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中兴”稍纵即逝，随着宪宗的离世，河北藩镇重新叛乱，中兴成果尽失。唐朝政治生态陷入藩镇、宦官、党争之中。此后的几任皇帝——穆宗、敬宗、文宗、武宗，都是宪宗与郭贵妃的后代，从820年至846年，郭贵妃作为皇太后、太皇太后，身居高位长达二十七年。武宗去世后，五子虽然均封王开府，但都不成气候，皇位又转移到宪宗少子李忱（即宣宗）之手。宣宗朝虽然在对外战争方面一度取得较大成功，但唐朝中央权威的瓦解已不可逆转。
一 宪宗晚年的权力格局及暴死
宪宗如果要册立皇后，只能是郭贵妃。
《旧唐书》记载：“帝后庭多私爱，以后门族华盛，虑正位之后，不容嬖幸，以是册拜后时。”宪宗对郭贵妃极为偏爱，而郭氏家族势力太大，宪宗为保持权力平衡，一直拖延着不册封皇后。甚至在即位时，不顾群臣的多次请求，用两人生年相冲（一个生于子年，一个生于午年，传统认为子午相冲）为借口加以拒绝。这位郭贵妃论辈分，其实算宪宗的长辈。宪宗出生于乱世，母亲王氏曾做过代宗（宪宗的曾祖父）的才人，后来与顺宗（代宗的孙子）生了宪宗。贞元九年(793)，德宗做主，为当时还是广陵王的宪宗迎娶了郭子仪孙女郭氏为妻。郭贵妃的父亲是驸马都尉郭暧，母亲是代宗的女儿升平公主，所以郭贵妃真要论资排辈当为宪宗的表姑。顺宗也因此对郭妃格外礼遇，“以其家有大功烈，而母素贵，故礼之异诸妇”。
郭妃在和宪宗结婚两年后，生下儿子李恒，即后来的穆宗。虽然宪宗生前百般压制郭氏，但在他死后，穆宗、敬宗（穆宗长子）、文宗（穆宗第二子）、武宗（穆宗第九子）都是郭氏的嫡亲儿孙。在这些皇帝在位期间，郭氏地位崇高，备受尊荣。直到宣宗上台，情况才发生变化。宣宗本来没机会当皇帝，因为他只是侍女生的庶子。生母郑宫人(785—865)，丹阳人，本来是镇海节度使李锜之妾。当时李锜正举兵造反，听看相的人说这位郑氏会生下天子，就把她纳为侍人。其后李锜兵败被杀，郑氏没入掖廷，做了郭贵妃的侍女，被宪宗宠幸后生下宣宗。
宪宗还有一个女人也与李锜有关，就是杜秋娘。相传著名的《金缕衣》“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就是杜秋娘所作。与郑氏一样，杜秋娘原先也是李锜的侍妾，后被纳入宫中，受到宪宗宠幸。元和十五年(820)，穆宗即位，命杜秋娘为儿子李凑的傅姆（负责照顾贵族后代的老年妇人）。后来李凑被废去漳王之位，杜秋娘赐归故乡润州。大和八年(834)，李德裕改任润州刺史，镇海军节度使，奉诏安排杜秋娘进入道观养老，并保障她生活必需的财物。杜牧经过金陵时，“感其穷且老，为之赋诗”，作《杜秋娘诗》。诗中说：
归来四邻改，茂苑草菲菲。
清血洒不尽，仰天知问谁？
寒衣一匹素，夜借邻人机。
宪宗最信任的人是太监吐突承璀。吐突承璀从小就跟着宪宗，聪明有才干。德宗时期，年轻的吐突承璀就作为大宦官俱文珍的副手出使南诏。宪宗即位后，委以重任，吐突承璀担任神策军左军中尉、功德使。元和四年(809)，成德军节度使王承宗反叛，吐突承璀揣摩出宪宗的心意，主动请缨出战。宪宗诏命吐突承璀为河中、河南、浙西、宣歙等道赴镇州行营兵马招讨等使，同时一批宦官如宋惟澄被任命为河南、陕州、河阳等馆驿使，曹进玉、刘国珍、马江朝分别担任河北行营、粮料、馆驿等使。如此大规模的启用宦官担任军中要职，遭到了群臣的激烈反对。宪宗无奈，只好改任吐突承璀为镇州等处招抚处置使，并亲临通化门送行。吐突承璀迟迟平不了王承宗，没有任何功绩，因此等他从淮南回来后，就遭到了宰相李绛等人的弹劾，被贬为军器库使。
元和六年(811)，弓箭库使刘希光（为军器库使的下属）接受了羽林大将军孙璹二万贯铜钱的贿赂，帮他升任节度使，结果事发被赐死，还牵连到了吐突承璀。宪宗问李绛：“我把吐突承璀外调怎么样？”李绛答道：“别人恐怕想不到您会突然这么做。”宪宗说：“他不过就是一个家奴罢了。之前因为他跟在身边久了使唤惯了，所以徇私情宽恕了他。他如果违法犯纪，我抛弃他就像掸去一根羽毛一样轻易！”吐突承璀便被调到淮南担任监军。宪宗其实还是偏心吐突承璀，将他外调其实是提拔李绛任宰相的权宜之计，毕竟在此之前李绛曾多次指责吐突承璀专横。元和八年(813)，宪宗又想把吐突承璀召回中央，事先免除了李绛的宰相职务，任命吐突承璀继续担任神策左军中尉。吐突承璀曾经专门装修了一个房间用来存放宪宗赐给他的东西和各种诏敕，结果时间久了地上竟然长出了两尺高的毛，吐突承璀虽然心里觉得厌恶，还是亲自打扫除掉了这些毛，并将其掩埋。
吐突承璀是福建人。当时诸道每年都要进贡阉割过后的小孩，号“私白”，福建、广东最多。后来这些宦官当权，时人就称福建为“中官区薮”。顾况曾写过一首诗《囝》描述这一现象，在诗名下题曰“哀闽也”，言辞间痛斥当地官员为了升官发财，贩卖男童去高官府中做阉奴的残忍行径。诗云：
囝生闽方，闽吏得之，乃绝其阳。
为臧为获，致金满屋。
为髡为钳，如视草木。
天道无知，我罹其毒。
神道无知，彼受其福。
郎罢别囝，吾悔生汝。
及汝既生，人劝不举。
不从人言，果获是苦。
囝别郎罢，心摧血下。
隔地绝天，及至黄泉，
不得在郎罢前。
唐人冯贽所撰的《云仙散录》记载，吐突承璀特别喜欢吃蛤蜊，“炙以铁丝床，数浇鹿角浆，然后食”，喜欢放铁丝网上烤熟后，配上石花菜做的浆一起吃。
这位深受宠信的大太监一直陪伴着宪宗走到生命的尽头，并在宪宗朝后期卷入了令人瞩目的继承人之争。宪宗的暴毙无疑给这场政治风波蒙上了一层阴影。
元和十五年(820)春正月，甲戌朔，宪宗服食丹药，身体不适，取消了元月的朝会。过了四天，义成节度使刘悟入朝，宪宗亲自召见，这是向外传达自己身体没有大碍的政治信号。刘悟从皇宫出来后，向大家说起见面情形，京城人心稍稍安定。没想到仅过了两天，宪宗就驾崩于大明宫中和殿，享年43岁。
官方公布的死因是服食丹药，毒性发作而亡。因为死得突然，在当时就流传出各种版本的阴谋论，比如宪宗其实是被宦官陈弘志所杀。《旧唐书·王守澄传》明言：“宪宗疾大渐，内官陈弘庆等弑逆。宪宗英武，威德在人，内官秘之，不敢除讨，但云药发暴崩。”《新唐书》更直接：“守澄与内常侍陈弘志弑帝于中和殿。”但两《唐书》又都补充说，宪宗服食丹药后性情暴躁，经常殴打身边的随从、宫女和宦官，有的人甚至被活活打死，以至于人人自危。这似乎是在暗示陈弘志等宦官为了自保才被迫杀死了暴躁的宪宗。《旧唐书》和《新唐书》在评论宪宗之死时，态度也不一样。《旧唐书》强调服食丹药过量，“惜乎服食过当，阉竖窃发，苟天假之年，庶几于理矣”。而《新唐书》则强调他任用宦官导致身死，“及其晚节，信用非人，不终其业，而身罹不测之祸，则尤甚于德宗。呜呼！小人之能败国也，不必愚君暗主，虽聪明圣智，苟有惑焉，未有不为患者也。”
传闻中杀死宪宗的宦官陈弘志，在事后并没有受到惩罚，还受到穆宗的重用，出任襄州监军。此后经历穆宗、敬宗、文宗三朝，又活了十五年。直到大和九年(835)九月，文宗令人将其杖杀于青泥驿，罪名是“弑逆”。
让宪宗之死的阴谋论甚嚣尘上的另一个原因是，其继承人一直并不明朗。自长子惠昭太子去世后，立谁为太子就成了朝廷瞩目的大事。宪宗不想立郭贵妃的儿子李恒，而想立生母不明的第二子——澧王李恽。此时围绕着皇位继承人的问题，朝廷业已分裂为两派：一派是以吐突承璀为代表的宪宗心腹，他们希望拥戴李恽为帝；一派以郭贵妃为首，希望郭贵妃的亲子李恒能继承皇位。宪宗最终还是因李恽生母身份低微，舆论阻力难当，选择了背景强大的李恒。虽然被迫立李恒为太子，宪宗还是坚决拒绝了郭派立郭贵妃为皇后的进一步要求。宪宗非常不情愿地册拜了新太子，诏翰林学士崔群代替澧王李恽作让表一章。群奏曰：“凡事己合当之而不为，则有退让焉。”
此时宦官内部也并不是铁板一块。吐突承璀和梁守谦都是当时的大太监，但两个人各为其主：左神策军中尉吐突承璀支持李恽；右神策军中尉梁守谦和大宦官王守澄支持李恒。宪宗健康的时候，吐突承璀有皇帝撑腰，处处占据上风，打压梁守谦等人。宪宗的暴毙导致吐突承璀一派瞬间崩盘。
宪宗去世当晚，郭贵妃一派就立刻行动起来。右神策军中尉梁守谦联合宦官马进潭、王守澄等，立刻杀死了左神策军中尉吐突承璀及澧王李恽，并赐左、右神策军士每人五十贯钱，六军（即左右羽林、左右龙武、左右神武）、威远营军士每人三十贯钱，左、右金吾军士每人十五贯钱。
穆宗的儿子敬宗即位时，此事已过去多年。宦官马存亮突然站出来为吐突承璀辩护，要求敬宗为他昭雪。敬宗即下诏，为吐突承璀平反，并令其养子吐突士晔为其收葬。宣宗继位后，提拔吐突士晔为右军中尉。在宣宗看来，吐突承璀才是自己父亲宪宗的忠臣，郭贵妃一党都是乱臣贼子。
《东观奏记》上卷记载：
宪宗皇帝晏驾之夕，上虽幼，颇记其事，追恨光陵（穆宗）商臣之酷。即位后，诛除恶党无漏网者。时郭太后无恙，以上英察孝果，且怀惭惧。时居兴庆宫，一日，与二侍儿同升勤政楼，依衡而望，便欲殒于楼下，欲成上过。左右急持之，即闻于上，上大怒。其夕，太后暴崩，上志也。
所谓“商臣之酷”指的是楚穆王商臣杀父的典故，似乎在暗示穆宗也有参与对宪宗的谋杀。郭太后死后，大臣请让郭太后与宪宗皇帝合葬景陵，宣宗不但拒绝，还派宰相白敏中去谴责那些官员。宣宗这么操作，就是模糊地否认郭贵妃的儿子和孙子穆宗、敬宗、文宗、武宗的合法性，而强化自己才是宪宗的继承人。
二 穆宗销兵与河北复叛——唐朝开启藩镇常态化模式
穆宗是个典型的昏君。他钟爱打猎、打马球和各种盛宴。元和十五年(820)二月，服丧期刚满，穆宗亲临丹凤门，大赦天下，随后在城楼上大摆宴席，邀请各种乐师、舞姬、杂耍前来表演。几天后，穆宗又前去神策左军观看士兵们手搏（两个人对打，招式自由，获胜需以手击倒对方），随后又迫不及待地带着亲信随从狩猎取乐去了。六月，皇太后郭氏移居南内兴庆宫，穆宗又率领六宫侍从在兴庆宫大摆宴筵。酒宴结束后，他又跑去神策右军，对亲信中尉和将领大加颁赐。此后每月的初一和十五，穆宗都会带领百官到兴庆宫向郭太后敬酒，祝愿她能够长寿，场面极为铺张奢靡；每三日还要去神策左右军一次，并登上宸晖门、九仙门的城楼观赏角抵、杂戏等表演。七月六日是穆宗的生日，他还特地制订了一套隆重的庆祝仪式——想要接受百官、命妇的朝贺，最终因遭到群臣反对而作罢。
穆宗在宫里大兴土木，修建了永安殿、宝庆殿等，还征发两千神策军去疏通宪宗时期就已淤堵的鱼藻池。宫殿修缮完成，穆宗就会和公主嫔妃们举办宴会庆祝。有一次在宫苑内修假山时还发生了事故，倒塌的石块一次压死了七位工人。这并没能让穆宗有所收敛。他又花重金整修装饰京城内寺院，包括安国、慈恩、千福、开业、章敬等，还允许吐蕃人随意参观。重阳节时，穆宗大宴群臣，还把他的舅舅们（即郭钊兄弟俩）、朝廷贵戚、公主驸马等都召集到宣和殿饮酒作乐。年底正值吐蕃入侵，穆宗不顾大臣们的劝阻执意前往华清宫，一直到天色很晚才回宫。大臣们一直劝他，不该把资源赏赐给那些倡优戏子，但在穆宗看来，举办宴会正说明国家富强、天下太平，是值得高兴的事。
或许正是认为自己所处的时代已是太平盛世，穆宗竟然提出了销兵之策：“天下军镇，每年限百人内破八人逃死。”此举便是要求天下的藩镇每年在百人之中削减八个人的名额，无疑触动了藩镇兵的根本利益，很快河朔三镇复叛。宪宗费尽朝廷资源和力气，平定诸藩镇，似乎让人看到了大唐中兴的希望，而穆宗仅用几年，就将元和中兴的成果毁于一旦。
河朔三镇——卢龙、成德、魏博的割据时间为诸藩镇中最长者，其原因归根结底并不在节度使而在牙兵，甚至有一种观点认为，唐代无叛将而有乱兵。元和十五年(820)年底，成德节度使王承宗病死，由于他的两个儿子都被送去长安做了人质，众将士就推举王承宗的弟弟王承元继承节度使一职。但王承元的任职请求并没有被批准，很快穆宗就下旨任原魏博节度使田弘正为新任成德节度使，王承元则被调往滑州任义成节度使，李愬为魏博节度使。
本来卢龙节度使刘总因为杀父弑兄而心有不安，决心出家为僧并归顺朝廷。刘总心知自己的部下桀骜，不好管理，曾建议穆宗将下辖区域一分为三：幽州、涿州、营州为一道，张弘靖曾做过河东节度使，据说深受下属爱戴，且河东邻近幽州，因此由张弘靖接管这三个主要地区最能安抚旧部；平州、蓟州、妫州、檀州为一道，由平卢节度使薛平接管，薛平是代宗时相卫节度使薛嵩的儿子，对河朔地区极为熟悉；瀛州、莫州为一道，由代理京兆尹卢士玫负责，卢士玫与刘总有亲戚关系，算自己人。刘总还将手下不服管的代表性人物朱克融等送到京师，希望中央政府能给他们一些高官厚禄，增加他们对朝廷的向心力。
可惜这么周密的安排并没有被采纳。此时的穆宗整日声色犬马，政务多由崔植、杜元颖等人处理，可这几位宰相并不熟悉河朔地区的运作模式，昧于形势，颟顸无礼，只知道重视张弘靖，任其为新的卢龙节度使，仅把瀛州、莫州从原管辖区中分出交由卢士玫管理，也不管朱克融等幽州将士。这些牙兵迟迟得不到任命，穷困潦倒，甚至连吃饭穿衣都成问题。后来朝廷又勒令他们返回幽州，接受张弘靖的指挥——放这群满肚怨怼的骄兵悍将回去由新上任的节度使领导，无疑是放虎归山，这也为后来的叛乱埋下了祸根。长安和幽州的心理距离越来越远，终于无法弥合。
原先的河朔地区的节度使往往会亲冒寒暑，与将士们同甘共苦。张弘靖担任卢龙节度使后却雍容娇贵，出入都乘坐轿子，燕地之人看到了颇为讶异。张弘靖每十天才去一次办公室跟大家见一面，还经常把事情委托给幕僚。他的幕僚韦雍等举止轻薄，生活奢侈，喜欢喝酒。按照幽州地方的习惯，大家晚上很早就回家睡觉了，但这帮人出入官府都要大声通报，有时很晚才回家，还举着火把，整条街都被照得通明。最初朝廷答应赏赐一百万贯钱给幽州的将士，张弘靖私自扣留了二十万充作军府杂用。韦雍等人还擅自裁减下发的军饷，不仅动辄以反贼呵叱小吏小卒，甚至跟那些将士们说：“如今天下太平，就算你们能拉开两石弓，还不如识得一个字！”与幽州地区的军士关系跌至冰点。
长庆元年(821)秋七月甲辰，韦雍在街上被一个骑马的小将冲撞了前导（仪仗队前的领路人），要当街杖责之。河朔将士并不习惯受杖刑，拒绝服从。韦雍告到张弘靖那里，事情最终以军虞候将人逮捕治罪落幕。但此时幽州军士心中的怒火只需一个火星即可点燃。当天晚上，军营里的士兵们喧喧嚷嚷，发动叛乱，几个军官都制止不住，很快就有士兵闯进了张弘靖的官舍，将其囚禁于蓟门馆，杀了幕僚韦雍、张宗元、崔仲卿、郑埙，都虞候刘操以及押牙张抱元。第二天一早，幽州将士向张弘靖道歉，希望能取得谅解，但张弘靖并未理睬，最后幽州将士拥护朱克融作为新的卢龙节度使。
在卢龙发生军乱之后，成德、魏博两镇的骄兵悍将也相继发难，杀死了自己的节度使，再次背叛朝廷实行割据。之前中央派遣忠于朝廷的魏博节度使田弘正接任成德节度使，但田弘正和成德的镇兵本就有夙怨。田弘正从魏博带去了两千亲兵，勉强控制局面，随后向朝廷奏请军饷以供给这些士兵驻守成德。户部侍郎崔倰刚愎自用，担心此举会养虎为患，因而田弘正前后四次上表请求，崔倰都未加以理会，最后田弘正只好让他们返回魏博。田弘正的子侄在长安生活奢靡，据说每天要消费二十万贯钱，本就引人不满，结果现在军费也没发下来，将士们心中更加怨恨。成德都知兵马使王庭凑素来会利用小事煽动士兵们的情绪，等到那两千魏博士兵返回后，他就发动叛乱，杀死了田弘正及其亲信。这样的举动立刻引发了连锁反应，卢士玫在瀛州被作乱的士兵们抓住押送去了幽州；新任魏博节度使田布忠于朝廷，而他手下的骄兵悍将拒绝听其指挥，左右为难的田布最终选择了自杀，其继任者史宪诚阳奉阴违，私下与幽州、镇州勾结在一起。就这样，宪宗的苦心经营全部付诸东流。
此后朝廷对河朔藩镇的军事行动以失败而告终，被迫接受现实，再也没有出兵征讨三镇。中央政府内部也逐渐形成一种反对对河朔用兵的政治观点。甚至有学者认为牛李党争中的牛党，偏向于纵容河朔的割据。宰相牛僧孺在831年提出的论点典型地表达了这种看法：“范阳（幽州）自安、史以来，非国所有，刘总虽献其地，朝廷费钱八十万缗而无丝毫所获。今日志诚得之，犹前日载义得之也；因而抚之，使捍北狄，不必计其逆顺。”
河朔三镇此后处于一种矛盾的状态——虽然实际上处于割据的地位，但并没有断绝与长安的正式联系，并且孜孜以求皇上的合法任命。正如李德裕所说：“河朔兵力虽强，不能自立，须借朝廷官爵威命以安军情。”日本僧人圆仁曾于开成五年(840)经过河北，他既认为河北仍是唐朝的一部分，又明明白白地看到：对佛教的迫害全国盛行，却在河北行不通——河北诸节度使政治独立，反对中央的灭佛政策。
穆宗之后，唐朝中央政府的力量无可避免地走向衰弱，武宗、宣宗虽然试图奋发，但已无可奈何。宣宗以后，唐朝局势一塌糊涂，各地根本不听中央号令，中央也没有能力讨伐制裁，一路走向灭亡。
唐朝在安史之乱后严重军事化，军人成为国家政治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力量——武将们手握大权，支配地方行政，占据大部分战略要地。《元和国计簿》记载，元和二年(807)，唐朝军队共有83万人，十几年后就增加到了99万。考虑到唐朝的总人口也就几千万，这个数字无疑是惊人的。通过取得的战功或在准军事政府中效劳，许多人借军人身份作为跳板在官僚体制中升至高位，或者取得了以前没有机会取得的财富和社会威望。全国形成一个个自我认同的镇兵集团，盘根错节，腐蚀着大唐的身躯。藩镇割据带来的另一个后果是军人成为社会上为人不齿的职业。这些“士兵”既不抵御外敌，又不保护百姓，毫无忠义可言，因此在宋代，“好男不当兵”竟成为一种价值观。
三 骄横跋扈的牙兵——藩镇的权力结构
虽然唐朝后期藩镇割据成为常态，但没有一个藩镇想着取代唐朝建立新王朝。这跟当时的权力结构有关系。清朝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论道：“秦、汉、六朝以来，有叛将无叛兵。至唐中叶以后，则方镇兵变，比比而是。”根据张国刚统计，在763—874年间涉及藩镇的171起动乱中，真正与唐中央冲突的只有22起，占13%，内部兵变（99起）和将校作乱（37起）合占80%。《新唐书·兵志》说：
大盗既灭，而武夫战卒以功起行阵，列为侯王者，皆除节度使。由是方镇相望于内地，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故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舍由于士卒，往往自择将吏，号为“留后”，以邀命于朝。天子顾力不能制，则忍耻含垢，因而抚之，谓之姑息之政。盖姑息起于兵骄，兵骄由于方镇，姑息愈甚，而兵将愈俱骄。
牙兵最早乃为魏博节度使田承嗣所设，田承嗣在魏博拥兵十万，“至德中，田承嗣盗据相、魏、澶、博、卫、贝等六州，召募军中子弟，置之部下，号曰‘牙军’，皆丰给厚赐，不胜骄宠。年代浸远，父子相袭，亲党胶固”。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魏府牙军，时云“长安天子，魏府牙军”。安史之乱后，各方镇节度使大多都建立起了自己的“牙兵”。牙兵作为节度使的亲卫军，是藩镇割据的核心军事力量，驻守于节度使所在的治州。同时牙兵骄纵难制，盘根错节，形成有强烈自我认同的地方专业军事阶级，甚至连节度使都受到他们的操纵和威胁。直到两百多年后宋太祖赵匡胤的出现，才为藩镇割据画上了句号。
为了巩固牙兵对自己的忠诚，节度使往往会给予他们超高的待遇。以魏博牙兵为例。大多数魏博牙兵都是本地人，他们依靠血缘和姻亲形成了以丰厚军饷赏赐为主要诉求的地方职业军人利益集团。田氏家族统治魏博时期(763—822)，节度使家族威信较高，权力掌握在藩帅家族手里。后期节度使地位下降，往往由骄悍的牙兵决定废立，不断有野心勃勃的牙兵将校谋夺节度使位置。任何节度使如果威胁到牙兵利益，比如削减军饷赏赐、长期在魏博境外打仗、得不到朝廷的任命、试图削弱牙兵等，都可能被牙兵杀死或者驱逐，换一个维护牙军利益的将校继续担任节度使。唐朝中央政府往往在事后才确认牙军拥戴者为新的节度使。太和三年(829)，中央政府调任魏博节度使史宪诚为河中节度使，史宪诚欲将府库中的钱粮全部带走，激怒了牙兵。牙内都知兵马使何进滔趁机杀掉史宪诚，并一举击败朝廷派来的新任节度使，成为新任藩帅。何进滔之孙、继任魏博节度使的何全皞暴虐成性，后因传言他要削减军队粮食和衣物补贴，士兵哗变，怒而杀之。从史宪诚开始，十任魏博节度使中就有四任死于兵变。
图30 魏博节度使何进滔德政碑。柳公权撰并书丹，梁王司马元度篆额。该碑形体庞大，由基石、龟趺、碑身、碑额四个部分累叠而成，通高11.95米，重140余吨。宋代宋徽宗修编《五礼新仪》，诏谕大名府尹梁子美为《五礼新仪》立碑刻记，梁子美毁何进滔德政碑，以其石改刻《五礼新仪》。
图31 何弘敬墓志。该墓志铭为我国现今出土墓志铭中最大的唐代墓志铭。墓志有盖，呈顶式。顶面正中篆刻25字“唐故魏博节度使检校太尉兼中书令赠太师庐江何公墓志铭”。何弘敬是何进滔之子，继承魏博节度使的职务。
魏博只是缩影，在当时的大唐范围内，很多的藩镇都有同样的权力结构。武宁节度使驻徐州，连续发生牙兵驱逐节度使的事件。从832到862年的三十年间，就发生了三起牙兵武力驱逐节度使的事件。王智兴担任武宁军节度使时，招募凶恶强悍的士兵两千人，轮番宿值牙城，厚给待遇，号称银刀军。后来新任的节度使田牟镇守徐州，为了讨好这些银刀军，每每与骄卒杂坐笑闹饮酒，“日费万计。每有宾宴，必先厌食饫酒，祁寒暑雨，卮酒盈前，然犹喧噪邀求，动谋逐帅”。咸通元年(860)，温璋为武宁节度使，新到治地就对牙兵们开诚布公抚慰以示信任，但骄卒们仍心存猜疑，对赏赐的酒食也都弃而不食。不到一个月时间，温璋就被驱逐出境。此时正好王式率领义成军和忠武军攻破浙东仇甫归来，朝廷就让王式来镇守徐州，徐州的士兵都非常恐惧。王式初到徐州，擐甲执兵，一日之间诛杀了徐州牙兵三千余人。皮日休当时正在徐州，他在《白门表》中说道：“银刀族无老幼，强者斩之，弱者幽之。”银刀军中幸免于难者在山林中重新集结，放火焚烧里舍，掠夺财货，诛杀官吏，徐州守将没人敢出战。
唐朝的政治军事制度逐渐成为一种自上而下的嵌套对立结构：为对付外部的游牧部落侵袭，唐朝建立起北方藩镇；安史之乱以后，为防备河北三镇，又以中原藩镇制约抗衡；在各藩镇内部，为对抗朝廷维持割据，藩帅建立牙兵部队；牙兵废立驱逐藩帅，迫使后者不得不组建私人兵力来克制牙兵。中央朝廷、藩镇节度使与藩镇的牙兵之间达成了一种恐怖的平衡：这些节度使虽然从未给中央交过税，但也不能表现得要跟中央为敌，如果他们从政治上宣布独立，那么就会被藩镇的牙兵干掉；他们也不能特别偏向中央，这样做也会被藩镇的牙兵干掉；朝廷的任命对节度使来说至关重要，没有正式的任命，他们就没有权威来统率牙兵，很有可能被牙兵干掉。这是一种危如累卵的权力结构，稍有不慎便是土崩瓦解。
四 作为皇权延伸的宦官
宦官在唐朝政治生活中的角色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是飞扬跋扈的。在贵族政治体制下，宦官出身低微，皇权又受到贵族权的制约，宦官擅权缺乏必要的制度基础。玄宗以前的宦官只不过是皇室的家奴，并不能在政治上起到较大的作用。但是随着玄宗加强皇帝权力，裁抑太子、亲王的政治影响力，贵族君主制逐渐向专制君主制演变，在社会性质上表现为贵族社会向平民化社会的演进，在政治权力结构上表现为从家族统治到个人统治的转化。亲王势力衰落，在没有皇族成员作为屏藩的情况下，宦官作为皇帝个人权力的延伸开始兴起，这导致了唐朝中后期的宦官专权。
玄宗时就已经从制度上打破内侍省不置三品官的旧制。例如，宦官杨思勖被拔擢为从一品的骠骑大将军；高力士、袁思艺任内侍监时，皆为正三品。但玄宗朝的宦官仅仅是皇帝直接干预政治、军事、经济的补充手段，皇帝主要还是依仗大臣系统维持中央政府的正常运作。玄宗朝最重要的转变是，宦官从皇室的奴仆变成了皇室子弟的监管者，这是唐朝中后期宦官能够操纵政局的重要原因；同时皇权开始与宦官形成了紧密的共生关系——宦官离开皇权就彻底失去了权力的根源。所以唐朝后期，在中央政府运作失效、地方藩镇飞扬跋扈的情况下，宦官实际上起到了巩固皇权的作用。唐朝的彻底灭亡，也从宦官被诛杀开始。
安史之乱几乎摧毁了唐朝中央政府，很多的政治惯例开始动摇。皇帝对大将、朝臣的不信任让他们更加热衷于使用宦官。肃宗在灵武即位，宦官李辅国扈从有功，被拔擢为判元帅府行军司马，“宣传诏命，四方文奏，宝印符契，晨夕军号，一以委之”，回到长安后，肃宗又让其专掌禁军，一切制敕都需经他押署，赋予了其巨大的军政权力。
代宗即位，以李辅国有定策之功，尊为“尚父”，加司空、中书令。但是代宗上台后需要自己信任的宦官掌握权力，李辅国作为肃宗旧人就成了障碍。代宗利用宦官内部矛盾杀掉了李辅国，任用另一个宦官程元振典掌禁军。广德元年(763)年底，吐蕃入犯京畿，宦官鱼朝恩带领禁军救驾，深受宠异，改为天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专典神策军。大历五年(770)，代宗又杀了鱼朝恩，不再让宦官典兵。
德宗即位后任命李光弼属吏白志贞为神策军使，但在泾原之变中，德宗急召禁军，白志贞却无兵保驾，唯有两名早年在东宫时就跟随德宗左右的宦官窦文场、霍仙鸣站了出来，两人带领大小宦官百余人从行。贞元二年(786)九月，德宗便改神策左右厢为左右神策军，交由窦文场、霍仙鸣掌管。贞元十二年(796)六月，德宗特立护军中尉两员、中护军两员，以率领禁军，宦官窦文场、霍仙鸣为左右神策护军中尉。京畿以西多用神策军出镇。神策军待遇优厚，北边诸镇也多请遥隶神策军，神策军很快就增加到十五万人。宦官专掌禁军，自德宗一朝成为常制，终唐之世不变。在各道和出征军中，又使宦官监军，监军的权力甚至超过节度使。可以说，唐朝的宦官专权不但集中于中央，而且普遍见于地方。
除了统领禁军，宦官也逐渐掌握枢密大权。永泰年间至大历十二年(777)，始终以宦官董秀宣传诏旨于中书门下。董秀被诛后，乔献德接任。宪宗时，将这一职位正式定名为枢密使。自此两枢密使掌出纳帝命，逐渐与宰相共执朝政。两枢密与两中尉合称四贵，宦官既参朝政，又典禁军，对原先的政治结构造成巨大的冲击。此后，穆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都由宦官拥立。
穆宗仅在位四年就去世了，敬宗李湛(809—827)是其长子，即位时才十五岁。敬宗喜欢打马球、摔跤，还喜欢深夜出去捕狐狸，史书说他“游戏无度，狎昵群小”。禁军和各军镇争相献上力士陪玩，但敬宗并不满足，又花费上万贯钱招募力士，让他们昼夜不离陪在身边。敬宗急躁刻薄，力士有小过就会被杖责，宦官许遂振、李少端、鱼弘志等还因为与他“打夜狐”配合不好而被削职。敬宗天天四处游乐，每月处理朝政的次数一只手都数得过来，大臣们都很难见到他，朝政便全都落入王守澄的手中。
王守澄在穆宗还是太子时就侍奉左右，他的身影也出现在宪宗暴毙事件中，据两《唐书》的记载，他应该也参与了陈志庆的毒杀计划。王守澄在元和年间曾任徐州监军，通过节度使李愬认识了精通医术的郑注，郑注还曾炼金丹让李愬和王守澄服下，称能治疗一些疾病，还能返老还童。待穆宗登基后，王守澄很快被封为枢密使，他还将郑注引荐给穆宗，很得穆宗优待。当时的宰相李逢吉花重金贿赂王守澄，两人便结为盟友势倾朝野。
著名唐诗《悯农》的作者李绅，因与李逢吉水火不容，此时被卷入党争中。李逢吉担心新上位的小皇帝会信任李绅，便让王守澄欺骗敬宗，声称敬宗能够顺利被立为太子都是李逢吉的功劳，李绅等人本想立深王李悰为帝。敬宗年纪尚小，几位大臣连番上奏后，就信了这番说辞，将李绅贬为端州司马。
宝历元年(825)八月，昭义节度使刘悟突患重病去世，他在遗书中恳请朝廷任命他的儿子刘从谏继任节度使。昭义军辖区大约在今山西东南部与河北西南部之间，是对抗河北三镇的重要防线。消息传到长安，朝中分为两派：多数大臣认为昭义与其他长期割据的藩镇不同，是朝廷内镇，绝对不能同意刘从谏继任节度使；李逢吉、王守澄等一直对藩镇采取姑息政策，此前二人都收取了刘悟的贿赂，因此都对刘悟的请求表示默许。年底，敬宗便正式下诏任命刘从谏继任昭义节度使。
此时的唐朝中央秩序已经涣散，人浮于事，总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压抑感，大家都静静地等待着事情的发生。
当初敬宗即位没多久，就发生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宫中的工人竟然发动了叛乱。起因是一个叫苏玄明的算命师。他有个叫张韶的朋友在皇宫的染坊工作，有一天苏玄明跟张韶说：“我为你算了一卦，你将来有机会进入大殿，与我坐在一起吃饭。现在皇上天天打球、打猎，不经常在宫中，正是图谋大事的好时机！”于是他们勾结了染坊的工人，计划把兵器藏在染料紫草里运往银台门，等天黑时再行事。结果在路上有人怀疑他们的车辆超载而前来盘问。张韶一冲动就杀了盘问者，随后顺势和同党们拿出兵器冲进宫中。
敬宗当时正在清思殿打球。他很喜欢右神策中尉梁守谦，每每左、右神策军举行摔跤、打马球等比赛，敬宗总是站在右神策军那一方。在生死关头，敬宗还是想投奔右神策军，但身边的人说：“去右军的路远，路上可能会碰到作乱者，不如去更近一些的左军。”左神策中尉马存亮听闻皇帝赶来，背着皇帝入军营，派手下大将康艺全带着骑兵去宫里讨贼。
张韶跟苏玄明杀到了清思殿。张韶就坐到敬宗的位置上，跟苏玄明一起吃皇帝留下的东西。张韶说：“就像你说的一样！”苏玄明一听非常震惊，表示“你不会以为事情就到此为止了吧！”张韶心生畏惧正想逃走，康艺全与右军兵马使尚国忠带兵赶到，杀死了张韶、苏玄明及其党羽。当时宫门紧闭，皇帝躲在左神策军内，百官们都不知道皇帝是死是活，长安城一片惊恐。又过了两天，敬宗才回到宫内。按照惯例，宰相们要带着百官到延英门庆贺，但来者不过数十人。叛军所经过的宫门的监门宦官依法都应被处死，但敬宗只是杖责了这些宦官，甚至未撤销他们的职位。
宝历二年(826)冬天的一个晚上，敬宗与宦官刘克明、田务澄、许文端及击球军将苏佐明、王嘉宪、石从宽、阎惟直等二十八人一起喝酒。敬宗醉了之后入室更衣，结果蜡烛突然灭了，苏佐明等人就在室内杀死了皇帝。随后刘克明等假传圣旨，让绛王李悟掌管军国大事。刘克明还想换掉内侍省掌权的宦官，王守澄一得到消息，就和另一位枢密使杨承和以及两位神策中尉魏从简、梁守谦计划另立继承人，他们派禁军去十六王宅迎江王李涵（即文宗）入宫，同时发动左右神策军、飞龙兵打着讨伐谋害敬宗贼党的名义，将刘克明等人全部斩尽，绛王也死于乱刀之下。
很快，宦官的飞扬跋扈和对朝臣权力的挤压引发了反弹，反对宦官的斗争成为唐朝中后期政治的重要内容。文宗时发生的甘露之变正是这种斗争发展到极端的反映。
五 牛李党争和朝廷分裂
长庆二年(822)年底，穆宗在打马球时因为一位宦官突然坠马而受到了惊吓，随后便中风卧病在床，朝政由他的亲信太监王守澄与宰相李逢吉主持。穆宗平时还会服用各种丹药，健康每况愈下，一年多后就死在长安宫清思殿，年仅三十岁。此时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已成为常态，而中央政府内部也出现了持续不断的分裂。
牛李党争，通常是指唐代统治后期的九世纪前半期以牛僧孺、李宗闵等为领袖的牛党与李德裕等为领袖的李党之间的争斗。一般认为党争的起源是穆宗长庆元年(821)的科考案。当时礼部侍郎钱徽主持进士科考试，右补阙杨汝士为考官。考前，前宰相段文昌、翰林学士李绅都给钱徽写信，希望他能“照顾”一下与自己关系好的考生。放榜后，段文昌和李绅傻了眼，他们推荐的人都落选了，而登第的分别是中书舍人李宗闵之婿苏巢﹑杨汝士之弟殷士及宰相裴度之子裴撰。段文昌立刻向穆宗举报礼部贡举不公：“这次录取的考生都是没什么才能的公卿子弟，录取都是通过‘关节’。”穆宗询问翰林学士李德裕、元稹、李绅，他们也都说段文昌所揭发的是实情。于是穆宗重新举行考试，结果原榜人中仅三人勉强及第，钱徽、李宗闵、杨汝士都因此被贬官。事后有人劝钱徽揭发段文昌、李绅也曾有写信托人情的举动，说不定皇帝会酌情从轻发落。钱徽是个正直的人，认为举报别人的私人信件非君子所为，还烧掉了段文昌和李绅的信，但李、杨等人就没这么大度了。从此“德裕、宗闵各分朋党，更相倾轧，垂四十年”，整个朝廷变成了朋党斗争的竞技场。
牛党在穆宗时得势。元稹为了做到宰相去巴结枢密使魏弘简，并因此获得了穆宗的宠信，各种政事都会向元稹咨询。元稹虽然和裴度没有旧怨，但非常忌惮裴度的威望，担心他在讨伐魏博、成德时立战功再被重用，会成为自己升官路上的阻碍。所以元稹经常和魏弘简破坏裴度奏报的军事计划，甚至影响了对藩镇的用兵。久而久之，裴度也忍不了了，多次上表抨击元稹和宦官狼狈为奸，挠败国政。穆宗顾及裴度的声名，不得已贬了魏、元两人的官，但仍对元稹宠信有加。此后两人结怨愈深，元稹劝说穆宗赦免王庭凑，停止对魏博、成德的进攻，借机削弱裴度的军事职权。没多久就爆发了元稹买凶刺杀裴度一事。当初王庭凑围攻深州时，和王李绮的师傅于方为了升官，主动向元稹献策。结果这事被一个叫李赏的人知道了，他找到裴度称元稹想要让于方做刺客暗杀他。裴度知道后并没有声张，李赏耐不住性子，跑去左神策军举报。没想到最后让兵部尚书李逢吉钻了空子，裴元二人被免职，由李逢吉继任宰相。《新唐书》称，李赏是李逢吉的人，突然跑去神策军上告也是受了李逢吉的指使。李逢吉想要提拔牛僧孺，获得了穆宗和权宦王守澄的支持。此后牛党大权在握，李党的重要人物李德裕在长庆三年(823)被调离中央，出任浙西节度使，此后滞留京师以外约七年之久。
图32 韩休墓西壁树下高士图。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牛僧孺(780—848)，据说是隋朝大臣牛弘的后代。他凭科举入仕，在穆宗朝做到了御史中丞。他在御史台干得非常认真，逐条梳理积压的案件，审查、弹劾交替进行，为很多人鸣冤，朝廷内外都对他肃然起敬。从文献来看，牛僧孺是一个正直的人。穆宗朝行贿之风盛行，韩弘的儿子韩公武花费大量家财贿赂权贵，几乎所有朝臣都收过他的礼。待他去世后，穆宗担心他的孤孙幼小，家财会被仆人盗窃，就派宦官前去查阅账簿，交由管家保管。没想到账簿上居然记满了受贿人的名字。其中只有牛僧孺的名字边上用红笔做了备注：“某月某日，送牛侍郎礼物若干，没接收，悉数退还。”穆宗得知后非常高兴，因此在后来商议宰相名单时，最先定下了牛僧孺。据说，牛僧孺和白居易是特别好的朋友，两人都喜欢鉴赏石头，《太湖石记》就是白居易为纪念二人的友情而作。
敬宗即位后，加封牛僧孺为中书侍郎、银青光禄大夫，封奇章子。但牛僧孺很不喜欢朝廷上邪倖揽权、奸臣朋比为党，于宝历元年间多次辞相，最终敬宗同意了他的请求，命其出任武昌节度使。文宗太和三年(829)，李宗闵挫败李德裕入京担任宰相的企图，排挤其出任义成节度使，次年引荐牛僧孺再度入相，裴度出为山南东道节度使。文宗太和五年(831)，吐蕃式微，其维州守将悉怛谋请降，时任西川节度使的李德裕派兵入据其城。但当时的朝廷在牛党的控制之下，牛僧孺认为吐蕃失去一个维州，无损其势，此时唐与吐蕃正会盟不久，因以守信为上，贸然出兵，只会给吐蕃进攻的借口。文宗听从了牛僧孺的建议，并未接受吐蕃降将。当时舆论认为牛李二人矛盾颇深，牛僧孺是公报私仇，防止李德裕立功。文宗也逐渐认为此事处理得有失偏颇，牛僧孺于年底主动告退，出为淮南节度使。
文宗太和六年(832)，李德裕入朝任兵部尚书。见李宗闵多次阻拦李德裕任相失败，京兆尹杜悰建议李宗闵干脆与李德裕修好，推荐他担任御史大夫。得到李宗闵的同意后，杜悰造访李德裕，李德裕非常高兴。但李宗闵在与杨虞卿商议后，终止了上述方案。七年(833)，李德裕升任宰相。当时杨虞卿、张仲方、张元夫、萧浣等牛党人物私交甚密，积极攀附朝中权贵，既干预宰相执政，又干扰下层部门执行，还扰乱科举制度，举贤为亲。文宗恨之入骨，因此主动与李德裕谈论起党争的问题，李德裕也直言不讳：“如今朝廷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都结为了朋党。”此后李德裕便开始明面上排挤所有他不喜欢的人。李德裕父亲李吉甫去世时，朝廷为其拟定谥号太优，张仲方上疏表示不满，因此在李德裕任相后，他立刻声称身体抱恙，不再上朝，很快就被降职。杨虞卿、张元夫很快也被调离中央。李宗闵对此提出异议，认为李德裕这是在搞朋比为党，故意给杨虞卿等人不好的职位。李德裕直接讽刺道：“以前他们担任的都是给事中、中书舍人，这些职务还不够好吗？”李宗闵被反将一军，悻悻退场。很快李宗闵被降职为山南西节度使。太和八年(834)，当权的李训、郑注为了排挤李德裕，再次引荐李宗闵入相，李德裕出为镇海节度使。此后在穆宗、敬宗、文宗三朝，除去大和九年(835)甘露之变前夕，牛李两党都被当时掌权的李训﹑郑注排斥在朝外。
开成五年(840)，武宗即位，牛党失势。李德裕自淮南节度使入为宰相，开始了李党独掌朝政的时期。牛党被排斥出朝廷之外，其领袖牛僧孺、李宗闵虽然早已身在外地，仍被贬职流放。会昌六年(846)，宣宗即位，为了夺回朝政大权，多次贬黜李德裕。长达四十多年的“牛李党争”，以牛党元气大伤，李党被贬谪为地方官，宦官、藩镇的势力大增，而宣告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