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爆发后，肃宗、代宗、德宗三代都在努力重建盛唐的政治社会秩序，但叛乱的惯性仍在，内政与外患之连环性此起彼伏，长安多次沦陷于吐蕃和叛军之手，以致代宗逃往陕州，德宗逃往奉天、梁州。但也是在这段时期，唐朝对周边关系的经营取得进展，逐渐扭转对吐蕃等周边政权的战略颓势。对内也经过政治、经济改革，增加中央政府财力，恢复生产秩序。这些为宪宗迎来“元和中兴”奠定了基础。
一 短暂的顺宗朝和二王八司马事件
永贞革新又称二王八司马事件，传统观点认为，这是顺宗永贞年间官僚士大夫以打击宦官势力、革除政治积弊为主要目的的改革。改革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反对宦官专权，持续时间仅有一百多天，最终因宦官俱文珍等人发动政变，幽禁顺宗、拥立太子李纯而以失败告终。顺宗李诵也因为这个所谓的“永贞革新”稀里糊涂地当了半年皇帝，还被贴上了明君的标签。
顺宗李诵(761—806)，上元二年(760)生于长安，大历十四年(779)封宣王，建中元年(780)被立为皇太子。德宗一直对这个继承人不满意，一度动过换人的心思，被李泌劝止。顺宗虽然不得父亲喜欢，没有什么过人之处，且身体不好，只活了四十五岁，却生了四十多个孩子。贞元二十年(804)九月，四十四岁的李诵中风；同年年底，德宗病重，亲王、公主们都去探望，唯独李诵去不了。次年正月，德宗就因病情越来越严重而去世。唐王朝在这二十多天中仿佛站在悬崖峭壁边——皇帝病入膏肓，太子中风不良于行，大臣们都不知道两宫是否安好，流言蜚语扰动人心。德宗驾崩的消息传出时，人们都还不敢确定谁会做皇帝。最终顺宗挣扎着穿上孝服，到九仙门见百官，成功即位，人心这才慢慢安定。
从即位那一刻起，顺宗就已经因病不能说话了，治国主要靠自己做太子时结交的小伙伴们。以小圈子治国，必然会引起整个官僚体制的不满。顺宗的小圈子有两个主要人物：杭州人王伾，任翰林侍书待诏，后被提拔为殿中丞、皇太子侍书，善书法；绍兴人王叔文，善下棋，性格狡诡，且自恃清高，自诩为诸葛亮一样的人物。顺宗还是太子的时候就和两人走得很近，王叔文常与他论及政治得失，讲述宫市之弊，东宫的事宜都交由王叔文裁决处理，他时常和李诵议论，谁适合当宰相，谁可以当将军，私下积极结交知名人士和想要快速升官的人，当时翰林学士韦执谊以及陆淳、吕温、李景俭、韩晔、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等人，都积极攀附他。这些人官职、出身不尽相同，如柳宗元、刘禹锡都是大文学家，但也是小圈子的重要成员，他们“定为死友”，平时行踪诡异，有的地方的藩镇搞政治投机，也会资助他们。
这个东宫小圈子慢慢就有朋党的色彩了，开始排斥异己。德宗朝后期，左补阙张正一与吏部员外郎王仲舒、主客员外郎刘伯刍等关系很好，某次上书得到召见，就被王叔文怀疑是准备告发他，于是让韦执谊抢先一步反咬一口，结果张正一等人全都被贬官到很远的地方，其他人也不知道是什么缘由。
顺宗即位后对二王非常信任：王伾连连升迁，很快就成了左散骑常侍，充翰林学士，还能自由出入皇宫，见大宦官李忠言和美人牛昭容；王叔文被任命为起居舍人，充翰林学士。顺宗不能说话，无法处理政事，二王就成了他的左膀右臂。顺宗常常坐在帷幕后，宦官李忠言、昭容牛氏侍奉左右，几个人像玩传话游戏一样，王伾负责传达信息，交由王叔文做决断，然后再由王伾将决定告诉李忠言，李忠言再传话给牛昭容，牛昭容转告顺宗，最后二王再以顺宗的名义颁行诏书，在外由韦执谊、柳宗元、刘禹锡等一众人负责具体执行。王叔文、王伾之党权势熏天，凡是跟他们关系好的人都得到了升官，因此两人家门口整天车水马龙，连家附近的酒肆、宾馆都全是人。王伾爱财如命，还专门做了个大柜子用于受贿，连睡觉都睡在上面。
王叔文敏锐地感觉到应当把财政大权牢牢握住，于是跟同党商量，只要国家的财富在手，就可以用这些钱来结交大臣，收揽军队，他们的权力就可以得到巩固。王叔文靠着自己对顺宗的影响，插手官员的任用，将淮南节度使杜佑调回中央担任宰相，兼度支、盐铁使，自己担任度支、盐铁副使兼户部侍郎，又推荐韦执谊任宰相，把钱牢牢掌握在自己人手里。
顺宗上台之初，也像他父亲德宗一样，采取一些拉拢民心、展示形象的动作。这些动作基本上都是琐碎的细节，并不能算作什么系统性的改革，甚至看不出跟以前唐朝皇帝即位伊始宣布的德政有什么区别。这些内容包括：罢宫市，五坊小儿之类。德宗末年，负责为宫内采购物品的宦官在长安街头横行不法，压价购买市场上的物品，民怨很大，就像《卖炭翁》里描述的那样。像饲养、训练鸟兽等供皇帝玩乐的五坊小儿，总是去敲诈老百姓，有借口捕鸟把网张在人家门口的，有盖在井上不让人打水的，百姓苦不堪言，必须得贿赂他们才行。为了平息民怨，王叔文提议，把京兆尹李实抛出来当替罪羊，治他在街头横征暴敛、敲诈勒索之罪。李实被贬为通州长史。老百姓们很高兴，在衣袖中藏着石头瓦砾就等着他经过，李实从小道逃跑。除了这些细节之外，顺宗在位时间太短，对政治、财政、军事制度各方面都没有大的动作。但是后来被称为“永贞革新”。
状元宰相武元衡早先在安葬德宗时担任山陵仪仗使（负责监造、管理帝后陵寝相关事宜），刘禹锡请求他让自己担任仪仗判官，武元衡素来看不上这帮人的作风，就没有答应。当时小圈子里的很多人都担任了御史，武元衡升任御史中丞不久，王叔文就让同党以权势与财利引诱他，打算让他依附自己，武元衡不肯服从，因此很快就被降职为左庶子。侍御史窦群为人刚正，弹劾屯田员外郎刘禹锡扰乱朝政，不宜继续被任用。他还敢当面顶撞王叔文，王叔文想赶走窦群，没有得逞。窦群曾警告他说：“世上本来就有不可预测的事情。”王叔文问道：“你什么意思？”窦群说：“去年李实怙恩挟贵，气盖一时，当时你还不过是一个匍匐在路边的江南小吏罢了。你如今也不过是暂时坐在了李实那样的高位，怎知现在的路边没有匍匐着另一个当年的你呢？”王叔文的同党打算将他斥逐到朝廷以外，韦执谊以窦群有耿直的名声在外为由，制止了他们。
当时的宰相共有五人：杜佑、贾耽、高郢、郑珣瑜、韦执谊，其中前四位于顺宗即位前就已身居相位，只有韦执谊是由二王提携上来的。贾耽非常讨厌王叔文，称病要辞职。王叔文到中书门下找韦执谊，正逢宰相们一起吃工作餐。按照唐朝的制度，用餐时间是不能被打扰的。王叔文呵斥门房，门房只好进去通报，韦执谊犹豫了很久，脸色羞愧得通红，最后还是起身去迎接王叔文，两人在韦执谊的办公处说了很久。其他宰相杜佑、高郢、郑珣瑜都停下筷子，等着韦执谊回来。过了一会，有人来报，韦执谊与王叔文已经吃上饭了。杜佑与高郢知道这违反制度，但内心畏惧，不敢说话。老宰相郑珣瑜一声长叹：“吾岂可复居此位！”说罢就取马回家，回家后便一病不起，很快去世。
王叔文还企图夺走兵权，任命右金吾大将军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节度使，让自己的亲信韩泰担任行军司马。这些职位本该由宦官中的神策中尉直接管辖，王叔文的这项人事任命无疑是想从宦官手中抢走这支军队的实际指挥权。宦官们一开始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正巧这个时候各地边将向中尉递交述职文书，就有人趁机直言“方属希朝”，宦官们才察觉情况不妙，愤而令自己手下的将军们不得将兵权交给范希朝等人。王叔文夺兵权就此草草收场。
顺宗的长子李纯——也就是未来的宪宗——也加入政治的角斗场，反对王叔文的大臣们逐渐团结在了他身边。在王叔文等人把持朝政的时期内并没有立太子，双方的斗争焦点转移到要不要立太子上。这时候宦官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大宦官俱文珍、刘光琦、薛盈珍都是先朝旧臣，跟士大夫官僚联合起来，召翰林学士郑絪、卫次公、李程、王涯直接入金銮殿，直接起草册立太子的诏书。顺宗不能说话，身边侍奉的牛昭容本想阻止，郑絪径直绕过她，写了一张“立嫡以长”的纸条给皇帝看，顺宗点了点头，立太子之事就这样被定了。
太子册立时按例要见百官。太子李纯仪表十分英武，百官一见都互相祝贺，甚至有人喜极而泣。健壮能干的太子与口不能言的老皇帝必然会形成两个权力中心，显然太子身边的人会越来越多，而另一边的势力则会江河日下。因此在太子册立的那一瞬间，就已经注定了王叔文等人要以悲剧收场。当百官欢庆立太子时，唯独王叔文脸带忧愁，口中吟诵着杜甫所作的《蜀相》：“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听到的人都讥笑他没点自知之明。
王叔文的倒台非常快。三朝元老俱文珍出手，他直接被削去了翰林学士之职。度支、盐铁转运副使的职务还在，但是不担任翰林学士，他就无法接近皇帝，没有权力参加中央的决策。王叔文摆了一桌酒席，请诸学士及李忠言、俱文珍、刘光琦等人，以母亲之病，希望缓和关系。但是当场被俱文珍等人痛斥，宴会不欢而散。很快，王叔文的母亲病逝，根据制度，他被免职。王叔文被赶走之后，王伾也日日忧惧，突然中风，辞职回家养病。他们的同党也逐渐被赶出朝廷。
图27 唐安公主墓甬道东壁第二幅壁画。两人均头戴黑色幞头，身穿圆领长衫，系黑色腰带。男侍手持马球杆，毕恭毕敬地尾随主人。
这时候，藩镇势力也加入了进来，指责三竖（李忠言、王伾、王叔文）挠政。地方藩镇纷纷上奏，希望皇太子监国。有的奏章甚至直接跳过皇帝呈给皇太子。西川节度使韦皋此前派自己的副将刘辟私下拜见王叔文，希望能总管剑南三川，并承诺必有重谢。王叔文很不满这种做法，想杀了刘辟杀鸡儆猴，韦执谊劝住了他。刘辟在长安又听说王叔文凶残地杖杀了一位公开指责他的官员，非常害怕，立刻回去禀报了所见所闻，韦皋认为王叔文不通人情，遂决定投向太子一方。宰相韦执谊这时也与王叔文产生了嫌隙。韦执谊当了宰相后，想要遮掩自己和二王交往的痕迹，且迫于公众舆论，经常不按王叔文的要求做事，事后又派人向王叔文道歉，并解释自己是在“曲成兄事”，三番四次下来王叔文大为光火，二人便结下了梁子。韦皋看准时机上表，先慰问皇帝身体，称担心皇帝积劳成疾，劝其让太子监国；同时写信给皇太子，摆明立场，坚决抵制王叔文等人，拥护皇太子。其他节度使纷纷效仿，奏章像雪片一样飞到京城，全都痛斥王叔文集团，希望顺宗退位，把权力交给皇太子。大宦官俱文珍等直接敦促让皇太子监国。在这种局面下，顺宗也没办法，七月下诏：“其军国政事，宜令皇太子勾当。”
皇太子李纯一旦掌权，就开始清洗宰相班子。他任命太常卿杜黄裳为门下侍郎，左金吾大将军袁滋为中书侍郎，并同平章事。俱文珍等因为是旧臣，也得到重用。又以郑珣瑜为吏部尚书，高郢为刑部尚书，并罢政事。八月，顺宗正式称太上皇，宪宗即位为皇帝。贬王伾为开州司马、王叔文为渝州司户。王伾很快病死。第二年，宪宗下旨赐死王叔文。
所谓“永贞革新”既非宪宗永贞年间发生，也未做出重大革新举动。如黄永年评价：“这是以宦官俱文珍为首的德宗朝所任使的旧人旧臣，结合到一起对顺宗朝的李忠言、王叔文等人的一次大夺权。”所谓的“二王八司马”就是顺宗任太子时纠集起来的私党，德宗朝旧臣也多有察觉，如卫次公就曾指出“皇太子虽有疾，地居冢嫡，内外系心，必不得已，当立广陵王。若有异图，祸难未已”。王叔文集团的短暂掌权只是德宗朝向宪宗朝权力让渡中的一环。
关于夹缝中的顺宗，韩愈评价道：
顺宗之为太子也，留心艺术，善隶书。德宗工为诗，每赐大臣方镇诗制，必命书之。性宽仁有断，礼重师傅，必先致拜。从幸奉天，贼泚逼迫，常身先禁旅，乘城拒战，督励将士，无不奋激。居储位二十年，天下阴受其赐。惜乎寝疾践祚，近习弄权；而能传政元良，克昌运祚，贤哉！
在韩愈看来，顺宗本人作为太子还是合格的，有才且有战功，但即位后因病放权近臣，扰乱朝纲，幸好及时传位宪宗，此举可以称“贤”。《剑桥中国隋唐史》认为，德宗立其残废的儿子为太子实属愚蠢之举。当宪宗在805年登上皇位时，他采取强有力的政策所需要的制度手段以及财政、军事资源基本上已经具备，这应归功于德宗不事声张和坚持不懈的努力。
顺宗只不过是一个过渡性人物。他的小伙伴们几乎得罪了包括士大夫、藩镇、宦官在内的整个唐朝官僚体制。因此八司马的下场也不难预料：贬韦执谊为崖州司马，韩泰为虔州司马，陈谏为台州司马，柳宗元为永州司马，刘禹锡为朗州司马，韩晔为饶州司马，凌准为连州司马，程异为郴州司马。柳宗元和刘禹锡或许曾用满腔热血去追求自己的政治理想，但是就治国来说，他们的能力和才华的确撑不起自己的理想和野心。柳宗元的诗似乎能很好地描绘出他们的心情：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二 中唐政治中的宦官俱文珍
俱文珍(?—813)，河南安阳人，鲜卑族。早年净身入宫，冒认刘姓宦官为父，所以又名刘贞亮。官方史书一改对宦官的鄙视态度，评价他“忠直坚强，颇识义理”，这八个字让俱文珍在一众宦官中显得有些特别。俱文珍能在德宗晚年登上权力高峰，除了德宗的赏识，也是靠他自己累积的功劳。俱文珍对唐朝来说，可以用出生入死、军功赫赫来形容。
早期的俱文珍在史料中是一片空白，我们只能根据零星的文字知道他曾在泾原兵变时跟随德宗逃到了奉天，历经苦难——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得到了德宗的信任和赏识。贞元三年(787)，唐朝和吐蕃在平凉会盟，俱文珍随浑瑊等人一同前往，但吐蕃劫盟，俱文珍与副使崔汉衡、浑瑊的副将马宁、马燧的侄子马弇等一同被俘。李晟、马燧、浑瑊一直被吐蕃的尚结赞视为眼中钉，便想借机离间马燧。此前吐蕃已派人给马燧送了厚礼，希望他积极促成结盟，如今吐蕃反水，已陷马燧于尴尬的境地。尚结赞又找到马弇，故意当着众俘虏的面对他说，感谢早前马燧答应与他们和谈，如果那时唐军发动进攻，吐蕃就全军覆没了，马燧对吐蕃有恩，遂将马弇、俱文珍、马宁三人释放。尚结赞的小心思很明显，这群俘虏回去后必定会详细说起马燧的事情，俱文珍会向皇帝禀报，而马宁定会告知自己的上司浑瑊，德宗综合马燧之前的种种举动，必会对他产生怀疑，事实证明尚结赞的离间计确实成功了。
回到唐朝后，俱文珍又奉命出使南诏。在现在的云南盐津豆沙关还保留有一处题记。题字之人为宰相、书法家袁滋。题记曰：
大唐贞元十年九月廿日，云南宣慰使内给事俱文珍，判官刘幽岩，小使吐突承璀，持节册南诏使御史中丞袁滋，副使成都少尹庞颀，判官监察御史崔佐时，同奉恩命赴云南册蒙异牟寻为南诏，其时节度使尚书右仆射成都尹兼御史大夫韦皋，差巡官监察御史马益，统行营兵马开路置驿，故刊石纪之，袁滋题。
唐朝时这里被称为石门关，德宗贞元十年(794)，俱文珍等人作为使臣出使南诏，恢复了唐与南诏的友好状态，结束了此前持续四十多年的敌对状态。可以说，俱文珍为德宗缓和周边关系，营造良好外部环境做出了重要贡献。
俱文珍回来后就受命出任宣武军监军。德宗朝早期就已逐渐恢复以御史担任监军的传统。经过泾原之变，德宗为了更好地控制军队，又循前朝旧例开始派遣宦官担任监军，并授予他们极大的权力：节度使死后，监军可暂时全权负责藩镇的各项事宜；与不听中央命令的节度使谈判；可干涉人事调动；有时甚至可以指挥作战。贞元十一年(795)，德宗任命李说为河东留后，李说感恩监军王定远之前的知遇之恩，便申请为他铸造监军印，监军有印自此开始。
俱文珍担任监军之前，宣武军屡屡兵变，人心惶惶。宣武军以汴州也就是今天的开封为中心，是重要的战略中心，控制着南北漕运。安史之乱后，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更加依赖江南，唐朝在汴州先后设置河南节度使、汴州防御使、宣武军节度使，保卫漕运，也作为中央控制关东的桥头堡。德宗委派俱文珍担任宣武军监军，足以说明他对俱文珍的重视。
俱文珍到任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证了宣武军牢牢掌握在朝廷手中。为了应付兵变，俱文珍培养亲兵千余人。贞元十二年(756)，宣武军节度使刘元佐病重，以其子刘士宁为宣武军兵马使，刘士宁趁机召集诸将作乱，将其不信任的大将李湛等杀死。俱文珍联合宣武军都虞候邓惟恭，抓捕刘士宁，推举将领李万荣为节度使。很快李万荣病重，让其子李迺代理节度使，李迺趁机作乱，俱文珍和李万荣的老友都虞候邓惟恭合作，将李迺押送回京。李万荣病死后，中央任命董晋继任宣武军节度使。董晋被调往开封的时候，征辟韩愈为巡官。韩愈应该在此时跟俱文珍产生了交情，也可以近距离观察这个大太监。十五年(799)，董晋去世，继任的陆长源恃才傲物，性格急躁，为人刻薄，判官孟叔度为人轻佻，喜欢折辱士兵，在这两人的管理下很快就发生了兵变。士兵们将陆孟二人杀了剁碎，把他们的肉吃得精光。俱文珍见势不妙，立刻写了一封密信，将此前长期担任宣武大将并深得人心的宋州刺史刘逸准召来，才稳定住局面。刘逸准便被任命为新一任宣武节度使，并被赐新名刘全谅。刘逸准上任数月而病卒，朝廷应俱文珍要求，任命韩弘为宣武军节度使。韩弘上任不久，对宣武军进行了一次大整顿，杀掉一批乱军的凶卒，宣武军内部才没有发生大的乱子。
宣武军节度使不断更换，但是监军始终是俱文珍。作为皇帝的代表，俱文珍在宣武军的表现让德宗刮目相看，也让其他宦官奉他为精神领袖。德宗晚年，把俱文珍从汴州调回中央，担任神策军的指挥官，把十几万神策军交给他指挥。德宗死后，俱文珍成为左右政局的重要人物，正是在他的主导下德宗旧臣粉碎了“二王八司马”集团，宪宗得以顺利即位。
永贞元年(805)八月，韦皋去世，其下属刘闢代理节度使事务，并上表朝廷希望能继任节度使。宪宗并未同意，反而召他回京，刘闢公然抗命。当时宪宗刚即位，朝中局势未稳，便决定任命刘闢为检校工部尚书，充任剑南西川节度使，以息事宁人。没想到此举反而助长了刘闢的嚣张气焰，狮子大开口，想要都统三川，让好友卢文若任东川节度使，于是出兵包围了梓州。宪宗对于是否派兵出击感到很为难，宰相杜黄裳劝他派神策军将领高崇文去镇压，并不要派宦官监军。杜黄裳是八司马中韦执谊的岳父，但他很看不起王叔文集团，自始至终都站在宪宗这边。宪宗又犹豫了几天才同意了杜黄裳的建议，但并未拒绝监军。
元和元年(806)正月，高崇文率军五千打前阵讨伐刘闢，俱文珍亲自担任监军。一开始东川节度使李康被刘闢打败并囚禁，高崇文到了之后，刘闢又把李康放了回去。俱文珍却指责李康不能抗击敌人，把他杀了。八月，刘闢兵败，被押送长安斩首。尽管俱文珍功劳累累，但对于宪宗来说始终是前朝旧人，因此对他并没有过多信任，后来也只是给他一个右卫大将军的虚职，其原先的左神策中尉也让位给了吐突承璀。顺宗时就已对德宗朝遗留下来的“五坊小儿”问题（五坊的宦官借口捉捕鸟雀欺压百姓）进行处理，宪宗延续了禁五坊的政策，因此不少宦官都受到了处罚，一时间宦官们都人人自危。后来宪宗更信任王守澄，其他的宦官就慢慢被边缘化了。
元和八年(813)，俱文珍因病去世，赠开府仪同三司。据说，他生前很喜欢喝茶，还著有《饮茶十德》一书。
韩愈给予了俱文珍很高的评价，某些词句用在战功卓著的将军与中兴革命的大臣身上都不过分。在《送汴州监军俱文珍》中，他赞扬道：
奉使羌池静，临戎汴水安。
冲天鹏翅阔，报国剑铓寒。
晓日驱征骑，春风咏采兰。
谁言臣子道，忠孝两全难。
诗中赞颂了俱文珍的两大功劳——出使南诏与担任宣武军监军。韩愈还评价俱文珍，“其监统中贵，必材雄德茂，荣耀宠光，能俯达人情，仰喻天意者，然后为之。……奋其武毅，张我皇威。遇变出奇，先事独运。”由韩愈负责撰写的《顺宗实录》也对俱文珍高度赞扬，把二王八司马（当然包括柳宗元）视为小人和扰乱朝堂的奸臣。
三 宪宗迎来“元和中兴”的契机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战乱和政治内斗，唐朝在宪宗李纯(805—820)的统治时期迎来了最接近复兴的契机。
正如《剑桥中国隋唐史》所指出的，宪宗是一位重实干的坚强的君主。宪宗嗣位之初，读列圣实录，非常敬慕贞观、开元时期大唐的景象，看到太宗和玄宗的治国方略时对丞相说：“太宗之创业如此，玄宗之致理如此，既览国史，乃知万倍不如先圣。当先圣之代，犹须宰执臣僚同心辅助，岂朕今日独为理哉！”学习了唐朝国史后，宪宗奋发作为，跟大臣讨论国政，“昼漏率下五六刻方退”。宪宗的工作时间很长，有时到晚上9点多还在跟大臣讨论问题。作为对比我们看看韩愈的工作时间。韩愈说自己是“寅而入，尽辰而退。申而入，终酉而退”，也就是上午5点上班，9点下班；下午3点上班，7点下班，一共工作8个小时。宪宗可比韩愈的工作时间还要长得多。
宪宗不但勤勉，而且“能用忠谋，不惑群议”。在位期间平定了西川节使度刘闢、镇海节度使李琦，招降了河北三镇，消灭了淮西节度使吴元济、淄青节度使李师道，重振了唐朝中央政府的权威。宪宗统治时期，唐朝的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都得到了发展，史称“元和中兴”。
自德宗贞元十年(794)以后，朝廷的权威日渐衰弱，地方藩镇的势力越来越大。德宗事无巨细都握在手里，宰相并没有实权。宪宗问宰相：“前代帝王，或怠于听政，或躬决繁务，其道如何。”宰相杜黄裳认为，“为人主之体固不可代下司职，但择人委任，责其成效，赏罚必信，谁不尽心”。杜黄裳的看法得到了宪宗的高度认可。
江淮地区是唐朝的粮仓，也是中央税收的主要来源。他采取措施，减轻江淮人民的赋税负担，让民众休养生息。宪宗下令让观察使先将所得赋税用于地方治理，多余的才上交国家。他任命李巽为度支盐铁转运使，“江淮钱谷之弊，多所铲革”。李巽出任度支盐铁转运使后，一年所征税收，就达到代宗时期著名经济大臣刘晏征税的最高份额，第二年超过了这个数，第三年又增加180万缗。元和六年(811)粮食丰收，米价变得非常便宜，一斗只值二钱。元和六年所卖盐铁，除峡内井盐外，计收6 859 200贯。宪宗又让宰相李绛在北边屯田养兵，以减轻财政开支。元和七年(812)李绛奏振武、天德两地可耕种的良田有万顷，请派能吏开置营田。李绛命度支使卢坦去负责屯田，四年时间开田4 800顷，收谷四千余万斛，每年可以为中央政府节省二十多万贯钱。
宪宗时期，中央政府财政充裕，对百姓相对宽松，在争夺民心上占了优势。反而藩镇愈发恶劣，如平卢淄青节度使李师道甚至征发妇女充任徭役。这一切，都为宪宗打击藩镇、恢复中央权威奠定了基础。
四 魏博军倒向中央和武元衡被刺
唐代有一句话叫“长安天子，魏博牙兵”，是说天底下最有权势的两类人，一是在首都长安的大唐天子，另外就是镇守魏镇飞扬跋扈的牙兵。
魏博由安禄山部将田承嗣创立。安史之乱后，河北地区盘踞着多位手握重兵的安史余党：洛阳还在史朝义手中、魏博有田承嗣、相卫有薛嵩、成德有李宝臣、幽州有李怀仙。此时仆固怀恩父子奉命平定河北，然而两人手上只有兵三万，绝不可能一次剿灭所有叛军，还可能逼得这些势力联合起来对抗中央。因此仆固怀恩决定擒贼先擒王，追着史朝义打，连连取胜，将其逼至北方自杀。其余势力则见风使舵，纷纷向中央投诚，中央自然乐意河北各势力各自为战，于是欣然任命各余党地方节度使之职，重建河北藩镇。田承嗣被正式任命为魏、博、贝、沧、瀛五州节度使，其范围大概在现在的河北南部、河南北部。他在辖区内自设官署，登记户口，重赋税，且势力范围内所征赋税从不上交中央，后来又将地盘逐渐扩张至贝、博、魏、卫、相、磁、洺七州。田承嗣拿赋税养兵并制造武备，让老弱去种田，鼓励年轻人参军，成为拥兵十万的一方；又从中挑选特别优秀、勇武有力的一万人组成牙兵，这是魏博镇的核心力量。这支牙兵队伍一直猖獗到五代时期，被朱温反复绞杀，最后才退出历史舞台。
大历八年(773)，田承嗣为安禄山父子、史思明父子修建了一座四圣堂。唐朝人多用“圣人”来称呼皇帝，田承嗣此举就是公然在河北为前面四任叛军首领建庙宇供百姓祭祀，暗示自己将为此地区第五代领袖。这一举动无疑会破坏河北地区朝廷之前所乐于见到的群龙无首的状态，因此代宗立刻下旨令田承嗣将祠堂捣毁，并授予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爵雁门郡王加以安抚。其后，代宗还将自己的二位女儿永乐公主、新都公主都嫁给了田承嗣的儿子田华，希望能将其彻底招安，可惜田承嗣越发猖狂，不时起兵挑事。
大历十四年(779)，田承嗣去世，以诸子皆弱为由，让一直颇受宠爱的侄子田悦继承了节度使之位，开创了藩镇世袭的先河。田悦手下拥军七万，德宗新设置的黜陟使自作主张——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央对待藩镇的态度——让他解散四万士兵回归乡里。将士们依靠军队所发粮食和布帛来养家，如果军队被解散便很难维持生计，田悦收到中央的命令后，便利用这点煽动起众将士的不满，随后又拿出自己的财产赏给将士们，很快就俘获了人心。这也给了魏博公然拒绝中央政府命令的底气。
德宗即位后推行两税法，在财政上取得一定进展后便积极推进铲除藩镇的计划，各地都人心惶惶，淄青节度使李正己率兵万余人屯驻曹州，然后派人说服田悦一同反叛，田悦因此和梁崇义联兵。没多久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死了，他的儿子李惟岳希望能继任节度使，并获得中央的认可，但德宗拒绝了他的请求。于是李惟岳联合魏博节度使田悦、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共同举兵，此即建中二年(781)的四镇之乱。德宗命幽州留守朱滔、淮西节度使李希烈等前去平乱，唐军一直占据上风。没过多久李正己病死，其子李纳擅自继承父亲职务，却始终没有等到朝廷的正式任命，田悦替他求情也没有结果，便也起兵反叛，但很快就被唐军围困。另外两位——梁崇义被李希烈击败，最后自杀；李惟岳被部下王武俊杀害，随后王武俊直接率成德军向中央请降。但在德宗的急政下，原先站在中央这方的王武俊、朱滔又倒戈去找田悦了。
兴元元年(784)，朱滔想南下支援哥哥朱泚，向田悦求助，田悦这时已被德宗赦免了罪行，又恢复了官爵，私心并不想出兵，但又怕明着拒绝会得罪朱滔，便先假装答应，再用魏博因战事频繁资源匮乏、人心不稳为由拒绝出兵。这时朝廷授予田悦检校尚书右仆射，封济阳郡王，派给事中孔巢父持节宣劳，田悦向孔巢父表达了自己想投靠中央的心情，但几天后田承嗣第六子田绪就发动兵变。田悦为人吝啬，在穿衣吃饭上非常节俭，田绪内心对此积怨已久，趁其酒醉将其砍死取而代之。贞元元年(785)，德宗为拉拢魏博镇将嘉诚公主嫁给田绪，但是田绪很快因突发疾病死了，节度使一职由他的小儿子、十五岁的田季安继任。田季安因母亲出身低微改由嘉诚公主抚养。一开始田季安年龄比较小，害怕公主的威严，还比较守规矩，公主去世后就开始飞扬跋扈，也不过问军中之事，整天打马球、打猎，纵情声色。
元和七年(812)八月，三十二岁的田季安也突然去世，按照传统，他的儿子田怀谏被立为副大使，知军务。可是田怀谏才十一岁，不能主军，军政皆由家僮蒋士则等人决断，因数易大将，军情不安。这个局面无疑为宪宗解决藩镇问题提供了一个抓手。
宪宗即位后，最先下手的是蜀、吴两地。一方面，四川和江浙是唐朝中央政府的战略后方和财库，另一方面，这两个地方的军阀势力相对较弱。805年，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暴死，行军司马刘闢掌握权力。元和元年(806)，宪宗刚刚即位，刘闢就要求统管三川，宪宗命神策行营节度使高崇文、神策兵马使李元奕率帅神策军入川，高崇文之师走斜谷路，李元奕之师走骆谷路，两师会于梓潼。经过多次激战，唐军攻破成都，擒获刘辟送至长安。宪宗下令将刘闢及其子刘超郎等九人斩于独柳树下。
四川平定后，镇海节度使（今浙江北部、江苏南部）李锜提出要入朝，因为李锜的实力并不强，所管辖的地区又是富庶之地，宪宗很快就答应了，还派宦官去京口抚慰。但李锜只是做做样子，没想到朝廷真的要召他入京，一直拖延期限，最后谋反。他命令苏州、常州、湖州、杭州、睦州的镇将夺取当地的控制权，但是在常州和湖州遭到挫败，只有对苏州的占领比较顺利。李锜又派遣军队先进攻比较富饶的宣城，让手下兵马使张子良、李奉仙、田少卿带兵三千偷袭。但是这些将领临阵倒戈，逮捕了李锜，将其押送到长安。宪宗特意来到兴安门，当面质问他谋反的原因。李锜还想推脱：“我一开始并不想反，都是张子良这些人教唆我的！”宪宗怒斥：“你既身为元帅，见部下有反心为什么不斩了他们，再入京朝见呢？”随后下令斩李锜于独柳树下。
四川和江南的平定并不足以改变藩镇割据的大局，真正威胁中央权威的还要是河北三镇：魏博、成德、卢龙。这三镇的地盘分布有点像战国七雄中的魏、赵、燕。此外平卢淄青节度使和淮西节度使的势力也不容小觑。平卢节度使是安禄山麾下的三大节度使之一，安禄山造反后平卢军没有跟随他起兵，甚至反戈一击，安史之乱后，朝廷将平卢节度使从东北改置于山东地区，遂改称平卢淄青节度使，势力也很大。
魏博镇是河朔三镇中势力最强者，自田承嗣至田怀谏，传递四世，已经独立了四十九年。但此时的魏博明显已难以支撑。田怀谏这个十一岁的孩子无论如何也镇不住魏博的骄兵悍卒，于是三军推选衙将田兴掌管军州事。藩镇节度使的权威需要中央的认可，如果节度使无法获得中央的正式任命，则会遭到内部骄兵悍将的质疑。由于朝廷的任命长时间没有送到，魏博军中将士依然不能安心。有一天田兴入衙署办公，众兵将围过来了，希望他担任节度留后。田兴说：“欲听吾命，勿犯副大使。”将士们答应了，但还把蒋士则等十几个人杀了，等到大事已定，就把田怀谏打发到长安去了。
知悉魏博的情况后，朝臣李绛建议讨伐魏博镇，毕竟魏博割据已有五十多年，如魏、博、贝、卫、澶、相六州现在归顺朝廷，将从根本上颠覆河北藩镇格局的基础。他恳请宪宗从内库拨发钱一百五十万缗赐给魏博，用以招安。宪宗担心万一以后再有这样的事，会无钱赏赐。李绛认为，不能因小失大，魏博肯投向朝廷是千载难逢的良机。钱财花掉了可以再赚，但是时机一旦失去就再也追不回来。假设动用大军攻取魏博六州，需要旷日持久的战争才行，到时候花费的可就不止一百五十万缗了。宪宗最后采纳了李绛的策略，先不封节度使、静待其变，等着魏博军主动归顺朝廷，并派遣知制诰裴度带着钱一百五十万缗前去安抚魏博，奖赏军中将士，对六州百姓免除一年的赋税徭役。将士们得到赏赐，发出了雷鸣般的欢呼声。之后朝廷下旨，任命魏博都知兵马使兼御史中丞、沂国公田兴为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兼魏州大都督府长史，充魏博节度使，改名田弘正。就这样，在元和七年(812)，魏博军倒向了中央。而大唐朝廷在半个多世纪之后，终于接管了魏博镇。第二年，宪宗再次赐魏博田弘正钱二十万贯，收市军粮。元和十一年(816)，以内库绢四万匹赏幽州、魏州将士。
军力强盛的魏博归顺，等于在河北藩镇割据的地区撕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让宪宗看到了统一的曙光。
元和九年(814)九月，淮西节度使（是唐朝为了防止安禄山叛军南下设置的方镇，宪宗时包括申州、光州、蔡州）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匿丧不报，自掌兵权。淮西节度使驻于蔡州汝阳（今河南汝南），地处中原，战略地位重要，又是南方最为强大的一个藩镇，唐朝每年花费巨额军费防备它。如今朝廷既已得到魏博的支持，对吴元济不再容忍。宰相李吉甫认为：“淮西不像河北，四周没有同党和外援，错失眼下这个机会，后面就再难遇到了。”宰相武元衡及御史中丞裴度等也都主张出兵，于是宪宗下定决心讨伐。正好朝廷遣使吊祭，吴元济拒而不纳，且举兵叛乱，威胁东都，给中央政府出兵制造了借口。平卢淄青节度使李师道认为唇亡齿寒，一旦淮西被灭，自己就是下一个目标，于是千方百计阻挡。李师道养了刺客数十人，还招募了一些洛阳的恶少，袭击河阴仓——那里保存了大量的物资和粮食，共烧掉钱帛三十余万缗匹、谷二万余斛，但这并没有阻止宪宗对淮西用兵的决心。群臣多请罢兵，宪宗也坚决不同意。
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震惊朝野的刺杀事件——主战派大臣武元衡、裴度当街被刺，一死一伤。
武元衡是中央政府主战派的领袖。其曾祖武载德是武后的堂叔，官至湖州刺史；祖武平一，善属文，终考功员外郎、修文馆学士。武元衡进士登第，累辟使府，官至监察御史，后为华原县令。当时京畿有镇军督将恃功而骄，欺负吏民，武元衡对这样的政局失望，便称病辞官。德宗很赏识他，又将他召回，授比部员外郎，一年后迁左司郎中，贞元二十年(804)迁御史中丞。一次武元衡在延英殿奏对完后，德宗目送他离开，对左右感叹道：“武元衡真宰相器也。”之后顺宗即位，武元衡非常讨厌王叔文等人，被罢为右庶子。但这个职位作为东宫的属官，反而让他和太子搭上了线。所以宪宗即位后，武元衡复拜御史中丞，后迁户部侍郎。元和二年(807)正月，武元衡拜门下侍郎、平章事，赐金紫，兼判户部事，被正式任命为宰相。
武元衡对藩镇持强硬态度，还充任剑南西川节度使，于元和八年(813)又被宪宗征还，重拜门下侍郎、平章事。宪宗准备对淮西用兵，就让武元衡来主持。地方节度使中，除了李师道，成德节度使王承宗也反对中央政府讨伐淮西。王承宗遣使奏事，写给武元衡的信言辞傲慢无礼，被武元衡呵斥。之后王承宗便上奏诋毁武元衡，两方结怨。所以后来武元衡被刺杀，首先被怀疑的就是王承宗。
元和九年(814)六月三日天没亮，武元衡从家所在的静安里出发，骑马上朝。刚出静安里东门，就遭遇了一群刺客的刺杀。导骑大声呵斥，被射中肩部。随后藏在树丛后的刺客突然窜出，用大棒击中了武元衡的左腿。武元衡的随从被刺客袭击，四处奔逃。刺客劫持了武元衡的马，又往东南走了十几步，然后砍下武元衡的头带走。等到众人赶到时，武元衡已经倒在血泊之中——就在他家东北角的墙外。当时天还没亮，街上多是去上朝的人，守夜的铺卒跑了十几里，一路高呼“宰相被杀了！”消息传到朝堂之上，百官皆惊恐不安。天亮后，宪宗的仪仗队一到紫宸门，官员们便上报武元衡被刺杀之事。宪宗大为震惊，立刻下令罢朝，回到延英殿召见其他宰相。
其实当天的刺杀并不是只针对武元衡。刺客们也在通化坊伏击了另一位主战派大臣裴度。裴度的随从王义从后面抱住袭击裴度的刺客，被砍断手臂；而裴度被击中头部，滚入路边的深沟，因为当天戴的毡帽比较厚而幸免于难。
主战派大臣一死一伤，而且就发生在皇帝的眼皮底下，京城为之震动，各个城门都增加了守卫，凡是操河北、北京这些地方口音的人多被审问。宰相的前导与后卫中增加了金吾骑士。公卿大臣们也非常不安，纷纷带着家僮兵仗上朝，不到天亮不敢出门。有时候皇帝已经在朝堂上等了很久，大臣们还没到齐。
武元衡死后数日，还是没有抓到刺客。刺客甚至写了信警告官府：“不要急着抓我，逼急了我会先杀了你。”兵部侍郎许孟容上奏说：“岂有国相横尸路隅，不能擒贼！”宪宗皇帝下令京城诸道，只要抓到刺客就赏钱万贯，给五品官；窝藏凶手则诛全家。为了表示决心，赏金就直接放在东西市展示。之后整个长安城展开了大规模的搜查，不管是贵族大臣还是将帅，只要家里有暗室、地窖就会被搜。
图28 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宪宗元和四年(809)，剑南西川节度使武元衡率其僚属27人，来武侯祠祭拜诸葛亮后刻建的。裴度撰文、柳公绰书、鲁建镌刻。
这时搜查的人发现成德军进奏院有几个人举止奇怪。神策将军王士则等告发王承宗派张晏等人刺杀武元衡，张晏等被捕。宪宗下令让京兆尹裴武、监察御史陈中师审问。审问异常顺利，张晏等都很爽快地承认杀死了宰相武元衡。大臣张弘靖认为此事多有蹊跷，但宪宗不听，杀了直接参与刺杀的张晏等五人，还有同党十四人，并下诏谴责成德军节度使王承宗：
成德军节度使王承宗，……乃敢轻肆指斥，妄陈表章，潜遣奸人，内怀兵刃，贼杀元辅，毒伤宪臣，纵其凶残，无所顾望。推穷事迹，罪状昭明，周览谳词，良用惊叹。宜令绝其朝贡，其所部博野、乐寿两县本属范阳，宜却隶刘总。
除了指控王承宗是杀人凶手外，宪宗还顺带挑拨幽州卢龙节度使和成德节度使的关系，将成德两县划归幽州。
但是根据《资治通鉴》等记载，成德节度使是被冤枉的，实际上是淄青节度使李师道策划了对武元衡和裴度的刺杀。
八月，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暗地里与嵩山僧圆净策划袭击东都洛阳。圆净本是安禄山的部将，勇悍过人。他们计划焚烧宫阙制造混乱，以拖住中央进军淮西的步伐。东都留守吕元膺得到消息，出兵围剿叛军，圆净被捕。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吕元膺在审查中发现刺杀武元衡一案的幕后主使是李师道，于是将情况密报宪宗。然而既已对外公布“凶手”是王承宗，此事无法再纠正。吕元膺便上奏说李师道胆大妄为，不能放过他，宪宗深以为然。
裴度受伤后休养了一段时间，宪宗派兵去他的家中守卫，不断派宦官去问候，很快就让他接替武元衡担任宰相。裴度上言：“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业已讨之，两河藩镇跋扈者，将视此为高下，不可中止。”宪宗便把平淮西一事交到了裴度手上。德宗在位时经常猜忌大臣，朝中大臣跟谁来往，常有金吾卫暗中观察汇报，宰相都不敢在家中见客。裴度就上奏宪宗，认为藩镇未平，宰相需要四方延揽贤能之士，希望以后能在家中见客，宪宗也答应了他的这一请求。
不过谁也没有想到，与淮西节度使吴元济的这一仗旷日持久，打了将近四年。唐军对淮西作战前线久战无功、不断失利的背景，给李愬提供了建功立业的机会。
五 平藩之战：李愬雪夜入蔡州
李愬(773—821)，中唐名将李晟的庶子。因为父亲的关系，李愬做过一些低级的小官，从太常寺协律郎逐渐升迁为卫尉少卿。李愬是庶子出身，从小就懂得察言观色，揣度人心。李晟去世之后，李愬和弟弟李宪在父亲的坟旁搭建了一间草屋住下，德宗不允许他们这样做，下令让他们回李宅。李愬在家睡了一晚，第二天又光着脚跑去了墓地，德宗知道他很有孝心，便准许他在那儿守孝三年。丧期一满，李愬就被授予右庶子，后转少府监、左庶子，又被派到外地，做坊、晋二州刺史。很快李愬又因政绩优异再次回到中央，担任太子詹事、宫苑闲廊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