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6年爆发的安史之乱，不但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而且也是整个中国历史的分水岭。安史之乱后，中国文明由海纳百川的雄浑气度，转而寻求回到先王的古典时代，呈现出内转的一面。佛教、粟特文明等曾在大唐文明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文化因子，逐渐变形或者退潮。中国放弃世界佛教中心的地位，佛教在中亚逐渐被连根拔起。陆上丝绸之路逐渐衰落，作为丝绸之路贸易担当者的粟特人融入本土人群。思想上，禅宗兴起，儒家以道学的形式复兴，政治理念从天上拉回人间，天人感应学说消退，君主仁政和士大夫克己复礼的心性追求得到强化。连带美术等艺术形式也发生变迁。
一 安禄山的崛起
《安禄山事迹》是我们了解安禄山事迹的重要文献，这也是目前仅存的关于安禄山叛乱的唐人撰述。全书共三卷，每卷都题“华阴县尉姚汝能纂”。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里也有一个姚汝能，说是姚崇的后人。实际上有关姚汝能，史籍并无更多的信息。我们只能根据《安禄山事迹》的题记和喻坦之的《寄华阴姚少府》推测，姚汝能在会昌年间(841—846)中乡贡进士，大中年间(847—860)任华阴尉，与“咸通十哲”之一的喻坦之关系很好。如此看来，姚汝能撰写《安禄山事迹》时，距离安史之乱已过了一百多年。
《安禄山事迹》自安禄山出生一直写到安禄山之死，其中很多细节描写不见于其他文献，比如玄宗数次赏给安禄山的各类物资名目，以及安禄山为叛乱所做的各种准备等。《新唐书》所记安禄山之事较《旧唐书》更为详细，很多事即取材自《安禄山事迹》。《长安十二时辰》的主人公张小敬也出自《安禄山事迹》——在马嵬坡杀死杨国忠的士兵就叫张小敬。
安禄山(703—757)，比玄宗小十八岁，营州粟特胡人，小名轧荦山。他的母亲阿史德氏是突厥巫女，因为一直没有孩子，就向突厥的斗战神轧荦山祈祷，战神显灵使她生下了安禄山。据说，安禄山出生那天夜里赤光傍照，群兽四鸣，望气者见妖星芒角闪动，落在毡帐之上，就报告上级妖星降落，有不祥之兆。当时的长官张韩公派人搜查他们住的地方，安禄山被人藏了起来，张韩公找了很多地方没找到人，便下令无论男女老幼，全部杀掉。安禄山小的时候身上发生了很多怪兆异相，他的母亲认定儿子是神，所以借用战神之名称呼他为轧荦山。
安禄山从小随母在突厥部族生活，他的父亲可能是一位康姓胡人（郭子仪上表中提到安禄山本姓康），之后母亲改嫁于突厥将军安波注之兄安延偃。开元初年，其族破落离散，他与将军安道买之子安孝节，安波注之子安思顺、安文贞一起逃离突厥，与安思顺等约为兄弟，从此冒姓安氏，改名安禄山。
图1 唐韦贵妃墓壁画胡人献马图。
图2 北齐墓葬浮雕上的粟特人。巴黎集美博物馆藏。
早在1925年，日本学者桑原骘藏就推断，安禄山是康国出身的粟特人。1955年，蒲立本的《安禄山叛乱的背景》也肯定安禄山是粟特人。他母亲所属的阿史德氏，是突厥汗国中仅次于可汗家族阿史那的族姓。他的名字“轧荦山”是粟特语“光明”一词。其实粟特人中叫禄山的很多，比如安禄山、曹禄山等，这个名字与粟特人信仰的索罗亚斯德教或者拜火教有很深的关联。安禄山死后被追谥为“光烈皇帝”，同样也是取“光明”之意。跟安禄山一起造反的史思明也是营州粟特人，本名窣干，是粟特语中“燃烧”“发光”的意思，所以玄宗给他改名思明。
安禄山长而奸贼残忍，多智计，善揣人情，懂九种胡语。他一开始在幽州，给其他做生意的胡人充当翻译和掮客。粟特是个商业民族，粟特语是丝路贸易的通用混合语。《唐会要》记载过一件事：中书令褚遂良压价强买中书译语人史诃担的房子。这个“中书译语人”就是在中书省担任翻译的人，也是个粟特人。
张守珪为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偷羊被抓，准备处死。安禄山大呼：“大夫不欲灭奚、契丹两蕃耶？而杀壮士！”张守珪很惊讶，便留下他在军前驱使，与史思明同为捉生将。张守珪很喜欢安禄山，后来把他收为养子。这是安禄山崛起的非常重要的一步。天宝元年(742)，玄宗任安禄山为平卢节度使，兼柳城太守，押两蕃（奚、契丹）、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他迎合玄宗好大喜功的心意，屡次挑起边衅，以邀功赏，得到了玄宗的赏识，又先后获封范阳、河东节度使，遂身兼三镇。在他的周围聚集了高尚、严庄、史思明、安守忠、李归仁、蔡希德、崔乾祐、尹子奇、武令珣、田承嗣等文臣武将，建立起一支八千人的精兵“曳罗河”（壮士或者奴隶之意），同时蓄养战马、搜刮军备。
安禄山在拜火教中地位很高。《安禄山事迹》记载：
潜于诸道商胡兴贩，每岁输异方珍货计百万数。每商至，则安禄山胡服坐重床，烧香列珍宝，令百胡侍左右，群胡罗拜于下，邀福于天。禄山盛陈牲牢，诸巫击鼓、歌舞，至暮而散。遂令群胡于诸道潜市罗帛，及造绯紫袍、金银鱼袋、腰带等百万计，将为叛逆之资，已八九年矣。
他们拜的“天”，就是“胡天”，就是“阿胡拉·玛兹达”。安禄山以拜火教团结胡人，自比斗战神，被胡人认为是神，获得大量胡人的支持；又利用他的粟特人身份，派遣粟特商旅到各地做生意为自己筹集资金，每年粟特商胡交纳的珍货达数百万。粟特人对安禄山叛乱的支持，也导致了安史之乱中粟特人大量被杀。这个曾在丝绸之路上扮演重要角色的民族，在安史之乱后遭受重创，同时也加速融入中土民众中，逐渐从中国历史的图景中消退。
安史之乱后，大量胡人往河北地区集中，更加加强了河北地区的特殊性。有的学者把这个情况称为“胡化”。直到安史之乱多年以后，幽蓟一带的老百姓还称呼安禄山、史思明为二圣。安史之乱后唯一由朝廷任命的幽州节度使张弘靖“以禄山、思明之乱，始自幽州，欲于事初尽革其俗，乃发禄山墓，毁其棺柩，人尤失望”，很快被当地人轰走。大历八年(773)，魏博节度使田承嗣“为安、史父子立祠堂，谓之四圣”。北宋时期屡次北伐想征服幽州都非常困难，军事只是其中一个问题，更重要的问题是幽州人的认同已经不一样了。
二 唐朝的军事改革
可能在唐朝人看来，安史之乱完全是一个出乎意料的“偶然”——那时的唐朝欣欣向荣，对外战争不断取得胜利，从长安到中亚，畅通无阻；安史之乱的前一年还刚因粮食丰收减免了当年的租赋。历史事件发生后，我们往往会回溯、总结，找出一些痕迹来解释事件发生的原因。比如安禄山叛变几乎摧毁唐帝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在于唐朝的军队改革。
唐初实行府兵制，其系统可概括为“卫——折冲府——府兵”。“卫”即十六卫，由隋制“十二卫四府”发展而来。十六卫是唐朝最高军事机构，既负责拱卫京师，又掌控府兵（左右卫、左右骁卫、左右武卫、左右威卫、左右领军卫和左右金吾卫这十二卫是府兵的领导机构），十六卫长官多为皇帝身边的近臣，直接对皇帝负责。折冲府则是唐代的基层军事机构。三分之一的折冲府集中在关中地区，其次按照距离长安的远近部分在河东、河南，南方鲜少设立。武德初年，李渊仿照隋制的设置，将关中地区分为十二道，于每道设置一个军府，统称为“关中十二军”。武德七年(624)，军府长官骠骑将军改名为“统军”，副官车骑将军改名为“别将”，军府也改称为“统军府”。太宗时又用回隋时旧称，“统军府”改称“折冲府”，“统军”改为“折冲都尉”，“别将”改为“果毅都尉”。各地折冲府以军府所在地命名，主要负责登记府兵们的军籍和日常军事训练，并不能直接领导府兵。府兵们农闲时期进行军事训练，战争时期征调参军，此外还要轮流前往京城承担一部分禁军工作。在名义上由十二卫及东宫六率（太子亲卫）统领折冲府，实际的调兵权仍掌握在中书、门下手中。当战争发生时，府兵们和其他临时应召的征兵由皇帝直接任命的“行军大总管”或“行军大元帅”全权指挥。在这种体制下，领兵的将领和兵士之间难以形成紧密的联系，有效地防止军队将领以军干政。府兵制的重点在首都——长安周围集中了最多的折冲府，这种内重外轻的安排，对定都西部的唐帝国具有重要意义。
中书门下等中央各官署位于宫城以南，因此各中央官署及宰相又被称为南衙或南司，隶属旗下的十二卫又被称为“南衙十二卫”。玄宗早期，由于府兵逃亡现象严重，宰相张说废弃了府兵番上宿卫的制度，召募壮丁十二万人，免其赋役，命名为“长从宿卫”，后又改称“彍骑”，分隶十二卫，最终散入羽林军。南衙十二卫在安史之乱前夕，作为一支整体的战斗力量实际上已经消失。与“南衙十二卫”相对的是“北衙禁军”。北衙禁军因常屯驻宫城北门（玄武门等）故名，由皇帝直接控制，其职能也与戍卫京城的十二卫有所区别，只负责守卫皇宫。北衙禁军在历次宫廷政变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所以玄宗在政变结束后刻意打压了禁军将领王毛仲等，使北军有所削弱。因为长期不打仗，其成员大部分是长安富裕的商人和城市居民，甚至雇佣替身或者派遣家仆代替他们当兵，所以北衙禁军也成了一支微不足道的军队。可以说，在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中央政府根本派不出一支真正能够野战的军队与叛军对垒，只能依靠其他边防军来拯救自己。天宝八载(749)，宰相李林甫停止了府兵到首都服役的制度。到这时，府兵已经完全成了没有组织、没有军官、没有武器装备的名义上的军队。此后，唐朝的军队几乎全部由职业军人组成，由国家负责供养。
玄宗有并吞并四夷之志，为了应付对外作战，于天宝年间建立了节度使制度，在沿边先后设立了安西、北庭、河西、陇右、朔方、河东、范阳、平卢、剑南九个节度使和岭南经略使。当时边防军共49万人，战马8万余匹，每年要花的军费有：衣赐1 020万匹段，军食190万石，大抵是1 210万钱。而在开元以前，每年边防军费不过200万，天宝中期增加了六倍多。为减轻庞大的国防开支造成的财政压力，中央政府决定放手让各节度使自负盈亏，这样一来节度使手中便掌握了行政、财政、军事等众多权力，极易威胁中央。玄宗和李林甫通过节度使之间的互相制约来化解这个问题，同时有意识任命出身不高的蕃将担任节度使，降低其威胁中央权威的潜力。各节度使之间的相互制衡自有一套逻辑，根据战略目标，10个节度使可分为五组。
第一组为安西节度使和北庭节度使，负责经营中亚。
安西节度使负责安抚平定西域，统领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国。都护府治所在龟兹城内，管戍兵24 000人，马2 700匹，每年军费为衣赐62万匹段。安西出了很多名将，比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嗣业、王难得等人。
北庭节度使主要防制突骑施、坚昆、斩啜部落，管辖瀚海、天山、伊吾三军，治所设在北庭都护府。管兵2万人，马5千匹，每年军费为衣赐48万匹段。
第二组为河西节度使和陇右节度使，负责压制吐蕃、隔绝吐蕃和突厥。
河西节度使负责断隔吐蕃与突厥。统赤水、大斗、建康、宁寇、玉门、墨离、豆卢、新泉等八军，以及张掖、交城、白亭三守捉。节度使驻凉州，管兵73 000人，战马19 400匹，每年军费为衣赐180万匹段。河西节度使在诸节度使中实力最强，也最为朝廷重视。由河西节度使拜相也最多，比如萧嵩、牛仙客；其他如皇甫惟明、王忠嗣、安思顺、哥舒翰，虽未曾入相却也在政局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图3 唐代军事文书。新疆尉犁县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出土。
陇右节度使主要防备吐蕃。统临洮、河源、白水、安人、振威、威戎、莫门、宁塞、积石、镇西十军，以及绥和、合川、平夷三守捉。节度使驻鄯州，管兵7万人，马10 600匹，衣赐250万匹段。盖嘉运、皇甫惟明、王忠嗣、哥舒翰、王思礼、郭子仪都担任过陇右节度使。
第三组为朔方节度使和河东节度使，主要负责经略突厥。
朔方节度使负责捍御突厥，统经略、丰安、定远、西受降城、东受降城、安北都护、振武等七军府。节度使驻灵州，管兵64 700人，马4 300匹，衣赐200万匹段。张说是第一任的朔方节度使。先后担任过宰相的朔方节度使有张说、王晙、萧嵩、李林甫、牛仙客、郭子仪、杜黄裳、杜鸿渐、李光弼、李怀光、仆固怀恩、浑瑊、崔宁、侯固、唐弘夫、韩逊16人之多，唐肃宗也曾挂名朔方节度使。
朔方军是后来镇压安史之乱的主力。天宝四载(745)，后突厥的白眉可汗被王忠嗣斩杀，首级被送往长安，后突厥汗国彻底瓦解，大量突厥人投靠了安禄山。以我们后来人的眼光看，朔方节度使此时应该就转换功能，不必再囤积重兵防御突厥。
河东节度使配合朔方军抵御突厥。统天兵、大同、横野、岢岚四军，忻、代、岚三州，云中守捉。节度使驻太原府，管兵55 000人，马14 000匹，衣赐126万匹段，军粮50万石。薛讷、王晙、张嘉贞、张说、杜暹、牛仙客、王忠嗣、安禄山、李光弼等都担任过河东节度使。安禄山也当过河东节度使，但安禄山造反的时候无法调动河东的军队，只有少部分的河东军跟随他造反。
第四组为范阳节度使和平卢节度使，负责经营东北亚。
范阳节度使又叫幽州节度使。负责压制奚与契丹两个部落，统经略、威武、清夷、静塞、恒阳、北平、高阳、唐兴、横海等九军。节度使驻幽州，管兵91 400人，马6 500匹，衣赐每年80万匹段，军粮50万石。张说、王晙、裴伷先、张守珪、李适之、安禄山都担任过范阳节度使。安禄山曾经是张守珪、李适之的部下。范阳节度使的兵虽然不少，但被中央政府重视的程度不高，其战马和军费都不算多。
平卢军节度使镇抚室韦、靺鞨，统平卢、卢龙二军，榆关守捉，安东都护府。节度使驻营州，管兵17 500人，马5 500匹。
第五组为剑南节度使，负责防备吐蕃和南诏。
剑南节度使西抗吐蕃，南抚南诏，统团结营及松、维、蓬、恭、雅、黎、姚、悉八州兵马，以及天宝、平戎、昆明、宁远、澄川、南江六军镇。节度使驻成都府，管兵30 900人，马2 000匹，衣赐80万匹段，军粮70万石。安史之乱爆发时，剑南节度使由杨国忠兼任，所以他才建议玄宗入蜀地避难。如果当初玄宗投奔朔方军，说不定结果会很不一样。
另外还有一个岭南五府经略使，使治在广州，管兵15 400人，由当地赋税供给。
整体来说，唐玄宗以安西、北庭节度使经营中亚；以陇右、河西节度使压制吐蕃，隔绝突厥，保卫长安；以朔方、河东节度使压制突厥等北亚势力；以范阳、平卢节度使经营东北亚；以剑南节度使防备南诏、吐蕃。因为唐朝主要的敌人是吐蕃和突厥，河西、陇右、朔方这三个地方的节度使经常出将入相，也最为中央所重，但也因为管控很严反而没有出事。范阳僻处东北，远离关中，所获关注不多——甚至马匹和粮饷都不足——反而成为大患。
兵制的变迁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它适应了唐帝国对外的拓展——长期的对外征战不允许定期的换防，需要专业化的、可以长期作战的长行兵；而国家腹地太平无事，不需要供养那么多军队。在和平时期，这是最有效和最经济的体制。但是在兵制改革的过程中，最终形成了唐朝军队大量集中于边疆，而中枢兵力微弱的局面。
唐朝通过出将入相加强对边防军的控制，有时宰相也兼任地方节度使，李林甫兼任朔方节度使，杨国忠兼任剑南节度使。同时他们之间也维持着平衡，比如河西陇右的哥舒翰和范阳平卢的安禄山关系很紧张，互相掣肘。唐朝以潼关为天险，以洛阳为镇压关东地区的军事堡垒，背靠强大的河西、陇右、朔方军团，理论上并不怕安禄山的叛变。安史之乱最后一发不可收拾，是由一连串的战略失误造成的，唐玄宗要负主要责任。
三 安禄山起兵
《安禄山遗事》中记载了一则小故事：
初，玄宗览龟兹曲名部，见《北洛背代》，深恶之，谓乐工李龟年曰：“何（忽）［物］音乐为如此不祥之名？”遂令诸曲悉改故名。及闻禄山反，龟年曰：“曲名先兆，果不虚矣。”
玄宗早些年曾看到一部龟兹曲谱名为《北洛背代》，觉得这个名字很不祥。“北洛”可能让他想起了洛阳北面的北邙山——汉魏以来最有名的埋葬地，而“背代”在唐时墓志中意为“死亡”。听说安禄山造反后，乐工李龟年感叹此曲果然是先兆。此外，开元天宝年间，民间多用宫调中奏《突厥神》，当时人认为这是安禄山会造反的征兆，正如建国之初盛传的《武媚娘》曲被视为武则天篡夺李唐的征兆。
天宝十四载(755)，八月，原御史中丞、与安禄山交好的吉温身亡，两个多月后，安禄山于范阳起兵，并找到了吉温十岁的儿子，封他为河南参军。《旧唐书》记载，当时有人说安禄山起兵就是为了给吉温报仇。吉温确实为安禄山提供了很多情报，而他也是有名的“墙头草”——游走在各种权势人物之间，先后攀附过高力士、李林甫、安禄山、杨国忠等，和他们称兄道弟。
天宝十一载(752)，玄宗任命杨国忠为右相，当时杨国忠和吉温的关系还不错，便提拔还是魏郡（今河北邯郸）太守的吉温为御史中丞，兼任京畿、关内采访使。然而吉温却在赴任前，特地跑去范阳和安禄山告别。安禄山让儿子安庆绪为吉温牵马送行，吉温很感动，到了长安后，朝廷上的任何风吹草都会向安禄山报告，消息一般两天两夜就可以传到安禄山的耳朵里。玄宗任命安禄山为闲厩使、陇右群牧使，兼任群牧总监，安禄山趁机请求让吉温担任武部侍郎、闲厩副使。杨国忠以为吉温投靠了安禄山、背叛了自己，因此对他怀恨在心，不仅阻止了吉温接替陈希烈出任宰相，又派人告发吉温受贿。天宝十三载(754)年底，吉温被调离中央，贬为澧阳郡（今湖南澧县）长史。安禄山向玄宗申冤，说一切都是杨国忠的阴谋，痛斥其二十多条罪状，然而玄宗两方都不想得罪，就都没有问罪。天宝十四载(755)，吉温又被人告发曾贪污了7 000马匹，在大理司直蒋沇审问后，吉温死在了狱中。
差不多在吉温被贬后，天宝十四载(755)年初，安禄山就开始对朝廷充满了警惕。
二月，安禄山派人进京请求玄宗将32名汉人将领替换为胡人，宰相韦见素认为安禄山企图造反，极力劝阻却没能成功。韦见素和杨国忠又建议玄宗将安禄山调入中央，安排其他人继任节度使，这样既可以监控安禄山又能瓦解他的势力，玄宗一边答应一边却迟迟不下调职命令。玄宗借赐珍果的名义派宦官辅璆琳去暗中观察安禄山，没想到辅璆琳被安禄山用重金收买，回京后拼命夸赞安禄山忠心爱国。玄宗因此打消了疑虑，还对杨国忠说：“禄山，朕推心待之，必无异志。”
三月，玄宗让给事中裴士淹去范阳慰问，裴士淹等了二十多天才见到安禄山。
四月开始，朝廷每次派使者来访，安禄山都推辞有病不去迎见，盛陈威仪，摆足了架子以后，才见使者。安禄山这时已经完全不讲究人臣之礼了，造反的迹象非常明显，而玄宗还是抱着一丝的希望。杨国忠一直视安禄山为自己的头号政敌，认为只要他起兵造反自己就能顺理成章地铲除这个劲敌，于是日夜搜寻安禄山的反状，派京兆尹包围了安禄山在京城的宅子，又秘密杀掉了安禄山留在京中的门客们。六月，安禄山的长子安庆宗在长安娶了宗室女荣义郡主，并将杨国忠所做之事告诉了父亲，安禄山非常恐惧，因此在玄宗以安庆宗结婚为由下诏让安禄山来京时，安禄山推辞自己有病，不愿去长安。
七月，安禄山上奏要进贡三千匹马。为了送马，每匹马都配有两名马夫，另有22名蕃将护送。六千名马夫再加上二十多位蕃将，已经是一支军队的规模了。河南尹达奚珣觉得不妥，奏请让安禄山等到冬天再进献车马，马夫人选全由朝廷指派，不需要安禄山的部下。正巧这时辅璆琳因受赂事发被鞭打致死，玄宗开始怀疑起安禄山的忠心，就派宦官冯神威带着手诏去范阳，按照达奚珣的建议回绝安禄山的请求，并带话说：“朕新为卿作一汤，十月于华清宫待卿。”冯神威宣读了诏书后，安禄山一点礼节都没有，踞坐在胡床之上只略微欠了欠身，并没有跪拜接旨，只是问皇帝身体怎么样，又说那就不献马了，十月份一定会去京城。然后就命人把冯神威安排在馆舍不闻不问，过了几天才把他送走。冯神威回到长安就对玄宗哭诉：“差点就见不到您了啊，皇上！”
安禄山担任范阳节度使将近十年，与地方连接非常紧密。一开始他还只是在小圈子里谋划起兵，知道的人只有严庄、高尚两个谋士和阿史那承庆等心腹将领。自八月以来，安禄山不断招待士兵大吃大喝，厉兵秣马，为作战做准备。其他将领虽然觉得奇怪，却也没有放在心上。
从史料记载分析，玄宗并没有把安禄山造反当成一件大事来对待。第一，他认定安禄山不会造反。第二，他认定安禄山即使造反，也很快就会被扑灭。安禄山从二月开始有所动作到十一月起兵，间隔长达八个月，而这段时间里唐朝中央政府无所作为。十月，玄宗如约前往华清池，但安禄山并没有出现。
十一月初，正好有一位奏事官胡逸从长安回到范阳，安禄山拿出一道伪造的敕书，对部将谎称收到了密旨云：“遣禄山将随手兵入朝来，以平祸乱耳。兼云：莫令那人知。”并解释说那人就是指杨国忠，让大家别奇怪。甲子日（九日），安禄山召集范阳、平卢两镇士兵，打着诛杀杨国忠的旗号正式起兵，一些周边部落也被裹挟进来。
之后安禄山命范阳节度副使贾循守范阳，平卢节度副使吕知诲守平卢，别将高秀岩守大同；第二天去父母坟前辞别后便整军进发。当地百姓对安禄山起兵一事十分忧惧，比如蓟县很有名望的老年人李克就认为此时举兵无名必败，安禄山派谋士严庄告诉他：“如果对国家有利，我自己拿主意就行。现在正是利主宁邦的时候，有什么好忌惮的呢？”百姓们纷纷议论：“百岁老人都没见过这种事情！”于是，出了范阳后安禄山就着手发动政治宣传，四处说自己提了很多建议，可惜皇帝都不听，无奈之下只得起兵。
唐朝此时已经和平了太久，有的人家甚至好几代都没见过盔甲，因此听闻范阳的军队打过来后天下震动。河北是安禄山的辖区，因此当大军经过时所有州县望风瓦解，没有守令敢抵抗，有的直接开城门迎接，有的弃城逃命，有的被俘虏杀害。《安禄山事迹》中记载的更为详细：
所至郡县无兵御捍，（兵起之后，列郡开甲仗库，器械朽坏，皆不可执，兵士皆持白棒。所谓天下虽安，忘战必危。）皆开门延敌，长史走匿，或被擒杀，或自缢路傍，而降者不可胜计。
经过七年多的经营，安禄山基本将河北地区周边的胡人都收入麾下，东至靺鞨，北及匈奴，都听从他的号令。前来归降的胡人都会得到优待，而不愿降服的则会被打到服，生擒的俘虏不仅会被释放，还会得到衣物和妻妾。安禄山还利用自己的语言优势施展怀柔政策：
前后节度使招怀夷狄，皆重译告谕夷夏之意，因人而传，往往不传孚。安禄山悉解九夷之语，躬自抚慰，曲宣威惠。
原来的节度使因为语言不通，翻译往往词不达意，招安工作大打折扣。安禄山对各族语言都很熟悉，亲自抚慰人心，恩威并施，很快就获得了胡人的支持。时间久了，整个幽州地区变成了安禄山的独立王国。
安禄山对契丹委任尤重，“一国之柄，十得二三，行军用兵皆在掌握”。比如原契丹部落酋长孙孝哲。他身长七尺，勇健多谋，由于母亲是安禄山的情人，而得以亲近安禄山成为心腹，甚至可以出入安禄山卧内，于天宝年间做到了大将军。据说孙孝哲擅长女工裁缝之事，安禄山很胖，衣服都得是孙孝哲做的才合身。孙孝哲性格残忍，攻陷长安后大杀李唐皇室，王妃就砍死了数十人，此外必杀杨国忠、高力士之党以及其他与安禄山不对付的人，还要用铁棒“揭脑盖而死，血流于地”。
安禄山也有意招揽河北当地或因怀才不遇流转至河北的汉族士人，比如他的心腹谋士严庄和高尚。严庄本在朝廷为官，官至太仆卿。高尚是幽州人，本名高不危，曾因一身才华无处施展抱怨：“不危宁当举事不终，而不能咬草根以求活。”天宝初，在新平太守李齐物与中官将军吴怀宝的大力举荐下，高尚以策试第四等，授右领将军仓曹。吴怀宝又将他引荐给高力士，高力士将他置于门下，还让自己的孩子跟他学习。高尚很快就因不满自己的职位投奔了安禄山，在军中担任平卢军掌书记，后来跟严庄一起制造图谶劝安禄山谋反。安禄山起兵伪造的赦书制敕都由高尚制造。
稳定河北地区后，安禄山继续向他的目标之一洛阳进发，先派将军高邈带领奚族骑兵二十人赶到河东节度使的驻地太原，声称来进献射生手（善于骑射的武士）。杨国忠安排在太原的副留守杨光翙出来应战，却被生擒。安禄山随即向各处发布招降牒文，末云：“光翙今已就擒，国忠岂能更久。”安禄山大军则一路向南，行经易州、定州（今属河北保定）、赵州（今属河北石家庄）、邢州（今河北邢台）、洺州（今属河北邯郸、邢台），到达相州（今河南安阳）。
图4 严复墓志。严复是安禄山的主要谋士严庄的父亲，其墓志记载他曾依据天文星变指示两个儿子辅佐安禄山起兵。（本图源自齐运通：《洛阳新获七朝墓志》，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70页）
图5 安禄山军南下路线图。
十一月十日，杨光翙被劫持后，太原立即向中央报告，其他地方也纷纷上奏安禄山造反。玄宗还将信将疑，以为是恨安禄山的人散布谣言，直到十五日才真正意识到安禄山确实反了，然而此时他人还在华清池。玄宗赶紧召集宰相们讨论，杨国忠仍不以为意：“现在谋反的也就安禄山一个人而已！其他军队都不想造反，十天之内一定会斩了安禄山来归降，不如此，陛下再发兵讨之，伸张大义，诛杀暴逆，兵不血刃就能平定叛乱。”当时的玄宗和杨国忠仍对情况保持着难以想象的乐观。
四 高仙芝、封常清之死
等到各种证据证明安禄山确实谋反，玄宗命特进毕思琛到洛阳，金吾将军程千里到河东，各自简选招募几万兵士，简单训练后即去抵御安禄山的大军。十六日，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入朝，玄宗向他询问对策，封常清非常乐观地说：“如今天下太平已久，所以大家对反贼闻风丧胆。但凡事有逆就有顺，形势可能会在一瞬间就发生变化。臣请求立刻前往洛阳，开府库，募勇士，率领兵马渡过黄河，没几天就能取来逆胡的首级献给陛下！”玄宗非常高兴，第二天就任命他为范阳、平卢节度使。
十九日，安禄山至博陵（今河北定县）南，何千年等押着杨光翙见安禄山，安禄山痛斥杨光翙依附杨国忠，将其杀了泄愤。安禄山以张献诚为博陵太守，张献诚是原范阳节度使、安禄山的老长官张守珪之子。其实安禄山的大军成分非常复杂，有粟特人、突厥人、契丹人、奚人等，但不可否认的是，汉人仍占多数，且很多重要将领还是唐朝的官二代，比如薛仁贵的孙子薛嵩。乱世之中，很多人投机以博取自己最大的利益。行至巨鹿县时，安禄山本准备停军夜宿，突然惊道：“我名禄，非所宜宿也。”大军便改在沙河县（今属河北邢台）驻扎。
二十一日，玄宗返回长安，开始了一系列部署：
对安禄山的背叛展开复仇：
杀死安禄山嫡长子太仆卿安庆宗，赐侄女荣义郡主自尽
加强西北方向朔方和河东的军备力量：
把朔方节度使安思顺召回长安任户部尚书——安思顺与安禄山名义上是堂兄弟
以朔方右厢兵马使、九原太守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
以右羽林大将军王承业为太原尹
以程千里为潞州（今山西长治部分及河北涉县）长史
加强对关中的防御，河南进入战时体制：
设置河南节度使，领陈留等十三郡，以卫尉卿张介然为节度使
二十二日，荣王李琬（玄宗第六子）被任命为元帅，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任副将，统帅诸军东征。玄宗开内府，于京师募兵11万，号天武军，不过这些兵士全是市井子弟。
十二月一日，高仙芝带领飞骑、彍骑、新兵以及在长安的边兵合计约5万人，从长安出发，屯于陕州（今属河南三门峡）。玄宗遣宦官边令诚督军，高仙芝和边令诚并非第一次合作，之前高仙芝远征中亚立下大功被上司压制，还是边令诚帮他讨回公道。高仙芝虽然是名将，但此次带领的军队并不是他的亲兵——安西的铁杆部队在新疆，远水解不了近火。
另一边安禄山大军自汤阴（属相州）继续向东南进军，于十二月二日到达灵昌（属滑州）准备渡黄河。黄河自古以来就是沟通南北交通的一大阻碍，为解决这一问题，西晋时期，杜预于重要渡口孟津附近主持建造了一座浮桥，即河阳桥，随后为守护桥梁安全又相继出现了河阳三城。为了守住洛阳，封常清下令切断了河阳桥（在今黄河孟县西南）。然而封常清实在是运气欠佳，没想到安禄山的军队用粗绳索连着破船和木桩在河上串成串，一个晚上就冻得像座浮桥，遂顺利过河。新上任的河南节度使张介然赶到陈留还没几天，安禄山的大军就到了。
十二月五日，陈留太守郭纳举城投降。安禄山这时才听闻儿子已死，恸哭不已，把投降的近万名将士全部杀光，在军营门口斩杀了张介然。
十二月七日，玄宗准备亲征，下令：除了部分士兵留守城堡，朔方、河西、陇右军所有边军由各自节度使带领，二十日之内必须抵达作战位置；另安排太子监国，并对宰相们说自己早就想传位太子，此次亲征打算让太子监国，叛乱平定后就可以安心退位了。这可吓坏了杨国忠，他与太子素来交恶，担心玄宗此举会动摇他在朝中经营多年的根基，杨国忠就向虢、韩、秦三位夫人哭诉，让她们去找贵妃帮忙，在杨贵妃的不断劝说下此计划最终搁浅。
安禄山大军渡过黄河后南行至汴州（今河南开封），随后向西席卷郑州、荥阳、虎牢，最后闯入洛阳。主力决战主要在荥阳和洛阳展开，这是大唐的东部核心。安禄山率兵进军荥阳，太守崔无诐负责守城，登上城头的士兵远远就被叛军的气势所震慑，又听见战鼓擂起，竟被吓得如雨滴一般直往城墙下掉。八日，安禄山就攻陷了荥阳。随后他就令部将田承嗣、安忠志、张孝忠为先锋去攻打洛阳。
封常清及时赶到，驻军虎牢。封常清作战经验虽然丰富，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他十天内在洛阳新招募的六万士兵没有战斗力，根本抵挡不住安禄山的精锐骑兵。封常清非常坚韧，率领余下残兵再战于葵园，又被打败；又退守洛阳上东门内，再次战败。十二日，安禄山攻陷洛阳。封常清与安禄山战于都亭驿，又被打败；退守宣仁门，又败，于是就推倒禁苑的墙向西撤走。河南尹达奚珣投降安禄山。河南留守李憕、御史中丞卢奕、采访判官蒋清坚贞不屈，全部被杀。
唐朝以洛阳作为控制关东广大地区的桥头堡，只要洛阳不失，就可以往东压制河北、山东与江淮。在唐朝历史上，洛阳从来没陷落过，是唐朝重点经营的地区。但是很可惜，安史之乱爆发时，因为太平时间过久，洛阳基本没有防守，以至于非常轻松地就被安禄山攻陷。这是非常大的战略性失误。
封常清带着残兵败将退到了陕州。陕州早已大乱，无兵可守，太守也逃往河东。这时高仙芝赶到。封常清对高仙芝说：“常清连日血战，贼锋不可当。且潼关无兵，若贼豕突入关，则长安危矣。陕不可守，不如引兵先据潼关以拒之。”高仙芝马上接受了这个建议，就率领所有官兵向西退守潼关。安禄山的军队很快就追了上来，还在撤退中的唐军根本不成队伍，士卒与战马互相践踏，死伤许多。好不容易退到潼关，高仙芝立刻着手修筑城墙、整饬军械，等到安禄山的叛军追来时已经无法攻进潼关，只好撤退。安禄山安排部将崔乾祐屯兵陕州，临汝、弘农、济阴、濮阳、云中陆续降于安禄山。这时候朝廷所征诸道之兵都没赶到，整个关中无兵可守，一片慌乱。幸好安禄山正忙着称帝，留在洛阳不再进攻，给了唐朝喘息之机。
高仙芝与监军边令诚闹了些小矛盾，边令诚就向玄宗打小报告，说封常清到处宣扬敌军强大来动摇军心，高仙芝故意放弃了陕州，还克扣士兵们的物资中饱私囊。玄宗震怒，派边令诚手持敕书到军中杀高仙芝和封常清。实际上封常清在战败后曾多次派使者前往长安表陈形势，玄宗都不肯接见。无奈之下封常清亲自骑马赶到长安报告，才走到渭南，玄宗就剥夺了他的官爵，让他去高仙芝军中从头做起，当一个无名小卒。实际上封常清上报玄宗，除了请罪之外，更多是想讲明安禄山军队强劲的战斗力，唐军一定不能轻敌。
图6 敦煌文献P.3620《封常清谢死表闻》。法国国家图书馆藏。落款是“学生张议潮写”。这个张议潮可能就是后来的归义军节度使。此时他才不过十七岁，离封常清去世已过去了六十多年。
边令诚到潼关后，向封常清宣读了玄宗的诏书。封常清临死之前，写了一封非常感人的遗表请求边令诚转呈玄宗：“昨者与羯胡接战，自今月七日交兵，至于十三日不已。臣所将之兵，皆是乌合之徒，素未训习。率周南市人之众，当渔阳突骑之师，尚犹杀敌塞路，血流满野。……臣死之后，望陛下不轻此贼，无忘臣言！”十二月十八日，封常清被斩杀。
封常清的尸体就被随意地放在一张粗席子上。高仙芝回来后见此情景非常伤感，而边令诚领着一百多名陌刀手正等着他，说：“皇帝也有命令给你。”高仙芝赶紧下跪听边令诚宣敕。高仙芝说：“我遇敌而退，死则宜矣。今上戴天，下履地，谓我盗减粮赐则诬也。”当时在场的士卒都大呼冤枉，呼声震地。边令诚还是毫不留情地将其斩杀。
高仙芝、封常清绝对是唐朝数一数二的能作战的将领，战前斩大将实在是兵家大忌。哥舒翰战败后，很多将领担心也会遭遇高仙芝、封常清的命运，就投靠了安禄山。
多说一点
从严复父子墓志看历史记忆的复杂性
安禄山在官方史书甚至一般历史记忆中作为李唐叛贼的形象早已确立。作为历史上失败的一方，安禄山阵营发出的声音逐渐湮灭。但是严复和严希庄墓志的出土，让我们能够了解安史之乱的另一面，尤其是了解安禄山阵营是如何宣传自己的合法性的。严庄是安禄山的心腹，我们只从《安禄山事迹》等文献知道，他曾以天文谶纬鼓动安禄山造反。严复是严庄之父，严希庄是严庄的弟弟。他们的墓志中比较详细记载了他们如何运用四星汇聚、五德终始理论为安禄山进行政治鼓动的。
《大燕赠魏州都督严府君墓志铭》（《严复墓志》）记载：
天宝中，公（指严复）见四星聚尾，乃阴诫其子今御史大夫、冯翊郡王庄曰：“此帝王易姓之符，汉祖入关之应，尾为燕分，其下必有王者。天事恒象，尔其志之。”既而太上皇（指安禄山）蓄初九潜龙之姿，启有二事殷之业。……及十四年，义旗南指，奄有东周，鞭笞群凶，遂帝天下。金土相代，果如公言，殷馗之识，无以过也。
让我们知道安禄山阵营以四星汇聚为号召，又强调金土相代（唐是土德，土生金，安禄山阵营自称金德）。而《大燕赠中散大夫太子左赞善大夫严公墓志铭并述》（《严希庄墓志》）记载了唐军在757年杀死严复、严希庄父子的情形。墓志提供的历史信息，极大补充了传世文献的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