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的崛起与南方的情形
后唐明宗执政时期，政治局势逐渐安定。他裁撤了冗余机关，建立三司等财政机关；在经济上重视水利，促进农业生产；继续增强中央军事力量，建立侍卫亲军用于压制藩镇。这些制度也被后来的宋朝继承。不过可惜的是，在其晚年，政局再次陷入混乱之中。明宗幼子李从厚（即后唐闵帝）即位后，明宗的养子李从珂任凤翔节度使、女婿石敬瑭任河东节度使。两人都拥兵自重，当朝廷希望调动节度使时，激起了兵变。934年，李从珂率兵攻入洛阳，闵帝逃往魏州，被石敬瑭俘虏，最后被李从珂所杀。李从珂称帝，即后唐末帝。在后唐中央政府混乱之时，本来已经被征服的四川地区再次独立。后唐庄宗任命的西川节度使孟知祥，也称帝建国，史称后蜀。
后唐的混乱局面，给了北方的契丹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契丹崛起，成为此后威胁中原王朝两百多年的主要力量。后唐末帝和石敬瑭关系不合，在前者即位后，后者即怀有叛变之心。936年，唐末帝将石敬瑭调任天平军，双方摊牌。石敬瑭为了向契丹借兵，对耶律德光称儿，并且事后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年输帛三十万匹。后唐军队围困石敬瑭所在的太原，耶律德光率军解围，帮助石敬瑭于太原建国后晋，即后晋高祖。937年，晋军和契丹联军大举南下，不久晋军攻入洛阳，末帝自焚而死，后唐灭亡。石敬瑭定都汴州，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国。割让燕云十六州使中原失去了有缓冲作用的防御重地以及长城之险，埋下宋朝之世积弱的隐患，亦开启了北方（辽、金、蒙古）长期进攻中原的契机。从此，契丹成为影响和干预中原的重要外族力量。中原王朝时时受到契丹的威胁。而且在五代十国分裂时期，南方的割据政权往往联合契丹，制约中原政权。
历史上石敬瑭因为称“儿皇帝”，割让燕云十六州等事而被视为汉奸的代名词。不过从种族上看，石敬瑭祖先为中亚人，从沙陀移居太原，其母为何氏，或也是中亚血统。从出土的石敬瑭侄子、后被其收为养子的石重贵墓志铭看，其自称为后赵石勒后裔，或为自托，但其非为汉族文化认同，大概没有问题。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契丹的耶律德光在北方的诸藩镇看来，也就是更大的一个藩镇。而且从北方游牧部族借兵，是很悠久的传统。唐高祖起兵时就从突厥借兵。不过高祖初能效之，终能反之，唐朝最终消灭了突厥。而石敬瑭并没有这样的能力和运气。从他即位开始，契丹利用重要的战略机遇，一跃登上东亚政治的舞台成为重要的角色。
此前，秦宗权之乱时，其部将毕师铎率军攻打扬州，在抵抗过程中，杨行密逐渐壮大了自己的力量。902年，唐朝封杨行密为吴王。吴国对外拥护唐朝中央，与朱温敌对。即便在唐朝灭亡之后，吴国也不承认后梁的正统地位，依然使用唐哀帝“天祐”年号，一直到919年吴国改元，才正式放弃了唐朝的正朔。吴国在南方持续扩张势力，先后攻占江西，统一江淮，937年，徐知诰篡夺杨氏帝位，改吴为齐，建都金陵。同年北方的后唐灭亡。两年后，徐知诰自称李唐皇室后裔，改姓名李昪，改国号唐，史称南唐。南唐对内与民休息，国力持续强盛，把地盘扩大到江东、江西、湖北以及浙江和湖南的一部分地区；对外则联合辽朝压制后周，并且寻找时机攻灭了闽国和楚国。南唐鼓励农民垦种，栽桑养蚕。有时还提高农产品和丝织品的价格，借以刺激生产。江东水乡河身较高，田在水下，这里的农民便在河渠两岸农田周围筑成堤坝，内以围田，外以隔水，称为圩（围）田。每一圩方圆几十里，像大城一样。沿堤有许多闸门（斗门），旱则开闸引水入圩，以收灌溉之利，涝则关闭闸门，以避泛滥之灾。南方的经济获得了极大的发展。
浙江流域以至太湖周围的十三州之地，是在吴越钱镠控制之下的。钱镠起家于唐末战争，被封为镇海、镇东节度使。唐朝灭亡后，907年后梁封其为吴越王。钱镠和他的继承人都没有过分地加重人民的徭役和赋税的负担，也没有发动频繁的战争，因此，在吴越统治的八十多年中，这一地区的经济得到比较好的发展。吴越地区的农民也同样修造了很多圩田。吴越时期，创造了一种“石囤木桩法”，阻止了钱塘江入海处两岸的田地经常遭受的海潮冲击。在西湖和太湖，吴越统治者都设有“撩湖军”，经常负责修治和疏浚工作，这对当地的生产事业也产生了良好作用。在对外关系上，吴越奉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这五代为宗主，与南吴以及后来代吴的南唐为敌，这种策略一直维持到亡国为止。
突厥石人（唐代，新疆阿勒泰地区发现）。突厥民族有在墓前立石人的葬俗。
四川地区则先后建立了前蜀和后蜀两个政权。前蜀为王建所建立，最后被后唐所灭。但是因为后唐的分裂，后唐派去统治四川的孟知祥再次独立，建立了后蜀政权。孟知祥死后，其子孟昶继位，与民休息，加上四川地区独立半个多世纪，长期没有大规模战争，政府的财政收入，无一丝一粒入于中原，所以财币充实。蜀地相对呈现富饶景象。
湖南则出现了一个由武安军节度使马殷建立的楚国。十世纪初，马殷攻占潭、澧、衡、道等二十几州之地，他接受后梁的封号为楚王，势力范围涵盖今天的湖南和广西北部，对北方的朝廷称臣，使周围邻国不敢相犯。他在从湖南到河南的交通要道上的郢、复、襄、唐等州，都设置邸务，卖茶取利。他不征收商税，借以招徕四方商贾，但在境内只铸造铅铁钱行用，外地商贩出境不能通用，从而通过贸易取利。楚国的农业也获得较好的发展。马殷死后，诸子纷争不已，951年南唐乘机出兵把楚国消灭。但是不久，楚国旧将周行逢等人将南唐军队赶走，周行逢控制潭、朗、衡、永等数州之地，并把治所迁往武陵，依旧维持独立。
在福建，河南固始人王潮和王审知兄弟入闽，乘着黄巢把唐朝在东南诸道统治力量打垮的机会，占领了泉、汀等五州之地。唐昭宗任命王潮为武威军节度使。王潮死后，王审知即自称福建留后。909年，后梁封王审知为闽王。王审知“起自陇亩，以至富贵，每以节俭自处。选任良吏，省刑惜费，轻徭薄敛，与民休息。三十年间，一境晏然”。福建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在这期间都有所发展。王审知去世后，诸子弟内讧，945年，南唐出兵将其灭亡。然而吴越趁机介入，闽将李仁达以福州附吴越，泉州、漳州又为清源军留从效所据，南唐最后只获得建州与汀州。南唐从拓展的顶峰开始滑落，到了957年，北方的后周击败了南唐，割走了江北十四州。南唐几经波折，政权落入有文学才能但无雄才大略的南唐后主李煜手中，再也无力对外开拓，只能保境安民而已。留从效驱逐了南唐屯守泉州的军队，占有泉州和漳州，继续在那里割据称雄，一直到北宋建国。
嵌螺钿经箱（晚唐五代）
今天河北省的西部形成了南平。建立者高季兴为后梁太祖的将领，907年被封为荆南节度使，治所为江陵，兼辖归、峡二州。后唐建立后，封高季兴为南平王，俨然一个小小的独立王国。此地物产不丰，高季兴和他的继承人便对四周称帝的各国都称臣，希求赏赐。但是此地为交通要道，而且是荆州最大的茶市。南平统治者对诸国过境的货物往往抢掠，被称为“无赖子”。
广东地区，则由一个参与镇压黄巢农民军的清海军节度使刘隐控制，形成一个以广州为中心的割据政权。907年，后梁封其为彭郡王，后又先后封为南平王、南海王。刘隐重用当地士人，为将来建国打下了基础。刘隐去世后，由其弟刘龑继位。917年，刘龑统一岭南，即位称帝，国号大越，都番禺，号兴王府。次年，自认是汉朝刘氏后裔的刘龑改国号为汉，史称南汉。937年，南汉的交州发生兵变，属将吴权最后击败南汉的军队，占据交州，即越南吴朝。南汉是一个商业发达的国家，每见北人，盛夸岭海之强。刘龑和他的继承人都很残暴荒淫，赋敛繁重，政刑苛酷，从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就不断有人举兵反抗，其中张遇贤的起义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942年，张遇贤军北进，人数达十多万之众，直到次年十月才被南汉击败。到了后主刘鋹时，他将政事都委派给宦官龚澄枢及女侍中卢琼仙等人，其余官员无足轻重。后来又将政事交予女巫樊胡子，连龚澄枢及卢琼仙都依附她，政事紊乱。在刘鋹看来，百官们有家有室，有妻儿老小，肯定不能对皇上尽忠。所以规定科举被录取者，若要做官必须阉割，以至于宦官一度高达两万人之多。刘鋹喜欢波斯女子，与之淫戏于后宫，叫她“媚猪”，称其“黑腯而慧艳”，而自称“萧闲大夫”（《清异录》）。
统一因素的滋长与五代后期的政治社会
在北方，后晋建立过程中得到契丹的支持，所以跟契丹存在特殊关系。但是由于晋朝财政匮乏，加上藩镇多不愿意顺从契丹，石敬瑭采取安抚藩镇、恭谨契丹的方式，勉强使形势得以维持。但是原燕云十六州官员如吴峦、郭崇威耻臣于契丹，不愿投降；937年，天雄军范廷光反于魏州，前去讨伐的张从宾反而调转枪口，跟范廷光一起率军向开封进攻，到最后关头被杜重威等人击败。不仅天雄军，其他藩镇对石敬瑭向契丹称臣也很不满。另外也有一些藩镇企图仿效石敬瑭勾结契丹夺取皇位。比如杨光远就自持重兵干预朝政。成德节度使安重荣指责石敬瑭对契丹称儿皇帝，甚至派兵抢掠契丹派往开封的使者。941年，兵强马壮的安重荣向邺都进发，石敬瑭派遣天平军节度使杜重威率军抵御。双方在河北宗城展开决战，安重荣最后溃败被杀。次年，石敬瑭派人将安重荣的首级献给契丹。与安重荣一样，河东节度使刘知远也拥兵自立，并不听从后晋的命令。吐谷浑部与契丹是敌人，他却收留吐谷浑的残部。契丹国派使者向石敬瑭问罪，石敬瑭也无可奈何，最后忧愤而死。他死之后，大臣冯道等拥立其养子石重贵继位于邺都，即后晋出帝。
十六罗汉之阿氏多（五代，贯休）
出帝一改石敬瑭对契丹称儿皇帝的政策，希望能够得到后晋将领和百姓的支持。执政大臣景延广对契丹持敌视态度，屡屡挑衅。这激起了契丹可汗耶律德光的愤怒，他于944年率军南下，攻掠贝州而还。第二年，后晋派杜重威率军北伐，与契丹在白沟展开战斗，后晋军队取得胜利，将契丹军击溃。到了946年，出帝再次派遣杜重威率军北伐，与耶律德光在滹沱河会战。这一次杜重威怀有二心，希望能够仿效石敬瑭夺取帝位，于是投降耶律德光。契丹军得以直扑开封，迫使后晋出帝开城投降，后晋灭亡。耶律德光以中原皇帝的仪仗进入东京汴梁，在崇元殿接受百官朝贺。次年正月，耶律德光在东京皇宫下诏将国号“大契丹国”改为“大辽”正式建立辽朝，企图建立一个以中原为中心的政权。但是契丹军队的野蛮抢掠遭到了中原百姓的反抗。拥兵太原的刘知远也称帝，建立后汉。辽太宗耶律德光最后只好率军北返，放弃控制中原的计划。在撤退的途中，耶律德光病死在河北栾县的杀胡林。
辽军北返后，刘知远派军击败杜重威，并杀死称帝于开封的后唐宗室李从益。948年，刘知远去世，其子刘承祐继位，是为后汉隐帝。河中、长安、凤翔三镇连横抗命。后汉派遣郭威出兵讨伐，经过一年多的时间才相继平定下去。此后不久，后汉统治集团内部发生矛盾，隐帝因将相事权过高，“厌为大臣所制”，而把“总机政”的杨邠、“典宿卫”的史弘肇、掌财赋的王章一起杀掉，并且将郭威、柴荣等人的家属屠杀殆尽，还派人往邺都去谋害郭威，以致激起郭威叛变。郭威起兵南下，攻入开封。同年十一月，郭威诛隐帝，建立后周，建都汴，改元广顺。他广招人才、励精图治，得魏仁浦、李谷、王溥、范质等辅臣。广顺三年（953），封义子柴荣为晋王。广顺四年（954），周太祖去世，因亲生儿子全都被刘承祐杀害，妻侄柴荣继位。不过后汉高祖刘知远之弟刘崇拥兵太原，得知郭威称帝，也自立为帝，建立北汉。直到北宋建立才将其攻灭。
柴荣的即位，开启了中国重新统一的序幕。柴荣即周世宗，可以说是五代十国所有君主中最有成就的一位。在他即位之初，就遭遇辽朝和北汉的联合进攻。周世宗在高平之战中击败辽汉联军，稳定了形势。柴荣在政治军事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中央权威。他改革了军事制度，精简中央禁军，补充强健之士，选武艺超绝者为殿前诸班，使得“征伐四方，所向皆捷”，自中唐以来的冗兵积弊，一扫而光。在内政方面，柴荣招抚流亡，稳定经济。953年，后周下令把此前由政府出租给农民的官田，全部拨归耕种的农民所有，作为他们的永业田。农民们原来所住的庐舍和所使用的牛畜农具，也全归农民所有。又废除从后梁时沿袭下来的“租牛之课”，减轻农民的负担。得到土地的农民，都在各自的田地上修造房舍，种植树木，尽可能使地力得以发挥，因而使生产得到较快的发展。柴荣通过延聘文人，打压武人政治，使后周政治清明。军事与经济的提升都为日后统一中国本土建立了重要的基础。
晋天福八年（943）据《中国历史地图集》绘
五代时期，诸国大凡对佛教采取保护措施。后唐庄宗最为佞佛，诸臣也多信仰佛教。晋高祖下敕国忌行香饭僧永为定式。后周太祖以龙潜旧宅为天胜禅寺。北方契丹从十世纪初开始建立佛寺，其后诸帝基本都信奉佛法。辽圣宗太平四年（1024），诸路奏饭僧尼三十六万。辽兴宗、道宗致力刻经。而在南方，吴越钱氏历代奉佛，西湖上的佛寺多与之有关，宋初的名僧多为其所庇护。南唐更因为佞佛为人所诟病。周世宗于显德二年（955）开始，对全国的佛像进行了大规模的清理，史称“世宗毁佛”。从现有的资料记载来看，周世宗此次灭佛，并没有大量屠杀僧尼、焚毁佛经，而是带有一种整顿佛教的性质，还保留了很多寺院与僧尼。显德二年（955）五月，“敕天下寺院，非敕额者悉废之”，也就是说，只有国家认证的寺院才可存在，私办的被废了。想要出家的男女，必须得到家中的同意，然后经过严格的读经考试，才能去国家指定的“两京、大名府、京兆府、青州”戒坛剃度。而在同时，“弃背父母、逃亡奴婢、奸人细作、恶逆徒党、山林亡命、未获贼徒、负罪潜窜人等”都不能做和尚。如果寺院一不小心剃错了头发，也会受到严厉的惩罚（《新五代史》）。但由于整个中国佛教的发展，已经走向了勉强维持的阶段，经过这一个打击之后，就更显得萧条衰落了。
周世宗有统一天下的意图，他以“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为目标，积极对外开拓。显德二年诏令群臣献《为君难为臣不易论》《平边策》，确定王朴提出的“先南后北”的统一方略；命兵部撰集兵法，名《制旨兵法》。他击败后蜀的孟昶，取得秦、凤、成、阶四州，孟昶大惧，“致书请和”；又先后三次征南唐，创建水军，恢复淮南十四州。显德六年（959）三月，试图一举收复燕云十六州，一连攻陷瀛洲、莫州二州，莫州刺史刘楚信、瀛洲刺史高彦晖投降，再向北挺进，又连陷益津关、瓦桥关、高阳关三关。五月在议取幽州时，柴荣病倒，只好撤退。后周显德六年（959）六月，柴荣去世，年仅三十九岁。柴荣去世后，政权落入赵匡胤之手，国家统一的责任也落到了别人的肩上。但是实际上早在柴荣的时代，已经为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世宗顷在仄微，尤务韬晦……不日破高平之阵，逾年复秦、凤之封，江北、燕南，取之如拾芥，神武雄略，乃一代之英主也……而降年不永，美志不就，悲夫！”（《旧五代史》）
五代十国大体延续了唐朝后期的政治体制，主要设有主管行政的三省六部、主管财政的三司与主管军事的枢密院，这个制度后由宋朝继承。经济上，南方在人口、经济、文化上逐渐超越北方，这一局面此后再也没有逆转。关中经济崩溃，政治上也不再重要，此后政治中心转移到隋唐大运河的枢纽开封。文化上，词作为一种文学形式获得了发展，禅宗也进入繁荣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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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转型与世界帝国的终结
唐朝世界帝国的地位逐步丧失，导致了思想、信仰世界的变迁。与唐朝明显不同的是，宋朝诗中很少出现边塞、骏马和战争。武宗灭佛之后，佛教在中国遭遇重创，从政治和官方学术体系退出。随后兴起的回归中国古典的思想运动，也同时把佛教等信仰体系排挤到社会下层和边缘。佛教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角色基本被消除了，中国丢弃了作为佛教世界中心的地位。在东方，佛教传入日本，成为日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长安的那些令人震撼的大寺院被日本各宗派认为祖庭，但是随着长安和唐帝国的衰落，已经不可能再对日本等周边世界有精神上的号召力。随之兴起的新的儒家思想运动，重塑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整个历史的面貌也因之发生重大的变化。
回归古典的儒家思想运动
将佛教视为外来宗教，是中古时代反佛者的惯用论述。到了唐朝中后期，佛教已经跟中国文明紧密结合在一起，成为中国文明的一部分。但是道教、儒家依然常常以此为打击佛教的借口。受到儒家思想影响的历史撰述，往往把佛教的形象扭曲，甚至把佛教的声音消除。比如《旧唐书》等正史，即使我们仔细阅读这些史书，也不会找到太多关于佛教的描述，基本就是几个政治和尚“扰乱”政局的记载。但是这并不是历史的全部真相。在隋唐时代，佛教是信仰世界的主流，对政治乃至日常生活有非常大的影响。这些影响，从《续高僧传》等佛教文献中能看出端倪。
开成石经（部分，现藏陕西省博物馆碑林）。唐文宗李昂于大和四年（830）接受国子监郑覃的建议，费七年刻成一部石经，称“开成石经”，其中包括《周易》、《尚书》、《毛诗》、《周礼》、《春秋左氏传》、《论语》等十二部儒家经典及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共刻六十五万零二百五十二个字。立于唐长安城国子监内，为官定标准文本。
在佛道针锋相对的同时，儒学对佛道的排斥和责难也从未间断。在唐代中后期儒家思想运动之前，攻击佛教、道教的人多从国计民生的考虑出发，并没有从理论上根本否定，比如姚崇认为，“自神龙以来，公主及外戚皆奏请度人，亦出私财造寺者，每一出敕，因为奸滥，富户强丁皆经营避役”。到了韩愈的时代，持儒家立场的知识分子开始从维护儒家思想正统地位的角度，从理论的高度去排斥佛道。这一时期兴起的古文运动，也可以在这种脉络里理解。齐梁以来柔靡浮艳的形式僵化的骈体文，日益成为文学发展的障碍。开元、天宝以后，很多文士提倡用散文取代骈体文。散文是周、秦、两汉通行的文体，唐人称之为古文。文体的改革实际上是当时政治思想斗争的反映。韩愈、柳宗元等人把“道”也就是儒家的道德伦理拔高到信仰的高度，强调文章写作要为弘道服务，所谓“文以明道”。这既是一个改革文风的运动，又是一个改革文学语言的运动，在思想上，更是儒学复兴运动的一部分。
站在儒家正统思想的立场上，从理论高度排斥佛道，首推韩愈。韩愈是古文运动的推动者，也是始终反佛的标志性人物。这两者并行不悖。在他看来，文化、政治、经济、伦理等一切社会秩序，皆需是儒家仁义的体现。维系秩序的，说到底是儒家的“道”。他认为：“天道乱，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道乱，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乱，而夷狄禽兽不得其情。”韩愈将夷狄视同禽兽，认为是人应该主宰的对象。在他看来，佛教的教义，是要求背弃君臣、父子，禁生养之道，不是真正的道。他提倡的是先王之道。韩愈甚至虚构了一个儒家的“道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入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在韩愈架构的这个儒家道统里，将儒家道统追溯到传说中的尧，当然就早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时代。这种谱系化的做法，说到底是把儒家思想发展成为一种带有宗教信仰色彩的意识形态和伦理体系，从而取代佛教和道教进入人的心灵之中。
法门寺外景
元和十四年（819），唐宪宗迎取法门寺所藏佛指舍利入宫供养，遭到韩愈的激烈批评。他上表表示反对，抨击佛本是夷狄之人，口不能言先王之道，身不能穿先王之服，不知道君臣之义和父子之情，“事佛求福乃更得祸”。他甚至建议将佛骨舍利“付之有司，投诸水火”，加以毁坏，永绝根本，彻底断绝人们对佛教的念想。这样的论调激怒了唐宪宗，大怒之下将韩愈贬为潮州刺史。韩愈之后的李翱也极力反佛，希望重新树立儒家的正统地位。他撰写的《复性书》明显带有抵制佛教思想流传的意图。
在佛教的兴盛时期，唐代儒学几乎变为潜流，佛教思想的繁荣和复杂压倒了儒学的光芒。但是中唐以后，儒学一方面打着回归古典的旗号，以先王之道质疑佛教教义；另一方面，儒学也吸收了佛教的一些元素，重新改造了自身的理论和信仰体系，所以重新焕发出生命力。比如韩愈所谓的“道统说”明显源自佛教的“祖统”。佛学的一些思想元素甚至基本概念，也被儒家思想所吸收。李翱《复性书》的性善情恶论，无疑是佛性论的产物。佛教把“清净”看作人的本性，主张消灭人欲，以恢复清净本性。李翱的性善情邪论亦是如此。
从政治意识形态来说，真正对天人感应、五德终始的天命说提出挑战的，主要发生在中唐以后，比如柳宗元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柳宗元将批判矛头对准了当时几乎所有主要类型的对更高存在物的设想：流行的超自然观念、道教对长生不老的追求、儒家关于“天”的概念等。现代理性主义者所说的“迷信”全部都是当时柳宗元批判的对象。
《琉璃堂人物图》（唐代韩滉绘）
柳宗元对儒家关于“天”的观念的批判，正是对儒家神学化的反动，可谓代表了古文运动及宋代的新理学运动的方向。古文运动强调回到原典，不单单是想跳过外来的佛教，回归中华的传统，还在于排除超自然、“迷信”的成分，回归人心和道德——学者们大多认为这种潮流具有某种人文主义的思想特色。柳宗元批判儒家关于“天”的概念，中心正是汉代以来形成的儒学与阴阳五行宇宙论结合的情况。在这种儒学体系中，儒家的“道”和阴阳五行论所诠释的“天”是等同的。
在柳宗元看来，汉代儒学对阴阳宇宙观的接受和采用，是对儒家基本教义的严重侵犯。他有五篇文章专门批驳汉代儒学的这一“倒退”，对董仲舒、刘向、班彪等人大加挞伐，认为他们是诳乱后代。陈弱水认为，从风格上说，柳宗元的批评让我们想到伏尔泰在《哲学辞典》、《五十人讲道书》等作品中对《圣经》及其基督教义的抨击——尽管伏尔泰的评论要复杂得多。其实，如果我们对比欧阳修、柳宗元等人的政治思想，会发现其与马基雅维利的意识形态非常相近，他们都强调政治应该从神回到人身上，政治是人的事情，上天（教会）不应干涉。
宋代新的儒学潮流兴起，将佛、道、谶纬等带有神秘色彩的怪力乱神都排挤出正统学术体系，我之道为道，他之道为邪道，是伪道学。欧阳修作《论删去九经正义中谶纬札子》、南宋魏了翁作《九经要义》删去谶纬之说，谶纬才最终衰绝。反映到其他知识领域，欧阳修作《新五代史》，取消自汉朝以来诸史相沿的《五行志》，代之以《司天考》，专记天象而不载事应；《新唐书》虽有《五行志》也仅仅著其灾异而削其事应。从政治思想方面说，宋代以后，五德终始学说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经历了儒学复兴运动，在北宋中期以后士大夫的论说中，五德终始说、谶纬、封禅、传国玺等传统政治文化、政治符号都走向了末路，神秘论在儒学当中逐渐被摈弃了。
武宗灭佛及其影响
思想和信仰环境的变迁，最终以很极端的方式反映在政治领域。唐朝的宗教宽容政策不断受到挑战，到了武宗时代，终于出现大规模的灭佛——包括镇压摩尼教、景教等宗教的活动。武宗灭佛对唐朝世界帝国的定位是一个巨大的破坏。此时，亚欧大陆的东段，最为系统、最为有影响的信仰体系就是佛教。经过数百年的演进，佛教文明已经跟中国文明融合在一起。唐都长安成为佛教的中心，各国的僧人、使者往返于本国和长安之间，把相对先进的思想和教义带回本国。后来日本出现的佛教诸宗，其祖庭大多都在长安。但是武宗灭佛及其后中国思想转向古典主义，使中国实际上放弃了作为佛教世界领导者的地位。
武宗的灭佛动机比较复杂，除了思想背景和政治考虑之外，学界也往往提到财政困难说，认为唐武宗时代，佛教寺院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负担，给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其时，全国的大中型寺院将近五千座，僧尼三十多万，而寺院靠出租土地收取地租和发放高利贷作为经济来源。随着寺院经济的膨胀，逐渐形成了宗教僧团同世俗权力冲突的局面。武宗的灭佛，从事实上说，确实在经济上获得了巨大的好处。
在武宗灭佛之前，佛教受到刻意抑制已有端倪。武宗之前，穆宗、敬宗、文宗皇帝仍循例作佛事，白居易等唐朝士人也多与僧人交往。到了唐代中后期，中国的思想形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敬宗已酷信道教，文宗时代开始有毁法之议，认为“古者三人共食一农人，今加兵、佛……其间吾民尤困于佛”（杜牧《杭州新造难亭子记》，《全唐文》卷七五三）。武宗会昌五年（845）开始的毁法运动将打击佛教推到极致。当时日本僧人圆仁恰好到唐朝求法，亲眼目睹了灭佛的种种情形，记载于他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
中国历史上有多次灭佛，但最为惨烈的当属这次武宗镇压佛教的运动。会昌元年（841），闻到空气中弥漫的不祥气氛，外国僧人纷纷请求离开唐朝回国。南天竺三藏宝月入朝，不先咨开府，从怀中突然拔出表呈给武宗，请许归国，因犯越官罪收禁。宝月弟子三人各决七棒，通事僧决十棒，不放宝月归国。这一年的八月七日，圆仁也上表请求回日本，照样未获准许。此时执政的李德裕也支持武宗的灭佛政策。到了会昌二年（842）三月，李德裕上奏，发遣保外无名僧，又不许置童子沙弥，至此，武宗灭佛已显露端倪。五月二十五日，武宗使人发牒勘问外国僧艺业。五月二十九日，敕停供奉大德、两街各二十员。到了秋天，武宗于十月九日下敕，天下所有僧尼解烧炼、咒术、禁气，背军身上杖痕鸟文，杂工巧，曾犯淫、养妻、不修戒行者，并勒还俗。若僧尼有钱谷田地，应收纳入官。如惜钱财，情愿还俗，并勒还俗，充入两税徭役。后左街功德使奏，准敕条疏僧尼除年老及戒行精进者外，其爱惜资财还俗者一千两百三十二人。右街功德使同此，还俗者二千二百五十九人。在地方上，也遵照执行。所蓄奴婢，僧许留奴一人，尼许留婢二人，其余任本家收管，无本家者由官府出面货卖。
鎏金银茶碾（法门寺出土）。饮茶为唐代时尚。茶碾子由碾座、碾槽、碾盖三部分构成。碾底有文。轴饼面刻有唐僖宗小名“五哥”字样。869年，此碾与其他器皿一起被皇族捐给扶风的法门寺。
会昌三年（843）五月二十五日，勘问诸寺外国僧来由。六月份，武宗又下敕斥佛本西戎人，佛经典籍为胡书。但是圆仁前后求归国百余次，均不获准。武宗的灭佛相当全面，会昌四年，他下敕不准供养佛舍利，违者严厉惩处。种种抑制佛教的行为伴随着谣言纷起，据传道士奏云，孔子言黑衣继十八子为天子。黑衣者，僧人；十八子者，李氏。而武宗为唐第十八代。凡此种种说法，更加坚定了武宗灭佛的决心。到了这一年的七八月份，法难发生了。武宗下令拆毁全国的山房、兰若、普通佛堂、义井、村邑斋堂等，未满二百间、不入寺额者，其僧尼等尽勒还俗。据圆仁记载，长安城坊佛堂被毁三百余所，全国范围内拆毁的更多。同时天喜爱尊胜石幢、僧墓塔等也被下敕拆毁。十月，又下敕拆毁天下小寺，经佛移入大寺，钟送道观。其被拆寺僧尼，不依戒行者，不论老少尽敕还俗，长安城中于是又拆毁小寺三十三所。会昌五年（845）三月，武宗下敕不许天下寺置庄园，又令勘检天下寺舍奴婢多少，并及财物。令都中诸寺由两军中尉勘检，诸州府寺舍委中书门下检勘。并分城中寺舍奴婢为三等，分别收遣。差不多在同时，又敕令天下诸寺僧年四十以下尽勒还俗，递归本籍，后又扩大到五十岁以下的僧尼还俗。到了五月末，长安已经没有僧尼了，寺院只留下三纲检理财物，结束后也要还俗。外国僧人没有祠部牒的，也必须还俗，送归本国。秋七月“敕上都、东都两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节度、观察使治所及同、华、商、汝州各留一寺，分为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一人，中等留十人，下等五人。余僧及尼并大秦穆护、祆僧皆敕还俗。寺非应留者，立期令所在毁撤，仍遣御史分道督之。财货田产并没官，寺材惟葺公廨驿舍，铜像、钟磬以铸钱”（《资治通鉴》卷二四八）。又将僧尼改隶鸿胪寺。
寺院原先有悲田院，救济贫困者，僧尼还俗后，这项社会慈善事业也归政府安置。李德裕建议将悲田坊改名养病坊，于乡闾中选人主持（《旧唐书》卷一七四《李德裕传》）。圆仁记载，唐国僧尼本来贫穷，尽令还俗后，无衣可穿，无食可吃，引起社会动荡。
武宗灭佛虽然得到了李德裕等大臣、儒家、道士的支持，但是在统治集团内部并未达成共识。比如代表宦官集团的仇士良就对这一政策颇不赞同。根据圆仁的记载，会昌三年（843）正月十八日，仇士良有帖，唤长安城中的外国僧人第二天见面，包括青龙寺南天竺三藏宝月等五人，兴善寺北天竺三藏难陀一人，慈恩寺狮子国僧一人，资圣寺日本僧圆仁及弟子惟正、惟晓等三人，诸寺新罗僧等，更有龟兹国僧共二十一人。仇士良本身信佛，所以对这些人多加抚慰。另外，唐朝中央推行的灭佛政策，在黄河以北镇、幽、魏、潞等藩镇并未得到认真推行，所以佛教得以部分保存。
尽管如此，唐武宗灭佛对佛教的打击仍属历史上最为酷烈的。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和北周武帝宇文邕都曾采取暴力强硬手段灭佛，但是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佛教仍在蒸蒸日上，虽然佛教受到暂时的挫折，但是其作为中国人主要信仰的地位并未丧失，在当时仍有不少僧人挺身而出，舍身护法。遭到迫害的佛教也博得了更多人的同情和信仰。所以在灭佛的君主死后，佛教就卷土重来，出现更加蓬勃向上的势头。比如北周灭佛时的慧远，与北周武帝激烈辩论；到了隋代，在隋文帝的支持下，他已经成为佛教的重要精神领袖。但是，唐武宗的灭佛，发生在中国人心灵结构产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此时回到古典时代、排除佛教因素的思想运动愈演愈烈，中国主流的知识分子越来越认为，“三代已前，未尝言佛，魏晋之后，像教寝兴。是逢季时，传此异俗，因缘染习，蔓衍滋多。以至于耗蠹国风，而渐不觉”（《唐会要》卷四七）。所以在武宗灭佛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僧人的激烈抗议，也没有看到朝臣士人的反对声音。佛教作为一个庞大的思想、信仰体系，到了武宗灭佛的时刻，似乎已经失去了之前朝气蓬勃的气势，社会大众也似乎接受了佛教不可避免地衰落的事实了。
武宗灭佛，对中国佛教来说可谓是灭顶之灾，寺院经济遭到打击，寺庙被毁，经籍散佚，佛像被销，佛教失去了繁荣的客观条件。加上思想世界的变化，曾经处于知识、思想、文化、政治舞台中心位置的佛教从此走向衰落，一蹶不振，走向了世俗化道路。这一事件的影响是深远的，比如从最小的层面上说，由于拆毁佛教建筑，导致留存到今天的唐代建筑非常少。而日本的京都等地，气势恢宏、令人赞叹的佛教古建筑，就是模仿唐朝而建造的。如果当时长安、洛阳的那些伟大的寺院能够保存的话，将是多么伟大的遗产！
武宗死后，宣宗即位后即复兴佛教。但是大势已去，此后佛教已然衰落。咸通十四年（873）懿宗迎佛骨，不久去世。即位的僖宗下诏将佛指舍利送归法门寺，仪式非常简单。所在香刹，也下诏铲除。当时已知的世界文明，包括佛教世界、伊斯兰世界和基督教世界，基督教世界逐渐在欧洲站稳脚跟，在此后的一千年中，都笼罩着欧洲大陆；伊斯兰世界则从阿拉伯拓展，往西进入非洲、土耳其、西班牙，往东进入波斯、中亚，沿着丝绸之路一路到达中国的陕西、甘肃；佛教世界则从西北印度、中亚逐步萎缩，乃至在中原也失去根据。中国作为佛教世界主导者的角色，在武宗灭佛后已然放弃。虽然日本佛教诸宗仍认同长安的寺院是其祖庭，但是对中原来说，已经没有太大意义。此后，儒家思想重新焕发活力，改头换面，成为主导的伦理和思想体系。
对其他宗教的迫害和宗教宽容政策的结束
武宗灭佛的同时，也打击了其他外来宗教，包括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景教等。此后，唐朝一直执行的宗教宽容政策从实际上结束了。即便在儒学内部，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纬学也被逐渐从儒家知识体系中排除出去。一方面，这是中国社会走向世俗主义的体现；另一方面，也伴随着自我本位的兴起，夷夏之防变得更加重要。
粟特胡人多信仰祆教，也就是琐罗亚斯德教。这一宗教是基督教诞生之前中东和西亚最具影响力的宗教。琐罗亚斯德教曾是阿契美尼德帝国的国教，但是随着阿拉伯帝国征服波斯，伊斯兰教往东拓展，琐罗亚斯德教受到排斥，被斥为“拜火教”。在这种情况下，琐罗亚斯德教往东发展，最终通过西域到达中原。琐罗亚斯德教跟粟特人关系密切，“从大食国以东，并是胡国，即安国、曹国、史国、石骡国、米国、康国……总事火祆”（慧超《往五天竺国传》），对中国历史和文明的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火祆教崇奉之神在北魏、南梁时被称为天神、火天神、火神天神或天神火神；到隋末唐初才称火祆。祆教受到北魏、北齐、北周、南梁等统治阶级的支持。北魏的灵太后率领宫廷大臣及眷属几百人奉祀火天神。北齐后主“躬自鼓儛，以事胡天”，因此，在京都（邺，今河北临漳县）出现了很多奉祀火祆的神庙，一时蔚然成风气。北周的皇帝也曾亲自“拜胡天”、“从事夷俗”。从北魏开始，北齐、北周相继在鸿胪寺中设置火祆教的祀官。唐朝在东西两京都建立祆祠，东京有两所，西京有四所，“商胡祈福”，唐朝祠部还设有管理火祆教的祀官萨宝府官，由波斯人或新疆地区少数民族的信徒担任，主持祭祀。祆教在中国宽容的环境下，获得了蓬勃的发展。唐朝的世界帝国属性，吸引了很多外国侨民在唐朝居住。尤其粟特胡人在商业贸易中居于重要地位，很多粟特人更在政治、军事上扮演重要角色，所以建立祆祠方便胡商祈福之用，并维持胡人对唐朝的向心力，具有重要作用。若不是带有粟特和祆教元素的安禄山叛乱，或许中国文明的走向会有所不同。
《宴饮图》（长安南里王村唐墓出土，现藏陕西省博物馆）。图中九人围坐，欢宴畅饮，旁立僮仆数人，反映了墓主人生前日常家居生活的场景。
天宝之后，留居长安的蕃客曾被唐王朝编入左右神策军，其中就有大批波斯祆教信徒。至德三年，广州的大食人和波斯人举行暴动，其中也有不少祆教徒。会昌五年（845）唐武宗敕令灭佛时，祆教也在被禁止之列，受到的冲击较大，许多祠庙都被拆毁，僧侣被勒令还俗，有的祆教徒被赶回波斯或西域本籍。黄巢进入广州，大肆屠杀外来宗教信徒，其中也有许多祆教信徒。此后，祆教逐渐在中国内地绝迹，其某些元素渗入民族宗教活动之中，再也没能获得如唐朝那样的官方地位，甚至在宋代以后就不再见于文献记载。
摩尼教，又称作牟尼教、明教，是一个源自古代波斯宗教祆教的宗教，为公元三世纪中叶波斯人摩尼所创立。这是一种将基督教与伊朗阿胡拉·马自达教义混合而成的哲学体系。摩尼教在武则天时代从西域传入中原，但是其传教并不顺利，往往托佛教之名传教，而且唐朝君主如玄宗等认为摩尼教所传是邪见，下令禁止中国人信仰该教。摩尼教在唐朝的命运发生转折，在于它传入回纥并成为回纥的国教。唐朝发生安史之乱后，借助回纥之兵平定叛乱，回纥因此崛起，并在唐朝取得了特殊地位，回纥使者甚至在唐朝耀武扬威。借着回纥的支持，摩尼教得以在唐朝传教。大历三年（768）六月，唐代宗敕准回纥摩尼教徒在长安建摩尼寺——大云光明寺。其后，又应回纥之请，于荆州、扬州、越州等州，各设置“大云光明寺”一所。德宗贞元十五年（799），天久旱无雨，曾请摩尼师施法祈雨。元和三年（807）正月，唐宪宗应回鹘使节的请求，在河南府和太原府设立三座摩尼寺。摩尼教徒经常由回纥至唐，并得唐皇室礼待。可以说，摩尼教得以在唐朝传播，与回纥跟唐朝的特殊关系是绑在一起的，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政治和外交的考虑。也正是因为这种原因，摩尼教先于祆教、景教被禁。而其被禁，跟唐朝和回鹘的关系变化存在关联性。
观音经变（取材于《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之“商人遇盗”图）盛唐，现存于甘肃敦煌莫高窟45窟南壁西侧。描绘了一群胡商赶驴载货上路时遇到了强盗的情景。商人们双手合什祈祷，口诵观世音名。上书曰：“众商人同与发声言：南天观世音菩萨，即得解脱。”这里再现了当年丝绸之路上来往商旅的艰险。
长庆元年（821），唐穆宗初立，将自己的亲妹妹、宪宗之女太和公主出嫁回鹘可汗，此后太和公主在回鹘生活了长达二十二年。唐武宗会昌元年（841），回纥被的黠戛斯击败，国势衰落，唐廷对回纥和摩尼教的态度发生了改变。会昌三年（843），唐武宗采纳宰相李德裕的意见，进攻已经四分五裂的回鹘汗国。唐军大败回鹘，并抢回了太和公主。此后，回鹘汗国亡国，众部族离散。唐回两国的百年恩怨，终于了断。回鹘的亡国，对摩尼教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与进攻回鹘相配合，武宗在会昌三年即下令对唐朝境内的摩尼教徒和寺院实行抄检，没收摩尼教资产与书像等物。由于一些摩尼教徒反抗，致令长安女摩尼教徒死者达七十二人。“会昌三年四月中旬，敕天下杀摩尼师，剃发令著袈裟，作沙门形而杀之。”“其回纥及摩尼寺庄宅、钱物等，并委功德使与御史台及京兆府各差官点检收抽。”（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会昌五年（845）灭佛，摩尼教再次受到重创，从此，摩尼教在中国一蹶不振，再不能在社会公开传教，转而在民间秘密流传，并渐与其他宗教结合。
基督教的一个支派聂斯脱里派，也在会昌灭佛中受到重创。聂斯脱里派在唐朝被称为景教。景教起源于今日叙利亚，是从希腊正教（东正教）分裂出来的基督教教派，由叙利亚教士君士坦丁堡牧首聂斯脱里于五世纪上半叶创立，在波斯建立教会。根据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唐贞观九年（635），大秦国有大德阿罗本带来经书到长安，由房玄龄迎接，获唐太宗接见。从此以后，景教在中国顺利发展了一个半世纪，与祆教及摩尼教并称唐代“三夷教”。在唐朝的首都建有景教寺院波斯寺。高宗时，景教发展已经具备一定规模。高宗下诏于诸州建立景寺。武则天时代，景教教士参与武则天集资修建“大周颂德天枢”的活动。唐玄宗时，曾邀请景教教士在兴庆宫讲法，派遣宁王等亲王到景寺礼拜，还邀请十七名景教教士一起做礼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