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宗之后，历经敬宗、文宗、武宗三代，唐朝中央朝廷经历了多次政局动荡，尤其是甘露之变极大动摇了中央政治秩序。武宗施行的大规模灭佛运动，引发了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全方位的变革。在中国传播数百年的佛教遭到沉重打击，逐渐失去在政治和正统文化中的核心地位。
一 甘露之变前夜
见识过自己的哥哥被宦官杀死，文宗对手握大权的宦官始终抱有警惕之心。但是当时朋党斗争正盛，文宗既不喜欢牛党也不喜欢李党，甚至抱怨道：“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他希望能找到第三种力量，把朋党和宦官一举铲除，建立政治新秩序和新势力。很可惜，建立第三种势力的举动不仅得不到宦官的支持，也会被朋党挤压。更糟糕的是，文宗依靠的官员是郑注和翰林学士李训。这群人，在后世被描述为没有道德修养、擅长阴谋和投机的“小人”。
郑注早年间游走江湖，于元和末年投靠了李愬。郑注因为会炼金丹而受到李愬的亲近，跟随他前往徐州，并开始参与处理军政。当时李愬的监军正是王守澄。郑注很会揣测人心，又很阴险狡猾，因为几次建议未被采纳就心怀怨怼，想要夺权，全军上下都认为他会招惹祸端，王守澄也因此对他不喜。李愬认为郑注有奇才，坚持让王守澄和他聊聊。没想到郑注妙语横生，竟然能道破王守澄心中所想，两人热聊了一整晚，都有相见恨晚的感觉。此后郑注就被提拔为巡官。
王守澄任枢密使后，郑注一直为他出谋划策，还在暗中四处行贿勾结官员。当时文宗不断拔擢没有党派属性的翰林学士宋申锡，让他官至宰辅，希望依靠他抑制宦官，并下密诏令宋申锡和御史中丞宇文鼎谋划诛杀郑注。宋申锡提拔自己的亲信、吏部侍郎王璠为京兆尹，派他去逮捕郑注。宋申锡没想到的是，王璠早已倒戈，暗中把计划透露给王守澄。郑注逃过一劫，对王璠十分感激，而王璠又与李训十分亲密，于是事后王璠得到了郑注和李训的举荐，被任命为尚书左丞。
经此一事王守澄和郑注知道了宋申锡等人的意图，打算反将一军，于是诬告宋申锡想废黜文宗改立漳王。漳王颇为贤能，很有声望，可以说是文宗心中的一道刺，因此关键时刻文宗动摇了立场。王守澄想派两百骑兵屠了宋申锡全家。飞龙使马存亮极力劝阻，说：“这样做的话，京城必有大乱！还是和其他宰相商议一下吧”王守澄这才作罢。当天正值宰相休假日，文宗派宦官将所有宰相召集到中书省东门。待人都到齐后，宦官说：“所召之人中未提及宋公之名。”宋申锡立刻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向着文宗所在的延英殿叩首后退下。文宗拿出王守澄的奏疏宣读宋申锡的罪行，宰相们都十分震惊，面面相觑。很快宋申锡就被罢免了宰相一职，降为右庶子。百官无人敢上书为其申冤，只有新任京兆尹崔琯、大理卿王正雅多次上疏要求复审，宦官才稍稍放松审理。最终宋申锡被贬为右庶子，再贬为开州司马，死在了流放地。漳王李凑被贬为巢县公。马存亮很快也主动请求致仕。
宋申锡事件后，文武百官都对郑注心怀畏惧。金吾将军孟文亮奉命镇守邠宁，郑注担任邠宁行军司马，结果走到奉天时，御史大夫王从亮因为看不起郑注，处处针对他。郑注向王守澄说了很多王从亮的坏话，王守澄竟想办法编了个罪名，将王从亮杖责后流放。没多久，孟文亮去世，郑注就偷跑回长安，王守澄当时为神策右军中尉，就悄悄将他塞进了神策军。正好这时有御史弹劾郑注肆意受贿，结交甚广，图谋不轨，要求治其罪。这几十余条奏疏都被宰相王涯拦下。王涯因得郑注相助才得到这个职位，又很忌惮王守澄，故而有意帮郑注压下此事。当时左神策中尉韦元素和枢密使杨承和、王践言也都很厌恶郑注。有人劝韦元素趁机除掉郑注这个心腹大患，计划在召他谈话时将其杀害。结果两人一见面，韦元素就被郑注的言辞蛊惑。郑注口若悬河，夸夸其谈，韦元素听得入了迷，不知不觉间竟拉住郑注的手不放，最后甚至主动取出大量金帛送给他。另一边王守澄积极在文宗面前为郑注辩护，顺利解除了舆论危机，还奏请改任郑注为通王府司马、右神策判官。此项调任震惊朝野，一时间议论纷纷。
郑注的运气也实在是好。他本就会一些医术，而李唐王室祖传风疾，文宗突然之间发病，两眼昏花，不能说话，经郑注医治后，身体又逐渐恢复，因此开始宠信郑注。郑注逐渐取得了文宗的信任。文宗苦于持续的旱灾，四处搜寻求雨的方法。司门员外郎李中敏上表说，连年的大旱是因为郑注奸邪，宋申锡被贬太冤枉了，因此如今想要求雨，就应该处死郑注，为宋申锡昭雪。这份奏疏犹如石沉大海，并没能收到任何答复，很快李中敏也以身体抱恙为由辞官回家了。郑注上奏说关中将有灾难发生，为避灾应大兴土木，征发劳役。文宗便征发左、右神策军一千五百人去疏浚曲江和昆明池。
李训本名叫李仲言，是李逢吉的堂侄子。敬宗宝历元年(825)，李训因牵连进武昭刺杀李逢吉一案，而被流放象州，后遇大赦天下而得以返回洛阳。在那里他遇见了正打算东山再起的李逢吉。李训看出了李逢吉的心思，积极给他出谋划策，声称自己和郑注交好，可以帮他打点关系。李逢吉就给了他很多金银珠宝，让他带去长安贿赂郑注。李训因此被郑注引荐给了王守澄。王守澄又以李训懂《易》，向文宗举荐。当时李训正在为母亲服丧，文宗准许他换上便服面圣。李训自号王山人，文宗见他仪表堂堂，文辞口才俱佳，又懂权谋，认为他是一个奇才，对他极为宠信。
时间久了，李训、郑注摸清楚了文宗的心思。李训在给文宗讲经时偷加“佐料”，多次暗示文宗打压宦官势力。文宗认为这二人各有才能，又都由王守澄推荐，让他们密谋诛杀宦官，不会打草惊蛇，能增加成功的概率。李训、郑注便以诛宦官为己任，不分日夜地商议对策。他们为文宗设计复兴唐朝的计划：首先应当铲除宦官势力，其次铲除藩镇，收复河西、陇右，最后打倒河北藩镇。文宗很是赞同，恩宠更盛。两人背后有皇上，声势炟赫。郑注给文宗医病，多在宫中，偶尔休沐回家，门前都站满了想见他的人，家中礼物也堆积如山。
李训、郑注的计划一开始非常顺利。第一步是控制首都。当时首都突然起谣言，说郑注为文宗制金丹，需要小儿心肝，京城人心惶惶。郑注一直很不喜欢京兆尹杨虞卿，就和李训做局构陷他，说是杨虞卿的家人散播谣言。文宗大怒，将杨虞卿下狱。牛党宰相李宗闵站出来为杨虞卿说话，不巧此前郑注想在两省都谋求职位，被李宗闵拒绝，记仇的郑注就在文宗面前添油加醋诋毁李宗闵。文宗一气之下将李宗闵呵斥出宫，不久将其贬为明州刺史。借助这件事，郑李二人将平日不对付的牛党和李党大臣全都赶到外地去。根据史料记载，当时每天都有大臣被流放，以至于很多办公室都空了，很多机构都停摆。
图33 杨承和碑局部。2021年出土于西安枣园北路。宰相王起撰文，柳公权书丹。835年发生了甘露之变，为杨承和平反，故于次年立碑。
第二步是瓦解宦官集团。四大宦官中的左神策中尉韦元素及枢密使杨承和、王践言都与王守澄不谐。李训、郑注先联合王守澄对付其他三人，很快便将这三人赶到地方上做监军，紧接着又找借口说杨承和庇护宋申锡，韦元素、王践言与宰相李宗闵、李德裕勾结受贿，进一步将他们三个赶到边鄙之地，又追加圣旨将三人赐死。四大宦官只剩下王守澄一人。右领军将军仇士良曾在拥戴文宗为帝时有功，因长期受制于王守澄而心生怨怼。李训、郑注便为文宗出主意，让他提拔仇士良担任左神策中尉以分王守澄之权。紧接着，二人又让文宗任命已是右神策中尉、行右卫上将军、知内侍省事的王守澄为左、右神策观军容使，兼十二卫统军。这些都是徒有虚名的高级军职，表面上是对王守澄的尊敬，实际上却已架空了他的实权。李训、郑注仍觉得不够，为了不留后患，暗中请求文宗除掉王守澄。文宗便秘密派人送去了毒酒，迫使王守澄饮鸩自杀。
至此，一切进展得很顺利。新上任的中尉、枢密、禁卫诸将，见到郑注、李训都很惊恐，迎拜叩首，两人的计划似乎将要成功，但内部的分裂让他们所有的努力都化为了泡影。郑李最初筹谋甘露之变时有严密的分工：由郑注担任凤翔节度，掌握长安周边的军队，而李训担任宰相，严控朝局。待郑注到达凤翔后，召集百名壮士，每人手持白色棍棒、怀握利斧，作为亲兵标志。行动将于王守澄的葬礼上展开。王守澄葬于浐水（白鹿原西南，近长安），两人事先奏请文宗命神策军护军中尉以下的所有宦官必须到场送葬，郑注再以护卫葬礼为由，将亲兵带入现场。届时，郑注一下令关闭墓门，这些亲兵就能把葬礼上的宦官们全部铲除。
这个计划看起来几乎没有漏洞，顺利实行的话宦官们似乎必死无疑。但人心不足蛇吞象，李训担心事成之后功劳会全被郑注抢走，不如和邠宁、河东两地节度使及金吾卫合作，在京城动手，先杀宦官，再杀郑注。这个新计划很快就发生了意外。
二 以祥瑞之名：甘露之变
汉唐时期，中国的政治学说主要是天命学说，祥瑞灾异非常重要。皇帝是天子，他代表天统治人民，如果统治得好，就会出现祥瑞，证明君主干得不错；如果统治得不好，就会出现灾异，这是上天对天子的警示。祥瑞不仅是申明君主天命的政治武器，也常常作为地方官员治理有方、乡里百姓德行优异的证明。
在唐代，祥瑞思想反映在皇权、地方官员、百姓三方的互动中，至少呈现出三个层次。第一，祥瑞象征着皇权的合法性，或者说是皇帝本人受命于天的证据；第二，祥瑞是对地方官员治理有方的认可；第三，祥瑞是百姓忠孝节义的感应。对应的，在唐朝的行政运作中也存在着这样三个层次。《新唐书》记：
凡景云、庆云为大瑞，其名物六十有四；白狼、赤兔为上瑞，其名物三十有八；苍乌、朱雁为中瑞，其名物三十有二；嘉禾、芝草、木连理为下瑞，其名物十四。
在唐朝，祥瑞是非常严密的学问，也有着非常严密的管理制度。关于祥瑞的上报，唐朝有非常具体的规定：
诸祥瑞，若麟、凤、龟、龙之类，依图书，大瑞者即随表奏，其表惟言瑞物色目及出处，不得苟陈虚饰，告庙颁下后，百官表贺。其诸瑞并申所司，元日以闻。其鸟兽之类有生获者，放之山野，余送太常。若不可获及木连理之类，有生即具图书上进。诈为瑞应者徒二年。
我们可以通过例子具体看看唐代处理祥瑞的行政程序。载初元年(690)，西京万年县出现了山涌，同年武则天称帝。西京留守武攸望接到属县万年县令郑国忠进状，随后派遣户曹参军孙履直勘验确认，然后上报朝廷并将其描述为“大瑞”之一的庆山，并且派遣属官绘图奏进。上报仅仅是事情的开始，之后朝廷要做出裁决，重要的祥瑞要宣付史馆、颁示朝廷，中央各官署、地方各州长官还要上表祝贺。整个宣传是自下而上、再自上而下，达到全体参与的效果。在上面的例子中，武则天就颁示中外，于是“四方毕贺”。《全唐文》还收录有当时崔融为泾州刺史时所撰写的贺庆山表。
上报祥瑞自然属于地方官员的职责。比如地方留守、都督、刺史发现“符瑞尤异，亦以上闻。……若孝子顺孙、义夫节妇，精诚感通，志行闻于乡者，亦具以申奏，表其门闾”。百姓上报祥瑞后，地方长官刺史、观察使等要派属官前往验实，以防伪诈。唐代确实有百姓故意制造祥瑞的案例。比如东海孝子郭纯丧母，每哭则群鸟大集，地方官员勘验属实，朝廷旌表其门闾。后来发现该孝子每次痛哭，都散饼于地，所以群鸟才会纷纷汇集于此。河东孝子王燧家猫犬互相喂养对方的孩子，州县上报后王燧也获得了朝廷旌表。后来发现其实是猫犬同时产子，王燧取猫儿放在狗窝内，狗子置于猫窝内，猫狗都习惯了喂对方的孩子。林攒的例子也很有趣：
林攒，泉州莆田人。贞元初，仕为福唐尉。母羸老，未及迎而病。攒闻，弃官还。及母亡，水浆不入口五日。自埏甓作冢，庐其右，有白乌来，甘露降。观察使李若初遣官属验实，会露晞，里人失色，攒哭曰：“天所降露，祸我邪？”俄而露复集，乌亦回翔。
祥瑞的出现，也让官民之间开始“争利”，比如《全唐文》收录的阙名《对芝草白兔由刺史善政判》就提到了这样的情况。此判的判目云：
岳州人王怀俊，幼丧二亲，庐于墓侧，负土成坟。至孝潜通，屡呈祥瑞，其地内生芝草兼白兔。刺史元利济仁明训俗，善绩著闻。廉察使以为由刺史录奏，怀俊不伏。
岳州百姓王怀俊在父母的墓地发现了芝草和白兔的祥瑞，廉察使认为这是因为岳州刺史元利济“仁明训俗，善绩著闻”而致。但是王怀俊不服，认为是自己孝感所致。《全唐文》中就保存着刘宪(655—711)和李希言两人关于同义判目所作的判词。这一判目是：“楚州申殷贤丧亲，负土成坟。甘露降树，芝草生庐，青鸾镇集，白鹤翱翔。县令张德以为孝感，刺史欲旌表。乡人梁静告：国家祥瑞。”
朝廷、地方官、百姓围绕祥瑞展开的互动，是皇权通过行政手段干预乡村风俗，巩固政教秩序的过程。但是有关制度也会被恶劣的地方官所滥用。比如《旧唐书》记载的酷吏王弘义：“弘义常于乡里傍舍求瓜，主吝之，弘义乃状言瓜园中有白兔，县官命人捕逐，斯须园苗尽矣。内史李昭德曰：‘昔闻苍鹰狱吏，今见白兔御史。’”因为按照唐礼部式规定，白兔是中瑞，地方官员有上报的责任。王弘义向瓜园主人求瓜不成，就说瓜园中有祥瑞白兔，于是县官派人捕捉，把瓜园破坏殆尽。
在唐朝的祥瑞中，上瑞里有一种叫“甘露”，天降甘露一般寓意着君主有贤德。大和九年(835)十一月二十一日早朝，左金吾卫大将军韩约按照惯例需报告长安城的情况，不过这次他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左金吾卫官署后面的石榴树昨天晚上出现了甘露。”宰相们立刻率领百官道贺，李训和宰相舒元舆顺势劝文宗亲自前去观看，以承天贶，文宗答应了。等到皇帝坐着软轿出了紫宸门，行至含元殿时，李训汇报说：“臣和其他人已经检验过了，这不是真的甘露，现在还不能着急宣布，万一天下人都来称贺就尴尬了。”李训早已与韩约商定好，这么说只是为了将众宦官引诱出宫一网打尽，毕竟宫内的禁军掌握在宦官手中。文宗果然派左右中尉仇士良、鱼志弘带领宦官们前去查验，李训马上召集亲信河东节度使郭行馀、邠宁节度使王璠前去诛杀宦官。这二人是即将上任的节度使，赴任前先在首都召集了一两百人的武装小队。
仇士良等来到左仗院内要求查看甘露，韩约因为心中有鬼而神色慌张、汗流浃背。正当他不知如何应对时，突然刮来一阵风，仇士良隐约听到有兵器声，觉察到暗藏在幕后的士兵，立刻夺门而走。守门的人正准备关门展开屠杀，被仇士良大声呵斥，吓得门也没关上。仇士良等人出逃后立马回含光殿找到文宗，说宰相要造反。李训这边人手也不少，由韩约统领的金吾卫这时已经赶到殿内，京兆少尹罗立言带领三百京兆逻卒（长安城的巡逻兵）从东边杀来，御史中丞李孝本也从御史台带来两百多人。李训见宦官要带皇帝进内廷，赶紧对金吾卫说：“保护皇上者，赏百万贯钱！”这就是在暗示金吾卫前去斩杀宦官，争夺皇帝作为人质。宦官抬着文宗想躲去内廷避难，李训追上去抓住轿子不让走，说：“臣还有事要奏报，陛下还不能离开！”李训被宦官打倒在地。这时金吾卫已杀伤不少宦官，但仇士良等人还是伺机将文宗劫持到了内廷。
李训知道大势已去，便跟手下换了衣服，骑上马跑了，还扬言说：“我有什么罪要被贬谪！”仇士良马上命令左、右神策副使刘泰伦、魏仲卿等率禁军五百人，去讨伐南衙。宰相王涯等人刚结束办公，正在一起吃饭。下面的人突然报告：“宫里跑出来好多兵，逢人就杀！”宰相们狼狈奔逃，中书、门下两省包括金吾军在内的一千人都争相从大门逃窜，没来得及逃走的六百人全都被杀。仇士良又分兵关闭宫门，到诸司搜人，吏卒以及做生意的百姓一千余人也全被杀。宫内尸横遍野，一片狼藉，政府的很多办公文件、图籍、帷幕、器皿都损失殆尽。神策军杀出皇城，去追杀各处逃难的官员，并且派兵在整个长安城展开搜查。宰相舒元舆化了妆，换了衣服，还是被禁军搜查出来。七十多岁的王涯被痛打一顿，最后没办法写了自白书，称自己与李训谋逆，要立郑注为帝。王璠、罗立言等人全被抓到神策军。长安城一片混乱，恶徒浑水摸鱼，杀人掠货，尘埃蔽天。
图34 唐含光殿“毬场”石志。唐大明宫遗址出土，国家博物馆藏。
李训逃到终南山，准备投靠关系好的和尚宗密，宗密准备给他剃度，但他的徒弟不愿意。李训只好出山，准备去凤翔投靠郑注，被抓住送回京师。走到昆明池的时候，李训担心到神策军中会受凌辱，便对押送他的人说：“抓住我的人必得重赏！据说禁军正在全城搜捕，他们一定会想办法把我夺走，你们不如现在就把我杀了，拿我的首级去长安换封赏。”押送的人觉得有道理，就砍下他的头送去了京城。
二十四日，左神策军出兵三百人，带着李训的脑袋，押着王涯、王璠、罗立言、郭行馀，右神策军出兵三百人，押着贾餗、舒元舆、李孝本，去东市、西市游街示众。文宗令百官到现场去观看，这些人全部被腰斩于独柳之下，脑袋挂在兴安门外，亲属不论远近全被诛杀。宰相王涯、贾餗其实并未参与郑李二人的政变计划，但此时以宰相为代表的南衙和宦官掌握的北司已经水火不容，因此宦官们借机将宰相全都诛杀，可在一段时间内全面压制南衙势力。
仇士良等派人带了一封密信去找凤翔监军张仲清，让他杀掉郑注。张仲清摆下鸿门宴，郑注自恃有亲兵，欣然赴约。张仲清的押牙（管理仪章的侍卫）李叔和把郑注的亲兵都引到院门外加以款待，只放郑注和几个随从进入内院。郑注才喝了口茶，就被李叔和一刀砍死。因为提前关闭了外门，郑注的亲兵全被困住绞杀殆尽。李训、郑注都死了之后，首都人心才稍微安静下来。
甘露之变以宦官大获全胜而落下帷幕。皇帝、南衙都不敢再轻举妄动，部分藩镇对宦官的举动非常不满，甚至要进行军事干预，这才让宦官有所顾忌，不敢轻易废黜文宗。比如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上表，认为王涯这些人都是忠于国家的学士，指责仇士良等宦官扰乱国家秩序。文宗把刘从谏提拔为检校司徒，刘从谏又派了自己手下到中央上表，揭发仇士良等人罪大恶极，得到文宗的亲自召见。
此后朝廷权威受到了很大打击。开成三年(838)正月，辅政宰相李石在上朝途中遇刺。一开始箭只将他射伤，李石准备骑马回家，在归途中竟然又被砍断马尾。文宗得知后大惊，下令内外抓捕凶手，竟一无所获。第二天上朝的官员只有九人。宰相李石经这一遭，坚决请求辞职，文宗只好让他担任荆南节度使。
文宗也逐渐厌于廷议对问，甚至都没有兴味谈诗了，他饮醇酒求醉，并且悔恨过去的错误，开始盘算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担心被写成历史上遗臭万年的皇帝。他曾要求观看《起居注》，以了解大臣们对他的看法，但被编纂的官员谢绝。文宗还曾在喝醉时给一位翰林学士赐酒，并呜咽地说：“古代最不堪的君主只受制于诸侯，而我竟会受制于家奴。”
文宗对继承人的指定也被宦官控制。文宗只有一个儿子，就是太子李永，可惜开成三年(838)十月突然暴毙。这是宫中秘辛，没人知道具体死因。文宗对此非常伤心，在一年后的一次宴会上，一个小杂耍演员在台上表演爬杆，杆下一直有一个人来回跑动。文宗好奇地询问左右，侍从回答道：“那是这个小孩儿的父亲。”文宗顿感悲伤，流着泪说道：“我贵为天子，却不能保全自己的儿子！”文宗由此旧病复发，次年年初就去世了，时年30岁。文宗的弟弟颍王得到了神策军中尉仇士良的支持，即位为帝，是为武宗。
三 唐武宗与会昌中兴
武宗(814—846)本名李瀍，是敬宗和文宗的弟弟，元和九年(814)出生，长庆元年(821)封颍王。文宗本来立自己哥哥、敬宗的儿子李成美做太子。但是等文宗得病进入弥留之际，大臣和宦官分裂：枢密使刘弘逸、薛季棱及宰相杨嗣复、李珏受文宗嘱托，扶持太子即位；神策军两军中尉仇士良、鱼弘志担心这样新帝登基后自己没有拥戴之功会地位不保，就借口太子年幼多病，无法处理军国大事，准备更换人选。李珏很生气：“太子之位已定，怎么还能随意改变！”仇士良、鱼弘志便矫诏立有贤名且成年的李瀍做皇太弟，随后亲自率禁军去十六王宅迎李瀍入宫。四天后，文宗病逝，二十七岁的李瀍顺利即位，并马上封右军中尉仇士良为楚国公，左军中尉鱼弘志为韩国公。刘弘逸、薛季棱被杀，杨嗣复、李珏被贬官外地。
关于武宗即位，《唐阙史》还记载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故事。据说宦官们在前往十六王宅前数次高呼：“迎年纪大的！迎年纪大的！”当时十六王宅中除颍王李瀍外，还住着安王李溶。李溶是穆宗第八子，比李瀍稍长一些。仪仗队因为不知道两王谁更年长，在王府前犯了难。李瀍的妾室王氏偷听到他们说话，走出来说：“年长的是颍王。大家因为颍王高大魁梧，都喊他大王呢！而且颍王与中尉有生死之约，你们如果搞错了，可是要被诛灭全族的！”李瀍因此顺利入宫，宦官们发现接错了人也没吭声。不过立嗣这么大的事，很难相信会闹出这样的乌龙，因而各正史中并无相关文字记录。
武宗上台，以淮南节度使、检校尚书左仆射李德裕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开始了两人合作执政的时期。这段时期，大唐似乎又看到了复兴的曙光，被称为会昌中兴。
首先，武宗在控制宦官方面展现了高超的才能。当时武宗正要接受尊号，准备大赦天下。有流言称宰相要削减神策军的衣粮马草，仇士良便撺掇神策军人在武宗受尊号当天闹事。武宗得知后大怒，派人带话给仇士良：“政策皆由我定，不是宰相，而且还没有实行，你们闹什么？”仇士良非常惶恐，连连道歉。会昌三年(843)，仇士良以年老病弱为由向武宗请求调任闲职，武宗便任命他为左卫大将军兼内侍监。两个月后，仇士良就申请退休。在他死后，唐武宗下令追削其之前授官及赠官，其家财并籍没。
武宗和李德裕都尝试从宦官中夺回禁军的指挥权，可惜未能成功。按规定，新任神策中尉上任时，都需要派一队人马负责军印交接。仇士良退休后，由杨钦义继任左神策护军中尉。武宗多次下敕，希望左右神策军将军印交给宰相，杨钦义正准备上交，右军中尉表示反对，威胁皇帝说：“以前赐印，我们派军马迎接。那么现在交印，我们也要派军马送印。”武宗也担心引起兵变，遂作罢。
其次，武宗彻底击败了回鹘，赢得了一场对外战争的胜利。武宗会昌元年(841)，回鹘因内部长期分裂，又遇上疫情和雪灾，国势衰微，被其西北方崛起的黠戛斯部落击败。武宗采纳李德裕的意见，一边运送粮食接济、抚慰回鹘，一边时刻警惕回鹘深入边境。三年(843)，麟州刺史石雄击退回鹘两万大军，将其赶出塞上，并迎回了和亲的太和公主。在长庆元年(821)，穆宗初立，将自己的亲妹妹、宪宗之女太和公主嫁给了回鹘可汗，此后太和公主在回鹘生活了二十二年。会昌六年(846)，回鹘亡国，众部族离散。唐回两国的百年恩怨，终于了断。
回鹘的亡国对摩尼教是沉重的打击。随着回鹘衰落，唐廷对回鹘和摩尼教的态度发生改变。摩尼教是回鹘的国教，借回鹘的支持得以在唐朝传教。大历三年(768)六月，代宗敕准回鹘摩尼教徒在长安建大云光明寺。其后又应回鹘之请，于荆州、扬州、越州等州，各设置“大云光明寺”一所。德宗贞元十五年(799)，天久旱无雨，朝廷曾请摩尼师施法祈雨。元和三年(807)正月，宪宗应回鹘使节的请求，在河南府和太原府设立三座摩尼寺。摩尼教徒经常由回鹘至唐，并得唐皇室礼待。
与进攻回纥相配合，武宗在会昌三年(843)下令对唐朝境内的摩尼教徒和寺院实行抄检，没收摩尼教资产与书像等物。“四月中旬，敕下，令杀天下（摩尼师）。剃发，令着袈裟，作沙门形而杀之”，行刑前还要让他们剃发，穿上袈裟。据说长安女摩尼教徒死者达七十二人。会昌五年(845)灭佛时，摩尼教再次遭到重创，在中国一蹶不振，再不能在社会公开传教，转而在民间秘密流传，并渐与其他宗教结合。
最后，武宗还击败了造反的昭义节度使刘稹，恢复了中央对地方藩镇的部分权威。甘露之变后，刘从谏就已多次上奏表达对宦官的不满，武宗即位后双方矛盾更被激化。刘从谏想把自己的良马献给武宗，武宗没有接受，刘从谏误以为是仇士良从中作梗，一怒之下把马杀了，并开始怨恨朝廷，渐生反心。刘从谏病重后，担心朝廷会另派人来接管昭义军，就和幕僚商议，效仿河北三镇实行割据。因此在刘从谏死后，三军隐瞒丧事，让他的侄子刘稹一边请求朝廷派名医来为刘从谏治病，一边逼迫监军上奏武宗任命自己为兵马留后。昭义军地位重要，担负着警戒河朔三镇的重要使命，武宗自然不会愿意让这个藩镇落入家族私人手中。当时很多大臣认为北部边境还有回鹘的威胁，需要用兵，不宜在中原生事，纷纷上疏请武宗答应刘稹的要求。武宗和李德裕知道双方矛盾激化，宦官必然不会反对出兵镇压昭义军，便拒绝了刘稹的要求，派人传话称担心刘从谏病情，命他去洛阳养病，并让他劝刘稹入朝，保证一定会赐予他高官厚禄。很快出使昭义的宦官带回了刘从谏已病逝的消息，武宗便采用李德裕的建议，督促成德军节度使王元逵、魏博节度使何弘敬一起进攻刘稹，既对昭义军造成军事压力，也断绝了他们与河北三镇联合造反的可能。很快昭义军内部也出现裂痕，刘稹被牙将杀害。这些牙将本以为能等来武宗的任命，最后被河中镇兵马包围，全被押往京城斩首。捷报传来后，武宗任命李德裕为太尉，进封卫国公，加食邑一千户，表示奖励。
《旧唐书》评价武宗“雄谋勇断，振已去之威权；运策励精，拔非常之俊杰”。他性情沉毅，知人善任，却又如流星划过长空，迅速湮灭。武宗是个坚定的道教徒，即位之初就下令，以二月十五日玄元皇帝降生日为降圣节，休假一日。武宗在做亲王的时候，就“颇好道术修摄之事”，做了皇帝之后，召道士越归真等八十一人到宫内，修建道场，服食丹药。吃丹药会让人变得喜怒无常。会昌六年(846)三月的一天，他的病情恶化，为了冲喜给自己改了个名字叫“李炎”，很快他便无法再说话，十几天之后就去世了。宦官拥戴他的叔叔光王李忱即位。
图35 阿斯塔纳出土的唐代“糕点”。右图中的点心直径为6.5厘米，正面压制有萨珊波斯风格的联珠纹图案、印度佛教莲花纹图案以及中国的宝相花图案。（左图动脉影 摄）
武宗宠爱的女人是王才人，邯郸人，正史中对王才人的记载过少，已无法考证她的家世，只知道她在十三岁时因善歌舞入宫，穆宗将她赐给时为颍王的李瀍。《新唐书》称她因暗中出谋划策，助武宗顺利登基而获封才人。这应该是根据《唐阙史》记载的那位妾室王氏而来，未必可信。据说这位王才人的个头体态都有点像武宗，每次出门穿着长袍，骑着马，大家都分不清哪个才是皇帝。武宗希望能立她为皇后，但李德裕反对，因为王才人无子，而且家中也不是有势力的家族，恐怕招致非议，最后此事作罢。武宗服食丹药后，身体越来越差，王才人看在眼里，非常担心。他病重的时候，王才人侍奉左右，武宗说：“吾气奄奄，情虑耗尽，顾与汝辞。”王才人道：“陛下万岁后，妾得以殉。”武宗去世后，王才人果然分掉了自己所有财物，上吊自杀了。宣宗即位后，追赠王才人为贤妃，将她埋葬在武宗的陵墓旁。
四 最后的名相——李德裕
李德裕(787—850)，出身赵郡李氏，门第颇高，祖父叫李栖筠，做过御史大夫。他的父亲则更有名，是元和初的宰相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就是李吉甫所编。
李德裕幼年时便姿质不凡，宪宗对他非常赞赏，常把他抱在膝上，李吉甫也常在同僚面前称赞儿子的反应快，口才好。有一次宰相武元衡召见李德裕，问道：“你在家都看些什么书？”想借此试探他的志向，李德裕却缄默不言。次日，武元衡将此事告诉李吉甫，嘲笑道：“你要多留心啊，这孩子别是个痴儿。”李吉甫回家后责问李德裕，李德裕答道：“武公身为宰相，不问治国之道，却问我喜欢读什么书，这是成均、礼部该管的事。武公所问不当，我因而不答。”武元衡得知后十分惭愧。
李德裕少有大志，精通《汉书》《左氏春秋》，但非常讨厌科举所考的诗赋，不愿意跟同辈一起参加科举。李德裕在早年并没有因为他父亲是宰相而得到任何的好处，反而因此度过了非常艰难的青年时期。贞元中，李吉甫因为政治斗争遭贬，李德裕也跟着一起到流放地照顾父亲，不求仕进。元和初年，宪宗即位，李吉甫被再度召回长安做宰相，因为避嫌先在地方的节度衙门开始历练。元和六年(811)，李吉甫从淮南节度使升任为相。同年，宪宗知道李吉甫与部分朝臣有旧怨，因而将户部侍郎李绛也提拔为宰相。李吉甫与李绛的性格完全不同，一个善于逢迎，一个刚正耿直，因此经常争吵，两人逐渐产生了嫌隙。元和九年(814)，李绛被罢免职位，几个月后李吉甫于任上病逝。张延赏之子张弘靖自河中节度使被提拔为宰相。
李德裕在元和时期很长时间都没有晋升的机会。一个原因是他避嫌，另一个原因是因为牛李党争。李吉甫在相位时，牛僧孺、李宗闵应制举直言极谏科，苛刻地指出了很多时政的弊病。在李吉甫影响下，牛僧孺、李宗闵的仕途当然受到了影响。元和初年，宪宗准备出兵藩镇，李吉甫经营筹划，欲定两河，但还未出师就死了。李吉甫死后，武元衡、裴度继续李吉甫的强硬平藩政策，但韦贯之、李逢吉则主张怀柔政策。韦贯之、李逢吉遭到罢相，便把这些怨气算在了李吉甫、裴度身上。李吉甫不在了，就算在了李德裕头上。
元和十一年(816)，成德节度使王承宗意欲谋反，张弘靖多次劝谏宪宗不要讨伐而被罢相，出任河东节度使。张弘靖跟李吉甫友善，看到故人之子也不得志，辟李德裕为节度掌书记。此后李德裕历大理评事、殿中侍御史，元和十四年(819)时又随张弘靖回朝任职，担任监察御史。穆宗继位后，李德裕和李绅、元稹同在翰林院供职，三人学识才名都相当，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也因此遭到了李逢吉一党的嫌恶，当月李德裕就被罢免翰林学士，出为御史中丞。两个月后，裴度、李逢吉同时任相。李逢吉抓住和王李绮的师傅于方与元稹私交过密一事大做文章，构陷于方计划帮助元稹刺杀裴度，元稹和裴度因此被罢相。李逢吉得势后就开始实施报复，当时李德裕与牛僧孺都属于青壮派官员中的佼佼者，李德裕被归为李党，牛僧孺被归为牛党，李逢吉就把李德裕贬为浙西观察使，引牛僧孺做宰相。
浙西的财政情况此时一塌糊涂。前任节度使窦易直经常大开库门，将里面的财物赏赐给手下，军中的将士们也日渐骄纵。就在李德裕赴任前不久，浙西还发生了暴乱。当时窦易直听说宣武军叛乱，非常担心被战火席卷，又想从库房拿出大批金银来激励将士，有手下劝他说：“这赏赐没有合理的由头，反而会让将士生疑。”遂作罢。但消息已被泄露，大将王国清趁机煽动两百多人与他一起造反，后全被窦易直诛杀。等李德裕到浙西之后，迎接他的就是被掏空的库房。他决定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李德裕先从自己身上下手，节省自己的一切开支，留够州里需要使用的预算，剩下的都拿去赡军，虽然下发的物资不算丰富，但士兵们都没有怨言。在经营了一年之后，浙西开始向中央政府交税了。李德裕还改革当地民俗，所有害民的风俗，比如江岭一带信奉巫祝，每当家中有人染病就会被全家抛弃，都被他想办法纠正。数年之间，弊风顿革。李德裕在任上时，还拆除了千座不合礼制的祠庙；又废掉上千所私人在山中搭建的房舍，让山贼无所遁形。人乐其政，朝廷下诏褒奖。
元和以来，朝廷多次向天下州府下发敕令，不得私度僧尼。徐州节度使王智兴在敬宗过生日的那个月，特意奏请朝廷允许他在泗州设僧坛，为人剃度祈福，借此敛财。李德裕下辖地区的百姓也纷纷跑去剃度，如果一家有三个成年男子，一定会有一个选择出家为僧，就是为了躲避徭役。李德裕详细了解了泗州的情况，发现前去剃度的人只需要缴纳两贯钱，不用举行任何仪式，就能拿到出家凭证回家了，越发担心这样下去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借出家逃税，便上奏建议敬宗下诏让徐州禁止剃度。因此后来武宗灭佛时，李德裕对佛教的态度非常严苛。当时很多僧人逃往幽州，李德裕警告幽州节度使张仲武不能掉以轻心，张仲武便解下佩刀交给居庸关守吏说：“有僧人敢入关就斩了他。”
敬宗不务朝政，整日游玩，李德裕遣使献《丹扆箴》六首，希望借箴言来委婉劝谏。敬宗虽然没有听劝，但还是嘉许了他的用心。敬宗崇信道教，听说浙西有隐士周息元已经活了上百年，便让李德裕寻人。李德裕把周息元送到首都，没想到这人只是一个山野村夫，根本不懂什么道学，敬宗被宦官刺杀后，文宗又把周息元放回浙西。
文宗即位，召李德裕为兵部侍郎，裴度举荐他任宰相。宦官担心李德裕当上宰相对己方不利，就暗中帮助牛党代表李宗闵，同月李宗闵拜授平章事，开始排挤李德裕。结果李德裕八月刚到长安，九月就再次被赶到地方当节度使。李宗闵又引荐牛僧儒一同处理政务，两人联手将李德裕的好友全都调离了中央。但文宗听说过李德裕的贤名，心中一直想对他予以重用。太和四年(830)十月，经裴度推荐，李德裕担任检校兵部尚书、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管内观察处置、西山八国云南招抚等使。裴度曾对李宗闵有知遇之恩，但李宗闵见裴度有意提拔李德裕，不禁心生怨怼，很快用手段将裴度拉下相位。西川屡遭蛮夷穷寇侵扰，民不聊生。李德裕到任后修建关防，整军备战，派人到南诏和谈，成功带回被俘虏的四千余名僧人、道士和工匠。他还积极展开与吐蕃的作战。太和五年(831)九月，吐蕃维州守将悉怛谋举城来降。维州背靠孤峰，三面临江，是四川控制吐蕃的军事战略要地。贞元中，韦皋镇蜀时都没能把维州攻打下来。李德裕当即要求趁机彻底抢占维州，但当时的宰相牛僧孺主和，强迫李德裕把维州的降众送回。悉怛谋等人被送回后，立刻被吐蕃官吏尽杀于维州城下。监军王践言被调回中央任枢密使后，将此事汇报给皇帝，文宗对牛僧孺不满，召李德裕为兵部尚书，牛僧孺罢相，出为淮南节度使。武宗会昌三年(843)时，李德裕向武宗往事重提，表示维州一事是遭到牛僧孺等人的阻碍，并请求追封因此惨死的悉怛谋。在奏疏内，李德裕还详细描述了将悉怛谋送回时，吐蕃使者在大唐境内虐杀这些人的悲惨情形。武宗最终下旨追封悉怛谋为右卫将军。
太和七年(833)二月，李德裕终于当上了宰相。但同年十二月，文宗得了风疾，病愈后开始宠信郑注、李训。李德裕认为李训为小人，直言上奏，得罪了郑、李二人。他们把李德裕的对头李宗闵召回代替李德裕做宰相。八年，李德裕被贬为兴元节度使，又改为检校尚书左仆射、润州刺史、镇海军节度、苏常杭润观察等使。漳王李凑的乳母杜秋娘因漳王之事受到牵连，被迫告老还乡回到润州，李德裕负责接待。结果王璠等人诬告他贿赂杜秋娘，想结交漳王，心怀不轨。李德裕因此被贬为袁州长史。
甘露之变后，王璠被处死，文宗很后悔当时没听李德裕的建议，大和十年(836)三月，授李德裕银青光禄大夫、滁州刺史。七月，迁太子宾客。十一月，检校户部尚书，复任浙西观察使。李德裕凡三镇浙西，前后十余年。开成二年(837)五月，李德裕终于离开了浙江，任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使事。
武宗即位后立刻把李德裕从淮南召回长安，九月份就让他担任宰相。李德裕的父亲李吉甫出镇淮南时年五十一，自淮南复相时年五十四，巧合的是，李德裕镇淮南、复入相的岁数跟他父亲一模一样。李德裕的传记和诔词异乎寻常地谈到了他的抱负、克制和干劲。他是一位非常精明的政治家：善于找出和利用每一个可能推进他的事业的关节。比如李德裕很会跟宦官打交道。张固的《幽闲鼓吹》记载：
朱崖（李德裕）在维扬，监军使杨钦义追入，必为枢近，而朱崖致礼皆不越寻常，钦义心衔之。一日邀中堂饮，更无余宾，而陈设宝器图画数床，皆殊绝。一席祗奉，亦竭情礼，起后皆以赠之，钦义大喜过望。旬日，行至汴州，有诏令监淮南军，钦义至，即具前时所获归之。朱崖笑曰：“此无所直，奈何相拒！”一时却与，钦义感悦数倍。后竟作枢密使，武皇一朝之柄用，皆自钦义也。
杨钦义祖父官拜内常侍，养父杨志廉任左神策军中尉，权倾朝野。后来杨钦义的三位养子也先后身居神策军中尉和枢密使。李德裕的两次入相，第一次由西川监军宦官王践言所荐，而第二次入相则仰赖于淮南监军宦官杨钦义的举荐。
李德裕进入中央担任宰相后功绩卓著。比如他积极献策助唐军彻底击败回鹘，迎太和公主还宫，取得了少有的胜利，极大振奋了唐朝军民士气；击败了妄图割据的刘稹。其间筹度机宜、选用将帅、军中书诏等事，全都由李德裕一人之力承担，扭转了整个局势。另外在改革财政制度、政府机构改革、抑制宦官方面他也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武宗授其太尉，进封卫国公——整个唐朝总共也只有七位太尉。
宪宗励精图治，宰相忙得不可开交，常常工作到晚上。但李德裕当上宰相之后，虽然经常有很急的文件要处理，但从来都是从容裁决，正常上下班，中午吃完午饭就回家，照常休假。唐朝其他几位名相也都颇有个性，比如姚崇经常旷工，李林甫中午不到就回家，但他们在处理国家政务的时候，都展现出了极高的才能，李德裕也是如此。当时李德裕住在长安城的安邑里，他家有个院子叫起草院，院子中有个亭子叫精思亭。每逢大事，李德裕就在亭子里思考问题，周围人都不能打搅他。他一旦想好便立即决定实施，也不跟其他宰相商量，一言而断。武宗十分相信李德裕，每遇急事，皇帝便让李德裕草诏，说：“学士不能尽吾意。”李德裕曾在某个深夜收到武宗召见后写下一首诗：
内宫传诏问戎机，
载笔金銮夜始归。
万户千门皆寂寂，
月中清露点朝衣。
诗中我们能读到李德裕那种自信满满指点江山的心情。
李德裕写得一手好文章，却不乐意参加科举考试。青年时期他的父亲劝勉他应试，他却说：“好骡马不入行。”武宗曾与宰相议论选举，武宗认为抑制公卿子弟不宜过分，李德裕也表示赞同：“臣无名第，不合言进士之非。然臣祖天宝末以仕进无他伎，勉强随计，一举登第。自后不于私家置《文选》，盖恶其祖尚浮华，不根艺实。”他主张朝廷显官须是公卿子弟，因为他们从小熟悉朝廷仪范、班行准则，而寒士就算有出人之才，也要考上后才能获得一官半职，开始学着慢慢熟悉这些事务，很费时间，因此不能忽视公卿子弟在科举中的问题。李德裕批评科举，认为进士科考试，只考诗赋，而轻实务；请托之风盛行，造成朋党、腐败等流弊滋生。他力推科举改革，要求停止诗赋，注重文章论议；禁止宰相提前探看榜文；限制座主与门生之间、同年与同年之间的私人交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