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像轴（元代佚名）。图中所绘唐代诗人杜甫侧身拱手，头戴竹笠，凸显一派儒雅文士之形象。
有边塞的安全，就有隐逸的生活。山水田园派的王维、孟浩然和储光羲，描绘了恬静的田园和幽寂的山水，作品以五言为主，描写出人们追求清静闲适的精神生活。但是也有像高适这样描写农民疾苦、关心家国命运的现实主义诗人。高适还创作了不少著名的边塞诗。盛唐时期的李白和杜甫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诗歌艺术的集大成者。李白能够汲取魏晋以来优秀的诗歌传统，又能采撷各种文明因素开拓创新，其作品雄放无比，线条大刀阔斧，手法变幻莫测，并不屑于精雕细琢，但是却最贴近自然。从他的诗歌中，可以读出唐代不同宗教、文化的影响，反映了当时人们思想的丰富与自由。与李白相比，杜甫（712—770）却是典型的现实主义风格，多取材政治兴亡、百姓疾苦、社会动乱等等，诗歌中带有深厚的儒家色彩，悲天悯人，被称为“诗圣”。杜甫律诗注重声律对仗，语言锤炼，为历代典范之作。风格多样，或雄浑奔放，或清新细腻，主要风格为沉郁顿挫。杜甫还开创了“即事名篇”的新乐府诗，描写民生疾苦，下启中唐新乐府运动。杜甫的一生，大部分是在忧伤和痛苦中度过的。生活的体验反映在他的诗歌之中。尤其是安史之乱后造成的社会摧残，让他写出了《悲陈陶》、《春望》、《北征》、《羌村》，组诗《三吏》、《三别》等一系列杰出诗篇。不过，虽然杜甫被认为是“纯儒”，把伦理纲常，特别是忠君视作立身的最高准则。但是，即便是像杜甫这样的士人，二元世界观的心灵结构在他身上也彰显得非常清楚，其思想里面有着深厚的佛道成分。在杜甫身上，既有佛道自认追求超越的存在境界（道，方外，出世间），也存在儒家的影响（世俗，尘网，区中）。在三教盛行的唐代前期，士人入仕则言儒，在野则归宗佛道，是普遍的现象。从表面看，杜甫既有深厚的儒者意识，又有佛道思想，好像他的心灵还属于东晋南北朝以来典型的“外儒内道”、“外儒内佛”形态。
中唐以后，唐诗发生转折，浪漫主义精神衰颓，现实主义进一步发展与成熟。贞元、元和时期，唐朝出现中兴气象。诗界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的主张，发起了新乐府运动。白居易和元稹成为主要的代表人物，新乐府运动为主要潮流。白居易的《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是这些诗的代表作品。元稹的艳体诗和白居易的杂律诗反映了当时的都市生活。而韩愈、孟郊和李贺为奇险派诗人，比较偏重艺术技巧的新创，奇险冷僻。韦应物、刘长卿、柳宗元则是山水田园派诗人，柳宗元山水诗尤峻洁清丽。到了晚唐，唐诗风格也发生变化，杜牧、李商隐、温庭筠是其代表人物。皮日休和陆龟蒙是社会派诗人则以诗歌讽刺现实。唐诗对后代的诗歌创作有重大的影响，至今古体诗和近体诗仍然流行。唐诗中的典故也频繁为人所引用。唐诗的高度繁荣，跟唐朝开放自由的文化、思想环境有直接的关系。当时佛教的繁荣和思想的变迁，加上当时书法、音乐、舞蹈、雕塑、绘画等艺术形式都处于一个繁荣期，彼此影响，进而开拓了一个唐诗的时代。唐诗传入日本、韩国，对当地文化发展和文明的塑造发挥了一定作用。
敦煌壁画“像犹幻镜”
除了唐诗，唐代佛教昌盛，佛经大量翻译，在寺院中时常开展俗讲，俗讲的话本叫做变文。从印度等地传入的梵呗、唱导也传入中国，运用佛曲和中国民间曲调歌唱赞偈，又用通俗的语言，夹叙夹唱，来宣传佛教教义。唐代长安的一些寺院，俗讲非常有名，乃至皇帝都去听讲。俗讲僧文淑以“其声宛畅”而享有盛名，“听者填咽寺舍，瞻礼崇奉，呼为和尚，教坊效其声调以为歌曲”。这既是一种宗教活动，又是文化活动，丰富了长安的日常生活。变文除了演绎佛经故事，比如《维摩诘经变文》、《降魔变文》和《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等等以外，还有《伍子胥变文》、《秋胡变文》、《孟姜女变文》、《王昭君变文》、《张义潮变文》等多种。这些都是以古代历史故事、民间传说或当代人物作为题材的。变文对于传奇小说以及后来的民间说唱文学有很大影响。
《维摩诘经变》（盛唐，现存于甘肃敦煌莫高窟103窟东壁南侧）
科技发达的时代
唐代除了人文发达，科技也处于黄金的发展时期。科技发展的成果不但推动中国社会进步，而且对周边文明体也有重要促进作用。
隋唐时期，作为文化载体的书籍，因为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从写本时代开始逐渐向印本时代过渡。这个过程非常漫长，是人类文明史上一大事件。中国秦汉时期有石刻印刷，但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雕版印刷。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和推广，佛教的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文化的繁荣、佛教的传播，写本已经不能满足需要。最晚到隋代，已经产生了佛教雕版印刷术，但属于覆印而非仰印。唐代出现仰印。玄奘西行回国曾大量印刷佛像。到了唐代中后期，雕版印刷已经非常普及，元稹和白居易的诗歌已经被大量印卖于市，雕版印刷的日书也在民间广泛使用。唐末，成都大量印书，成为全国的印书业中心之一。现存的最早的雕版印刷品，是咸通九年（868）王阶印造的《金刚经》。经卷高约三十公分，长约五公尺，由七个印页黏结而成。卷首是一幅佛教画，后跟《金刚经》正文，画和文字都刻得很精美。刀法纯熟、印刷清晰，可见当时刻印技术已经很成熟。这件出土于敦煌藏经洞的珍品被斯坦因带回英国。现存中国较早的印刷品还有乾符四年（877）历书和中和二年（882）历书等，尤其是1953年出土于成都东门外晚唐墓的龙池坊卞家印卖《陀罗尼经》，也属精品。从出土的印刷品性质也可看出，佛教在印刷术推广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大量出土的印刷品都是佛经。
《金刚经》（1900年甘肃敦煌莫高窟发现，现藏伦敦大英博物馆）
鎏金怪兽纹银盘（陕西西安南郊何家村出土，现藏陕西省博物馆）
摩羯纹金羽觞（西安太乙路出土，现藏陕西省博物馆）。摩羯系古代印度神话中的一种动物。此造型、纹饰均受外来文化影响。
隋唐与亚洲各国（如日本、朝鲜、印度、伊朗等）的经济文化交流，大多以佛教为连接线。唐朝末年，印刷术更加普及，广泛见于唐朝各地。出版的书种类也开始增多，除了佛经，还有历书、文学、咒本、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类的术数书。印刷术在中国发明后，逐渐传播到世界其他地区，促进了当地文明的进步。天宝十载（751），杜环跟随高仙芝在怛逻斯与阿拉伯作战被俘，送到库法，受到优待，使他得以周游西亚，并随着阿拉伯使团经过埃及、苏丹而到埃塞俄比亚的摩邻国。宝应初年（762）乘商船回国，写了《经行记》一书，惜已失传，惟杜佑的《通典》引用此书，有一千五百余字保留至今。根据《经行记》的记载，在大食国都亚俱罗，唐朝被俘的工匠有金银匠、画匠、绫绢织工、造纸匠等，唐朝工匠高超的技艺和科技水准，对阿拉伯世界的进步有一定作用。造纸术也至迟在此时传入阿拉伯世界。
三彩骆驼载乐俑（西安西郊中堡村唐墓出土，现藏陕西省博物馆）
三彩骆驼及牵驼俑（陕西咸阳契苾明墓出土，现藏陕西省博物馆）
唐代在天文、数学、历法、星占、气象、仪器制造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极高的成就。日本采用唐朝历法后，很快就废掉了之前自己的古历。日本留学生吉备真备从唐朝回国时携带的东西包括：“入唐留学生从八位下下道朝臣真备献《唐礼》一百三十卷、《太衍历经》一卷、《太衍历立成》十二卷、测影尺一枚、《乐书要录》十卷、马上饮水漆角弓一张，并种种书籍、药物等。留学之间历十九年，凡所传学，三史五经、名、刑、算术、阴阳、历道、天文、漏刻、汉音、书道、秘术、杂占一十三道。”（《扶桑略记》“天平七年四月”条）由此可见，唐朝的礼制、历法、天文测量、音律等，对日本知识精英极具吸引力。
唐前期天文历法集大成者为李淳风。李淳风长期担任太史令，其学术研究涉及多个重要领域。他制定的《麟德历》在历法改进中占据重要位置，其东传日本，并于天武天皇五年（667）被采用，改称为《仪凤历》。他撰写了《晋书》、《隋书》中的天文志、律历志和五行志；他还是《乙巳占》等重要著作的作者。《乙巳占》全面总结了唐贞观以前各派星占学说，介绍了甘德、唐昧、梓慎、裨灶、箕子、张衡、陈卓、刘表、郗萌、庾季才、袁充、郭璞等近三十位星占家的观点。经过综合之后，保留各派较一致的星占术，摈弃相互矛盾部分，建立了一个非常系统的星占体系，对唐代和唐代以后的星占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另外，唐代《开元占经》是唐代收集古代天文星占文献资料的集大成之作。作者瞿昙悉达是来自天竺的移民，其家族长期在唐朝为官，在天文星占方面取得了极大的成果。其父瞿昙罗曾向唐太宗献上《经纬历》，武周圣历元年（698）又献上自编新历《光宅历》。《开元占经》这部自开元二年（714）开始编纂的巨著，对宇宙理论、天文、气象、历法、星图、杂占等都有详细论述。而且它直接节录原文，保存了大量原始资料。
敦煌S.3326的星图。中古以前天文和气象（云气、光象）是连在一起的知识，古人并不知道大气层的存在，所以统称为天文气象。而官修天文志以及传统阴阳五行类的知识，均是天文气象并称，或简称天文。敦煌文献也不例外，S.3326也是将星占和气象放在一起的。
玄宗时僧一行根据南北各地实测北极高度和冬至夏至日影短长的结果，推翻了过去“王畿千里，影差一寸”的说法，证明影差和距离的比例并不固定；创制了能够直接测量黄道坐标的黄道游仪，用它测量了二十八宿距天球北极的度数，在世界上第一次发现了恒星位置变动的现象。而且他主持了世界上第一次对子午线的测量，从现代测量学的理论看，他已经测量了地球子午线一度的弧长。若再往前推导一步，即可得出地球是圆的这一结论。
隋唐时期，对气象气候不论在实际观测还是在理论方面都有所进步。保留了大量涉及雨、雪、雹、霜、雾、气温异常、大风、干旱等天气现象的记录。李淳风《乙巳占》中记述了候风法、占风远近法、推风声五音法等。其中候风法专门介绍了相风旗、羽葆和木乌等测风仪器。甚至已经初步提出了风力分级法。邵谔的《望气经》则对云有深入的观察和分析。黄子发的《相雨书》可说是一部关于降雨的气象学专著，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思想价值。
演奏陶俑（唐代，西安出土）。演奏俑持有的乐器有竖箜篌、拍板、横笛、排箫、琵琶、笙等。
唐代，数学在前代成就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隋书·经籍志》著录数学著作二十七种。王孝通《缉古算经》关于三次方程的工作、二次内插法的创立、实用算术的发展和计算技术的革新都标志着唐代数学方面达到的高度。李淳风编定和注释的十部算经（《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孙子算经》、《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缀术》、《五曹算经》、《五经算术》、《缉古算术》），已经作为唐代国子监算学馆的数学教材。此外，唐朝在建筑、堪舆等领域也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唐太宗时，吕才奉旨主持刊定阴阳书。李淳风有《九星龙穴图》，丘延翰有《天机素书》四卷。
《备急千金要方》书影
唐代的医学也非常发达。孙思邈吸收佛教典籍中关于印度医学的内容，而且注重实践，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他于永徽三年（652）撰成的《备急千金要方》三十卷，系统地论述了传统中国医学的学术成就。他特别重视药物的研究和采集，被后人称为药王。此外，隋代巢元方等人撰写的《诸病源候论》、唐代王焘撰《外台秘要》四十卷，都是当时重要的医学成果。高宗时，苏敬等人受命重修《本草》，共五十三卷，记录药物八百四十四种，在新增加的一百十四种药物中，有不少是从波斯和南海传来的。这是世界上第一部由国家编定颁行的药典。隋唐医学已有体疗（内科）、疮肿（外科）、少小（小儿科）、耳目口齿科，还有针科和按摩科等，在分科治疗上有明显进展。
08
亚洲历史图景中的安史之乱
学者们往往给安史之乱寻找爆发的原因，甚至建构起各种各样的必然性理论，比如说唐朝在安史之乱前已经衰败，或者将其爆发归结于唐玄宗统治的腐败等等。但是这很可能并不是真相，至少只是真相之一。天宝十四载（755）发生的这场动乱，并不能用历史的必然性来解释。这不是反抗民族压迫的战争，也不是被统治阶级反抗统治的起义，从性质上说，只不过是具有政治野心的军事将领结合唐朝雇佣军发动的一场反叛。在安史之乱之前，唐朝并没有陷入内忧外患之中，早不了几年的开元年间，还是“海内富实”，“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新唐书·食货志》）的黄金时代。唐朝的富饶也体现在杜甫的诗歌里面，“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安史之乱的突然爆发，让唐朝迅速从极盛而转衰，中原残破，“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旧唐书·郭子仪传》）。
玄宗朝强盛局面的突然终结
玄宗上台后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加强了君主权力，政局稳定，经济繁荣，对外的政治和军事拓展取得了极大进展，唐朝呈现出高度繁荣、文化辉煌灿烂的局面，唐朝的国力达到了鼎盛阶段，而且这一阶段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几个盛世之一。“自开远门西行，亘地万余里，入河湟之赋税。左右藏库，财物山积，不可胜数。四方丰稔，百姓殷富，管户一千余万，米一斗三四文，丁壮之人，不识兵器。路不拾遗，行者不囊粮”（唐代郑棨《开天传信记》）。除了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成就，玄宗本人还精于音乐、诗歌和书法，对道教、密宗等宗教哲学也有相当了解，他跟杨贵妃的爱情故事后来成为中国文学的一个典型主题，不断出现在诗歌和小说创作中。可以说，在唐朝中后期的人看来，玄宗是一个悲剧英雄。唐朝在他的统治之下达到了辉煌的顶点，但是却从顶点迅速滑落下来。这一转折的意义甚至超出了唐王朝兴衰本身，对整个中国历史，乃至亚洲历史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八重宝函（唐代，现藏法门寺博物馆）
盛唐壁画，反映了当时丰富的社会生活。
玄宗通过一系列改革打击贵族政治，尤其是抑制皇室子弟对皇位的野心后，政治权力结构产生了重大的变化。以前飞扬跋扈的太子、亲王、公主变成了宦官监视下居住的囚徒，贵戚大臣无法再通过投机不同皇室子弟组成的阵营谋取政治利益。宦官的权力开始上升，从玄宗开始，高力士等宦官可以获取三品以上的高位。但是宦官的权力直接来源于皇帝，离开皇帝他们就失去了根本，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宦官是皇帝权力的延伸。皇帝权力加强的另外一个表现就是宰相制度的变革。玄宗时代，三省六部制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中书、门下、尚书省的权力制衡和职能分工消失了，宰相人数下降到四人以下，兼有制定政策和推动实施的大权。门下省和中书省合并，尚书省成为政府的执行部门，其长官不再参与政策的制定。在这种情况下，唐朝的中枢体制似乎在向内阁首辅模式演进。玄宗时代的每个时段，都有一个或者两个强有力的宰相负责中央政府的政务运作。开元前期，这一权力在姚崇和张说之间轮替。最初是姚崇排挤了张说担任宰相，姚崇死后，张说长期把持朝政。这种模式一直延续到李林甫和杨国忠。而玄宗本人在强力宰相执政的同时，更多地依靠从集贤院和翰林院等机构选拔资历较浅的官员帮他起草文件和拟定政策。加上作为他权力延伸的宦官，玄宗能够绕过正常行政手续将自己的意图付诸实施。但是显然，玄宗后期转向精神层面的追求，比如宗教，使重要的权力落在“内阁首相”的手上。
733年执政的裴耀卿、张九龄也非常胜任。在他们上任之前，唐朝大范围发生自然灾害，730年、731年、732年都发生了洪水。到了734年，由于粮食供应不上，朝廷只好迁往洛阳，并且派大臣去受灾的州县赈灾。裴耀卿锐意解决长安的粮食供应问题，在他主持下，对长安的运粮路线不再从陆路洛阳运到陕州。新的路线是直接溯河而上，减少了运输费用和人力浪费，此后每年转运到长安的粮食大为增加。唐朝中央政府在736年后期迁回长安，因为粮食问题已经解决，从此再也没有回到洛阳来。二十多年后，经过长达一百五十年和平的洛阳，本来作为帝国东方堡垒的地位被忽视，在突然爆发的安史之乱中，被安史叛军轻易攻破。安史之乱后，唐朝的东、西两京体制实际上已经瓦解。
导致安禄山叛变几乎摧毁唐帝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在于唐朝的军队改革。唐朝的府兵制是一种义务兵制。折冲府设折冲都尉、果毅都尉。卫士挑选壮丁充当，从二十一岁入军，到六十岁免役。他们平时在家乡进行农业生产，农闲时受军事训练，其主要任务之一是轮番到京城宿卫，谓之番上。遇有战事发生，卫士要应征作战；战事结束，即解甲归农。在这种体制下，领兵的将领和兵士之间难以形成紧密的联系，有效地防止了军队将领以军干政。而且，府兵制的重点是首都。围绕在长安周围集中了最多的折冲府，这种内重外轻的安排，对唐帝国定都西部，以西北之兵马控东部之民具有重要意义。玄宗早期，首都的南衙卫兵不但地位下降，人数也在减少。723年玄宗封禅泰山时，宰相张说废弃了府兵番上宿卫的制度，招募强壮十二万人，免其征镇赋役，号长从宿卫。开元十三年（725），改称彉骑，分隶十二卫，后又散入羽林军。南衙十二卫在安史之乱前夕，作为一支整体的战斗力量实际上已经消失了。皇帝控制的最直接的军队是北军，北军在历次宫廷政变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所以在731年玄宗刻意打压了其将领王毛仲等，北军有所削弱。因为长期不打仗，其成员大部分是长安富裕的商人和城市居民，甚至雇佣替身或者派遣家仆代替他们当兵。所以，北军也成了一支微不足道的军队。可以说，在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中央政府根本派不出一支真正能够野战的军队与叛军对垒，只能依靠其他边防军来拯救自己。749年，宰相李林甫停止了府兵到首都服役。到这时，府兵已经完全成了没有组织、没有军官、没有武器装备的名义上的军队。此后，唐朝的军队几乎全部由职业军人组成，而国家负责供养它们。
兵制的变迁，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它适应了唐帝国对外的拓展。因为长期的征战，不允许定期的换防，而需要专业化的可以长期作战的长行兵。而内部似乎天下太平，国家繁荣，不需要供养那么多军队。在和平时期，这是最有效和最经济的体制。但是在兵制改革的过程中，最终形成了唐朝军队大量集中于边疆，而国内兵力微弱的局面。为了应付对外作战，唐朝建立了节度使制度，在沿边先后设立了安西、北庭、河西、陇右、朔方、河东、范阳、平卢、剑南等九个节度使和岭南经略使，节度使后来取得了专制的军政大权。天宝元年，唐帝国的边防军兵力达四十九万人，而且集中了几乎所有的有战斗经验的老兵，中央政府根本没有与之相比的兵力可以调遣。在这种情况下，宰相比如李林甫、牛仙客等都挂名节度使，可以稍微掌握一定的作战兵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出将入相”是较为有效的控制强大边防军的手段。节度使如果有杰出的表现，可以到长安做宰相，而宰相也可以出去领兵。但是这种情况在李林甫和杨国忠时代遭到了破坏。宰臣为了维护自身权威，启用文化水平不高、无法做宰相的外族将领，给安禄山的叛乱提供了良机。其实安禄山本人也希望能够出将入相，到长安做名副其实的宰相。杨国忠对安禄山采取的极端排斥做法，在某种程度上也刺激了安禄山的叛变。无论如何，兵制的改革，在唐朝对外的作战中展现了它的优势。在李林甫掌权初期，复兴的东突厥覆灭了，而对唐帝国构成严重威胁的吐蕃和契丹，都被唐帝国的军队打得处于守势。但是这一切成果，都在安禄山的叛变后灰飞烟灭。
玄宗中期，宇文融、李林甫、王鉷等以行政能力著称的官僚当政。从736年起至752年，李林甫一直扮演着首辅宰相的角色。李林甫与安禄山在某种程度上是政治伙伴的关系，但是李林甫与后起的杨国忠关系紧张。而且安禄山对才能平庸的杨国忠“视之蔑如”，两人关系绝非像官方史书描述的那么紧密。天宝十一载（752），李林甫刚死，杨国忠就诬告他谋反，玄宗追削林甫官爵，籍没其家产，子婿流配。杨国忠代替李林甫执政后，安禄山与唐中央政府的关系就紧张起来了。杨国忠奏请哥舒翰为河西节度使，以与安禄山相抗衡。他还清除了河东太守兼采访使韦陟，韦陟贿赂吉温为他说情，又写信给安禄山求助。结果杨国忠不但把韦陟贬逐，还把吉温处死。安禄山在中央政府损失了不少盟友。
杨国忠等不断上告玄宗安禄山要反，欲置之死地。天宝十四载（755），杨国忠指使京兆尹包围了安禄山在长安的住宅，搜索造反的证据，甚至逮捕了安禄山的门客，送到御史台处决。这些极端的手段，等于将安禄山逼到了必反的地步。从某种程度上说，安禄山的反叛，杨国忠清除政敌、巩固个人权力是一个重要的诱发因素。所以唐人杜佑说：“禄山称兵内侮，未必素蓄凶谋，是故地逼则势凝，力侔则乱起，事理不得不然也。”（《通典·兵典》）也正是杨国忠，在哥舒翰屯兵潼关，阻止安禄山大军西进的时候，担心哥舒翰图谋自己，通过玄宗压迫哥舒翰出兵决战才使得整个局势一败涂地。
粟特石棺床局部。安禄山具有粟特人血统，同时也利用祆教为自己的政治活动造势。
此时，安禄山控制的三镇兵力约十九万人，占当时边兵的百分之四十，占全国兵力的三分之一，后来又兼并了阿布思的数万精兵，可以说，其兵力足可以与整个唐朝对抗。天宝十四载（755）正月，安禄山遣副将何千年奏表朝廷，请求以蕃将三十二人代汉将。杨国忠、韦见素等人上奏玄宗认为安禄山反叛已经非常明显了。这时，玄宗君臣计划任命安禄山为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离开军队到长安担任宰相，但是最终也没有发出诏书。天宝十四年（755）冬，安禄山率领所部及由同罗、奚、契丹和室韦人组成的军队共十五万人南下，安史之乱爆发。雇佣军的叛乱虽然没有颠覆唐帝国，但是最终成为唐王朝，乃至整个中国历史的转折点。
安史之乱的始末
安禄山（703—757）是营州人。其父可能是康姓胡人，母阿史德氏是个突厥巫婆。他从小随母在突厥部族生活。后其母改嫁于突厥将军安波注之兄延偃。开元初年，其族破落离散，他与将军安道买之子孝节，安波注子思顺、文贞一起逃离突厥，遂与安思顺等约为兄弟，从此即冒姓安氏，名禄山。开元末年曾在幽州藩帅张守珪部下任捉生将。天宝元年（742），分平卢为节度，遂以安禄山为平卢节度使，兼柳城太守、押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他迎合玄宗好大喜功的心意，屡次挑起边事，以邀功赏，得到了玄宗的赏识，先后担任了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在他的周围聚集了高尚、严庄、史思明、安守志、李归仁、蔡希德、崔乾祐、尹子奇、武令珣、田承嗣等文臣武将。又建立一支八千人的精兵“曳罗河”（壮士或者奴隶之意），蓄养战马、军备。安禄山又利用他的粟特人身份，派遣粟特商旅到各地做生意为自己筹集资金，每年粟特商胡交纳的珍货达数百万。安禄山又利用粟特人信仰的祆教，塑造自己大祭司的形象，得到大量胡人的支持。粟特人对安禄山叛乱的支持，也导致了安史之乱中粟特人的大量被杀，这个曾在丝绸之路上扮演重要角色的民族，在安史之乱后遭受重创，逐渐从中国历史的图景中消退。
安禄山伪造诏书，以玄宗密诏讨伐杨国忠为名，率军南下。“渔阳颦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中原承平日久，面对能征惯战的野战部队，几乎没有什么抵抗力。叛军在很短时间内就跨过了冰冻的黄河，河南节度使张介然等部一触即溃。在扫清外围后，安禄山兵锋指向东都洛阳。在安禄山叛军南下的时候，玄宗急忙部署，让名将封常清担任范阳、平卢节度使，到洛阳募兵，而以名将高仙芝帅兵东征。封常清虽是名将，无奈其所招募的兵士都是些商贩之徒，未经训练，无法跟安禄山的军队相抗衡，只好放弃洛阳，跟高仙芝会合后退守潼关。安禄山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攻陷了唐朝的东都洛阳，大部分的河南、河北郡县落入叛军之手。安禄山命其将崔乾祐屯兵陕城，窥视潼关。至德元载（756）正月一日，安禄山于洛阳自称雄武皇帝，国号大燕，定洛阳为都，以范阳为东都。唐军封常清、高仙芝坚守潼关，双方进入相持阶段。
潼关是长安的东大门，潼关以西，长安已无险可守。官军扼守潼关，完全能阻止叛军西进关中，高仙芝退守潼关的战略决策是十分正确的。安禄山命张通晤和杨朝宗向东攻城略地，遭到东平太守嗣吴王李祗等的阻击；真源令张巡守雍丘，与叛将令狐潮、李怀仙等数万叛军浴血奋战，叛军也不能南下江淮；叛军在南阳方面的攻势屡屡被唐军挫败，阻止其南下江汉。这时，安禄山叛军西不能进潼关，东不过雍丘，南被阻截于南阳。而河北平原郡太守颜真卿组织河北军民抗战，一时失陷的各城纷纷脱离了叛军，唐将李光弼率兵出井陉，连下数城，与颜真卿遥相呼应，严重地威胁着叛军的后方。安禄山束手无策，一时计划放弃洛阳，逃回范阳。但是这么好的战略形势却被唐朝内部的勾心斗角毁于一旦。先是宿将封常清、高仙芝遭宦官诬陷被杀。玄宗命老将哥舒翰统军。哥舒翰也采取正确的战略，坚守潼关。但是由于政治的考量，杨国忠担心哥舒翰图谋自己，屡进谗言，指哥舒翰怯阵固守；加上形势看似很好，玄宗也希望一举平定叛军，于是在坚守半年左右后，命令唐军主动出击叛军。叛军利于野战，而唐军利于坚守，放弃自己的有利形势而与叛军决战，自然遭到惨败。近二十万唐军一战瓦解，潼关也落入叛军之手。经此一变，整个形势都陷入无法收拾的境地。
杨贵妃像（明代唐寅绘）
潼关失守后，长安已经无险可守，玄宗连夜仓皇出逃。到达马嵬驿时，在太子李亨和禁军将领等密谋下，扈从的禁军发动了哗变，杀死了杨国忠，并且逼迫玄宗缢杀了杨贵妃。政变以后，太子李亨不敢再跟随玄宗逃亡四川，选择了分兵北上。李亨得到了唐朝另外一支野战部队朔方军的支持，在灵武即位，即唐肃宗。此后唐朝的最高权力逐渐转移到肃宗手中，玄宗被尊为太上皇。虽然玄宗曾经试图维持自己的权力，比如支持永王李璘分兵江南，但是最终失败。
进入长安的叛军对未逃离长安的皇室成员、百官家属进行了血腥的屠杀，长安城遭到了第一次较大规模的破坏。唐军的大好战略形势急转直下，郭子仪、李光弼从河北撤军，退守井陉，河北郡县大部分又落入叛军之手，河南多个坚守的据点也被叛军拔除。不过叛军内部发生了内争，安禄山在757年正月被谋杀，其子安庆绪即位。叛军内讧的同时，唐军重新集结了兵力，肃宗又请求回纥的援军，一起镇压叛军。李光弼、郭子仪集合了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和西域的军队，在回纥的援助下，于至德二年（757）夺回了长安和洛阳。安庆绪退保邺郡。
乾元元年（758），唐王朝以李光弼、郭子仪等九节度使之兵攻邺，不设统帅，以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使。唐方军令不一，各节度使又互不为谋，以致围攻数月而不能下。次年三月，降唐复叛的史思明自范阳引兵救邺，大破九节度使之兵，诸节度使各溃归本镇。史思明杀安庆绪，即帝位于范阳。这年秋天，他又领兵南下，再度占据洛阳。后来，史思明又被他的儿子史朝义杀死。宝应元年（762），新即位的唐代宗借回纥兵收复洛阳。接着，叛军的几个主要将领相继降唐。宝应二年（763）正月，史朝义穷蹙自杀。安史之乱虽然结束，但是“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繁华的都市变为废墟，社会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此后，唐朝陷入内忧外患的夹击之下，虽然经过多次振作，但是再也无法恢复世界帝国的荣光了。接下来的宋代虽然在文明发展上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但在对外拓展方面止步不前，无法再获得强势的亚洲中心的地位。
唐玄宗作为唐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对唐朝进入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展的鼎盛阶段有自己的贡献。但是最终败于雇佣军叛乱，在此后的史书和文学作品中，他往往被描述为一个要美人不要江山的昏庸君主，成为这场大浩劫的替罪羊。肃宗即位并稳住形势后，玄宗于至德二载（757）年底被接回长安，但是被置于肃宗的控制之下，于宝应元年（762）溘然逝世。他和杨贵妃的爱情，在唐代就已经成为爱情文学的主题。叛军一面，虽然始作俑者安禄山、史思明等人死去，但是他们手下的一些骄兵悍将比如田承嗣、李怀仙等始终控制着河北诸郡，此后一直到唐朝灭亡，唐朝中央政府始终没有能够真正收复河北地区，河北三镇“讫唐亡百余年，卒不为王土”（《旧唐书·田承嗣传》）的罪魁祸首，还是安史叛军的余孽。
保守主义兴起和走向内转
安史之乱是整个中国历史的转折点，很可能也导致了粟特人在亚洲世界地位的彻底瓦解。昭武九姓胡人是具有较高文化水准又善于经商理财的民族，在几百年间都起着沟通东西文明的作用。他们在中国内地、突厥汗国的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隋代裴矩评论突厥时说，突厥本性淳朴容易离间，“但由其内多有群胡，尽皆桀黠，教导之耳”（《隋书》卷六七《裴矩传》）。“胡”在中古时代往往指的就是粟特人。颉利可汗就非常信任粟特人，甚至为此疏远了突厥部族，导致了部落的分裂（《通典》卷一九七《边防》）。从北朝到隋唐，粟特人在中国朝廷当官的记载层出不穷，比如他们在河西地区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隋末武威人李轨占据河西五郡之地称帝，以胡人安修仁为户部尚书，安修仁之兄安兴贵效劳李唐政权。唐高祖派安兴贵招抚李轨政权，李轨率兵抗拒，但最终还是被安氏兄弟擒获，送往长安，“河西悉平”（《旧唐书》卷五五《李轨传》）。安兴贵因功被唐朝廷授予右武侯大将军、上柱国，封凉国公；安修仁亦被授予左武侯大将军，封申国公。玄宗天宝六载（747），唐朝廷任命安姓胡人安思顺为河西节度使（治凉州）。四年以后即天宝十载（751），唐以高仙芝代安思顺。安思顺不想被替代，“讽群胡割耳面请留己”。唐朝廷无奈“判复留思顺于河西”（《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天宝十载正月”条）。可见粟特人在地方上的影响力之强，可以迫使朝廷收回成命。
粟特（Sogdiana）是中国古书中记载的昭武九姓，由操印欧语系伊朗语族粟特语一支的粟特人所建，活动范围在今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泽拉夫尚河流域。粟特地处欧亚陆上交通枢纽，商业活动构成了粟特人的经济基础。东至中原，南至印度，西至波斯、拜占庭，东北至蒙古，凡利所在，无不至。粟特人在突厥、回鹘等游牧国家的内政外交、贸易铸币、宗教传播、文字创制等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九姓胡诸城邦地处中国、印度、波斯和拜占庭四大文明汇聚之区，不但转贩各个文明的特产，而且也带来了精神世界的交融。粟特人能歌善舞，乐器以琵琶为著名，康国乐、安国乐、胡旋舞、柘枝舞在唐代曾风行一时。唐代长安城中，西市胡店与胡姬曾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粟特地处拜火教、佛教、摩尼教、景教和伊斯兰教的交汇之地，对于中国佛经的传入与翻译有很大的贡献。粟特的拜火教渗进了当地的偶像崇拜，因而与波斯国教拜火教有很大不同。总之，粟特人在引西方新鲜之血注入中国文明之躯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是促进中国进入文明开放、包容博大的鼎盛时期的一个重要族群。
但是这样一个杰出的民族，在安史之乱后遭到了沉重的打击，粟特文明最终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变成了现在我们追忆的对象。
安禄山和史思明也有昭武九姓的血统，而且安禄山在叛乱中把自己打扮成粟特人的大首领和祆教的大祭司，来获取粟特人的支持。安禄山、史思明起家的营州一带，在开元时就已成为粟特人的新家园。经过安禄山的经营，河北地区成为粟特商胡的向往之地，加上突厥部落内的胡人南下，在天宝末年以前，河北已成为胡化之区。这里的昭武九姓胡人，跟突厥有密切的关系。东突厥败亡后，昭武九姓胡人除被安置在六胡州地区外，侨居于营州南五柳城的顺州，安禄山、史思明以及康阿义屈达干等人都占籍营州柳城。安禄山在范阳的起兵，有一定的地域支持的基础，其中一个关键就在于范阳这一带，粟特族群有强大的势力和影响力。安禄山把自己打扮成祆教的大祭司，可以获得本族人民的认可和支持。安禄山的叛变似乎确实得到了粟特族群的响应。比如在安禄山叛变后不久，肃宗至德二载（757）正月，粟特胡人聚集的河西地区，河西兵马使盖庭伦与武威九姓商胡安门物等杀节度使周泌，聚众六万叛乱。“武威大城之中，小城有七，胡据其五。”（《通鉴》卷二一九“至德二载正月”条）安禄山也曾派遣部将高嵩“以敕书、缯彩诱河、陇将士”（《通鉴》卷二一八“至德元载七月”条）。
也正因为安禄山的种族与信仰的背景，尽管安史之乱并不是反抗民族压迫的斗争，其后却被唐人赋予了夷夏之防的色彩。在这种背景下，安史之乱后期，胡人遭到大规模屠杀。这种屠杀不但发生于唐军，而且大规模发生于叛军中。上元二年（761）三月，史朝义弑父自立，史朝义即位后，突厥人阿史那玉败走武清，“朝义使人招之，至东都，凡胡面者，无少长悉诛”（《新唐书》卷二二五《史思明传》）。史朝义对粟特胡人执行屠杀政策，在叛军老巢范阳引起大乱。阿史那承庆和康孝忠率领的蕃、羯兵与汉族将领高鞫仁率领的城傍少年展开激战。前者大败，高鞠仁控制了幽州城，下令屠杀城内的胡人。经过这次屠杀，本来在幽州人数众多的粟特胡人几乎被屠杀殆尽。此后幽州胡人将领的记载就大大少于以前。
另一方面，由于安史之乱，唐朝调西北边防军入援，大踏步从与阿拉伯、吐蕃等强权对峙的防线后撤。阿拉伯人则一步步向中亚两河流域进逼。七世纪下半叶到八世纪上半叶，粟特逐步被阿拉伯人所征服。十到十一世纪，粟特地区的文化优势终被突厥——伊斯兰文化所取代。胡人在中国文明进程中的重要地位，从此暗淡下去。
安史之乱给唐朝造成的创伤让唐朝人的心灵发生重要的变化。安史之乱后，文学诗歌、思想论证、歌舞讨论，都逐渐排外。白居易把天宝末年发生的社会巨变，与玄宗爱妃杨玉环和发动叛乱的范阳节度使安禄山的胡旋舞技联系起来，人们甚至认为胡曲要为安禄山叛乱负责。铁勒人仆固怀恩是平定安史之乱的英雄，但是却被唐朝政府防备和嫌弃，最终被逼反。这在之前的时代是无法想象的，之前多少异族将领率领唐军与外敌作战，取得赫赫功勋并得到应有的荣光和回馈。但是安史之乱后，整个民族的心态发生了变化。结果，在吐蕃人进攻长安时，仆固怀恩没有救援，放任吐蕃人攻陷长安。唐帝国的威望再次受到沉重打击，影响了唐朝恢复权威的进程。
胡人在中国社会的地位和在中国文化中的形象的变迁，是安史之乱后中国人精神世界变化的一个缩影。从某种意义上说，安史之乱后的“古文运动”，其复古的色彩非常明显。韩愈等人的反佛，就是要回到没有佛教的中国古典文明传统中去，认为佛教对中国文明是一种破坏。陈寅恪就指出：“唐代当时之人既视安史之变叛为戎狄之乱华，不尽同于地方藩镇之抗拒中央政府，宜乎尊王必先攘夷之理论，成为古文运动之要点矣。”（《元白诗笺证稿》）唐人夷夏之防的观念越来越强，也是受到安史之乱刺激后心理上的一种防卫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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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权威的瓦解与唐朝的乱亡
安史之乱后，唐朝中央政府的权威受到激烈的挑战。在内有藩镇割据，外有强敌环伺的情况下，唐朝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境况，一旦对外战争失利，就会招来藩镇的反扑；同样的，国内削藩战争失败，吐蕃等周边政权就会趁火打劫。宪宗时代出现了难得的中兴气象，唐朝对藩镇的斗争取得了极大的胜利，但是并没有能够将藩镇割据所依赖的地方社会结构瓦解，所以直到唐末，藩镇问题都始终困扰着唐王朝。在外部，吐蕃等兴起，对唐朝构成威胁，但是即便如此，唐朝最终还是能够化解外患，并没有在外部入侵中灭亡。在内忧外患之中，为了应对这种情势，唐朝政府加强了中央权力，比如增强了神策军这样一支中央政府掌握的军队。宦官作为皇帝权力的延伸和皇帝个人的代表，开始进入政治生活，不但典禁军，参与朝政，还到各地代表皇帝担任监军，成为政治结构中重要的一极。唐皇室的命运和宦官的命运也就无可奈何地绑在了一起。宦官集团的灭亡，也伴随着唐朝的灭亡。
藩镇割据与唐朝恢复中央权威的斗争
安史之乱的直接后果，是将一个繁荣、稳定、辽阔、包容的帝国搞成一个斗争不休、内忧外患的国家。安禄山、史思明作为唐朝的将领背叛朝廷，让唐朝中央政府对统兵将帅尤其是异族将领深为猜忌。这种猜忌带来的严重后果是奠定了藩镇割据的基本格局。在最后平乱的时刻，仆固怀恩是实际上的唐军统帅，但是他深为朝廷忌惮，导致他相当怨恨。在平定史朝义的叛乱之后，仆固怀恩为了借史朝义余部拥兵固宠，上奏朝廷让薛嵩、田承嗣、李宝臣、李怀仙等分镇河北。朝廷接受了这一方案。这样一个妥协的方案给此后的唐朝带来了长期的隐患，“河北藩镇，自此强傲不可制矣”（《资治通鉴》卷二二二）。
唐朝行政、财政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在平定安史之乱的数年间，边兵精锐者大都征调入内，称为“行营”。本来主要对外的武装力量，现在主要投入到国内的争权夺利中。武将们纷纷掌握地方行政权力，并且掌控帝国核心地区的战略要地。士兵总数持续上升，远远超出安史之乱前的数字。军队在安史之乱后成为左右帝国政治生活的主导力量。在这种背景下，地方行政结构也被改组，节度使和观察使已经成为中央政府和州县之间的常设层级，而且具有较强的独立性，不但在河北、山东，在剑南、山南、河南、淮南和岭南，甚至京畿之内，也时常发生节度使或军将的叛变。通过军功在官僚体制中获得晋升，促进了社会的流动，冲击了之前的贵族制。在经济上，国家财政已经崩溃，均田制也已经瓦解，人口大规模迁移，河北、河南这些本来传统的帝国核心区域的人口向江淮及其以南移动。安史之乱后需要进行财政制度的改革，满足新的形势的需要。实际上，位于长安的唐中央政府已经丧失了对河北和大部分河南地区的有效控制，而这部分差不多占到帝国四分之一的人口与财政收入。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唐帝国还能维持一个半世纪的主要原因，在于它仍成功地维系了西北—东南的轴心。江淮地区成为唐朝的主要收入来源，远距离输送物资到京师长安的运河体系成了朝廷的生命线。但是东南到西北的距离遥远，如果不能及时恢复中央对关东地区的有效控制，帝国的命运就始终悬于一线。所以从安史之乱结束后，唐中央政府就没有停止过削藩的行动，唐朝中央政府与地方藩镇的斗争成为唐中后期政治的一个核心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