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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武则天统治下的政治秩序.2

作者:孙英刚 当前章节:4250 字 更新时间:2026-7-12 12:55

高罗佩从小便对中国文化感兴趣,少年时代就聘请了一位在鹿特丹留学的中国学生教他中文。后来他在莱顿大学系统学习了中国历史和文化,又进入乌特勒支大学学习东方语言。高罗佩很有语言天赋,精通汉语、日语、梵文、藏文等。二战中,作为荷兰流亡政府驻华使馆的一等秘书,他来到重庆,并且娶了张之洞的外孙女为妻。他深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司法等,近乎痴迷。他写过不少学术著作,比如《琴道》《明末义僧东皋禅师集刊》《秘戏图考》《中国古代房内考》,甚至还写了一部《长臂猿考》,但是所有这些著作都比不上他创作的侦探小说《大唐狄公案》系列有名。

图4 高罗佩在书房弹古琴。

1940年代,欧美兴起侦探小说热潮。以福尔摩斯为代表的神探形象在西方世界风靡一时。在这样的背景下,高罗佩也以狄仁杰的断案故事为线索,创作了轰动世界的《大唐狄公案》系列。他先把清末公案小说《武则天四大奇案》翻译为英文,接着以狄仁杰为原型用英语创作了《铜钟案》(The Murders of Chinese Bell,此书本来想使用中文创作,先在中国出版,但是中国的出版社没意识到这部作品的重要性),一出版就在西方引起轰动。出版商一再催促,高罗佩一鼓作气创作了《迷宫案》《黄金案》《铁钉案》《四漆屏》《断指案》等,最终构成高罗佩的“狄仁杰系列”,一共16个中长篇,8个短篇,多达130万字,各篇独立成章,又相互呼应。这部巨著在西方不但屡屡再版,翻译为各种文字,还被搬上荧幕,使狄仁杰(Judge Dee)成为西方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在高罗佩笔下,狄仁杰是一个儒、侠互融的人,这可能也是高罗佩的理想人格。

五 性格决定命运

武则天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最信任的大臣,不是狄仁杰,而是李昭德,但李昭德的结局不太好。政治史研究中很多重要的因素没法度量,比如关系、心态、性格等。李昭德之死就跟他的性格有很大关系。人并非完全理性,在政治起伏中,一个人的性格,影响着他的命运。

李昭德是长安县人,与狄仁杰一样是官宦子弟,以明经入仕。李昭德的父亲李乾祐在贞观年间一直做到御史大夫,因与褚遂良不和而被贬为刺史。李乾祐虽然身在外地,仍然伺探朝廷动向,“既典外郡,与令史结友,书疏往返,令伺朝廷之事”,不久被友人告发,流放爱州(辖境约今越南清化);之后又获得机会,担任桂州都督、司刑太常伯,但后来再次不慎丢官。当时李乾祐想举荐京兆府功曹参军崔擢担任尚书郎,事情没有成,他却把相关情况告诉了崔擢。后来崔擢犯了罪,为了赎罪就举发李乾祐“泄禁中语”。在唐朝,大臣把跟皇帝讨论事情的情形泄漏出去属于严重违规,“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于是李乾祐再次被免官,很快就死了。

李昭德是李乾祐的庶子,跟他父亲一样,李昭德非常能干,但性格刚直,盛气凌人。他少时考中了明经科,不断升迁至凤阁侍郎,长寿二年(693),又担任凤阁鸾台平章事,不久又加检校内史,成为宰相。长寿年间,洛阳改建文昌台、定鼎、上东诸城门以及外郭城,这些都由李昭德主持设计,获得当时人的赞誉。在洛阳天津桥以东,立德坊西南隅,本来有中桥及利涉桥供行人车马通行。高宗上元年间,当时的司农卿韦机为了便民把中桥挪去了安众坊左街,对着长夏门,利涉桥被废弃,因此节省了很多钱。但是新的中桥每年都被洛水冲刷,需要不断修葺。李昭德发明了在水中堆积尖形石桥墩分流水势的方法,从此以后新的中桥再没有损坏。

李昭德是坚定的拥李派,始终站在阻挡武承嗣当皇太子的第一线,多次挫败武承嗣争储的计划。延载初年,凤阁舍人张嘉福撺掇洛阳人王庆之,带着轻薄恶少数百人进宫请愿,要求立武承嗣为皇太子。武则天不答应,王庆之一伙人固请不已。武则天让李昭德处理,李昭德居然杖杀王庆之,驱散了请愿者。

当时吏治混乱,甚至进献祥瑞就能获得官职。有人在洛水中找到带有红色斑点的白石头,就当祥瑞进献朝廷。宰相们诘问他,他回答说:“这块石头是一片赤心,所以来献。”李昭德呵斥他:“这块石头一片赤心,洛水中其他的石头难道都是反贼吗?”左右皆笑。

在当时的恐怖政治中,有好几个酷吏被李昭德打倒。来俊臣、侯思止等滥用刑法,诬陷忠良,李昭德毫不留情,经常向武则天上奏他们的恶行,来俊臣及其党羽稍有收敛。来俊臣曾抛弃故妻,转娶太原王庆诜的女儿,侯思止也奏请娶世家大族赵郡李自挹的女儿。武则天让政事堂商量。李昭德拍着手对诸位宰相说:“大可笑!往年俊臣贼劫王庆诜女,已大辱国。今日此奴又请索李自挹女,无乃复辱国耶!”随后李昭德扣下了侯思止的奏章,坚决拒绝了他的请求。侯思止后来被李昭德找借口抓捕处决。

但李昭德也因为专权用事,被朝臣所憎恶。有个做过鲁王府功曹参军的丘愔上书告发他:

自长寿已来,厌怠细政,委任昭德,使掌机权。然其虽干济小才,不堪军国大用。直以性好凌轹,气负刚强,盲聋下人,刍狗同列,刻薄庆赏,矫枉宪章,国家所赖者微,所妨者大。

丘愔攻击李昭德专权且飞扬跋扈。长上果毅邓注作有《硕论》数千字,专门详述李昭德专权之状,凤阁舍人逢弘敏把这篇文字上奏给武则天。三人成虎,武则天开始对李昭德感到厌恶,对纳言姚璹说:“昭德身为内史,备荷殊荣,诚如所言,实负于国。”延载初年,李昭德被贬为钦州南宾县尉,数日后,又命免死配流。过了不久,武则天又把他召了回来,拜监察御史。

李昭德得罪了很多人,更跟来俊臣势同水火。来俊臣诬陷李昭德逆谋,李昭德因此下狱,不久来俊臣也被捕入狱,来、李二人同日被杀。行刑当日洛阳下起了大雨,“士庶莫不痛昭德而庆俊臣也”,并且说:“今日天雨,可谓一悲一喜矣。”《旧唐书》给予李昭德这样的评价:

若使昭德用谦御下,以柔守刚,不恃专权,常能寡过,则复皇嗣而非晚,保臣节而必终。盖由道乏弘持,器难苞贮,纯刚是失,卷智不全。所以丘愔抗陈,邓注深论,瓦解而固难收拾,风摧而岂易扶持。自取诛夷,人谁怨怼?

如果李昭德能够身段柔软一点,不那么盛气凌人,能够经常反思自己的作为,那么他可能会有好一点的结局。但是他的性格太过于刚愎,最后自取灭亡,又怪得了谁呢?

武则天时期的重要宰相还有娄师德。娄师德字宗仁,郑州原武人。他进士及第,担任江都县尉,后来主要在军队系统工作。高宗上元初年,吐蕃盗扰边境,唐军战败,娄师德临危受命出使吐蕃,跟吐蕃达成协议,后来朝廷招募猛士讨伐吐蕃,娄师德自告奋勇前去应诏,后随军出征立下战功,升任殿中侍御史,兼河源军司马,并知营田事。他曾与吐蕃战于白水涧(今新疆达坂城附近),八遇八克,取得战功。

武则天上台后拔擢了娄师德,授左金吾将军,检校丰州都督。他率军屯田,积谷数百万,武则天专门降书来褒奖。长寿元年(692),武则天把娄师德召入洛阳,任命他担任夏官侍郎,判尚书事(即兵部侍郎,主持兵部全面工作),后来晋升同凤阁鸾台平章事,跟李昭德同一年升任宰相。他主要负责军事,有一次打了败仗被贬(证圣年间被贬为原州员外司马),后来还是被武则天召回当宰相。圣历三年(700),突厥入寇,他担任检校并州长史、天兵军大总管。当年九月,娄师德死在军中,时年七十岁。

狄仁杰、李昭德、娄师德的仕途轨迹是不一样的,但是三人都有一技之长:狄仁杰善断案,李昭德善于工程建设,娄师德善于打仗、屯田和外交。三人性格也迥异:狄仁杰刚柔相济,李昭德盛气凌人,娄师德温和谦逊。

史料记载娄师德身长八尺,方口厚唇,深沉有度量,别人跟他吵架,他也不生气。娄师德曾与李昭德同行,因为长得比较胖,走不快。李昭德嫌弃地说:“真是被你这乡巴佬拖累了。”娄师德笑着回答:“我不是乡巴佬,谁是乡巴佬呢?”他的弟弟要去代州上任,临走之前向他请教为官之道,他教弟弟忍让处事。弟曰:“人有唾面,洁之乃已。”师德曰:“未也。洁之,是违其怒,正使自干耳。”这就是成语“唾面自干”的由来。

最初是娄师德举荐狄仁杰。等到狄仁杰当了宰相之后,处处排挤娄师德。连武则天也看不下去,就问狄仁杰:“娄师德贤明吗?”狄仁杰回答:“带兵打仗谨慎保守,是不是贤就不知道了。”武则天又问:“娄师德知人善任吗?”狄仁杰回答:“我跟他同事,从来没听说他知人善任。”武则天表示你就是他举荐的啊,又拿出娄师德当时举荐的奏疏给狄仁杰看。狄仁杰很惭愧,感叹道:“娄公盛德,我为所容乃不知,吾不逮远矣!”史书这样评价娄师德:

图5 舒相坐菩萨像。洛阳龙门石窟奉先寺遗址考古发掘出土。龙门石窟研究院藏。(动脉影 摄)

总边要、为将相者三十年,恭勤朴忠,心无适莫,方酷吏残鸷,人多不免,独能以功名始终,与郝处俊相亚,世之言长者,称娄、郝。……师德宽厚,其能以功名始终者,盖近乎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者邪!

当时政治环境那么恶劣,酷吏横行,很多官员都不能幸免,娄师德却始终没有遭到迫害,是因为他宽厚。“勇于不敢则活者”——勇往直前总有精疲力竭的一天,进退有度,才是生存之道。甚至有的时候,要“勇于不敢”,才能够生存下来。

多说一点

文艺作品中的历史人物

不可否认,文艺作品,不论是小说、电影,都对历史人物形象有巨大的影响。通俗文化对历史记忆的塑造,甚至超过正史的描述。比如历史上的狄仁杰并不以破案著称,但是在高罗佩创作《狄公案》之后,狄仁杰在西方大众文化中成为和福尔摩斯一样的侦探,又倒流回中国,重塑了狄仁杰在大众文化中的形象。再如,论架空历史的能力,元明清的小说家可谓无人能出其右:唐前期的一代战神苏定方被丑化为奸臣;历史上人情练达的玄奘,被描述为《西游记》里不辨是否的唐僧。

从20世纪开始,后现代主义者企图将史学化解为文学,正如章学诚在两百年前将经学化解为史学一样,所谓“廿五史皆文也”。他们从根本上否认客观历史的存在,认定所有的文本都是“再现”——讲述者因为知识背景和社会角色的不同而给读者重现不同的画面。所有的史学作品,最后都得利用文学写作的技巧和手法来表现,特别是当特定的外在力量(比如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加入进去的时候,历史学的客观性就会受到更严重的质疑,人们怀疑自己看到的可能只是作者想给自己看的东西。这都对历史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有时候研究文本的作者和成书背景,比研究文本本身更具有历史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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