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十一年(816)，唐军仍在讨伐蔡州吴元济。唐邓节度使高霞寓败于铁城，退到新兴栅，统帅换成袁滋后也并无任何突破。消息传到长安，人情悚骇，宰相们大多建议皇帝罢兵。但宪宗认为方针已定，需要讨论的是如何解决问题，说：“胜负兵家常势，不可以一将失利，便沮成计。今但议用兵方略，朝廷庶务，制置可否耳。”于是从内库拿出五十万贯钱用作军费。次年宪宗又两次从内库调拨出罗绮、犀玉、金带之类的奢侈品，折算成钱后也用于支持军队。
这时李愬挺身而出，抗表自陈，主动请缨。宰相李逢吉认为李愬将才可用，而且李愬算是宪宗的表姐夫——李愬是德宗的外孙女婿，于是宪宗便让他直接接管了随、唐、邓节度使的指挥权。
元和十二年(817)正月，李愬赶到唐州。因为屡战屡败，军中上下士气消沉，充斥着畏战情绪。李愬安抚众人道：“皇上知道我性子软，怕事儿，能忍受耻辱，才派我来安抚大家。至于进攻撤退，都不是我的事。”大家都信了他的话，安下心来。李愬又亲自去看望那些受伤生病的士兵，一点也不摆官架子。有人质疑他不整肃军队，李愬解释说：“我并非不知道要整顿全军。只是先前袁尚书的怀柔战术让敌人轻视他。眼下敌人若知道我来了，肯定会加强防备。所以我故意让他们看到我方军容不整，让他们以为我懦弱又懈怠，这样后面才好想办法对付他们。”
确如李愬所料，淮西军正沉浸在打败高霞寓和袁滋两任主帅的喜悦中，又见李愬名望与官位卑微，便并未多加防备。李愬就趁敌军不备，制定了偷袭蔡州的计划。蔡州是淮西节度使的驻地。李愬请求增兵，宪宗马上就同意了他的方案，并把昭义、河中、鄜坊两千精锐步骑直接划给他指挥。二月七日，李愬派士兵出去巡逻，抓到了吴元济手下将领丁士良。因为丁士良是一员骁将，曾给唐军造成巨大损失，将士们都非常恨他，请求剖出他的心脏。李愬本来答应了下来，但在随后的审问中，他发现丁士良没有一点恐惧的神色，就赞叹道：“丁士良真乃大丈夫！”于是改变主意劝降了丁士良，让他担任捉生将。丁士良随即献策：“吴秀琳拥有三千兵马，又占据着文城栅，宛如敌军的左臂。他还有一位勇敢善战的主谋陈光洽，但他不够稳重，喜欢亲自上阵，我可以先去捉拿陈光洽，吴秀琳自然就会来降。”几天后，丁士良果然生擒陈光洽。
这时的淮西因为连年战火，早已弹尽粮绝，粮仓里的储备也都优先用来供给战士。百姓就去搜寻菱角、芡实、鱼鳖、鸟兽来果腹，竟然把这些也都吃光了。吴元济也担心百姓会消耗原本就不够的粮食，就不再禁止他们归降唐军，就这样先后有五千多户淮西人前来投奔。宪宗便下令设置行县来安顿他们，还专门设置军队前来保卫。
三月，吴秀琳决定以文城栅（今河南文城乡）降于李愬。文城栅当时又被称为“铁城”，以极其难攻而得名。之前的唐邓节度使高霞寓就在此处吃了败仗，战况惨烈，高霞寓仅勉强脱身。李愬闻此消息立刻带兵来到文城西五里处，派唐州刺史李进诚带八千甲士赶到文城栅下。但出人意料的是，城中突然矢石如雨，唐军根本没法儿靠近。李进诚回来就说：“他们肯定是诈降，不能相信。”李愬却认为这是因为吴秀琳想见他，便亲自带兵到城下。吴秀琳果然令手下收起兵器，主动来到李愬面前，李愬拍了拍他的背表示慰劳，就这样收降了文城栅。对于前来投降的叛军，不管是高级军官还是普通士兵，李愬都会单独接见，详细过问他们的情况，听说家中还有父母的，便给他们粮食路费让他们回去，说：“你们都是大唐的子民，并不是我的敌人。”此举深得人心。
四月，唐军的另一员猛将李光颜于郾城大破三万淮西军。淮西军的主力遭到了重创，损失了二三成军士，又丧失战马千匹、器甲三万。淮西军郾城守将邓怀金与县令董昌举城来降，郾城随即成为了唐军与淮西军对阵的前线。
五月，李愬派遣手下的将领去攻取蔡州周围的各个据点，每每有前来投降的敌军，都会亲自审问，因此李愬对淮西的地形和敌方的兵力分布都一清二楚。李愬对吴秀琳好，跟他共谋夺取蔡州之事。吴秀琳说：“如果您想拿下蔡州，一定要争取到李祐，否则我也无能为力。”李祐是淮西军的骑将，有勇有谋，驻守兴桥栅。几天后，李祐率领士卒在张柴村割麦子，被李愬趁机生擒。李愬当时已在秘密准备夜袭蔡州，经常屏退外人，单独和李祐、李忠义开小会，三人有时谈话能持续到半夜。由于李祐之前的身份以及霸凌下属的行为，唐军士兵都不愿接纳他，担心他会叛变，而李愬对他极其优待，这更激起了将士们的不满，一时间军中关于李祐是奸细的传言甚嚣尘上。李愬担心谣言传到朝廷上，李祐会被斩首。就抢先给李祐套上枷锁，装出要把他押送京城的样子，私下赶紧向宪宗说明李祐对攻下蔡州的作用，成功化解了信任危机。事后，李愬任命李祐为散兵马使，允许他佩刀巡警，出入帐中，有时还与之同宿，两人可密语达旦。有人躲在帐外偷听，只能听到李祐感动的啜泣声。
李愬身边有唐、随二州牙军三千人，号六院兵马，都是山南东道的精锐部队。李愬让李祐担任六院兵马使，另外又招募了三千人组成敢死队，号称“突将”，每天亲自负责操练，让他们随时做好作战准备。李愬本打算用这支队伍攻打蔡州，可惜遇上连绵大雨，到处都是积水，计划流产。唐军本有规定，凡留宿敌方奸细，须屠其全家。李愬废除了这条规定，还鼓励百姓们优待奸细，以此获取敌军的实情，这让李愬更深入全面地掌握敌方的情报。
七月，洪涝爆发，有的地区平地积水可深达两丈。此时距离讨伐淮西已过去了四年，前线仍未分出明显的胜负，百姓和士兵们都疲惫不堪，物资转运也出现了很多问题，有些百姓甚至只能用驴来耕地。宪宗忧心忡忡，询问众宰相的意见，李逢吉等人以士气低落、财物匮乏为由，积极建议停战。裴度则不发一言，宪宗问到他，他才答道：“臣请求亲自去前线督战。”宪宗任命裴度为门下侍郎、彰义军节度使，仍充淮西宣慰处置使，户部侍郎崔群为中书侍郎。制书下达后，裴度认为韩弘既已为都统，自己不适合再顶着“招讨”的头衔，便请求只称“宣慰处置使”（元帅、都统、招讨使都执掌征伐之事，裴度应是担心一军二帅不好指挥，故提出此要求），又奏请让刑部侍郎马总任宣慰副使，右庶子韩愈任彰义行军司马，宪宗都依从了他的请求。太子右庶子韩愈兼御史中丞，充彰义军行军司马，几人一同奔赴行营。临行前，裴度对宪宗说：“若歼灭贼人，我定会前来朝见陛下；若贼人不灭，我绝不会回来。”宪宗闻言潸然泪下。宪宗又敕神策军三百人作为卫队，亲自到通化门去慰劳。裴度走了一段时间后，还回望城门，再次下马磕头，含泪而去。
裴度到郾城后，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唐军各路将领指挥毫无章法。这是因为每一支军队里都有一名太监做监军，而太监很多不懂军事，使得将领的战略不能够连贯实施。于是裴度跟宪宗建议把太监全部召回，把指挥权全部委托给将领。从此以后那些将军们得以专注于军事，战多有功。
元和十二年(817)十月，李祐对李愬说：“蔡州的精锐全都集中在洄曲及周边地区严防死守。真正留守蔡州城的都是些老弱残兵，我们可以趁此机会直击蔡州。等敌方知道的时候，吴元济肯定已经被我们擒住了。”十月八日，李愬派遣掌书记郑澥到郾城，将此计密报宰相裴度。裴度听后非常赞同，赞叹道：“兵非出奇不胜，李常侍谋划得很好啊。”
几天后，裴度带领自己的部下去方城沱口视察当地的防御工事，结果叛军大将董重质率骑兵突然杀出来，剑拔弩张，眼见着就要伤到裴度，唐将李光颜立刻上前对阵。李光颜是李光进的弟弟，原名为阿跌光颜，祖上为“步落稽”，南匈奴中的一支，从小就学习骑射，后跟随郭子仪南征北战，作战经验丰富。他早预料到敌军可能会趁今天偷袭，早早就派部下田布带领两百骑兵埋伏起来，杀了敌军一个出其不意，裴度这才幸免于难。
十月十五日，李愬命马步都虞候、随州刺史史旻等留镇文城，命李祐、李忠义率领三千人的敢死队为前驱，自己与监军带领三千人为中军，田进诚率三千人殿后。大军出发后都不知道往哪走，李愬果断下命令：“只需东进。”大军行进六十里，夜里到达张柴村，尽杀张柴村的戍卒和守卫烽火台的士兵。李愬只留下五百人镇守此据点，又命丁士良带五百人去破坏洄曲和桥梁，以便阻断援兵，他自己则带着剩下的八千余人继续往东走。这时他手下的将军们按捺不住了，问到底要去哪里。李愬说：“入蔡州取吴元济！”诸将皆大惊失色，监军甚至哭着喊道：“果然中了李祐的奸计！”当天下着鹅毛大雪，连旌旗都被冻裂，不断有冻死的士兵和马倒在路上。天色愈发阴沉，唐军从来没有走过自张柴村往东去的路，大家都觉得这次肯定要有去无回了，但是又畏惧李愬，不敢公然反抗。半夜，雪下得越来越大，走了七十里，大军终于到达蔡州城下。附近有养鹅和鸭的人家，李愬命令士兵去惊动它们以掩盖大军行动的声音。
自吴少诚担任淮西节度使后，唐朝的军队已经三十年没到过蔡州城，叛军根本就没做任何防御准备。十六日凌晨两点，李愬潜至城下，没有一人发觉。李祐和李忠义率先登城，两人在城墙上凿出许多小坑，一些强壮的士兵紧随其后。守城的敌军都在沉睡，李祐和李忠义带人把他们全杀了，只留下了打更人，命他如往常一样敲梆子，随后打开城门，唐军冲进了蔡州城。等到鸡叫，天亮雪停，李愬带着人已经赶到了吴元济的外宅。有人急报吴元济：“唐军来啦！”吴元济还躺在床上，笑着说：“不过是被俘的囚徒做些偷鸡摸狗的事罢了！等天亮了，我就把他们都杀了。”又有人禀报：“蔡州城陷落啦！”吴元济说：“这肯定是洄曲的士兵们来跟我求冬衣了。”等他终于起床走到办公地听到李愬军中号令声时，才意识到大事不妙，随即率领将士登上牙城做最后的抵抗。
唐军围住牙城之后，也没有立刻攻陷。叛军的重要将领董重质带着精兵万余人，还在前线跟唐军作战。李愬就派人到董重质家，对他的家属好言相劝，然后派董重质的儿子拿着李愬的信去劝降。董重质收到了信，单枪匹马赶到李愬面前投降。
李愬派李进诚攻牙城，先破坏了外门，打开叛军的军械库，拿走了武器。十七日，李进诚再度进攻牙城，把南门给烧毁了。蔡州的百姓纷纷背着柴火过来助攻，李愬将射击手聚在一起，集中向牙城上射箭，一时间城墙上的箭羽多如刺猬的毛，城门在下午时终于被攻破了。吴元济见大势已去，在城上请罪，向李愬投降。十八日，李愬用囚车急送吴元济到京师，并派人报告裴度。当天，申州、光州及诸镇兵二万余人相继来降。吴元济束手就擒后，李愬不杀一人，凡是吴元济手下的官吏、部将、厨厩长等，全都官复原职，然后李愬命全军驻扎在马球场，等待裴度的到来。
二十五日，裴度入城。李愬带着自己的手下跪在路边等待，非常隆重地迎接裴度。裴度刚开始不愿意接受，李愬便说：“蔡州的人愚妄悖逆，这几十年来都不清楚上下之分，希望您能借此机会给他们示范一下，让他们感受到朝廷的威严。”裴度这才接受了他的行礼。另一方面，宪宗紧接着做了一些安抚动作：取消淮西镇，免除淮西州县百姓两年赋税；淮西周边地区也免除了来年夏天的赋税。
十一月一日，吴元济已经押送到了长安。宪宗登上兴安门接受淮西的战俘，把吴元济拉到两市游街示众，将其献祭宗庙社稷后，斩于独柳树。李愬因功被任命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封凉国公。
吴元济败死，其他藩镇望风瓦解。淄青节度使李师道非常恐惧，一开始想要献地归顺于朝廷，并以长子入侍为质，进献沂、密、海三州。李师道昏庸懦弱，军中大事只和自己亲近的人，如妻子魏氏、家奴胡惟堪、杨自温、婢女蒲氏和袁氏等人商议，手下的将领和幕僚都没有话语权。魏氏不想把儿子送去长安，就劝说李师道改变主意。没过多久，李师道就上表改口称麾下将士不愿意让他送人质、割土地。宪宗非常生气，于元和十三年(818)五月正式任命忠武节度使李光颜为义成节度使，主持讨伐李师道；七月又调遣宣武、魏博、义成、武宁、横海诸镇共同讨伐叛军。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李师道内部矛盾激化，其都知兵马使刘悟杀死李师道，向魏博节度使田弘正投降，淄青十二州遂为朝廷平定。
元和十四年(819)七月，宣武节度使韩弘入朝，并两次贡献大量绢帛、金银、马匹，要求留在京师。宪宗任命韩弘代理司徒一职，兼中书令，另以吏部尚书张弘靖充宣武节度使。为了向宪宗表忠心，田弘正把他的兄弟子侄全都送到朝廷做官。幽州节度使刘总赶紧上表辞官，把幽州交给朝廷，自己出家当了和尚，后被朝廷赐号大觉法师。
图29 宪宗时期藩镇形势图。
在唐朝历史上，大家认为资质最高的皇帝有三个：太宗李世民、玄宗李隆基以及宪宗李纯。但很可惜的是李纯活的时间太短了，43岁就死了。他死了之后，平定藩镇的那些建树全都灰飞烟灭。
蔡州之战后，郑澥专门撰写了《凉国公平蔡录》一卷。宪宗又特命韩愈作文歌颂这次大捷，并在蔡州汝南城北门外刻石立碑。另有不少诗人为之创作，以期大唐能自此重现往日辉煌。如王建有《赠李愬仆射二首》曰：“和雪翻营一夜行，神旗冻定马无声。遥看火号连营赤，知是先锋已上城。”刘禹锡《平蔡行》：“汝南晨鸡喔喔鸣，城头鼓角音和平。路旁老人忆旧事，相与感激皆涕零。老人收泣前致辞，官军入城人不知。忽惊元和十二载，重见天宝承平时。”但很可惜，李愬雪夜入蔡州只是回光返照，唐朝并没能迎来下一个盛世。
六 长安城在哪里处决犯人
长安城里处决犯人主要在两个地方：一处叫独柳树，在西市东北角外十字街口；一处叫狗脊岭，在东市西北角外十字路口。两处都是地名，是唐代处决犯人，尤其是重要政治犯的主要场所。史书中关于这两处地点的记载很丰富，仅两《唐书》记载的条目就很多，比如关于独柳树：
至德二年(757)，肃宗斩达奚珣等十一人于独柳树，同时让百官去参观。因为达奚珣被判投靠安禄山，让百官前往是为了达到杀鸡儆猴的目的。
贞元十五年(799)，德宗斩栗锽于独柳树。
元和元年(806)，宪宗斩刘闢及其子超郎等九人于独柳树下。
元和二年(807)，宪宗斩李锜于独柳树。
元和十二年(817)，宪宗御兴安门受淮西之俘，以吴元济徇两市，斩于独柳树。
元和十四年(818)，宪宗斩前沧州刺史李宗奭于独柳树。
甘露事变(835)中，北衙宦官押宰相王涯等徇两市，腰斩于独柳树下。在徇两市过程中，百姓诟骂之，投瓦砾以击之。
会昌四年(844)，武宗斩郭谊、刘稹等于独柳。
龙纪元年(889)，昭宗御延喜门受俘，以逆贼秦宗权徇市，斩于独柳。
景福元年(892)，昭宗御延喜门，斩杨守亮于独柳。
关于狗脊岭的条目稍少，而且唐前期的记录更少：
会昌四年(844)，杀杨弁等五十四人于狗脊岭。
乾符四年(877)，斩尚君长等于狗脊岭。
狗脊岭有时以“东市”名之，如韦后和安乐公主在政变失败后就被枭首于东市。这样的记载还有很多，如太宗杀张蕴古于东市，高宗杀阿史那伏念于东市。同样的，独柳树有时也以西市名之，如太宗杀张亮于西市。这两个刑场基本上从初唐一直用到中晚唐，在长安城市生活中是两个重要的符号。
唐代在长安处死囚犯有很多种形式和地点，比如大理寺狱赐自尽、京兆府门决重杖死等，其中狗脊岭和独柳树作为刑场，最具有宣示色彩。囚犯在处死之前，通常要经过两个程序：第一步是诣太庙，告慰祖先；第二步是所谓“徇市”或者“徇两市”，即到东西市游街，放任百姓辱骂攻击。也有极少的囚犯被带到独柳树刑场后又被免死流放，如在安史之乱中被视为贰臣的张均，被“引至独柳树下刑人处，免死配流合浦郡”。
长安东市和西市除有刑场外，还有经营殡葬业的“凶肆”，《李娃传》提到男主人公曾在这里以唱挽歌为生。似乎在唐代前期坊市制度严格的时候，殡葬这类特殊商业活动的地理空间也不仅限于市内，如西肆在丰邑坊，东肆也不在东市内。很显然，凶肆是一个极佳的表现场所，提供的是生人去往彼岸世界的服务，某种意义上也是沟通冥界的管道的一部分，政治人物、普通长安居民和宗教僧侣都不会放过这么好的表演舞台。东西市的刑场外还分别设有放生池。除了皇城正南开化坊的大荐福寺有放生池之外，就是这两处放生池最有影响力。唐人韦述《两京新记》卷三“西市”条下载：“市西北有海池，以为放生之所。池侧有佛堂，皆沙门法成所造。”《太平御览》卷一九一有条目云：“池侧有佛堂，皆沙门法成所造。市署前有市令载敏碑，蒲州司兵徐彦伯为其文也。”法成在赞宁《宋高僧传》有传，原先是武后朝的监察御史，名叫王守慎，后来请求出家，建立了此处放生池，太平公主等达官贵人都积极参与其中。王守慎在《旧唐书》中有传，当与《宋高僧传》所载为同一人。东市也有类似的放生池，池边也有配套的佛堂。据《东城老父传》，“贾昌大历元年，依资圣寺僧运平，居东市海池，立陀罗尼石幢，建僧房佛舍，植美草甘木”。这里的佛堂并不是正规的寺院庙宇，而是摆有佛像的小屋，有时边上还会有僧人居住，方便管理放生的事情。
杀人与放生本是一对悖论，放在一起则凸显出更加强烈的佛教的救赎使命。因为人们对于死亡的恐惧，自然容易倾向寻求宗教的帮助，而宗教的援手就在旁边。杀人和放生，同时在东西两市发生，而且在数百年的时间中成为常态，自然深刻地印在长安居民的脑海中，具有相当强的暗示作用。这也不难理解为何围绕这两地的神鬼故事特别多。
以独柳树（西市）和狗脊岭（东市）两处刑场为中心的周边市坊，发生了相对多数的入冥、转生、见鬼和凶宅的“故事”。戴郛《广异记》记河间刘别驾在长安的遭遇：
河间刘别驾者，常云：“世间无妇人，何以适意。”后至西京通化门，见车中妇人有美色，心喜爱悦。因随至其舍，在资圣寺后曲。妇人留连数宵，彼此兼畅。刘侯不觉有异，但中宵寒甚，茵衾累重，然犹肉不煖，心窃怪之。后一日将曙，忽失妇人并屋宇所在，其身卧荒园中数重乱叶下，因此遇痼病。
戴郛讲述中提到的地名非常重要，刘别驾在通化门遇见美人，之后随其回到资圣寺后曲的住宅，之后发现自己其实身处一片荒园之中。资圣寺在崇仁坊东南隅，紧贴狗脊岭，刘别驾遇到的女鬼即居住在资圣寺。
除了上述刘别驾之事外，《博异志》载：
唐元和四年，宪宗伐王承宗，中尉吐突承璀获恒阳生口马奉忠等三十人，驰诣阙，宪宗令斩之于东市西坡资圣寺侧。斩毕，胜业坊王忠宪者，属羽林军，弟忠弁，行营为恒阳所杀。忠宪含弟之雠，闻恒阳生口至，乃佩刃往视之。敕斩毕，忠宪乃剖其心，兼两髀肉，归而食之。至夜，有紫衣人扣门，忠宪出见，自云马奉忠。忠宪与坐，问所须，答：“何以苦剖我心，割我肉？”忠宪曰：“汝非鬼耶？”对曰：“是。”忠宪云：“我弟为汝逆贼所杀，我乃不反兵之仇。以直报怨，汝何怪也？”奉忠曰：“我恒阳寇是国贼，我以死谢国矣。汝弟为恒阳所杀，则罪在恒阳帅，我不杀汝弟，汝何妄报吾？子不闻父子之罪，尚不相及，而汝妄报众雠，则汝雠极多矣！须还吾心，还吾髀，则怨可释矣。”忠宪如失，理云：“与汝万钱可乎？”答曰：“还我无冤，然亦贳公岁月可矣。”言毕遂灭，忠宪乃设酒馔纸钱万贯于资圣寺前送之。经年，忠宪两髀渐瘦，又言语倒错惑乱，如失心人，更三岁而卒。则知志于报仇者，亦须详而后报之。
狗脊岭或者资圣寺，就在胜业坊之西南，仅仅一墙之隔。这里可以论断，宪宗斩杀这些叛军于东市西坡资圣寺侧，即是狗脊岭之所在。而处斩之后，一墙之隔的王忠宪立刻去报私仇，结果马奉忠鬼魂又来索命，王忠宪亦卒。这里本是长孙无忌的宅邸，龙朔三年(663)立为尼寺，咸亨四年(673)改为僧寺。
多说一点
惹争议的平淮西碑
元和十二年(817)，宰相裴度抵达前线，韩愈作为裴度的行军司马，亲自参与了对淮西吴元济用兵。所以淮西平定后，宪宗让韩愈撰文立碑。这块平淮西碑高三丈，立在汝南城北门外，但立碑不久就引发了事端。从如今保留的碑文来看，韩愈只将李愬一笔带过，忽略了在李愬偷袭之前，唐军数年苦战无法突破的事实：
颜、胤、武合攻其北，大战十六，得栅城县二十三，降人卒四万。道古攻其东南，八战，降万三千。再入申，破其外城。文通战其东，十余遇，降万二千。愬入其西，得贼将，辄释不杀；用其策，战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师，都统弘责战益急，颜、胤、武合战亦用命。元济尽并其众洄曲以备。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贼将，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驰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门，取元济以献。尽得其属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飨赉功。
论平淮西的功劳最大者，李愬认为自然应该是自己，但碑文甚少提到李愬的功绩，甚至突出了裴度，似乎暗示胜利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李愬因此心中不平，其妻韦氏（德宗皇帝的外孙女）也频频为此申诉。有文献记载李愬的部下石孝忠为其鸣不平，挥锤将此碑砸毁，官兵来抓人时，石孝忠还把人打死了。事情闹到了宪宗那里，宪宗只好又命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新撰写平淮西战争的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