烈的反对，长孙无忌和房玄龄以辞职相威胁，最终使太宗放弃了世袭刺史制度。虽然太宗一直到去世都向往封建制，但最终没能够实际推行。
在法律方面，太宗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本着“意在宽平”的精神，重新制定了《贞观律》。这种与民休息的方针也体现在经济方面，太宗大力推行均田制，劝课农桑，建设水利，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唐鎏金双狐纹双桃形银盘。桃在我国向来被视为“五行之精”，具有压伏邪气的功用，白狐、玄狐在唐代为上瑞。双狐双桃有驱邪避祟、祈求平安的寓意。
教育方面，太宗尊崇儒学，祭祀孔子，兴办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律学等；命国子祭酒孔颖达撰定“五经”义疏，贞观十六年（642）书成，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经正义》；史学在此时也得到极大的发展，不管是官修还是私修，都有重要的作品完成，包括《晋书》、《周书》、《北齐书》、《梁书》、《陈书》、《隋书》、《北史》、《南史》等，不过在修撰唐朝本国国史时，太宗要求自己查看，破坏了国史编纂的客观性原则。
《便桥会盟图》（局部，元代陈及之绘）。图中绘初唐“便桥会盟”的故事：突厥可汗颉利原计划进犯长安，正遇见前来制止战争的秦王李世民（即后来的唐太宗），便跪在桥头求和。作者有感而发，劝谕当朝天子以和为贵。旧传为辽画，据考，画中的颉利及仆从系元代蒙古人服饰。
太宗在历史上以纳谏著称。魏徵（580—643）是重要的谏言者。魏徵曾在李密帐下担任记室参军，后李密战败，跟随入关投降李唐。他劝说据守黎阳的徐世勣投降了唐朝。但是不久窦建德攻陷黎阳，俘虏了魏徵，魏徵又在窦建德那里担任起居舍人。到武德四年（621），秦王李世民擒获窦建德，魏徵再次归顺唐朝，为太子李建成所信任，引其担任东宫的太子洗马，是李建成的核心幕僚。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赦免了魏徵，魏徵则承担了前往关东安抚李建成和李元吉旧部的重任。魏徵前后转换了五次阵营，为不同的雇主服务，但是并没有遭到当时舆论的谴责，没有人认为他不忠，这不是因为他个人的魅力，而是当时整个的思想氛围，并不强调为君主尽忠而死。唐初的文臣武将，大多都有多次转换阵营的经历。著名的军事统帅比如李勣等，也有全军覆没和被俘的经历，但是回来之后依然被任用，并继续担任军事统帅，这是大唐的风度所在。
《贞观政要》书影
魏徵以极言进谏的形象留存在《贞观政要》中。据《贞观政要》记载统计，魏徵向太宗面陈谏议有五十次，呈送太宗的奏疏十一件，一生的谏诤多达“数十余万言”（《新唐书》卷九七《魏徵传》）。魏徵对唐太宗常常是面折廷诤，有时弄得他面红耳赤，甚至下不了台。一次罢朝后，太宗曾余怒未息地说：“会须杀此田舍翁。”又说魏徵“每廷辱我”（《资治通鉴》卷一九四）。整体而言，魏徵的政治态度以静为本，与民休息，这正好符合了李唐刚刚建立初期的政治、经济形势，对国家的复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过他极力反对唐朝发动对高句丽、高昌军事行动的意见，在后来随着唐朝国力的增长最终被放弃。
不过，晚年的魏徵卷入了储位之争，作为太子李承乾的老师，他生前极力维护太子的地位，他死后，李承乾谋叛，很多参与的人都是原先经过他推荐的，比如侯君集。结果太宗震怒，不但毁弃了将公主许给魏徵之子的诺言，而且派人将魏徵坟墓所立的石碑推倒。太宗征伐高句丽失败后，又想起魏徵的好处，派人祭祀，重建了墓碑。
整体而言，太宗统治的贞观年间，政治清明（太宗对腐败惩治较为严厉）、与民休息，经济得到恢复，官员队伍不大且比较有效率，治安也得到保障，文化教育事业也得到发展，经过长时期战乱的中国，进入了一个较好的时代，为李唐帝国的对外拓展和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03
东亚格局的起伏和文化融合
按照杜希德（Denis Twitchett）的说法，隋唐帝国带有“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的色彩。这种“世界主义”代表着宽广的胸怀和容纳百川的气度，进而带来的是唐代宗教、文化、艺术、知识的绚烂和辉煌。以汉帝国继承者自居的隋唐帝国，通过战争和文化融合，树立了自己在东亚世界的中心地位。在隋唐帝国开启之前，高句丽通过干预中原王朝内地的统一战争，联络突厥、控制契丹等其他民族，对新兴的隋唐帝国构成挑战。隋唐时代，从隋文帝598年即发动了对高句丽的战争，再经过隋炀帝三次征伐高句丽、唐太宗讨伐高句丽，一直到唐高宗统治时期的公元668年，经过长达七十年的战争，最终将高句丽攻灭。这一年九月，唐朝年迈的老将李勣经过长达一个多月的围城，攻陷了高句丽的首都平壤。经过这场战争，唐帝国彻底树立了对东北亚政治、文化等领域的主导地位。由于日本的参战和惨败，也迫使日本国内发生了重要变革，并在此后一千年间，日本再没有作入侵亚洲大陆的尝试。
隋朝对高句丽的战争
因为隋炀帝三次征伐高句丽均以惨败而告终，并且直接导致了隋朝的瓦解，中国历史上一般都把隋炀帝对高句丽的征伐视为是其个人任性放纵的结果，认为正是因为隋炀帝的穷兵黩武，才导致了刚刚统一的帝国又陷入了内战。但是实际上，早在隋炀帝之前，其父隋文帝就开始发动对高句丽的战争，而且战争规模非常大。而在隋炀帝之后，唐太宗也连绵不绝地发动对高句丽的大规模战争，直到其去世为止。唐太宗的儿子高宗，更是继承了父亲的遗志，继续对高句丽作战，直到公元668年攻灭这一政权为止。如果说隋炀帝是昏庸之辈，那么唐太宗传统上被认为是英明的君主，他为什么也要固执地发动对高句丽的战争呢？
对高句丽的战争，并非仅仅是君主的个人行为，而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原王朝面临的重要考验。高句丽政权，早在南北朝后期就已经通过外交和军事行动，干涉中原王朝的统一大业。所以，隋炀帝对高句丽的战争，与其说是个人的穷兵黩武，还不如说是中原王朝既定的对外战略。
北朝后期，北周攻灭北齐。然而北齐宗室高保宁据守营州，拒绝投降。营州是北齐镇抚高句丽、契丹、库莫奚等的要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宣政元年（578），原先逃亡突厥的北齐范阳王高绍义引突厥军队南下，并企图依靠北齐遗臣占据范阳，遭到北周的反击未能得逞。大象二年（581），高绍义被北周使臣贺若谊执送回国，但是高保宁仍坚守营州对抗北周。在杨坚夺取北周皇权建立隋朝后，高保宁依然坚守营州直到开皇三年（583）被杀为止。高保宁对抗北周和隋朝的战争，得到了高句丽的大力支持。高句丽王亲自统帅军队，救援高保宁，大规模地卷入中原王朝内战。可以说，早在隋朝建立之初，高句丽西联突厥，控制契丹等东北诸族，保护高保宁，俨然已是隋朝的心腹大患。隋文帝在檄书里列数高句丽的罪愆，最重要的有两条，第一是未尽臣节，第二就是“驱逼靺鞨，固禁契丹”，也就是说高句丽对契丹、靺鞨有控制能力。在隋朝统一过程中，高句丽与突厥、南朝的陈联合起来，对抗隋朝。突厥文阙特勤碑的内容显示，突厥强盛时常常与高句丽结好及聘使往来。这一切，都让隋唐帝国的统治者感到芒刺在背。
狩猎图（高句丽墓壁画）
隋唐帝国是继汉帝国之后重新统一的王朝，隋唐两代都强烈认同自己是汉朝的继承者。在讨论对外政策时，大臣们屡屡提到要恢复汉朝时代的疆域和领土。这种民族主义的雄心，使新成立的隋朝在建立之初，就开始了收复汉朝领土的计划。疆域的拓展在南方进行得比较顺利，隋文帝将中原王朝的势力拓展到今天的河内一带。隋朝在西方战胜了吐谷浑，但是在东北亚的拓展方面遭到了巨大的挫折。
锻铁制轮图（高句丽墓壁画）
七世纪初期，高句丽占据今天东北东部和朝鲜半岛的北部，首都就在现在的平壤。朝鲜半岛的南部，则分为百济和新罗，分别位于半岛的西南和东南部。开皇十八年（598），隋文帝命汉王杨谅为统帅，以三十万兵力对高句丽发动进攻，但是因为瘟疫流行等原因没有成功。虽然高句丽表面上表示了臣服，但是在此之后，高句丽联合东突厥，操纵靺鞨、契丹，渡过辽河不断骚扰。契丹在公元605年甚至入侵了河北，被击败后退回。这一切，都使中原王朝清晰地认识到高句丽将是刚刚统一的帝国的潜在威胁。尤其是河北地区长期存在的分离情绪远未消失，而隋朝的中心却偏在西北。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继承隋文帝皇位的隋炀帝，也继承了其父亲攻灭高句丽的事业。
位于吉林省集安市的高句丽王城、王陵和贵族墓葬及墓室壁画，是已被历史长河湮没的边疆民族高句丽创造的文明经典。高句丽王城由平原城与山城相依附共为都城，包括国内城和丸都山城。
大业三年（607），隋炀帝会见东突厥启民可汗，居然在那里碰到了高句丽派到突厥的使者。高句丽和突厥的这种连谋针对大隋的举动激怒了隋炀帝。他警告高句丽使节，让其传话给高句丽统治者要求其臣服，并且拉拢启民可汗站在自己一方。无论如何，在突厥王庭见到高句丽使节的事件，显然坚定了隋炀帝对高句丽发动战争的决心。为了保证战争的顺利进行，隋炀帝首先将大运河往北延伸，将中国的心脏地区和幽州连接在一起，以方便物资的运输。到了609年，各种军事准备都已经展开。大军集结在今天北京地区的涿郡。但是一场发生在关东地区的水灾打乱了计划，真正的进攻在612年开始了。隋炀帝亲自率领大军从陆地进攻，水军则从海上进攻。隋炀帝发布讨伐的檄文，严厉指责高句丽勾结契丹、靺鞨侵犯隋的领土。著名的建筑家宇文恺顺利地在辽河上架起了桥梁，但是隋军在渡河之后遭到了辽河东岸诸城的顽强抵抗，迅速攻占高句丽首都的计划落空。到了夏末，大雨使得军事行动无法继续，8月份，隋炀帝撤军回到了洛阳。
吹角仙人图（局部，高句丽壁画）
613年正月，隋炀帝再次发动对高句丽的远征。对外的战争虽然打着维护帝国安全和恢复中华固有领土的旗号，但是因为负担的增加，国内的局势受到了影响，叛乱的次数显著增加了。这一次，内政和外交的连环性体现出来了。当隋炀帝的大军渡过辽河展开进攻的时候，隋朝的礼部尚书杨玄感（杨素之子）发动了叛乱。此时杨玄感在后方负责后勤供应，他的叛乱靠近帝国的东都洛阳，隋炀帝不得不派遣宇文述从东北战场返回镇压叛乱。杨玄感战败被杀，但是隋炀帝的第二次远征也宣告失败。杨玄感阵营中的骨干分子李密后来成为反隋的重要领袖。杨玄感的叛乱，是内部关系高度紧张的反映，此时隋炀帝要做的应该是安抚国内各阶层，尤其是旧的关陇贵族，但是他依然固执地发动了第三次对高句丽的战争，最终将自己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彩绘浮雕武士石刻（后梁，河北曲阳王处直墓出土）。墓主曾是唐朝任命的义武军节度使。
我们不能简单说隋炀帝的政策是不对的，他开凿大运河，是基于连接分裂了三百年的南北中国的考虑；他营建的东都，在接下来的唐朝成为重要的政治中心，也是唐帝国控制关东地区的重要堡垒；他发动的对高句丽的战争，在隋朝灭亡之后被唐太宗和唐高宗继承，半个世纪之后终于消灭了高句丽这一政权。不过隋炀帝推行这些政策的节奏太急，似乎“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老百姓的负担太重，而且统治阶级中的很多成员不满，尤其是隋炀帝偏向南方文化的做法，导致北周—隋系的旧贵族和大臣离心离德，最终将富强的大隋帝国在短暂的时间内葬送了。
614年，隋炀帝决意第三次征伐高句丽，完全不顾王朝已经露出溃败相的局势，也许他是希望通过对外战争的胜利重新树立自己的权威，进而达到安内的目的。从历法上说，隋炀帝是上元甲子年（604）即位，从上台之始就被赋予了特殊的政治意义。即便天下大乱，群雄并起，隋朝著名的术数家，同时也是隋炀帝重要政治顾问的太史令袁充依然极力为隋炀帝辩护，认为隋炀帝上符天命，其统治“永无所虑”（《隋书》卷六九《袁充传》）。在隋炀帝决议第三次讨伐高句丽后，大臣们没有敢提意见的。固执的炀帝为自己持续发动战争辩护，并且建立道场，为战死的兵将追福。这一次进展较为顺利，隋军没有再跟沿途的高句丽军队纠缠，直扑平壤，在这一年的下半年，高句丽王求降。隋军有将领要求直接攻破平壤，但是被隋炀帝拒绝，他希望高句丽王能主动到隋廷表示敬意。结果可想而知，高句丽王并未前来。当隋炀帝要发动第四次对高句丽的战争时，国内的局势彻底溃败了，他不得不放弃了恢复汉帝国光辉事业的愿望，将重心转移到国内，但是国内的政治局势急转直下，隋朝在数年后就灭亡了。
抛开有关战争性质的各说各话，隋炀帝对高句丽的战争，实际上是从公元598年到668年长达七十年的隋唐帝国对高句丽王国战争的一部分。隋炀帝的失败，除了国内并不稳固的统一之外，从战略战术上看，当时的东北亚，不论地形还是气候，都易守难攻，夏季有倾盆大雨，雨季一过严冬就降临，真正能作战的季节只有四月到七月雨季开始之前。而且当时的技术手段也限制了军事进攻的效率，高句丽沿着辽河河口的安市城往北连接坚固的城镇，只要坚持到严冬的降临，就会迫使隋朝大军撤退。实际上，一直到唐高宗时代唐军在朝鲜半岛后方登陆开辟第二战场之前，隋唐帝国的大军都在鸭绿江边望洋兴叹，并未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唐前期东北亚政局的嬗变
唐朝建立之后，高句丽本身也还没有从抵抗隋朝的战争中复原，唐朝的建立给高句丽改善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提供了契机。唐朝建立的第二年，高句丽就再度承认了中原王朝的宗主权并承担象征性的纳贡义务。为了改善关系，高句丽此后遣返了约一万名中原王朝战俘。不过显然高句丽并不敢大意，一面示好的同时，一面沿着辽河西岸花了大约十年的时间构建了一条坚固的防线，以防备唐朝的入侵。这条防线上有许多坚固的堡垒，在后来的战争中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防御工事。高句丽实际上也是以农耕定居为主的文明体，组织严密，并非如突厥一样不稳定，正因为如此，隋唐两朝对高句丽的战争持续了七十年，这场战争牵动着整个东亚的局势和历史的走向。
高句丽和唐朝相安无事一直持续到唐太宗的统治后期。到了641年，太宗已经下定决心对高句丽动武。就像太宗将大唐帝国的势力拓展到中亚腹地之前让玄奘撰写《大唐西域记》一样，太宗很可能在641年之前就开始为战争做准备。他派遣职方部郎中陈大德开始收集有关高句丽军事防御的情报，同时开始放言说高句丽在汉武帝时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到了第二年，高句丽的内乱为唐太宗发动战争提供了一个借口。这一年高句丽的大臣渊盖苏文（603—666）发动政变杀死了高句丽的荣留王，改立其弟侄宝藏王为高句丽君主，自己担任大莫离支，独揽大权。渊盖苏文对唐朝向来不友好，也正是他负责修建辽河防线防备唐军，很显然，他当权后高句丽和唐朝的关系急转直下。此时隋朝对高句丽的战争过去没多久，唐朝也刚刚从长期的内战中恢复元气，但是战乱造成的经济破坏，使唐太宗不得不谨慎推行对高句丽作战的计划。
建于百济第三代王武王弥勒寺出土舍利壶
但是到了贞观十七年（643），不论外部因素还是出于内政的考虑，都迫使太宗决心效法隋朝，攻灭高句丽。在外部，高句丽联合百济在几条战线上攻击对唐朝友好的新罗，切断了新罗贡使前往长安的路线。当太宗试图用外交手段劝阻高句丽攻击新罗时，高句丽不予理睬，甚至拘押了唐朝的使节。就内部而言，唐朝刚刚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宫廷政变，原先的太子李承乾因为造反的缘故被废黜（一说被杀），而其竞争者、野心勃勃而能力超群的魏王李泰也被逐出长安，太宗只好立晋王李治为太子。然而在太宗看来，李治并不如自己那么英武，担心他不能驾驭自己死后的局面，那么在自己生前剪除李唐帝国潜在的敌人就变成了一个看似理智的选择。
太宗的战争计划遭到了很多大臣的反对，其中包括长孙无忌和褚遂良，但是大将李勣坚决支持，主张用铁血手段对付帝国的敌人。李勣同时也是新太子李治的头号僚佐，在李治做晋王的时候就担任晋王长史（幕僚长）。有了李勣的支持，太宗决定启动战争计划。第二年秋天，唐朝的大军开始往东北开拔，数百艘海船担任运送军粮的任务。稍后太宗自己也前往洛阳—洛阳比长安更适合指挥战争，隋炀帝和稍后的高宗，在对高句丽作战时都是把前往洛阳作为第一个步骤。洛阳作为帝国东部堡垒的战略意义极大，安史之乱之前唐帝国对洛阳的轻视造成的惨重后果，也佐证了唐帝国东西两京互为犄角的战略意义。在安史之乱前的数百年间，洛阳是帝国维护核心区域的军事堡垒。高句丽跟突厥等游牧民族不同，他们也是农耕民族，擅长以坚城防守，所以后勤供应对战争胜利与否非常关键。太宗对这一点有清晰的认识。在洛阳，太宗正式对高句丽宣战，宣战诏书将渊盖苏文作为主要攻击对象，将其描述为弑君者，其对新罗的侵略也被唐朝当作发动战争的理由。
褚遂良《临兰亭序》（局部，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太宗在645年春天抵达东北前线，这时进入了最好的进攻的季节，雨季没有来，而天气也变得温暖。唐军兵分两路，太宗和李勣率唐军主力直扑辽东，而另一唐军名将张亮则帅四万多唐军乘坐五百多艘船只从海路袭击高句丽的首都平壤。唐军比之前的隋朝军队取得了更大的进展，李勣攻下盖牟城（今辽宁抚顺），进攻辽东城（今辽宁辽阳）。张亮袭取卑沙城（今辽宁金县东），曜兵鸭绿江上。到了五月份，唐军修筑了一条横穿辽河沼泽的堤道，攻克了高句丽重镇辽东城。而之前隋军从未攻克该城。但是唐朝大军没有及时直扑平壤，而是纠结于辽阳西南的安市城，结果在坚城之下两个月毫无进展。虽然击败了高句丽大将萨延寿、高惠真率领的援军，迫使其投降，但是随着作战季节时间耗尽，唐军只好在严冬到来之前撤军。太宗的这次对高句丽的战争虽然在军事上取得了一些成果，包括攻占坚城，斩杀大量高句丽生力军，但是最终没有达到灭亡高句丽的战略目标。
洛阳发掘出的隋朝国家粮仓（面积相当于如今五十个标准足球场）
李承乾墓志铭并盖。根据墓志铭，李承乾政变失败后当年即被处死，与《旧唐书》等记载不同。
唐朝撤军后，高句丽更加傲慢，重新入侵新罗，并拘留唐朝使节。百济也乘机袭取新罗二十余城，并且在其后数年，与唐中断往来。太宗则采取不断发动小规模进袭的办法，以图让高句丽疲于应对，耽误农时，削弱其经济基础。实际上太宗所采取的这种战术，是往常北亚游牧民族对付中原农耕民族的办法，高句丽也是组织严密的农耕社会。不过，这种不断骚扰的做法到底起到了什么作用，不得而知。647年和648年，太宗都派遣数万唐军侵扰高句丽，其中648年薛万彻带领的三万唐军乘坐战船进入鸭绿江，在今天辽宁丹东附近大败高句丽军。但是这些局部的军事胜利并不能改变整个局势。太宗生命的最后两年，依然将消灭高句丽作为自己最重要的任务。648年，太宗计划在次年以三十万大军彻底灭亡高句丽。但是随着太宗的突然去世，这一计划并未得到实施。高句丽问题要到高宗时代才最终解决。
《龙宫水府图》（元代朱玉绘）。取材于唐人小说《柳毅传书》的故事，元人又改编为传奇小说《女画传》。柳毅为搭救龙女，前往龙宫为其传递书信。
高句丽、百济的灭亡和日本的战败
高宗夹在唐太宗和武则天两个光辉形象中间，而且在其死后李唐的政权落入他人之手，他的形象向来被史书描述为平庸懦弱的。不过，这显然不是事实的全部。不论如何低估高宗的统治，但是有一点无法否认，就是在他的统治之下，唐朝的外交和军事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可以说超越了唐太宗时代，唐朝的领土扩张和军事征服达到了一个顶峰。中国的影响深入到中亚腹地，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唐帝国在东亚摧毁了强大的高句丽和它的盟友百济，并且彻底摧毁了日本干预大陆政治事务的野心。反而是在稍后的武则天统治时期，不但突厥复兴，唐朝在东北亚方向也遭到了惨重的失败，完全无法跟高宗时代的盛景相比。
百济金铜大香炉
高宗即位初年，唐朝国内政治局势需要稳定，所以对高句丽、百济不断联合靺鞨等攻击唐朝盟国新罗的行为采取绥靖政策，希望以外交手段调解。在调解无效的情况下，唐朝军队发动了对高句丽的攻击，企图围魏救赵，减缓新罗的压力。但是实际上这一策略并无效果。高句丽靠近亚洲大陆的部分易守难攻，隋文帝、炀帝、唐太宗屡屡发动攻击都没有达到效果。于是唐军采取了新的战略——从朝鲜半岛后方登陆。高宗劝谕百济国王扶余义慈的诏书中还声称“朕将发契丹诸国，度辽深入。王可思之，无后悔”，结果唐军并没有从辽东方向进攻，而是泛海偷袭。660年，唐高宗任命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率领数万大军从山东半岛渡海，但是这次的打击目标不是高句丽，而是百济。这次攻击非常突然、有效，达到了闪击的效果，百济军队来不及狙击唐军的登陆，在熊津口遭到了惨败。在迅速消灭百济军主力之后，唐军直扑百济都城泗沘（今韩国大田西），不到十天，就将百济王国灭国，百济王扶余义慈父子以及百济豪酋五十八人，全部押送长安。可以说，唐军采用突然渡海闪击的方式，让百济猝不及防，一周多的时间就亡国，其三十七郡、三百城，都落入唐军和新罗之手。从立国到亡国，百济经历了将近七百年的时间，历经历史沧桑而不倒，居然十天之内就被唐军所灭。
百济亡国之后，唐朝在其旧地设置了熊津、马韩等五个都督府，择其酋长管治。唐朝为了纪念这次军事胜利，在现在的忠清南道扶余县南二里建立了一座纪功碑，五层花岗石塔结构，高三十五尺。铭文为《大唐平百济国碑铭》。之后，唐朝大军撤回大陆，仅留下刘仁愿以数千人镇守百济府城。百济王室和贵族被带到长安，百济的遗民大量在唐朝做官，包括黑齿常之等后来成为唐军的重要将领。扶余义慈病死后，唐廷施恩，赠卫尉卿，允许其旧臣临丧，后将其安葬在东吴孙皓和陈朝陈叔宝墓的旁边。
因为唐军攻灭百济的速度太快，百济很多部分尚未来得及反应，战争就结束了。但是这样也带来了隐患—征服并不稳固。在苏定方大军撤退之后，百济王扶余义慈的堂弟扶余福信和僧人道琛率众据周留城复叛，并派遣使者前往日本，迎接在日本当人质的百济王子扶余丰回国即位。有了扶余丰作号召，百济西部纷纷响应，百济的叛军反而将刘仁愿的唐军团团围困在熊津府城内。唐军在百济被困之时，主力正在大将苏定方指挥下在辽东展开了对高句丽的大规模进攻，到七月份唐军已经攻至平壤城下，但是又一次久攻不下，只好撤军，但是检校带方州刺史刘仁轨自请留守。高宗此时有些担心战争旷日持久，会引发国内危机，他诏令刘仁轨，围困平壤的大军撤回后，“一城不可独固”，希望刘仁轨带领所部兵将撤退到新罗，如果新罗接纳则屯守当地，如果不接纳，就渡海回国。但是刘仁轨则指出，既然高宗陛下想吞灭高句丽，就要先诛百济，现在平壤大军回国，百济叛军又起，如果我们就此撤退，则百济不日就会复原，就要前功尽弃。于是刘仁轨带领所部唐军和新罗兵奔赴朝鲜半岛南部救援被围困的刘仁愿。而此时，一个新的力量出现在了朝鲜半岛角逐的战场，这就是日本。
大唐平百济国碑铭
百济与日本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中国的汉字、佛教、制陶技术和其他文化都通过百济传入日本。同时，百济得到了日本的物资和军事援助。大量的日本皇族和学者来到百济进行教育和文化交流。许多百济王族和贵族成员与日本皇族通婚也是被广泛承认的。日本一方面将百济王子扶余丰送回百济以领导对唐军的抵抗，一方面也在积极筹备，准备直接进行军事干预。齐明天皇在660年就跟太子中大兄从内地的飞鸟京来到沿海的难波城，次年一月，又将最高指挥部迁到九州西岸，在跟百济隔海相望的盘濑设置了行宫。七月份，齐明天皇去世，中大兄即位为天智天皇。八月份，天智天皇下令组成援助百济的远征军，九月，派遣五千日军护送百济王子扶余丰返国即王位。唐朝这边也密切留意形势的发展，除了刘仁轨和刘仁愿的军队外，唐朝在663年再次增派右威卫将军孙仁师率一支唐军增援。受困之中的唐军军心大振。
百济造弥勒像
之前唐军已经在围困之中攻克了真砚城，打通了跟新罗的粮道。而百济一方则发生了内讧，扶余丰猜忌福信并且杀了他，百济内部力量遭到削弱。663年6月，日军毛野稚子等部近三万人登陆并夺取了沙鼻歧、奴江二城，成功切断了唐军和新罗的联系。孙仁师部唐军抵达后，唐军确定了直接攻击百济抵抗势力中心周留城的战略计划。刘仁愿和孙仁师以及新罗王金法敏率军从陆路进攻；刘仁轨、杜爽则率领唐水军并新罗水军由熊津江入白江口，溯江而上，从水上进攻。唐新联军将周留城外的军事据点一一拔除，百济和日军损失惨重。虽然三面被围，但是水路仍畅通，日军从海上沿着白江进行增援。八月二十七日，刘仁轨所部唐军与从海上抵达的日军在白江江口遭遇，双方兵力相差不大，日军万余人，唐军七千人，日军舰船数百艘，而唐军一百七十艘。但是唐朝军队专业化、技术化水平很高，武器装备远超日军。而且唐军每年都在作战，很多是老兵，非日军可比。战斗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连续四战，日军损失了四百多艘战船，遭到大败，日军将领秦田来津等战死，百济王子扶余丰脱身逃往高句丽（《日本书记》卷二十七《天命开别天皇》）。
鎏金龟纹桃形银盘（唐代）。中国古代传说有四灵，即龙、凤、龟、麟。龙能变化，凤能治乱，龟兆凶吉，麟性仁厚。龟纹早在商周时期就已盛行。唐人受中国传统长生观念影响，日常器皿常以龟为纹饰，以祈祥瑞。唐人名字中也常用龟字，如李龟年、陆龟蒙。
白江口战役结束后，百济复国无望，周留城守军见大势已去，开城投降。日军为避免更大的损失，撤军回国，“相谓之曰：‘州柔（即周留）降矣，事无奈何。百济之名绝于今日，丘墓之所，岂可复往？’”（《日本书记》卷二十七《天命开别天皇》）唐朝军队专业化很强，而且军器、作战理论、后勤保障等方面都是日军不能相比的。这是中日第一次大规模的战争，战争结束之后，一直到明朝后期，大约一千年中，日本再没有尝试将势力扩展到亚洲大陆上来。这次战败也或多或少刺激了日本，对日本国内的改革以及跟中国更多的文化交流起到了促进作用。在此后两百年中，日本不断有高僧学者来到大陆学习唐朝文化。对唐朝而言，百济的灭亡，是为了最终灭亡高句丽所做的准备。百济灭亡之后，从战略上说，高句丽已经陷入了南北两线作战，而唐朝军队不必再穿过辽东的漫长的泥泞陆路，可以更加容易地发动进攻。
《日本书纪》书影
乾封元年（666），渊男生继为高句丽大莫离支（高句丽后期的官职，为权臣自设，具备了篡夺王位的实权），高句丽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争乱，渊男生逃往保国内城（今吉林集安），其子渊献诚向唐求援。唐王朝乘机以李勣为辽东行军大总管，率众出击高句丽，新罗的一支大军从南面配合进攻。总章元年（668），唐将薛仁贵攻下扶余城（在今吉林怀德一带）。九月，唐朝的一系列胜利达到顶点。经过长达一个多月的围城，李勣攻陷高句丽首都平壤，带着二十万俘虏（其中包括高句丽国王）返回唐朝。唐在平壤设安东都护府，分高句丽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不过唐朝在朝鲜半岛的统治并没有持续太久，仪凤元年（676），唐被迫把安东都护府撤到辽东（今辽宁辽阳）。此时武则天正忙于政治斗争，无暇理会朝鲜局势，放任新罗逐渐吞食百济和高句丽的旧地。
唐《泉男生墓志》
遗民、遣唐使和文化交流
高句丽和百济灭亡之后，其遗民大量进入大唐，大唐以海纳百川的精神容纳了这些移民，并接纳他们中的精英在帝国的政治、军事、公共工程等领域担任重要的职务。出身高句丽、百济的唐朝名将就有泉献诚（原名“渊献诚”，入唐后为避唐高祖李渊讳改现名）、高仙芝、黑齿常之等，其中高仙芝更是在玄宗时代领导了唐朝军队对中亚的远征，为捍卫大唐帝国的边疆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高句丽移民高足酉在武则天上台后扮演了重要角色，参与了修建天枢的工程；百济移民沙叱忠义长期在唐朝军队担任重要职务，不但频繁参与了对外作战，而且也参与了707年太子李重俊发动的政变；在玄宗政变上台以及开元早期政局中地位显赫的王毛仲，也是高句丽人。另一方面，移民也给唐代文化增加了新的元素，给大唐气象增添了新的亮色。唐朝宰相杨再思以擅长高句丽舞著称，而李白更有赞美高句丽文化的诗歌。种族、文化的多样性，是大唐之所以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文明体的重要原因。
高句丽、百济灭亡之后，新罗王金法敏逐渐统一了朝鲜半岛。新罗大体上跟唐朝保持良好的关系。新罗接受唐朝制度、文化极为广泛，其官制、都城建制都模仿唐朝，文化典籍、佛教、唐诗也成为新罗文化的一部分，白居易的诗歌在新罗流传很广，新罗国学里，以儒家经典作为考试的项目，因此号称君子之国。新罗贵族屡屡派遣子弟来唐朝留学，开成五年（840），新罗留学生和其他人员一次回国的就有一百零五人。有的新罗人在唐应科举，考试及第。其中如崔致远十二岁入唐，十八岁中进士，他的《桂苑笔耕集》，直到现在，还在中朝两国流传。唐朝时期中国的天文、历法和医书传入朝鲜半岛，朝鲜半岛的绘画、雕塑和音乐也受到中国的影响。现存韩国庆州石窟庵的石佛和菩萨像，与唐的石刻造像，风格十分相近。汉晋之间，佛教来自西域，月氏、于阗、龟兹为其时重镇。此后，多因中国僧人冒万苦西行求法，得佛教之真传，中土也逐渐为传法之中心。高句丽、日本遂常来求法，唐代最为兴盛。早在南北朝时，就有新罗僧人来华求法，比如圆光，先后经历南朝到隋朝，最后回到自己国家传法。隋代时有昙育等来到中土。虽然也有新罗僧人加入西行求法的队伍，比如义净记载的新罗僧人慧业、阿离耶跋摩、玄太、玄恪、慧轮等在印度学习，但是朝鲜半岛的佛法，主要仍传自中土。比如新罗僧人玄光，曾跟随南岳慧思学习；玄奘的弟子中众多新罗僧人，比如圆测、元晓、顺憬等；跟元晓一起来到长安的义湘，跟随智俨学习，深得华严学的精髓，另有慈藏在贞观十二年（638）来到唐朝，贞观十七年携藏经一部回国。（《三国遗事》卷三）到了唐代中后期，禅宗、密宗也逐渐传入朝鲜半岛。
九世纪中叶，朝鲜半岛居民在大唐沿海及内地经商。其商人所至，北起登州、莱州，南到江南沿岸，登州城有新罗馆，楚州、泗州有新罗坊。新罗坊是新罗侨民聚居的地方。侨居中国的朝鲜半岛居民有的经营水运，有的务农力作，他们对中国东部沿海的经济、文化发展，有所贡献。新罗商人的船只来往于今山东、江苏沿海之间，并常常航行到日本。唐朝后期，由于中国水手掌握了季候风的规律，中日之间的海上交通也日益发达。中国商船可以直航日本，新罗的船只也时时往来于中国、朝鲜半岛和日本之间。由于新罗与唐朝民间交往密切，甚至产生了像张保皋（790—846）这样的纵横东海的人物。张保皋出生于新罗清海镇（今韩国全罗南道莞岛），出身平民家庭，曾在唐朝徐州任“武宁军小将”，擅长战技。张保皋以兵力扫荡海盗，确保新罗的安全与制海权，而且也使清海镇成为新罗的贸易要地，被封为“清海镇大使”，打击贩卖新罗人口到大陆为奴的活动。张保皋还在今天的山东荣成修建了赤山法华院。日本高僧圆仁随遣唐使藤原常嗣等一行西渡求法时，于839年先后三次客居赤山法华院长达两年九个月，得当地官吏、居民和法华院僧侣之助，西去五台山、长安等地求法巡礼。（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一、卷二）随着势力的增长，张保皋试图干预新罗朝政，结果在内斗中死去。晚唐诗人杜牧写有《张保皋传》，赞扬张保皋的功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