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义潮统军出行图》（局部，现存于甘肃敦煌石窟156窟南壁下层）。这是张淮深为纪念其叔父的功绩而开窟绘制的，也是敦煌最早的“出行图”。
安史之乱后，唐朝整顿了财税制度，先后实行了榷盐制度和两税法，以增加财政收入。盐铁使第五琦、刘晏等通过改革，使盐税成为唐政府的一项重要收入来源。到代宗末年，盐利收入增加到六百万贯。因为漕运对偏居西北的中央政府至关重要，唐朝又疏浚了运河，利用盐利雇佣专门的船工挽漕。代宗大历年间，唐王朝的赋税收入，已经逐渐改变为以户税、地税为主。针对严重的土地兼并情况，宰相杨炎制定了两税法，取代之前的租庸调制——这一制度的前提是大量自耕农的存在。根据两税法，中央根据财政支出定出总税额，各州、县也根据旧征税数确定税额，向当地人户征收；依照丁壮和财产（包括田亩和杂货财）的多少定出户等，两税分夏秋两次征收，租庸调、杂徭和各种杂税全都取消，但丁额不废。两税法以土地、财产的多少为征税的主要标准，扩大了赋税的征收对象，增加了唐朝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
两税法施行后，唐王朝的财政收入增加，每年税钱有三千余万贯，税米麦共千六百余万石。唐朝政府实力增强之后，到了德宗时代，开始裁抑方镇的行动。此时，外部环境也非常有利，在779年，唐朝在西川方面击退了吐蕃和南诏的联合进攻，并且乘机改善了与吐蕃的关系。建中二年（781），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死，其子李惟岳自为留后（节度使或观察使缺位时设置的代理职位），请求继任，为德宗所拒绝。这等于是中央政府发出正式的裁撤藩镇的信号，引发了剧烈的反弹。李惟岳和魏博、淄青、山南东道等节度使连兵叛变。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也起兵反唐，出现了五镇连兵的局面。建中四年（783），唐军被淮西军围困于襄城，唐王朝调泾原兵前往援救。泾原兵在长安叛变，拥朱泚为秦帝，德宗出奔奉天。兴元元年（784），德宗在奉天诏赦李希烈等五镇节度使，专讨朱泚。不久，自河北前线入援奉天的朔方节度使李怀光又反，与朱泚联合起来，于是德宗又逃奔汉中。这种大纷乱的局面，直到贞元二年（786）李希烈死，才告结束。德宗的这次针对藩镇的斗争，不但没有取得任何的进展，反而引发了大规模的连锁反应。内忧又带来外患，贞元二年（786），吐蕃乘机对唐朝进攻，在此后数年，攻占北庭、西州。唐朝只好把注意力放在防御吐蕃上，并且改善和回纥、南诏的关系。在针对藩镇的斗争受挫之后，德宗吸取教训，加强中央禁军神策军对京畿各地的控制，并且休养生息，继续增强实力，充实国库。到了宪宗时代，唐朝实力增强，再次向桀骜不驯的藩镇发起进攻。这一次，是唐朝最接近恢复昔日中央集权荣光的一次机会。
宪宗是真正意义上的唐朝中后期的中兴之主。在裁抑藩镇的斗争中也是取得最大成果的一位唐朝皇帝。宪宗上台后，唐朝的国库重新充实，而且唐朝中央政府终于拥有了一支可以自己掌控的军队——神策军。此时，唐朝的中央官僚集团也出现了许多杰出的官员，比如李吉甫、李绛、裴度和元稹等。宪宗在战略上也吸取了前任的教训，集中力量打击一个目标，避免四面受敌。他首先平定了剑南西川和镇海浙西节度使的叛乱。元和七年（812），出现了有利于中央政府的情况：魏博节度使田弘正举六州之地归附唐朝，河北形势发生了变化。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自领军务，挑衅中央权威。元和十年（815），宪宗下令讨伐吴元济。吴元济求救于恒、郓二镇，王承宗、李师道数次上表请赦吴元济，宪宗不准。这一年六月，李师道派刺客到长安刺杀主战的宰相武元衡和大臣裴度，武元衡被刺身亡，裴度也被击伤。但是暗杀并未能阻止朝廷征讨的决心，宪宗任命裴度为相，并且将用兵之事悉以委之裴度。唐朝中央政府误以为成德节度使王承宗是操纵刺杀的幕后黑手，于次年下令讨伐。但是朝廷很快发现自己陷入两面作战，为了集中力量，宪宗暂停进攻王承宗，专讨吴元济。宰相裴度亲赴淮西督战。唐军李愬部乘雪夜奇袭蔡州，擒吴元济，淮西数万精兵相继投降，淮西平定。在巨大压力下，成德王承宗、卢龙刘总上表纳质，复献属州。元和十四年（819），唐朝集中兵力攻灭淄青李师道，淄青十二州皆平。
宪宗小心谨慎而坚决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对藩镇的控制。但是藩镇结构庞大而复杂，内部关系盘根错节、根深蒂固。不过，宪宗仍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恢复了君主的权威。除了河北部分地区外，大部分地区都接受中央政府一定程度的管辖。“自广德以来，垂六十年，藩镇跋扈河南、北三十余州，自除官吏，不贡供赋，至是尽遵朝廷约束。”（《资治通鉴》卷二四一“宪宗元和十四年二月”条）在宪宗时代，两税法的实施实际上扩大到帝国各地。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唐宪宗被视为“自古中兴之主无人及之”，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是元和十五年（820），宪宗暴卒，据说是死于宦官的谋杀，唐朝中兴的局面出现严重反复。在宪宗创造的大好局面下，继位的穆宗调换了河北诸镇的节度使；在河北实行了榷盐法和两税法。穆宗更进一步希望能够通过裁军的形式削弱地方武装割据势力。因此他提出“销兵”的政策，希望军镇每年减少百分之八的兵员。这种政策方向是正确的，但是遽然实行，触动了藩镇兵将的根本利益，河朔藩镇再次发生叛乱。卢龙将领拘囚了唐朝委派的节度使，推朱克融为留后。成德将领王庭凑也杀掉唐朝委派的节度使，发动叛乱。由于销兵而落籍的兵士纷纷投入他们的军中，二镇叛军众至万余人。长庆二年（822），魏博也发生变乱。中央政府对这些地区的军事讨伐也没有取得成功，只好与之妥协，河北藩镇的势力更加巩固。
内政外交之连环性
唐朝除了面对国内纷繁复杂的政治形势之外，八世纪中期以后周边复杂的关系也让其疲于奔命。昔日强大的帝国在内部纷乱之后，周边的挑战就显现出来。而且外患往往和内忧联系在一起，让唐朝始终在攘外和安内之间徘徊，一直到政权瓦解。这种形势随着周边战略区域的丧失，一直延续到五代、北宋、南宋，中央政权都无法恢复到唐朝世界帝国的地位，而且始终在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威胁之下。
安史之乱，陇右、剑南两节度使的精兵内调，吐蕃乘机扩充领地。唐朝突然丧失了对中亚的控制，虽然在当地的据点苦撑了很多年，但是随着与本土联系的切断，也逐渐沦陷。更为要命的是，河西、陇右战略缓冲区的丧失，让吐蕃军队可以直接威胁首都长安。广德元年（763），吐蕃长驱直入，直逼长安。唐代宗只好往东逃奔陕州。唐帝国的首都第二次沦陷，沉重打击了唐帝国的威信。吐蕃攻入长安后，立金城公主的兄弟、广武王李承宏为帝，改元，置百官，“吐蕃剽掠府库市里，焚闾舍，长安中萧然一空”（《资治通鉴》卷二二三“代宗广德元年十月”条）。虽然郭子仪设法吓退了吐蕃，收复了长安，但是从此之后，京畿时时受到威胁。永泰元年（765）九月，唐朝大将仆固怀恩因为功高不赏反遭疑忌，诱回纥、吐蕃、吐谷浑、党项、奴刺数十万众分道入犯关中，吐蕃趋奉天、党项趋同州、吐谷浑等趋盩厔，回纥继吐蕃之后，仆固怀恩又以朔方兵继其后。如果不是仆固怀恩突然死去，后果不堪设想。但唐朝也因此失去了从开始就裁抑河北、山东强藩的机会。为了拱卫京师，唐朝在凤翔、泾州、邠州、渭北等地均设节度使，驻扎重兵。马匹是唐王朝防御战争的重要工具，曾大量引进良马以组建强大的骑兵部队，从墓葬中也可反映出唐朝对马的崇奉。
德宗即位后，力图先安内后攘外，“先内靖方镇，顾岁与虏确”（《新唐书》卷二一六《吐蕃传下》），于建中元年（780）派遣使者出使吐蕃，希望缓和双方的紧张对峙关系。四年后，唐朝正式承认吐蕃攻占的州县归吐蕃属地，重新划定疆界。然而，德宗通过割地忍让换来的宽松外部环境，并没有带来对内削藩战争的胜利，反而引发了更大的军事混乱，甚至德宗本人都被迫再次逃离首都。在这种情况下，吐蕃背弃盟约，于贞元二年（786）大举进攻长安以西的地区，甚至攻陷盐、夏等州。唐朝只好再次放下削藩的计划，积聚力量，以待将来。为了解除吐蕃的威胁，李泌提出“结回纥、大食、云南，与共图吐蕃”的战略。在这一战略之下，在与吐蕃的斗争中，唐朝逐渐开始转为主动。
昭陵六骏之一
乾陵翼马
贞陵翼马
建陵翼马
唐朝通过和亲等手段笼络回纥，使其与吐蕃断绝关系。在南边，唐朝结好南诏，离间其与吐蕃关系。吐蕃失去南诏的支持，兵势逐渐转弱。本来，安史之乱前夕，唐朝在与吐蕃的战争中占据主动，安史之乱给了吐蕃扩张的良机。但是其扩张的速度超出了其正常国力所能承受的极限。待唐朝喘息之后，便重拾战略主动地位。八、九世纪之交，佛教在吐蕃普遍流行，并与本地苯教发生冲突。代表不同宗教、社会势力的集团之间不断发生摩擦，乃至引发内讧。随着其内乱不止，吐蕃势力衰落。在外部，吐蕃对唐朝的小规模战争完全失去之前入侵的势头。在中亚，阿拉伯的强盛和伊斯兰实力东扩，逐渐成为吐蕃的头号大敌。吐蕃军队大部分调往西部防御大食，逐渐不再构成对唐朝的威胁。
《礼宾图》（原绘于陕西乾县章华太子墓墓道东壁，现藏陕西省博物馆）画中除唐代迎送宾客的官员外，其余为外国使节。
吐蕃受到阿拉伯人的挤压，加上内乱，“日夜惧王师复河、湟，不安寝食”，迫切希望跟唐朝和好。在这种背景下，唐朝同意会盟，双方在穆宗长庆元年（821）会盟，约定“中夏见管，维唐是君；西裔一方，大蕃为主。自今而后，屏去兵革，宿忿旧恶，廓焉消除，追崇舅甥，曩昔结援”。从这次会盟以后，直到唐末，双方没有发生大的战争。在吐蕃衰落的同时，唐朝也呈现衰颓之势，再也没有雄心收复之前被吐蕃攻占的领土。但是武宗以后，吐蕃内乱，给原先被占领的唐朝州县提供了摆脱其统治的良机。宣宗大中三年（849），秦、原、安乐三州回归唐朝；随后张义潮率领沙州兵民起义，赶走了吐蕃统治者，宣布回归唐朝；五年（851）冬，张义潮发兵略定瓜、伊、西、甘、肃、兰、鄯、河、岷、廓十州，遣其兄义泽奉沙、瓜等十一州地图入朝，唐朝于沙州置归义军，以张义潮为节度使。十一年（857）冬，吐蕃酋长尚延心率河、渭两州降唐。曾经强盛一时的吐蕃帝国瓦解，彻底衰落下去，从此不复成为中原王朝的竞争对手。沙州归义军政权一直到唐朝灭亡，基本控制了陇右东道，形成了地域性的繁荣时代。
吐蕃占领陇右之后，唐朝和西域的联系多通过北亚草原的回鹘（编者注：即回纥，唐德宗贞元四年，即公元788年，更名为“回鹘”）。回鹘在东西贸易中牟取很大利益。回鹘也援助唐朝在北庭和安西的驻屯军，直到790年和791年吐蕃占领北庭和安西。随着阿拉伯在中亚的扩张，粟特昭武九姓人东迁到回鹘，经商传教，在其影响下，回鹘逐渐改信摩尼教，并且根据粟特字母创造了古回鹘文，著名的九姓回鹘可汗碑就是用古回鹘文、汉文和粟特文三种文字刻写而成的。开成五年（840），黠戛斯以十万之众攻破回鹘城，迫使回鹘往西迁移，其中一支以西州为中心建立了西州回鹘或高昌回鹘政权，另外一支建立了甘州回鹘。回鹘人逐渐成为现在新疆地区的主要居民之一。
云南的南诏，取利于唐朝和吐蕃的战争，逐渐壮大。最初南诏臣服吐蕃，与唐朝作战。在安史之乱前，杨国忠发动对南诏的大规模战争，并未取胜。安史之乱发生后，南诏攻入四川南部。唐朝自顾不暇，南诏逐渐形成国家规模。德宗时，唐军大破吐蕃、南诏联军。之后吐蕃与南诏关系转坏，唐朝转变立场，联诏抗蕃。此后战略形势大变，南诏开始与唐朝合兵攻击吐蕃。贞元十八年（802），南诏大破吐蕃大相论莽热所帅军队，俘虏论莽热。在实力增强后，南诏走向了独立的扩张之路。除了侵扰西川外，还攻略骠国、安南等处。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唐朝灭亡。
真正将成为中原政权威胁的来自东北，九世纪时，契丹的生产获得很大的进展。唐天复元年（901），耶律阿保机被立为夷离堇，以后他代替遥辇氏为首领，并于后梁贞明二年（916）称帝，建立契丹国。这个政权将来会成为中原王朝此后两百年的主要威胁。
作为皇权延伸的宦官及中央政府的党争
宦官在唐朝政治生活中的角色并不是从开始就是飞扬跋扈的。在贵族政治体制下，宦官出身低微，皇权又受到贵族权的制约，宦官擅权缺乏必要的制度基础，还没有形成政治惯例。玄宗以前，唐朝的皇位继承，主要通过皇子之间的竞争，通过宫廷革命的形式进行。太子、亲王、公主、贵族在政治中都非常活跃。尤其是皇子不但自身有一大帮僚佐班子，又与大臣贵族合纵连横，进而能够左右政局。此时的宦官，只不过是皇室的家奴，并不能在政治上起到较大的作用。但是随着玄宗加强皇帝权力，裁抑太子、亲王的政治影响力，乃至将亲王们集中于十六王宅居住，不管是作为皇室屏藩还是皇位竞争者，皇子们逐渐退出了政治舞台的中心。贵族君主制到专制君主制的演变过程，在社会性质上表现为贵族社会向平民化社会的演进，在政治权力结构上表现为从家族统治到个人统治的转化。亲王势力衰落，在没有皇族成员作为屏藩的情况下，宦官作为皇帝个人权力的延伸开始兴起，这导致了唐朝中后期的宦官专权。但宦官和皇权是相依相存的，宦官的消灭，成为唐朝灭亡的重要标志。到了宋代，科举产生的读书人官僚在政治中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这批人经过学习儒家经典具有深入骨髓的忠君爱国思想，而且具有行政处理能力。皇帝和士大夫共治，基本上成为中国政治的主流。
《宦官图》（原绘于陕西乾县懿德太子墓第三过洞西壁，现藏陕西省博物馆）。画中有宦官七人，反映宦官力量的增大。
毫不奇怪，最初能够在政治上崭露头角的宦官，大多是参与宫廷政变博取政治机会者。比如杨思勖（约659—740），在中宗时代就因为参与挫败太子李重俊的政变而获拔擢到银青光禄大夫，行内常侍。又过了几年，临淄王李隆基发动政变诛杀韦后，他又跟随李隆基讨伐韦后，被视为心腹，拔擢为右监门卫将军。玄宗上台后，杨思勖逐渐展示出军事才能，经常被玄宗派出去讨伐叛军，比如开元初年，杨思勖募兵十余万讨伐安南；开元十二年（724），又带兵讨伐五溪蛮族，斩首三万余；开元十四年（726），讨伐邕州贼帅梁大海；开元十六年（728），讨伐泷州叛乱；以军功累封为虢国公，加骠骑大将军。虽然杨思勖战功赫赫，在对玄宗忠心耿耿的同时，也并没有削弱当时朝臣对政治的主导。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杨思勖仅仅是作为一位有杰出军事才能的将领领兵作战，没有见到任何他能够干预朝政的记载。这跟后来的宦官专权有明显的区别。但是，不可否认，杨思勖的一个重要身份是作为玄宗个人权力的延伸和个人代表，这一点跟正常的朝臣又有区别。他在军事上的崛起，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宦官权力已经在逐渐强大起来。
玄宗时，已经打破了太宗的关于内侍省不置三品官的规定，从杨思勖的例子看，他已经被拔擢到从一品的骠骑大将军，还封国公。玄宗所依赖的另外一个更有名的宦官高力士，后来也继杨思勖之后被授予骠骑大将军，但要比前者晚很多，而且封爵仅限于郡公。大概是因为高力士虽然被玄宗所信任，但是与杨思勖相比，没有他那样的赫赫战功。天宝十三载（754），玄宗置内侍监两人，正三品，分别任命高力士、袁思艺担任，从制度上打破内侍省不置三品官的旧制。袁思艺骄狂倨傲，而高力士为人乖巧谨慎。而且从高力士的例子看，宦官作为皇帝权力延伸的角色非常明显。他的政治命运跟自己伺候的玄宗紧密相关，在后者倒台之后，高力士被肃宗流放贵州，后被赦还朗州（今湖南常德），玄宗死后，他也吐血嚎啕而死。玄宗时期，唐朝中央政府仍能正常运作，皇帝主要还是依仗南朝大臣系统行使统治权，宦官仅仅是其直接干预政治、军事、经济的补充手段。当然最重要的是，宦官从皇室的奴仆，变成了十六王宅的主导者，皇室子弟反而成为宦官监视下的囚犯，这是唐朝中后期宦官能够操纵政局的重要原因——皇帝几乎都是从十六王宅挑选出来登上皇位的。同时，宦官离开皇权就彻底失去了权力的根源，所以唐朝后期的皇权跟宦官形成了紧密的共生关系。在中央政府运作失效、地方藩镇飞扬跋扈的情况下，宦官实际上起到了巩固皇权的作用。唐朝的彻底灭亡，也从宦官被诛杀开始。
安史之乱几乎摧毁了唐朝中央政府，很多的政治惯例开始动摇。皇帝对大将、朝臣的不信任让他们更加热衷于使用宦官。肃宗在灵武即位，宦官李辅国扈从有功，被拔擢为判元帅府行军司马，“宣传诏命，四方文奏，宝印符契，晨夕军号，一以委之”（《资治通鉴》卷二二一），回到长安后，肃宗又让其专掌禁军，一切制敕都需经他押署，赋予了其巨大的军政权力。代宗即位，以其有定策之功，尊为“尚父”，加司空、中书令。但是代宗上台后需要自己信任的宦官掌握权力，李辅国作为肃宗旧人，就成了障碍。代宗利用宦官内部矛盾杀掉了李辅国，任用另一个宦官程元振典掌禁军。代宗广德元年（763）底，吐蕃入犯京畿，宦官鱼朝恩带领禁军迎奉，深受宠异，改为天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专典神策军。大历五年（770）代宗诛杀了鱼朝恩，不再让宦官典兵。德宗任命李光弼属吏白志贞为神策军使，但是泾原之变，德宗急召禁军，白志贞无兵保驾，唯有早年在东宫时的两名宦官窦文场、霍仙鸣带领大小宦官百余人左右从行。贞元二年（786）九月，改神策左、右厢为左、右神策军，以窦文场、霍仙鸣掌管。贞元十二年（796）六月，特立护军中尉两员，中护军两员，以帅禁军，宦官窦文场、霍仙鸣为左右神策护军中尉。京畿以西，多用神策军出镇。神策军待遇优厚，北边诸镇也多请遥隶神策军，神策军增加到十五万人。宦官专掌禁军，自德宗一朝成为常制，终唐之世不变。
除了领禁军，宦官也逐渐掌握枢密大权，参与朝政。永泰年间，宦官董秀掌枢密。至大历十二年（777），始终以董秀宣传诏旨于中书门下。董秀被诛，乔献德接任。宪宗时，正式定名为枢密使。自此以后，两枢密使掌出纳帝命，逐渐与宰相共执朝政，形成宦官专权的局面。枢密使以宦官充任，与两中尉合称四贵。宦官既参与朝政，又典禁军，一旦形成制度，就对原先的政治结构造成巨大的冲击。此后，穆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都是由宦官拥立的。在各道和出征军中，又使宦官监军，监军的权力甚至超过节度使。可以说，唐朝的宦官专权，不但集中于中央，而且普遍见于地方。从内而外，作为皇帝代表的宦官，在唐朝中后期一百多年的历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宦官的飞扬跋扈和对朝臣权力的挤压，引发了反弹。反对宦官的斗争成为唐朝中后期政治的重要内容。文宗时发生的甘露之变，是这种斗争发展到极端的反映。文宗企图诛杀宦官，李训、郑注揣知其意，做政治投机，参与其中。他们先分大宦官王守澄之权，然后将其赐死于家。李训、郑注欲尽诛宦党，郑注赴凤翔招募壮士，李训在朝中聚集力量。大和九年（835）十一月壬戌早朝，金吾大将军韩约奏称其衙中石榴树上降有甘露，欲诱引宦官到金吾卫衙围而诛之。结果左右中尉仇士良、鱼志弘等发觉，劫持文宗，紧闭宫门，发兵捕杀朝臣，李训、郑注和宰相王涯、舒元舆等，以及王璠、郭行余、罗立言、韩约、李孝本等十余家被屠杀。从此之后，南衙宰相更加失去了政治权力，沦为摆设，天下大事都由宦官决定。
到了唐朝灭亡前夕，唯一能够给昭宗皇帝带来安全的就是宦官集团了。宰相崔胤等将天下祸乱的原因都推到宦官头上，企图夺神策军权隶属宰相所在的南司，但是遭到神策军的拒绝。护军中尉宦官韩全诲带昭宗投奔凤翔节度使李茂贞，而崔胤则引朱温入关。最后朱温夺得昭宗，将韩全诲等“四贵”及宦官近两百人诛杀。昭宗还京后，裁撤内诸司使，将其权力还给外朝，并且召回诸道的监军。于是，天下大杀宦官，除河东监军张承业等少数人得到节度使保护，其余监军全部被杀。宦官作为一个政治军事集团被剪除之后，唐皇室也就完全失去了最后的可以依赖的资源。不久，朱温篡夺权力，建立梁朝。梁太祖登基后第一件大事，便是设置崇政院，以夺枢密院之权。从此，宦官集团和他们所侍奉的唐皇室一起，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在宦官掌权的同时，唐朝官僚集团之间却发生了长达四十年之久的党争。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牛党和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都与宦官有勾结。文宗时内廷宦官分为两派，势均力敌。牛党、李党各自依靠一派，相持不下，每逢朝廷议政，双方总是争吵不休。武宗时，与李德裕有连的宦官杨钦义为枢密使，李德裕自淮南节度使入相。牛党的主要人物全被贬逐到岭南。武宗死，与李党有连的一派宦官失败，得胜的一派拥立宣宗，李德裕贬死崖州。党争基本结束。牛李党争是官僚集团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双方结党基本上都不是基于共同的政见，而是通过各种关系建立起来的。个人的权力地位和恩怨得失在党争中起了重要作用。不过，在藩镇割据、中央政府无力的情况下，党争无疑削弱了中央权威，不利于唐朝统一帝国的重组和再造。
唐朝的乱亡与五代的肇始
在中央权威衰颓，内忧外患之际，唐朝的统治也越发风雨飘摇。大中十三年（859）十二月，裘甫在浙东率百余人起事，攻下象山、剡县，连续击败官军，众至三万余，自称天下都知兵马使，改元罗平。唐朝财政的根基在于江淮，裘甫起兵对唐朝构成严重威胁，唐朝派出大军讨伐，到次年才平定。更大的事变却是由内忧外患的连环性导致的。咸通三年（862）朝廷命徐州兵南戍桂林，以防南诏北侵。按规定戍卒三年一替，这批戍卒戍边六年仍不得回。到了咸通九年（868），戍卒们发动兵变，推庞勋为首，武装北归徐州。在遭到唐军阻击后，叛军挺进淮泗地区，正碰上淮北大水，大量民众参加叛军，人数达到六七万人。庞勋攻克泗州、宿州、徐州等地，乃至光、蔡、淮、浙、兖、郓、沂、密等地民众纷纷投靠，形势极度恶化。庞勋于年底攻占淮口，随后又击败唐军戴可师部，阻断了漕运。这场民众暴动一直到第二年下半年才被平定，但是埋下了以后更大规模民众暴动的隐患。
曹州冤句人黄巢出身世代贩卖私盐的家庭，曾多次应试进士科，皆不中，广为流传的他的《不第后赋菊》诗云：“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河南连年发生水旱灾，百姓流殍，无处控诉。僖宗乾符元年（874），黄巢的同乡王仙芝与尚君长等聚众数千人于长垣揭竿而起，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兼海内诸豪都统，传檄诸道。黄巢聚众数千人，响应王仙芝。在此之前，各地曾流传着“金色蛤蟆争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的民谣，似乎得到应验了，鼓舞了农民军的斗争士气。唐廷诏淮南、忠武、宣武、义成、天平等五节度使进击义军。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王仙芝与黄巢采取了避实就虚的流动战术，率军进围沂州，转战河南，攻占了阳翟、郏城（今河南郏县）等八县之地。接着，又攻陷了汝州，威胁东都洛阳。后来起义军攻郑州不下，于同年十二月转而接连进攻申、光、庐、寿、舒、通州等地，逼近扬州。
唐十五道图
唐朝以左神策军押牙兼监察御史的官职招抚王仙芝未果，但黄巢因此与其分道扬镳。877年，黄巢率军攻破郓州、沂州，与王仙芝部将尚让合兵。但是接下来战事不利，王仙芝率兵马南下，再次与黄巢分裂。次年，王仙芝在黄梅兵败战死，其余部一部分南下，一部分北上与黄巢会师。此后众将推黄巢为主，号“冲天大将军”，改元王霸，置官职，建立政权。黄巢大军在中原地区转战，唐朝调集重兵入河南进剿，黄巢撤出河南，向唐朝兵力薄弱的南方进军。在878年下半年攻入浙东，随后披荆斩棘，开山路七百里，攻入福建。同年十二月，攻下了福州。黄巢本人也属读书人，所以所经之处，颇保护儒者。乾符六年（879）初，在遭到唐军攻击失利后，黄巢再从福建攻入广东，向唐朝请封广州节度使，被唐朝拒绝，仅授予率府率，黄巢大怒，于九月占领广州。
黄巢劫掠东南沿海。当时泉州和广州等地一直是唐朝海外贸易的重镇，阿拉伯、波斯、犹太等商人、教徒聚集在这里，唐朝开放包容的精神容纳了不同信仰、族群的人们，在这里形成了绚烂的文明。黄巢似乎执行了排外的政策，对泉州和广州的外国居民进行劫杀，使广州这一远东重要的大都市化为焦土，百年的财富与文化积淀毁于一旦。此后战乱不已，贸易中绝。黄巢在东南沿海针对外国居民的屠杀，可以放在唐朝从世界帝国衰退的大背景下看。排斥外来文明及其代表这一倾向，逐渐在中国的知识思想领域，乃至政治行动中越来越浓重了。
黄巢本来计划以岭南为基地，割据自守，但是广东发生了大瘟疫，黄巢军兵力损失惨重。在众人支持下，黄巢又率军北上，广明元年（880）渡过淮河，年底攻下东都洛阳，接着越潼关天险。唐僖宗逃亡四川。黄巢于广明元年（880）十一月进入长安，即位于含元殿，建立了大齐政权，年号金统。他没收富家财产，号称“淘物”。受到唐军攻击，黄巢逃出长安，后又返回，第二次攻占长安。黄巢残暴毒虐，怨恨长安百姓帮助唐军，下令屠城，将城中男丁杀戮殆尽。长安，这座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之一，累积了数百年的灿烂物质和精神文明，经历了安禄山叛军、吐蕃、藩镇兵的多次攻陷都没有垮下，终于在黄巢的恶意屠杀劫掠中一炬成灰。此后，长安再也无缘成为中国的首都，其积累的辉煌文明遗产也几乎毁灭殆尽。
中和三年（883）四月，李克用军攻入长安，黄巢力战不胜，遂连夜撤离长安，最终兵败自杀。在这场大动荡中，唐朝也耗尽了自己最后的精气，稍后被朱温篡夺帝位，结束了近三百年的统治。
10
五代十国的短暂分裂和重新统一
唐朝在藩镇割据的局面下艰难前行，中央权威慢慢遭到腐蚀。随着黄巢举兵，给了这个风烛残年的王朝最后一击。唐朝最后的二十年，内有朝臣与宦官的倾轧，外有诸强藩的争夺，最终被朱温取代，中国历史进入五代十国时期。五代十国，从根本意义上说，是唐朝一百多年藩镇割据的继续和升级，在北方，政治中心从长安和洛阳，转移到了开封和太原，兵强马壮的藩镇使天子受命于天的信条受到极大挑战。朱温建立的后梁无法统一北方，很快就被建立后唐的李存勖颠覆。这种情形不断重演，一直到赵匡胤取代后周建立宋朝为止。在南方，也没有像南北朝时期一样形成一个统一的南方政权，而是出现了大大小小很多的小政权。这种局面有利于将来的统一。在中国历史上，依靠长江天险南北分立的局面很多，但是在五代十国的统一过程中，南北统一并未遇到太多障碍。五代十国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时代，崛起于北方的契丹，已经逐渐成为中原王朝的巨大威胁，这种局面延续到了宋朝。一个多世纪的武人政治造成的深刻印象，是宋代采取崇文抑武政策的原因之一。中原王朝的内乱，也带给契丹南侵的机会，辽国得以崛起。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的重要时期，由于四分五裂，其间定难军（后来的西夏）和静海军（交趾）逐渐脱离中原王朝。
朱温代唐和五代前期的攻战
黄巢的灭亡，并没有拯救唐王朝，之后唐帝国已经名存实亡。各地藩镇武力割据，成为完全无视唐朝中央的独立王国。其中宣武节度使朱全忠、河东节度使李克用、凤翔节度使李茂贞、卢龙节度使刘仁恭、镇海节度使钱镠、淮南节度副大使杨行密等人势力最大。长安的唐朝中央政府不但完全不能控制首都附近以外地区的财税、人事，而且时常处在强藩的武力威胁之下。在众多的藩镇中，朱全忠、李克用与李茂贞这三派藩镇对唐朝后期、五代前期的政治产生了最重要的影响。后梁为朱全忠所建立，而后唐、后晋、后汉与后周，都是由出身沙陀的李克用的子孙或者部属所建立的。黄巢革命，沙陀助唐平叛。五代十国割据中，后唐、后汉，均属沙陀部族。刘知远，“其先沙陀部人也”（《新五代史》卷一〇《汉本纪》）。石敬瑭祖上居甘州，其父本出西夷，自朱邪归唐，从朱邪入居阴山。突厥下常集结许多中亚胡人，甘州及盐、夏地区是胡人聚集区。或其种族，更接近昭武九姓中的石国。
朱温和李克用是镇压黄巢起义的唐军主力，也是黄巢起义的最大受益者。朱温（852—912）于乾符四年（877）参加黄巢军，反抗朝廷，因军功升为大将。黄巢建立大齐政权后，任命朱温担任同州防御使。朱温率军攻河中地区，屡次被唐军挫败，随着形势对黄巢军不利，朱温权衡利弊，选择了背叛黄巢，向唐河中节度使王重荣投降。唐僖宗赐名“全忠”，让其担任河中行营副招讨使，随后又于中和三年（883）授予宣武节度使。朱温逐渐以开封为中心建立起自己的割据势力。龙纪元年（889），朱温击败黄巢余部蔡州节度使秦宗权，被封为东平王，天复元年（901）封为梁王。与朱温不同，李克用（856—908）出身沙陀贵族，出生在神武川之新城，本姓朱邪，其父受唐朝天子赐李姓。为了镇压黄巢，唐朝邀李克用从代州率沙陀骑兵南下。李克用在收复长安的战役中功劳最大，因此被唐朝任命为河东节度使。之后，李克用及其子李存勖逐渐将河东地区作为自己的根据地。朱温的开封和李存勖的太原在五代早期成为两大势力对决时的政治、军事中心。
贴金铠甲骑马俑（陕西乾县懿德太子墓出土，现藏陕西省博物馆）
昭陵六骏之一
因黄巢势大，宣武节度使朱温邀河东军援助。中和四年（884），李克用率军南下大败黄巢军，黄巢最终在虎狼谷自杀。李克用在回师途中受朱温邀请进入宣武节度使首府汴州（也就是后来的开封）。或许是李克用酒后言语多有侮辱，朱温突然发兵袭击河东军。李克用差点被杀，狼狈逃回太原。从此之后，朱温的宣武和李克用的河东成为政治上的敌人。实际上，在黄巢灭亡之后，北方兵力最为强大的就是朱温和李克用，双方都想消灭对方。此后数年，太原的李克用和开封的朱温持续争战，成为争夺天下的最大竞争者。光启元年（885），李克用率军攻入关中，击败朱温的同盟朱玫、李昌符，造成唐僖宗逃往凤翔。河东军攻入长安后，纵火大掠，不久又自行撤出。长安久经战乱，这次遭到河东军的纵火抢掠，再次遭到重创。昭宗大顺元年（890），朱温和宰相张□力主讨伐河东。昭宗下诏削除李克用官爵，诸镇兵联合进攻河东，但是却被河东击败，朝廷只好再次妥协，恢复李克用的官爵。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最初作为唐朝主要叛臣的李克用，在此后却成为唐朝存亡的关键救命人物。乾宁二年（895），李茂贞、王行瑜及韩建三帅进京挟持唐昭宗，正是李克用率兵将其夺回，李克用也因此被封为晋王。但是在李克用和朱温的对抗中，李克用渐渐处于下风。朱温利用朝中的势力打压李克用，并且趁李克用与李茂贞等人抗衡之际威服河北各藩镇，并吞河中军、淄青军等节度使领地。地盘的扩充使得朱温的势力远大于李克用。尤其是本投向河东的幽州刘仁恭叛变，使得黄河以北几乎全部归附朱温。901年、902年，朱温两次率军围攻太原，差点将李克用消灭。有赖于太原城坚，最后勉强保全。不过自此之后，李克用只能龟缩于河东，不敢再与朱温全面对抗。朱温一股独大之后，得以挟天子以令诸侯，唐皇室的命运更如风中残烛，朝不保夕了。
唐昭宗即位之后，宰相崔胤与宦官韩全诲争权。双方各自引藩镇作为党援。901年，昭宗被宦官韩全诲幽禁，崔胤招朱温入援。韩全诲不得已挟昭宗投靠凤翔节度使李茂贞。朱温于是率军围困凤翔。到了第二年，凤翔粮草食尽，只好向朱温妥协。节度使李茂贞杀宦官韩全诲等七十余人，与朱温和解，护送昭宗出城，昭宗又回到长安。朱温和崔胤乘机将宦官数百人杀死，废神策军。宦官作为一种皇权延伸的政治势力，自此退出政治舞台。同时，唐朝皇室再也没有任何自己可以依靠的势力，彻底沦为强臣的傀儡。在此之后，朱温掌握朝廷大权，派兵控制长安，宰相崔胤后悔不已，有意摆脱朱温的威胁，暗中招募六军十二卫。904年朱温杀崔胤，逼迫唐昭宗迁都洛阳，八月壬寅夜，指使朱友恭等人杀昭宗，另立昭宗子李柷为帝，即唐哀帝。天祐二年（905），朱温于滑州白马驿一夕尽杀宰相裴枢、崔远等朝臣三十余人，投尸于河，史称“白马之祸”。唐朝中央政府完全瓦解。
在昭宗时代朝臣与宦官勾结强藩、威胁皇权的同时，李唐皇室的统治也到了行将结束的地步了。“崔胤秉政而排摈宦官，季述等外结藩侯，以为党援”（《旧唐书》卷一八四《宦官传》）。在这个时候，李唐皇室也并非没有作出抵抗。昭宗想到了宗室的势力——从玄宗时代就开始遭到严厉压制的李氏诸王。诸王典禁军，在唐代历史上并不是什么特例，在睿宗、玄宗朝，就有薛王、岐王典左右羽林军。景福二年（893），“昭宗以藩臣跋扈、天子孤弱，议以宗室典禁兵。及伐李茂贞，乃用嗣覃王允为京西招讨使……已而兵自溃”。后来，昭宗又“诏嗣薛王知柔入长安收禁军、清宫室，月余乃还。又诏诸王阅亲军，收拾神策亡散，得数万。益置安圣、捧宸、保宁、安化军，曰‘殿后四军’，嗣覃王允与嗣延王戒丕将之”（《新唐书》卷五〇《兵志》）。用宗室子弟控制禁军，虽然是一个很好的主意，但是此时的李唐诸王，经过百余年的压制，已完全没有了唐代前半叶飞扬跋扈、纵横四海的气魄。当年临淄王李隆基星夜率禁军杀入太极宫的事情不复发生。诸王典禁军，很快就在强藩和宦官的挤压中失败了。896年，覃王率军与凤翔军作战失利，诸王率禁军奉车驾将幸太原，被华州节度使韩建拦往华州。不久，华州防城将花重武告睦王以下八王欲谋杀韩建，移车驾幸河中。韩建强迫昭宗囚禁八王。诸王率领的殿后侍卫四军两万余人一哄而散，从此“天子之卫士尽矣”。昭宗悲愤，与学士、亲王登齐云楼，西望长安，令乐工唱御制《菩萨蛮》词，奏毕，皆泣下沾襟。韩建联合宦官知枢密刘季述矫制发兵，围诸王于十六宅，通王、覃王以下十一王并其侍者，皆为建兵所拥，至石堤谷，无长少皆杀之。（《旧唐书》卷二〇《昭宗本纪》）李唐诸王被屠杀，使得即便李唐灭亡之后，也不会再有宗室子弟能够举旗再起。朱温取代李唐之后，举起李唐大旗的是太原的李克用及其子李存勖。
唐黄釉陶胡人俑（陕西西安鲜于廉墓出土）
《地藏菩萨像》（五代，原敦煌藏经洞文物，现藏英国博物馆）
《地藏十王图》（五代）
907年，朱温逼迫唐哀帝禅让，建立梁朝，改元开平，定都东都汴州。唐朝亡，五代十国时期开始。但是河东的李克用拒绝臣服后梁，依然使用唐天祐年号，以复兴唐朝为名与后梁继续争斗。908年，李克用去世，李存勖继承其父遗志。此后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先后成为控制北方的主要政权，但是它们都无法完全控制局面，属于藩镇型的朝廷。五代各朝虽然掌控中原与关中地区（除后梁未控制关中），但是没有像唐朝一样成为所有藩镇认可的共主，主要势力范围也不出华北地区。其他割据一方的藩镇，或自立为帝，或奉五代正朔称藩。后梁建立之后，中原地区归附后梁的义武节度使王处直、成德节度使王镕、卢龙节度使刘仁恭都属半独立政权；凤翔李茂贞、河东李克用更是根本不理会后梁，依然使用唐朝年号。西川王建干脆自己称帝，建立前蜀政权。其他地区如荆南军高季兴、湖南武安军马殷、岭南清海军刘隐、淮南军杨行密、浙江钱镠、福建王审知等，都属独立的政治实体。交趾静海军曲承裕自立，是越南地区脱离中原王朝的开端。十世纪中叶，自汉至五代千余年一直是中原王朝的直属版图的越南北方地区脱离了中原王朝。党项族组成的定难军也在陕北夏州一带割据自立，后来发展为西夏。公元861年，张义潮从吐蕃手中收复凉州等地，实际上成为一个割据政权，性质上也是从唐后期到五代的诸藩镇之一。节度押衙是归义军政权的中坚支柱和核心力量。节度使通过押衙，将各个阶层的官员都纳入归义军府的系统中，扩大了归义军政权的统治基础。870年和875年，归义军节度使张淮深两次击败回鹘。唐朝灭亡前后，归义军节度使张承奉自称“白衣天子”，建立西汉金山国。但是此时归义军只能控制瓜、沙二州。911年，这一政权被甘州回鹘击败，成为后者的附庸。张承奉之后，归义军被曹议金所据，政权转入曹氏之手。曹元忠是在位时间最长的归义军节度使，他在任期间，编纂历日、敬授民时；设立军镇、还授土地；保障丝路畅通、促进文化交往；开窟造像、雕版印经，为敦煌文物的传承和保护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大约1035年，归义军政权为西夏所并吞。存在了一百七十年的归义军政权结束了。
菩萨头像（五代，德国柏林印度美术馆收藏）。菩萨头像虽为残片，仍可见华贵雍容的冠饰，其脸形已从晚唐的丰满肥硕向北宋的清俊娟秀发展了。
后梁的统治相对来说比较残暴。朱温征战多注重掠夺，而弱于建设，始终还是抱持一种藩镇的心态经营天下。他将在吴地抢夺的耕牛，以苛刻的条件出租给后梁境内的农民，令其按年缴纳牛租。以至于在他跟李存勖争夺蓨县时，当地农民奋起痛击后梁军队，迫使其放弃军事物资逃回贝州。五代时失意士人获得任用，这些人重实际而轻名义，是五代政治人物的代表。后梁也是如此，其任用的李振、敬翔等人，都带有这样的特征。后梁的对外开拓并不顺利。李克用去世后，其子李存勖在李克宁、张承业的辅佐下逐渐崛起。910年，成德军王镕与义武军王处直倒向李存勖。李存勖率军在柏乡之战中大破后梁军。912年，李存勖军又攻灭割据幽州的刘守光，朱温亲自率军救援也被晋军击溃。
朱温败退洛阳后病危，后梁发生内乱，其子朱友圭刺杀了朱温，取得皇位。913年，其弟朱友贞联合天雄军杨师厚夺取皇位。杨师厚去世后，天雄军等河北诸镇都陆续归附晋国。到了916年，后梁的疆土只能勉强维持在黄河以南。921年，张文礼杀成德节度使王镕，控制成德军，联合契丹与后梁，对抗晋国。李存勖率军在镇州大破梁、赵联军。923年，李存勖在魏州称帝，建国号唐，史称后唐。不久，后唐军队就攻灭了后梁。
《韩熙载夜宴图》（局部，五代顾闳中绘）。顾闳中曾任南唐画院待诏，用笔圆劲，擅长描摹人物神情意态。此图通过听乐、观舞、休息、清吹、送别等情节，表现南逃贵族韩熙载当时无意为官而以声色韬晦的状态。
后唐庄宗李存勖在建国过程中表现出英明神武的一面，在对外开拓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就。灭亡后梁后，庄宗定都洛阳。此时河北、河南、山西都在后唐控制之下。李茂贞对后唐称臣。924年，李茂贞去世，后唐兼并岐国，控制关内。前蜀王衍奢侈无度，残暴昏庸，庄宗于925年派遣郭崇韬等攻入成都，灭亡前蜀。到此为止，后唐几乎就要统一天下了，李存勖甚至准备平定长江以南，统一天下，可是因为后唐沙陀贵族内部的分裂导致功亏一篑。庄宗派遣义兄弟李嗣源去平定魏博军乱，后者反而受到部众与叛军拥护，掉头进攻庄宗。汴州与洛阳陆续被陷，后唐庄宗于内乱中流箭而死。皇位落入李嗣源之手，即后唐明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