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礼服仍沿袭传统的高冠革履、宽袍大袖。唐代男子的便服吸收了胡服褊窄紧身和圆领等特点，穿圆领袍、裹头、系腰带、蹬长靴成为从皇帝到平民百姓的主要着装。据考，唐代妇女还以着男装、胡装为风尚，面部化妆亦繁复。
景龙四年（710）春，中宗突然死去，韦后垂帘听政，拔擢韦氏子弟掌握禁兵。五月庚子，相王子李隆基联合刘幽求、葛福顺等，获得羽林军的支持，杀死韦氏将领，突入宫中。韦后逃入飞骑营后被杀。武、韦家族子弟包括武延秀大量被诛杀，“韦氏武氏宗族，无少长皆斩之”（《资治通鉴》卷二〇九“景云元年五月”条）。经过此次政变，半个世纪以来与李唐皇族并驾齐驱争夺皇权的贵族家族，作为一个政治集团，彻底退出了政治舞台。之后，李隆基和权势熏天的太平公主发生冲突。太平公主既是李氏的女儿，又是武氏的媳妇，她对皇权的觊觎便成为李氏恢复独尊地位的最后障碍，随着太平公主的被诛灭，李氏独尊地位恢复，唐朝的皇位继承模式也因此发生了改变。
玄宗的政治改革与贵族政治的终结
隋唐两代藩王纵横捭阖从而影响政局的情况在玄宗上台以后发生了逆转。玄宗在动荡激烈的政治局面下，起于藩邸之间，以非嫡长子的身份夺取皇位，深知强势诸王对皇权的威胁，于是有一系列改革出台。可以说，玄宗开元年间围绕亲王政策的变革，是终结贵族政治的重要转折点。唐玄宗在姚崇的帮助之下，进行了一系列关键的改革，从而大大限制了诸王的权力，世家大族成员无法再从投机不同继承人集团的做法中获得政治好处。唐中叶直到宋代，都受益于此次改革。马端临评价道：“自（唐）中叶以来，皇子弟之封王者，不出阁；诸臣之封公侯者不世袭，封建之制，已尽废矣。”（《文献通考》卷二七六《封建》）
睿宗上台以后，景云二年（711）正月，姚崇、宋璟就提出：第一，出宋王（睿宗嫡长子）、邠王（高宗长孙）皆为刺史；第二，罢岐王、薛王左右羽林，使为左右率，以事太子；第三，太平公主于东都安置。但是由于太平公主的干预，最后没能实行。所以改革要等到玄宗上台以后才得以进行。开元元年（713），玄宗一举铲除太平公主集团，逼迫睿宗交出实权，从此正式执掌唐帝国的命运。玄宗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此时就是稳定政治局面，其关键就是抑制诸王的影响。唐玄宗杀掉太平公主以后，立即起用姚崇作宰相，他们在稳定封建秩序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玄宗认为，协助他夺取皇位和压平太平公主叛乱的功臣郭元振、刘幽求、张说、王琚等人，是一些阴谋家，“可与履危，不可得志”（《旧唐书》卷一〇六《王琚传》）。因此，他利用种种借口，把他们相继贬逐到远方。
《瑞应图》（敦煌P.2683）描绘的黄龙。因为李唐以土德自命，黄龙出现被视为大瑞，政治宣传中多有黄龙出现，比如玄宗上台之前即以黄龙为自己的符瑞。在他担任潞州别驾时期，“州境有黄龙白日升天”。玄宗开元七年享太庙乐章第十六首《皇帝酌醴齐用文舞》一章的歌词就有对此的歌颂，所谓“黄龙蜿蟺，彩云蹁跹。五行气顺，八佾风宣。介此百禄，于皇万年”。
玄宗的改革措施在开元初期密集推出，是非常有系统的举措。
第一，皇室子弟外刺与亲王担任地方官职的改革。诸王出镇或者外刺，朝廷初衷是希望他们成为中央的屏藩；同时，专制国家中，首都自然是一切的中心，将诸王摈弃在中心之外，可以使他们无法影响皇权的稳定。唐玄宗采纳姚崇的建议，将有政治号召力的李成器等亲王都遣往地方担任刺史，而且并不负责具体管理，只挂虚名，并形成规矩。而且，为了防止诸王跟地方形成过分紧密的联系，诸王经常更换辖州，不使其在一个地方待的时间太长，比如豳王守礼在开元初，走马灯似地先后担任虢、陇、襄、晋、滑六州刺史，非奏事及大事，并上佐知州。亲王外刺从制度上不理州务，从这时开始。这些政策是针对已经成年的宗室子弟，对于皇子，比如鄫王嗣真等，都只是遥领节度使、大都护等，并不出阁。唐开元以后，除了玄宗的兄弟外，其他诸王都没有再外任地方官职的。后来的一个特例是永王李璘，借安禄山之变，拥兵西南，但不久败死。从整个制度来说，执行得是比较彻底的。到了开元九年（721），玄宗已经当了十年之久的皇帝，地位稳固，“是岁，诸王为都督、刺史者，悉召还京师”。这样，从制度上更加统一，诸王都不出外，玄宗兄弟的特例也被消灭了。自此以后，诸王不再出任地方官职，成为政治传统。亲王出镇外刺，至此完全结束。
第二，僚佐体制改革——疏离亲王公主与其僚佐系统。诸王在隋代和唐前期，对其王府僚佐的选拔和任用，有较大的自主权力，唐初秦、齐两王府，其僚佐大半是自己征辟的。自此以后，征辟制度逐渐消亡。起初，诸王还是可以对僚佐的人选施加影响，比如，直接向皇帝要求，这在开元以前比较普遍。但是玄宗上台以后，对这种形式严格地加以限制，从而堵住了府王与其僚佐结成集团之路。开元十年（722）春正月，玄宗取消了王公以下视品国官参佐及京三品以上官仗身职员。开元年间视品官被彻底取消，诸王不再有自辟署官的权力。既然诸僚佐的任命不由诸王，那么僚佐与其府王之间，交构成祸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从根本上限制了诸王对朝廷官员施加影响。
第三，经济体制改革——削弱诸王贵族的经济能量。唐朝前期诸王用度非常之大，太宗时期，魏王李泰的用度甚至超过太子李承乾。《周礼·天官冢宰》中多处规定太子的花费不受预算管理制度的约束。在唐代，这种惯例时常被引用，比如唐太宗《皇太子用库物勿限制诏》提到“储贰不会，自古常式”；与诸王相比，唐代太子没有封邑，所以虽说其用度理论上不受限制，但是在实际的操作上，太子的用度是受到各种限制的，即使皇帝、朝廷不加限制，但是为了在如履薄冰的政局中保住储君的位置，大多数太子也会尽量控制花费，树立自己的良好政治形象。在这种情况下，亲王的经济能量不会与太子相差太多，有时甚至超过太子，比如中宗时代的相王封万户，经济实力远超当时的太子李重俊。从开元年间起，玄宗的种种措施大大压缩了诸王的用度。
唐前期诸王的收入主要是封邑的收入。所以，对食实封制度的改革，是最关键的一步。食实封制度下，皇室成员的食封收益是直接分割国家预算内的课户及其租调额而来，而且不管水旱灾害，封户的租调也不能豁免。唐朝刚建立时，食封之家不过二三十家，亲王食封八百户，有至一千户。到了中宗时代，食封之家已经超过百家，其中皇室子弟的食封达到了三万多户，相王、太平公主、卫王、温王、长宁公主、安乐公主等封邑已经膨胀到惊人的地步，相王食封增加到七千户、安乐公主三千户、长宁公主两千五百户。加上其他权贵的封户，遍布全国五十四州物产丰饶的地区。亲王有自己的国官系统，直接向封户征收。中宗时代宰相韦嗣立调户部资料，发现食封之家庸调已经超过一百二十万匹，而唐朝国家每年庸调绢数，也不过百万。因此出现了“国家租赋，太半私门，私门则资用有余，国家则支计不足”（《旧唐书》卷八八《韦嗣立传》）的局面。巨大的经济实力，构成了唐代前期皇权屡屡遭到挑战的经济基础。诸王公主及围绕其周围的贵族子弟，在经济能量和政治权势的鼓舞下，使唐前期的皇位继承，深受政治集团斗争的影响，没有一个名义上的皇位继承人能够登上皇位。从这个意义上讲，玄宗的财政改革，具有重要的政治和经济意义。
《中山出游图》（局部，宋末元初龚开绘）。图中描绘了被钟馗降服的小鬼们抬着他和他的妹妹走在又去打鬼的路上。传说唐玄宗遇到一个小鬼，大鬼前来相助，抓住了小鬼，挖了小鬼的眼睛并把他吃掉。唐玄宗问大鬼是谁？大鬼说他是钟馗。为了回报玄宗后来追赠他的荣誉，钟馗发誓灭掉世间所有的恶鬼。
玄宗登基以后，除了原来已封的皇兄弟外，皇子封王者，封户一律二千户，即使特殊恩遇，也尽量不超过三千户。更为重要的是，他改变了之前的征收方式。在改革之前，唐政府赐给食封家的封户就是均田制下的课户，他们有权像封建国家一样征收这部分课户的租庸调。州县与亲王国官共执文账，准其户数，收其租调，分为三份，其一入官（中央政府），其二入国（亲王公主封邑）。也就是说，诸王公主得到封户缴纳的三分之二，不但有租调，还有庸（《大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开元三年（715）五月，玄宗规定，食封家之封物，总合送入京师，一般不再许食封家派人直接到封户之州征取。这一精神在开元十一年得到加强，玄宗彻底取消了食封家直接收取封物的权力，改为国家征收后送到京城，然后由食封家领取，庸调也降到以三丁为限，食封家的收入也减少了。因为亲王不出阁，被玄宗集中起来，由宦官监视居住，实际上诸王食封在支付形式上已经变为俸给制，管理方案也完全纳入国家预算内支出计划。
第四，十六王宅的出现。十六王宅是唐中后期政治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宦官之所以能够当权，跟他们能够控制十六王宅，操纵皇位的继承很有关系。在玄宗以前，亲王有自己的王宅和王府，王府是办公机构，王宅是私人住所。从武则天后期开始，诸王开始呈现出集中居住的趋势。自睿宗从皇嗣降封为相王开始，相王旧宅被安置在太极宫和大明宫之间的长乐坊，就是为了便于控制。长乐坊与后来的十六王宅的共同之处，是位于太极宫和大明宫之间，而且北边与禁苑相邻。这很明显是一个限制居住的地方。相王诸子居住在兴庆坊，号五王子宅，也是十六王宅的预演。兴庆宫因为是玄宗旧宅，在其登基之后改为兴庆宫。兴庆宫成为玄宗时代重要的政治中心，同时，大明宫在政治生活中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而原先的太极宫则逐渐演变成礼仪性的皇家空间。
唐大明宫麟德殿遗址复原南立面图（杨鸿勋《建筑考古学论文集》）
开元中，玄宗就下诏附苑城为大宫，分院而处，号“十王宅”，将诸皇子都纳入其中居住，“中人押之”，也就是由宦官掌管这些皇室子弟的生活。在十六王宅中，宦官负责监控、太子家令负责饮食、侍读负责教育，诸王本有一大套僚佐班子，此时“府幕列于外坊，岁时通名起居”，基本上跟自己的府主隔绝开来了。唐前期一百年里飞扬跋扈的亲王从政治权势的角逐者，沦为了宦官控制下的囚犯。司马光对此评价道：“宦官押之，就夹城参起居，自是不复出阁。”（《资治通鉴》卷二一三“开元十五年五月”条）从范围上讲，十六王宅包括永福坊全部和兴宁坊一部分。从玄宗以后，唐代皇位的继承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之前要想夺取皇位，主要依靠宫廷革命的方式进行；在此之后，则主要通过宦官从十六王宅挑选并控制继承人的方式进行。唐代中后期皇帝大多出自十六王宅，而宦官有管理的权力，这对于宦官所操纵皇帝的废立非常重要；同时，因为皇族子弟作为皇权补充的作用为宦官所取代，宦官成为皇帝权力的延伸。
唐代后期，宦官、朋党、藩镇是唐政府面对的所谓三大难题。宦官的权力根源在于皇帝，宦官能够操纵皇帝的废立，是宦官专权的关键。唐代后期从宣宗以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太子即位，皇帝都出自十六王宅。那么能够控制十六王宅，即为控制储君的关键。从文宗开始，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哀帝全部都是由宦官直接从十六王宅迎接出来即位为皇帝的。《旧唐书》的史臣对此评论道：“自天宝已降，内官握禁旋，中闱纂继，皆出其心。故手才揽于万机，目已睨于六宅。”（《旧唐书》卷一七五《九宗诸子传》）这里的六宅，就是十六王宅的简称。
安史之乱后，宗室诸王曾经有几次复兴权力的势头，但是都没能改变政治格局。安史之乱时，玄宗曾一改过往政策，派遣诸王出镇，其中最重要的是永王璘充山南东道、岭南、黔中、江南西道节度都使。永王璘出镇，成为肃宗朝初年的一件大事，标志着玄宗从实行隔绝皇子与外界的联系的压制政策到以皇子代替边镇将领典兵的重要转折。不过永王璘因内讧而兵败。永王璘的起兵，是唐代中后期诸王复兴自己政治影响的一次尝试；他的失败，归根结底是诸王擅权已经失去了唐前期的政治土壤。李德裕曾建言废除十六王宅，希望能够压制宦官权势，但是最终也并未实行。到了唐昭宗时代，唐帝国已经进入风烛残年，作为皇权延伸的宦官也屡遭强藩的打击。景福二年（893），昭宗试图让宗室子弟掌握禁军，也很快就在强藩和宦官的挤压中失败了。当皇权所依赖的宦官势力被剪除以后，这时候唐王朝灭亡的命运也就到来了。在这个时候，唯一可以依赖的，只剩下宗室势力了，但是这时候的亲王势力长期受到压制，已经不可能承担起复兴唐王朝的使命，只不过成为唐王朝最后的挣扎。
唐前期，诸王、特殊贵族成员在政治生活中纵横捭阖，其他贵族官员投机其间，是一百多年中皇位继承由实力决定的基础。玄宗加强皇帝权威、压制其他潜在政治中心的措施，最终将各大家族和某些特定社会群体投机政治的道路堵住，使得唐代前后两期，政治面貌截然不同。而且就知识和信仰界而言，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首先是佛教从政治中心舞台退出，再也没能像隋文帝或者武则天时代那样成为主导的政治意识形态之一。针对富户强丁多削发以避徭役的事实，开元二年（714），玄宗命令沙汰天下僧尼。这次以伪妄被勒令还俗的，有一万二千余人。玄宗又规定，自此以后，各地不得新建佛寺；旧寺颓坏了，也要报请官府查实，才许加以修葺。玄宗在开元年间，特别下诏，禁止百官家与僧尼、道士往来，甚至一度禁止民间铸佛、写经。另一方面，持术数、星相的术士也在打击之列，被禁止出入百官之家。在从贵族政治转向以皇帝为中心的官僚层级制的过程中，玄宗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玄宗改革的历史意义
不论中国还是西方，在政治制度演进上都存在过从封建君主制到专制君主制的演变过程，在社会性质上表现为贵族社会向平民社会的演进。在封建君主制下，皇帝既是皇族，又是贵族，与皇权并立的还有贵族权（西方还有表现为教士权的贵族权）；官员大多由门荫而不是选举（考试）决定；社会阶层是缺乏流动的。从封建君主制到专制君主制，存在着君主和贵族的矛盾和斗争，在东西方，这种斗争的结果，都是王权取得了胜利。
唐玄宗泰陵
王权与贵族权的斗争使得王权要引进新的政治力量，这种新的政治力量，必须是贵族阶层之外的力量。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学术与政治》在探讨职业政治家的来源时论述道：面对贵族等级，君主要从这个等级之外寻觅政治上可资利用的阶层，可以说，以往“职业政治家”是在同贵族等级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他们是为君主效力而存在的。这些阶层，首先可以列举出僧侣阶层，除了中世纪基督教地区以外，还存在于东印度、西印度、佛教影响下的中国、日本，僧侣在技术上可资利用，首先是他们能识文断字，具有行政处理能力，同时他们要恪守独身的原则，处于政治经济利益纷扰之外，不会出于私利或者子孙的利益被权力斗争所诱惑。第二种可资利用的阶层，是受过人文主义教育的文人。中国的士大夫一开始就和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类似，他们具有行政处理能力，同时由于出身的原因，会自觉地站在贵族的对立面，所以也成为君主对抗贵族的重要力量。第三种是宫廷贵族。第四种是英国所独有的“绅士”阶层。第五种是大学里训练的法律专家。
韦伯关于职业政治家来源的讨论，更多地来自西方的政治土壤。在中古中国，除了韦伯所谈到的这些阶层以外，君主借以加强君权、对抗贵族的政治力量，还有其他的类型。其中一种力量就是君主的家奴，在东方经常表现为宦官。因为身体上的原因，加上宦官在身份上对君主的依赖性质，所以宦官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阶层威胁到君主的权力，所以经常被皇权利用为武器。这也正是中国历史上经常出现宦官专权的原因所在。其实这不是只有中国才有的情况，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也有类似的情况出现。
唐玄宗《鹡鸰颂》（局部，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从封建君主制到专制君主制的演变过程，在整个中国专制君主政治的历史过程中，表现之一是一种从家族统治到个人统治的过程。周代的分封制，就是以姬姓为主体的贵族统治；秦始皇将皇帝以外的皇室成员置于庶人的地位，实行完全的郡县制，可能是一种急政，超越了当时的时代。从汉代到南北朝，虽然限制皇帝以外皇族权力的措施在不断加强，但是始终避免不了任用皇族担任政府重要官员。西汉和西晋实行亲王分封或者出镇，南北朝时期不论南朝或者北朝，都给予皇室成员重要的权力。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了隋代和唐朝的前期，在政治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是政治制度的简单和不完善，需要皇族成员来补充；二是社会阶层的结构导致的，世家大族的存在，要求皇族在政治上也保持强大。
先师孔子行教像。下方落款“唐吴道子笔”，并加盖一方印章。吴道子（约680—759），为唐代宫廷画家，唐玄宗赐名道玄，世称“画圣”。长于道释人物、鸟兽、草木、台阁等。唐代敦煌莫高窟壁画，多受吴风影响。
但是皇族作为皇权对抗贵族的政治力量，存在致命的弱点。因为皇族子弟既为皇族，又是贵族，皇族子弟对皇位的觊觎，很容易被其他贵族大臣所借用，从而对皇权构成威胁，所以皇族不是理想的可供皇权利用的力量。隋唐两代上承魏晋南北朝的士族政治，下启平民化时代的宋朝，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隋唐两代的王府，在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以及作用，也就截然分为两期。不论南朝、北朝，王府的地位都非常重要，在这一点上，隋代继承了南北朝的政治传统，亲王权势更加强大。唐朝前期，李世民就是依靠其王府的力量登上皇位的。在整个唐玄宗以前的政治史中，王府势力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几乎贯穿于唐前期政治史的始终。王府不但作为一个政治力量出现，而且在宗教、文化、艺术等领域，都占据一席之地，通过搜集大量相关人才，发挥重要的影响。但是从唐玄宗开始，王府的地位日渐降低，在各方面的影响渐渐消失。这个过程反映了从贵族政治到平民化社会、从封建国家体制向中央集权的官僚制的转变。亲王权力的下降这个过程，由于蒙古的入侵而被打断，在明清产生了反复，这是后话。从王府的角度来看待唐代某些历史进程，会有一些新的启发。
唐玄宗采取措施控制亲王们的权力和影响，并加强皇帝个人的权威。可是，在没有皇族成员作为屏藩的情况下，宦官作为皇帝个人权力的延伸开始兴起，这导致了唐朝中后期的宦官专权。但宦官和皇权是相依相存的，宦官的消灭，成为唐朝灭亡的重要标志。
在宋朝以前，科举制始终还不能在政治中居于主导的地位，所以皇权便依靠了宦官阶层，来应付当时的政治局面。到了宋代，科举产生的读书人官僚在政治中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这批人经过学习儒家经典具有深入骨髓的忠君爱国思想，而且具有行政处理能力。皇帝和士大夫共治，基本上成为中国政治的主流。从宋代开始一直到清朝结束的一千年中，再没有权臣贵族可以取代既有的皇室而上台，这与之前的一千年的情形非常不同。
07
宽容而灿烂的精神世界
唐代是一个佛光照耀的时代，但是除了佛教之外，其他宗教比如道教、祆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都可以得到宽容的对待。各种宗教之间也并没有出现像世界其他地方那样的宗教战争，而是能够和谐地共同发展繁荣。在长安、洛阳、凉州、沙州等地的波斯和中亚商人建立了祆祠；景教也能够“法流十道”、“寺满百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而摩尼教在唐中期一度非常昌盛。信仰的宽容，给知识创新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各种文明的交汇融合下，唐代的物质文化、艺术创造、科技发明都取得了令人赞叹的成就。佛教的流行推动印刷术的发明与推广，雕塑、绘画、音乐、舞蹈更为绚烂的唐代文明增添了亮色。在一个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环境下，社会的进步往往呈现百花齐放的形态，并在各个领域表现出来。
西行求法运动和佛教的本土化
“观夫自古神州之地，轻生殉法之宾，显法师则创辟新途，奘法师乃中开王路”（《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这是义净对法显、玄奘功绩的评价。佛教从公元前二世纪左右传到我国的新疆地区，东汉时传入内地，此后数百年中，到中土传播佛教的僧人都是来自古印度和中亚各国，还没有内地僧人主动出国求取佛教经典。从三国时期的朱士行开始，汉地僧人或自发结伴，或受官方派遣西行求法取经，这就是中国僧侣的西行求法运动。西行求法运动绵延千年，是中国历史和亚洲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它不断给中国输入外来的知识、信仰和精神元素，而且也促进了东方世界不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随着佛教在印度本地的衰落，中国逐渐成为佛教的中心，佛教成为中国传统的一部分。
携虎行脚僧幡（唐代绢画）。敦煌藏经洞流失文物，现藏法国吉美博物馆——表现从印度取经归来的僧人，与虎相伴而行。
西行求法运动的高潮在东晋时期，隋唐时代中国佛教日渐自信，但是西行求法依然是连接各处佛教的重要途径。而且唐朝诞生了玄奘、义净等西行求法的高僧，对文化交流和佛教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唐朝之后，佛教在印度和中亚彻底衰落，虽然仍有零星的求法僧人，但是已经对中国文明没有太大的影响。
《摄大乘论》书影
玄奘（600—664）是河南缑氏人。贞观三年（629），他离开长安，踏上了西行求法之路。他的西行并未取得官方的批准，所以可以说是一次偷渡行为。最初他跟一群商人一起上路，到达凉州。凉州都督李大亮不同意他西去，最后在当地高僧的帮助下，他昼伏夜行，经过张掖抵达瓜洲。虽然朝廷命令玄奘返回的访牒已经抵达瓜洲，但是瓜州刺史为玄奘的精神所打动，放他西行。唐初西行之路出玉门关后分南北二路，北路由天山南麓过葱岭。南路由昆仑山北麓向西过葱岭，玄奘选择了北路。靠着驼马粪和骸骨的痕迹，他穿过了上无飞鸟、下无走兽的莫贺延碛。如果不是中途找到水源，也许玄奘也就葬身黄沙之下了。出了大沙漠，玄奘经过今天的哈密抵达高昌国，得到了高昌国王麹文泰的热情挽留。最后玄奘以绝食相要挟，才获得放行，玄奘许诺取经返回之后在高昌讲经三年。从高昌国经过大大小小二十多个国家，玄奘终于在离开长安一年之后到达北印度。
进入印度后，玄奘到处瞻仰佛教圣迹并随处求学。贞观五年（631）玄奘进入著名的佛教中心那烂陀寺学习。这座寺院是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佛教大学，在那里学习的僧徒经常在万人以上。主持者戒贤法师为玄奘的宗教精神所感动，破例为其讲授《瑜伽论》。玄奘的语言能力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数年后，玄奘的佛学造诣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可以在那烂陀寺为全体僧众讲授《摄大乘论》、《唯识决择论》等。虽然不断有师子光等高僧对玄奘的学问进行挑战，但是都没有挫败玄奘，反而使玄奘的声誉更加远播。根据玄奘自己的描述，他刻苦钻研佛教，受到了印度各界的尊敬和重视，甚至东印度的迦摩缕波国国王鸠摩罗遣使来邀请他去该国讲授佛经，被拒绝后甚至以武力相威胁。北印度羯若鞠阇国雄主戒日王也请玄奘去该国讲学。两国相持不下，最后决定在曲女城召开学术辩论大会，请玄奘主讲。根据玄奘自己的讲述，他在这次学术盛会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其博学名声，折服了整个印度。
虽然玄奘在印度取得了极高的声誉，他还是选择回国。贞观十七年（643），玄奘携带收集的佛经佛像，踏上归国之路。他的回国受到了戒日王和印度高僧的挽留，并指出印度是佛土，而唐朝处于边地，为何要舍弃佛土而去边地。这种观点确实有一定吸引力。当初法显西行求法时，同去的道整法师就羡慕印度僧团的威仪盛况，发誓留在印度不再返回中土，法显则毅然决定独自返回。玄奘回到唐朝，成为当时的一件盛事。玄奘带回佛经五百二十夹、六百五十七部，在太宗的支持下于长安弘福寺进行翻译。十九年间，玄奘孜孜不倦地译出梵文经典七十四部，一千三百多卷。玄奘精通梵汉文，所以翻译质量较高，并且对汉语产生了一些影响，比如“印度”，原先翻译为“身毒”或“贤豆”，玄奘将其修正为“印度”。玄奘也奉太宗的命令把《道德经》、《大乘起信论》从汉语翻译为梵语。
《观无量寿经变·乐舞图》
在玄奘返回时，唐朝正在计划把势力深入到中亚腹地。玄奘的到来，为唐朝收集相关情报资料提供了方便。唐太宗在洛阳召见玄奘的时候，就敦促他将自己在西域、印度的见闻撰写成书。于是由玄奘口述，弟子辩机执笔，于贞观二十年（664）七月完成了《大唐西域记》一书。《大唐西域记》分为十二卷，十余万字，详细记述了玄奘亲身经历的一百余国和得之传闻的二十八国的情况，描述了其国名、地理形势、幅员广狭、都邑大小、历时计算法、国王、族姓、宫室、农业、物产、货币、食物、衣饰、语言、文字、礼仪、兵刑、风俗、宗教信仰以及佛教圣迹、寺数、僧数、大小乘教的流行情况等内容。这些记载成为研究这些地方和国家古代历史以及当时中西交通的宝贵资料。玄奘的西行求法，直接沟通了唐朝与南亚的联系，促进了唐朝跟天竺各国的交往。玄奘不愧是一位凿空而中开王路的先驱，在宗教、交通、翻译、撰述各个领域都有杰出的贡献。
盛唐高髻女俑
玄奘在政治上也颇有建树，他曾试图树立高宗之子李显，也就是后来的中宗为佛教领袖。中宗即位后追述其与玄奘的关系，继续将佛教作为支持自己统治的主要意识形态之一。玄奘不但在给太宗、高宗的上表中将中土的天子描述为转轮王，而且在给印度的旧识写信时，也将唐朝皇帝的统治赋予转轮王的特点。永徽五年（654）春，法长（Dharmavardhana）返回印度，玄奘写信给中印度摩揭陀国三藏智光法师（J?ānaprabha）。在信中，玄奘讲道：“即日大唐天子圣躬万福，率土安宁，以轮王之慈，敷法王之化，所出经论，并蒙神笔制序，令所司抄写，国内流行，爰至邻邦，亦俱遵习。虽居像运之末，而法教光华，邕邕穆穆，亦不异室罗筏誓多林之化也，伏愿照知。”（《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七）也就是说，玄奘给自己在印度的师友讲，大唐的佛教已经跟印度本地的佛教并无高下之分，而且唐朝皇帝有佛教理想君主转轮王的仁慈，其统治也如转轮王一般无二。尽管晚年的玄奘因为卷入党派斗争而有些落寞，但是麟德元年（644）当其在长安郊外的玉华寺院去世时，仍得到了高宗的追念。
玄奘以后，又有义净（635—713）前往印度求法。义净是唐代仅次于玄奘的重要求法高僧。与玄奘不同，义净选择了从海路前往印度。高宗咸亨二年（671），义净从今天的广州乘波斯商船前往印度。途经室利佛逝国，居留半年学习佛法。然后再乘船抵达印度。与玄奘一样，义净在那烂陀寺学习了十年，而且在印度瞻仰圣迹、拜访高僧。685年，他离开印度再次回到室利佛逝，在那里居住了七年。
义净在武周政权宣扬符命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690年，武则天正式改唐为周，改元天授，并极力宣扬自己佛教转轮王的神圣地位时，义净请在室利佛逝国结识的来自沣州的大律法师携带他的著作（包括《南海寄归内法传》）和所译经文十卷到洛阳呈给武则天。也就是在这一年，沙门怀义、法明进《大云经疏》言武则天为弥勒下生，当作阎浮提主。武则天对义净此举相当嘉许，证圣元年（695），已经六十岁的义净启程北上，并于次年五月抵达洛阳。武则天对义净的到来给予了充分的重视，“亲迎于上东门外，诸寺缁伍具幡盖歌乐前导，敕于佛授记寺安置”，可谓前所未有之礼遇。义净带回的是“梵本经律论近四百部，合五十万颂，金刚座真容一铺，舍利三百粒”（《宋高僧传》卷一《唐京兆大荐福寺义净传》）。武则天得到一本玉册，上面有十二个字，无人能识，义净将其释读为“天册神皇万岁忠辅圣母长安”，于是武则天上尊号“天册金轮圣神皇帝”（赵明诚撰《宋本金石录》记述《圣教序》）。尽管义净参与政治宣传，但是他最大的贡献仍是佛经的翻译和相关著述。他先后在洛阳和长安两地翻译出经典六十八部二百八十九卷，大部分都是戒律方面的典籍。另外他撰写的《南海寄归内法传》，记载了所见所闻的印度和南海诸国佛教的情形，包括寺院生活、僧团制度等等，对于了解印度和东南亚古代的历史以及佛教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另外他撰写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述从贞观十五年（641）到天授二年（691）五十六位求法高僧的事迹，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涅槃变局部（中唐，现存于甘肃敦煌莫高窟158窟南壁西侧）
天王、力士、菩萨像（洛阳龙门石窟奉先寺）
绚烂的文化和艺术
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在艺术创造上也更有创造性和想象力。唐代在灿烂的宗教文明发达的同时，与之相关的雕塑、绘画、建筑等，都取得了令后人赞叹的成就。
虽然大多数气势恢宏的佛教建筑，经过政治起伏和连绵战火的洗礼，已经彻底毁掉，但是只要看一看同一时期甚至较晚的日本佛教建筑，就知道唐朝的佛教建筑是多么惊人。隋唐时代，与佛教紧密相关的寺塔、石窟、佛寺、佛塔等大量出现，有一些是具有纪念碑性的宗教建筑。留存至今的大、小雁塔就是唐代建造的。前者建造于高宗永徽三年（625），是高僧玄奘亲自设计，武周长安年间被毁，但是随后又重建。这座七层高达六十四米的密檐楼阁式建筑，经过一千三百年，仍然坚韧地矗立在那里。可以想象，当时世界之都长安城的天际线，被像大雁塔这样恢宏的佛塔装点着，俯视着来来往往的商旅、高僧、官员和普通市民，远眺着胡商驼队从西域往返，带来丰富多彩的舶来品。而这些来自亚洲各个角落的异乡人，尚未走进长安的城门，就远远看到星罗棋布的高层建筑，目瞪口呆之余该是多么羡慕盛唐的气象和风度。唐中宗这位可以说是唐朝历史上最为崇佛的君主，在短短的任内，又修建了小雁塔。为了修建这座塔，宫女们纷纷募捐，很快就让这座十五层的宝塔建立起来。走进长安城，佛光照耀之处，就能看到佛塔的身影，诠释着大唐帝国在信仰世界的地位。
开凿石窟，从佛教传入中国之初就已经成为中国人表达自己信仰的方式。隋唐的石窟艺术在前代的基础上又有了显著的发展。东都洛阳附近的龙门，到今天仍有一千三百多个佛教石窟，大多数都是隋唐时代开凿。作为天后的都市，洛阳在武则天时代取代长安成为帝国的首都，也因此成为东方世界的中心。则天武后在神都修建了前所未有的建筑——明堂和天堂。这两座带有鲜明佛教色彩的建筑，使整个洛阳城的空间层次异常鲜明。与之配套的天枢，是中国古代少见的一座纪念碑，可以与罗马帝国修建的图拉真纪功柱（Trajan's Column）相媲美。天枢为铜铁铸成，由来自朝鲜半岛的毛婆罗造模，来自波斯的阿罗撼召集诸藩王筹资修建，来自高句丽的高足酉也参与修建。天枢既是武周政权合法性的标志。
大雁塔
位于敦煌的莫高窟，保存了大量的壁画、雕塑，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中心。莫高窟融绘画、雕塑和建筑艺术于一体，最大的第16窟达二百六十八平方米。其壁画内容博大精深，有佛像、佛教故事、佛教史迹、经变、神怪、供养人、装饰图案等等题材，还表现了当时狩猎、耕作、纺织、交通、战争、建设、舞蹈、婚丧嫁娶等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情景。莫高窟壁画为中国美术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实物，也为研究中国古代文明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形象和图样。最高的第96窟，附岩修建了佛塔，内储高达三十多米的弥勒佛坐像，与崖顶等高，巍峨壮观。虽然武则天的天堂焚毁，敦煌的这座建筑为我们提供了可参照的样品。
1900年，王道士在莫高窟现在编号第16窟的石窟发现了一个长宽各2.6米、高3米的方形窟室，里面居然保存着从四世纪到十一世纪的文书和纸画、绢画、刺绣等文物五万多件。藏经洞出土的文书除了汉文文献，还有用古代藏文、梵文、齐卢文、粟特文、和阗文、回鹘文、龟兹文撰写的文书，内容主要是佛经，另有道经、儒家经典、小说、诗赋、史籍、地籍、账册、历本、契据、信札、状牒等，为研究中国乃至中亚文明提供了重要史料，补充了大量信息，保存了重要的人类文明的记忆。
唐代的木结构建筑工艺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五台山南禅寺和佛光东大殿是目前中国保存最为古老的木结构建筑。长安和洛阳的大量木结构建筑已经彻底毁灭了。但是从南禅寺大殿（修建于782年）和佛光寺（857年重修）来看，其建筑规模宏大，技术高超。雕塑也形成了新的风格和特色，不论是石雕还是泥塑，都气势宏伟、形象生动。四川乐山大佛，是唐代的作品，高达七十一米，是目前最大的石佛像。这些雕塑艺术品，是中国文化的瑰宝。
乐山大佛
佛光寺大殿内景
佛教推动纸的使用和传播，推动了印刷术的发明和更新，在艺术上，也推动了绘画的发展。敦煌莫高窟中大量以佛教为题材的壁画，深富独创精神和超凡的想象力。唐代的三彩陶俑制作精美，能够刻画出人物的精神状态和感情思想，而动物俑以马和骆驼为多，形态逼真，生动地反映了唐帝国开放的时代精神。唐代著名的塑像家活跃在长安和洛阳等大城市，为数量众多的寺院和普通民众塑像。长安各大寺院的壁画，俱出名家之手，主要仍是以佛教画为主。吴道子擅长佛道画，号为“画圣”，他在传统的兰叶描和从西域传来的铁线描之外，别创出一种圆润的“莼菜条”，又吸取梁代张僧繇和西域画派的晕染法，使其画作富有立体感。其所画人物，“虬须云鬓，数尺飞动，毛根出肉，力健有余”，是盛唐时代宗教画的代表人物。擅长人物故实的阎立德和阎立本兄弟、擅长仕女画的张萱和周昉、发展了山水画的展子虔、善画金碧山水的李思训等，都在中国绘画史占有重要地位。受佛教文化熏陶至深的唐代大诗人王维，首创中国水墨山水画，被称为山水画南派之祖，对后世的水墨山水画影响深远。敦煌等地壁画中的经变画，内容纷繁、构图紧密，展现了当时画工们的高超水平。从这些经变画中，可以一窥唐代绘画的风采。
《八十七神仙卷》（局部，吴道子线描人物）
《屏式仕女图》（原绘于陕西长安南里王村唐墓墓室西壁，现藏陕西省博物馆）。由六扇屏风所组成的游春图，为研究唐代庄园生活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颜真卿《颜氏家庙碑》（现藏陕西省博物馆碑林）。颜撰此碑时已过古稀之年。此为颜体代表作。
颜真卿《颜勤礼碑》（西安出土，现藏陕西省博物馆碑林）。颜真卿撰文并书，是他为曾祖颜勤礼立的墓碑。
唐三彩釉陶骆驼载乐俑（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隋唐时代，音乐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传统的五音音阶、丝竹钟磬的乐器，在域外传入的新的乐理和乐器冲击下，出现了融合。大量胡人创作的乐曲在唐帝国内广泛流行。唐代《十部乐》包括《燕乐》、《清乐》、《西凉乐》、《天竺乐》、《高句丽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高昌乐》。唐代的音乐中加入了中亚、印度等地的音乐元素，融合造就了唐代的新音乐。这是中国音乐史上的一个高峰。而且可以说，西域音乐在唐代音乐体系中占据重要的位置。唐玄宗非常喜欢羯鼓，这从侧面反映出西域音乐在当时社会中的地位。唐南卓《羯鼓录》记载：“上性俊迈，酷不好琴，曾听弹琴，正弄未及毕，叱琴者出曰：‘待诏出去。’谓内官曰：‘速召花奴，将羯鼓来，为我解秽！’”正是因为唐朝宽容开放的心态，海纳百川的气度，才能够持续推动音乐体系的革新。除了音乐，唐代的舞蹈也是吸收多种文明的精华，气度恢弘。隋唐舞蹈分为软舞和健舞，软舞有乌夜啼、凉州、回波乐等；健舞有剑器、胡旋、胡腾等。胡旋舞、柘枝舞等，都是来自中亚昭武九姓的舞蹈，在唐朝非常流行。唐代的大曲都是舞曲，每一曲分为十二大段，结构复杂。具有故事情节的戏，比如《兰陵王》等，在唐代非常流行。木偶戏也出现了。唐代的杂技表演也很活跃，从唐代的壁画中，就可以看到表演杂技的场景。
唐诗的世界
唐代历来被视为中国诗歌水平最高的黄金时期，因此有唐诗之说，与宋词并举。中国自《诗经》、《楚辞》、《汉赋》、《乐府》以来一直有作诗的传统。隋唐除了承袭古体诗的体裁，亦同时发展出结构更为工整的近体诗，如四句的绝句和八句的律诗，对押韵、平仄等有更严格的要求。留存到今天仍有两千两百多个诗人创作的近五万首作品，是中国文学的瑰宝。唐代涌现了大量杰出的诗人，突破旧有的文学形式，使唐代诗歌发展到高度成熟的阶段。唐代前半期是中国文明的开拓时期，疆域辽阔，经济繁荣，交通发达，思想包容，各种文明的交汇，给唐诗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从某种程度上说，不同文明的融合，造就了唐诗的成就。
唐诗大致可分作四个阶段：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初唐通常指唐朝建国至唐玄宗之前的约一百年，盛唐指唐玄宗至代宗的约五十年，中唐是德宗至文宗的约五十年，而晚唐则是文宗后期至唐朝灭亡的约七十年。实际上阶段之间并无严格的分界。隋代和唐初的诗人，大多出身贵族，风格承袭南朝余绪。到了高宗时代，诗坛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高潮，初唐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成为诗坛的佼佼者。从选题上看，他们开始描写城市和边塞的生活，有的作品带有鲜明的政治意涵。陈子昂（661—702）排斥南朝齐、梁彩丽竞繁的风格，主张恢复诗歌反映现实生活的传统。他的诗刚健素朴，一扫齐、梁以来绮靡、颓废的遗风。但是并不是说齐梁旧风就此消失，实际上各种风格仍能同存。比如沈佺期和宋之问就能创作出不同于陈子昂风格的佳作。从某种意义上说，陈子昂是复古派，追求的是汉魏风骨，但是却以复古而开拓。此时律诗体制渐次完成，格式固定下来，五七言绝句地位亦提高。
开元、天宝时期是大家追忆的盛唐时期。不但文明发展到新的高度，而且唐朝对外处于开拓攻势，同时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黄金时代。这时的诗人发展了诗歌的各种风格和形式，流派众多，缤纷灿烂。随着唐朝拓边，边塞诗兴起。唐代“宁为百夫长，不为一书生”的价值取向在中国文明的前期并不稀见。宋代之后却转换为“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拓展与收敛之区别一目了然。边塞诗代表人物王翰、岑参、高适、王昌龄和王之涣，作品多描写边塞瑰奇风光和军旅战争生活，表现征人离妇的思想感情，诗风奔放雄伟，富于浪漫气质，气象雄浑。王翰的《凉州词》描述长征战士的豪迈与不惧生死：“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王昌龄描写唐朝军队的气势与战斗力：“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渡阴山。”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对当时唐朝开拓疆域的描述。宋代的诗歌中，就较少出现战马、边塞、战争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