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统治时期，酷吏政治横行，但是也出现了一批个性鲜明的良臣。同时伴随着官员队伍的迅速膨胀，财政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在权力继承方面，忠于李唐和拥护武周的势力互相倾轧，此起彼伏，紧张的时候甚至威胁到皇储李旦的性命。武则天希望能够弥合李、武两家的仇恨，构造一个血脉相连的政治联盟，尽管这种做法最后证明是徒劳的。武周时期的对外战争出现多次挫折，契丹、突厥和吐蕃都曾多次给武周军队造成巨大伤亡。在意识形态上，武则天在运用佛教和依靠传统儒家学说之间摇摆，晚年的时候她又寻求道教的帮助。武周时期集合了众多色彩斑斓的政治文化元素，成为后世大家津津乐道的时代。
一 酷吏政治的逻辑
用恐怖手段维护统治，不仅仅中国历史上有，在世界历史上也普遍存在。酷吏政治是对人性的操弄，上疑而下惧，以达到维护统治的目的。大多数时候，酷吏的权力来源是君主。他们只不过是君主的白手套，通过合理伤害权打击政敌。所谓合理伤害权，就是表面上看来酷吏所为都有法、有规则可依，但是大众都清楚他们是在刻意打击政敌。仔细分析武则天时代的酷吏，我们可以发现，他们中有相当比例的人精于律法，善用条文整人。
告密是对人伦最大的破坏。虽然中国古代一直有“首告”和“连坐”制度，但是也提倡“亲亲相隐”，目的就是维护最基本的社会秩序。但是在武则天统治时期，告密成为一条隐形的国家制度，成为部分人向上爬的手段。这是对道德和社会秩序的极大破坏，酷吏也就招致了广泛的反感甚至仇恨——这也就注定了他们最终悲惨的结局——当其使用价值耗尽，副作用凸显时，很可能会被君主抛出来作为安抚人心的替罪羊。
垂拱二年(686)三月，徐敬业的叛乱刚刚被镇压。武则天心不自安，时刻感到危机。就下令：
铸铜为匦，置之朝堂，以受天下表疏铭。其东曰“延恩”，献赋颂、求仕进者投之；南曰“招谏”，言朝政得失者投之；西曰“伸冤”，有冤抑者投之；北曰“通玄”，言天象灾变及军机秘计者投之。命正谏、补阙、拾遗一人掌之，先责识官，乃听投表疏。
武则天在朝堂上设置铜匦(guǐ)（一种铜铸的大匣子），分别接收歌颂君主、进谏、申冤、报告天象等各方面的奏疏，并且由专门的官员负责管理，形成制度。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意见箱”。
设计铜匦的是一个叫鱼保家的人——姓鱼，且善于制造各种器械，可能是个粟特人。他是武则天信任的酷吏、侍御史鱼承晔之子。徐敬业造反的时候，鱼保家曾经帮他制作刀车和弩，不过事情没有暴露。当武则天希望收集天下人的意见时，鱼保家上书提出，“请铸铜为匦以受天下密奏。其器共为一室，中有四隔，上各有窍，以受表疏，可入不可出”，武则天很高兴。但讽刺的是，很快有人向铜匦投书，举报鱼保家为叛军制作兵器，给朝廷军队造成了很大的伤亡，武则天就把他给杀了。鱼保家成了铜匦的第一批牺牲者，制作断头台的人最终死于断头台。
司马光认为，告密之风兴起，最早可追溯到光宅元年(684)。那一年，中宗被废之后不久，有飞骑十余人在酒馆喝酒，一人言：“向知别无勋赏，不若奉庐陵。”——我们参加了这次政变，也没得到额外的赏赐，当初还不如支持中宗。他们中的一人起身去北门（即玄武门，羽林军驻兵于此）告发，酒还没喝完，剩下的人就被捕入狱。扬言造反的人被斩首，知反不告的人被处以绞刑，告发者被授予了五品官。告密之风自此兴起。此后，告密逐渐成为政治斗争的常规动作。史载：
太后自徐敬业之反，疑天下人多图己，又自以久专国事，且内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心不服，欲大诛杀以威之。乃盛开告密之门，有告密者，臣下不得问，皆给驿马，供五品食（每日细米两升、面两升三合、酒一升半、羊肉三分、瓜两颗），使诣行在。虽农夫樵人，皆得召见，廪于客馆，所言或称旨，则不次除官，无实者不问。于是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
告密者有真凭实据，会被授予官职，如果不属实也不追究。这样造成的结果是告密成风，人人自危。
武则天要的不是真相，而是恐惧。受到武则天鼓励，酷吏纷纷出头，蔚为风潮，从垂拱二年(686)到天授二年(691)大约五年中，告密、冤狱、迫害成为一道残酷的风景。御史中丞知大夫事李嗣真提意见：“况以九品之官专命推覆，操杀生之柄，窃人主之威，按覆既不在秋官，省审复不由门下，国之利器，轻以假人，恐为社稷之祸。”李嗣真说武则天任用一帮小人来操弄刑罚，他们审案不走正规途径，是对制度的破坏，是对权威的破坏，是对政局的破坏。但武则天不听——她正是要破坏现行政治秩序，“打鬼借钟馗”，依靠酷吏消灭反对势力，如此才能维护自己定于一尊的权威。这一时期有名的酷吏包括来俊臣、索元礼，合称“来索”（“来索命了”）。其他有名的还有周兴、侯思止、王弘义等。
索元礼可能是粟特人，或者来自中亚伊朗。他为人十分机灵，懂得武则天的心思。武则天把他擢升为游击将军，让他主管专门成立的专案组，来迫害李唐的大臣。索元礼是武则天信任的第一批酷吏，为人残忍，审讯一人动辄牵连成百上千人。武则天对他特别赏识，经常召见、赏赐他，以伸张他的权势。周兴、来俊臣这些人纷纷效仿，后来周兴做到秋官（刑部）侍郎，来俊臣升迁至御史中丞。武则天基本上把政治性的案件都交给这帮人来处理。他们养了很多眼线，专门以告密为事；想要诬陷一个人，便安排数名眼线同时告发，所告内容全都一致。为了指导办案，来俊臣跟万国俊甚至一起编了一本叫《罗织经》的书。这是本数千字的小册子，专门教大家怎么罗织罪名。他们还发明了各种酷刑，比如“死猪愁”“求破家”等，抓到犯人，先给他们展示各种刑具，犯人吓得自己诬陷自己。武则天认为他们很忠诚，愈发宠信。天下人则以虎狼视之。
来俊臣是长安万年县人，人很聪明，从小不事生产，是武则天的重要爪牙。每次审讯的时候他根本不关心发生了什么事，逮着人，或往犯人鼻子里灌醋，或不给人饭吃，有的人饿得受不了，把自己衣服里的棉絮扯出来吃。每次大赦，他先把那些重犯全部杀光，之后才拿出大赦敕书。
长安醴泉人侯思止，原来是个卖饼的，后来给游击将军高元礼当仆人。恒州刺史裴贞杖责了一个判司，判司指使侯思止诬告裴贞与舒王李元名谋反，最后李元名被流放，裴贞被灭族，侯思止被拔擢为游击将军。当时告密者授五品官，侯思止不满意，想当御史，武则天就说：“卿不识字，岂堪御史！”侯思止脑袋挺灵光，反驳说：“獬豸何尝识字？但能触邪耳。”（獬豸头上长有一角，能分辨善恶，会用角撞奸邪之人）武则天就让他当朝散大夫、侍御史。有一天，武则天要把罚没别人家的房子赏给侯思止，侯思止为了表示自己很忠心，说：“臣恶反逆之人，不愿居其宅。”又获得了武则天的欣赏。
另外还有衡水人王弘义，外号“白兔御史”。他有一次到地方上去，看到老百姓种的瓜，非要问人家要，瓜农不愿意给。他怀恨在心，跟当地的县令说，我在瓜田里看见了白兔。白兔在唐朝的时候是祥瑞，按照制度要上报，这是地方官的职责。县令就派了一帮人去抓白兔，一顿乱踩，瓜田里的苗全都被踩坏了。内史李昭德说：“昔闻苍鹰狱吏，今见白兔御史。”（“苍鹰狱吏”指汉朝酷吏郅都）王弘义利用制度来害人，瓜农有苦说不出，这就是合理伤害权。有乡间父老做宗教仪式，王弘义诬告他们聚众谋反，杀了两百多人。后来王弘义被授予游击将军，又升任殿中侍御史。有人告发胜州都督王安仁谋反，武则天让王弘义去逮捕他。王安仁不服，王弘义直接砍了王安仁的脑袋，又把王安仁的儿子斩首。他路过汾州，汾州司马毛公正跟他一起吃着饭，他突然就砍了毛公的脑袋，用长枪顶着人头，浩浩荡荡回到洛阳，见到的人无不惊恐。在这种情况下，朝臣都有种朝不保夕的感觉。每次上朝之前都要跟家人诀别，不知道还能不能再相见。
告密这些事，武则天也知道很多都是捕风捉影。就像陈子昂说的那样：“伏见诸方告密，囚累百千辈，及其穷竟，百无一实。”武则天只是用这个手段铲除政敌。高宗后期的宰相郝处俊曾反对武则天监国，等到武则天大权在握时，郝处俊已死，他的孙子郝象贤被仆人告发谋反，武则天就让酷吏周兴审问，定罪灭族。他的家人到朝堂讼冤，监察御史任玄殖一看卷宗，认为并没有证据能证明郝象贤谋反。结果任玄殖直接被武则天免官。郝象贤临刑前大骂武则天，揭发了很多宫中隐秘的丑事，还夺走市井百姓的木柴击打行刑者，最后被金吾卫打死。武则天非常生气，下令将郝象贤的尸体肢解，把他的父亲、祖父的棺材全都刨出来，毁棺焚尸；而且定了个制度，以后再处决犯人，都要先用圆木塞子塞住嘴，以防他们说话。
在这种氛围里，很多人会因为一些非常细枝末节的过错被牵连，甚至丢掉性命。宰相范履冰因为推荐过谋逆的人，下狱死。酷吏诛杀唐宗室贵戚数百人，大臣数百家，刺史、郎将以下不可胜数。正常的政治秩序已经被破坏，趁机报复、浑水摸鱼的人也不少。比如左肃政大夫、同平章事骞味道一向与殿中侍御史周矩关系不好，认为周矩办事能力不行。这时正好有人罗织罪名告发骞味道，周矩负责审查。周矩对骞味道说：“公常责矩不了事，今日为公了之。”骞味道和他儿子都被杀了。
徐敬业弟弟徐敬真被流放到绣州，又逃了回来，准备逃去突厥。徐敬真路过洛阳时，洛州司马弓嗣业、洛阳令张嗣明给了他一些盘缠，结果三人在定州被官吏捕获，弓嗣业上吊身亡。张嗣明、徐敬真被抓后供出很多认识的人，说他们图谋不轨，以求免死，朝野上下受到牵连被处死的人非常多。张嗣明诬陷内史张光辅，说他“征豫州日，私论图谶、天文，阴怀两端”，即指控张光辅在征讨越王李贞时，私下讨论帝王受命的预言和天象，对朝廷和叛乱者两头下注。张光辅与徐敬真、张嗣明等都被抄家斩首。秋官尚书张楚金、陕州刺史郭正一、凤阁侍郎元万顷、洛阳令魏元忠也被牵连进去，被徐敬真诬告曾参与徐敬业谋反。临刑前，武则天还是决定网开一面，让凤阁舍人王隐客骑马赶去宣读赦令。郭正一、元万顷等最后被流放岭南。
酷吏政治造成的危害是多方面的，就军队来说，由于王方翼、程务挺这些有传承的将领都被铲除，唐朝军队的指挥系统遭到了很大的破坏，军队的战斗力下降得很厉害。右武卫大将军、燕国公黑齿常之是百济人，南征北战立下了汗马功劳，却因被周兴等诬告而自缢身亡。因此在武则天统治时期，将领出现断层，有时候率军出征的只不过是中郎将这样的卑官。689年到694年甚至是由和尚薛怀义带领唐朝军队，主持对突厥的战争。高宗对军队的指挥权是垄断性的，武则天跟军队没有渊源，她出于培养人才的考虑提拔了薛仁贵的儿子薛讷。
武则天并非昏庸，其实她对人性的洞察强于常人。武则天信佛，一度禁止天下屠杀牲畜以及捕鱼虾。右拾遗张德因家中生了儿子，偷偷杀羊宴请同僚。其中一个同僚补阙杜肃偷偷藏了一块，宴会结束后竟上表告发。第二天，武则天把张德找来，对他说：“闻卿生男，甚喜。”张德拜谢。武则天说：“何从得肉？”张德叩头服罪。武则天又说：“朕禁屠宰，吉凶不预。然卿自今召客，亦须择人。”然后拿出杜肃的奏章给张德看。杜肃非常惭愧，满朝官员都看不起他。
天授二年(691)，武周政权已经建立两年，逐渐稳固，而酷吏的边际效用递减，成为统治秩序的包袱，武则天需要恢复正常的秩序。这一年，丘神勣与周兴被告通谋，被杀。同年，索元礼被处死。长寿元年(692)，整个舆论氛围开始发生变化，万年主簿徐坚直接上书说应该把酷吏赶出司法队伍：“法官之任，宜加简择，有用法宽平，为百姓所称者，愿亲而任之；有处事深酷，不允人望者，愿疏而退之。”当时告密者不可胜数，武则天感到很厌烦，让监察御史严善思去办理，一次性惩办了虚假告密者八百五十多人。自此之后，“罗织之党为之不振”，酷吏政治走到了尽头。长寿二年(693)，侯思止被李昭德在朝堂上杖杀。王弘义被流放琼州又逃了回来，也被杖杀。来俊臣则因试图网罗武氏子弟和太平公主的罪名而被反告，在697年被处死，因为作恶太多，死后在街头被众人割肉分尸。酷吏的横行让大臣们寝食难安，也跟不少家族和派系结下血海深仇。武则天将所有的罪过都推到几个酷吏身上，把他们作为替罪羊，安抚人心，可以说榨干了他们最后一点剩余价值。
图1 龙门石窟的卢舍那大佛。有学者认为这尊佛像的面容是四十四岁的武则天。
没有人是完美的，哪怕是圣人也难免会有缺点甚至秘密。告密破坏了人类之间最基本的信任，是对道德伦理、社会秩序的破坏。在政治领域，鼓动告密是破坏现有政治秩序和权力结构的有效手段。告密者得到短期的丰厚回报，但是很可能给自己带来反噬。《旧唐书》曰：
逮则天以女主临朝，大臣未附；委政狱吏，剪除宗枝。于是来俊臣、索元礼、万国俊、周兴、丘神勣、侯思止、郭霸、王弘义之属，纷纷而出。然后起告密之刑，制罗织之狱，生人屏息，莫能自固。至于怀忠蹈义，连颈就戮者，不可胜言。武后因之坐移唐鼎，天网一举，而卒笼八荒；酷之为用，斯害也已。
开元十三年(725)，御史大夫程行谌上奏：
周朝酷吏来子珣、万国俊、王弘义、侯思止、郭霸、焦仁亶、张知默、李敬仁、唐奉一、来俊臣、周兴、丘神勣、索元礼、曹仁哲、王景昭、裴籍、李秦授、刘光业、王德寿、屈贞筠、鲍思恭、刘景阳、王处贞二十三人，残害宗枝，毒陷良善，情状尤重，子孙不许与官。陈嘉言、鱼承晔、皇甫文备、傅游艺四人，情状稍轻，子孙不许近任。
这些酷吏遭到了进一步追杀——他们的子孙后代，世代不得为官。
二 武则天统治下的李氏家族
武则天的上台伴随着大量屠杀，是对一切潜在对手的肉体消灭。本来，唐朝皇室为了巩固统治而进行了精心安排——宗室子弟们被安插到地方上做刺史、都督，掌握战略要地，可是这些人在政治大势面前毫无力量。作为皇室屏藩的李唐诸王，被纷纷铲除。
“封建”与“郡县”之争，自秦统一天下以来贯穿着中国历史。秦实行彻底的郡县制，灭亡之后汉朝将其速亡的原因归结为子弟无尺土之封，于是实行郡国并行、互相制约的制度，后经七国之乱，至汉武帝时期，集中削减诸侯王国的势力。晋朝又进行分封，导致八王之乱，王朝覆灭。隋文帝诸子各自经营一方，总管扬、并、益、荆等战略地区，势力极大。唐朝建立过程中皇室子弟也统兵作战，立下汗马功劳。唐初的皇室子弟在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太宗在做秦王时自己就长期把持洛阳军政。
太宗登基之后，高祖之子们全部被授予地方职务，比如高祖第七子元昌，贞观五年授华州刺史；第十子元礼，贞观六年授郑州刺史；十一子元嘉，贞观六年授潞州刺史。在贞观初，太宗诸子中也有很多人已在地方任职，比如蒋王恽，贞观八年任洺州刺史。
从思想源头上讲，汉代的政治经验对唐朝的政治决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当太宗询问“封建”与“郡县”之优劣时，萧瑀提出：“秦置守令，二世而绝，汉分王子弟，享国四百年。”这正是太宗自己的想法，所以贞观十一年(637)，太宗“规模周、汉，斟酌曹、马”，连发两道诏书，任命皇室子弟和功臣勋戚充任世袭刺史，期望达到“维城作固，同符前烈”的目的。这两道诏书分别任命二十一位李唐亲王和十四位功臣出任世袭刺史。
太宗心中有一幅帝国的规划图，将皇室子弟恰当地安排在各处战略要地，作为皇室的屏藩。贞观十一年李唐亲王所典各州及都督府，基本上将唐帝国的战略要地囊括一空。比如巴蜀为关中后院，所以梁州和益州两处重镇为亲王临统；河北重要的战略要地幽州、齐州、相州、潞州等也有亲王掌控；新征服的南方分为两块，以徐州、寿州、扬州、苏州控制长江下游，以荆州、安州、襄州控置长江中游，亦俱由亲王担任都督、刺史。
但是贵戚大臣并不愿离开京师。皇子如李佑等，尽管“前后所授，竟不之藩”，逗留在京师不走。贞观十七年(642)齐王李佑在齐州造反，动摇了太宗和当时才成为太子的高宗对亲王之藩作为中央屏障的信心。到了高宗永徽四年(653)，亲王统辖下的地方都督府、诸州不但数量下降，而且战略地位也不如以前，重要的区域比如荆州、并州、扬州、齐州等，都被唐中央政府收回，改由非皇族成员担任都督、刺史。
从武则天上台到玄宗统治期间，皇室子弟在中央和地方政治中的影响力被进一步削弱。武则天屠杀李唐宗室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开元九年(721)以后，诸王全部被征还京师，自此，亲王在地方政治体制中的影响被彻底遏绝。
大规模地消灭李唐宗室，开始于垂拱四年(688)。越王李贞的儿子博州刺史、琅邪王李冲等开始串联其他李唐子弟，准备一起举兵讨伐武则天。八月，李冲率先起事，在博州起兵，号召诸王一起进攻洛阳。然而只有他的父亲越王李贞举兵于豫州响应他，其他诸王都不敢有所动作。虽然李贞所领军队攻陷了上蔡，但发兵仅七天他便兵败自杀了。以此为借口，武则天开始对李唐诸王进行清洗。绛州刺史、韩王李元嘉被认为是皇室子弟里面的佼佼者，被诬陷参与越王李贞谋反，被逼自杀，诛灭全家。青州刺史、霍王李元轨被废掉爵位，流放到黔州，行至陈仓而死。舒王李元名和其子江州刺史、豫章王李亶都被酷吏丘神勣陷害而死。邢州刺史、鲁王李灵夔被流放到振州，自缢而死，其长子清河王李铣、次子范阳王李蔼也被酷吏所害。滕王李元婴及其六子子都入狱被害。
武则天最初安排监察御史苏珦审查韩、鲁等王，但苏珦审来审去，都说没有证据。武则天很生气，把苏珦赶到河西去监军，换上周兴等酷吏来审讯。此后无限牵连，杀了很多李唐宗室、贵族。济州刺史薛、二弟薛绪、三弟驸马都尉薛绍三兄弟曾与李冲通谋。薛听说李冲起兵，便制作兵器，招募人马；李冲失败后，被告发。薛、薛绪被杀，薛绍因为是太平公主的丈夫，被罚杖一百，最后饿死于狱中。
太宗诸子中，纪王李慎年少好学，长于文史，在皇族中与越王李贞齐名，时人号为“纪越”。李贞叛乱的时候，他不肯同谋，但是李贞失败后，他还是被下狱，“临刑放免，改姓虺氏，仍载以槛车，配流岭表，道至蒲州而卒”。纪王李慎的女儿东光县主李楚媛，幼时以孝谨著称，嫁给司议郎裴仲将后，夫妻俩相敬如宾。父亲死后，李楚媛放声痛哭，呕血数升，服丧结束后，将近二十年都不事修饰；蜀王李愔全家被赶尽杀绝；蒋王李恽和曹王李明都在垂拱年间为武则天所害。
唯一幸免于难的是太宗第三子吴王李恪的家族。
高宗上台后不久，李恪就被牵连进房遗爱的谋反案，四个儿子全被流放到了岭南。武则天上台之后，李恪的儿子们不但没受到迫害，还受到了武则天的拔擢。李恪的长子李仁改名李千里，永昌元年被授襄州刺史。天授年后，历任唐、庐、许、卫、蒲五州刺史。《旧唐书》载：“时皇室诸王有德望者，必见诛戮，惟千里褊躁无才，复数进献符瑞事，故则天朝竟免祸。”李千里之后一直得到重用，拥戴中宗复辟后，做到了左金吾大将军，后又领广州大都督、五府经略安抚大使。不管李千里品德如何，每次他的政治立场都很坚定。
图2 敦煌S.2278长寿二年(693)菩提流支在洛阳佛授记寺译《宝雨经》。译场人员名单中包括“大白马寺大德沙门怀义”。
节愍太子诛武三思，千里与其子天水王禧率左右数十人斫右延明门，将杀三思党与宗楚客、纪处讷等。及太子兵败，千里与禧等坐诛。仍籍没其家，改姓蝮氏。睿宗即位，诏曰：“故左金吾卫大将军成王千里，保国安人，克成忠义，愿除凶丑，翻陷诛夷。永言沦没，良深痛悼。宜复旧班，用加新宠，可还旧官。”
唐隆政变中，李千里率军追杀武三思等人，虽然他本人兵败被杀，此项功绩却成了彻底改变他家族的护身符。后来睿宗上台，对李千里的行为极为赞扬，专门下诏进行褒奖。《旧唐书》最后的总结很有意思：
永徽中，无忌、遂良忠而获罪，人皆哀之。殊不知诬陷刘洎、吴王恪于前，枉害道宗于后，天网不漏，不得其死也宜哉！
李恪是被长孙无忌害死的，而长孙无忌曾是武则天的敌人——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人的命运在政治里很难预料，高祖和太宗的儿子不论是聪明还是愚笨，高尚还是卑劣，大多数都没幸存下来。李千里先是很倒霉，但在李唐复辟最关键的时候，他站在所谓的正义一方成了忠臣，他的家族后人都受到了李唐皇室的格外优待，繁荣到了安史之乱之后。
高宗诸子中，只有孝敬皇帝李弘和原王李孝的死亡似乎没有政治因素。燕王李忠被诬谋逆而赐死，章怀太子李贤则被酷吏丘神勣逼迫自杀。泽王李上金、许王李素节均被酷吏周兴诬告，一个自杀，一个在传召的路上被勒死。李上金的儿子七人，李素节的儿子九人，全被杀害，只有李素节的四个幼子幸免于难，被流放到雷州，永久囚禁。唯一幸存的是中宗李显和睿宗李旦——都是武则天的亲儿子。中宗被赶去房陵后，睿宗虽然是名义上的天子，但“绝人朝谒”。章怀太子幸存的儿子李守礼“与睿宗诸子同处于宫中，凡十余年不出庭院。至圣历元年，睿宗自皇嗣封为相王，许出外邸。睿宗诸子五人皆封郡王，与守礼始居于外”。
三 历史大势下的个体生命
政治起伏就像波涛汹涌的河流，湮灭在水面之下的是无数普通人的一生。上层的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一个任性的想法或随意的举动所引发的蝴蝶效应，都可能会让下层的百姓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弱者是没有声音的，只有极少数幸运的人才能在史料中留下痕迹，让我们看到他们曾经的悲欢离合。裴伷(zhòu)先，就在这政治波涛中跌宕起伏，留下了自己的故事。
裴伷先（656或663—743）是宰相裴炎的侄子。高宗皇帝驾崩之后，顾命大臣裴炎被清洗。《新唐书》在写到裴炎时，提到了裴伷先传奇的一生。《太平广记》引牛肃的《纪闻》也描述了他的经历。此外，还有《裴伷先别传》传世；而且很幸运的是，裴伷先的墓志也出土了，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记忆。
裴伷先是绛州闻喜人，自幼受伯父裴炎赏识，为后补昭文生，授协律郎、通事舍人；十七岁就因为门荫担任太仆寺丞，可以说是少年得志。裴炎被武则天处死后，他的亲戚被流放岭南。裴伷先性格刚直，给武则天写了封秘奏，要求当面跟武则天辩论。武则天召见，质问他，裴炎谋反，还有什么好说的？裴伷先道：
陛下唐家妇，身荷先帝顾命，今虽临朝，当责任大臣，须东宫年就德成，复子明辟，奈何遽王诸武、斥宗室？炎为唐忠臣，而戮逮子孙，海内愤怨。臣愚谓陛下宜还太子东宫，罢诸武权。不然，豪桀乘时而动，不可不惧！
裴伷先的话很直接——武则天应当还政于太子，不然等到天下豪杰反对时就晚了。武则天大怒，说：“何物小子，敢发此言！”叫人把他拖出去杖刑一百。一般人打一百棍就被打死了，裴伷先命硬，即使受伤很重，又一路躺在驴车上颠沛到瀼州（在今广西），居然没死。
裴伷先在广西生活了几年，还在当地娶了媳妇。他的妻子姓卢，生了个儿子叫裴愿。但是很快，他媳妇也死了。当时广西属于蛮荒之地，生活艰难，裴伷先就带着儿子，偷偷跑回了家乡。裴伷先藏匿了一年多，一直被官吏追踪，被逮捕后又被杖刑一百，流放到更远的北庭（今新疆吉木萨尔县附近）。裴伷先很有经商才能，在西域做起了生意，五年就从一穷二白变成了大富翁，资财数千万。他往来河西，结交当地的权贵豪杰。北庭都护府城下有胡人部落，有个酋长很喜欢他，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还赠送黄金、骏马、牛羊无数。裴伷先这时因财力而自满，招致门客数千人。《新唐书》记载，“自北庭属京师，多其客，诇候朝廷事，闻知十常七八”。从洛阳到新疆，沿途都有他的人，情报网非常绵密。朝廷发生的事情，他很早就能知道。
但是命运再次打击了他——武则天开始诛杀流放的人。一个叫李秦授的官员在中书省值班，想要拍武则天的马屁，就秘奏说：“陛下自登极，诛斥李氏及诸大臣，其家人亲族，流放在外者，以臣所料，且数万人。如一旦同心招集为逆，出陛下不意，臣恐社稷必危。谶曰：‘代武者刘。’夫刘者流也。陛下不杀此辈，臣恐为祸深焉。”李秦授说的两点都触动了武则天的神经：一是忠于李唐的人大量流放在外，是个潜在的威胁；二是“代武者刘”的谶言，不可不防——“刘”可能就是“流”的意思。
图3 粟特人安思泰石塔。洛阳龙门西山北原出土，龙门石窟研究院藏。龛下题记“清信佛弟子安思泰一心供养十方诸佛一切贤圣”。（本图源自王军花：《梦回布哈拉：唐定远将军安菩夫妇墓出土文物特展》，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21年7月，第95页）
武则天授予李秦考功员外郎的职位，遣使安抚那些被流放到各地的人——表面上是去安抚，实际上是准备杀掉他们。裴伷先消息灵通，听从门客建议，用骆驼载着金帛逃往突厥。没走多远，他就被追兵赶上，一番战斗后，再次被捕入狱。裴伷先本来已经等着被处决，但北庭路远，裴伷先的案情报告还没来得及递上去，中央的政策又变了。武则天估计流人杀得差不多了，便为自己开脱，说派去慰安的使者们会错了意，擅自诛杀流人，又下令杀掉了使者，释放还活着的流人。裴伷先再次死里逃生。
之后裴伷先又过了一段安稳日子。705年武则天下台，中宗复辟，裴伷先期待着获得平反，但是又失望了——当年中宗就是被裴炎赶下台的，所以不可能给他平反。又熬了五年，睿宗上台，才给裴炎平反。因裴炎直系子女均被杀，作为裴炎的侄子，裴伷先被授予太子詹事丞。裴炎跟唐睿宗是有亲戚关系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裴伷先跟睿宗、玄宗都有拐弯抹角的亲戚关系。
710年，金城公主入藏，吐蕃与唐朝结盟，但时有反复，裴伷先因为熟悉西域，被赋予跟吐蕃谈判的大任，以一人之力就说服了吐蕃，因为这个功劳升任桂州都督。《裴伷先墓志》记载：
时西戎为大，疑我与匈奴连和，诏择信臣武士可使绝国者，于是公为举首，召见前殿。公须髯数尺，腰带十围，进止端详，敷奏闲雅。主上叹息，即拜司农丞。无何，除赞善大夫，迁主客郎中。有顷，加朝散大夫兼鸿胪少卿。将命西聘，公单车深入，结二国之信，一言慷慨，罢十万之兵，青海无川后之波，玉门见将军之入。朝嘉其勋，检校桂州都督……
裴伷先过山车般的命运并没有停止于此。玄宗上台后，他因平乱有功，被拔擢为广州都督、五府节使，并本道按察等使；开元二年(714)，加授御史中丞，赐紫金鱼袋，迁幽州都督、河北道节度使。正如日中天的时候，裴伷先受流言诽谤，又被赶回广州当都督。但玄宗突然后悔了，又把他召回长安，拜左金吾卫将军。这时安南叛乱，玄宗又让他担任云麾将军兼广州都督，进封翼城县男，前去平叛。裴伷先不负所望，平叛非常成功，还没回到长安，玄宗就任命他担任左卫将军。但命运总是跟他开玩笑，因为受亲戚连累，他很快又被贬为秦州都督，再贬为雅州名山县丞。后来玄宗恢复了他的官爵，让他担任京兆尹这一重要职务。皇太子李亨遥领河东朔方节度使，并不亲自去任上，于是让裴伷先担任副使。因为管理得不错，他很快转任太仆卿、右金吾大将军、太府卿。接着他又倒霉了，因为替别的官员说话，跟玄宗吵了一架，被赶出了中央，然而没几年他又升任工部尚书、东京留守兼判省事。根据裴伷先的墓志，他是天宝二载(743)去世的，时年八十。在唐代活到这个年龄已经非常不容易了，人生七十古来稀。
有个成语叫“士可杀不可辱”也跟裴伷先有关。裴伷先因亲戚过失受到牵连被抓，玄宗跟宰相们讨论怎么惩处他。宰相张嘉贞建议在朝堂上杖责，张说反对：“臣闻刑不上大夫，为其近于君，且所以养廉耻也。故士可杀不可辱。臣向巡北边，闻杖姜皎于朝堂。皎官登三品，亦有微功，有罪应死则死，应流则流，奈何轻加笞辱，以皂隶待之！姜皎事往，不可复追，伷先据状当流，岂可复蹈前失！”玄宗听从了张说的建议。
裴伷先长寿，官运亨通又跌宕起伏，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罪，但他还是能够把自己的一生以波澜壮阔的形式过完，可以说拥有一个成功的人生。
四 变身侦探的狄仁杰
在西方探案小说里，狄仁杰(Judge Dee)是跟福尔摩斯一样高明的神探。西方拍摄过多部以狄仁杰为主角的电影，比如1974年美国拍摄的《狄仁杰之朝云观》(Judge Dee and the Monastery Murders)。很多明星比如Michael Goodlife、Khigh Dhiegh都扮演过狄仁杰。有成千上万的西方青少年阅读过关于狄仁杰探案的故事。
狄仁杰，字怀英，并州太原人，一般认为他出生于贞观四年(630)。狄仁杰出身官僚家庭，他的祖父狄孝绪当过唐太宗的尚书左丞，父亲狄知逊做过夔州长史。狄仁杰幼年好学，“以明经举，授汴州判佐”。在汴州为官时，狄仁杰被同僚诬告。当时阎立本担任工部尚书、河南道黜陟使，不但替他摆平了麻烦，还推荐他担任并州都督府法曹。后来狄仁杰到中央担任大理寺丞，从事的工作仍然跟司法有关，虽然职务不高，但属于很关键的位置。他特别称职，一年就处理了一万七千个裁判久拖不决的犯人，无人诉冤。有一次武卫大将军权善才误砍了昭陵（唐太宗陵墓）的柏树，狄仁杰上奏权善才罪当免职，而高宗认为应该立刻诛杀。狄仁杰坚持认为罪不当死，高宗不高兴地说：“善才斫陵上树，是使我不孝，必须杀之。”旁边的大臣一直跟狄仁杰使眼色让他退出去，但狄仁杰坚持自己的看法，又用前人张释之、辛毗谏诤的例子加以劝说，高宗怒意稍解，最后听从了他的建议。过了几天，高宗就提拔狄仁杰担任侍御史。
后来狄仁杰转任宁州（今甘肃庆阳宁县）刺史，治理得不错，老百姓立碑颂德。御史郭翰巡察陇右，在所到之处考查、弹劾了很多地方官。进入宁州境内，一路上都有当地年长的士绅歌颂刺史的美德。郭翰将狄仁杰举荐到朝廷，狄仁杰被征为冬官侍郎（即工部侍郎，正四品下，主要负责国家农田、工程事项），充江南巡抚使——代皇帝巡视江南，稍后又转任文昌右丞（即尚书右丞，从二品），出为豫州刺史（接替越王李贞）。这时候赶上越王李贞反叛，牵连六七百人，籍没者五千口，司刑使逼促行刑。狄仁杰可怜他们被连累，为了宽缓刑罚，密奏朝廷，请求饶恕这些人的性命。武则天便特别宽大处理，改为配流丰州。这些流放的人途经宁州，当地百姓告诉他们：“我狄使君活汝辈耶！”相携哭于碑下，宁州百姓又为他们提供了三日斋饭。这些流放的人到达丰州，也在当地立碑歌颂狄仁杰的美德。
狄仁杰在越王叛乱的善后问题上跟当时的军事主官宰相张光辅发生了冲突。当时将士自恃有功，希望能多抢掠一些东西，狄仁杰不答应。张光辅怒曰：“州将轻元帅耶？”狄仁杰很强硬，认为不能纵邀功之人，杀归降之众，甚至说了狠话，“如得尚方斩马剑加于君颈，虽死如归”。张光辅回去奏狄仁杰不逊，狄仁杰被贬为复州刺史（辖今湖北仙桃、天门一带），后又被召入洛阳为洛州司马。
武则天当皇帝之后，狄仁杰的升迁进入快车道。天授二年(691)九月，转地官（户部）侍郎、判尚书事、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六十二岁做到宰相。与此同时，狄仁杰一生当中最大的凶险来临。那就是酷吏政治。
狄仁杰被来俊臣诬陷造反。当时有制度“一问即承者例得减死”，所以来俊臣一审问，狄仁杰就承认造反：“大周革命，万物唯新，唐朝旧臣，甘从诛戮。反是实！”狄仁杰既然已承认谋反，相关官员等着行刑，对他也不再严加防范，狄仁杰便趁机要来笔墨，拆了被头的帛布写了一份陈冤状塞在棉衣里，借口天气炎热送回家中。狄仁杰的儿子狄光远得到书信，就上呈武则天。武则天看了狄仁杰的信，就询问来俊臣。来俊臣伪造了狄仁杰的谢死表，也就是承认自己谋反的上表，结果武则天召见狄仁杰，一对质就全露馅了。武则天根本就不相信狄仁杰这些人会造反，她只是用来俊臣这些酷吏清除政治对手——虽然狄仁杰是冤枉的，还是被贬为彭泽县令。
万岁通天年间(696—697)，契丹攻陷冀州，河北震动，武则天想起来狄仁杰，任命他为魏州刺史，不久转任幽州都督，抵御契丹。神功元年(697)，被任命为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加银青光禄大夫，兼纳言，又当了宰相。圣历初年，突厥侵掠赵、定等州，狄仁杰担任河北道元帅。突厥尽杀所掠男女万余人后撤兵，狄仁杰追赶不及，便转任河北道安抚大使。圣历三年(700)，左玉钤卫大将军李楷固、右武威卫将军骆务整讨伐契丹残余势力，取得胜利，献俘于含枢殿。武则天特赐李楷固姓武氏。李楷固与骆务整之前都是契丹首领李尽忠的手下，多次与唐军作战，后兵败投降，本来要受到严惩，狄仁杰认为他们都是骁将，奏请授其官爵，加以任用。武则天听从了他的建议，等到李楷固他们凯旋，武则天还召狄仁杰参加宴会，亲自给狄仁杰敬酒。
从史料中看，武则天跟狄仁杰始终保持良好的关系。圣历三年(700)，武则天巡幸三阳宫，王公百僚之中，只有狄仁杰特赐住宅一区，恩宠无比。武则天一直非常信任狄仁杰，群臣莫及。武则天虽然年纪比狄仁杰大，但是总称他为“国老”而不直接叫名字。有一次狄仁杰跟随武则天游幸，一阵风把狄仁杰的头巾吹落，狄仁杰所骑的马因此受到惊吓失控，武则天赶紧让太子李显追上去，抓住马笼头，把马拴好。狄仁杰多次以年老为由请求退休，都被武则天拒绝。武则天不让他下拜，说看到狄仁杰下拜“朕亦身痛”；也不让他值班，告诉狄仁杰的同僚：“自非军国大事，勿以烦公。”久视元年(700)秋，狄仁杰去世，举国哀悼，武则天废朝三日，追赠其为文昌右相，赐谥号文惠。
太后泣曰：“朝堂空矣。”自是朝廷有大事，众或不能决，太后辄叹曰：“天夺吾国老何太早邪！”
狄仁杰是山西太原人，武则天是山西文水人，文水是太原的属县，两人是老乡。私人关系有时候在建立政治信任时会发挥重要作用，据史料记载，武则天和狄仁杰谈论过双陆游戏，两人可能有一些共同的家乡记忆。
狄仁杰能长期获得武则天的信任，并非易事。从史料看，狄仁杰谋国先谋身，从不触动武则天的核心利益，不反对武则天的大政方针。他善于把握大局，抓大放小。比如太学生王循之上表，乞假还乡，武则天批准了。狄仁杰却说：
臣闻君人者，唯杀生之柄不假人，自余皆归之有司。……彼学生求假，丞、簿事耳，若天子为之发敕，则天下之事几敕可尽乎？
狄仁杰认为，君王只有生杀大权不能交给别人，其余的事务都应放归相关部门，学生请假的事则应交由国子监丞和主簿负责。如果天子为这点小事都要发布敕令，那天下之事要多少敕令才能处理完？这是让武则天放权，事必躬亲并不是君主所为。
狄仁杰为人厚道、孝友绝人。在并州当官时，同府法曹郑崇质被派到边远的地方去当使节，而他的母亲年纪大了且体弱多病。狄仁杰就去找长史蔺仁基，请求代替郑崇质去。当时蔺仁基与司马李孝廉关系不好，看到狄仁杰如此对待同僚，就对李孝廉说，我们难道不该惭愧吗？于是两人相待如初。狄仁杰在汝南当官时多有善政，但也有进谗言告发他的人。武则天问他，你想知道是谁说你的坏话吗？狄仁杰回答道：“陛下以臣为过，臣当改之；陛下明臣无过，臣之幸也。臣不知谮者，并为善友，臣请不知。”可见狄仁杰宽厚的一面。
狄仁杰被诬陷时，判官王德寿诱供说，如果你把尚书杨执柔咬出来，就可以免掉死罪，我也可能获得升迁，如何？狄仁杰问，如何牵连杨执柔。王德寿说，当年您任职礼部的时候，杨执柔担任礼部员外郎，如此牵连就可以了。狄仁杰说：“皇天后土，遣仁杰行此事！”然后以头触柱，流血满面，王德寿害怕了，赶紧道歉。不过话说回来，杨执柔是武则天母亲杨氏家族的子弟，牵连到武则天母家也不是理智的行为。
狄仁杰的大度在对待霍献可的态度上更加清晰。他曾被贬官，路过开封，想停留半天治病。当时的开封县令霍献可坚决拒绝，逼狄仁杰当天就离开开封。后来狄仁杰恢复了宰相职务，此时霍献可在中央担任郎中（六部的中层）。武则天让大臣们推荐御史中丞（职权比郎中大很多）的人选，狄仁杰推荐霍献可担任。所谓宰相肚里能撑船，狄仁杰担得起这样的描述。有意思的是，《太平广记》对此事的描述完全不同。《太平广记》卷146记载，狄仁杰对霍献可怀恨于心，但武则天让他推荐人选时，仓惶间他的脑海中想不出其他人的名字，只好提名霍献可。
狄仁杰政治能力很强，更能洞悉人性，比如劝谏武则天还政李唐时，其他人都从政治大局、大义谈，他却从母子关系谈。当时像吉顼、李昭德都直言进谏还政中宗，均无法说服武则天，“则天无复辟意”。只有狄仁杰每次都从容奏对，“无不以子母恩情”劝说，武则天渐渐想明白了，最后把中宗从房陵召回，树为储君。狄仁杰没有拿大义去劝说武则天立自己的儿子，都是以母子间的亲情去说动她。他对武则天说：“姑侄之与母子孰亲？陛下立子，则千秋万岁后，配食太庙，承继无穷。立侄，则未闻侄为天子而祔姑于庙者也。”这就抓住了要害：母子比姑侄感情深，立儿子为太子，武则天死后还能配食太庙，可从没有配食太庙的姑姑。
毁誉相连，当时也有人对狄仁杰服务武则天有抱怨。比如唐人李濬在《松窗杂录》中把狄仁杰描述成一个甘愿侍奉女主的小人。当狄仁杰想提拔堂姨卢氏的儿子时，遭到了堂姨的严词拒绝：“相自贵尔，姨止有一子，不欲令其事女主。”
武则天下台后，狄仁杰的政治定位是匡复唐室的功臣，因为很多参与推翻武则天政变的大臣和将领都由他推荐。狄仁杰一生注意提拔人才，常以举贤为意，他拔擢的桓彦范、敬晖、窦怀贞、姚崇等人中，做到公卿的就有数十人。尤其是张柬之，不过是区区荆州长史，被狄仁杰提拔为洛州司马，进拜宰相，后来领头兴复中宗。唐朝诗人高适作《三君咏·狄梁公》称赞狄仁杰：“梁公乃贞固，勋烈垂竹帛。昌言太后朝，潜运储君策。”褚人获的《隋唐演义》把狄仁杰塑造成受命于唐太宗，维护李唐江山的形象——这就是文学性的想象了。狄仁杰死在武则天去世前五年，他大概不能预见五年后的神龙政变。
狄仁杰更预见不到的是，他在后世变成了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侦探，名字传遍西方世界。这跟一个叫高罗佩(1910—1967)的荷兰人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