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和高宗合葬墓乾陵前面的无字碑
武则天能够掌握大权，要放在高宗初期的政治权力结构中来理解。太宗去世之前，将后事正式托付给了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太宗晚年，健在的开国元勋已纷纷凋零，而长孙无忌以权臣和贵戚双重身份几乎垄断了朝政。高宗初年，长孙无忌又通过房遗爱谋反案，将唐太宗第三子深有威望的吴王李恪、江夏王李道宗等迫害而死。吴王李恪的家族最后在武则天上台后坚定地站在了武则天一边，他的儿子成王李千里是少数没有被武则天诛杀的皇室子弟。高宗在其亲舅长孙无忌等人的裹挟下，根本无法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和作为君主的权威，几乎所有的大事都要经过这些顾命大臣的同意。包括立谁为太子，也是长孙无忌等人“固请”高宗没有办法才接受的。
敦煌本《大云经疏》，是武则天上台重要的政治宣传文件，是杂糅了佛经与阴阳谶纬的产物。
在这种情形下，高宗能够依赖的，只有自己做晋王和太子时的旧僚佐们。他们基本上都坚定地拥护高宗的决定。而武则天的崛起，正好为这两大政治势力决战提供了一个契机。以往的研究往往把长孙无忌等人视为所谓“关陇集团”的代表，而与之对立的李勣则被描述为所谓“山东豪杰”。但是实际上，李勣最重要的身份是唐高宗没当皇帝时的僚佐长。他不但是晋王李治的王府长史，在李治当上太子之后更担任太子詹事兼左卫率的职务，是李治的头号家臣，在任命时太宗对他说：“我儿新登储位，卿旧长史，今以宫事相委，故有此授。”（《旧唐书》卷六七《李勣传》）除了李勣，反对长孙无忌的李义府也是李治的晋王府和东宫旧部。李义府在李治为晋王时就侍奉其左右，在李治当太子之后，立刻擢升为太子舍人加崇贤馆直学士。与其说他们反对长孙无忌、支持武则天，不如说他们实际上是支持自己的府主李治。
武则天的崛起，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发生的。高宗想封自己喜欢而又有才干的武则天为皇后，但是这类大事没有长孙无忌的同意无法做成。为了讨好长孙无忌，高宗甚至携武则天亲自登门拜访，寻求支持，但是都遭到了拒绝。武则天的母亲、隋杨宗室的杨氏登门拜访也没能打动同为西北军事贵族的长孙无忌。永徽六年（655）九月的一次争执，令高宗和顾命大臣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等人的矛盾激化了。在这种情况下，其旧部、深具威望的李勣对高宗说：“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在李勣等旧部支持下，李治强硬地立武则天为皇后，并且将褚遂良贬逐。永徽六年随着武则天被树立为皇后，历史的走向发生了巨大的转折。
王皇后被废，武则天的儿子李弘被立为皇太子。李治的旧部李义府等人被任命为宰相。而长孙无忌等权臣集团被排斥出政治统治集团。此后，武则天的地位不断膨胀，尤其是随着高宗失去工作能力，她渐次夺取了唐帝国的最高权力。高宗唯一一次试图罢黜武则天发生在麟德元年（664），获得了其旧僚佐、当时的宰相上官仪的支持，不过最终失败。上官仪的支持和李勣的支持实际上并无不同，他们都是高宗的旧臣，是高宗最为信任的人，所以两次废后虽然对象不同，其秉持的理念都是一样的。上官仪成为替罪羊后，其孙女上官婉儿被没入宫中，凭借自己的才能，在此后的政治生活中，尤其是后武则天时代的中宗时代，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罗汉（武周年间，洛阳龙门石窟看经寺北壁）
其后，高宗深受痛风之苦，百官奏事时就让武则天裁决。而武则天性格明敏，涉猎文史，处事都让高宗满意，于是在显庆五年开始，高宗分权给她，使武则天的权力达到几乎与君主权威相等的高度。麟德元年（664）以后，高宗每次会见大臣讨论政事，武则天就垂帘于后，政无大小，都能参与。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置生杀，决于一人之口，高宗只是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上元元年（674），高宗和武皇后称“天皇”和“天后”，进入了二圣并治阶段。第二年，皇太子李弘突然死于洛州合壁宫。章怀太子李贤成为新的储君。李贤是当时《汉书》学和《文选》学的主要赞助者，对学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到了调露二年（680），李贤也被废黜，新的太子是他的弟弟李哲（显）。高宗死后，李显即位，但是不到两个月，武则天就在李显弟弟相王李旦的僚佐王德真、刘祎之等人支持下废黜了中宗，将李旦扶上皇位，之后她再诛除了李旦的王府旧臣们，王、刘等人都被流放处死。在借口杀刘祎之时，后者说出了“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的话，被很多学者用来描述唐代前期三省六部制的有效性。
菩萨与天王（唐高宗时期，洛阳龙门石窟潜溪寺北壁）
武则天进行了一系列改制，包括改东都为神都、改三省及诸司官称等，在先后镇压了徐敬业和李唐诸王的起事之后，她已经基本上扫除了通向皇位的障碍。在武则天上台过程中，她的政治宣传令人眼花缭乱，借助了许多政治理论和宗教信仰的符号、概念。比如她大量制造祥瑞，利用天人感应的祥瑞思想为自己上台制造证据。垂拱四年（688），武则天的侄子武承嗣指使一个叫唐同泰的人献上刻有“圣母临人，永昌帝业”的瑞石，号称得自于洛水——这是中国传统的河图洛书的政治传统——于是武则天将这块瑞石命名为“宝图”，并亲拜洛水，加尊号“圣母神皇”，跨出了登基称帝的重要一步。在其登上皇位的过程中及其以后，还不断制造祥瑞巩固自己的统治，敦煌文献《沙洲都督府图经》中就记载了不少当地向武周中央政府上报祥瑞的事件。
在巩固政权过程中，武则天难以避免地实行了恐怖的酷吏政治，来剪除忠于李唐的宗室和大臣。这些酷吏中的来俊臣甚至专门编写了一本《告密罗织经》。武则天登基之前在位的宰相，大部分都遭到了屠杀。永昌元年（689）十一月，武则天改用周历，以永昌元年十一月为载初元年正月、十二月为腊月、夏历正月为一月。同时，改造照、天、地、日、月、星、君、臣、人、载、年、正十二个新字。使用周正（以子月为岁首）取代唐朝的寅月为岁首，这就是改正朔，标志着天命从唐朝转移到了武则天的周朝。她建立的新朝也称“周”，是将自己视为周代政治遗产的继承人，相对应的，武则天采用的历法、官名等政治装饰，带有浓重的复古周代的色彩。
武则天上台，彰显了当时女性张扬的社会背景。唐代往往被称为中国古代的黄金时代，至少对女性而言，这是一个相对宽容的时代。游牧民族的传统渗透在李唐女子的血液中，她们积极地参与到社会活动中，甚至出现了女子结社的活动。男女地位相对也比较平等，从敦煌出土的一则《放妻书》（离婚协议）可见，在双方离婚之时，还祝愿彼此“解怨释结，更莫相憎。一别两宽，更生欢喜”。另一则《放妻书》中男方还提出“三年衣粮，便献柔仪，伏愿娘子千秋万岁”，离婚后还负担女方三年衣粮，而且是一次付清。唐代女子女扮男装也是常见的情景，甚至屡屡反映在唐代的壁画中。女子可以骑马驰骋，甚至参与政治和军事斗争。女性地位的高昂对唐代社会的健康发展有重要的意义，占人口一半的女性获得了更多的主动性，也增加了唐代作为辉煌帝国的成色。唐宋之际，就女性而言，最大的变化就是女性地位的下降。最明显的例子是唐代女子不缠足，而宋代开始，女子被局限于门户之内。从某种程度上讲，尽管缠足是一种审美观变化的产物，但是从实际上使得一个社会一半的人口退出了大部分的社会活动。
唐双环髻女俑（长武县博物馆藏）
武则天能够登上至高无上的皇帝宝座，除了这个时代女性地位的高扬之外，此时处于鼎盛时期的佛教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毕竟中国传统政治道德不允许女子干涉政治，更不用说当皇帝了。但是佛教为武则天提供了新的政治理论，化解了她面临的道德和理论困境。正因为佛教在这一时代处于鼎盛时代，不论贵族还是社会的边缘人群，其心灵都在佛教教义的影响之下。佛教因为武则天的提倡而繁荣，但是也因为跟政治太过密切而在武则天倒台后遭到抑制，最终从政治和学术的核心领域退却。无论如何，武则天将佛教作为当时社会的重要意识形态之一的做法，呈现了一幅五彩斑斓的历史画面。
佛教政治意识形态：冲突与融合
佛教的传入，带来了新的意识形态。它改变了中国人对宇宙的看法，在新的世界（时间、空间）中，为世俗界的君主们提供了将自己统治神圣化的新理论，也为君主权力在世俗和神圣两界的扩张，提供了条件。而佛教王权观的核心内容是转轮王（Cakravartin），考察隋代到唐前期的历史可以发现，转轮王观念始终是僧俗理解世俗王权的主要理论。将君主描述为转轮王的传统，贯穿整个隋唐时期，而君主也顺应潮流，在中土本有的“天子”意涵之外，又给君主加上了佛教“转轮王”的内容，形成了我们可以称之为“双重天命”的政治论述。而这种“双重天命”，几乎贯穿隋唐时期。与之相关的“七宝”、“千轮”，成为描述中土帝王之新术语；“灌顶”、“受戒”，成为帝国仪式的重要内容；王衔之变迁、话语之演进、礼仪之革新、空间建筑之重置、旧意识形态之冲突融合，实为当时一大事件。武则天的主要政治论述依然是转轮王，以金轮皇帝面目示人，这并非她的独创，而是当时佛教转轮王观念影响世俗王权演进过程中的一环，需要在整个隋唐政治思想演进的背景下理解。
洛阳出土的摩羯鱼石雕（武周时期）
公元前一世纪——公元一世纪的转轮圣王像——很可能是阿育王。来自安得拉邦（Amaravati），现存于巴黎吉美博物馆。在这块浮雕中，转轮王的“七宝”都出现了——这是印证这一王者为转轮王的重要证据：轮宝、马宝、象宝、女宝、珠宝、主兵臣宝、主藏臣宝。
武则天是唯一一个将“转轮王”号加入自己的帝王号中的君主。长寿元年（692）秋九月，她加尊号“金轮圣神皇帝”，大赦天下，大酺七日；延载元年（694）五月，加尊号“越古金轮圣神皇帝”，大赦天下，大酺七日；证圣元年（695）春一月，加尊号“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大赦天下，大酺七日；证圣元年（695）春二月，去“慈氏越古”尊号，保留“金轮圣神皇帝”号；证圣元年秋七月，加尊号“天册金轮圣神皇帝”，亲享南郊，合祭天地，大赦天下，大酺九日；久视元年（700）五月，停金轮等尊号，大赦天下，大酺五日。“金轮圣神皇帝”称号从692年到700年，前后使用了八年之久。中间虽然增加或者去除其他尊号，但“金轮圣神皇帝”始终未变。《旧唐书》卷四七《经籍下》还著录有武则天撰《金轮集》十卷。可见武则天以金轮自称，对此尊号极为重视。武则天的这些尊号显然是杂糅了不同政治传统的产品。比如“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慈氏”指代弥勒（Maitreya），“金轮”指转轮王（Cakravartin），“皇帝”则是中原传统帝号。
不但在尊号上下功夫，武则天还在礼仪性建筑和礼器上做文章。比如她在自称“金轮圣神皇帝”之后，设置“七宝”，也就是金轮宝、白象宝、女宝、马宝、珠宝、主兵臣宝、主藏臣宝，在重要的政治集会时，就拿出来展示，“率大朝会则陈之”（《新唐书》卷七六《则天武皇后传》）。这七宝实际上就是佛教转轮王的标志。就像中国的皇帝有九鼎一样，佛教的转轮王有七宝作为自己的身份标识。七宝是佛教转轮王的标识的记载，广泛见诸佛教诸经，比如西晋月氏三藏竺法护译《佛说弥勒下生经》讲到弥勒下生时，会有转轮王蠰佉出现，成就七宝。“七宝”其实在武则天之前就已广泛地出现在中土的政治修辞中。一直到唐肃宗平安史之乱时，高僧不空还应肃宗要求，为他实行“七宝灌顶”的仪式，进而为肃宗加上佛教转轮王的位阶（宋·赞宁撰《宋高僧传·释不空传》，《大正藏》第50册）。
武则天在洛阳修建了明堂和天堂。明堂是传统的儒家礼仪建筑，但是武则天的明堂规制不同，号“万象神宫”。武周取代李唐的大典就是在明堂举行，这里不但是武周政权的政治中心，还是祭祀之所。691年正月，武则天亲祀明堂，合祭天地，以周文王及武氏先考、先妣配，百神从祀，并于坛位次第布席以祀之。学者富安敦（A.Forte）指出，武则天的明堂实际上是杂糅了中国传统政治礼仪与来自印度的佛教宗教仪式的产物。在这个明堂里，武则天举行了盛大的无遮法会，并且纵民人观看。开元二十六年（738），唐玄宗以其“体式乖宜，违经紊乱”为由，遣人往东都将明堂毁掉。而在明堂以北十七米处建立的天堂，则是明显的佛教建筑。天堂实际上是为了储放弥勒大像而建造的。这也体现了在武周政权之初，武则天宣扬弥勒下生思想的动机。但是随着明堂和天堂大火，武则天基本上放弃了弥勒主义，但是仍保留转轮王的意识形态，并有意识地往中土本来的政治传统复归。比如在明堂大火之后，武则天开始封禅，而封禅实际上是中国天子的政治传统。
比丘法律陶造像（唐代，现藏西安文物研究中心）
武则天利用佛教论证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其理论根基最明显地体现在《大云经疏》、新译《宝雨经》和《华严经》上。在其即位之前，就制造泗水瑞石，名为“广武铭”，其文曰：“三六年少唱唐唐，次第还唱武媚娘。……化佛从空来，摩顶为授记。光宅四天下，八表一时至。”已经开始用佛教融合祥瑞思想来进行政治宣传。在690年七月，沙门薛怀义、法朗等造《大云经疏》、陈符命，为武则天称帝寻找政治理论。《大云经疏》呈上不久武则天自立为皇帝。
五台山图（局部，敦煌壁画）。盛唐时期，五台山佛教的发展出现了第二个高潮。
《大云经疏》很难说是佛教著述，其中充斥着祥瑞之说、谶纬之言。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不是佛经，而是佛经的注疏，这就严重影响了其权威性。《大云经疏》所涉及女身当王的内容不过寥寥数语，含糊说净光天女当王阎浮提，实不足以单独作为武则天篡唐称帝的有力根据。《大云经》早译出，即《大方等无想经》。昙无谶《大方等无想经》云：“有一天女，名曰净光……以是因缘，今得天身。值我出世，复闻深义。舍是天形，即以女身当王国土，得转轮王。”但是，第一它并未提到武则天的名字，第二也没有提到何处为王。只是说该天女将来会作转轮王。薛怀义等撰《大云经疏》时，将经中“净光天女”解释为“今神皇王南阎浮提一天下”。根据这些注疏，垂拱四年五月，武则天加尊号“圣母神皇”。但是，这不是佛经里的内容，而是薛怀义等人的解释，可以说是于经无征，有点牵强。于是在693年武则天又使菩提流志重译《宝雨经》。《宝雨经》最大的贡献，第一在于它明确说明此女将在南瞻部洲东北方摩诃支那国为帝；第二，它并非注疏，而是佛经，从而解决了武周政权于经无征的问题。因为《宝雨经》的译出，武则天称帝得到了佛经经文的证实。可以说，《宝雨经》才是武则天为女主的直接理论来源。《大云经疏》和《宝雨经》都被颁行到各州，武则天甚至命令各州都建立大云寺，请僧人讲解，以求达到广泛宣传的效果。《大云经疏》、《宝雨经》等融合外来的佛教意识和本土的阴阳谶纬观念，进而服务于武周革命的政治宣传。这可视为是经丝绸之路传入的佛教文化又一次同中国传统文化的对抗和融合。
武则天时代，佛教受到特别的崇敬，正是佛教最为昌盛的时代，高僧辈出，名动一时。武则天以白马寺僧薛怀义为新平道行军总管，封沙门法朗等九人为县公，赐紫袈裟银龟袋，于是沙门封爵赐紫从此而始。中宗时代惠范授官封公；代宗时不空加开府仪同三司，封肃国公，食邑三千户。从此南朝慧远时代啸傲王侯、坚守所志的传统渐渐消失，僧徒人格渐至卑落。符瑞图谶的大量融入佛教，导致秘密神异之说盛行。其后密宗的兴起，与此思想变迁不无关系。到了开元时期，印度僧人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三人相继来到长安，结坛灌顶，祈雨禳灾。密宗典籍先后传译，此后密宗一时成为佛教的新潮流，影响了唐代中后期的信仰、思想和日常生活。
武则天下诏，在国家礼仪和祭祀中，令僧尼排在道士女冠之前；她还下令天下断屠钓鱼八年，不允许宰杀牲畜和捕鱼；聚集财富铸造宏伟的佛像；在长安和洛阳组织译场翻译佛经，其中实叉难陀和菩提流志最为著名；义净法师留学天竺二十五年，证圣元年（695）抵达洛阳，武则天亲自到上东门迎接。神秀也被武则天迎入京城行道，促进了禅学的发展。但是佛教与政治的紧密关系，也产生了严重的副作用。首先就是国家财政的吃紧，大规模的修建佛寺、建造佛像等活动导致了僧侣数量膨胀，财政压力增加，用狄仁杰的话说，“今之伽蓝，制过宫阙，穷奢极侈”，因为佛教工程导致的政治和财政争论，贯穿了武则天晚期乃至玄宗时代，成为重要的政治话题。
天后的都市：洛阳的最后辉煌
洛阳在传统中国的儒家意识形态中，曾经处于极端重要的位置。而这种神圣的位置，在武则天时代达到了顶峰。作为武周政权的神都，洛阳跟武周政权紧密结合在一起，它不但取代了长安的首都地位，而且在真正意义上成为中国的政治、文化、经济和信仰的中心。这种崇高的地位乃至影响到日本，日本京都的设计和命名上，更多地受到了洛阳的影响，而不是长安。直到幕府时代，去京都还被称为“上洛”。京都也分为洛东、洛西等区域。但是武周政权垮台之后，洛阳作为政治中心的地位被彻底终结了。虽然之后玄宗也曾尝试巡幸洛阳，但是最终将洛阳放弃了。从此之后，洛阳再也没有回到中国历史舞台的中心来。
王者居“土中”或者天下之中的理念在三代时已经成熟，比如商人以五方观念将疆域划分为五，商王直接统治区域称为“中商”，甲骨文云：“大邑商居土中。”西周铜器《何尊》铭文记武王告天辞就有“余其宅兹中或（国），自之鱚民”的说法，这里的“中国”即洛邑。纬书《孝经援神契》云：“八方之广，周洛为中，于是遂筑新邑，营定九鼎，以为王之东都。”
《何尊》铭文
在浑天说中，则只有特殊的地点，才有这样的效果，这就是地中，用现在的话说，是夏至日中地中子午线。所有的测量必须在地中进行，不然数据就不可靠。地中测影，不但测量时间（冬至为阳气初生等）、空间（地面距离、宇宙长度），还事关国家命运，是一个极端神圣而重要的地点。而这个地点，就在洛阳，这里“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影适与土圭等”。在这种观念影响下，一直到元代，郭守敬依然把告成作为天文测量的重要基地。登封既非元初经济文化中心，更非当时的政治中心，其原因就是，告成是古人心目中的“地中”，是他们进行各种天文测量的传统基地。
武周政权在意识形态上追宗周代，因此在国家礼仪和装饰之具方面，多利用跟周代有关的符号和思想元素。武则天迁都洛阳，也具有同样的思想背景。洛阳与周代的神圣性紧密相连，武则天迁都洛阳本身，就是以洛阳“土中”或者天下之中的地位否定长安政权的合法性。西周初期，周公为了营建东都洛邑，曾亲赴登封嵩山立圭测影，以求地中。洛阳为天下之中的观念因周公的实践和提倡而具有更高的神圣性。在周公的宇宙观念中，“中”是天下一个十分特殊的空间点。《周礼·地官司徒》说：“日至之景（影）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
对武则天迁都有各种各样的解释。首先是政治上的解释，有的学者认为是为了摆脱关陇贵族的影响。迁都洛阳象征着西北政治势力的全盛期已经过去。第二种解释纯粹是经济方面的。长安位于比较贫穷和生产不发达的地区，易遭受长期的严重干旱。从外地供应长安谷物既困难，费用又极大；供应洛阳的朝廷便容易得多。这两种解释都有一定道理。但是实际上，在朝廷迁往洛阳时期，长安地区有时是繁荣的，而新的东都有时却遭受饥荒灾害。也有的学者把迁都归结于武则天个人的感情因素——在她迫害死王皇后和萧淑妃以后，常看到她们的鬼魂作祟，所以才长期躲在洛阳。
事实上，长安与洛阳之争，几乎贯穿了唐代以前所有的时代。以洛阳否定长安，也是常用的政治手段。从西汉末期开始，洛阳被明显地赋予了儒家神圣性，定都长安常被描述为仅仅出于维护统治安全的权宜之计。比如西汉末年汉元帝改制，博士冀奉倡言迁都洛阳以“正本”。王莽夺取汉朝天下，也计划迁都“土中居雒阳之都”。始建国五年（13），长安民闻王莽欲迁都洛阳，不肯缮治室宅。王莽又制造瑞石谶言云：“玄龙石文曰‘定帝德，国雒阳’。符命著明，敢不钦奉！”不过王莽的迁都计划，最终因为新朝迅速崩溃而未能实现。刘秀以儒术治国，定都洛阳，带有强烈的拨乱反正、继承“周制”的色彩。围绕着长安与洛阳的优劣争论，辞赋家们创作了不少相关作品。班固《东都赋》、张衡《东京赋》、西晋左思《三都赋》都强调洛阳天下之中的地位及其与儒家礼法的关系，认为洛阳才是理想的首都。
武则天明堂遗址
武则天的政治宣传中，突出洛阳，贬抑长安，是一个重要的主题。比如她铸造九鼎，就体现了这一精神。九鼎按方位安放，代表豫州（洛阳为中心）的永昌鼎位于中央，其他八鼎（包括代表雍州的长安鼎）则依照各自的方位，环绕着永昌鼎。这从视觉结构上，就无可置疑地宣示了洛阳的伟大地位——其位于天下之中，就连李唐的旧都长安，也只能围绕着洛阳作为陪衬。永昌鼎高一丈八尺，容量一千八百石，从视觉上看，就比其他八鼎（一丈四尺、一千两百石）高大得多，彰显着神都的伟大地位。这种形象给帝国的臣民们，尤其是直接参加礼仪朝会的大臣们带来的视觉冲击，是相当深刻的。
1985年出土于庆山寺地宫（位于西安临潼区新丰镇）的舍利宝帐，与武则天有密切关系。
684年，武则天就将东都改为神都，凌驾于长安之上，宫名则为“太初”。此后二十余年中，神都洛阳不但在名义上，也在实际上成为真正的帝国首都，长安则沦为前朝旧都和陪都。691年，武则天徙关内数十万户充实洛阳。由于武则天对长安的贬抑，及至其下台之后，甚至在官方记载中，长安和洛阳的关系依然混乱。在武则天的经营之下，洛阳也成为帝国的佛教中心，而且佛教社区和洛阳政权形成了密切的联系。证圣元年（695），已经六十岁的义净启程北上，也是于次年五月抵达洛阳。武则天对义净的到来给予了充分的重视，亲迎于上东门外，诸寺缁伍具幡盖歌乐前导，敕于佛授记寺安置。义净从回国之前到武周政权垮台，从始至终，都在武则天的政治宣传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或释读铭文充当政治预言家的角色，或翻译理论著作为武周政权寻找理论依据，或参与修建武周的纪念碑性的建筑，可谓从始至终，一以贯之。
都督夫人太原王氏供养像（盛唐，莫高窟第130窟壁画，复原，段文杰临摹）
武则天下台之后，洛阳虽然依然保持繁荣，但是在政治、军事上的地位遭到了忽视。以至于安史之乱时，洛阳这个曾在七世纪初以易守难攻著称的军事堡垒，轻易就被叛军攻破了。大肆的杀戮和破坏，使这座中古时代伟大的都城几乎成为废墟，从此再也没有恢复昔日的繁华，其在帝国权力网络中的地位也一再降低。从某种程度上说，洛阳的衰落，几乎可以作为中国黄金时代结束的一面镜子。
武周政权的意义
《臣轨》、《帝范》书影
武则天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被赋予了很大的历史意义。陈寅恪曾将她的上台视为一场社会革命，而不是简单的政治夺权。他认为武则天代表的是反对关陇集团的势力，所谓关陇集团就是发端于西北地区的军事贵族。在这样的一个架构中，反对武则天的人，比如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和来济，就被视为关陇集团的成员。支持武则天的，则被视为山东集团的成员。而两个集团的区别，在于山东集团很多人是通过科举考试晋升的，促进了社会流动，改变了关陇集团垄断资源的局面，因此是一场革命。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有的学者又发展出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理论推演出来的新的解释。他们把武则天视为新兴地主阶级和商人，武则天的上台，是反对贵族的运动。然而，这样整齐划一的历史解释，往往经不起检验。实际上武则天自己非常骄傲于自己出身关陇集团的身份。而李勣这些支持武则天当皇后的大臣，最后证明其实不过是支持自己以前的旧主高宗李治。
武则天在长安所造七宝台雕塑之一
693年，武则天用几年前自己编写的《臣轨》“经”以代替举子的必修课程《道德经》。这个文献以太宗的《帝范》为模式。它体现了武后的政治哲学，主要包括从儒家和道教经籍中精选的引语，分列于“至忠章”和“利人章”等标题之下。在高宗和武则天统治的五十五年中，每年录取的进士也不过二十人。武则天上台的确从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社会流动，但是这种社会流动并非由科举制度推进，而是通过用政治力量打压既定的皇室和贵族来实现的。武则天重修的《姓氏录》将武氏列入第一等级。不过这并不新鲜，早在太宗时代，就通过《氏族志》拔高李唐皇族的地位。实际上，这种编制谱系的做法，打击的往往是山东的一些高门大族。比如659年，高宗下诏禁止这些高门大族内部通婚。而科举选拔的官员，只占到官员比例非常小的部分，难以改变原有的官员结构，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科举真正成为促进社会流动的重要机制，恐怕还要到唐中后期。武则天上台的重要支持者可能还包括文人和佛、道僧侣，以及胡人集团。
武则天时代的对外政策并不算特别成功，由于忙于内政，所以在她统治期间，在帝国的各个方向都出现了退却。尤其是突厥帝国又得以复兴，并成为唐朝的威胁。对契丹的战争也遭到了惨败。对内的恐怖统治在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武则天还在洛阳修造明堂、天堂，铸造天枢，规模都极宏壮，她还到处大修佛寺、佛像，使百姓劳弊，财政出现问题。
从万岁通天二年（697）开始，武则天宠幸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围绕在他们周围，形成了一个新的政治集团，这个集团的权威来自于武则天，但是跟武三思等武家势力、李旦等李家势力都有区别。武家的武承嗣、武三思急于获得太子地位，试图真正取代李唐皇室的神圣地位。但是这一企图在狄仁杰等人的反对下没能实现。皇位传承始终稳固在李唐子孙手中。武则天年事已高，不再信任李唐宗室和武家两大集团，试图建立一个直接对自己负责的小团体，这就是二张集团的权力来源。但是跟狄仁杰、姚崇等体制内官僚相比，二张等人没有政治根基和政治历练，无法应对复杂的政治局面。在武则天晚期，狄仁杰、姚崇等人经过精心安排，把忠于李唐皇室的官员，比如张柬之等，安排到关键位置上，为稍后的李唐复辟奠定了基础。
06
玄宗改革与中古贵族政治的终结
武则天上台，打断了李唐皇室的权力传承，也因此在政治意识形态、官员选拔标准、思想信仰政策方面都有自己鲜明的特色。比如她使用一套佛教政治理论、符号、修辞为自己的统治辩护，把自己打扮成佛教的理想君主转轮王——金轮神圣皇帝；又比如她将帝国的首都从长安迁到了洛阳，将洛阳作为统治的中心。但是在699年之后，她依然面临着权力传承问题，最后的决定，是“复子明辟”——也就是将权力交回给自己的儿子，那么权力也就会再次回到李唐家族手中。之后她放弃了武周原先的正朔——以子月也就是现在农历的十一月为一年之首；放弃了“金轮圣神皇帝”的头衔；并且比以前更频繁地回到长安。这一切，都为她下台之后的政治走向奠定了一个基调。
后武则天时代的政治格局
690年九月，武则天称帝建周，将原先李唐的皇帝睿宗李旦降封为皇嗣，改名“武轮”；同时拔擢武家子弟，武承嗣、武三思等纷纷跻身亲王行列。忠于李唐的势力，团结在皇嗣的旗帜下。李氏和武家的冲突和对抗，基本刻画了此后十年间的政治史图景。李旦的王府旧僚，比如裴炎、王德真、刘祎之在此之前已被剪除，然而双方的对抗并没有停止。亲唐派大臣比如尚方监裴匪躬、左卫大将军阿史那元庆、白涧府果毅薛大信、右玉吟卫大将军张虔勖、监门卫大将军范云仙等都因私自拜谒皇嗣被杀。来俊臣等酷吏屡屡危及皇嗣，甚至后者要有赖于身边的乐人安金藏剖腹以证明皇嗣不反。武则天试图糅合李、武集团的努力到699年已经因为双方的剑拔弩张彻底破产，此时需要引进新的政治角色。
武则天除罪金简。1982年于登封嵩山峻极峰发现，现藏于河南省博物馆。正面镌刻双钩楷书铭文三行六十三字：“上言：大周国主武曌好乐真道长生神仙，谨诣中岳嵩高山门，投金简一通，乞三官九府除武曌罪名。太岁庚子七月甲申朔七日甲寅，小使臣胡超稽首再拜谨奏。”此金简是久视元年（700），武则天为了乞三官九府除罪而制作的。这时武则天有向道教妥协的倾向。
699年，被流放在房州十五年的中宗李显被召回洛阳，取代了李旦的储君位置。以前的史家对中宗和睿宗的矛盾估计过低，其实在相当长时间里，中央一直存在着一个庞大的相王集团。中宗，680年为太子，683年为帝，次年废，当年安置房州，698年返回京师，他作为储君和皇帝的时间仅有四年；而睿宗，684年为帝，690年降为皇嗣，698年降为王，前后作为皇帝和储君十五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南朝宰相和大臣们都是以在京的睿宗为旗帜对抗武氏的。武则天将中宗召回长安，不管主观上是如何考虑的，在实际上她成功地分化了李唐集团。李旦的相王府的政治势力经过长期的培植，非常强大。面临着强大的相王集团和与相王关系密切的宰相功臣集团的威胁，被长期流放的中宗在都城并没有多少政治力量可以依靠，为了加强自己的政治力量，中宗与自己的妻族韦氏和残存的武氏势力相结合，形成了一个韦武集团，和真正代表李唐皇室利益的相王集团相对抗。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陈寅恪先生在《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中首先提出，武则天已将李武两家组织“成为一牢固集团”，而“武后政治势力所以久而不衰之故，盖混合李武两家为一体，已令忠于李者亦甚难不忠于武矣”。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黄永年先生又提出一个“李武政权”的概念，认为武则天已把“武、李两家融为一体，形成一个以李氏居虚名，武氏掌实权的李武政权”。与其说此时形成的是“李武政权”，倒不如说形成的是一个中宗牵头的“韦武集团”。
唐中宗很注意搞好与武姓家人的关系，希望通过裙带关系稳固确立自己的地位。尤其是在迫使武则天下台的政变之后，面临强大的相王及宰相功臣集团，只有残余的诸武势力和自己太太韦后的家族势力可以依靠。中宗便扶持武氏残余势力，同时提高皇后韦氏的地位，并促使韦武合流，组成忠于自己的政治集团。这一点从中宗女儿的婚姻就可以看得出来。中宗有八个女儿，其中有六人嫁给武家或者韦氏，包括新都公主嫁武延晖、定安公主嫁韦濯、永泰公主嫁武延基、安乐公主先嫁武崇训再嫁武延秀、成安公主嫁韦捷、永寿公主嫁韦鐬。跟中宗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相王李旦的十一个女儿，没有一个是嫁给武家或者韦家的，而且在后来即位之初，就追削武三思、武崇训爵谥，斫棺暴尸，平其坟墓。
西安临潼庆山寺遗址出土的金棺银椁
武则天晚年亲近张易之兄弟，后者导致了李重润、武延基、永泰公主等李武家族重要成员的死亡，因此被视为两个家族的敌人。神龙元年（705）正月，洛阳发生了政变，直接导致了武则天的下台和中宗的复辟。这次政变是李氏家族的一致行动，武家势力也平静地对待这一政治变动。一切进展顺利，北门禁军除了千骑部分全部参加了政变，护送中宗进入宫城，相王李旦则率兵控制了宰相办公的南衙。这一次政变针对的是在位的武则天和威胁储君安危的张易之兄弟，而不是诸武势力。
这次政变，使南朝宰相集团和李氏诸王公主（特别是相王和太平公主）的实力大增，并形成一个功臣宰相阶层，代表人物是张柬之、崔玄暐、桓彦范、敬晖、袁恕己、李多祚、王同皎、杨元琰等。这些使在外流放多年，而在朝廷并无根基的中宗心怀疑忌。中宗上台之后开始联合武家势力，形成支持自己的集团。以五王为代表的功臣集团被流放诛杀。相王李旦也多次涉险，屡屡遭到猜忌，甚至因为李旦诸子（李成器、李成义、李隆基、李隆范、李隆业）所居之地有龙气，中宗泛舟戏象以厌胜之（《旧唐书》卷八《玄宗本纪》）。
与依靠参与武家势力和拔擢韦氏家人并行的举措，是中宗继续延续武则天的崇佛政策。一般认为，中宗复辟之后似乎应该改变武则天的崇佛政策，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此。唐中宗复辟后面临的政治形势对自己非常不利，他继续推行崇佛政策的重要动机，就是要利用佛教宣传自己上台的合法性。同时，唐中宗也有可以利用佛教的资本，他与佛教有相当的因缘。李显出生时，曾得到高僧玄奘法师的庇佑，高宗曾答应玄奘，李显出生后要出家为僧，并赐号“佛光王”，这些都为中宗复辟以后利用佛教宣扬自己提供了资本。长安开化坊荐福寺是唐朝重要的佛教寺院，它的前身就是李显在藩的宅第。中宗复辟以后，对荐福寺格外重视，大加修饰，重大的宗教活动、著名的大德高僧大都被安排在该寺。整个中宗朝，荐福寺实际上成为整个长安乃至唐帝国的佛教中心。中宗在流放房州的十余年间，潜心于佛典，以寻求精神的慰藉。同时由于房州与荆州距离很近，所以他对于荆州僧人团体比较熟悉，在复辟以后，中宗便邀请了大量荆州的僧人到京城，为自己的宗教活动服务。中宗也因此被认为是李唐最为崇佛的君主。
中宗时代，女人参政比武则天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宗皇后韦氏似乎有武则天一样的政治野心，至少从一些事实可以印证这一点，比如她制造为自己歌功颂德的符瑞、歌谣，建造纪念性的建筑，在中宗死后（官方史书认为是她和安乐公主下毒），她垂帘听政；中宗和睿宗的妹妹太平公主政治经历丰富，在其周围也围绕着一个政治集团，不过整个中宗时代，太平公主在政治立场上似乎是倾向睿宗的，也是她促成了睿宗取代中宗的幼子继承皇位；中宗的女儿安乐公主野心勃勃，甚至试图取代男性太子做皇太女，成为皇位的继承人；从武则天时代就参与政治决策的上官婉儿，此时也在政治舞台崛起，在较长的时间里掌握了诏敕的书写权。最初，上官婉儿往往亲近武韦势力而排斥压抑李唐子弟，后来出于政治投机转换门庭，开始倾向太平公主和相王一系。其他如长宁公主、韦后的妹妹邺国夫人、上官婉儿的母亲沛国夫人郑氏、尚宫柴氏及贺娄氏、女巫第五英儿、陇西夫人赵氏等等，都登上政治舞台。女性的政治热情高涨，一方面是武则天时代遗留下来的政治传统和文化氛围仍然具有号召力，另一方面也是贵族政治发展到某种极致程度的表现——女性背后往往是强大的家族势力。围绕皇位继承，最为强大的贵族家族比如李、武、韦等竞逐其间，同时，几乎所有处于政治中心的世家大族成员都难免“选边站”，这从北朝以来即是如此。
皇位从中宗系转入睿宗系
中宗时代的政治问题，除了皇权继承问题（包括亲王、公主权力集团势力尾大不掉）和迁都复辟等问题之外，讨论最多的，第一是官员人数膨胀的问题，第二是佛教的问题。唐代的官员人数，在武则天时代经过一轮膨胀，到了中宗时代，这个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中宗为了培植亲信，通过韦后和安乐公主，大量由非正式程序任命官员，即所谓“墨敕斜封官”（任命状是斜封的，“敕”字是用墨笔，与中书省黄纸朱笔正封有异，从侧门交付中书省办理），使得官员队伍急速扩大，其员外、同正、试、摄、检校、判、知官凡数千人，形成严重的财政和政治问题，甚至出现了办公地方坐不下人的局面。这一问题到了中宗下台之后的睿宗时代也依然是执政的姚崇、宋璟所要面对的重要难题。
西安仙游寺法王塔
中宗的佞佛既有信仰原因也有现实政治考虑。但是到了景龙二年（708）之后，要求彻底改变武周残留政治势力和消除武周政策、恢复太宗体制的呼声高涨起来，反佛的声音也越来越大。此时的重要政治僧人，深为中宗和韦后器重的圣善寺、中天寺、西明寺三寺寺主慧范（他同时还有银青光禄大夫、上庸公的头衔），也因为压力被削黜回家。慧范是主持中宗时代佛教工程的主要人物，这些工程让国家财政为之虚耗，因此遭到一些大臣的攻击。虽然中宗一再搁置要求停止营建佛寺的上疏（吕元泰、辛替否等），但是面对强大的压力也不得不做出让步。景龙三年（709），也就是在中宗去世之前的一年，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韦嗣立、中书令萧至忠上疏极力抨击将国家财政大量花在佛教上的做法。虽然中宗拒绝他们的建议，但是也不得不解散内道场，做出一些妥协。真正的佛教政策转向，将发生在皇权从中宗系转入睿宗系之后。
唐玄宗朝重要宦官杨思勖墓出土的侍从佣，携带大量武器装备。杨思勖虽是宦官，但也是玄宗时代的重要军事将领。
武则天下台之后的政治乱局，到了710年初步尘埃落定，中宗系出局，皇权转入睿宗系。这是唐代政治的一件大事，也是经过连续不断的政治流血达成的。通过极端的宫廷政变的形式，唐代政治核心的权力结构发生了逆转，以中宗、武三思、韦后为代表的势力，被相王（以及太平公主）势力所取代。首先是景龙元年（707）七月，因为安乐公主想当皇太女，视太子李重俊为眼中钉，而韦武势力飞扬跋扈，“每下制敕，多因事推尊武氏而排抑皇家”（《旧唐书》卷五一《上官昭容传》），终于激起李重俊铤而走险。参加李重俊兵变的主要是李氏亲王和亲李氏将领，如成王左金吾大将军李千里及其子天水郡王李禧、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将军李承况等。从人员构成看，是典型的皇权对韦武特殊贵族的一次进攻。李重俊是储君，李承况、李千里及其子天水郡王李禧都是宗室。李多祚是忠于李唐的功臣。此次政变虽然没能成功，但却是整个政局的转折点。武三思、武崇训等主要武氏成员被诛杀殆尽，形势开始朝不利于武韦贵族的方向发展。从性质上说，这是皇权和特殊贵族的斗争。
上官婉儿墓志铭
李重俊兵变之后，虽然中宗听信武韦集团大臣比如宗楚客的告发，认为相王涉嫌参与了李重俊的政变，但是因为宰相萧至忠（相王府僚佐子弟，其父萧安节为相王兵曹参军）的劝告，没有追查。但是双方的关系已经日趋紧张，贵族、大臣纷纷选边。经历了李重俊政变的冲击，原先追随武韦势力的上官婉儿，也临阵变卦，投向相王和太平公主一边。第一，她力阻中宗和韦后立安乐公主为皇太女的做法；第二，在中宗死后，她草拟遗诏时写进了相王辅政的语句，为相王上台奠定了合法性基础。但是由于她投靠的主要是太平公主，所以在稍后相王之子李隆基主导的宫廷流血政变中，她依然被杀（《上官婉儿墓志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