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真和尚像
中国佛法的传布，最为重要的是日本，至今佛法依然在日本非常昌盛。日本佛教最早或由百济传入，佛法在日本初兴，引起朝臣贵族的分裂，由于对西来宗教的态度不同，引发两党政争，以至于在公元585年敏达天皇下敕禁止佛教，两年后用明天皇又解禁。到了推古天皇元年（593），圣德太子摄政，奖励佛法，调和日本本土宗教、儒家和佛教三派，日本佛教由此奠定。推古天皇十五年，圣德太子遣小野妹子等人入隋，当时是隋炀帝在位。之后日本便有敕遣僧人入华学佛运动的展开。到了唐代，日本僧人来求法达到顶峰。从隋代到唐末，日本先后遣入华使十六次，加上数量更多的私人求法，使得日本佛教昌隆。举凡庙宇建筑、僧伽组织等，均取法于唐人。如日本国分寺之设立，就是模仿隋文帝分舍利建塔；日本东大寺之大佛，也是取法唐白马阪大像。奈良时代（710—794）的古京六宗，全是传自中土。齐明天皇时（655—662），日本僧人道昭入唐受教于玄奘，其后又有日本僧人智通、智达跟随玄奘、窥基学习；华严法藏的弟子中也有日本僧人审祥；更有唐朝僧人东渡日本传法，比如鉴真，前后七次东渡日本，跟随的僧人十余位，日人号之为东征和尚。（《唐大和尚东征记》）
扬州平山堂鉴真纪念碑
平安朝入唐求法之风极盛，归国携去经典极多，为一特色。被称为入唐八大家的日本僧人，都带回了大量佛教典籍。比如最澄带回二百三十部四百六十卷，多系天台章疏；空海则带回二百十六部四百六十一卷，多系密宗典籍；其他如常晓、圆行、圆仁、惠运、圆珍、宗睿等都带回大量佛教典籍。桓武天皇迁都平安京，与旧京贵族势力和佛教宗派拉开距离，同时也大力资助僧人往中土求取新的佛法。在这种背景下，最澄于804年来到唐，回去之后提倡天台圆顿之旨，批评南都六宗。最澄在日本佛教史上地位非常重要，号传教大师。与最澄并称的，是著名的日本僧人空海。他与最澄一起来到唐朝，但是学习的方向不同。空海在长安青龙寺跟随慧果，授以金刚界、胎藏界两部大法，兼从天竺般若三藏学悉昙，回国之后大力宣扬密宗，在高野山创金刚峰寺，至今都是日本真言宗最有名的道场。空海被称为弘法大师。自空海和最澄入唐求法之后，日本佛教的局面，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空海更赋予了日本皇权新的意涵，在日本政治和思想上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日本唐招提寺（位于日本奈良，753年鉴真和尚第六次东渡日本获得成功后，亲自规划并兴建此寺）
必须指出的是，佛法东传，一方面是日本积极的迎取，另一方面的原因是随着佛教在中国的衰落，佛教高僧有强烈的危机意识和末法精神，希望能够把佛光传播到新的土地上去。除了日本僧人前来学习，也包括中国僧人主动东渡传法。最有名的是鉴真（688—763），鉴真于天宝十三年（754）到达日本。这时他已双目失明，年近七旬了。鉴真把戒律传到日本，同时还把佛寺建筑、佛像雕塑的艺术介绍过去。日本现存的唐招提寺及卢舍那佛，就是鉴真及其弟子在天平宝字三年（759）创建的。
卢舍那佛（局部，唐高宗时期，佛像头部高四米，现存洛阳龙门石窟奉先寺）
反弹琵琶舞乐图（唐代中期，敦煌壁画）
罗汉（武周年间，洛阳龙门石窟看经寺北壁）
除了佛教，日本的政治、思想、文化、建筑、历法等方面都受到了唐朝的影响和塑造。日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直接行用中国历法，如《元嘉历》、《麟德历》、《大衍历》和《宣明历》等。大量遣唐使来到唐朝，玄宗开元二十年（732）多治比广成一行竟多达五百九十四人。整个唐代，日本前后共派遣了十九次遣唐使，都挑选博通经史、娴习文艺和熟悉唐朝情况的人担任。遣唐使的随行人员中还有一些医师、阴阳师、乐师等，是为了进一步深造和求解疑难而被派来中国的。遣唐使、留学生、学问僧带来彩帛、香药、珍宝等，带回乐器、书籍、经卷、佛像等。日本著名的“大化改新”，就是在高向玄理等留学生的协助下进行的。所颁行的班田制、租庸调制简直就是受唐朝的直接影响，其后形成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完整官制系统也大体依照唐制而成。武则天长安三年（703），日本朝臣真人（相当于唐朝户部尚书）粟田来唐，武则天宴于麟德殿。玄宗初年，粟田再次来唐，“尽市文籍，泛海而还”。其副使朝臣仲满，“慕中国之风，因留不去，改姓名为朝衡，仕历左补阙、仪王友”（《旧唐书》卷一九九《日本传》）。朝衡又作晁衡，本名阿倍仲麻吕，居唐朝京师数十年，与诗人王维、李白交往颇深，王维、李白都有诗作赠别晁衡。日本人还利用草体汉字表示声音，创造了平假名；利用楷体汉字偏旁表示声音，创造了片假名；这种字母一直沿用到今天。日本正仓院现存的文具、衣饰、屏风、乐器等唐代文物，见证了唐代中国和日本的文化交流。在唐代，中国在日本的影响达到顶点。到了唐末，中国的影响已牢固和长期地把日本纳入其文化圈内。
女供养人像（唐代晚期，敦煌壁画）
大量的中国典籍、文物保留在日本，随着这些典籍在中国本土的散佚，日本保留的这些文化遗产，实际上对研究中国自身具有重要的价值。比如藏在日本的大量古代佛教写经，可以弥补很多中国佛教的记忆；中国古代的阴阳五行术数类的书籍，在本土遭到禁毁，但是其文本和某些条目、思想元素，也在日本保存下来，这些文化遗产不但是理解日本古代文化的珍贵资料，同时也对理解整个东亚世界有学术意义。毕竟，在整个唐代，整个东亚世界实际上是沐浴在同一个文明之中，虽然样式稍有不同，但是精神非常相类。
04
大唐帝国的拓展和文化自信
中国历史上的武功之盛，莫过于汉唐。唐朝时代，中国不但在疆域拓展上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而且在文化上也展现出高度的自信。中原农耕地区在与北亚草原部族的对抗中，经常处于被动之中。唐代在取得国家统一之后数年间，就攻灭曾经不可一世的东、西突厥，唐朝的皇帝被拥戴为“天可汗”；大唐帝国的势力沿着丝绸之路深入中亚腹地；在西南方向虽然受阻于刚刚兴起的吐蕃王朝，但是唐朝的使节借用吐蕃和泥婆罗的兵力，击败了中印度。佛教在亚洲大陆兴起后，印度因为是佛祖诞生地而被视为宇宙的中心和圣地，甚至在中国中古时代，中国的僧人比如法显都认为印度是中心，中国是边地。早期的佛教文献中的“中国”，也实际上指代的是印度。但是唐朝不但击败了印度的一个主要政权，并且在佛祖讲法的圣山勒石纪功为铭。唐朝的高僧如玄奘也宣称，中国的佛教已经不异于印度本地。在这一时期，唐朝展现了高度的对自身国力和文明的自信，心胸宽阔，夷夏之防也不是社会的主要关注点，反而能够容纳和融合其他文明的优秀元素，并改造自身文明，成就了煌煌盛世。
初虽效之，终能反之
——破灭突厥
从北朝开始，中国北方开始分裂。在中土分裂之际，北方草原的突厥兴起，成为前所未有的庞大政权。北朝后期，北周和北齐互相攻击，但是都引突厥为援，突厥也在两边平衡，取得最大战略利益。当时的佗钵可汗曾经夸口说：“但使我在南两儿常孝，何忧于贫！”所谓在南两儿，指的就是北周和北齐。隋朝瓦解之后，中原又陷入战乱之中，突厥获得了良好的战略空间和机遇。中原人为躲避战乱，又多投往突厥。突厥实力大增，势力凌驾中原之上。大量的割据政权包括薛举、窦建德、王世充、刘武周、梁师都、李轨、高开道，乃至李渊集团，都向其称臣。其势力东自契丹，西尽吐谷浑、高昌，控弦百万，戎狄之盛，前所未有。在宇文化及被窦建德击败后，窦建德也应突厥要求，将救获的隋炀帝萧皇后以及隋朝的合法继承人、隋炀帝的嫡孙杨政道送到突厥，安置在定襄，实际上是制造了一个潜在的分裂政权，可以给李唐皇室施加政治压力。从这个层面上说，唐朝击败突厥，才最终使中国成为东亚世界不可挑战的强大政权，这也是唐太宗最大的战略胜利，影响不可谓不大。
隋朝瓦解后，对于求助于己的群雄，东突厥都授予称号，大搞平衡战术。比如刘武周，突厥封其为定杨可汗（意为平定隋杨），“遗以狼头纛，因僭称皇帝，……建元为天兴”（《旧唐书》卷五五《刘武周传》）；梁师都，始毕可汗遗以狼头纛，封其为“大度毗伽可汗解事天子”（突厥语“大度”为“事”，“毗伽”为“解”），僭皇帝位，建元永隆（《新唐书》卷八七《梁师都传》）；突厥又封李子和为平杨天子，李子和对突厥称臣，派弟弟去做人质。一直到唐朝建立后的武德三年（620），唐朝的并州总管李仲文还暗地里联络突厥，计划引突厥兵南下直入长安。李仲文娶陶氏之女，以应桃（陶）李之谶，突厥许诺立他为南面可汗。（《资治通鉴》卷一八八）
李渊起兵时，也如上述诸人一样，求援于突厥，并请求突厥约束刘武周，不要让他偷袭唐军的后方基地太原。突厥派遣康鞘利来。李渊起兵时用绛白旗，这是一种杂糅的符号。突厥是白旗，李渊不想完全使用白旗，于是杂糅了绛（红）色，实际上是表示一方面臣服于突厥，一方面又有自己的独立性。隋朝是火德，尚红，所以隋朝的朝会服装、旗帜都用红色。李渊起兵时仍宣布自己忠于隋朝，以隋朝的忠臣义士自居，所以旗帜也就变成了一半红一半白。（《资治通鉴》卷一八四）
高祖称臣于突厥，在后来的史书中颇忌讳，但是足见当时突厥之强盛。即便唐朝建立之后，突厥也屡屡入侵。武德七年（624）八月，颉利、突利二可汗举国入寇，秦王李世民之前与突利可汗有香火之盟，结为兄弟，利用这层关系离间颉利、突利，才使突厥军后撤。（《册府元龟》卷九八一《外臣部·盟誓门》）玄武门之变后，唐朝刚刚经过政局动荡，颉利可汗以为有机可乘，率领十余万精锐骑兵进逼长安。突厥大军取道泾州，泾州守将罗艺是刚刚被杀的太子李建成的亲信，他只作了象征性的抵抗就放突厥大军过去，突厥大军因而得以迅速抵达长安城外的渭河边。此时长安城内部空虚，诸州军马来不及赶到，长安市民能作战的不过几万人，可以说危在旦夕。按照官方史料的说法，是太宗亲自领兵渭水布阵，指斥颉利背信弃义，迫使颉利不敢轻进，最后两人在渭桥上杀白马盟誓，突厥最终撤军。不过，真实的情形恐怕没有如此浪漫，似乎太宗是把国库里的财宝送给颉利才最终躲过了这场仓促而至的战争。李靖当时建议太宗清空国库来满足突厥的要求，贿赂颉利避免战争，这也是为什么太宗一直视这一事件为“渭水之耻”。（《新唐书》卷九三）
太宗即位后，加强军事训练，提高士兵战斗力。每天引数百人在显德殿前教射，亲自临试，对射中的人赏以弓刀、布帛，由此“士卒皆为精锐”（《旧唐书》卷二《太宗纪》）。太宗又整顿府兵制度，改天下军府为折冲府。当时共有军府六百三十四，而关中置府二百六十一，“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足以克敌制胜。
突厥阙特勤碑。“阙”是人名，“特勤”是突厥贵族子弟的称号。十九世纪末俄国学者发现于今蒙古国呼舒柴达木湖畔。突厥文碑文记述后突厥汗国创立者毗伽可汗与其弟阙特勤的事迹。
太宗延续了隋代分化离间突厥部族的政策，在各个酋长之间搞势力平衡。而颉利可汗又纵欲逞暴，诛忠良，昵奸佞，引发了内部的纷争。颉利可汗严重地依赖粟特人和其他中亚人担任行政官员，随之便产生了突厥朝廷安土重迁的趋势。突厥中的保守分子把这看作是对传统游牧生活的威胁，群起反对。628年，突利未能镇压反叛的种族，颉利就把他囚禁并处以鞭笞。两个首领的分裂更进一步消耗了突厥的力量。加上塞北霜降，天公不作美，导致突厥粮食短缺，经济实力严重削弱。游牧经济跟农耕经济的一个显著区别，在于畜牧业的起伏相当大，是一个几何指数的增长。在风调雨顺、水草丰美的时节，牛马的繁衍非常迅速，数量呈几何指数增长，但是一旦碰到严寒干旱，牛马的数量又会迅速减少。这很可能是北亚草原霸权兴起很快，衰亡也很迅速的原因之一。这个时候，突厥似乎正遭遇到相当不利的气候变化，也为唐军一举攻灭东、西突厥提供了有利条件。628年阴历四月，突利为颉利所攻，太宗并不救援，却趁机将割据在河套一带的梁师都集团消灭。
唐朝军队经过长期战争，兵为老兵，将为宿将，作战经验丰富。从隋朝瓦解到唐朝建立，唐帝国几乎无时无刻不在作战，所以这个时期也正是名将辈出的时代。唐朝军队即便与向来强横的北亚草原骑兵相比，也毫不逊色，而其专业化更胜一筹。就是靠这样一支军队，唐帝国在此后半个世纪里，将自己的势力往四面八方拓展，往西深入中亚腹地，往东攻灭高句丽、百济，从政治和军事角度讲，可谓达到了一个鼎盛阶段。
突厥毗伽可汗陵出土的鬼面瓦当
唐太宗本身就是名将，他抓住突厥内乱、天气又削弱突厥实力的良机，于贞观三年（629）冬，突然对以前骄横无比的东突厥发动全面战争。要知道，就在短短两年多前，突厥大军还曾兵临长安城，给新成立的唐帝国造成巨大的恐慌。太宗以兵部尚书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行并州都督李勣为通汉道行军总管，华州刺史柴绍为金河道行军总管，灵州大都督薛万□为畅武道行军总管，统军十余万众，分道出击，发动对突厥的全面战争。突然的军事袭击取得了巨大的战果，颉利可汗被打得措手不及。
贞观四年（630）一月，唐军李靖部从山西北部出发，突袭定襄，直接攻击颉利可汗本部，将其击溃。被突厥扶持的隋炀帝孙子杨政道和萧皇后被俘，颉利可汗仓促北走碛口，途经今天的呼和浩特西北，又遭到了唐军李勣部的伏击，损失惨重。李靖和李勣两军联手，切断了颉利可汗北逃大漠的道路，最后将其擒获，东突厥汗国灭亡。东突厥各部看到不可一世的颉利可汗这么快就被唐军掳获，纷纷投诚。太宗初闻李靖破颉利，大悦，对侍臣说：“朕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国家草创，太上皇（高祖）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朕未尝不痛心疾首，志灭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今者暂动偏师，无往不捷，单于款塞，耻其雪乎。”（《旧唐书》卷六七《李靖传》）
此后在北亚虽然不断有些政治起伏，比如薛延陀在贞观二十年（646）的入侵等，但都被唐朝平定。贞观四年（630）春，西北各部族首领到长安朝见，请求太宗接受“天可汗”的称号；贞观二十一年（647），根据各部酋长的请求，在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了一条“参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驿，以供往来使者的食宿。唐朝皇帝“天可汗”的头衔一直保持到后期。相对于“皇帝”，“天可汗”是唐朝君主面对游牧世界时的身份，其在皇帝之上，增加了新的一层含义。唐太宗视四夷为一家，在处理民族关系时展现出高度的自信。（《资治通鉴》卷一九七）击败突厥并彻底消灭他们的军事力量，是唐太宗最大的军事成就，这场战争改变了北亚的整个局势达半个世纪之久，具有深远的意义。
突厥毗伽可汗金冠（有五个叶片，每片分别镶嵌一至三颗红宝石，总数在十二颗以上）
东突厥灭亡后，关于如何处理东突厥灭亡后的遗民的政策，朝廷出现了一场经久而热烈的辩论。颜师古、魏徵、李百药等儒家学者，都反对把突厥人引进内地，特别是反对把他们安置在京师附近的地区；不过最后太宗采取了中书令温彦博的建议，将突厥降众安置内地，让他们保持原有的生产和生活习惯，仍以其酋长担任都督等职，统治原有的部众。突厥首领在长安被任为五品以上将军、中郎将的官员有一百多人，“殆与朝士相半”（《通典》卷一九七《突厥》上）。定居长安的突厥人将近一万家之多。在唐朝政治军事方面扮演重要角色的突厥人很多，比如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左领军将军执失思力、右领军将军契苾何力、左屯卫将军阿史那忠、右卫大将军李思摩（即阿史那思摩）等。突厥的遗民在唐朝政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贞观后期太子李承乾和魏王李泰的皇位争夺中，李承乾引进不少突厥贵族子弟。突厥的生活方式也对唐朝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李承乾就非常喜欢穿突厥的衣服，而且会说流利的突厥语。
突厥金器
消灭东突厥之后，太宗又利用西突厥内部的纷争，击败了西突厥。当东突厥在隋代和唐初屡次威胁中原王朝的时候，西突厥正专心经营西方：它和拜占庭帝国联合，压迫波斯。到了太宗时期，统叶护可汗统治下的西突厥统辖有东自今甘肃省长城西端的玉门关，西至萨珊王朝的波斯，南至克什米尔，北至阿尔泰山的广大地区。但是此后西突厥帝国突然崩溃，分裂为东、西两个联盟。虽然641年乙毗咄陆可汗又短暂统一了西突厥，但是很快就失去了大部分部落的支持，被迫逃入吐火罗国。受到唐朝册封的乙毗射匮可汗以相当于五个塔里木盆地大小的绿洲为聘礼向唐朝请婚，以保持跟唐朝的友好关系。
经营西域和安抚吐蕃
东、西突厥的灭亡和衰落，为唐朝势力进入中亚腹地奠定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塔里木盆地的绿洲王国有些是印欧语民族，这里是文明和宗教交汇的十字路口，受到伊朗、印度、阿富汗等文明的影响。丝绸之路经过这些绿洲，中亚、波斯、东罗马等地的商队、使节、僧侣经过这里到达唐朝，一方面促进商品和物质文明的交换，一方面输入输出宗教信仰和文化财富。这条路就像一条脐带，给辉煌的大唐文明注入新的营养，因此，对这条路的控制是唐帝国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贞观九年（635），唐帝国把目光转向西部，锐意打通丝绸之路。这一年，太宗命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统率侯君集、李道宗、李大亮诸军进击吐谷浑。李道宗在库山击溃了吐谷浑精锐。吐谷浑王伏允逃入沙碛。唐军深入追击，经行了上千里的沙碛，一直到吐谷浑王伏允被杀，其子慕容顺投降为止。吐谷浑灭亡之后，唐朝解除了来自河西走廊南部的威胁。影响唐朝经营西域的，就剩下了横亘在吐鲁番地区的高昌国。
丝绸之路路线示意图
高昌故城遗址东南角上的一处佛塔
高昌是通向天山南北的要道，从498年开始，高昌国就由麴氏王朝统治，到七世纪初期它已高度中国化了。630年，高昌王麴文泰和他的王后一同到唐朝，受到盛情接待。但是此后在西突厥都陆可汗的时代，高昌王时常依附西突厥，阻绝中亚诸国跟唐朝的通商，高昌以西各国的贡礼也被截留。638年太宗准许高昌西南的另一个绿洲小国焉耆另开一条横越沙漠到唐朝边境的南路。麴文泰于是联合西突厥攻击焉耆和另一个绿洲小国伊吾，后者位于高昌之东，为通往长安的必经之路。在灭亡吐谷浑之后，贞观十三年（639），唐朝大军在侯君集率领下，长途奔袭，跨过长达二千多里的沙碛，突然兵临高昌城下。高昌王麹智盛被迫出降。唐军取得了高昌三州五县二十二城的地方，以其地为西州，置安西都护府。有了立足点后，贞观十八年（644），郭孝恪率唐军攻陷焉耆，三年后，唐军攻下龟兹。焉耆和龟兹都是深受印欧文化影响的绿洲王国，焉耆和龟兹的征服对中亚的印欧文化和文明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从此它再也没有恢复。649年初期，安西都护府的治所从高昌西移到龟兹，建立了归它节制的龟兹、疏勒、于阗和焉耆四镇，至此，四镇成为唐朝经营中亚的基地。从整个历史脉络来看，唐朝这一系列在西域的拓展，是中国在经过三百多年的国力收缩后，再次将势力深入到中亚腹地。
骑骆驼胡人俑（陕西西安韩森寨出土）。塑造了在丝绸之路上商贾稍事休息的生活情景。
太宗时代，虽然征伐高句丽没有取得既定的目标，但是唐朝在亚洲的影响力仍在持续上升。四方诸国纷纷进贡。643年，太宗接见拂菻（拜占庭帝国的叙利亚省）王的使臣，据说这是东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二世派往中国的使臣。唐朝的首都长安也逐渐成为国际都市，来自亚洲各国、信仰不同宗教的人们在这里定居，舶来品在这里很受欢迎。外国货、外国娱乐、外国风俗和外国宗教也同时引进。甚至基督教聂斯脱里派的传教士阿罗本（可能是Reuben）也到达长安，并且受到宽容对待，太宗命令将其经典翻译为汉文。聂斯脱里派在中国被称为景教，一度广泛流行。
骑马胡人俑（陕西乾县永泰公主墓出土，现藏陕西省博物馆）
太宗死后，西突厥阿史那贺鲁自立为可汗，反叛唐朝，于657年被苏定方的大军击败。唐帝国的版图一度向西延伸到波斯边境，甚至设立了波斯都督府。唐朝往中亚拓展的同时，西边的阿拉伯人也在往东方拓展。就在太宗的时代，波斯萨珊王朝被阿拉伯的入侵摧毁。波斯国王伊嗣俟三世在638年派遣卑路斯王子率使团到唐朝求援。高宗时成立了波斯人的流亡政府，并且准许卑路斯王子在长安建造了一座祆教寺庙。不过，波斯复国运动最终没有成功，虽然唐朝军队试图护送他回国，但是最终放弃了。卑路斯王子回到长安并死在那里，大批波斯人滞留在长安城。征服了波斯的阿拉伯人此时也跟唐朝建立了联系，阿拉伯使团在651年第一次到达唐朝宫廷贡献方物。
白瓷胡人头像（西安东郊韩森寨段伯阳墓出土，现藏陕西省博物馆）
阿拉伯人俑
六世纪，西藏高原上，小邦林立，堡寨遍布，由于奴隶制的发展，各邦贵族间相互攻伐，强者兼并弱者。在互相争夺中，吐蕃、苏毗以及西部的羊同，先后发展成为西藏高原上三个最强的政权。大约619年，吐蕃攻灭苏毗。633年，弃宗弄赞，也就是松赞干布，迁都逻些（今西藏拉萨），吐蕃逐渐强大起来。松赞干布消灭了苏毗残部，并在644年兼并了羊同，统一西藏高原，成为强大的政权。松赞干布于639年娶了泥婆罗（尼泊尔）国的尺尊公主，使吐蕃与泥婆罗的关系得到巩固。对新兴的吐蕃，唐太宗主要采取了安抚的政策，通过和亲与其保持良好的关系。
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像
638年，弃宗弄赞率二十万大军进攻松州（今四川松潘），唐都督韩威领兵抵抗被打败。原已归顺的阔州、诺州的党项部落也叛唐归附吐蕃。八月，唐太宗任命吏部尚书侯君集为行军大总管，分四路出击吐蕃，大败吐蕃。弃宗弄赞回到逻些后，派大论禄东赞为使入唐谢罪，带着嵌有朱砂宝石的金甲作为礼物，表示求婚的诚意。弃宗弄赞准备了丰厚的聘礼，黄金五千两，珠宝珍玩数百件，命大论禄东赞到长安纳聘。贞观十四年（640）十月，禄东赞到达长安，朝见了唐太宗，向唐太宗述说弃宗弄赞仰慕大国，殷切请求结亲的愿望和诚意，得到了唐太宗的信任，下诏准其所请，决定以文成公主下嫁弃宗弄赞。
在文成公主入吐蕃以前，弃宗弄赞便大兴土木进行沼泽的平整，修筑逻些市街，建筑神殿。文成公主到逻些后，根据公主的心愿先后修建了小昭寺和十二座神殿，也为泥婆罗尺尊公主修筑了大昭寺。把文成公主带去的一尊觉阿佛像，供奉在小昭寺内。不过此时吐蕃主要的宗教仍是苯教，佛教还没有占据主导地位。即便佛教此时已经开始在吐蕃传播，但是终弃宗弄赞之世，吐蕃人没有出家的。
阳关故址。阳关因居玉门关之南而得名。
吐蕃兴起得非常迅速，很快就把触角深入到塔里木盆地，成为唐朝经营中亚的主要竞争对手。唐朝放任吐蕃攻击吐谷浑，使其占领青海，吐蕃和唐朝之间再也没有缓冲地带。665年，吐蕃与疏勒国王联合进攻于阗，切断了通过塔里木盆地的南部通道。670年，在于阗国王的援助下，吐蕃向北进攻，占据了唐朝安西都护府所在地龟兹以及焉耆。唐朝军队因此被迫从吐鲁番以西的大部分塔里木盆地撤退，并放弃了安西都护府和控制着塔里木诸土邦的安西四镇。此后唐朝再次取得胜利，把吐蕃赶出塔里木盆地，再次设立安西四镇（龟兹、碎叶、于阗、疏勒）。不过，随着吐蕃的大肆扩张，唐朝再未能有特别积极的作为了。安史之乱前，局势似乎朝着对唐朝有利的方向发展，但是安史之乱后，唐朝军队从吐蕃边境和中亚的撤退，引发了一连串的溃败。安史之乱对中国历史，乃至亚洲历史的影响，远远不是用唐朝由盛转衰就可以概括的。
与印度关系的嬗变
中国本来的宇宙观在佛教传入后受到巨大的挑战，中国人认为自己处于世界的中心——而印度传来的新知识则认为印度处于中心而中国是边鄙之地，身处边缘带来的焦虑感在许多高僧的著作中均可看到。五印度中的“Madhyadesa”被译为“中国”，许多早期佛教文献所谓的“中国”并非中华之中国，而是Madhyadesa。后代之学者不了解其中的思想背景，就会犯下啼笑皆非的错误。比如清代四库馆臣对东晋《法显传》有关“中国”的记载进行了激烈的批评，认为“其书以天竺为中国，以中国为边地，盖释氏自尊其教，其诞谬不足与争”（《四库全书总目》卷七一）。晋僧慧严就认为中天竺才是世界的中心，中国不能叫“大夏”，只能称“东夏”（《释迦氏谱》，《大正藏》第50册）。三国吴月支优婆塞支谦译《佛说太子瑞应本起经》就已经把释迦牟尼的故乡迦毗罗（Kapilavastu）描述为天地的中央（支谦译《佛说太子瑞应本起经》，《大正藏》第3册）。这种观念一直到唐代梓州慧义寺沙门神清撰《北山录》时还被坚持，其将洛阳视为震旦的中心，而天地的中心是在印度（《北山录》卷一〇，《大正藏》第52册）。持本土立场的学者，比如李淳风，对佛教宇宙观大加批判，他极力论证华夏居天地之中，指责佛教对天地的论述“怪诞不可知”（杜佑《通典》卷一八五《边防一》）。
法显像
唐代及其以前，中国僧人不远万里，冒着生命危险去天竺求取佛经。法显、玄奘、义净等高僧无不对此作出贡献。但是同时，他们都在内心深处有某种焦虑，为自己生在边地而焦虑。玄奘到天竺之后，甚至为此气绝。法显他们到了印度之后，要千方百计去佛经里提到的圣地朝圣，比如佛祖讲经的耆阇崛山（Gdhrakūa）。耆阇崛山又名伊沙堀、揭梨驮罗鸠胝、姞栗陀罗矩吒，在中印度摩揭陀国王舍城之东北。法显、玄奘都曾到此山朝圣。耆阇崛山在唐代高僧心目中的地位非常高，有机会多去凭吊，高宗上元二年（675）至则天光宅元年（684）义净住那烂陀寺，十载求经。尝与无行同游鹫岭（即耆阇崛山），又在王舍城怀旧，赋诗述怀，写下了《杂言》、《一三五七九言》诗，其中《杂言》即作于耆阇崛山，其词有云，“观化祇山顶，流睇古王城”，“七宝仙台亡旧迹，四彩天花绝雨声”。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当玄奘归国时，其在印度的师友就劝说他留下，最主要的理由就是印度是佛土，而中国处于边地。唐代及其以前的朝代，对印度充满了美好的想象，但是这一切，在一个大唐的使臣到达天竺之后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这种变化足以影响到了佛教在中国本土化的进程。
现存印度的蓝毗尼石柱，柱头已经消失，中央有龟裂三处，高7.2米，底部3.3米处有婆罗米文铭文。
敦煌壁画中的玄奘取经图
太宗贞观十五年（641），北印度摩伽陀国戒日王派遣使节到达唐廷。两年后，唐朝派遣李义表担任使节访问摩伽陀国。李义表的副手是王玄策，之前在今天广西地方担任县令。这是王玄策第一次出使天竺。王玄策此后数次出使印度，著有《西域行传》一书，今失传。部分内容见于道世的《法苑珠林》，如卷二四引《西域行传》记载尼泊尔著名的阿耆婆弥池，比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七的记载详细。可见，《西域行传》的价值当不低于《大唐西域记》。同年十二月李义表和王玄策到达摩伽陀国，贞观十九年正月二十七日抵达王舍城，王玄策等人登上耆阇崛山，于是勒石为铭，其辞有云：“大唐出震，膺图龙飞。光宅率土，恩覃四夷。化高三五，德迈轩羲。高悬玉镜，垂拱无为。”（《法苑珠林》卷二九）在佛祖讲法处勒石纪念，言辞却用“出震”、“龙飞”、“光宅”等带有中国本土天人感应思想的字眼，这一历史场面背后的思想内容之丰富，自不待言。
那烂陀寺遗址
到了贞观二十一年（647），此时已经升任右卫率府长史的王玄策担任使节再次出使摩伽陀国，其副手是蒋师仁。这次他们选择穿越吐蕃和泥婆罗进入印度——吐蕃的松赞干布已经跟唐朝结亲，交通也打开了。但是在王玄策使团抵达摩伽陀国时，戒日王去世了，大臣阿罗那顺篡位。不知出于何种考虑，阿罗那顺袭击了使团，王玄策和蒋师仁逃到吐蕃，向松赞干布求援，松赞干布此时也出于扩张势力的考虑，派出一千二百名吐蕃士兵，跟吐蕃关系良好的泥婆罗更靠近印度，所以派出了七千人的军队。王玄策带领这支军队大破天竺军，俘虏了阿罗那顺及王妃、子等。王玄策随后带领俘虏，于贞观二十二年（648）回到长安，向太宗献俘。王玄策此次扬威域外，并没有给自己带来政治上的升迁，实际上王玄策的个人仕途并不顺利，始终也没有升迁到较高的位置上。此外，他从印度带回的号称两百岁的方士那罗迩娑婆寐，给太宗制造的延年药，最终却导致了太宗的死亡。
《法苑珠林》书影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书影
但是王玄策在佛土的军事胜利，增强了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心。贞观二十二年（648），也就是在王玄策带领俘虏回到长安的这一年，玄奘翻译完成一百卷《瑜伽师地论》，唐太宗亲自撰写序文《大唐三藏圣教序》，玄奘因此上表感谢，在谢表中，玄奘毫不犹豫地将太宗描述为佛教的理想君主转轮王，并且歌颂他“给园（Jetavana Vihara）精舍并入堤封，贝叶灵文咸归册府”，也就是说太宗居然把佛祖讲法之地都纳入统治范围，而且神圣的佛经也纳入到大唐的内府。玄奘又进一步回忆了自己“往因振锡，聊谒崛山，经途万里”的经历，歌颂太宗的伟大功德。（《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六）唐朝著名的学者吕才，也如玄奘一样，深受鼓舞，认为“三千法界，亦共沐于皇风”，大唐的雄风“故令五印度国，改荒服于藳街；十八韦陀，译梵文于秘府”。（《全唐文》卷一六〇吕才《因明注解立破义图序》）
大唐三藏圣教序
王玄策墓志铭并盖
在玄奘回国之时，印度诸僧即以唐朝地处佛土边缘劝玄奘留下。永徽五年（654）春，法长（Dharmavardhana）返回印度，玄奘写信给中印度摩揭陀国三藏智光法师（J?ānaprabha），信中赞颂了唐朝皇帝的治国有方而又能推行佛教，有“轮王之慈”；而且唐朝佛教“亦不异室罗筏（Srāvasti，即舍卫国）誓多林（Jetavana，即祗树给孤独园，梵名，为佛陀说法处）之化”，也就是说，唐朝的佛教，跟印度的情形已无高下之别了（《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七）。
印度高僧、酋长、商人大量来到唐朝，在政治、文化、科技等领域促进了两个伟大文明的交融。武则天上台中，天竺僧人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歌颂武则天的《大云经疏》和《宝雨经》，天竺僧人和贵族占了最大的比例。而且在医学和天文学上，印度移民也作出了重要贡献。最典型的如天文学，来自印度定居中国的瞿昙悉达，其一家四代在唐代从事过天文工作：其父瞿昙罗曾任太史令，其子瞿昙譔曾任司天监，其孙瞿昙晏曾任司天台冬官正。瞿昙悉达不仅主持过天文仪器的修复，编纂过《开元占经》，而且他还于开元六年（718）奉旨译成《九执历》。“九执”就是“九曜”。《九执历》是根据几部印度历法编译而成的一部历法，其引进了印度天文学中的一些先进的内容，如周天360度和60进位的圆弧度量方法，黄平象限等概念，以及太阳远地点位置、黄白交点运动周期等比汉历精确的数据。
黑人小立俑（唐大中四年，即850年，陕西长安嘉里村裴氏小娘子墓出土，现藏陕西省博物馆）
太宗后期的权力角逐
太宗用自身的例子为儿子们树立了一个皇位可以力争得到的榜样。魏王李泰能力出众又野心勃勃，太子李承乾本人也不像官方史书描述的那么不堪。到了贞观中后期，围绕着皇位继承权，在李泰和李承乾的周围形成了两个政治阵营，互相倾轧，这构成了贞观后期政治的主线。
李承乾在官方史书中，被描述为亲近胡人，喜欢突厥衣服、语言和生活习惯，举止乖张的一个人。官方史书甚至暗示他是一个同性恋。不过这些记载都要打上问号。连最基本的细节，《旧唐书》都不一定靠得住。比如贞观十七年（643）李承乾政变失败后，按照《旧唐书》的说法，他被流放，到了贞观十九年才在流放地去世。但是后来出土的《李承乾墓志》明确记载李承乾在政变当年也就是贞观十七年就被处死了。《旧唐书》之所以将李承乾去世的时间往后推迟了两年，主要目的应该还是为了掩饰太宗杀子之恶。李承乾亲近突厥贵族，并没有什么奇怪。在太宗击败东、西突厥后，大量的突厥贵族家庭移居长安，数量达到一万户，数以百计的突厥贵族被授予五品以上的官职。在皇位争夺中取得突厥贵族的支持，对李承乾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有突厥史学者认为，如果是李承乾继承皇位的话，可能就不会出现680年突厥发动叛乱建立第二帝国了，那么整个东亚和北亚的政治局势又将不同。
李承乾身边围绕了大量的学者，比如孔颖达，是李承乾的重要幕僚和宫臣，在李承乾资助下，孔颖达修撰了《孝经义疏》；同样的，颜师古也在李承乾支持下完成了《汉书》注，在唐代，关于《汉书》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一门学问。作为与之对抗的手段，魏王李泰则资助了著名的《括地志》。《括地志》以《贞观十三年大簿》划分的政区为纲，全面叙述十道、三百六十个州（包括四十一个都督府）、一千五百五十七个县的建置沿革，以及山岳形胜、河流沟渠、风俗物产、往古遗迹和人物故实。李泰为了修撰完成这部著作，动用了大量的政治力量和人力资源。这里面除了真心推动学术的成分，也包含了李泰与太子李承乾在文化领域竞争的意图。这种太子诸王资助学术的模式，在唐代非常普遍，乃至成为知识和学术发展的重要途径。比如章怀太子李贤资助的《后汉书》注，蒋王李晖资助的《兔园册府》等。
李承乾还跟佛教僧团保持密切的关系。他资助建立的普光寺，一度成为长安的佛教中心，大量的高僧被引进到该寺居住，普光寺在十余年中基本上处在他的垄断之下，从延揽高僧、任命僧职、主持辩论、安排僧丧，无一不管。因为跟政治的关系太过密切，在李承乾倒台之后，普光寺作为佛教中心的地位迅速下降。这也是政治影响信仰世界的一个典型例子。
在这一时期，唐朝前期诸王用度非常之大，魏王李泰的用度甚至超过太子李承乾。由于李泰在各方面表现优异，太宗一度想将李泰移居到太极宫的武德殿。惯例，除皇太子外，再尊崇的皇子也只能居住在宫外。在魏徵的坚决反对下，魏王泰没有获得这个殊荣。在当时的政治传统中，府主与僚佐比较容易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对政治产生影响。魏王泰因为要夺取皇位，所以折节下士以求声誉。他的僚佐黄门侍郎韦挺、工部侍郎杜楚客都私底下为李泰连结大臣，希望能够扶持魏王泰上台。杜楚客就是贞观名相杜如晦的弟弟。李泰失败后，李泰魏王府的大批僚佐被流放到岭南，杜楚客也被废为庶人。
据史料记载，李承乾是跛足，不管如何，最后魏王泰越来越得到太宗的赏识，给李承乾造成了巨大的压力。特别是636年当诸王被封为世袭都督、刺史时，魏王泰却被太宗留在了长安，而且还给他成立了一个文学馆。这个文学馆，实际上就是模仿太宗没有当皇帝时在秦王府成立的文学馆。这种强烈的政治暗示，让很多大臣自然倾向于李泰，而李承乾则有了强烈的不安全感。李泰周围聚集起来的大臣和贵族子弟，比如房玄龄的儿子房遗爱、杜如晦的弟弟杜楚客等，而李承乾周围则有攻灭高昌的将军侯君集、杜如晦的儿子杜荷、太宗的弟弟汉王李元昌等。
在日益紧张的气氛中，李承乾决定效仿自己的父亲，也发动一场宫廷政变，来夺取皇位。但是不幸的是，他的一个亲信纥干承基被捕后供出了他的图谋。贞观十七年（643），李承乾被迅速逮捕，支持他的大臣和贵族子弟被流放、处死。但是魏王泰也没有从中获取好处，在长孙无忌等元老大臣支持下，李泰也被赶出长安，十五岁的晋王李治被立为太子。太宗于是在643年阴历四月正式立李治为太子。虽然太宗对李治并不满意，但是也没有其他的选择。太宗死后，作为新皇帝舅舅的长孙无忌成为左右政权的重要人物。
05
崇佛的武则天
贞观二十三年（649）五月，太宗突然去世，根据史料判断，很可能是因服食丹药中毒而亡。在此前一年，王玄策借吐蕃兵大破中印度帝那伏国之后回到长安，其所携俘虏中有一个叫那罗迩娑婆寐（或叫那骡尔裟寐，Narayamavamin）的婆罗门僧，自称两百岁，可造长生药。于是太宗让他为自己造延年之药，吃过之后未见奇效，反而加剧了病情，最终病死。高宗时代，也请胡僧卢伽阿溢多合长年药，但是在高宗服食之前被宰相郝处俊阻止，郝处俊即援引太宗被长年药毒死之事劝诫高宗。太宗服食婆罗门僧所合之药而死，此系丑闻，所以唐廷也未追究。（《旧唐书·郝处俊传》）不过王玄策则因为推荐那罗迩娑婆寐导致皇帝的死亡而受到牵连，尽管他出使天竺建立了巨大的功勋，但是终其一生，仕途一直蹒跚不前。太宗、高宗等中土君主持续派人往天竺取长生药，构成了古代中印文明交流的一道独特风景。高僧玄照西行求法路上，在北印度就撞见唐朝使臣引印度术士前往唐朝。（义净《西域求法高僧传》）所谓“卢伽阿溢多”，是路伽耶陀（Lokayata）的异译，应该是顺世论的信徒，跟密宗有密切关系，后来密宗流行中国，其来有自。
唐太宗去世后，高宗即位，复杂的政治斗争，最终却将一位女人推上了皇位，占据了政治舞台的中心位置，这就是武则天。
武周政权的登场
中古时代，天文星占是一门重要的学问，它主要并不是为农业生产服务，而是为了预测国家命脉和军国大事的起伏。一事（天象）一占（占卜）一验（现实中发生的事件），是史书解释历史的一种重要模式。武则天的上台，在官方史书比如《旧唐书》中，就是遵照这样的模式加以描述的。648年，金星多次白天出现，加上当时流传的谶言“当有女武王者”，太宗为此诛杀了左武卫将军李君羡。但是最终也并未阻止日后武则天的上台。
武则天是武士彟的女儿，武士彟出身山西地方豪族，在李唐建立的过程中很早就投身其中，在攻占隋朝都城的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后担任过工部尚书的职务。武士彟的第二位妻子来自隋朝的皇室杨氏家族，武则天就是这位妻子的女儿，因此武则天从血缘上跟隋杨相连。武则天也并不像很多研究者认为的那样，是代表山东地区的利益，实际上她强烈地认同自己跟西北贵族尤其是隋杨皇室的出身。武则天大约出生在627年，十几岁就进宫，为李世民的才人。传统史书一般暗示她跟高宗在太宗健在的时候已经私通。太宗死后（649），武则天短暂出家为尼，之后很快就回到宫廷——她的第一个儿子是652年出生的，而司马光认为她654年才回到宫廷。武则天最初是被王皇后作为抵消萧淑妃恩宠的工具，她卑辞屈体以事王皇后，不久就拜为昭仪，位列九嫔之首，仅次于正一品的淑妃、德妃、贤妃。武则天显然深受比她小四岁的高宗的喜爱，高宗的十二个子女，有四男二女都是武则天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