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人开始商议下一步去哪里。玄宗本来准备去四川，宦官常清认为杨国忠久在剑南，怕蜀地官员见杨国忠已死而产生谋反的意图，建议玄宗去太原，那里是大唐龙兴之地，老百姓忠于李唐。宦官郭师太提出去朔方，骆休详请幸陇西。左右各抒己见，有十几种方案，玄宗拿不定主意，最后问高力士。高力士说：
太原虽近，地与贼连，先属禄山，人心难测；朔方近塞，全是蕃戎，教之甚难，不达人意；西凉地远，沙塞萧条，大驾巡幸，人马不少，既无备拟，立见凄惶；剑南虽小，土富人强，表里山河，内外险固。以臣所见，幸蜀为宜。
玄宗最后还是打算去四川，这个决定却导致随行人员内部出现了分裂。官方史书记载，当地百姓不愿皇帝离开，可惜玄宗去意已决，打算让太子李亨留下抚慰人心。百姓们又苦苦哀求太子留下主持大局，担心中原就此无人作主，会任叛军宰割，并表示愿意追随太子东讨逆贼。太子不愿远离父亲，左右为难，表示要去询问玄宗的意见。太子之子建宁王李倓与宦官李辅国上前一把拉住了太子的马，劝他留下。一时间围上来的将士、百姓令太子寸步难行。玄宗见太子久等不到，就派人去查看情况，听闻那边的情形后，玄宗叹曰：“天也！”随后把后军二千人和龙厩马分给了太子，告谕将士好好辅佐太子。又嘱咐太子：“汝勉之，勿以吾为念。西北诸胡，吾抚之素厚，汝必得其用。”父子二人就此分道扬镳。
表面上看，“皇太子为百姓所留，寻幸灵武”，其实李倓与李辅国起到了关键作用。两人进谏曰：
逆胡犯阙，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兴复！今殿下从至尊入蜀，若贼兵烧绝栈道，则中原之地拱手授贼矣。人情既离，不可复合，虽欲复至此，其可得乎！不如收西北守边之兵，召郭、李于河北，与之并力东讨逆贼，克复二京，削平四海！
李倓是太子李亨的第三子，李辅国为李亨心腹。二人劝说李亨留下时提出了一个方案：收聚西北边防兵，联合郭子仪与李光弼的河北力量，共同讨伐叛贼、收复两京。这实则是借机向玄宗表明太子对形势的判断。
玄宗选择播越入蜀，是对北方政治军事形势判断的结果。当时北方能与安史叛军抗衡的两大武装——河陇军已在灵宝决战中一败涂地，朔方军虽然实力犹存——但是其忠诚度尚存疑问。因此玄宗选择依靠富庶的四川地区连接江淮，再图北方。他根本就没想过李亨会得到朔方军的全力支持，在灵武登基称帝。实际上李亨自己也完全没有料到能获得朔方军的支持而站稳脚跟。他分兵北上时分外仓惶凄凉，完全不像后来官方史书中描写得那么自信。
在后人看来，马嵬驿兵变最大的受益者无疑是以李亨为首的太子集团。兵变不仅使以杨国忠为首的杨氏外戚势力遭致覆灭，更使得李亨通过另立中央的形式完成了皇位交替。自陈寅恪以来，治唐史的学者逐渐揭开官方史书溢美隐晦的迷雾，揭示出肃宗与玄宗微妙的竞争关系。肃宗做太子时，为皇帝权力所抑制，先后遭李林甫、杨国忠的倾轧，危殆的情况就有好几次，陈寅恪甚至指出，肃宗“皇位继承权亦屡经动摇，若非乘安禄山叛乱之际拥兵自立为帝，则其果能终嗣皇位与否，殊未可知”。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马嵬驿兵变完全由太子集团预谋主导。若对历史事件的偶然性抱持极大的同情心，设身处地存同情之理解，则事前发生的一切，都难以找到预谋的痕迹，而事后的走向也完全超出历史参与者的设想。马嵬驿兵变后，李亨的处境相当尴尬和危险，事后证明陈玄礼等人仍然死忠于玄宗，所以《旧唐书》卷五五《后妃传上》的一段议论非常生动而又准确：“息隐阋墙，秦王谋归东洛；马嵬涂地，太子不敢西行。”《旧唐书》将这件事跟当年李世民面临兄弟倾轧，曾预谋逃奔洛阳相提并论，点明李亨当时已不敢再在玄宗身边停留。
李亨能获得朔方军的坚定支持亦有多方面的原因。开元十五年(727)李亨封忠王时，即为朔方节度大使。《资治通鉴》记载，当肃宗北上彷徨无措时，李倓提醒他：“殿下昔尝为朔方节度大使，将吏岁时致启，倓略识其姓名。”事实上，李亨自开元二十六年(738)被立为太子后，其势力范围就在河西、陇右以及朔方。当时西北诸军统帅王忠嗣就是因为和李亨往来密切而被罢黜。
安史之乱爆发时，李亨已经是四十多岁的太子，在原有的约束机制瓦解之后，他终于得到机会，拥有了强大的朔方军的支持，又处北方政治中心，反观玄宗偏居蜀中一隅，沦落至权力体系边缘，甚至肃宗即位的消息也是在一个月之后才传到成都的。玄宗并未就此放弃，在肃宗自立为帝之后，玄宗任命永王李璘出镇江陵，两大政治集团仍在争斗。
有学者讨论了李白、杜甫两人在这一政治漩涡中的命运，指出玄、肃的权力争夺对两个伟大诗人的遭遇和创作都有深刻的影响。李白加入永王李璘的幕府，因作《永王东巡歌十一首》遭到肃宗阵营的流放，后又赦免。他的很多诗歌都与此经历有关，比如《早发白帝城》。杜甫则身在局中而不知，为被肃宗罢免的玄宗系宰相房琯叫屈，遭到肃宗贬斥。
这种二元政局至少延续到至德二载(757)十二月，玄宗、高力士、陈玄礼以及禁军六百余人自成都到达凤翔，随即被肃宗解除武装。在这样的情况下，玄宗和肃宗彻底完成了权力转移，玄宗的时代落下帷幕，唐朝的所有大权都转到了肃宗手里。
安禄山也没料到玄宗会南幸避难，他放缓了进兵的节奏，让崔乾佑留兵潼关，十天后才派孙哲孝率兵进入长安。那时府库的兵甲、文物、图籍、犀象、舞马，包括掖庭、后宫全部都被安禄山和手下占有。安禄山用车装乐器与歌舞衣服等运到洛阳和范阳。他很喜欢音乐，数百名梨园弟子也被送到了洛阳。后来安禄山与官员在凝碧池宴会，让梨园弟子演奏。这些人被逼无奈，悲不自胜。乐工雷海清把乐器扔到地上，西向痛哭。安禄山等人非常气愤，把雷海清绑在戏马台上当众肢解，闻者无不伤痛。
此时王维亦被叛军抓获，正关在洛阳菩提寺。好友裴迪前来探望时言及凝碧池一事，王维不禁悲从中来赋诗一首：
万户伤心生野烟，
百僚何日更朝天？
秋槐叶落空宫里，
凝碧池头奏管弦。
王维于开元初进士及第，官至给事中。安禄山军攻陷长安时王维被抓，他故意服药出现下痢的症状，谎称自己已病得口不能言，拒绝为叛军所用。因为名气很大，安禄山十分欣赏王维，就安排他去洛阳任给事中。至德二载(757)冬天，长安被收复，王维却成了罪臣。此诗后来传至肃宗手上，大受赞赏，王维弟王缙因平乱有功，主动请求削官为哥哥赎罪，王维最终获得特赦，授太子中允，后为尚书右丞。经历战乱之后的王维越发有隐居的心态，在辋川建了个别墅，散朝之后就独坐焚香；妻子死后，他更是三十年孤居一室，摒绝尘累。
其他留在长安的人就没有这么“好运”了。安禄山以张通儒为西京留守，崔光远为京兆尹；派安忠顺带兵屯于苑中，以镇关中；令手下全城搜捕朝臣、宦官和宫女，每抓获百人就派兵护送到洛阳。跟随玄宗避难的王侯将相如果还有家人留在长安，统统处死，婴儿也不能放过。孙孝哲前后斩杀霍国长公主（睿宗之女）、永王妃侯莫陈氏（玄宗第十六子李璘之妻，名策，朝散郎侯莫陈邈侄女）及驸马杨朏（杨国忠幼子，万春公主丈夫）等八十余人，又杀害了皇孙二十余人，都挖出他们的心，以祭奠安庆宗。杨国忠、高力士之党以及安禄山平时讨厌的人，总共抓到八十三人，孙孝哲以铁棒敲开他们脑盖，流血满街，非常残忍。
在玄宗掌权的四十余年中，大批贵族子弟与玄宗产生了极其密切的私人关系，构成了玄宗朝官僚集团的核心，包括张说之子大理卿张均、太常卿张垍，姚崇之子尚书右丞姚奕，萧嵩之子兵部侍郎萧华，韦安石之子礼部侍郎韦陟、太常少卿韦斌。玄宗曾说：“吾命相，当遍举故相子弟耳。”虽然最后并没有任用这些人为相，但他的言行无疑让这群“官二代”对仕途生出了过高的期许，这也导致在长安沦陷后，他们大多数人非常轻易地就选择投向了安禄山。宰相陈希烈因晚年不再受玄宗信任，心中有怨，也投靠了叛军。安禄山对这些投降的朝臣都授予官职，并命陈希烈、张垍为宰相。原先的官僚集团核心彻底瓦解，这恐怕也是玄宗入蜀后同意交权肃宗的原因之一。
五 香积寺：唐军收复两京
马嵬驿兵变之后，太子李亨和父亲玄宗分道扬镳。玄宗往南进入四川，而李亨北上投靠朔方军。李亨的到来得到了朔方军的热情欢迎。朔方留后杜鸿渐、节度判官崔漪、支度判官卢简金、盐池判官李涵、河西司马裴冕等迎李亨于灵武，提出了“北收诸城兵，西发河、陇劲骑，南向以定中原”的战略规划。
至德元载（是年七月改元，756）七月，李亨到灵武之后，代表河西军的裴冕和代表朔方军的杜鸿渐拥戴李亨登基为皇帝。李亨反复推让，最后即位于灵武城南楼，群臣拜舞，肃宗流涕悲泣，尊玄宗为上皇天帝。李亨即位的场景是非常凄凉的。当时塞上精兵全都去讨伐叛军，只有老弱残兵在守边，文武官不满三十人，在荒凉的西北匆匆搭建起新的政权。武人骄慢，将领粗俗，不懂礼仪。大将管崇嗣在朝堂上背对宫殿而坐，言笑自若，监察御史李勉上奏弹劾，肃宗原谅了管崇嗣，却不免感叹：“吾有李勉，朝廷始尊！”
此时，还在入蜀途中的玄宗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被退位，他正试图重新建立起一个“南朝”。七月十五日，玄宗下诏：
以太子亨充天下兵马元帅，领朔方、河东、河北、平卢节度都使，南取长安、洛阳。以御史中丞裴冕兼左庶子，陇西郡司马刘秩试守右庶子；永王璘充山南东道、岭南·黔中·江南西道节度都使，以少府监窦绍为之傅，长沙太守李岘为都副大使；盛王琦充广陵大都督，领江南东路及淮南、河南等路节度都使，以前江陵都督府长史刘彙为之傅，广陵郡长史李成式为都副大使；丰王珙充武威都督，仍领河西、陇右、安西、北庭等路节度都使，以陇西太守济阴邓景山为之傅，充都副大使。应须士马、甲仗、粮赐等，并于当路自供。其诸路本节度使虢王巨等并依前充使。其署置官属及本路郡县官，并任自简择，署讫闻奏。
玄宗以诸王为节度都使统领各道，分守重镇，不赴任者由都副大使代为摄理一切事务。诸皇子中只有太子李亨肩负北方，这也显示出玄宗的战略意图：合各路兵势，从南方反攻叛军。诸王中只有永王李璘亲身赴任，坐镇江陵。江淮地区为赋税重地，当时仍未受到战乱波及，且人丁较为充足——李璘所统领的山南东道、岭南、黔中于安史之乱中还提供了一定的人力资源。李璘在江陵募兵数万，恣意补设官职，且江淮地区的租赋都堆积在江陵，李璘军“破用巨亿”，其手下的谋士认为现在既手握兵权、坐拥钱财，又占据地利，可趁机称霸一方。为“永王之乱”埋下了伏笔。
潼关失守后百姓们都不知道玄宗的去向，直到这道制书颁布后，人们才知道皇上现在已经去了蜀地。然而又过了好多天，灵武派来的使者才到达成都，玄宗这才知道李亨已另立朝廷。八月初二，玄宗下诏云：“自今改制敕为诰，表疏称太上皇。四海军国事，皆先取皇帝进止，仍奏朕知；俟克复上京，朕不复预事。”玄宗表面看上去已无可奈何，只能接受现实，实际上却为自己留了后手：保留了颁布诰命的权力，仍可插手各项军事行动；派往江陵的永王显然是李亨极大的威胁，李亨很快也注意到了这支蛰伏在南方的武装力量，他立刻命李璘回蜀地觐见玄宗，却未能如愿；此外玄宗借口送册书、诰命，不断派遣心腹前往灵武，并在蜀地提拔了一批官员。
南方的暗涌并未引起安禄山的注意，他在占领长安之后，继续让原京兆尹崔光远管理民政，派遣孙孝哲等将领带兵镇守。玄宗仓皇出逃后，长安大乱，百姓进入政府仓库哄抢物资。安禄山占领长安后，让地方官深究此事，叛军举城大肆搜索，甚至掠夺百姓的私人财产，引起民间骚动。
士庶潜议亡归，知肃宗至灵武，皆企官军，相传曰：“皇太子从西来也。”人皆奔走，市肆为空，如是者百余日。京畿豪杰、没贼官吏归者，相继不绝，诛而复起，（绝）〔总〕莫能制。其初自京畿、鄜、坊至于岐、陇，悉附之，至是城西之外为勍敌。其将皆勇而无谋，日纵酒高会，唯声色财货是嗜，不复萌西进之心。故肃宗得乘其弊，盖天所命也。
长安的贵族和百姓知道肃宗在灵武即位后，口口相传“皇太子从西来也”，纷纷往西奔逃，长安市肆皆空；京畿内不断有斩杀叛军官吏的事。起初长安及其西北的鄜（今陕西富县）、坊（今陕西黄陵县、宜君县）、岐（今陕西周至县）、陇（今陕西陇县）各州都已被叛军攻下，形势一片大好，“西胁汧、陇，南侵江、汉，北割河东之半”，然而叛军每日纵酒聚会，到处搜刮，也没有主动西征，玄宗和肃宗因此得以安全到达各自的目的地。叛军内部也出现了分化，叛军大将阿史那从礼率领同罗军和突厥军很快就投奔了朔方军，长安再次陷入大乱，官吏四处流窜，监狱中的囚犯也纷纷出逃。甚至连京兆尹崔光远都以为安禄山军队将要逃走，就派吏卒把守孙孝哲等叛军将领的住宅。孙孝哲愤怒地向安禄山控告，崔光远就与长安令苏震带领府、县官十余人奔向灵武。
在这场混乱中，有一个我们熟悉的身影——杜甫。同罗投奔朔方军的路线应是经延州（今陕西延安东部，延水东岸）、夏州（今陕西靖边县北白城子）一路向北，当时从长安至夏州常取道延、鄜、坊一线。此时的杜甫携家先是自奉先（今陕西蒲城县）西行至华原（今陕西耀县），再北向坊州、鄜州逃难，路线正与此重合。杜甫七月中抵达三川（距鄜州约六十里，今陕西洛川县交口河镇），因为河水上涨停留了几日，作《三川观水涨二十韵》。杜甫很可能计划出芦子关投奔灵武，他后来在回忆这段经历时写道：“少留周家洼，欲出芦子关。”然而同罗军北上的举动很可能阻断了他原本规划的路线。据史书记载，阿史那从礼率五千骑兵和盗来的二千马匹逃回朔方后，就暗地里联结其他胡人部落企图占领边疆地区。由于被叛军堵截，进退维谷，杜甫最终再次回到长安。在此期间，杜甫还目睹了王维被叛军劫掠的全过程，在《崔氏东山草堂》中哀叹：“何为西庄王给事，柴门空闭锁松筠。”直到第二年夏天，杜甫才得以脱身前往凤翔。
崔光远到达灵武后，肃宗首先开始了兵力整顿：先任命崔光远为御史大夫兼京兆尹，让他去渭北招集吏民；又命河西节度副使李嗣业率五千士兵撤离西域，返回中原平叛；又向安西征得精兵七千人；随后下敕，改扶风郡为凤翔郡。此时河北大多州郡仍在坚守，常山太守王俌企图投降，诸将得知后群情激奋，就趁着打马球的机会，“纵马践杀之”。颜真卿也与肃宗取得了联系，将肃宗即位的消息传至河北、河南、江淮各州郡，一时间各地抗击叛军、为国尽忠之情高涨。等到郭子仪等率五万精兵从河北赶到灵武后，人们才觉得看到了复兴的希望。
八月初一，肃宗任命郭子仪为武部尚书、灵武长史；李光弼为户部尚书、北都留守，率领五千景城、河间兵奔赴太原。逃到朔方的同罗首领阿史那从礼引诱九姓府（当时九姓胡都盘踞在河曲）与六胡州（延恩县，今内蒙古鄂托克旗南部）与他合作，数万胡人大军屯驻在经略军北，对朔方虎视眈眈，肃宗立刻令郭子仪到天德军（在大同川，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东北部）发兵讨之。
肃宗虽然主要依靠朔方军，但也在积极争取外夷的兵力，他封豳王李守礼之子李承寀为敦煌王，与仆固怀恩出使回纥。回纥可汗把女儿嫁给了李承寀，派他的儿子叶护和将军帝德等带着精兵四千余人到达凤翔，肃宗赐其女儿为毗伽公主。肃宗又向西域的拔汗那国征兵，并借其转告西域各国，提供兵力必有重赏，让西域诸军随安西兵一同前来救援。至德二载(757)二月，肃宗到达凤翔，旗下所有兵力——陇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全都集结于凤翔，江淮地区的庸调也运到了洋川、汉中。
在此期间，郭子仪意识到河东郡（今山西蒲州）的重要性——其位于两京之间，想要收复两京，优先占领此地无疑是上选，于是他派人悄悄潜入河东，联系身陷叛军的唐朝官员作为内应。等唐军于凤翔合兵完毕准备进攻时，郭子仪从洛交（属鄜州，今陕西富县）引兵攻击河东，分兵攻取冯翊。河东军民翻出城墙来迎接唐军，叛军守将崔乾佑节节败退，最终从白径岭逃走，河东由是平定。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肃宗和他的谋士李泌在总体战略上发生了矛盾。肃宗即位不久，安禄山就率兵攻下颍川（今河南禹州一带）。颍川的战略位置极其重要，西邻洛阳，南通荆州，东接徐州，沟通淮河、淝水、长江，与沿岸的寿春、合肥构成一条江南——江淮——黄淮水运战略通道，这一通道也是历史上北方政权与南方政权互相攻伐的首选路线。三国时期，孙权就是计划攻下合肥，再经颍水攻占许昌、洛阳。肃宗认为现在情势危急，向李泌询问对策。李泌建议：
臣观贼所获子女金帛，皆输之范阳，此岂有雄据四海之志邪！今独虏将或为之用，中国之人惟高尚等数人，自余皆胁从耳。以臣料之，不过二年，天下无寇矣。
贼之骁将，不过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张忠志、阿史那承庆等数人而已。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陉，郭子仪自冯翊入河东，则思明、忠志不敢离范阳、常山，守忠、乾真不敢离长安，是以两军絷其四将也，从禄山者，独承庆耳。愿敕子仪勿取华阴，使两京之道常通，陛下以所征之兵军于扶风，与子仪、光弼互出击之，彼救首则击其尾，救尾则击其首，使贼往来数千里，疲于奔命，我常以逸待劳，贼至则避其锋，去则乘其弊，不攻城，不遏路。来春复命建宁为范阳节度大使，并塞北出，与光弼南北掎角以取范阳，覆其巢穴。贼退则无所归，留则不获安，然后大军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
李泌指出，安禄山叛军将掠夺的子女金帛都送往范阳，可见其并没有雄据四海之志。唐军主力应先攻击叛军老巢范阳，可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陉，郭子仪自冯翊入河东，则史思明、安张志不敢离范阳、常山，安守忠、田乾真不敢离长安。只要攻取范阳，剿灭叛军就不在话下。肃宗当即表示认同，然而到达凤翔后却变了卦。李亨希望尽快收复长安，奠定自己称帝的合法性，并没有听取李泌的建议。
图12 唐骑马狩猎俑。懿德太子墓出土。（动脉影 摄）
至德二载(757)九月二十五日，在所有的准备做完之后，唐军主力开始往长安进发，两天后抵达城西的香积寺，于寺庙北面的沣水东岸严阵以待，以李嗣业为前军，郭子仪为中军，王思礼为后军。叛军十万余人在北面布阵，双方对垒。叛将李归仁出兵挑战，唐军追击，逼近叛军阵中。叛军一齐进发，气势迫人，唐军退却，叛军趁机突进，唐军惊乱，叛军又将目标瞄准了唐军的辎重队伍，哄抢军用物资。见形势危急，李嗣业对郭子仪说：“今日不以身饵贼，军无孑遗矣。”于是袒露上身，手持长刀，立于阵前，高声叫阵，奋击搏杀。叛军前来挑战者，人马俱碎。李嗣业就这样连杀数十人，才使得唐军阵脚稍定。
李嗣业趁势率领前军各持长刀，列阵成墙，所向披靡。都知兵马使王难得为了救他的下属，被叛军射中眉头，碎裂的皮肉垂落遮住了眼睛，王难得就拔掉箭，拽掉碎肉，顿时血流满面，但仍然继续作战。李嗣业和王难得曾经都是高仙芝的部将，或许是经历过大量的对外战争，护国之心切切，热血难凉。叛军将精锐埋伏在队阵之东，打算从后方偷袭，被唐军的侦察兵探查到了消息。仆固怀恩立刻带着回纥兵马击退了伏兵，叛军精锐被消灭殆尽，士气大衰。李嗣业又与回纥兵绕至敌军后方进攻，与留在正面的唐军前后夹击。此役自午时战至酉时，唐军共斩首六万级，叛军大溃。作为香积寺之战中的功臣，李嗣业加开府仪同三司、卫尉卿，封虢国公，食实封二百户。这位安西军在朝廷的代表，在乾元二年(759)唐军围攻相州时，被乱箭射中，数日而死，追赠武威郡王。
战后，仆固怀恩敏锐地意识到叛军将领很可能要弃城逃跑，如果现在放虎归山，叛军恐怕还会卷土重来，后患无穷，因此立刻请示广平王李俶（即代宗李豫）追击安守忠、李归仁等。李俶不同意，两人一夜未眠，来回拉扯了四五次，天亮时侦察兵来报，叛将张通儒、安守忠、李归仁等已收拾残兵，向东逃往陕郡。第二天，唐军就进入了长安。李俶镇守长安城三日，抚慰人心，随后整军东进。
此时洛阳城内也已全面警戒。安庆绪调集城内的全部兵力，交由严庄率领，与张通儒合兵。叛军共集结步兵、骑兵十五万，来抵挡唐军对东京的进攻。十五日，李俶率唐军大部队到达曲沃。一队回纥兵驻军岭北，沿着南山搜寻叛军；另一边郭子仪在新店遇到叛军，叛军依山而布阵，大战数个回合后唐军初胜而后败，被叛军赶到山下，李嗣业赶来支援。回纥兵从南山望见唐军战败，摇着白旗而下，直达叛军后方，骑兵径直穿过敌阵，引得叛军军阵西北角先乱。同一时间，李嗣业率精骑出击，与回纥兵表里齐进，叛军大败，严庄与张通儒等果断放弃陕郡向东逃往河南。李俶与郭子仪进入陕郡，仆固怀恩带兵追击叛军逃将。东京洛阳由是收复。
捷报传来，肃宗十分高兴，而他的智囊李泌却在此刻再三请辞。李泌来到长安后，李辅国想把宫禁的符契和钥匙交付给李泌，李泌推辞，并表示希望能“复为闲人”。李辅国与肃宗的妃子张良娣是劝说肃宗分兵自立的主力，两人都想借此获得权力。初到灵武时，肃宗想赐予张良娣七宝鞍，被李泌以“今四海分崩，当以俭约示人”为由阻止。这事被当时站在廊下的建宁王李倓听见，他哭着向肃宗表示自己是因为陛下能从谏如流，喜极而泣。张良娣因此对李泌和李倓怀恨在心。李辅国见张良娣受宠，就暗中拉拢她，两人狼狈为奸，且十分嫉恨李泌。李倓曾多次向肃宗揭发此二人的罪行，他们就和肃宗说：“建宁王因为没被封为元帅而怀恨在心，想要害死广平王，取而代之呢！”肃宗听后大怒，下令将建宁王处死。再加上当初肃宗并未听从李泌北伐的建议。李泌借章怀太子之名，向肃宗念诵了著名的《黄台瓜辞》：
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
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
三摘犹为可，四摘抱蔓归！
当时广平王李俶因收复两京有功，一时风头无两，张良娣心中忌恨，四处散布谣言企图重现建宁王的惨剧。李泌便趁机借武后二子李弘、李贤惨死之事，提醒肃宗“慎将来”，随后李泌隐居于衡岳。收复两京后，唐军一时士气大增。然而由于肃宗急于收复两京，未对叛军斩草除根，导致叛乱又持续了六年之久。
多说一点
安史之乱是否是胡汉矛盾的体现？
安史之乱因安禄山等人的身份带有强烈的粟特人文化特征。当时唐人也的确将安史叛军视为夷狄，比如封常清的《谢死表闻》中对玄宗说：“昨者与羯胡接战，自今月七日交兵，至于十三日不已。”但唐朝华夷一家的理念深入人心，叛军中安禄山的心腹严庄、高尚都是汉人，大将崔乾佑（大败哥舒翰者）、张献诚（张守珪之子）、薛嵩（薛仁贵之孙）也都是汉人。反观唐军，保卫朝廷的哥舒翰（突骑施人）、仆固怀恩（铁勒人）、高仙芝（高句丽人）、王思礼（高句丽人）、李光弼（契丹人）都是蕃将。从根本性质上来说，安史之乱是边防军人的一场军事动乱，并没有强烈的夷夏之防的色彩。
但安禄山、史思明粟特人的身份也并非全无影响。安史之乱严重影响了唐朝士人的心态。山河日下，唐朝对外来文化不再包容，而胡人则逐渐往河北迁移，更增加了文化离心力。就如陈寅恪指出，“故当时特出之文士自觉或不自觉，其意识中无不具有远则周之四夷交侵，近则晋之五胡乱华之印象，‘尊王攘夷’所以为古文运动中心思想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